本来在德国旧都波恩，博物馆是城市建筑群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距离
议会大厦群体建筑不到1公里的地方，就是波恩美术馆和历史陈列
馆。历史陈列馆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全部历史展览，而是德国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和战后的当代历史陈列，德文是Haus der Geschi-
chte。不料几乎毫无希望的德意志民族统一，在苏联东欧阵营瞬间倒
塌的时候不期而至，东西柏林结束了分裂，“还都”柏林成为德国人
民的普遍要求。波恩成了废都，这里的大批京都建筑，如博物馆、会
议厅，都变成了过剩的设施，但建设已经就绪，撤销也节省不了多少
资金，还要造成一部分人失业，于是干脆按原计划建成。历史陈列馆
就是其中之一。

阴暗的早晨

展览厅入口高悬著战后各国政治家和名人对德意志民族的一些评估。
托马斯．曼说，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德意志民族身上；戴高乐认为还
是要让德国生存下去。

像人形一般高大的照片：男女老幼，拖著沉重的步伐，由东向西流
亡。战争是德国发动的，如今败局已定，军人被俘虏，人民被驱赶。
电视荧屏上，千千万万的德国人，疲惫、忧伤、失望，德国的土地上
硝烟弥漫，满目凄凉。

走进展厅，首先就是城市的瓦砾，先前的繁华城市，仅仅从陈列的照
片可以依稀辨对比出当年的风貌，如今一片废墟，到处是断垣残壁。
有一处墙上，悬挂著4大占领国美英法苏的国旗。

集中营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题目

灰蓝、白色相间的囚衣和六角形的犹太人标记，让人立刻想起奴役和
死亡。照片里是成堆的死尸，还有电影和录音。集中营的男女看守和
死亡医师，站在美军的摄影机前，自报家门，现身说法：今天是1945
年某月某日，我出生于德国某地，某年某月生，是集中营的某某，到
这里任职已经两年云云。他们的背后都是尚未掩埋的赤裸裸的死尸。
美军译员用德语说明这些法西斯男女军人所犯下的灭绝人性的罪行。

看到这里，不由得对美军人员的历史使命感、及时操作，感到由衷的
钦佩。他们没有沉醉在胜利的迷狂中，而是立刻想到了要用当时最现
实的镜头，纪录下最真实的人证和物证，不仅给司法审判留作直接的
证据，更为后代的教育留下活生生的教材，让人类永远记住这不可饶
恕的血腥的一页。我们在中国曾看到过一些国民党在渣滓洞集中营罪
行的照片，但我们还没有看到多少共产党在劳改营中罪行的照片和纪
录电影，什么时候结束一党专政，中国人不要忘记纪录下发生在中国
的现代法西斯罪恶。

展厅左首是各种各样的儿童照片，1台收音机不断地播出广播中父母
们寻找失散孩童的启事。战争造成了多少流浪的孤儿、多少失去孩子
的父母，那声音里回荡著多少焦虑，多少惆怅，多少痛楚。

战俘的证件、简陋的囚室、可怜的配给食品、倒塌的房屋，每一样实
物都蕴含了一篇真实的故事，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无限的辛酸──这
说明德国人民自己也历尽了战争的苦难。还有，占领军人砍下了希特
勒铜像的脑袋，笑看人们将鲁道夫．希特勒大街的路牌换成车站街的
路牌；家庭必须使用票证买肉、买面包；1名苏联占领军士兵在柏林
街上抢夺妇女的自行车。解说词没有谴责红军士兵的行径如同匪徒，
却冷静地解释说，战争使俄罗斯遭受了重大创伤，牺牲了数百万人
民。从这里，参观者可以读出历史学家深沉的反思，从1个偶然个案
中提炼出了历史的深沉内涵。试想我们国内的历史陈列，那种浅薄的
爱国主义宣传中有这般宽容的沉思吗？

纽伦堡战犯的审判

公诉人的讲话，证人的证词，被告席上的战犯，语言、形像，照片，
实物──历史的公正，就贯穿在这语调和黑白影像之中。

斯大林的照片一再出现。那是“柏林空运”的故事。苏联红军占领区
包围著西柏林，斯大林想用断绝粮食和能源，来胁迫西方放弃西柏
林。可是西方盟国和柏林市民不肯屈服，他们站在一起，坚持到底，
长达1年时间依靠美军的空中补给维持生存。斯大林没能得逞。儿童
们在空地上欢呼美军飞机的空投粮食；飞机和飞行员的照片、1座运
输机的货舱模型、各种食品的木箱、罐头、玉米；走进机舱，果然听
见飞机的轰鸣，仿佛看得见柏林封锁时期市民翘首仰望美军飞机的千
万双眼睛。

正是在这个时期，两个对立的德国政权先后建立起来。东德那边，共
产党将社会民主党合并消化，成立社会主义统一党（ＳＥＤ），变成
“民主德国”的执政党。西德这边，在讨论临时首都地点，否定了施
图加特、卡塞尔，在法兰克福（社民党主张）和波恩（基民党主张）
两地中，波恩以微弱多数获胜；各州联合议会，制订基本法；战前的
科隆市长、纳粹时期一度身陷囹圄的阿登纳被美军推出，出任首届联
邦总理。波恩太小了。建都40年（筹备还都又近10年）从10几万人发
展到30万人，西德人曾自嘲地说她不是Hauptstadt（首都）而是
Hauptdorf（首村）。据说阿登纳的本意，就是要找这样一个不象都
会的城市作临时首都，让人民保持忧患意识，不忘民族统一，一旦达
成统一，立刻还都柏林。50年以后，他的遗愿终于实现了。阿登纳地
下有知，应该含笑九泉。

40年代末，德国西部的美、英、法占领区建立了联邦共和国，是以人
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作为基础；东部的苏占区建立了“民主”共和国，
实际上是以共产党和苏联利益为前提的政权，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是它
的唯一合法基础。冷战就在这一片土地上短兵相接了。

人民最关心的还是物质生活的改善。没有暖气、没有黄油的冬天是难
耐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减轻了贫困。看到展品中的美国运来的玉
米，想起一个笑话，英语corn只指玉米，而在德文中，Korn的含义包
括一切谷物，于是马歇尔计划的美方官员以为德国人特别爱吃玉米，
50年代初期一个劲儿往西德运输玉米，粮库里堆满了美国运来的玉
米，大家好歹吃上了玉米面包、玉米蛋糕和玉米粥。这虽然是一个误
会，但也说明，战争会带来灾祸、饥饿和寒冷，在民主开放的社会，
即使发生饥荒也不会持久，外来援助至少可让人民免于饥饿。回想中
国60年代的饥荒，专制封闭，哀鸿遍野，还不准人民议论，面对4千
万饿鬼冤魂，毛泽东该当何罪？

各种钱币，包括帝国马克，占领区的临时货币、票证，然后就是西德
马克。阿登纳遴选的经济部长艾哈德决定改革币制，几乎一夜之间，
理顺了货币和市场的关系。

恢复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支付战争受害人赔
偿、残废军人赔偿和阵亡官兵赔偿、被俘军人赔偿，从东部逃难来的
同胞得到西部人民的接纳和照顾。我们看了，不禁会想，中华民族经
过一番劫难（领导人疯狂错误导向的结果），能不能象这样相互扶
持，重新崛起？

恢复活力

展厅的光亮色调逐渐开朗。这里陈列著甲壳虫一般的大众牌小轿车，
它从50年起恢复出口。精美的打字机、收音机、刀具、仪器，德国的
产品以它优秀的质量赢得海外信誉，回馈成为经济康复的活力。

50年代的文化生活恢复起来，杂志的纸张虽然不精美，照片上的人们
却是新的笑脸；还有电影海报，西德电影也描写在城市废墟上建设新
生活的爱情和冲突。

东德那边的不和谐声音。斯大林的照片和柏林街头的现场纪录电影。
1953年6月17日。柏林，勃兰登堡城门。斯大林去世不久，东德的社
会矛盾尖锐起来，群众要求降低价格，改善供应，结束农业集体化和
停止迫害教会。谣言四起，人心浮动。这一天，工人和知识分子走上
街头，示威游行。“人民警察”施用武力，苏联红军出动坦克，青年
们用石块砸向坦克。反抗被血腥镇压下去。

展览告诉人们，确切的死亡人数不得而知。估计示威者有50多人被打
死，警察死去了6人。可怕的是事后发生了追捕数千名所谓主要“暴
乱分子”和“反革命煽动罪犯”的浪潮，这些人皆被判处死刑或长期
徒刑。然而，令中国参观者惊异的是，约有20多名“人民警察”和40
名（苏联）红军官兵被处死，原因竟是他们当时拒绝向示威群众开
火。这是跟北京的“6．4”惨案略有不同，北京也有高级军官抗命不
从，可是人数没那么多。柏林““6．17””勃兰登门惨案和北京
“6．4”天安门惨案相距整整36年年，镇压的手段和追捕的名目却非
常想象。从此在西德，“6．17”变成了德国统一日，91年德国统一
以后，才将统一日改为10月3日（东德并入联邦之日）。

这里没有人要求为惨案死难烈士平反、为学生工人运动平反，德国人
觉得，人民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呼声，党和政府下令用机枪和坦克杀
害平民当然是罪行──人民的权利无需“平反”。

渐入佳境

5、60年代的售报厅和电影院，那时候的印刷品风格，电影手法，一
一展现在眼前。坐在电影院的池座里，黑白影片的淳朴韵味，好像陈
年老酒，醇香醉人。不仅西德的老片子令人回味不已，东德一些电影
和插曲也令人想起中国当年的情景。

号称“瓦砾妇女”的半边天，担当了战后的建设重任。55年以后战俘
归来了，社会市场经济渐渐繁荣起来。生活逐渐富裕，城市修复了旧
建筑，还增加了新建筑。西德成为世界经济的奇迹，东德虽然不能跟
西德相比，可也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地区。精美的
酒吧、新型的时装、新款式的奔驰车，代表著现代生活方式。沙滩日
光浴女郎的封面提醒人们，德国人是国际游泳竞赛中的冠军。

东德的公民还是不断向西部逃亡。社统党决定一夜之间用高墙把西柏
林围成1个孤岛，切断人民之间的往来。肯尼迪访问柏林的时候，特
地站在柏林墙前面，向世界宣布：ich bin ein Berliner!（我是柏
林人！）

历史博物馆里可以看得见马克思雕塑头像，不是为了遵奉他的学说，
而是告别他的理论。就在离这座博物馆不到5公里的地方，1个叫巴
德哥德斯堡的城镇，是波恩市的另一个区，社会民主党的非常代表大
会，在那里通过了著名的《巴德哥德斯堡纲领》。根据马克思主义建
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发现阶级斗争（专政）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现
实中的重大现象，工人阶级已经赢得了合法的权利，而且苏联的残酷
现实更使德国人民对它失去信任，党应该抛弃这种教条，洗心革面，
重振旗鼓，否则将会脱离人民。这个纲领，使“阶级的党”变成了全
民的党。果然，社会民主党在勃兰特的领导下，10年之后成为执政
党。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访问波兰，跪立死难人民纪念碑前请罪
的镜头震撼了世界。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功劳，使他赢得了诺贝尔和平
奖。

红色、绿色、柏林墙

68年受到格瓦拉和毛泽东的影响，欧洲出现过学潮风暴。70年代的
“红色旅”，专门谋杀政治经济的头面人物。恐怖组织的特点是女性
比男性多，谋略异常周密，枪法出奇高超。数十年后，东德档案才使
人们恍然大悟，“红色旅”的背后有东德秘密警察在撑腰。

“红色恐怖”之外，又崛起了绿色的新潮。绿党首先诞生在德国。照
片上1群不穿西装革履的男士，胡子拉碴，反叛传统。他们指出生态
环境的危险性，提出了震惊世界的新问题：我们只有一个大自然。他
们的标志是Altnativ!（选择）。他们强烈地反核，几乎使德国的核
工业完全停止发展。环境保护成了现代人的激进意识。

戈尔巴乔夫倡导改革。东欧开始发生震荡。东德的民用轿车Trabi是
社会主义国家中平民也能有轿车的榜样。苏联改革之风使东德出现了
“新论坛”，人民开著Trabi轿车穿过奥地利逃亡到西德的巴伐利亚
去了。

柏林墙已经挡不住逃亡的浪潮，用坦克和子弹也阻吓不了人民用脚投
票。

德国统一了。苏军的坦克从东德撤回苏联。冷战从这里开始结束。

东德产品无法跟西德的产品竞争，被逐出市场。

那是什么？一瓶瓶的小黄布块。是从秘密警察（Stasi）的储藏室里
找到的标本瓶，里面保存了东德持不同政见人士的躯体气味标本，党
的领导随时可以密令用警犬找到他们的行踪。共产党领导人善于使用
一切科技手段来保卫社会主义江山，颇得纳粹党人的遗风真传。来参
观的中国人不由得会想到，北京有没有这样的瓶瓶罐罐？

历史博物馆用实物和图片可以取代很多解释的言词。现在又增添了录
音和录像手段，可以看得见集中营纳粹人物的真实相貌，听得见历史
3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声音，可以连续观看10年电影的连
续剪辑片段，可以听到联邦国歌的乐曲，甚至还有翻译片中的中文对
话。加上设计者巧妙的创意构思，参观者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也引起
不少反思。

今年3月5日是斯大林死亡50周年。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施瓦茨
（《阿登纳回忆录》作者），于3月5日发表了谈话。

记者：50年前的今天斯大林去世。是否可以把他的死亡看作苏联的终
结？

施：在定义上不可以。在斯大林死后1年，在美国拥有氢弹8个月之
后，苏联也有了氢弹。一个拥有氢弹的专制政权是足以杜绝外患的。
于是当年西方曾被这样的理论压倒一切地笼罩著，“共产主义是不可
能从内部颠覆的”。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点评：中国
在67年也有了氢弹。苏联的崩溃说明专制再强大也挡不住人民唾弃专
制的选择。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记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

施：一方面是列宁主义的完善化，另一方面，与毛泽东主义并驾齐
驱，则是20世纪毫无疑问最恶劣的、压制一切的专制。通过斯大林的
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饥荒中，乌克兰在30年代初叶付出了1,100万
人生命的代价。根据俄罗斯秘密警察机关ＫＧＢ的统计资料，在1936
年到1941年的恐怖浪潮中共有700万人丧生。这类屠杀曾一直持续，
斯大林一共至少应对2,500万人，甚至可能达4千万人的丧生负有责
任。斯大林也曾运用无法想象的方式实现了苏联的现代化，而俄罗斯
也藉此赢取了外界的敬畏：他创建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业和科技体
系，以及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军事机器。这一切又是以牺牲苏联整个的
农业为代价的。点评：毛泽东搞的政治运动整死的人数至今无法统
计，3年困难时期的饥荒饿死的人数（3千到4千万）超过了日本侵略
军杀害的人数。但是他太偏爱政治运动，而无心建设，所以到死也没
有建设成足够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军事机器也无法跟苏美较量。而牺
牲中国农业则跟斯大林差不多，毛去世时中国人的粮油人均量还比不
上1956年以前。改革开放才使大部分农村逐渐脱贫，接近温饱。这样
的红太阳到底有没有温暖？

记者：列宁和斯大林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施：首先是列宁造就了斯大林罪行的可能性。简而言之，借助列宁，
乌托邦才走向强权。正是斯大林时代，权力落入了一个残忍、暴戾而
又极富组织能力的暴君之手。斯大林虽然也没有放弃世界革命，但是
不同的是，他并不相信这一目标迅速可以实现。点评：毛泽东宣布过
自己是斯大林的学生。档案监控，镇反肃反，强行农业集体化，都是
有样学样。但是大规模的处决却有所收敛。较少直接使用监狱、刑场
和秘密警察，尽量使用批斗、隔离审查、戴帽子、剥夺基本人权和家
庭出身、政治身份歧视等手段，可以说，毛泽东的专制恐怖比斯大林
更加精致，更加杀人不见血。

记者：斯大林首开其端的大量罪行是否给共产主义造成了长期的负
担？

施：斯大林死后，他的大规模罪行只是缓慢地逐渐曝光的。另一方
面，赫鲁晓夫在1956年1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所引导的小心翼翼的保
留态度，使得全世界共产党人的局面在嗣后的多少年内相对不那么尴
尬。他们得以辩解，错误和罪行不是制度造成的，而是仅仅与个人相
联系。

点评：中国的非毛泽东化比苏联更加举步维艰。至今批判毛泽东仍然
是国内舆论界的禁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近乎死灭，讳言毛泽东
罪行只是为了共产党统治的既得利益而已。所谓毛泽东“晚年错误
论”也是回避制度性原因的典型说法之一。

记者：难道完全没有深入触动和全面地清算这个独裁体制及其斯大林
主义吗？

施：在这一点上，必须作一番比较，1945年以后，德国进行了对希特
勒专制的清算。这是一场大规模的非希特勒化运动。纳粹国社党被查
禁，男性的、地方头目以下的纳粹党人，无一例外短则几个月，长则
几年关押在拘留营中。罪大恶极的政治暴行罪犯和迫害者被处以极
刑。此外，新闻媒介和科学界嗣后半个多世纪一直以不断增强而不是
不断减弱的强度，清算了希特勒和他的帮凶们的罪恶。而在俄罗斯
1956年以后由赫鲁晓夫开始的非斯大林化与之相比绝对无法与此等量
齐观。

点评：苏联的非斯大林化虽然比不上德国对纳粹的彻底清剿，但是力
度远比我们的非毛泽东化强劲得多。除了极少数格鲁吉亚的冬烘老乡
和一些退休金被新政权忽略的城市老人以外，很少前苏联的老百姓会
怀念斯大林，而中国共产党至今还把毛泽东当作自己法统的象征，画
像仍悬挂在天安门城楼，虽然理论已与毛风马牛不相及，却还挂著毛
思想的羊头，卖市场经济的狗肉。不仅一些老百姓愚昧地把毛头像当
护身符，新任总书记也到西柏坡毛故居去朝拜。如此种种，中国离开
摆脱专制制度还有多远应该不难估测。

记者：从整体规模上说，是不是通过索尔任尼琴的《古拉格群岛》，
斯大林主义已经受到了清算？

施：这里必须把苏联、东欧与西方国家区别开来。30年代初期乌克兰
屠杀富农的情况在西方的广大公众中几乎长期无人知晓。斯大林在自
身党内进行的清洗运动西方倒是有所听闻。实际上主要的谴责还是赫
鲁晓夫对斯大林主义的声讨，揭露了斯大林自毁其党的史实。但是斯
大林罪行的全面揭露可以说实际上是通过索尔任尼琴作品70年代中期
的公开出版才变得清晰可鉴起来。

点评：现在揭露毛泽东时代灾难的文学作品还不多，有世界影响的更
少。因为官方对毛的态度暧昧，所以出版物也往往犹抱琵琶半遮面。

记者：在联邦德国清算恶魔希特勒比清算恶魔斯大林更加系统化吗？

施：一段长时期以来，将希特勒与斯大林相比是一种禁忌。史学家的
争议就是明证。核心问题是围绕著是否允许对两大恶魔专制，斯大林
共产主义和希特勒德国纳粹主义进行比较。这一比较的禁忌偏偏是在
1986年，当俄罗斯持不同政见人士开始将斯大林主义令人惊骇的过去
终于批判性地全面曝光的时候，吐露出来的。

点评：在中国，将毛与斯大林相比还可以接受，可是如果将毛与希特
勒相比，目前还相当困难。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上世纪残害人
民最多的魔王。实际上，毛泽东远远比不上斯大林。斯大林虽然在德
军入侵初期晕头转向，惊惶失措，可是后来毕竟作为盟军3巨头之
一，好歹还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领导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抵抗日
本法西斯战争中的角色是十分暧昧的。现代历史资料显示，毛泽东充
分地利用了日军侵略，坐山观虎斗。为自身取得政权作准备。共产党
人自编的历史教材把自己打扮成抗日英雄。其实地道战，地雷战都是
创作故事，没有具体历史基础，除了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之外，没
有一场是共产党人主导的歼灭日军的战役。彭德怀却因为领导百团大
战而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明毛泽东连这场唯一的较大战役也不
愿意打。国民党却有台儿庄大捷和湘北大捷等历史记载，现在共产党
的史书也不得不如实承认，还拍摄了电影。毛泽东选集里只有论持久
战等政论型报告，没有一篇是指导前线抗日的电报和指示。解放战争
时期则相反，大量的文章都是指示前方作战的电报和信件，两相比
较，对照非常明显。毕竟历史还是很难造假的。抗战期间，共产党根
据地进行的是延安整风和文艺座谈会，许多热心的抗日青年被整得自
杀、发疯。党的文化高干、前人民文学总编辑韦君宜临终前写的思痛
录写出了当时的真相。

记者：自从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有一种说法，俄罗斯只能仰仗暴力实行
现代化，而且许多俄国人也似乎接受这种说法：斯大林的画像在多年
之后会不会又一次重放光芒？

施：斯大林历史的远程效应又是矛盾的。毫无疑问，斯大林文化是以
暴力发生作用的。直到今天这一点还能感觉到。我们可以说一说苏联
氢弹之父，伟大的原子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到了勃列日涅夫及其以后
的时代，他成为最伟大而又最无畏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萨哈罗夫也
曾经坦承，当他发现一封当年斯大林刚刚去世时他自己所写的信件
时，他也十分羞愧。直到今天还有一种相反方向的历史远程影响。戈
尔巴乔夫曾经讲述过，他的祖父曾经完全无辜地被投入古拉格群岛，
多少年后才从那里变了一个心灰意冷的人回到家里。后来戈尔巴乔夫
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赖莎，赖莎向他吐露说，她的祖父也有过相同的
经历：原来是两个古拉格受害人的孙辈结成了夫妻。这样的情形发生
在许许多多的家庭中。直到今天这类情况还在历史性地发生作用。

点评：如果历史真的需要毛泽东暴政受害人的孙辈们来收拾残局，那
么这些孙辈也已经正在成长。冬天行将过去，春天还会远吗？

菩提树下

到德国旅游的人们可能都注意到，横贯柏林市中心的一条大街，街名
非常飘逸清雅，叫做菩提树下Unter　den　Linden.它是穿过勃兰登
堡大门，连接东西柏林之间的中心干道。德国分裂时期，柏林墙将它
拦腰截断。1953年8月，西德政府决定将该大街西柏林的一半改名为
1953年6月17日大街。一片飘飘欲仙的景象换成了一个充满恐怖和怨
恨的忌日。这一天发生的就是德国的“天安门“6．4”屠杀”，为纪
念其中的死难人民，联邦德国一直以这一天为德国统一日，直到1991
年德国正式统一，才改定现在的10月3日为国庆节（统一日）。优雅
的街道也恢复了原名。

民怨沸腾

原来西方历史界直到80年代还认为，“6．17”仅是一场东柏林的工
人反抗运动。后来在东西德统一，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档案公
开以后才发现，这是一场影响深刻广泛的人民运动。在东德400多个
地方，600多家企业，50多万民众参与了这次抗争运动。苏联占领军
不得不对217个城镇和县级地方中的167个宣布紧急状态。依靠东德武
装驻营的人民警察部队的帮助，苏军血腥扑灭了这场民主运动。工人
和市民使用的只有言语和石块，而苏联红军却动用了坦克和机枪。

这场流血冲突，东德社统党的结论跟中国官方对“6．4”的结论堪称
是难兄难弟，被描写为“帝国主义国家长期策动、由一小撮政治经济
破坏分子引发的法西斯政变尝试”。但是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东德
末代统治者昂奈克总书记授意党中央马列研究所编写的《社统党历史
纲要》也对他的前任提出了批评：在1953年“6．17”前夕，党和政
府关于加速国民经济增长的决议导致了人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事实证
明这项决议是错误的；特别是官僚主义地将生产指标至少提高10%的
措施，引发了群众的误解和不满。

1949年东德建国以后，东德强力推行苏维埃化。1952年第2届党代会
宣布《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纲领》。农民和手工业者必须加入生产合作
社，为限制中产阶层，官方启用经济刑事法规，严厉征税。教会，尤
其是福音新教青年会的青年人遭到严厉排挤。党把扩大重工业优先放
在满足人民消费需求的前面。食品供应严重困难，工业生产下降，居
民的反应是怨声载道和逃亡西德。1952年底和1953年初，深刻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1952年上半年逃亡西德的人数只有7万2千人，1953年上半年猛增到22
万5千人。1953年3月5日，原来对东德一言九鼎的太上领导人斯大林
驾崩。莫斯科出现了新的集体领导，新的内政外交方针改变了极端强
硬的作风。可是以乌布利希为首的东德党中央没有理会所谓东德也将
改变方针的说法，反而对已经负担过重的大工业企业工人提出更高要
求，人民的生活需求被粗暴地置之不理。1953年5月党以立法方式提
高生产指标至少10.3%，而工资竟不予提高。即使有的地方生产指标
确有提高的余地，可是职工的收入实在太低了。人们甚至买不起国营
食品供应点HO提供的定量黄油和面包。

这时期莫斯科的新领导人也在调整方针，他们提醒德国的同志，强人
已去，不必萧规曹随，宜当改弦易辙。新任驻德国高级特派员谢苗诺
夫更加明确地告诫乌布利希，社统党把弦绷得太紧了，必须承认错误
以推行“新方针”。在苏联的压力下，1953年6月9日，中央政治局作
出决议，两天后发表公报，向农民、市民和知识分子承认，个体农
民、个体商户，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利益被忽略了，应当允许逃亡
的农民返回家园，因基督教信仰被赶出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应该恢复
权利。但是政治局公报仍对5月底关于生产指标提高的决议始终不置
一词一字，而这恰恰是工人阶级早已怨声载道的要害关键。

自作孽不可活

6月16日早晨，自由德国工会机关报《论坛报》发表了一名工会干部
的文章，竟再次不容否定地确认，党中央仍然坚持至少提高10%的生
产指标。正是这份工会的机关报以粗暴的措辞令工会失去了它的群众
基础，并使早已沸腾的民怨冲决了最后的堤防。柏林市法兰克福林荫
道的建筑工人首先放下工作，汇成游行队伍向市内进发，先奔工会中
心大厦，然后径往中央政府大厦。一路行进之中，队伍渐渐扩大到数
万人。示威者的要求从工资福利开始，逐步增添到要求改组政府，自
由选举和德国重新统一。党中央在16日下午匆忙撤回关于生产指标的
决议也已无法改变这时的情势了。

东德的工会机关报竟然成为爆发事件的导火索，实为历史的强烈讽
刺。党中央恨不得把一切权力都把握在手里。可是社会偏偏需要许多
舆论和中介，工会本来是民间社团，原可以成为舒缓社会矛盾的阀
门；一旦工会成为官府仆从，结果竟反做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蠢奴。社会主义国家继承了现代国家的绝大多数社会机构，议会、政
府、公检法，工青妇，然后全部掌握党的手里，自以为得心应手，实
际上全都半死不活。一遇风吹草动，

栽赃者才是说谎者

东德和苏联都尽量想把“6．17”说成是西方策动的反革命政变。可
是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西柏林的政治家是从报刊和电台的消息中了解
到东部发生的事件的。当时与东部的电话联系早在1年多以前就中断
了。在西柏林谁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强烈的火山爆发。而且当时所
有重要的西柏林政坛精英都不在市内。例如，西柏林市长罗伊特已前
往维也纳参加那边的国际城市节活动，他极想紧急飞返柏林，但美方
服务机构实在来不及为他安排飞机。其他如值班副市长施莱勃，柏林
市社会民主党主席诺伊曼，副主席布劳恩也都因故出访。其他政坛活
跃人物，如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国务部长凯瑟正在波恩制定国家预算，
只能在17日夜间才能飞回柏林。

当时没有柏林墙，民间还是可以来往。美占区电台RIAS是在下午和晚
间才广播罢工工人的重大要求并发表评论的。

这些要求是：

──废止官僚主义提高的生产指标，按原有指标偿清工资
──立即降低食品价格
──自由匿名选举
──不得惩处罢工工人及其代表

那些“东德全面总罢工”的口号，根据波恩美国高级专员公署的指令
电台根本不准提及。因为当时美英法3国占领军当局十分担心，苏联
会不会一怒之下挥军占领西柏林的地盘。根据美占区电台主编巴尔先
生的介绍，当时美国驻德高级特派员科南曾向跃跃欲试积极介入事变
的电台主管发出警告性的质问说：你们是不是想要挑起第三次世界大
战？但是东柏林的示威者毕竟喊出了这些口号。抗议行动在次日上午
以花束山广场的群众大会的方式继续进行。美占区电台在夜间和17日
早晨播送了西柏林工会主席沙诺夫斯基对工人阶级发出的呼吁书：
《苏占区内遍地都是花束山广场》。他指出：“参与越是广泛，运动
就会越是声势浩大而又井然有序地为你们带来良性结果而发展。”然
而，联邦全德事务部长雅可布凯萨提出的要求则恰恰相反：“谨慎自
抑”。他向每一个东柏林人，每一个苏占区居民发出警告，“千万不
要因食品匮乏，或因挑拨煽动情不自禁地陷入轻率鲁莽的行为中去。
……你们生存状况的根本性改变只能通过德国的重新统一来实现。”

毕竟柏林美占区电台，东北德电台和南德各州电台都播送了东德发生
的戏剧性事变的消息，本来东德除柏林以外，14个区的居民通过来往
接触和电话联络也可以了解到16日发生的事变。但是不可能象这样通
过西部的电台，主要是在东德民众中深受信赖的美占区电台了解得如
此全面、迅速和透彻；在共产党领导人的概念中，美占区电台是一座
危险的“敌台”；可是这座电台在报导这些消息的时候，堪称小心翼
翼，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它确实报导了已经蔓延的燎原之火，却也
知所节制，并未火上浇油。

纲领明确

东德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区聚居点的职工都在17日早晨加入了罢工行
列。示威者撕毁墙上的社统党标语口号，占领党委办公室和市政厅，
甚至打开了监狱的牢门。

罢工工人的福利性和政治性目标在比特费尔德地区由一个跨企业的罢
工领导组织概括成为9条：第1，非经民主选举而成立的政府下台；第
2，建立一个由进步劳动人民组成的临时新政府；第3，象西部一样，
允许所有民主政党合法；第4，在4个月之内，举行自由、保密的直接
选举；第5，释放一切政治犯；第6，开放所有（对其他）占领区的边
界；第7，社会福利生活供应立即正常化；第8，解散军队，第9，不
得镇压罢工工人。这个9条反映了德国劳动人民的政治素养和民主理
念，与当局的宣传相反，9条的诉求不仅与法西斯毫不相干，反而带
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而且九条坦率言事，没有故意以“爱
国”的口号作掩护，更没有在“拥护党领导”的旗幡下哀求和跪求改
革的气味。

血溅柏林街头

对于国际的公众来说，17日早晨的印象是深刻的。在倾盆大雨中，东
德衡尼格斯多夫钢铁公司的工人队伍穿过法占区向东柏林市中心艰难
奋进。他们大约在中午时分方才到达，其时苏军已经调来部队和坦克
对付工人了。东德警察，还有与军队几乎相同规格的“人民警察”驻
营部队，既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来镇压这场起义。跟36年年以后的邓
小平的想法完全一样，苏联领导人面对前任独裁者的暴政，的确想到
要实行改革，可是面对人民的民主运动将要威胁他们的权力的时候，
他们又选择了无情的暴力。为了搭救乌布利希独裁政权，苏军在中午
1点宣布紧急状态，直到7月11日午夜才取消。在其他许多地方也是靠
宣布军管才强令抗议活动停止下来。大量企业的罢工仍然持续，陆续
延续到7月中旬。77%的地方县市实行了军管。镇压中究竟有多少死
伤，至今仍然莫衷一是。苏军人员实际上也尝试著避免如3年之后发
生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大规模喋血扫荡，但是还是出现了枪杀抗议者
的血腥场面。一份由苏联高级特派员在10月份发往莫斯科的报告中提
供的17日和之后逮捕的罢工者和示威者人数为7,663人，东德法院对
其中的1,240人判刑，根据苏联的报告，被判刑者中1,090人是工人，
23人来自西柏林，还有一点，绝非无关宏旨，就是其中有138人是有
历史问题的人，他们至二次大战结束时，都是纳粹党分子。为了给这
次事变涂抹“法西斯政变”的色彩，社统党的宣传部门对于1名被指
称为纳粹时期拉文思布吕克集中营前冲锋队指挥官的女犯额娜多伦予
以极力的渲染。其实，此犯在1953年5月就已经被判15年徒刑。碰巧
在6月17日的动乱中，她与其他囚犯曾从一座看守所的大厅中被短暂
地释放。

数天之后，她立刻被当作这次“政变”中臆想的策动人处以死刑。50
多万人加入的运动，百把个纳粹喽罗算是什么东西。纽伦堡国际大审
判中，纳粹主犯皆已惩处；“6．17”完全与法西斯风马牛不相及。
各国共产党人把争取民主的运动故意与政治僵尸相提并论，就是意在
把水搅浑，遮掩自己反民主的专制面目而已。根据90年代后的史学界
估算，被捕人数在1万3千到1万5千左右，工人市民死亡60到80人，官
方死亡10到15人。苏联军事法庭处决18人，东德法庭处决两人，判刑
1,800人，苏联军事法庭判刑500到750人，苏军士兵可能没有人死
亡。但是根据《明镜周刊》介绍，近年传闻东德马格德堡有一处乱
坟，是当年拒绝向人民开枪的多名苏联军人被处决后的坟冢。

与斯大林的严刑峻法相比，“新方针”概念的司法实践毕竟已相对谨
慎了。但是跟法治相比还有天壤之别。当时的东德司法部长费希纳的
遭遇是耐人寻味的。此公原是社会民主党人，东德建国后，共产党跟
东部的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社会主义统一党。他是自愿并入
社统党的社会民主党干部之一。此时此刻他坚持东德宪法条文所保障
的罢工权利，结果不仅被解除党和国家的一切职务，而且在1955年被
判处长期徒刑，死于1958年。新任司法部长是本雅明，由于他的疯狂
追捕，又有数万东德人逃亡到西德。

残喘36年年

经过事变，社统党领导人学得乖巧起来。他们并不取消“新方针”。
政治局委员都以自我批评的姿态去参加各大企业的职工大会。党的宣
传鼓动员都纷纷向群众悔罪。相反，凡是要求党的高层更换人选、改
变方针的人，却立刻就失去了官位和影响力，例如新德意志报（党中
央机关报）主编赫恩施达特和国家安全部长蔡瑟。苏联在5月份曾经
考虑将斯大林分子乌布利希撤换下来，另择亲信取而代之。可是在6
月事件中苏联方面看到乌布利希及其党羽在保持东德形势稳定方面作
用尚可，于是就让乌布利希继续担任总书记，7年后，国务委员会主
席皮克去世，他便同时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直至1973年病故。

毕竟乌布利希和他的党也接受了“6．17”的教训。从那以后，东德
的工资和价格结构不容任何风吹草动，以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
在对待工人的问题上也相当小心谨慎了。与此同时，专门的镇压机
关，秘密警察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被建立和扩建起来，以便能把
任何新的动乱在萌芽阶段及时发现和镇压下去。这样社统党的统治终
于又维持了36年（53～89）。这36年年的东德居然成了社会主义国家
中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但仍远远低于西德），也成了迄今所了解的
“参与告密和互相监视的人民”最多的国家。尽管如此，仍不断有企
图越墙逃亡的青年在菩提树下大街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这种统治也
仅仅维持了36年，1989年11月，柏林墙还是倒塌了。

历史的小结

世界共产党执政史告诉我们，从10月革命以来，发生过无数次民主抗
争运动。1921年苏联克琅施塔得水兵工人起义，是共产党独裁专制下
人民第1次反抗暴政的尝试，运动迅速被列宁残酷镇压下去，曾为苏
维埃夺取政权立下功劳的克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是最早的反抗者。德
国6月17日起义是第2次大规模反抗运动。第3次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
事件，与此同时还有波兰的波兹南暴动。匈牙利事件直接导致了毛泽
东的阳谋即反右运动，也酝酿了所谓“打击裴多菲俱乐部”的文化大
革命。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第4次大规模的自由化运动，第5次是波
兰格但斯克团结工会1980年的合法抗争运动，1989年中国的“6．4”
天安门惨案则是第6次和平请愿遭到血腥镇压，“6．4”的暴行引发
了全世界的声讨，结果导致苏联占领军没敢使用武装力量镇压柏林人
民的反抗，柏林墙终于倒塌，苏联东欧发生了连锁反应，苏联集团崩
溃。残存的共产党国家政权是中国朝鲜越南和古巴。中国继续逮捕和
关押争取民主和人权的人士，2003年越南和古巴又审判大批民主人权
反抗斗士，朝鲜的信息更遭严密封锁，劳改营遍布各州，人民因饥荒
大量逃亡，逃亡失败被遣返的百姓命运更加悲惨。我们看到，各国反
抗的规模越来越大，相隔的岁月也越来越短暂了。

柏林消息今年2月开始上映的德国新片《再见吧，列宁！》赢得了欧
洲电影奖。这是自1988年以来，欧洲电影科学院第一次将此号称为欧
洲奥斯卡的大奖颁发给德国电影。该影片一共获得欧洲电影奖的6个
奖项。这部影片在今年6月份已经获得过德国电影奖。这次是男女主
角获得欧洲演员奖，导演获得公众奖，作者获得剧本奖，这部影片将
代表德国参加未来的美国奥斯卡电影奖评选。影片的拷贝已经销往68
个国家，赢得了650万以上的观众。这是一部描写德国从分离走向统
一的电影。在国家被冷战分离的时期，人民经历了长期的痛苦和煎
熬。因为影片嘲讽的内容很多都是共产党文化的现象，所以该影片估
计很难能在国内公开上映。顶多作为内部电影供干部参考。话说回
来，中国党政干部真的应该好好看看这部影片，东德的历史正是中国
前途的殷鉴。

以下是该影片的内容介绍：

2003年以来，德国最得人心的国产影片是什么？是一部令人悲喜交集
的故事片，《再见吧，列宁》。故事发生在东柏林。阿利山达还是一
个小男孩时，妈妈就成了单身母亲。自从一场秘密警察威胁妈妈以
后，妈妈的心脏就不太好。为了让领导改变看法，妈妈很努力地工
作，后来居然又得到了共产党干部的表扬。阿利山达和姐姐长大了。
人人都不满意生活的不自由，可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在震耳欲聋地
“庆祝社会主义的胜利”。晚上，阿利山达却去参加了抗议游行。警
察出动了，阿利山达遭到警察的毒打，被抓捕上车的时候，妈妈走过
街口，忽然看见了挨打被抓的阿利山达。妈妈的心脏受不住打击，立
刻晕倒在街头。阿利山达在警察局集体罚站，有干部来保释他，因为
他的妈妈不省人事，如同植物人了。

姐姐已经出嫁生下小孩，照顾妈妈的任务主要落在阿利山达的身上。
家庭不幸，国事幸。柏林墙忽然间就倒塌了。人们不用再逃亡，东西
两德就要统一。阿利山达每天探望昏睡的妈妈，病房的值班护士拉哈
小姐跟阿利山达一见钟情，他俩跟所有的东德青年人一样，去跳迪士
科舞，去尝可口可乐，甚至去看一看西方的色情电影。他们沉浸在享
受西方自由的快乐中。有一天，他俩在妈妈身边细语温存的时候，妈
妈突然恢复了知觉，她苏醒了。可是，医生警告阿利山达，妈妈的心
脏仍然很脆弱，绝对不能经受任何刺激。妈妈是因为阿利山达参加反
抗示威而晕厥的。不能让她知道柏林墙倒塌了。妈妈的房间里全部摆
好共产党时代的陈设，所有的饮料和食品都要把西方进口的包装改成
社会主义东德的包装。妈妈整天卧床，十分厌倦，她想看看电视，可
是东柏林的电视节目已经烟消云散，全部变成统一的西德节目，党化
宣传已经无影无踪。刚好阿利山达在一家电视天线公司打工，他的同
事帮他制作一套又一套“社会主义的新节目”。服装还是那样呆板，
语调还是那样肯定，消息还是那样荒谬，妈妈看了觉得依然如故，姐
姐和拉哈小姐看了又好笑，又厌烦。妈妈过生日了。阿利山达不得不
请来妈妈的老同事、老朋友，大家都如约只背诵那些党化祝词，花20
马克雇来的小朋友戴上共产时代的蓝领巾，专唱东德的党化歌曲。可
是妈妈能够起床了。她不仅看到窗外竟有资本主义的可口可乐巨幅商
标，甚至看到列宁的雕像被切割开来，由直升飞机拖吊运走。阿利山
达不得不再来制作新的电视节目，报导东德的最新发现：“原来西方
的可口可乐最初本是东德的社会主义发明”。为了给妈妈增添快乐，
姐姐一家，阿利山达和拉哈小姐一起开车陪妈妈去郊外远足。田园和
花木令妈妈恢复了记忆，忽然吐露真言。说破了爸爸离家的原因。原
来妈妈与爸爸商量好，分别逃亡到西德。可是爸爸逃走以后，一夜之
间，柏林墙阻断了所有的希望。带著两个小娃娃的她已插翅难飞。懊
丧使她不敢拆开丈夫的来信，从此音容远隔。也正是秘密警察追查丈
夫使她的心脏一蹶不振。孩子们尽量杜绝妈妈获得新的消息，可是妈
妈还是听说，昂奈克（东德独裁者）辞职下台，柏林墙打开了。制作
的“新节目”告诉妈妈，“西德的人民向往社会主义，投奔东柏
林”。于是电视出现人民冲破柏林墙的镜头，让妈妈不要感到发生了
重大变故。估计妈妈不久于人世，阿利山达去寻访在西德另有家庭的
父亲，他让父亲穿上朴素的衣服再来见上母亲一面。妈妈终于怀著宁
静的心去世了。一个普通人的家庭故事就这样发生在柏林城里，柏林
经历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波折变故，也发生过那么催人泪下的悲欢离
合。

无数的德国观众，尤其是东德人，步出影院，深沉的微笑里含著心酸
的泪花。凡是经过专制时代的人民都能体会这种感情。经历过严寒肃
杀的人，最能体味春天的温馨与欢愉。（2003.12.9）

这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德国的土地上。

他是中国人，祖籍福建省，中文名字叫作郭兴虎。他的父亲郭克明，
是一位热爱中国文化，认同中华民族的老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初期，这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巨商，中文《星报》和中文出版社老
板，回国观光，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接见。当时，郭克明就让自
己的儿子取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万隆会议后，印尼共产党的影
响扩大，印尼左派知识分子都希望到社会主义国家去留学，于是郭兴
虎便持中国护照来到了民主德国，进入莱比锡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

共产党领导的民主德国，会有什么样命运等待郭兴虎？

郭兴虎出生在印尼，家里还有一个姐姐，两个兄弟。母亲祖籍也是中
国人。他们的家庭高楼深院，仆妇成群，他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一
呼百诺的生活。

1958年，他来到莱比锡大学。父亲要他做一个中国人，可是又不知道
如何安排他象一个当时的中国人那样生活。他衣着光鲜，汽车代步，
出手大方，当然引起所有的人们注意。在那个时代，起先柏林墙还没
有建立，作为中国公民，他可以出入柏林的东区和西区。1961年建立
了柏林墙，他依旧凭外国护照可以穿越柏林墙。他1个人就拥有3辆汽
车，东德很少看得见奔驰，可是他爸爸就给他买了1辆奔驰。从资本
主义社会来到社会主义国家，大资产阶级家庭小开的身份，到无产阶
级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的新闻理论，崇奉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却又是外国留学生，而生活方式上完全没有社会主义国家青年学生的
作风。阴差阳错，许多互不相干的色彩都集中在他的身上。

60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开始分裂，中苏论战也一触即发。
在中国，所谓3年自然灾害，其实是毛泽东人为错误造成的饥荒，威
胁着数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苏联要在太空发展和国际冷战战略上跟
美国较劲，要把中国变成它的亚洲卫星国，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军。毛
泽东与赫鲁晓夫闹翻后，苏联撤走全部经济建设专家，苏联东欧集团
跟中国的党政关系也冷到最低点。

郭兴虎刚好在这个时期生活在民主德国。他拥有中国护照，中国大使
馆需要有能干的中德翻译人才，于是启用郭兴虎，作为内部翻译中国
理论文章的译员，每天翻译大量中国反修论战文件。从翻译中，郭兴
虎学到了比东德“正统”马列教育更多的毛式理论和名词，对于苏
联、东德的社会现状更加持批评态度。他指责苏联在中国最困难的期
向中国政府逼债，批评东德产品的价格不合理，实际上是一种剥削。
他刚来的时候，心中完全没有对民主德国负面的印象。他见过当时东
德的党政最高领导人乌布利希，也接触过各种基层的男女干部。可是
在东德的时间越长，就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虚伪了解得越深。

在社会生活中，郭兴虎交游广阔，有一些东德的知识界朋友，会向他
吐露一些牢骚和不满。当时议论政治事务已经很危险，而东德又是苏
联冷战前沿的最西端，郭兴虎在这个国家里支持中国的异端马克思主
义，而且公然反苏，更是万分危险的事情。于是他成为东德反间谍机
关Stasi严密监控的对象。

中国使馆是一个党政机构，从60年代起，政治上越来越左，越来越强
调阶级路线、家庭出身，更加防范海外关系，对于华侨、资产阶级出
身的郭兴虎，他们实际上是利用多于信任，根本没有考虑接纳他为使
馆正式的工作人员，更没有发展他加入共产党。他若发生任何意外，
一切都与中国党政机关没有任何关联。于是郭兴虎的个人悲剧命运就
更是命中注定的了。

郭兴虎依然是风流倜傥，口没遮拦，依然穿梭出入于东西柏林之间，
他哪里想到，东德特务机关已不断地跟踪他、监视他，而且派遣年轻
貌美的女特务跟他接近，刺探他的思想状况，了解他的朋友圈。他的
言行和行踪都在国家安全局内有详细的记录和报告。

他喜欢谈论他到西柏林看到的西方电影，他在西柏林购买许多日用品
带到东德使用，不久他将东西卖给其他人（其实是其他人向他购
买），然后又去西部购买新的。他批判民主德国的虚伪，同情东德知
识分子的处境和投奔西方的愿望。在与女友的交往中，他透露了自己
与美国朋友有交往的事情，最关键的是他参与了帮助朋友逃亡西德的
活动。

1965年，他突然被东德的安全机关逮捕，然后判刑7年。在东德监狱
里，郭兴虎受尽折磨，不得不作他不能胜任的劳动。他的身体受恶劣
劳动条件的损害，健康状况非常恶劣。

他被捕以后，中国政府没有做过任何营救尝试。郭兴虎在条件恶劣的
包岑监狱里，度过了6年半的铁窗劳改岁月。所幸自由世界的人们没
有忘记那些同情和帮助过自由民主的人们。西德每年都支出高额赎
金，向东德购买政治犯。一些作家、艺术家关入了大牢，西德政府出
面把他们买了回来。郭兴虎也在他们的购买名单之中。1972年，郭兴
虎被西德重金赎出，交换出境，穿过柏林墙，来到西柏林定居。起先
在施普林新闻出版社工作，后来成为自由作者。

一个几乎就要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人，尤其是他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
学生，经过6年多的东德牢狱生活，每天从事没有劳动防护的体力劳
动，其中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造成的健康损害也是严重的。郭兴虎
不得不每星期都到医院去接受定期治疗，膀胱的功能已经无法恢复
了。他的耳神经也因长期噪音干扰，造成严重重听。

他在西柏林成立了家庭，而且有了孩子。转眼18年过去，柏林墙忽然
又崩溃了。

国家安全部的特务档案终于曝光。郭兴虎旧地重游，倘佯街头，物是
人非，怎不感慨万端！上千页的监控报告，描写他与许多学生、朋友
的访问、交谈和性生活；哪些人是他的朋友，哪些人是安全部指派的
间谍，哪些人是本来真诚的朋友，却因为他而被怀疑为特嫌，结果不
得不接受指令，做监控他的工作。

他最好的女朋友罗瑟玛丽亚，是个非常真诚的姑娘。她热爱社会主
义，也对郭兴虎以诚相见。可是安全部控制了这个天真热情的女大学
生，让她作监控报告。

18年后，郭兴虎从那些报告中，还是看出罗瑟玛丽亚当时仍在竭力保
护他，帮他洗脱一些嫌疑。可是郭兴虎当时颠覆国家煽动罪和意识形
态破坏罪的罪名已经是无法摆脱的了。读完那些报告，字里行间，郭
兴虎明白她完全是白色恐怖政策的牺牲品。他写了一封信想寄给罗瑟
玛丽亚，可是茫茫人海，到哪里去找她呢？千言万语成了一封无法投
邮的信件。还有一些朋友因为跟郭兴虎有过接触，有过“反动言
论”，受到牵连，结局是监禁、自杀或疯癫。

郭兴虎重新回到他当年的监狱，手持旧的中国护照摄影留念。徘徊在
柏林墙旧址的东西两侧，哪一个中国人会有比郭兴虎更加辛酸的感慨
呢？

向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讨还公道，是郭兴虎近年来的重要
活动。他不断向法院指控当年东德党政机构对他的迫害，要求该党的
继任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支付赔偿。柏林墙倒塌之后，他立刻回到莱比
锡大学，要求校方补发博士学位证书，可是学校一直不肯认帐。跟民
社党的诉讼一直在反复较量之中，德国受共产主义迫害者协会和人权
团体正在协助他从法律方面争取权利。

几年来，郭兴虎已经写了好几本书。《香槟杯中的伏特加》就描写了
他青年时代在东德的生活和遭遇，刻画了那里的生活面貌。这本书的
副题是“献给值得爱恋的国安部女孩子的鸡尾酒”。鸡尾酒中的不同
色彩和层次或许是郭兴虎生活艰辛多彩、充满传奇的象征。

郭兴虎也谈到了他的幸运。当年厄运临头，被捕入狱的那几天，正是
他想回印度尼西亚探亲的时候。1965年是印尼发生反共反苏加诺军事
政变的时期。苏加诺被监禁，艾地（印尼共产党主席）被处死，大批
华侨被虐杀，也有大批在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过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杀
害。在印尼政变军人的眼睛里，东德是苏联共产党的马前卒，如果当
时郭兴虎从东德返回印尼，他早已被政变当局就地处决了。倒是东德
反间谍机关将他关押在东柏林大墙之内，虽受尽折磨，却也大难不
死，得享后福。老子曰：“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真不谬也。

在新旧世纪交替的1999年11月8日，前东德共产党领导干部在德国境
内的终审判决终于下达了。联邦高等法院的裁定是维持原判，被告必
须入狱服刑。主被告克伦茨不服审判，气势汹汹地表示，将向欧洲法
院提出进一步上诉。

共产主义是本世纪从崛起到胜利，又从胜利走向崩溃的一场血腥的历
史悲剧。东德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审判案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对目前尚未崩溃的若干共产党专制国家具有启示的意义，对那里的统
治者及其干部，也会有相当的影响。套用一句共产党人列宁的老话，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东德的政权交替完全是和平交接，没有任
何暴力。对于这些党中央高级干部的审判也非常冷静、理智，所以也
具有时代的意义。

血债无法用血偿还

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最高领导人昂纳克，在柏林墙崩塌之后，一度赖
在苏联不走，想请求庇护，可是戈尔巴乔夫并不愿收留他。他觉得在
苏联混不下去，只好回到德国。刚一回来，他就被关进了监狱，不久
却得到保释出狱的待遇，原因是经医生会诊，确诊他患有晚期癌症，
来日无多。昂纳克和他的妻子立刻飞往他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南美智
利圣地亚哥。在那里，他只熬过了半年，平静地去见马克思了。

转眼过了8年，1997年，人们对于东德政权的罪恶依然没有忘怀，初
审都是在97年进行的。昂纳克的继承人、东德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
东德最后一任党中央总书记和总统克伦茨，也被柏林法庭传唤到庭，
接受审判。与他一起受审的还有另外两名政治局成员。对于德国国家
检察院来说，克伦茨等3人的审判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东德
旧案中最具有意义的一场官司。各方面的人们都注视著这次审判的结
果。法官霍赫先生已在一篇审前预先声明中提醒公众说，想要使用今
天的刑法手段来洗尽历史的冤案，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受害
人当年的命运昭告世人，历史无法重新倒转重来，血债无法用血来偿
还。

柏林地方法院。前东德社会主义统一党（共产党）总书记克伦茨已经
预告了一场新闻记者招待会，在总判决结束1个小时之后举行。可是
历史不由人算，97年8月25日，当审判长在莫阿比特法律宫500号公
堂上宣布判决的时候，他的嗓音因激动而显得嘶哑起来，他念道：由
于可能发生突然逃逸，所以不得给予免于拘捕待遇。然后他说：“克
伦茨先生，因此，您必须被当庭逮捕”。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是今年60岁的克伦茨始料未及的。所有的自信突
然之间崩溃下去，脸色惨白。他向他身边的儿子张望时流露出苍白的
惊恐神色，尽管他向过去的同志们举办告别会的时候，口出大言，夸
夸其谈，言辞慷慨，激昂亢奋，毕竟当左右的卫兵和他的政治盟友都
必须坐下，而只有他不能坐下的时候，他也露出了羞惭之色。或许他
还怀抱希望，或许还会发生变化。在前两个审判日，他在法庭的走廊
上乐观地预计，如果他被监禁，至多也过不了2000年。而且考虑到联
邦法院必要的复审，很可能紧接著还有联邦宪法法院的上诉和在欧洲
法院的抗辩，一拖就是几个月，乃至一年，示威、讨论，克伦茨跟共
产党“英雄”们站在一起，仍是个头面人物。

他坚决地宣告：绝不接受这一判决。而法官霍赫先生继续宣读证词。
观众席上，跟以前共产党干部受审一样，总是多半是坐满了年迈的社
会主义统一党老党员们。他们非常退让自持地低声咕咕哝哝，不敢高
声说话，变成了一片嗡嗡声。会场上另外的人则是当年的受害人或者
受害人的亲属遗孤。审判长指出：当然，苏联和华沙条约集团各国的
影响在这一边界线上是存在的，但是这一因素并不能消解个人的法律
责任。

不是季米特洛夫

当克伦茨在法庭当场被捕之后，发生了戏剧性的场面。一个老年人高
声喊叫起来：我们继续跟你站在一起！另一个老年人按照20年代红色
阵线战士同盟成员的方式举起了拳头；一名老妇人尖声叫喊道：“埃
贡（克伦茨的名字），我们和你团结在一起！”

克伦茨好像一直在休克状态中，然后他忽然大声地回应喊道：“我不
会屈服！”这场面难免使人想到过去共产党人在法西斯淫威面前的坚
贞不屈和视死如归──64年前流亡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季米特洛夫被
指控为国会纵火案的罪犯，那是希特勒政权故意打击进步势力的阴
谋，所以季米特洛夫敢于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终于被宣布无罪释
放。当时任何人都不敢出来为共产党人或者犹太人争辩，社会笼罩在
恐怖气氛中。

今天，这些共产党的高级官僚可以对报刊发表辩护之词，甚至提出所
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然而共产党的历史功罪实在太昭彰显著，
几乎无可争辩。所以这一幕场景缺乏悲壮气氛。恰如马克思本人在
《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里很有趣地总结过：历史往往会重复出现
某些场面，第1次总是悲壮的正剧，第2次则是滑稽的闹剧（大意）。
今天的法庭早已不是64年前的法西斯国家机器。共产党人罪犯受审是
因为他们杀害和迫害过千千万万的人民。尽管今天的民众很少愿意同
情他们，罪犯们仍得到律师的协助，可以提出申辩和上诉；而且还有
团体和报章提议赦免他们。越是这样，这种戏剧性场面就越显出闹剧
的滑稽意味。

血案与争议

克伦茨因为杀害东德逃亡者被判处6年半徒刑；65岁的前社统党政治
局委员、经济学家克莱伯尔3年徒刑；67岁的前东柏林市社统党委第
一书记沙博夫斯基3年徒刑。

量刑的依据如所预料，被告克伦茨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并在政治局
会议跟另两名被告一起起草了两德边境（柏林墙）监控制度、或者将
这些规定具体化。以此为发端，一系列命令之链层层下达，霍赫法官
指出，这一命令之链环环相接，从边防部队司令部，直到各岗哨哨兵
的巡查，都在执行这一命令。命令让那些监视边境的士兵对准向西德
逃亡的东德公民扣动了枪械的扳机。这一夥人为了他们的边界的“安
全”，为了他们的利禄，竟不惜杀死许多生命。

法官的话让人们立刻想起，柏林墙西侧连成一片的那些白色十字架，
有的刻著死者的姓名，有的只能写上“无名氏”；还有两德边境上的
地雷无人区，以及那踩中地雷的逃亡者陈尸旷野的惨象。

再读一读下列几则消息吧：

97年3月3日起，柏林的州法院开庭审理多年以前发生的一件柏林墙枪
杀案。两名前民主德国边防军人分别判处缓刑21个月和20个月。今天
他们分别已经61岁和55岁了。1962年8月17日，他俩开枪打伤了翻越
柏林墙的泥水匠学徒费希特。当时费希特趴在墙上呼救，可是经过50
分钟以后，这个不满18岁的年轻人，才被拖起来，后来在运往人民警
察医院的途中死去。他的同伴越墙成功的时候，子弹却射穿了费希特
的盆骨。几百名过路人、盟军官兵和新闻记者，从柏林墙西侧看见了
他的痛苦和挣扎，却完全束手无策。当时的民主德国对内掩盖了这宗
血案。1995年一个电视摄影队成功地找到了当时的开枪者。审判证据
是当时的边防守卫纪录。枪杀费希特后，下士施莱伯晋升上士，士兵
弗利德里希获奖金两百马克。

死者的妹妹出庭时悲愤地指出，费希特在死以前忍受了50分钟的巨
痛，没有人（敢穿过无人地带）过来救他。她说：“今天我来到这
里，只是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还有一名当时年仅20岁的青年米夏尔．施密特，也死于东德边防军的
枪口。克伦茨出庭的当天，米夏尔的父亲作为共同原告人出庭。他的
情绪实际上是悲喜交集。“克伦茨等人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人心称
快。但是这样的处罚并不能平服我心。处刑实在太低了”。

97年11月27日，柏林法院判决了东德另一名柏林墙死者的案例。1986
年11月24日，年仅25岁的舒尔茨企图逾墙而过，被东德边防军人开枪
打死。开枪的两名士兵被判处有期徒刑15个月，监外执行。跟党中央
的干部比起来，两名士兵是不是判得太重了呢？两名士兵的处境，有
点类似中国“6．4”惨案中戒严部队开枪杀人的解放军战士──群众
亲眼看见他们杀死了无辜的同胞，可是他们又是奉党中央之命开枪
的；在当时激烈的冲突中，他们也可能会被群众在反抗中打死──如
果事隔多年以后中国人民终于可以审判“6．4”屠杀的元凶，对这些
士兵也应当给于法治宽容的处理。

面对狡辩，依然温和

对党中央干部的判决是温和的。克莱伯尔在被告席上显然露出了惊喜
之色。律师用手肘捅了捅他，向他眨眼睛、点头。克莱伯尔也点头回
应。他想说，本来我料想的比这更坏得多啊。步出法庭的时候，这位
出身萨克森州的前政治局委员承认说：“这是一场公平的审判”。另
一个受刑者沙博夫斯基的脸型也没有扭曲，他显然松了一口气。因为
毕竟检察官提出的是“9年监禁”，现在他可以在宽松的条件下，就
近到黑森州坐监服刑。所谓“开放型监禁”，就是白天他可以去上
班，编排他的地方小报，晚上则必须返回他的监房过夜，去反省那些
被他的命令枪杀的无辜青年的痛苦和呻吟。

克伦茨立即提出上诉。遭到州立法院驳回，于是他的上诉案自动转到
高等法院。逮捕后的克伦茨关押在莫阿比特看守所。国家检察官也提
出了复审要求，根据他个人的意见，这次判决实在是太温和了。克伦
茨的律师则对“当庭逮捕”提出抗辩。他说，防止逃逸的理由是荒谬
的。克伦茨根本不会逃亡。抗辩之后不久，克伦茨又获假释。

另外两名被告也提出了上诉。沙博夫斯基的律师陈述了上诉的理由。
同时他也承认这次审判是“大度而正派”的。

在这里，听一听克伦茨的议论是有趣的。

克伦茨在逮捕前，享受到不错的言论自由。他在德国著名的《明镜》
周刊上发表谈话，大讲他的大道理：

　　“……这当然是政治审判。其政策就是要用这类审判来对付东德
　　领导人。”

　　“其实并没有一纸射击或者砍杀的命令。连被邀请来作为证人的
　　最高检察官施奈德先生在通读了政治局材料以后，也承认，并没
　　有一所法院能证实有一道射杀令。然而人们一致重复说，你们的
　　制度就是杀人的制度。这种诋毁不能令我折服。”

　　“勃列日涅夫警告昂纳克，我们有军队在你们那边。想一想，别
　　忘了。东德没有我们，没有苏联，没有我们的强大力量，不可能
　　生存。这是明白无误的事，也是我的忠告。其余都是西方人的看
　　法。”

　　“我不是胆小鬼。东德是我的事业。在德国的土地上尝试社会主
　　义是我的事业。我只相信，只有与苏联在一起我们才能生存。”

　　“曾在东德当了17年苏联大使的阿布拉希莫夫也告诉法院，苏联
　　和华沙条约集团国家都不能容忍东德在华沙条约集团外部边境上
　　能自身有所改变。”

克伦茨反复在新闻界发表言论，将责任推给苏联红军和华沙条约集团
军柏林前线司令部。他还指出，在德国统一前夕，戈尔巴乔夫总书记
和柯尔总理曾经达成一致意见，对于按照东德宪法行事的东德国家事
务负责人应当不予追究。统一以后，戈尔巴乔夫还给德国法院写过3
次信件，提及此事。

还是用共产党法律来审判

但是对于司法独立的国家来说，德国行政领导人当时为完成统一目标
许下的诺言，对不受行政机关或政党干预的法院是否具备约束力？这
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毕竟，在一个刚刚统一的国家内部，暂时不
完全执行宪法，却要以部分废弃的法律作为审判依据。实际上德国领
导人是遵行诺言的。

针对所谓“胜利者裁判”的质疑，德国统一问题历史旧案处理中央协
调部指出，社会主义统一党的国家机器肆无忌惮地对付自己的人民，
在边界上放肆地屠杀，针对敢于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们残酷地威胁
恫吓，分化瓦解，仅仅使用我们法治国家的手段，不足以制裁那些为
巩固政权而行使的非法行为。追查往往离奇地断线，变成查无实据。
东西德国统一的协定中确实规定，只有“依据东德的法律也够得上非
法的罪行”才能予以追究。许多忽视人性的措施在东德法律中是没有
相应条款的。因此我们无法追究它们。例如，电话窃听。在东德就根
本不会形成一条相对的制约性法规──《隐私信息保护法规》
（Datenshutz）。1976年德国新闻处对一名原子物理学家在私人住宅
中安装了一具窃听器，整个国家都为这件非法事件震惊不已。当时的
内政部长（自由民主党人）因此被迫引咎辞职。然而在东德，这些都
是为了“国家安全，党的利益”而斗争的神圣必要手段，安装一个窃
听设备跟许多类似手段一样，都是小事一桩，当时无人敢于抗拒，今
天也无法追究。另一个实例是，20年前，有兄弟两人一同在苏军的军
营前被枪杀了，凶手是一名苏军士兵；此后东德的秘密警察折磨兄弟
俩的父亲；凶手则被调回苏联。德国统一之后，没有一名东德秘密警
察受到追究。

为了面对社会上关于“政治审判”或者“胜利者审判”的议论，坚持
法治观念，德国司法界在说明这次判决的时候，公开宣布，审判的依
据并非现行的联邦德国法令，而是被告们触犯的正是当时东德宪法和
法令。

这样一来，这场官司的意义就更加增添了独特的色彩，而且对于中国
共产党凸显出特别的意义。其实，各国的法律很多地方都是大同小异
的，尤其是一些最基本的法律，例如刑法中惩治故意杀人、虐待等罪
行的条款几乎都是一样的。据德国法律界的人士介绍，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许多法律都是从德国等西方国家借鉴翻译过去的。有些段落甚至
完全照抄。毛泽东依据胡风私人信件给予定罪、文革中的大量非法行
为、邓小平、李鹏下令开枪杀害平民的行为，都是直接违犯他们自己
制定的宪法的。

“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

对于东德高级领导人的审判，虽然仍有上诉，还没有完全落幕，毕竟
已经告一段落。对于一些中下层干部和普通涉案人是怎样处理的呢？

以上所举的案例，已经提到，两名开枪的边防军士兵被查实，分别判
处20个月和21个月的缓期执行徒刑。从刑期的绝对数值来看，两名党
中央决策人胁从犯也只判刑3年，2名士兵不免量刑过重了，或者说，
对高层领导人被告量刑太轻了？从社会反应来看，德国人民没有激烈
的反对意见，大概普遍已经认可，审判就已足够，量刑何必太重。诗
人杜甫曾经留下过的名句正可以用在这里：用箭当用长，挽弓当挽
强，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97年2月27日德国东部莱比锡的州法院作出判决，一名前“民主德
国”女法官，因在12宗案例中曾剥夺15名公民的自由，被判处3年徒
刑，不得假释，不得上诉。这名民主德国女法官，从73年到89年，判
处过上述想要旅行的东德公民监禁10个月或1年又10个月之间的刑
期，而她根本不使用当时法律条款中的判刑宽严空间，一律从严。

此案说明，前东德的中层官员中民愤较大者，也会受到制裁。

说她民愤极大，并不冤枉。据了解，东德公民中40～60%都有家人在
西德，他们应当有权前往西德去探亲。可是这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
决，后期方才有所松动。在这个共产党”女强人“的手下，15名想去
西部探亲的老百姓被从严判刑，失去10个月乃至22个月的自由（出狱
后要不要戴反革命帽子？），怎能不引起当地百姓的民愤呢？

97年9月15日，在柏林的州立法院开庭审理一桩历史奇案，经过认
证，确认该案的作案人是安娜．玛丽亚。42年前，当时的东德新闻记
者佛利克从东柏林逃到西柏林，后来有人来骗他，叫他去一位朋友
家，一名女士给他喝了一杯饮料，他就不省人事。当他醒来时，发现
自己已经被绑架回到东柏林。他被东德的法庭判处4年徒刑，刑满后
被放回到西部。40多年过去，柏林墙倒塌了，佛利克指控安娜．玛丽
亚就是当时的女特务。今天的安娜．玛丽亚已经丰韵不再，是一个风
烛残年的老太婆了。她坐在轮椅上企图否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可是证
人肯定地指认她就是当年的下毒人。结果，安娜．玛丽亚无可奈何地
承认了自己东德秘密警察特务的身份，也确实认出佛利克就是她经历
中残害过的人。一个自己不能正常生活的老妇人，必须由律师推著轮
椅来出庭，还需不需要判处刑罚，已经不太重要了。关键是历史的正
义应该伸张，而且要让史实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前东德共产党间谍头目，74岁的马库斯．沃尔夫，被判处两年徒刑监
外执行，同时偿付罚金5万马克和法庭费10万马克。这名东德老间谍
早年侨居苏联，1947年曾作为观察员出席纽伦堡纳粹战犯审判庭。在
他担任东德安全机关领导人期间，绑架美军女秘书及其母亲到东柏
林，捉拿携带女友从东德叛逃到西德的间谍回到东德。法庭认为这些
罪行是一个时代的罪行，在冷战时代这些罪行达到了一个高潮。被告
沃尔夫在宣布判决以后说，他认为如果这个判决不抵触法律和宪法的
话，应该对此表示满意。

东德也搞过“群众的专政”这类方式的统治，如威胁利诱一些平民为
安全机关监视其他的同胞。这样，与东德的安全机关ＳＴＡＳＩ曾经
有过联系的普通人人数就太多了，没有重大伤害者，不宜再追究。但
是对于东德干部中中等程度危害的罪过，德国各大党派的议会党团在
经过讨论后，97年11月初宣布延长追诉时效期，本来到1997年年底就
将不再追究，又予延长直到2000年。这种罪行包括贪赃枉法、虐待囚
犯和给东德运动项目中的未成年运动员服用兴奋药物造成人身伤害等
等。

探讨共产党政权垮台以后的法律追诉问题，实际上东欧各国都提供了
不同的答案。例如阿尔巴尼亚毛式独裁者恩维尔．霍查，在政权垮台
前夕病故，他的遗孀后来被判处9年徒刑；霍查选定的接班人阿利雅
93年从总统变成囚徒，其余32名中央级领导干部（包括政治局委员13
人）在平民政府期间也被判处长期徒刑。后来因3月内乱，狱门大
开，到97年10月，社会主义党上台，这些血债累累的人被正式释放。

共产党人从不忌讳自己的专政是暴力，存在一天就要执行一天。除了
那些真正的刑事罪犯以外，很多思想犯、政治犯都被以刑事犯的罪名
关押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各级干部都有人参与和执行了对于他们的迫
害和虐待；有的干部还在继续追究和制造新的思想犯，打击敢于批评
和直言的异见者；各级干部中更有许多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大小陈
希同、王宝森。一旦人民有了制裁这些罪犯的权利时，怎样掌握好分
寸，既要教育人民，又要安抚受害人，也不让追究过分扩大，是非常
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此，德国司法界现在走出了一条新路，可以作为中国人的借鉴。考
察他们的经验，宽容是非常重要的，这正如柏林墙死难者费希特的妹
妹出庭时悲痛声明的“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仇恨”的原则。这是民
主和法治的逻辑。

共产党人时常讲的“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非常残忍，是一种复仇
主义的野蛮逻辑，相反，中国传统主张“以德报怨”。
　　
毛泽东在取得政权之后，撕毁了他自己起草公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布告》，将国民党的军政官员，不论有无血债劣迹一律处决、关押或
管制，甚至包括许多投奔革命的人士和起义、投降、被俘人员；又用
政治运动扫荡农村基层掌握著文化命脉的乡村知识阶层，发动反右和
“文化革命”打击几乎一切知识分子，更不用说敢于思考和批评讽谏
的城乡知识分子了。这样的严刑峻罚不仅是非人道的，也是对于国家
民族及其文化的严重伤害。未来的中国人再也不能重蹈这样的覆辙。

历史常常无巧不成书。1999年11月9日，德国前总理科尔、美国前总
统布什、苏联前总统戈尔巴乔夫和柏林市长迪普根，重新聚首在柏林
勃兰登堡广场，回忆10年前柏林墙开放的那一天。报刊和电视上，人
们用“戈比”的昵称，挥手向戈尔巴乔夫致意。同一天，克伦茨和他
的两名同事在最高法庭的被告席上，听取维持原判的判词和理由。

戈尔巴乔夫也曾担任过共产专制的最高领导人，也曾出任过最黑暗的
克格勃特务系统的最高主管。理论上说，他的双手也沾有专制下被害
人民（苏联和柏林墙下）的鲜血。可是因为他的新思维，促成了苏联
专制帝国的崩溃，也推助了柏林墙的倒塌；他的开明使得两大阵营的
冷战终于落幕。克伦茨等人则一直顽固到政权的最后崩溃，于是成为
历史惩罚的象征。象征仅只是象征。他们的刑期（6年半或3年）和狱
中待遇，跟古拉格群岛、中国的劳改营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现在中国政府对待民主党人和法轮功信众毫无宽容可言。这里可能蕴
涵著一种隐忧。今天不能宽容追求民主之异见者的中共独裁者及其追
随者们，明天能不能得到宽容呢？贪污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在引起强烈
的抗议和不满。无论是共产党内还是党外，人们心里都明白，中国实
行民主是迟早的事。中国人要做好准备，一旦社会转型，平反冤案，
审判主要责任者就会提到日程上来，那时候，“为了正义而不是为了
复仇”的原则，将检验中国民主和法制的水平。即使今天，宽容的态
度也可能促成和平演变的早日到来。德国的借鉴是可贵的。

今年11月，德国新闻界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德国新闻界最著名的出版家、新闻自由的抗争者，《明镜周刊》的新
闻记者和总编辑奥格施坦因（Rudolf Augstein），罹患肺炎不治，
于2002年11月在汉堡逝世。享年79岁。奥格施坦因生前被喻为抵抗暴
风雨的民主保护者和20世纪的世纪报人。他当年是有名的左派爱国人
士，他和他的《明镜周刊》（Der Spiegel）是联邦德国新闻自由的
道路开拓者和民主捍卫者。《明镜周刊》也是中国新华社和参考消息
引用德国新闻最多的刊物之一。

奥格施坦因19岁就当上了汉诺威报的记者。1947年1月他创办了《明
镜周刊》。1950年他的揭密文章揭露了甫立国祚的联邦共和国第一宗
贪污丑闻：投票选择波恩为首都的行贿案。1962年发生了又一宗重大
案件，震撼了德国的政坛和新闻界。《明镜》报导了北约的一次军事
演习，其中言及演习的武器装备。当时的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历任巴
伐利亚州长，保守派政治家，曾多次访问中国，拜访毛泽东）认定奥
格施坦因泄漏军事机密，下令逮捕关押他和主编阿勒尔斯等7人。消
息曝光以后，德国新闻界抗议蜂起，质疑民主和新闻自由何在，法制
何在。经过3个月的法律诉讼，奥格施坦因据理抗争，司法当局认
定，演习使用哪些武器装备并非机密，获得无罪释放，恢复名誉，反
而令施特劳斯因在议会说谎，压制新闻自由而黯然下台。

法西斯虽然倒台，西方盟军强制实行民主新政，德国宪法也坚定地认
同人权（基本法第1条第1款）和民主。可是总理阿登纳和国防部长施
特劳斯等人还是痛恨新闻界对执政当局言行的监督和批评。他们实际
上是想把奥格施坦因打成叛国者，关进监狱，杀鸡儆猴。奥格施坦因
的胜诉，为德国的新闻自由树立了英勇的榜样，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奥格施坦因对任何政党不偏不倚。既敢批评联盟党立国强人阿登纳，
也敢抨击社民党大政治家舒马赫。阿登纳当政时期，颇露独裁倾向，
奥格施坦因以丹尼尔的笔名发表整整150篇充满嘲讽、不留情面的评
论文章，锋芒直指阿登纳政府。直到这位伟人辞世前夕才与之达成和
解。1972年他一度参选议员，进入联邦议会。但3个月之后，他又自
动退出议会讲坛。他的新闻报导，集抗争和讽刺于一身，笔锋犀利，
有时甚至令左右同事都感到心惊胆战。但他不改初衷，旗帜鲜明。他
的著作有一本名叫《耶稣－人之子》，表达他为揭露社会缺陷甘冒天
下之大不韪的心声。立场坚定，表态鲜明是明镜周刊的根本特征。他
明确支持威利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主张德国重新统一。他把一半的股
权拱手转让给全体职工，完全不象一个企业家。直到生命的最后阶
段，他都为自己的刊物口授（因几乎失明）撰稿；奥格施坦因一生桀
傲不驯，锋芒毕露。人们赞誉他是社会的守护人和警告人，是一位批
评家和揭密者，是一名“纪念碑的摧毁者”。

在的未亡人是奥格施坦因的第5任夫人，他则是5个子女的父亲。在他
病逝以后，德国各党派的领导人都异口同声地表示哀悼，赞誉他的新
闻生涯。他在临终前夕迁回汉堡市的寓所，成为汉堡市的荣誉公民，
汉堡市为他的逝世下半旗致哀。

奥格施坦因的故事给我们中国人留下了很多的启迪。

第一，纸上的民主靠不住。德国基本法写明了新闻自由，可是政治权
力可能会找到冠冕堂皇的借口来打击之。

第二，知识界、新闻界要团结、勇敢，齐心反抗权力的压制。

第三，司法要独立，站稳人权和民主的立场。

说到泄露军事机密，令人难忘的是魏京生的第一次判刑原因。1979年
中越边境战争时，魏京生在对法新社记者谈话中谈到中国军队的出战
司令员是张爱萍将军。于是法院抓住这一借口，将魏京生判刑15年。
平心而论，北约军事演习，不论是单纯训练，还是战略威慑，报导所
用武器装备，的确有可能令敌国或潜在敌国窥得北约武器的情报。但
是德国司法当局仍然保护了新闻自由，无罪开释了奥格施坦因。

魏京生的谈话，仅仅言及将领姓名，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中国
古代，两军对垒，每每与敌将互通姓名。现代战争，两国宣战，遣将
出征，也不是机密。美军远征，朝鲜战场司令麦克阿瑟，越南战场司
令麦克纳马拉，海湾战争司令施瓦茨科普福，阿富汗战争司令拉莫斯
菲尔得，新闻上天天可见。战役和布防的人员、装备和时机等等才是
机密。说到底，泄露军机纯是无稽之谈，就是邓小平不能容忍魏京生
提出以民主为第5个现代化。宪法上有新闻自由，3中全会决议也谈及
民主，可是民主让独裁者碍手碍脚，于是就找借口，逮捕判刑，一判
就是15年。一个青年一辈子有几个15年？幸亏魏是干部家庭出身，得
免死罪。如果在毛的文革时代，魏必遭处死无疑。当时特别是北京
人，了解西单民主墙言论的知识分子，人人心知肚明，邓小平抓人判
刑的真谛。可是没有人出来反抗。于是89年学生起来的时候，竟没有
人知道魏京生是何许人了。公检法不过是党中央的左右手，哪有自己
的手自打耳光的道理。前后关押19年后，魏被流放出国，国内青少年
更加不知道有过这幺一个主张民主的人物了。

说到底，德国没有一党专制，所以奥格施坦因没有冤死，反而成名，
新闻自由天地更加开阔，统一功臣，科尔总理的丑闻也能揭露无遗；
中国始终是一党专制，所以魏京生囚禁半生，有家难回，人民的新闻
自由和人权民主仍遥遥无期。阅读奥格施坦因的生平故事，中国人能
不感慨良多？

中国的海外民主运动举步维艰。魏京生来到国外，受到西方各国政治
家和北美侨界的欢迎，可是海外知识分子普遍都表示担忧，民运的队
伍良莠不齐，民运的活动陷入犬儒思想的重围。魏京生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个人，而是民运的一面旗帜。被放逐海外的魏京生会不会在海
外的碌碌无为中逐渐地消逝于无形？中国共产党在井岗山时代，也发
生过“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中国共产党把民运志士放逐到西方国家来，他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可
以找出许多历史前例。孙中山、秋瑾、邹容、刘天华；甘地、列宁，
中共留法勤工俭学团；索尔仁尼琴、昆德拉等等。留德学人想起了纳
粹时期的德国流亡政治家，后来的德国总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威利
．勃兰特（1913～1992）。

勃兰特原名福拉姆，1913年12月18日生于德国北部名城吕贝克。他是
一个非婚生子，生父不知谁何，母亲是个售货员。家庭社会地位不
高，外公和母亲都是典型的社会民主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勃兰特从
高中时代已经接触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成为工运的青年活动家。高中
毕业以后，1993年纳粹的白色恐怖已经无孔不入，他和许多左派青年
逃亡北欧，经过瑞典，落脚挪威。化名威利．勃兰特。

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流亡异国的生活，给流亡者带来许多压
力。德国的诗人、戏剧家布莱希特形容居留签证的困扰，把居留许可
称之为“生命的许可证”。其中的艰辛困扰只有经历过国内户口迁移
和海外签证麻烦的人才会感同身受。为了一纸居留许可，一张床位，
一个饭碗，一笔现金，耗费了流亡者们无数的精力和心血。

平心而论，海外（北美西欧）中国知识分子今天的居留许可比他们当
时的情况还要轻易得多。德国的政治和宗教庇护政策正是对当年纳粹
时期流亡政治家避难经验的反馈。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第一代政治家们的政治作品。

他们深知，没有海外的政治庇护权利，就不会有战后德国政界的人才
济济。1993年德国限制政治庇护的修订条例在国会讨论时，左派列
出曾在国外流亡、申请过庇护的德国政治家名单，名单很长，令人吃
惊。

当时的世界各国对于德国的法西斯统治和损害人权的状况并非一无所
知，可是他们对于德国的经济力量迅速成长和德国拥有的强大武装，
十分害怕。当勃兰特和他的同伴们到荷兰去举行工运国际青年局成立
大会的时候，德国要求荷兰王国的警方配合，捉拿、引渡所有的德国
反法西斯分子。荷兰当局为了一时的利益苟且偷安，竟欣然应允，突
然袭击了大会会场，许多民主志士被他们一网打尽，引渡回德国，被
投入集中营。勃兰特因为持有一本挪威的假护照，得以幸免于难。联
系到1998年初荷兰警方故意阻挠王希哲入境，纵容李鹏随行人员在访
问海牙王家议院时殴打中国抗议人士的行为，实在是似曾相识，毫不
奇怪。相当耐人寻味的是，后来德国法西斯当局并没有对荷兰王国的
合作投桃报李，侵略的铁蹄照样踏平了无数和平的荷兰村庄，毁灭了
无数的工场和桥梁。

相比之下，当前各工业国家（台湾和日本除外）对于流亡海外的中国
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默许的政策，也基本上没有逮捕和引渡的恶
例。比当年德国的海外流亡人士处境优越了许多。不仅大批参加民主
活动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海外获得了居留，而且使大批并无反抗政府
言行的留学人员获得了长期海外居留权，更使数十万淘金打工的中国
公民也顺势获得了移民海外或短期打工的机会。

勃兰特凭他的年轻和能干，相当迅速地学会了挪威语，并成为斯堪迪
纳维亚报刊的记者和德国新闻评论者。同时他又是国际工人运动的青
年活动家。他活跃在两个社会圈子之间。一方面，他是德国流亡者，
关心德国的命运，支持德国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另一方面，他又是
挪威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观察和学习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和
实践。

吊销不同政见者护照，即取消公民国籍的首创“专利”不属于中国共
产党及其政府。德国法西斯秘密警察在挪威和西欧的特工人员逐步查
明了勃兰特就是福拉姆。于是在1938年柏林的国家公报上公开宣布，
勃兰特为“人民共同体的敌人”，取消其德意志帝国的公民权。勃兰
特的护照失效以后，在挪威领取了临时的外籍护照（Fremde 
Pass）。

当纳粹德国一步步威胁挪威政府严厉限制挪威的政治流亡人士的时
候，挪威慑于德国法西斯的淫威，竟然步步退让，开始驱逐在挪威没
有亲戚的德国流亡者，勃兰特获得了比他年长9岁的社会学者卡罗妲
小姐的爱情。她决定跟勃兰特结婚。婚后立即申请加入挪威国籍。可
是局势急转直下，入籍手续的半年期限还没有期满，德国法西斯的侵
略铁骑已经踏上了挪威国土。几天的抵抗之后，挪威投降了。勃兰特
所持有的外籍护照反而成了祸害，万一被德军和秘密警察发现，立刻
会被送回德国集中营。幸好一位曾在西班牙1937年反佛朗哥战争中结
识的挪威籍西班牙朋友救了他，脱下了一身挪军制服，让他销毁外籍
护照，再冒充挪军战俘，混入战俘营，接受德军的遣散处理，然后逃
亡瑞典。1年以后，妻子带著新生的女儿与他在瑞典团聚。从挪威流
亡政府那里，勃兰特获得了挪威国籍。

流亡的时间长达13年。流亡中，他曾冒用挪威大学生的名字到柏林去
“留学”，了解德国纳粹政权的现状，到法国传递国际工运的信息，
在欧洲各国筹建国际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机构。担任过西班牙反法
西斯的共和保卫战的人权观察员，又是德国流亡者中的理论家和组织
者。海外的德国流亡人士不仅生活上遇到许多困难，而且在政治组织
上发生许多的争吵和内斗。勃兰特所在的社会民主工党领导成员一度
分裂成勃兰特派和反勃兰特派。双方闹到互相见面不讲话的程度。当
时的流亡人士中流传著一句话说，海外的政治运动组织好比是植物学
上的低等动物，几乎是依靠自身的分裂才得以维持生命的延续。海外
异议运动的统合之难，并非自今日始，也并非中国人素质特别低劣。

苏军和反法西斯盟军的战斗节节胜利，勃兰特和他的战友们期待的社
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到来，苏军和盟军踏平了希特勒的军事国家机器。
德国几乎成了一片满目疮痍的瓦砾堆场。可是勃兰特就在这个时候，
如飞燕南归，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他宣布放弃挪威国籍，重新
申请加入德国国籍，并重新回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当年
他是脱离社会民主党，筹建社会民主工党后逃亡国外的）

13年的流亡生活并没有付诸东流。勃兰特已经锻炼成为一名训练有素
的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潜伏回国期间，他在普鲁士图书馆阅读大
量书籍，已经写出了一些理论著作。他吸取了北欧社会民主党人的宝
贵经验，在后来的党务和国务活动中借用了这些有用的经验。他在流
亡中已经体会到，挪威社民党人从传统的基督教民主文化中，从经典
的人道主义中所汲取的力量比从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得到的多得多。

这些经验为勃兰特和其他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彻底抛弃马克思主义的
教条提供了现实的榜样。导引这些激进的革命者回归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人道关怀。战前苏联30年代的疯狂大清洗，从反面教训了这些社会
民主党人，警惕共产主义的血腥本质。

勃兰特用自己在流亡中大难不死虎口余生赢得的生命来重建他的祖
国。德国将在瓦砾中重新崛起。东西方对峙以柏林为前线，东德和苏
联的倒行逆施使得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在西德声名狼藉。他和他的
党在1959年哥德斯堡通过了新的纲领，彻底告别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
，跟共产党人划清了界线，社民党不再是一个阶级的党，而是一个全
民的党，选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的道路，重新去赢得人民的信任。
仅仅在新纲领公布10年之后，社会民主党就取得了执政党的地位。勃
兰特从柏林市长、外交部长、副总理一步一步前进，终于当选成为联
邦德国第一任社会民主党的联邦总理。

在总理任期中他完成了“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的妥协。跟苏联、跟
东德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赢得了来之不易的和平。他在访问波兰期
间，出乎所有政界和新闻界的意料，竟然跪立在第二次大战中波兰死
难人士的纪念碑前，代表德国民族向战争受害者请罪。这一震撼人心
的举动，感动了世界各国的人们，为德国人民重新赢得世界各国人民
的信任表达了真诚的忏悔。他的国务活动赢得广泛的赞赏。1971年勃
兰特荣获诺贝尔和平奖金。

勃兰特的榜样告诉我们，流亡海外并非无所作为。流亡的代价当然是
沉重的。报国无门，有家不能回。必须忍受许多人的嘲弄和异样眼
光，失去许多优惠的机遇，反而不断受到官方的刁难和限制。即使实
现民主以后，人民也未必会按照过去曾为民主做过奉献而对他论功行
赏。但是海外的流亡民主人士中必定会有卓越的人士脱颖而出，为未
来的民主中国奉献长才。勃兰特是一大批流亡人士中最杰出的代表，
中国流亡人士中也会锻炼出杰出的人物。流亡是一种身体力行的学
习。我们今天就不再仅仅学习社会民主党人的经验，而且也学习他们
的基督教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结合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开创
中国民主的未来。中国的未来还有许多政治难题需要去解决，还有许
多民族纠纷需要汉族政治家去认错请罪。我们今天学习得越多，未来
我们的杰出人物就越有可能在我们中间出现。

在德国的旧都波恩市，莱茵河边的“柏林自由”大街的小街角，有一
家不太大的书店。人们进进出出，取下书架上的书刊、杂志、地图，
小册子，翻翻看看，觉得喜欢，就可以揣进自己的提包；如果书架上
没有的，就翻阅书店提供的书目，顺手取来订单，填写以后，交给服
务台的小姐，就可以回家等待通知，然后再来取书。这里不收现金，
也不用刷卡，更没有赊帐。

天下真有这样不收钱的书店？是的。这里是“联邦政治教育中心”门
市部，所有的书籍全部免费供应。免费提供的书籍，恐怕是一些卖不
出去的旧书，滞销读物，免费处理吧？绝对不是。这里的书刊全是新
书。而且印刷精美，图文并茂，编辑、作者的阵容也是国家一级的专
家学者。一本《德意志简史》编写得十分精当，要言不繁，将德国历
史提纲挈领地一一介绍。厚今薄古，远略近详。对于非历史专业的德
国公民或外国留学生来说，是一本非常深入浅出的历史参考手册。
468页，道林纸，每个章节几乎都配有适当的历史照片，20世纪60年
代以后的照片全部都是彩色的，地图、图表和历史宣传画也是彩色
的。

德国曾经有过自身发展的民主时期，可是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系，被
希特勒利用，攫取最高权利以后，蜕变成了法西斯专政。第二次大战
以后西德的民主，应该说是美英法占领军监督下的民主。建立联邦德
国新政权的政治家，要么是被希特勒监禁过的阿登纳，要么是到挪威
申请政治庇护、一度入籍北欧的勃兰特，他们深深地感到，民主自由
的制度不仅需要有白纸黑字的宪法及其相应的法治体系，更为重要的
是民主自由的公民训练。只有让人民从心底里抛弃法西斯专制思想和
种族主义偏见，即非希特勒化，才能保住国家永远不偏离民主的方
向。

正是以这样的想法为基础，联邦政治教育中心始建于1952年，原名为
联邦乡土服务中心，1963年改称为联邦政治教育中心，是内政部下属
的公民教育促进单位，通过召开会议和举办讲座、利用报刊和广播来
推动公民教育工作。出版的刊物有《议会通报》和《政治教育信
息》，出版的宗旨是让人民知道比时事新闻更加系统的国内外信息。

《议会通报》不仅介绍议会的近期动向，而且也常有一些其他的经济
文化信息。比如1991年我就在该报上读到一篇关于苏联文学在苏联瓦
解过程中的演变的情况，说苏联作家及其作品曾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传
声筒，可是民主确立，经济崩溃之后，文学失去了尊崇的地位，作家
被抛却到社会的边缘。《政治教育信息》是不定期杂志。描写国内外
特定的专题，例如世界上所有重要国家的基本状况和简要历史，其中
包括中国。这类杂志每隔3、5年重新修订一次，增删损益，补入新近
的发展信息。有关中国的《政治教育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篇》，10
年内已经改编了两次，参加编写的撰稿人多半是汉堡亚洲学研究所的
的中国问题专家。这本“中国篇”虽然篇幅不大（16开58页），可是
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邓小平、江青和四人帮，江泽民等人物，
从焚书坑儒到义和团，土地改革，到89年“6．4”风波等事件，都有
笔墨提到。这本杂志还只是一个简缩本，另一本《中国国情》是关于
中国文化环境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全面分析，厚达698页，
从孔孟之道到台独主张，从大陆的文盲人数到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率
图表，还有中国历代皇朝年表和现代大事年表，一一娓娓道来，翔实
列举，最后附有8张彩色的中国以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历史地
图。对于中国已有这么多的材料，对于美国、苏联、东德、其他欧洲
邻邦，材料更加详荆另外还有许多专题，例如环境保护、妇女解放、
对外关系、国际难民等等都有小册子，供人索取阅读。这些报刊分别
叫作《政治画报》和《慢镜头》。在《政治画报》的“编后栏”附有
3条颇堪玩味的编辑准则：并不丑化什么，务求列举问题；并不美化
什么，却也列举正面实例；不搞先入为主，但求引起反思。能够总结
出这样的编辑准则的编辑和作者，已经相当懂得民主自由环境下的政
治教育的个中三昧。在门市部的橱窗里陈列过一幅大字标语：“我需
要的正是多种信息，然后形成自己的观点”，表达了青少年读者对政
治教育读物的正面回应。

对于联邦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来说，重点当然是反纳粹教育和反排外倾
向教育。这里出版了许多关于纳粹历史的教材，因为叙述详尽，所以
多分为上下多册，里面纳粹暴行的照片和描述都非常真实，没有规
避，坦然承认反人性的罪行。教育中心主动殷勤地为各级学校提供免
费的服务和寄赠书刊，反对歧视外国人的教育，从儿童时代抓起。德
国战败以后，几乎没有发生过官方人士否认历史罪行的事件，跟日本
朝野的表现大相径庭，恐怕跟德国知识界长期以来坚持正确的政治教
育是分不开的。东德的政治教育不合理，所以统一后东德的种族主义
暴力案件远比西部地区严重得多。真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分毫
不爽。

联邦德国公民教育的经验，对中国是很好的榜样。1952年时，德国的
经济还远远没有起飞，在困境中德国的民主政治家和知识界就已经前
瞻性地看到了公民教育的重要性，政府不惜工本地聘请专家学者编写
教材，拨出积累，免费提供书刊。中国未来的公民政治教育课题，很
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人民了解国外的情况，不带偏见，避免情绪化。
中国知识界在公民教育方面应该开始从长计议。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83周年的日子，也是香港回归祖国7周年的
纪念日。就在这一天，我应柏林一家名叫C/O BERLIN的机构邀请，参
加他们举办的《变革中的中国》座谈。这个机构是私人捐助的国际文
化交流机构，旨在促进德国人民与外国文化的交流和了解，主要手段
是摄影和座谈。今年以来，他们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浓厚的兴趣，举办
了多次中国摄影展览。他们的题目不象中国官方那样故意回避文革、
“6．4”这些敏感话题，既看到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也看到政治上
的专制、恐怖和社会生活中的贪污腐败和灯红酒绿。座谈的题目是
《谁唤醒了沉睡的中国龙？》座谈的主持人是（瑞士）《新苏黎世
报》记者，过去曾担任过《南德意志报》驻北京记者。参加座谈的是
柏林自由大学的汉学家马哥讷讲师和德国著名的对华贸易企业家坡斯
特博士。他们还希望有一位真正的中国人来参加座谈，于是我应邀来
到了这座柏林墙遗址跟前的东柏林老大楼，跟他们坐在一起。听众席
上4、50人，都是关心中国文化和现状的德国朋友，有的人还能说出
发音纯正的普通话。

正如我在发言提纲里准备的那样，我不希望现在讨论中国的话题还是
重复多少年来“只问历史（传统），不问当今（现实）”的老套子。
我要说的是，中国的经济是有飞速的发展，但是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比
德国远远严重，而且民主和人权状况的恶劣，也到了民怨沸腾的程
度，中国官方在它力所能及的宣传范围内已经自我标榜到了极致，我
没有必要再作这类信息量为零的重复，而要抓住机会，告诉德国朋友
另一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真相。

座谈还没有开始，坡斯特博士来到之后，说完欧洲杯的紧张赛事，就
聊香港的“7．1”大游行。他的说法竟跟《明镜周刊》的网上新闻中
的说法53万人要求“还政于民”大不一样。他肯定地说：“香港这次
大游行主要都是闹的经济问题，跟民主没关系。”我立刻想到这位坡
斯特博士的种种头衔来。近20年前，他曾担任过大众汽车公司驻上海
的销售主任，亚太董事会成员；7年前还是大众驻香港公司的亚太地
区总裁。还有一堆德中贸易文化社团的头衔，例如柏林《亚太论坛》
主席，以及上海市荣誉市民称号。他也是中国驻德国使馆的常客。座
谈开始后，他的意见明显地倾向于中国官方。但是听起来仿佛也挺客
观。上海、北京的高楼大厦，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还有农村很多贫
困地区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比2、30年前，能吃得饱，就很不错
了。在中国，有的人说一天可以赚100万，有的人说一天赚不了1美
元。其实两种情况都是真实的。西方的民主对于中国，不能够复制
kopieren，只能够理解kappieren。他也承认，不希望发生重大的动
荡，戈尔巴乔夫式的和平演变比较好一点。但是他批评说，为什么老
是说人权？要多说经济问题。

主持人问我的意见。尤其作为亲历文革时代的中国人，说一说自己的
感受。我告诉大家，中国的问题正是经济改革发展了，政治改革停滞
不前。一条腿努力奋进，另一条腿裹足不前，这个社会不能正常发
展，必走邪路。文革时代，70年春夏我常去（上海）中山公园，每天
清晨几乎都有运尸车停在门口，要把昨夜躲在园中半夜上吊自杀的男
女尸体装载运走。清理阶级队伍的轮番整肃让这些可伶的人觉得生不
如死。现在文革的非常时期已经过去，但是党政当局对付人民的手段
依然没有改变。例如对付法轮功信徒，用尽酷刑。现在全国农村和许
多工业区，工人农民维护权益、反对腐败和压迫的示威和抗争没有一
天停歇。1天赚不到1美元的人实在太多了。

一位在大连高等学校教过3年德语的妇女发言说，中国的人权状况确
实有问题。她在中国就没法看到任何国外的中文信息。我说，正是这
样。中国政府特地培养了50万名网路警察，专门对付网路的言论自
由。堪称世界第一。

另一位德国观众也表示，从中国的媒体看起来，情况如死一般的沉
寂。实际上问题非常严重。

我说,应该给人民说话的权利。当年文革就是只有毛一个人说了算，
结果就发生文革，如果人民有讨论政治的权利，文革就不一定能发动
得起来。3年困难时期也不至于死掉那么多无辜的人民。到了1989
年，邓小平还是不让人民说话，用机枪和坦克杀害了数千名学生和北
京市民。文革过去了，“6．4”过去了。可是现在的中国青年根本不
知道文革是什么，更没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没有任何官方的书籍客观
地评介“6．4”这个严重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事件。德国青年都必
须了解纳粹时代发生了什么。中国的这种情况绝对不正常。坡斯特博
士说不能一下子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逐步实现。我说，有道理。但
是为什么不能现在就开始一步一步地开放民主呢？我来举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100年前，中国的妇女必须裹小脚。结婚都是“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西方的武装侵略和经济文化影响唤醒了沉睡的中国
龙。中国的妇女早已不再缠足。中国的一夫一妻婚姻已经确立。而且
现在婚姻法又有了新的改变。结婚和离婚更加容易。几乎跟西方一
样，甚至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教会，所以比西方更加简单。这种改变
实际上是对个人选择自由的尊重。婚姻是涉及社会方方面面最深入的
现象。往往牵涉到金钱、地位、子女、财产继承等许多复杂的因素。
而且还少不得要一定的教育文化程度作思想基础。然而恰恰是婚姻问
题上，中国几乎跟国际先进水平可以平起平坐，为什么在宪政民主方
面中国就仍然没有“资格”享受呢？老实说，民主说到底也是一种选
择。而且道理并不复杂，人民可以根据现实生活自主判断，对领导
人、对政党、对政务官作出选择，其中并不象离婚那样存在诸多亲情
恩怨、子女赡养和财产纠纷的牵扯。人民没有理由害怕这样的选择。
说穿了，是中国共产党害怕人民起来选择，他们害怕从此失去了统治
人民的权力。我并不是要求中国在一个早晨就立刻实现民主。孙中山
先生当年也曾经谈到，中国人缺乏民主的训练，文盲人数太多。所以
民主不能一蹴而就。他把步骤分了3个阶段。第1步是军政阶段。命令
人民照办。第2步训政阶段，教育人民学著办。第3步，宪政阶段，让
人民享受宪法民主。中国共产党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诺。究竟有什么道
理呢？

那一位德语女老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我看到，中国东北的工
人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相当吃亏。我
真的希望回到德国来，把我们德国工会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组织经验和
斗争经验介绍给中国人。我立刻告诉她：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在中
国工会必须是官办的。它必须听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所以在维护工人
实际权益的时候，你根本找不到工会。而独立自主的工会组织则是非
法的。如果你要把独立工会的经验告诉中国朋友，对于您本人，对于
那些工人朋友，都是危险的。有不少组织工人抗争的工人领袖已经被
逮捕判刑了。

两个小时的座谈很快就结束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只好留待下次
的机会。主持人事后不禁说了一句，今天这样的激烈争议，如果使馆
干部来听讲，恐怕真有点问题。我倒觉得，真有使馆干部到场，如坐
针毡，那就更好了。座谈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国际红色资
本家。从经济交流的角度来说，这类人物作为西方资本家，既为自身
企业赚来了利润，客观上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可是作为
既得利益者，他们又是中国党政当局积极收买和拉拢的对象。其中不
少人在中国的商场和官场上已经长袖善舞，修炼成精，不仅善于官商
应酬，甚至也养二奶、小秘。在中国的电视、报刊等宣传阵地上，他
们常常出面为中国当局的“稳定”和繁荣现身说法，在他们的国家
里，又可能去影响本国的朝野政治家，放弃对中国当局的人权谴责。
对于这样的红色资本家，我们应当跟他们针锋相对，批驳他们的谬
论，揭露他们的帮凶面目。如果他们中一部分人尚且良心未泯，仍然
不忘西方民主理念，敢于批评中国当局的倒行逆施，我们则应当支持
和赞扬他们的人道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