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忍耐度、麻木性高强多了，凡事
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做稳了奴隶就是幸运幸福，天下太平。既使统
治者不得人心，只要不是逼得人民太惨太苦、走投无路，很少人愿意
通过有理有节的抗争打破现存秩序。中国人整体上严重缺乏民主思
想、自由精神和人权意识。身为奴隶而不觉、身在梦中不知梦啊。我
把这种现象称为中国人的麻木性和愚贱性。拙作《哭神州》中有句：
“盛世寻常皆恶鬼，小民十亿尽幽囚”，在国内一些诗词论坛上曾受
到广泛批评，认为我过甚其辞了。有一篇颇受网民追捧的帖子：《做
一个正正常常的人》，堪称麻木性愚贱性的典型发作和表现。

该帖认为“中国社会现在明明是一个太平盛世，这时候要宣传什么反
抗，什么争取自由，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吃错了药的人，一个
大脑神经不正常的人”，因为，“大家现在都安居乐业，有自己的工
作或者产业，每天上班下班，勤劳工作，假日想上哪儿玩就上哪儿
玩，没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关进监狱”。

确实，人类文明在各个领域都获得了巨大进步，机械、科学的力量把
大多数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象我一样的中
国大陆老百姓每天都有几个共产党员拿著皮鞭跟在我后面让我做这做
那，比如顶著烈日在做苦役，稍微慢一点皮鞭子就猛烈落下，身上旧
伤未好新伤又添……”，诸如此类现象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任何现代国
家，前伊拉克、现北朝鲜的领导人够独裁残暴了吧，哪里老百姓也没
惨到如此地步嘛。

罗斯福总统早就提出四大自由的概念，即言论、信仰、免于恐惧和免
于匮乏的自由。“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人初步拥有了免于匮乏
的自由──这一自由是中国人民的勤劳勤奋所致，并非我党的恩赐
──不过，鸡窝猪圈里的家畜也是不虞匮乏的。“有自己的工作或者
产业，每天上班下班，勤劳工作，假日想上哪儿玩就上哪儿玩”，这
当然是一种自由，可这种自由对一个现代人来说未免太廉价太低级太
了点。这种生存哲学，可命名为猪的哲学，这种自由可称为猪的自
由。

何况，就是这种畜生的自由，在中国也是极不完备极为落后的。作者
“每月的工资人民币2,500元”，可他知道吗，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多
少同胞置身严重的“匮乏”之境，还有多少农民、工人没有起码的保
障，孩子上不起学、病了上不起医院，多少人小病硬扛、大病等死？
若非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若非我党几十年的倒
行逆施和无穷尽的腐败无休止的浪费，中国摆脱“发展中”的头衔而
进入发达行列也并非没有可能。

在政治领域，人权和自由仍然遭到蔑视和否定。思想强求统一、言论
不许越轨、媒体不是党办就是官管、宗教团体要听党的话当党的助
手，人民无权监督广大公仆，无权组党结社，无权选举国家乃至所在
乡镇、城市领导人，村级领导人的选举往往有名无实……，这样的人
民，与猪何异？不论匮乏与否，与猪无异！

“许多毛病和政治制度没有多少关系”，但腐败绝对与政治制度有关
系，关系密切之极。有专制就有特权，有特权就没有公平公正公开，
就有垄断黑暗腐败，特权是滋生腐败最适宜的土壤。由于人性的贪
婪，世界上那里都可能产生腐败，但论腐败范围之广、领域之多、程
度之高，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相比，那就望尘莫及了。有比较完善的
制度约束著，腐败现象绝不会如此全方位多层次大规模地漫延开来。

“没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关进监狱”，却有大批人被“合法”地关
进监狱。“江泽民政权自97年运行以来总共只判了两个人，徐文立和
王有才”？我不知“公开审判”是否仅两人，也无法统计被秘密抓
捕、秘密关押、秘密审判及劳教的政治犯良心犯究竟有多少。但我相
信，中国的政治犯良心犯绝非少数。前不久我在网上获悉：中国政府
异常罕见地公布，从1998年到2002年有3,400多人因被控危害国家安
全而被逮捕（不包括被判2─3年劳教的异议人士）。危害国家安全在
中国的刑法中属于最严重的刑事犯罪，具体罪名可分为颠覆、煽动颠
覆、窃取国家机密等。众所周知，这些罪名大多是用来迫害政治异见
者的。就算只有一个人受到政治迫害和不公平对待，那也是法律之
失，国家之耻。既使只有两个政治犯良心犯，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
辱。那也意味著所有无辜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

作者企图用“象朱镕基那样从小就是孤儿寡母什么背景也没有的人，
象李瑞环那样木匠出身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国家领导人”来推翻一党
专制的事实，说明中共是一个开放系统，没有一党私利，就是违反现
代政治常识之言。一个政权是否专制、开放，外要看它允不允许竟
争，内要看它各级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命还是自下而上选举。我党的官
员考察任命制，比起古代科举制度（考试任命）、更为恶劣。

作者又用自己“在《亦凡论坛》用真名实姓胡说了那么久，江泽民也
骂了，朱镕基也骂了”却没有出事来证明言论自由，太也无知荒谬。
首先言论自由是有特定内涵的概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第19条第2款：“人人享有表达自由；该权利应当包括以口头、
书面或印刷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地寻求、接受
和传播各种信息和思想的自由”。《世界人权宣言》也作了内容差不
多的规定。如果仅仅局限于田头地角茶前饭后及一些论坛角落“胡
说”，那叫私下里“发牢骚自由”；其次，网络影响愈来愈大，渐成
新兴第四媒体，政府监控渐严，网络上发牢骚也并不一定自由，据我
所知就有数十位人士仅因网上言论过激被抓被关或受到警告了。作者
说他江朱都骂了也平安无事，这说明不了什么，要证明言论自由是不
能用举例法的。而且，作者没出事，我看主要是因为他是小骂大帮忙
性质的。由于他的小骂分寸掌握得不好，时有越轨出格之嫌，大帮忙
又没帮到点子上，所以尽管红遍网络，他的文字也很难走向传统媒
体，而且时也常遭删帖之苦。这不也证明中国没有言论自由吗。

数学又叫陈必红，是个网络知名人士，曾有多位友人寄来他的一些文
章，要我予以批判驳斥。我看了几篇，感觉是逻辑混乱思想肤浅东拉
西扯强辞夺理荒缪不堪，大都不值一驳，就不愿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了。《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也是错漏百出。如他将追求民主、批评
政府与反共划等号，把反共与暴力革命划等号，他指责中国知识分子
“对美国的现行制度顶礼膜拜，对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敢说一句不
满的话”，又说什么“大陆人批评现在的国家领导人批评得最多的是
心太软”，这不都是胡扯蛋吗。

此文为了“攻击”中国人的愚贱和麻木，顺便借陈必红的头一用，并
非专门批陈，这种身为奴隶而不觉或为了某种原因故作不觉的下四门
小角色，还不配老枭出手。

中国人的愚贱性麻木性，乃几千年君主集权下的愚民教育和数十年一
党专制下的愚民政策所致。贱与暴是国民劣根性的一体两面，前者表
现为奴隶主义和犬儒哲学，后者诉诸于非理性的暴力斗争。凡事能忍
则忍，得过且过（这就是某些历史时期失民心者未必立即失天下的根
本原因）不怒则已，一怒过激。到了奴隶都做不稳了贱民都做不下去
了的时侯，愚贱的家猪就会变为凶暴的野猪，揭杆而起，以暴制暴，
杀它个血流成河尸积成山！这就是中国历史跳不出暴力革命的历史循
环的深层原因。

这方面，香港人民的表现就截然不同。都说香港人只关心经济不关心
政治，乃资产阶级经济动物。然而，“7．1”香港大游行，并非出于
经济目的，而是有著明确政治诉求的大规模政治抗议。他们所强烈反
对的23条立法内容，乃大陆政治生活的常态。据一篇《说服港人向政
府感恩是不容易的》网文介绍：

　　在港府保安局网站上，列出了一些立法条文与英美加澳相应条款
　　的相比较，也与回归前的香港法例相比较。从条文字面上显得十
　　分宽松。再看看该网站上列出的几个不会被定罪的具体行为，更
　　是没法不承认其“宽松”了：任何人意图推翻中央政府──没有
　　作出任何实际行动──不构成“颠覆罪”；任何人意图将中国某
　　部分自中国的主权分离出去──绝食──不构成“分裂国家”
　　罪；中国公民──意图胁迫中央政府改变政策──和平集会──
　　不构成“叛国”罪；任何人宣扬分裂国家──没有鼓动受众发动
　　战争，没有使用武力或类似恐怖主义行为──不构成“煽动叛
　　乱”罪；任何人披露关乎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由中央管理事务的
　　文件──不构成损害性后果，即不危害国家安全──不构成“非
　　法披露”罪；本地组织从属内地被取缔组织──在本港没有从事
　　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不会被取缔……。

而上述言行，在大陆都是严惩不贷、严打不饶的重罪！港人并非看不
懂这些文字。之所以奋起抗议，如该文所写，是因为港人懂得看行动
比看文字重要的多。傻瓜才会相信字面上的美好就等于现实中的美
好。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宣称要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并
不少于其他国家的宪法。但中国公民基本权利受保障的情况如何，港
人心里都有数；更重要的，是香港人民有著浓烈的民主思想、自由精
神和人权意识。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港人强烈反对23条的主要原
因。50万人的街头运动居然没有任何骚乱和物品的损坏，在在都表现
出香港人勇于又善于作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的文明素质。

香港人民用实际行动反衬出大民众的愚贱、犬儒和奴性。这就是文明
社会高素质的自由人与专制制度下低素质的非自由人的区别，说难听
点，也就是人与猪的区别所在。奴隶并不可耻。可耻的是身为奴隶而
不自知、而不以为耻、甚至以当奴隶和奴才为乐为荣，甚至倒打一
耙，反骂敢于反抗、勇于争取自由者“吃错了药”，“大脑神经不正
常”，这才是无耻的猪。

中国猪何其多也。经济上、政治上一时的腐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因
此而造成的人心腐败、道德崩溃、思想荒漠化。我在《大家都来舔屁
股》中愤怒指出：“有怎样的政府就有怎样的人民，有怎样的人民就
有怎样的政府，互相促进，相辅相成。有如此之多的愚民贱民，如果
没有专制那才不可思议呢。专制培养制造愚贱，愚贱维护强化专制，
在我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已成为愚民贱民恶民暴民最茂盛的社会。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2003.7.14）

〔首发《新世纪》http://www.ncn.org/〕

在网上，经常看到有反共人士持如下观点:

中国大陆正处于中共的反动腐败残暴统治，人民缺少自由。因此，身
为大陆人民，就必须挺身反抗中共的反动腐败残暴统治，勇敢起来斗
争，不自由，毋宁死。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不打算反对中共反动腐
败残暴统治的大陆人，道德上应当受到遣责，良心应当受到遣责，应
当为自己安于不自由，安于当奴隶而感到羞愧。

本贴子打算说明这样的观点不成立。假如中国目前正处于战乱之中，
比如受到外族侵略，比如日本或者美国正在中国大地上到处杀人，那
么身为一个中国人除了反抗别无其它选择，这时候宣传不自由，毋宁
死，我非常赞同。

假如中国目前正的有一个象希特勒一样的暴君在统治著人民，许多反
抗政府的和根本不打算反抗政府的人都被杀被抓，街上到处都是特
务，在任何公共场所都贴著“莫谈国事”的条子，监狱人满为患，关
的全是无辜的老百姓。这时候宣传自由的美好，鼓励人民起来战斗，
我非常赞同。假如中国目前真的是奴隶社会，象我一样的中国大陆老
百姓每天都有几个共产党员拿著皮鞭跟在我后面让我做这做那，比如
顶著烈日在做苦役，稍微慢一点皮鞭子就猛烈落下，身上旧伤未好新
伤又添，这时号召人民反抗暴政，我非常赞同。可事实上中国社会并
不是这样，中国社会现在明明是一个太平盛世，这时候要宣传什么反
抗，什么争取自由，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一个吃错了药的人，一个
大脑神经不正常的人。我现在在深圳工作，每月的工资为人民币2500
元，有贴子把我描述成好象我是贵族一样，这使我觉得国外的人太不
了解中国现在的行情了。实际上就我和我周围的同样条件的其它人相
比，我这个收入只能表示我是一个不怎么成功的人，是一个非常普通
的收入，连的士司机每月挣得都比我多。我的经历比较丰富，在文革
中当过兵，退伍又当工人，后来考上大学，后来又工作，我当兵时的
战友，大部分就是农村人，我的大量的亲戚都在乡下农村谋生，我当
年的工友，我上大学后的同学，其中有许多人还出了国，在美国谋
生。所有这些人我都同他们保持著联系，大家现在都安居乐业，有自
己的工作或者产业，每天上班下班，勤劳工作，假日想上哪儿玩就上
哪儿玩，没有一个人被莫名其妙地关进监狱。

大陆现在并不处于动乱之中，而是处于和平发展之中，这一点希望反
共人士一定要弄清楚。证据很明白，世界上任何地区现在是否动乱，
就看旅行社敢不敢做到那个地区旅游的生意，如果敢做，说明那个地
区处于和平之中。比如现在有人去印尼的动乱城市或者南斯拉夫去旅
行吗？而现在的中国去任何地区的旅游都是开通的。游客们到任何地
方旅游看到的人民都是安居乐业，正正常常过日子的，是一片繁荣景
象。中共并不是一个闭合系统，在中国并不存在一个叫做“中国共产
党”的种族。如果中共是这样一个种族，是其它人无法加入的只能他
的成员世袭的一个种族，如果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也是世袭的，只能由
高干子女接任，那么我们大家来反抗中共独裁统治好了。可中共明明
是一个开放系统，任何公民打算从政只要经过努力都可以加入中国共
产党，而且事实也说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象朱镕基那样从小就是孤
儿寡母什么背景也没有的人，象李瑞环那样木匠出身的人，都有机会
成为国家领导人，成为总理，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中共一党私利”
就是很可笑的事情。

我这辈子是不想搞政治的，是打算用我的本事平平安安地过一辈子，
所以我也不打算加入中共，也不相信共产主义。在中国，信仰是自由
的，我认识的信仰佛教的和信仰基督教的朋友不少，但是他们也都不
打算反对中国的现行社会制度。可我认识的亲戚朋友中有一些人是想
搞政治的，而且努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人中我这辈份的人少，
而我的下一辈份的人反而比较多，比如我的侄子，外甥，等等。而通
常在我的下辈份的亲戚中，能够入党的孩子通常都是很有出息的，学
习努力，工作积极，也讲道德，关心他人的人。而没入党的那些孩子
反而有不求上进，吊儿浪荡，整天沉溺于游戏之中，让人一提摇头叹
气的那种。

中共在挑选它的党员时并不是专门到监狱里去挑那些善于杀人，抢
劫，强奸的犯罪分子，而是到大学和社会上去挑品行良好的人入党。
这一点与两党制不同，两党制中的党是乌合之众，人越多越好，因为
人越多选票越多。中共干部的中坚现在都是一些30岁，40岁到50岁的
人，这些人根本就不可能为当年的错误负什么责任。我不是中共干
部，我今年44岁，文革开始时正上小学四年级。而我的同学朋友们现
在已经有爬得非常高的了，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市长也就是我这个岁数
左右的人。向这样一些人指责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是非常可笑的。

许多反共人士认为我们这些在大陆的人没有自由，只有他们这些在国
外的人有自由。可是当我提出国内外诸位网友介绍一下自己在所处的
社会都有哪些自由，大家比较一下时，却又没有哪个说出具体多了能
做什么。其实这些反共人士的逻辑是这样:只有参加到他们的反共行
列中，就叫有自由，如果不参加到他们的反共行列中，就叫没自由，
就叫奴才，就叫奴隶，就应当受到良心的遣责。即使我们大陆人能批
评国家领导人，只要批评得不合他们的意，比如大陆人批评现在的国
家领导人批评得最多的是“心太软”，那就还是奴才或者奴隶，就不
是在说心里话，或者昧了良心说话。只有象他们一样企图推翻中国的
现行政治制度，不惜要求美国制裁中国，不惜制造人体器官假案，不
惜帮著美国造谣中共间谍案，而对美国的现行制度顶礼膜拜，对美国
政府的现行政策不敢说一句不满的话，这就叫做道德高尚，就叫做活
得真正象个人，就以为自己成了真正自由的人，就不是昧了良心说
话。我觉得这些人还不如在美国生活多年的许多美国学者，而且我主
要还说的是反共学者，这些学者在批判美国现行制度的各种弊病时毫
不手软，而不象这些反共人士那样从来不敢对美国的现行制度吭半点
声，我认为这样才叫观点的奴才呢!身处自由的国家大脑的思维却一
点也不自由，就禁锢在那几个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的陈词烂调当中
完全不敢重新审视自己的思想，成了思想的奴隶。

中国社会远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正相反，是毛病非常多，多到举目
皆是的地步，但许多毛病和政治制度没有多少关系。比如深南大道上
刚修好了漂亮的马路，只一个多月上面就满是口香糖的痕迹。再比如
盗版行为猖獗，政府反复打击，不断破获大的盗版集团施以重刑，可
是盗版者依然前扑后继。比如虽然出动大量警力但山民们乱砍乱伐屡
禁不止。比如计划生育在农村推行受阻，许多农民大量超生又要希望
工程援助。所有这些都有待改进。

中国政治也不是非常廉洁，而是腐败现象还非常严重。但世界上不也
一样？奥委会大量委员受贿，欧盟委员会因为大量的腐败而被迫集体
辞职。而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想办法制止腐败，这几天一直由中央
电视台一套节目现场直播四川某个桥的倒塌事件的法院公开审理。而
美国现在都做不到用电视现场直播法院的审判过程。这样的直播，如
果我是被起诉的领导人，如果我的上级或者同级有类似的事情，我一
定当著全世界的面把他们的猫儿腻都抖出来，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嘛，因为作为被告我已经是最后一次有机会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中国
全世界直接说话，不说白不说。单这件事情就说明了中国政府反对腐
败的决心。

而且，世界上明明有香港这样的当年完全没有组党自由却通过廉政公
署有效抑制腐败的事例，已经强有力地说明了没有反对党一样可以抑
制腐败的成功例子，可反共人士好象瞎了眼一样就是看不到。

江泽民政权自97年运行以来总共只判了2个人，徐文立和王有才，13
个亿人中只有2个人关进监狱，你把这叫做暴政，人类历史上哪有这
样的暴政，请给我举出这样的史料，说是中国或者世界上的历史上有
某个国家统治者只关了两个人却被公认为是暴政时代？我在亦凡论坛
用真名实姓胡说了那么久，江泽民也骂了，朱隆基也骂了，怎么没有
见到中共官员的影子？大概反共人士也觉得很困惑，所以就一个劲地
编故事，什么陈必红是国特罗，什么上了中央党校罗，因为他们不靠
编故事就圆不了谎，他们要是不自己骗自己就活不下去。我认为，做
人就要做一个正常的人，小时候就好好学习，长大了找个工作谋生，
看准了机会搞一些投资，遇上了心爱的人则结婚生子，工作时就认真
工作，休闲时干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现在的工作不好就想法
跳糟换个工作，如果国内呆得不顺心就出国去留学或者谋生，如果讨
厌这个城市就换个城市生活。如果受到法律侵害就去法院起诉，或者
打110报警。

总之，好好地做人，好好地过日子，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太平日子，这
就是我向大家提的建议。

一、

唐朝诗人韦应物曾任□县、栎阳、滁州、江州、苏州等地的县令和刺
史，他在一首投赠诗中写过一句很有名句子：“邑有流亡愧俸钱”。
流亡，指包括乞丐在内的灾民。范仲淹叹之为“仁者之言”。一个封
建官僚尚且会因属境有流亡人口而知愧，感到对不起自己的工资。以
人民公仆自称、以为人民服务自诩的我党和党官们，对于“流亡”，
却不但不愧，反而加以“严重影响城市形象和社会治安”之类恶谥，
进行“收容遣送”，还要向家属收取遣送费，可谓蚊子腿上割肉、苍
蝇肚里榨油，极敲骨榨髓、杀贫济富之能事，打的却是“维护城市形
象，维护公共秩序”的幌子。

收遣恶制天怒人怨，殃民数十年之后，终被废除了，代之以“救助管
理办法”，应该说这是我党在制度的文明化、人性化方面的一大进
步。然而，很快地各地各种方式的“禁讨令”、“逐丐令”纷纷出台
了，这不能不说废除强制收容遣散制度后的一个倒退。

二、

最严酷的专制王朝，最冷血的封建官僚，也不会剥夺弱势群体的乞讨
权和乞丐的“结社权”。小说中丐帮是最常见的帮派组织之一，人数
众多、分布极广、势力庞大，为江湖上著名的正道组织，有天下第一
大帮之称。丐帮除强济弱，重诺守信，英雄辈出。这当然是小说家
言，当不得真的。史料中无“丐帮”之名，在历史上还未见到全国性
的丐帮组织。

但以乞讨为生的职业乞丐，很早就有了。据《丐帮源流考》载，职业
乞丐可能始于六朝。至于乞讨行为，更是源远流长，圣人不免。据说
孔子当年曾在陈国断炊，接受范丹的济才不致饿死。东汉的范丹是历
史上著名的穷汉，和春秋时代的孔子扯上关系，当然是穿凿附会、以
讹传讹的结果。但孔子陈国断炊，史有确载，他没有饿死，不能不乞
食吧。

不少诗人文人高人都有过真真假假的乞食、乞讨行为，唐代元结著
《丐论》，自称：“游长安与丐者为友。”；陶渊明写有《乞食》
诗：“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龚自
珍在诗中说“猖狂乞食过江淮。”（这里乞食是夸张的说法，实为向
故人“乞钱”或故人赠钱，诗后自注：过江淮间不困_，何亦民、卢
心农两君力也）；戏曲、小说中，唐伯虎们扮成乞丐泡妞追美或调戏
权贵，人们也视之为文人的风流韵事；《后汉书─独行传》曰：“向
栩字甫兴，河内朝歌人。向长之后也，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不好
语言，而喜长啸或骑驴入市，乞丐于人”；《小偷日记》作者[法]让
热内是文坛大家。他年轻时到处流浪与乞丐结帮，多次因盗窃而入
狱，后被判终生流放，他在狱中写的作品却轰动文坛。

乞丐行为，君王亦不免。《左传》曾记载晋公子重耳“乞食于野”；
最有名的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少年贫寒，当和尚不成当乞丐。
传说敲打牛骨头就是从他开始。穷家门的人称那牛骨头为“太平鼓”
上面有13个小铜铃，相传一个铜铃可吃一省。当上皇帝后的朱洪武传
旨，乞丐用上安上13个铜铃的太平鼓，享有“吃遍全国13个省份”的
特权。另有一说，唱花鼓行乞源于朱洪武平定天下后，为恢复家乡凤
阳的元气，不惜迁徙江南富户14万至凤阳，并严律私归者有罪。由于
连年征战，田地荒芜，凤阳地方流离失所沦为乞丐者甚众。于是移居
于此的江南富户每至冬季必扮成穷家门人，藉行乞潜归原籍，久而久
之竟以行乞为业。一首花鼓歌谣唱得好：“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
了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背起花鼓走四方。”

对于佛教尤其是印度早期佛教而言，乞食更是教徒们的“本地风光”
和“本职工作”，是“实施游行教化利导众生”的方便大法。和尚又
名乞士，佛陀制定了“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的制度，
佛陀自已也是严格执行以身作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开头就
说：“尔时，世尊食时，著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于其城中次第
乞已”。（唐）、贯休诗《乞食僧》写一个“擎钵貌清赢，天寒出寺
迟。朱门当大路，风雪立多时”的和尚，此和尚“似月心常净，如麻
事不知”，已是悟道成佛的高人。“行人莫轻诮，古佛尽如斯”，“
古佛”外表和行为也是这样与人无异、不露形迹的呀。

佛教乞食还有许多讲究，《楞严经》中有“钦仰如来，开阐无遮，度
诸疑谤”之语，意谓钦仰佛陀开示阐明对贫富无分别的乞食方式，以
免除他人的疑惑和毁谤。大迦叶专找贫苦人乞食，须菩提专找富人乞
食，前者使人怀疑他故做清高，后者招人毁谤他贪图富贵。小乘乞食
有其顺序，一般是先找官家，然后依次为唱、屠、沽（酒家）、、淫
舍；大乘乞食则一视同仁，不舍贫而从富，亦不舍富而从贫，以显示
平第之道。

乞丐结社，古代亦不禁。《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描述杭州城里的乞丐
团头金老大，他手中的杆子是领袖的标记，统辖全城的叫化子，证明
在宋代丐帮已然成气候，是具有某种程度组织规模的社会群体。“这
般丐户，小心低气，服著团头，与奴一般，不敢触犯。”想见当时的
丐帮纪律严明。丐头的杆子（打狗捧也）一直沿用到清末明初，不仅
象征权力，还可以执行帮规，惩治违规的乞丐。当时京师的丐帮有
黄、蓝杆子之别。黄杆子多八旗中游手好闲横行市井之徒。蓝杆子则
是普通乞丐。

三、

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政府能彻底根绝乞丐。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乞
丐都是需要伶悯与救助的最贫弱无助的群体。难免有“假乞丐”，有
一些好逸恶劳、游手好闲者把乞讨当作一种“致富手段”，但在贫富
极度悬殊、民众毫无保障而中共自称具有最优越社会制度的中国，可
以肯定大多数职业及非职业乞丐都是为生活所迫。对于乞丐问题，政
府份所当为的，不是禁，而是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办法”，让流亡
人口得到切实有效的救助，而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他们安居乐
业，从根本上载断乞丐之“流”。政府不此之图，反而大发禁丐令，
反而以各种方式摧毁民众的同情心和道义感，号召市民不要同情乞
丐，不要向乞丐施舍。如此苛政暴政，称得上是空前绝后了。这不是
把无告无助的贫民往绝路上逼吗？

是在往绝路上逼。网上一篇消息称：2003年10月至11月中旬，12个省
市，有近200多万农民掀起抗争潮，成立了300多个农民组织，抗争的
口号是：反压迫、反剥削、反欺榨。此消息有关数据未得到证实，但
各地民众的抗争浪潮此伏彼起则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缺乏组织和“预
谋”，这些抗争都是自发的、“孤立事件”的，结局都是“首恶必
办，胁从从宽”、官府成功平息事态。

民众负面的抗议抗争则是自杀。国家卫生部公布的有关数字显示：每
年大陆约有28.7万人自杀死亡（相当于加拿大的人口总数了），除此
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中国已经成为排名最靠前的高自杀率
国家之一。个体自杀的原因当然千差万别，纷繁复杂，专家称“对物
质的强烈欲望必然会带来精神压力，心理失衡，从而导致悲剧一再发
生”，实属皮毛_弱智之见。社会不公、权力腐败、有冤难伸、人际
关系紧张、道德丧失、价值缺位、信仰危机、制度缺陷、社会两极分
化加大等等，都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贫困无疑是元原因之一。这些
自杀未遂_已遂者几乎全是弱势群体，绝大多数又是农民，其中又以
农村妇女居多。

荒唐的是，自杀居然被定性为制造事端、报复社会、发泄私愤、必须
依法严惩的恶劣违法行为。中国贫民想活著太难，想好好活著更难，
想死也不容易啊，死也要悄悄躲在家里_钻进深山去死，如果胆敢
“在党政机关、广场、外国使领馆区域、商业中心，搞政治性自杀、
扩大影响性自杀或假自杀”，那是要严肃处理的。而这类自杀事件，
正呈星火四起之势。

四、

张五常是反对乞讨和慈善行为的，他在反对福利制度的近作《福利经
济的诱惑》中举乞丐为例：“你在街上见到一个女人，身上血迹斑
斑，抱著一个5岁大的睡著的孩子，坐在路旁行乞。你袋中有钱，而
家中更有很多很多钱，你会不会给那个可伶的女人一块钱呢？我知道
你心里的选择。但你的脑子怎样想呢？你不傻，知道那个女人还可以
工作，知道她身上的血是用鸭血涂上去，也意识到那个5岁大的孩子
多半是租来的。你可能象我那样，正要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10大元，
但脑子却想，不要鼓励这样的行为吧。那个女人可以工作，应该工
作，但她选择行乞为业；那个孩子应该开始认字，但却被迫，伪作睡
著在路旁行骗。孩子当然不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但你会想，这孩子
长大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有假乞丐就能够否定乞丐群体的边缘属性？怕福利了“假乞丐”，所
以反对乞讨行为，反对慈善施舍，进而反对福利制度，这是什么逻
辑？且不说“假乞丐”也值得同情，需要宽容，且不说乐善好施、扶
危济困、解囊相助，助人为乐乃传统美德，没有较为完善的福利保
障，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你凭什么断定“那个女人选择行乞为
业”，不是为生活所迫？凭什么断定她是“假乞丐”？“可以工作，
应该工作”，但她找不到工作又没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你说她该乍
办？张五常难免有“以小心之心度乞丐之腹”之嫌呀。

确实，生活中有年青力壮的乞丐，有乞丐住宾馆泡茶馆上酒馆，有乞
丐靠乞讨发家致富，媒体常会愤愤不平地讲这方面的故事，但对于庞
大的乞丐群体，这毕竟是少数，是特例，有更多的乞丐是老人、小孩
和残疾人，有更多的乞丐贫病交加饥寒交迫无望无助乃至冻死饿死在
纸醉灯迷的繁华城市，他们能否活下来全靠运气，政府何尝关心过，
哪家官方媒体如实报道过？同时，住宾馆泡茶馆上酒馆又乍啦，乞丐
就为啥就不能奢侈一回？

一位网友说得好，作为个人，市民有权对乞丐的惨状表示怀疑，对他
们的存在表示厌恶，但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必须提防这种个体情感上升
为集体意志，更不能使其借助某种程序形成公共决策或法律意志，使
“救助管理”重新异化为实质的“收容遣送”。

至于租用孩子行乞，属于犯法行为，有关部门理当过问。按未成年人
保护法，对流浪儿童政府是要主动提供救助的，不管不问在就是失
职。同时，义务教育法规定，所有适龄儿童都有接受教育的义务。如
果是父母不让子女上学、出租子女谋利，要追究父母的责任；如果是
交不起学杂费而失学，就是政府的责任。对于那些拐卖、残害儿童并
强制胁迫他们乞讨的人，更应得到法律及时的追究。不然，就是公安
部门的失职。

五、

福利制度，泛泛而言，利弊并存，赞成与反对，各有其理，无非学
术，无关道德。其利与弊，不是简单的肯定否定的是非题，是度的问
题。但任何关系国计民生的思想、学术_理论，最高妙，如果无视现
实，不联系具体国情，都是纸上谈兵没有意义的，不小心还会产生负
面意义，经济学作为当今中国政商要界通吃的显学，尤其如此，严肃
的学者不可不慎。特别是象张五常这样对中国决策层有一定影响力的
经济学名家，谬论流传，遗害无穷。

在一些西方国家，福利制度已经是营养过剩、弊大于利了，邢世嘉先
生就描绘了一群《向往失业的德国人》，他们费尽心机“钻政策的空
子”，找借口失业，因为失业了会享受比工资更丰厚的福利。但具体
到中国，反对并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就不仅仅是无知
了。

中国的国情是：绝大多数农业人口是根本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系统支
持。在城市中，随著国企的破产化和大面积失业的发生，日益增多的
城市人口特别是新增人口，几乎正在失去生存的最基本保障。根据世
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发布的“卫生总体表现”排名，在191个国家
中，中国排名144位，甚至不如伊拉克等国；官方媒体也曾报道，目
前中国约76%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自费看病的费用占私人健康支
出中的近80%，而与此同时，1990年～2000年间，医疗费用增加了8～
10倍；卫生部承认：因严重短缺经费和设备，在县级和县级以下地
方，包括防疫机构在内的公共卫生系统，只有1/3勉强运转，1/3处于
瓦解边缘，1/3已经完全垮台。一项调查显示：1998年，全国1/3以上
病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就医，在经济落后地区，这一人数更多，农
民和大量市民没有医疗保障。且不说全面普惠的医疗保障，便是初级
医疗，广大农村也极少有达标的。

北京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王郁昭曾坦承，目前大陆还有3,000万人没
有根本解决温饱问题。已经解决的，由于受各种自然灾害和疾病的影
响，有的又会重新陷入贫穷。但是若按照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的
严格标准计算，其实中国大陆有1亿左右贫穷人口。对于许多走投无
路的穷苦人而言，乞讨是唯一的最后的一条活路。政府在提供最低社
会保障方面无所作为，还不许乞讨，还通过各种手段设法摧毁社会对
这一弱势人群的同情心，这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五常君要“赞同福利经济的朋友可以香港为鉴”，“在葛伯伟时代，
比例上，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伶人远不及今天那么多。给他们
钱，他们哭得更厉害了。福利经济是搞什么鬼的？”这又犯了比类不
伦的毛病。首先，穷有各种程度，有的穷是饿得吃不饱饭生不如死，
有的穷是买不起小车养不起二奶。美国穷人与中国穷人就不一样。“
葛伯伟时代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伶人”可伶程度远远没有当今
中国的可伶人的程度高，其次，殖民时代的香港，穷人的生活、教
育、医药等基础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今天香港成为举世最庞大的政府房屋供应城市，还有，医管局、综援
金、强积金等问题，其罪不在福利制度而在福利过度。“如果取消所
有福利，财政会有盈余，而官员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目前的冠于地球的
薪俸”，我同意。可是问题并不加么简单，其它种种可以和难以预料
社会问题将会层出不穷。“40年前，在美国加州，鉴别需要福利赈济
的人需用福利职员。结果是，政府的福利支出3元，其中2元是政府职
员的薪酬。这可说是为政府职员而设的福利制度了。不止此也：串谋
虚报的例子时有所闻，而争取增加社会福利的，永远是政府的福利机
构。”即使福利制度弊端如此之多，美国加州并未取消它，而是在实
践中不断完善它。世界上大多数政府权衡利弊，它们不不怕福有制度
产生弊端，而怕没有福有制度所产生的弊端。五哥所举的加拿大、瑞
典，都是如此。

其实，全民福利保障本来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好东西，是推动共产主义
者前进和奉献的重要价值和理想，没想到，阴差阳错，几乎所有的社
会主义国家都抛弃了它，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将它制度化了，视
之为创造美好生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必不
可少的“子制度”。

给过于丰富的福利减减肥，“回复到葛伯伟时代的政府福利水平”，
倒是个好主意。如果中国能有香港葛伯伟时代政府的福利水平，只怕
许多贫民要喜出望外、大呼万岁了。

六、

张五常表白自己，“回顾平生，我没有试过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帮助
的人，自己可以帮助，有求于我，我推却了。”（这段话这样别扭，
以中语文章的水平自负的五哥羞也不羞？），碰上他文中例举的那种
情况，他会“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大元”，这当然是值得赞扬的美
德，但作为一个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经济学家，仅自己有妇人之仁
是不够的，反对别人乐善好施进而反对从制度上给贫苦的弱势群体以
保障，更是“良心大大地坏了”，小善岂能掩大恶，妇人之仁岂能掩
帮凶权贵之恶？

中国还穷，不可能福利国民到西方国家的程度，民众所希望的仅仅是
低水平上的福利制度，别人山珍海味，我们有汤喝就足够了。美国并
非福利最好的国家，但在90年代初，它给每个失业者编制的预算就已
达每年7,000美元。我们呢，21世纪初了，给失业者编制过预算吗？
给贫困者提供过起码的保障吗？勿说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连不少比我
们更穷的发展中国家都能提供给国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政府
也一直装聋作哑。非洲最穷的一些国家都要比中国的人均卫生支出水
平高出1倍。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世界卫生报告》中，中国在
191个国家的卫生系统中排名188。从1991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拨出
的合作医疗经费只是象征性地每年500万元，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
金也是每年500万元，全国农民分摊下来平均每人每年约1分钱。

一面炫耀经济一枝独秀、以经济大国自居，这不是自打耳光么。事实
政府也并非全吹牛，财政收入逐年上升，从90年代中期以来，每年高
达1万亿左右呢。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飞速发展，经济总量已进入
全球前列。另一面，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建设依然十分落后，中国人
的整体社会福利水平不仅低于所有发达国家，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
家，甚至比起毛泽东时代都下降了许多。毛泽东时代对公共卫生事业
相当重视，曾给予了大量的人、财、物上的有力支持与保障，到20世
纪70年代，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达到全国行政村的90%。贫穷的毛
泽东时代都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富起来了”的国家却放弃了自己的
义务和责任，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中国农村医疗体系的崩溃！

有人担心在时下中国搞福利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多一个剪羊毛
的机会”、会“滋生更多腐败”、“唯一结果就是再造一堆富翁出
来”，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没有好的社会制度，任何好的制度、政策
都可能被钻空子，变味变质。但，比起“为公务员加薪”之类明显地
杀贫济富的政策来，福利制度总体上总是利民、利贫的。

请放心吧，没有政治民主，福利制度对于中国人民永远都是镜花水
月。张五常关于“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的担心，与他“最低工
资容易引起工会林立”（中国何尝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会？还林立
呢。真的工会林立，倒是工人之福也）的担心一样无知无德，并且大
可不必。何新认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建立在一个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之上，我以为恰恰相反，不是有了成熟而高度完善的社会
保障体系才有民主制度，而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变官本位、权本
位、党本位、国家本位为民本位，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公正、有效保
障人民特别是底层民众的权益，才有望建立一个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
会保障体系。

七、

只有到了那时侯，才可以肯定，多数乞丐都是好逸恶劳的假乞丐。只
不过，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不是罪，行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乞讨权也
是基本人权之一种。

对于“可以工作，应该工作，却选择行乞为业”者，个人可以不予同
情，政府却无权禁讨。古今中外，没有任何正式法律规定有劳动能力
者不得好逸恶劳、游手好闲，不得做乞丐。西方国家大都建立了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纽约、巴黎、东京、华盛顿、莫斯科的广场或地
铁中，不是仍时有乞丐出没么。

古希腊的犬儒学派与其他学派的主要区别就在于与众不同的生活方
式。第欧根尼是这个学派的典型人物，他力图破坏社会生活的常规，
以期返回“自然的生活”，为此他象一个流浪乞丐沿街乞讨，在大街
和废弃的建筑物中睡觉，他拥有一张毯子──白天披在身，晚上盖在
身上──他睡在一个桶里。他要以此证明即使在极端的状况下仍能保
持愉快和独立。他主张不顾羞耻，直言不讳，朴素刻苦。亚历山大大
帝13岁就师从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对诗歌、哲学都有研
究，对知识人尤其是哲学家颇为尊重，有一天亚历山大跑来慰问他，
问他有什么需要，他其时正他赤著脚，胡子拉茬的，半裸著身子，模
样活象个乞丐或疯子，躺在光溜溜的地上晒太阳，回答道：“别挡住
了我的阳光！”第欧根尼的回答是出人意表的，但亚历山大的话更加
出人意表，他对著身边的人说：“假如我不是亚历山大，我一定做第
欧根尼。”他理解了哲学家。

换到今天的中国，第欧根尼还能在街上以他独特的方式“向世人显示
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么，还能拥有一批崇拜他的门徒么。

一个社会的文明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于人类的同情心、道义感和
宽容度这些美德之上的，一个禁止乞讨、没有爱心的城市，高楼大厦
名车美女最多，也不可能是一个健康文明的城市。即使对“把乞讨当
作致富手段”的假乞丐，政府也无权禁之，社会也应多一份的宽容。
人们鄙视乞丐，都说乞丐放弃了人的尊严，我以为，人有贫富之分，
但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比起官丐、文丐、法丐来，比起把权力、把文
字、把法律当作致富手段者，乞丐和假乞丐也还高尚几许更有尊严
哩。

乞丐未必就没有尊严。古代“不食嗟来之食”的那位无名丐就很有尊
严意识，并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傅国涌君告诉我，西方的乞丐往
往很有体面，很讲尊严，绝无低三下四之色，外表和言行一点没有可
伶相。有的乞儿在乞讨之前，还会发表一通演说哩。受尽非人的屈辱
和打击之后，当代中国的尊严意识也有恢复的迹象，也有了乞丐不肯
接受嗟来之食的故事。媒体报道，乞丐黄某认为旅客在给钱时把钱扔
到其脸上，是对其不尊重，侵犯了乞丐的人权。于是，双方开始争吵
并扭打起来。乞丐表示要找律师将旅客告上法庭。

乞丐不仅会有、应有人的尊严，也会有、应有理想或梦想。有句闽南
话叫：乞食下大愿，讽刺异想天开、不切实际者。我觉得，有大愿总
是好的，梦想，生活之动力也。世事难料，一文钱难倒英雄汉，英雄
也有落魄时。而只要不仅仅限于口头“下大愿”，乞食者未必就没有
实现大愿的希望，朱元璋不是由乞丐跃升为皇帝了吗？宋元话本小说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说得好：旧社会，娼、优、隶、卒四类被列入
贱流，乞丐却贫而不贱。春秋时代伍子胥在吴市吹萧乞；唐代的郑元
和做歌郎时到处大唱“莲花落”。乞丐之中藏龙卧虎之辈多的是，家
财万贯，一时不便，谁又能保证一生一世都是一帆风顺呢？

八、

老枭打狗棒法练得出神入化，狗党及其狗官们吃了我不少苦头。于是
有小兄弟建议我登高一呼，把各地乞丐组织起来，给乞儿们一个温暖
家，顺便干干锄贪助廉、除强济弱的勾当。老枭震于狗党之威，二话
没说便骂回去了。共党任我个人打狗而不抓不关，或是法外施恩，或
是时机未到，或是认为小泥鳅掀不起大浪，或是不愿成就我英雄之
名，但若是有了组织，当了帮主，纵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出门打狗，
那也是非抓不可。那就不但自误，而且害人、害乞丐们犯上“危害国
家安全”、“颠覆国家政权”等重罪。脱离了党的领导的任何形式的
组党结社，包括乞丐结帮，都犯了中共之大忌，是严打不饶的。何况
丐帮之主，说透了一叫花子头耳，“随你挣得有田有地，几代发迹，
终是个叫化头儿，出外没人恭敬，只好闲著在自己家里当老大。”
（《《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有啥鸟意思？为此冒坐牢之险，太
不值得。

丐帮帮主我不敢当不想当当不了，当个游戏人生的乞丐则是我一个小
小的“潜理想”。明张岱少为纨_，极爱繁华，精舍美婢，鲜衣美
食，骏马华灯，梨园鼓吹，古董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极
尽享受。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向以韦布而上拟公侯，今以世家而
下同乞丐”，（张岱《自为墓志铭》），过著沿门托钵的生活。这样
的人生，不也别具风味，不亦快哉吗。袁宏道，更是直接视挨门乞讨
为人生五大乐之一。他在《人生五乐》中，写了“目极世间之色，耳
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安，口极世间之谭”四乐之后，笔锋一转，
“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
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为怪，五快
活也”。何其旷达逍遥，无牵无挂，及时行乐，自得其乐。

同时，乞食也被我当作最后的生活退路。老枭数年商海，薄有收获，
乃回归书林，闭关隐居，不谋财而谋道了。比起多数农民和部分小市
民，日子算好过的。但也毫无生活安全感。儿子中学大学的学费交不
交得起还是未知数，时下亲人的医药费已让我焦头烂额。去年一至亲
（奶奶）一秘友（绝秘）一中病一大病，就耗掉了我储蓄的近五分之
一。常祈祷父母双亲长寿，所有亲人健康，是出于孝心爱心，也存有
一念之私啊。如果农村的父母弟妹们多几个万一，我便沦为城市贫民
了，而且是夫妇皆无工作无收入的贫民。到了那时，不让当乞丐，只
有自杀一途了，而且只能悄悄地自杀。

──不，真到那时，老子非跑上天安门去自杀不可，动静越大越好，
而且临死前也要拚死一批，要利用一切手段动员一切力量拉上一批贪
官恶吏奸徒恶□为我垫背陪葬！那些悄悄自杀的穷苦的好人，其实自
私愚蠢都到了极点，可伶又可恶，到了阴曹地狱，也是受压榨下油锅
的料。反正都不活了，何不仗义一回，为民除害、为国除奸？没准不
小心就成了大英雄，轰动世界，名留历史。你们能力有限，不懂武
功，交际狭窄，势单力薄，但能除几个是几个，能除一个也好呀。积
少成多，自杀者如每人临走时带上一个，一年就少掉了20万个狗官坏
蛋，那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多大的快乐、鼓舞和希望，为未来中国
节省下多少财产、道德资源啊。好人都静悄悄地白死了，岂不便宜了
恶人恶党？他奶奶的！哈哈哈哈。

中国人真可悲，没有选举权，没有知情权，没有言论权，穷中国人更
可伶，不但没有“免于匮乏”的自由，连流浪、乞讨的自由也要被剥
夺，真是少无所教，老无所养，病不能治，丐不容许，自杀犯法。如
此之国，有不如无，狗官狗党，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啊！

九

有人说党中央国务院许多“经”是好的，变成口头禅落实不下来，被
地方政府念歪了。确实如此，“救助管理”的好经就活活被一些地方
政府念成了实质的“收容遣送”，但是，如果老和尚的好经屡屡被歪
念，要么经非好经，经有漏洞，要么老和尚非好和尚，要么老和尚收
徒大滥、管教不严。如果小和尚都是民选的，焉敢如此放肆乱念？如
果老和尚是民选的，岂容小和尚放肆乱念？而不论老和尚是有意纵容
暗中鼓动还是无力治寺有令不行，作为主持，都是不合格的。如果一
座寺中小和尚多是狗，老和尚能是人吗？是人，又能好得到那儿去？
一丘之貉耳。

（2004.2.16）

反驳文章：《福利经济的诱惑》，作者张五常
参考文章：《丐帮源流考》，作者韩云波。
来源：网站《武侠文摘》《第欧根尼和亚历山大》，作者：英国吉〕
　　　海特，译者：黄汉平

〔首发《人与人权》www.renyurenqu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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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福利经济的诱惑


不久前在《还敛集》发表了一篇评论温家宝在哈佛演说的文章，引起
意想不到的争议。同学们说，这争议与温氏的演说无关，而是文章的
最后一段，关于福利经济的。我写道：“温家宝的仁慈表现也使我担
心，担心中国会走向福利制度之路（不久前读到的一些政策报道有此
倾向）。我绝对赞成帮助那些真的需要帮助的人，但搞福利经济会引
起很多、很多事与愿违的效果。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
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
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我认为这段话是说得很中肯的了。同学们说，一个论坛是关于思想
的，大部分回应同意。另一个论坛是关于经济的，大部分回应反对我
对福利经济的看法。两个论坛都有人说中国太穷，没有钱搞福利。但
有钱搞不搞呢？同学们说，因为经济论坛的读者比较多，投起票来福
利经济看来会通过，虽然搞到什么程度没有说明。

人心肉造，读者的选择我理解。我的心也是肉造的，但脑子的结构不
同。心归心，脑归脑，不可混为一谈。几天前的晚上看到一则新闻。
广东某小镇的一间邮局代理行骗，使不少贫困的人受到损失。其中一
位仁兄说，他的工资每小时人民币1元，好不容易积蓄了1,500元，以
现钞寄回家养妻活儿，被邮局用假收据骗取了。这故事令人发指。我
的心说：杀头，杀头！我的脑子说：贫民没有银行户口，不能用支
票，明白明白，但为什么不到银行以现钞汇款呢？是因为户籍有问
题，拿不出身分证吗？还是因为银行的最低手续费过高，贫民不愿意
支付？为什么政府不网开一面，说明贫民汇小款银行不能收费？这些
问题令人思之惘然。

我要向乐善好施的朋友提出一个问题。你在街上见到一个女人，身上
血迹斑斑，抱著一个5岁大的睡著的孩子，坐在路旁行乞。你袋中有
钱，而家中更有很多很多钱，你会不会给那个可伶的女人一块钱呢？
我知道你心里的选择。但你的脑子怎样想呢？你不傻，知道那个女人
还可以工作，知道她身上的血是用鸭血涂上去，也意识到那个五岁大
的孩子多半是租来的。你可能象我那样，正要拿出钱包给那个女人十
大元，但脑子却想，不要鼓励这样的行为吧。那个女人可以工作，应
该工作，但她选择行乞为业；那个孩子应该开始认字，但却被迫，伪
作睡著在路旁行骗。孩子当然不明白是怎样的一回事，但你会想，这
孩子长大后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衷心直说，回顾平生，我没有试过一次自己深知是需要帮助的人，自
己可以帮助，有求于我，我推却了。这方面我没有特别之处──很多
人都会那样做。问题是我们不容易知道哪些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40年前，在美国加州，鉴别需要福利赈济的人需用福利职员。结果
是，政府的福利支出3元，其中2元是政府职员的薪酬。这可说是为政
府职员而设的福利制度了。不止此也：串谋虚报的例子时有所闻，而
争取增加社会福利的，永远是政府的福利机构。后者说是为贫民争
取，可惜他们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贫民历来没有代言人。美国的其
它什么食物凭倦等福利制度的胡涂账更是磬竹难书了。这些不幸，发
生在世界上宪法最完善的国家，能不令人叹息乎？

加拿大的经验更胡涂。别的不说，单是他们的“社会医疗制”
（socialized medicine）就有说之不尽的恐怖故事。问问你在加拿
大的医生朋友吧。不相信，再问你认识的加拿大病人。加国的社会医
疗是福利经济失败的一个“典范”。

1990与1991年，我两次到瑞典，那个举世知名的福利经济国家。城市
清洁，国民的平均收入近于世界之冠。然而，市场的物品不仅价格奇
高，而且少得可伶。我认为那里的中等人家吃不饱（不象香港人）。
为什么呢？层层抽税，税率奇高，而政府无论做什么福利、教育、医
疗、公共建筑等项目，都算进国民收入的数字中，但这些不是市值。

轮到香港吧。清楚记得大约40年前，香港的议员要求政府增加教育资
助。当时的财政司葛伯伟破口大骂，说教育完全不是政府的责任，掷
地有声！今天回顾，葛老的信念后来节节败退。我们记得到了70年
代，公立的学校淘汰了私立的，教育司署愈来愈庞大，官员薪高，管
制课本，管制课程，而考试局又跟著跑出来，管制考试。效果怎样
了？朋友，你信不信，五十年前，我是因为中语作文不及格而被逐出
皇仁书院的校园的。朋友认为我的中语文章的水平如何？如果当年的
语文教育有今天的政府管治，又会如何？

我不清楚香港政府今天对中、小学的资助数字，但大学是每位学生每
年政府津贴学费20万，学生自己出学费4万，加起来是24万。这等于3
万美元。我肯定，以同样的大学教育水平比较，美国的私立大学的收
费不到一半。

我曾经在葛伯伟面前大赞他主导的政府供应廉租屋的政策，说虽然我
们原则上反对福利经济，但香港当年有那么多的难民涌至，不安置他
们，让他们有栖身之所，然后自力更生，香港的治安会有大问题。他
听得高兴极了。有谁会想到，这个临时安置难民的措施，会造成今天
举世最庞大的政府房屋供应的城市，官员架构林立，什么长桩短桩等
丑闻使廉政公署疲于奔命？

医管局、综援金、强积金等问题，我不想再评论了。曾几何时，香港
的三代财司对我说，他们的座右铭是市场可以做到的，政府不染指，
而政府的责任不是立功，而是避错。那是香港成为世界经济奇迹的时
代。今天香港完全失去了东方之珠的光芒，也是奇迹。

赞同福利经济的朋友可以香港为鉴。香港的经验有说服力。今天香港
的财政赤字大得惊人，但如果取消所有福利，财政会有盈余，而官员
们还可以保持他们目前的冠于地球的薪俸。不得以而求其次，回复到
葛伯伟时代的政府福利水平，财政也不会有困难。

君不见，在葛伯伟时代，比例上，天天在哭的、大叫大嚷的可伶人远
不及今天那么多。给他们钱，他们哭得更厉害了。福利经济是搞什么
鬼的？

原告：东海一枭（身分证号332527196412106411），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

第一被告：国务院；第二被告：朱镕基总理。

请求事项：取消为公务员第3次加薪等杀贫济富、违反多数民意的行
为，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法》，将给公务员加薪的钱投向农村，在全
国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事实和理由：

1986年4月12日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1986年7月1
日起施行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
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国家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免收学费。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
学生就学”，“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费，由国务
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

从严格意义上讲，义务教育就是免费教育，世界各国施行义务教育的
国家都是免收学杂费的。只有免收学杂费，给每个适龄儿童创造入学
的条件，才能真正实施义务教育。

然而在我国，到目前为止，仍有相当多的农村学龄儿童和青少年读不
起书，仍有不少地方学费照收不误。既使免收了学费，什么书本费、
杂费、住宿费、补课费、校服费、报刊费、校舍维修费等等名目繁多
的收费项目，数额远高于学费。而“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
就学”这一原则，更是欺人之谈。

《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公民的责任：送适龄子女入学。由于政府没有
履行按法律规定的应尽的任，没有创造保障适龄儿童上学的条件，包
括提供学校、教师及免费入学等，造成许多贫困学生失学或辍学，导
致《义务教育法》长久以来无法实施。政府违法在先，失信于民。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提供的数字表明，
199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以色列为7.0%
我国却不到2.55%。而此区区经费中，用于初等教育的教育经费比重
之低，较之国际平均水平，令人沮丧：1987年我国初等、中等、高等
三级教育的平均经常性经费之比是1：2.65：38.70，而印度的这个比
值是1：1.59：8.88。尽管我国已宣布“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但根据毫无可信度的官方数字，仍然有15%的地区尚未“普九”──
几乎全在农村地区；还有0.9%的学龄儿童没能上学，11.4%的少年没
有读初中，15岁以上的人口中仍有8,500万人生活在与文字隔绝的状
态中──他们大多是农家子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县乡财政与农民负担》课题组的调查结果显
示，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实际上主要还是由农民们自己负担
的。在全部投入中，乡镇一级的负担竟高达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
9%，省地负担约11%，中央财政只负担了约2%。乡镇承担了农村义务
教育费用的绝大部分，而其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又是出自农民手中，包
括投入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农村教育集资以及其它属于间接投入的税
费等等。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关锐形象地指出，我们的教育投入，
就是“农民出资为城市培养人才，国家拨款实际为外国选拔精英”。

国务院办公厅于2002年5月16日发出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
的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确保新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在今年全
面运行。根据《通知》的规定，农村义务教育的直接责任人，将由过
去的“以乡镇为主”提升到“以县为主”，即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筹
措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合理安排使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确保按时足
额统一发放教职工工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组织实施农
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和校舍建设等等。

这比“以乡镇为主”有进步，但仍属敷衍治标之策。北大教育学院王
蓉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为，在对于教育的投入上，地方财
政本身缺口就较大，加之近年来公务员又屡次加薪，地方财政负担很
重，“以县为主”的实际效果堪忧。

据《财经》杂志一篇文章《农村义务教育难解之结》：“根据国家统
计局的统计，1999年中国县级总数2,109个，其中亿元县有593个，一
般县480个，而财政补贴县高达1,036个（含国定贫困县574个）。县
域之间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可支配财力以及人均财力，都存在很大
的差距。财力雄厚的县，财政收入可达几个亿甚至几十亿，既可支持
科教又可支持经济，发展有后劲；财力匮乏的县，财政收入几千万甚
至几百万，连基本的“吃饭”也保证不了，根本无后续财源可言。20
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县级财政赤字面一度高达40%以上，1998
年和1999年仍分别高达31.8%和35.5%，而且越往西部赤字面越大，在
有的省份赤字面甚至高达60%以上。而目前农村义务教育存在困难，
急需增加财政投入的地区，恰恰集中在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县。“以县
为主”，由县级财政统筹教育资金的投入，尽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
县内的贫富差别得以平衡，但仍无补于一个县财政的绝对匮乏。其中
一部分财政困难的县，即使把权责由乡上升到县，也并不能从根本上
改变面貌”。

有人说，我们国家还很穷，政府财力有限，这是实情，但并非关键。
在19世纪的普鲁士和俄国，就已经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而在20世纪
50年代，经济不发达的朝鲜、尼泊尔等国家也实现了小学义务教育；
时至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实现了义务教育，而这些国家
的义务教育无一例外都是免费教育。今日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当年的经
济实力相比如何，与现在的缅甸、越南相比如何？只要如几届政府所
许诺的，把教育经费提高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实施免费义务教
育，绰绰有余矣。

既使再退一步，如杨春时委员所建议：为了避免财政负担过重，可以
首先在农村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以后随著经济发展，再推广到城
市和初中，在全国真正实现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农村小学生约
有1亿人，以每人每年学杂费300元计算，只要政府增加投入300亿元
人民币就够了，而这只相当于一个大型工程项目的投资。如果这300
亿元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担，如贫困地区或较贫困地区由中央负担全
部或大部分，富裕或较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负担全部或大部分，问题
就很容易解决了。

义务教育国家负责，是合理合情合法的，是政府应尽的本分。不是说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吗？可是，政府舍得上数百亿、数
千亿的劳民伤财的大项目，如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西气东输工
程、青藏铁路工程、奥运会工程等，舍得化1,000多亿第3次给公务员
加薪，却舍不得300亿元一举解决普及小学教育问题，这是我无论如
何想不通的。

我对本届政府和朱镕基总理的观感，经历过3个阶段：寄以厚望、微
抱希望、大失所望。而第3次公务员加薪的决定，则让我彻底绝望
矣。

加薪事件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在网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抗议之声。社
会各界，包括一直为政府涂脂抹粉的经济学界，也是一片反对的声
浪。戴圆晨先生说：“第一次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赞成；第2次加
薪，我举一个手赞成，如果第3次给公务员加薪，我举双手反对”。
这一决定甚至在受益的官场也引起强烈反弹。据说中纪委常委致函中
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表示：全体常委不接受今年7月起加薪18%的决
定！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有230多名局级以
上干部、高级研究员，纷纷提出：公务员加薪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然而老朱固执己见、政府一意孤行，在精简有始无终、反腐虎头蛇尾
的情况下，为公务员第3次加薪，这种杀贫济富的行为，人为地拉大
贫富差距，强化社会矛盾，严重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和三个代表
的精神，严重伤害了广大人民特别是贫弱群体的感情，不啻是甩向三
个代表的一记响亮的耳光！什么高薪养廉啦、拉动内需啦、留住人才
啦，种种预期，都将是空花水月。唯一的效果，是让人民、让底层百
姓，也让老枭看穿了政府代表特权、漠视民瘼，总理自以为是、漠视
民意的真面目。

提及朱总理，我心痛如焚。他毕竞是体制内唯一值得老枭尊重的清官
干吏。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还做得很不够，他辜负了时代、人民和
老枭的期望！例如他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堵住了多少出身贫寒者的上
大学、求发展之路啊；他坚持再三为公务员加薪，伤害了多少工人农
民的感情啊；他大喊反腐，十多年来，却愈反愈腐；岐视农民的户籍
制度，迟迟不予废除；社保机制，把广大农民排除在外；国家根本大
法──宪法一直虚悬虚设；纵容《互联网出版暂行管理规定》等恶法
出台……，等等等等，作为国之总管，至少要负领导责任吧！

同时，听说他的总理府仅装修就化了1,000多万人民币；还听说他儿
子乃香江商场大鳄，如果这些情况属实，在人民心目中，这个“清”
字，未免也有点减色。毕沅《续资治通鉴》里有个故事：宋真宗时王
旦宰相，谦恭谨慎，严格要求儿女，反对他们与贫寒之士争功名。他
侄子王睦，勤奋好学，希望王旦推举他当进士。王旦说，我曾为名声
太盛耽心。怎可再与贫寒之士争官做呢？而他儿子王素，一直到他
死，仍然一介布衣。

那可是封建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总理啊，其觉悟何等之高。老枭
之所以顺便讲此故事，是看在去年逝世的胡绳老的面子上，对老朱还
残存著那么一点爱戴。那怕他形格势禁，当不好大总理管不好大中
华，至少如他自己所言，退下来后，在老百姓心目中，还能保留一个
清官的形象。其实，既使老朱儿子从商并沾了老爹一点小便宜，比起
那些明目张胆侵吞国库的高干子弟乃至高干自已来，也算难能可贵
了。

无论如何，国事至此，老朱难逃其责，老枭难抑我悲。我多次诚惶诚
恐、披肝沥胆地上书劝导、祈求、告戒、警示，均无效果，乃拍案而
起，愤怒控告！老朱和政府所犯错误，在这里我就不一一诉了。我只
控诉国务院和总理违反《义务教育法》！在所有的错误中，我以为这
是最严重的。我早在给全国人大上书中强调指出：“改革开放20多年
了，老少边穷地区，还有多少孩子因贫困而失学，轻了说，这是对国
家前途的极端不负责任，说重点，这是对全民族严重的犯罪！国家教
委，各级领导，党中央国务院，难辞其咎。如果我们下一代，仍然文
盲、科盲成群，我们的民族，何时才能振兴！纵然我们的经济表面上
看起来多么发达，如果教育跟不上去，我们永远也成不了世界强国！
再也不能把九年制义务教育，推给社会、推给希望工程了。这部分经
费，必须由国家承担起来。国家再穷，也不能穷了孩子、穷了教育！
就是借外债，也不许有一个孩子（特别是农村）、因为贫穷、因为交
不起学费而失去读书的权利！”马丁〕路德说过：“一个国家的前
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
于它的公共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在于人们所
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
所在”。

为此，强烈要求将给公务员加薪的钱投向农村，在全国农村实行免费
义务教育！

我这份诉状，在一党独大的人治的中国，是没有法院会受理的。我也
明白，科教兴国，尊师重教，对于专制之国，只能是欺人的口号而
已。阿克顿勋爵早就指出：“几个世纪以来，有一个道理一直没有被
发现：教育应该是国家的一项职能，而国家则从未努力履行这项职
能。然而，当现代专制主义诞生后，国家就以主权者的身分向任何事
物施加影响并提出要求：商业、工业、文学、宗教都被宣布国家的份
内事务，相应地，这些领域也就被国家霸占和监控。根据同样的方
法，所有事物的教育职能，国家都把它归属于市民自己去完成，并以
同样的理由把其余的职责从自己身上免除掉。”（《自由与权力》）

但是，我的诉状，人心、历史会受理（老朱私下或内心也当会受理）
会在不久的将来，给我、给广大农民和失学孩子一个说法，我相信！
为了广大农村失学孩童，为了祖国的未来，恭请赞同老枭意见的网友
签名支持（胆小鬼、自私鬼就免了，呵呵）、！

（2002.7.29）

全国人大法制委：

《南方都市报》2003年4月28日报道了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案：孙
志刚，男，27岁，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
天前，应聘来到广州一家服装公司。3月17日晚，他出门去上网时，
因没随身携带身分证，被带至派出所，又被派出所遣送收容站，3天
后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广州市脑科医院的江村住院部）。根据
报道和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的检验报告，孙志刚符合钝性暴力
作用所致，被打至死可能性极大。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民政局肯定
地指出收容站和救治站不可能打人，但是对孙志刚采取强制措施的派
出所和其上级机关拒绝了采访。

一连串的与此类似和具有同等性质的事件表明（请参阅附件：媒体关
于收容遣送的报道），孙志刚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而
是一个固有逻辑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是，这个事件在何时、何地、
在何人身上重演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确信，有关收容遣送和暂住证的
整个制度是这一系列不可避免的悲剧的真正原因。有鉴于此，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在此郑重提出关于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
制度的呼吁。我们提出这个请求，完全是出于我们的公民责任感和对
血肉同胞的关心、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我们也不仅是向你们作为国家
领导者和公民福利的受托人的身分提出以上呼吁，我们更向你们的良
心呼吁：

　　我们希望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因为
　　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社会效果上看，这些制度都已经失去了
　　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它们已经成为人们追求幸福生活道路上的
　　难以预测和无法回避的陷阱。这个制度在凌辱和掠夺它的规制对
　　象的同时，也将执行这一制度的执法人员，甚至专业人员的人性
　　也严重异化了（请查阅张森和孙志刚死亡案件中的有关医治记
　　录）。

为此，我们建议由中央政府负责成立一个完全由非政府人员组成的调
查机构，就收遣和暂住证制度的实际执行状况进行调查，并研究设立
真正的福利性救济制度框架和社会监督机制。

在所有这些事件中，都暴露了一个共同点：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成
为个人非法敛财的工具。在发生一位无辜女青年被强制收容后被轮奸
的事件后，广东省为避免类似恶性案件的发生，修订了收遣条例（参
阅附件6）以作为一般性的预防性救济手段。当时，该报道乐观地声
称该规定将能有效遏止类似事件发生。然而，孙志刚事件完全否定了
这种肤浅的乐观。除了广东省政府的这次努力以外，我们还没有发现
其他地方或者全国政府就上述事件作出积极反应。甚至，在这些案件
曝光后，也很少看到当事人获得应得的补偿。

根据各地媒体特别是网络透露，近年来一些城市在收容、遣送“三
无”（无身分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人员的过程中，体罚、殴
打、抢劫、粗暴驱赶民工、将正当就业者当作“三无”人员遣送等现
象，所在多有。比打人更为恶劣的事件比比皆是。也是广州，前不久
刚发生过收容车上掉下5人2死1伤的恶性事件；还是广州，有一名
“三证”齐全的女青年，在广州火车站被巡警送进一家收容性质的精
神病医院待遣时，遭到众多“暴徒”轮奸……。还有媒体公开报道过乘
警与收容所交易致人死亡、收遣站与犯罪分子合作经营“小姐”生意
的呢。

中国目前的现实是，新闻机构都是政府控制下的机构，我们有理由相
信暴露出来为人所知或引起注意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孙志刚的遭
遇，只不过是千千万万民工同胞和父老乡亲命运的一个缩影。每当看
到听到“有关部门”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加大收容遣送工作
的管理力度“的豪言壮语，看到听到他们年终总结的成绩单上”收容
遣送各类被收容人员“多少多少万人次，我就禁不住惊怒交集，不知
那些枯燥而逐年急升的数字，凝聚了多少血泪多少悲剧。

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规定：
收遣工作主要目的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是一
种以“社会救助”面目出现的“福利性”法规，但是，其中隐含“维
护城市形象”的真实目的。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收容遣送工
作改革问题的意见》，将遣送对象扩大到三证（身分证、暂住证、务
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此后收遣工作遂完全蜕变为限制外来人口流
动、配合打击刑事犯罪的一项行政强制措施。同时，随著适用对象的
扩大，它已成为收容站工作人员乃至集体赚取外快、充实小金库的普
遍手段。向被收容人员收取“生活费”、“遣送费”、“城市增容
费”等各种杂七杂八的工作经费，或者直接强制劳役，甚至秘密贩卖
人口（参见附件2、3）已成为不少收容部门的主要日常工作。

如果一项措施一种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持续纵容鼓励执行人员和
执行部门的为非作歹，这样的制度对民众对社会都是有害无益，那
么，不论它打著多么堂皇的幌子，都是违人情侵人权反人道逆人心的
恶制（度）恶法。收容遣送制度无疑就是这样一种侵犯人身自由人身
安全、剥夺公民合法权益的“恶制”：

一、它否定了我国宪法所极度关注的平等权。宪法在《公民的基本权
　　利和义务》部分的第一条就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
　　前一律平等。收遣和暂住制度否定了贫穷的公民、乡村的公民平
　　等地生活的权利。
二、它否定了公民的迁徙自由、择业自由，侵害了公民的经济权利。
　　收容遣送和暂住制度本身和它宣称的目的不相容：收遣的目的纸
　　上写著“教育、救济、安置”，但是，一个中国公民是整个中国
　　的公民，他不是仅仅属于哪一个省、或者特定的县、或者特定的
　　乡村的公民，他的公民权利不是在一个限定的区域才成立的。即
　　使他“有损市容”，只要他没有妨碍他人的安宁，他不应该在中
　　国的领土上被强制（收容）、收押，被从一个地方驱逐出境（遣
　　送）。他停留在相同法域的中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的单纯事实也不
　　应该认定为违法，他可以合法停留而不是所谓“暂住”，更没有
　　义务为所谓“暂住”交纳“人头税”。
三、在实际操作中，收遣和暂住制度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成了个人
　　和集体非法创收、不经过法律正当程序羁押公民，进而敲诈普通
　　公民的手段。这些措施不具有社会福利制度的功用。
四、国务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及各地的“土”规定
　　既非法律，又未经全国人大授权，严重违反了《宪法》和《行政
　　处罚法》、《立法法》。《宪法》35条规定：“任何公民，非经
　　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
　　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
　　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第
　　8条：“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
　　罚，只能制定法律”。

收容遣送和暂住制度这个唯我独有的法规，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或许
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时至今日，早已是弊端百出，彻底背离了它所
宣称的目的，与救助、教育、服务毫无关系，反而展现了两种严重的
不良趋势：一方面，本来需要帮助的贫弱群体被毫无保护地虐待甚至
被敲诈勒索；另一方面，制度的内在缺陷还产生一个极大的危险，它
将一些执法人员异化成为肆无忌惮的恶棍，因为他们显然可以在需要
时任意敲诈或者报复一个普通公民而可以逃过应得的惩罚。同时，执
行这些制度的部门容易异化为藏污纳垢违法乱纪之所！

一个“办法”实施了数十年，弊端百出，并且总是人为地制造苦难，
仅指责部分人员素质低下，是难以卸责的，仅仅依靠修修补补去“完
善”它，是无济于事的。历史上的成绩最大，抵偿不了它现实中巨大
的危害，抵偿不了它对民心国本的伤害！现在，是到了必须立即彻底
废除这个错误乃至邪恶的法规本身的时候了。

至于流浪乞讨人员，只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保体系和福利制度去解
决，在此之前，应由民政部或有关慈善组织为流浪乞讨人员和无家可
归者按照自愿的原则提供最低限度的食品、水和卫生治疗等救济，而
不是如狼似虎地把他们抓起来进行杀贫济富式的敲榨！

为了有效阻遏孙志刚之类及其它种种悲剧继续发生，为了维护和保障
广大弱势群体特别是民工的合法权益、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为了我
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我们并且呼吁全国人大、民政部发扬胡锦涛
总书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新三民主义”
精神，坚决废除变救助为敛财、变造福为造祸的收容遣送和暂住制
度。

联署名单（排名不分先后，以签名时间先后为序，共247人）：

余樟法（萧瑶）、胡平（美国）、刘晓波（北京）、
杨支柱（北京）、洪哲胜（美国）、徐水良（美国）、陈岩锋、
赵达功（深圳）、张晓强（山海精）、罗永忠、李槟（槟郎）、
杨银波（重庆，斗志）、兰钧（西安）、王志泉（广西）、
殷玉生（洛阳）、吴晓波（上海）、李英强（山东）、
沈吉权（宁波）、张勇（湖南）、张昌斌（宁海，张青帝）、
梁泉（广东）、邱立胜（浙江）、吴狄豹（浙江）、
吴昌亮（上海）、王继海（上海）、张自立（福建）、
刘建强（深圳）、刘庆洲（北京）、徐锡亚（宝鸡）、宋先科　
张玉波（黑龙江，长风）、刘二安（河南）、
郑年怀（北京，淮生）、杨军（上海）、张旭东（河南）、
沈海平（上海）、傅斌（江苏）、张奕中（浙江）马涛（湖北）、
李勇（北京）、杨晓波（陕西）、朱毅（北京）、路江华（山东）、
赵越胜（法国）、郑义（美国）、吴敖祺（重庆）、
郭超（黑龙江）、茉莉（瑞典）、傅正明（瑞典）、
曾建元（台湾）、杜导斌（湖北）、高寒（海外）、
朱国健（杭州）、王剑舞（安徽）、李健（大连）、
徐学海（江苏）、张冰峰（北京）、曹建（重庆）、
曹宇震（上海）、王晓宁（湖南）、何永勤（浙江，温克坚）、
唐元隽（美国）、付申平（海外）、张冰峰（北京）、
梁卫星（湖北）、王晓宁（湖南）、湛广（深圳）、
陈立平（浙江）、葛师麟（罗浮山人）、戴素芹（山东）、
曹凯（北京）、李之凌（南京）、李焱（浙江）、宋保卓（河南）、
林怡（福州）、戴培东（安徽）、吴凤清（天津）、
戚钦宏（钦州）、张凡（上海）、于鹏（山东）、张秀荣（河南）、
方言（山东）、陈成（宁波）、广州（王成）、杨春光（辽宁）、
师涛（山西）、郭玉闪（北京）、张大军（北京）、
彭远文（四川）、秦兵（北京）、李剑虹（上海）、李彪（江苏）、
徐建新（江西）、严辉林（福建）、姜福祯（山东）、
王羽（沈阳）、姜超杰（吉林）、刘利民（成都）、朱静（四川）、
石超鹏（东莞）、田晓明（丹东）、戴人初（衢州）、
蔡卫和（法国）、冯征修（京不特，丹麦）、白新民（美国）、
周明安（珠海）、卿海（广东）、李芝强（云南）、
河南（黄小强）、毕敢（广东）、张颖、林亮（武汉）、
王立军（沈阳）、周国强（北京）、宋晓军（北京）、
叶顺（北京）、李培庆（山东）、李芝强（云南）、
潘东明（浙江）、徐高金（江西）、许平（深圳）、
梁二蓉（深圳）、许可证（深圳）、吴勤标（福建）、
秦耕（海口）、庄苓（广州）、许廷云（广州）、董立群（福建）、
白燕（广州）、张德志（湖北）、刘军（河南）、李军苏（湖南）、
高翔（上海）、皮介行（台湾）、胡宇曦（天津）、
黎正光（四川）、陈嘉（上海）、周志勇（广州）、
郑景峰（深圳）、曹殿发（吉林）、崔贤（广东）、
赵光达（贵州）、张灯才（深圳）赵光达（贵州）、
杨轶刚（南昌）、赵玲（北京）、王长荣（北京）、
詹振松（福建）、王登举（云南）、刘永东（贵阳）、
吴天禄（福建）、张健（福建）、张雄（上海）、
郑在天（白色恋人，海南）、刘启武（广东）、王洪涛（大庆）、
吴双（福建）、王兴（浙江）、童屹（美国）、贾力温（北京）、
刘春江（黑龙江）、朱明江（新疆）、黄河清（西班牙）、
吴云桥（北京）、陆劲妮（广州）、喻智官（爱尔兰）、
邱日禾（日本）、吴亮（上海）、王鑫（四川）、阎岩（北京）、
张国平（芝加哥）、范蔚（浙江）、肖向龙（西安）、
王宏伟（河南）、唐荆陵（湖北）、晏正涛（湖北）、
陆元富（湖南）、王宁（广州）、杜义龙（陕西）、马骏（浙江）、
郭勤（北京）、梁雪松（江苏）、吴盛达（福建）、
杨天水（南京）、程诺（河南）、汤传来（安徽）、
侯梅新（广州）、袁浪生（长沙）、董中华（四川）、
马文亮（上海）、文祯元、胡安宁（美国）、张明（湖北）、
唐柏桥（美国）、黄谌（浙江）、蔡崇国（湖北）、罗威（广州）、
王进成（深圳）、海军（重庆）、朱华彬（武汉）、
郭海鹏（美国）、普进峰（湖北）、伍文（甘肃）、
杨焕涵（云南）、陆元富（湖南）、林小园（宁波）、
陈小生（福建）、韩东方（香港）、云飞扬、胡尘（北京）、
孙晖（北京）、黄钟（东莞）、朱社（深圳）、周波（河南）、
马月梅（江苏）、胡敬（重庆）、侯杰（北京）、王进成（深圳）、
吴鑫（安徽）、李海华（绍兴）、曹宏伟（深圳）、刘雄（重庆）、
姚建华（江苏）、殷俊（北京）、苏睛（湖南）、王栋梁（江苏）、
陈岱松（福建）、苏州（金文骏）、张美文（江西）蒋亚（深圳）、
董中华、路洪超（深圳）、吴波（山东）、温超强（广西）、
韩伟明（福建）、魏功明（上海）、张杰（深圳）、李荣（山东）、
王冉（河南）、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蒋波（广西）、
张杨（北京）、王阳（浙江）、肖增魁（沈阳）、柯东升（上海）、
赵谦（河北）、谢冰（深圳）、曹卫东（黑龙江）、
李铭涛（北京）、孟干成（内蒙古）

以下是签网名者（46人）

坏郭靖、光明在黑暗、刘东林、杨笑侬、虎穴飞鹰、异言、阿徐00、
长江后浪、空空如也的酒杯、桐言、澳大利亚夏果、magda、
南峰莲花、白─阿飞、sowhat12、李大水、月霜影里、topb、
暝色楼主（江苏）、后街老鼠怀念狼、张三一言、小菜、
angeldemon、我是尘客、古铜人（福建）、世龙月色、撩人魏碑、
在路上、yanzhe47、朝天一针（方东）、guyang0712Jacketz、
劳苦大众、人权天赋、李三原心、曾恨独（湖南）、南方一粟、
余大郎、古语方应看自风（河南）、天白、坟土万户侯

（2003.4.26～5.1）

注：此文本同时另呈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

附件（略）

真话的涵意颇广，概乎言之，有这么几种：符合客观事实、传播真实
信息的话也，符合个人情感、思想的真实、与行为行动比较一致的话
也，顺应世界大势历史潮流、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常识和真理的话
也。真善美，以真为首，往往只有真的事物，才谈得上是善和美的。

说真话，本应是一个人最起码的素质最底线的品质，在当今中国，却
成了一种不易企及的道德高标。由于历史和现实、文化和政治的种种
原因，特别是由于政治的高压和摧残，国人普通缺乏说真话的愿望和
能力，真诚真话已成稀缺品质和稀罕珍品，真人（说真话的人）则成
了傻冒痴愚的同义词。无数专家学者知识分子陷身于造假传假圆假的
“事业”中不克自拔。我们仿佛置身于童话《皇帝的新衣》之中：从
老大臣、一般官员到皇帝再到普通老百姓，大伙儿异口同声地称赞那
不存在的衣服是如何漂亮。

在官场在媒体在全社会无界泛滥的假话，已经给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带
来无数的痛苦巨大的灾难，同时严重摧践了我们的诚信传统和美德，
极大地损害了政治品质、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败坏了五千年文明古
国的美好形象。

互联网出现之后，与网络的自由品质相对应，真话相对多了起来。但
大多数网民出于一种可以理解的恐惧心理，纵然说的是有根据负责任
的话，却不敢留下真名，以致出现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真名说
假话；在虚拟世界里，人们用假名说真话”的国内中文互联网的独特
奇观。

我们为诚信的持久缺席、道德的全面崩溃深感忧虑，为泱泱中华成为
假话互国深感羞耻，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用真名说假话；在虚拟
世界里，人们用假名说真话”这一奇特现象深感悲哀，为因假话泛滥
造成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损失深感痛心！一个缺乏说真话的环
境和人的国家是可悲无望的。为了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重建诚
信原则，为了做一个真诚、正直、坦荡的中国人，为了良知的安宁，
我们谨在此表明态度：

　　当我们在互联网上发表思想、观点和有关公共事务的言论时，只
　　要不涉及严格意义上的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不论是批评还是赞
　　美，是指斥弊谬、抨击错误、反对邪恶还是宣传弘扬一切真善美
　　的事物，我们将尽力做到用真名说真话，赞不谗谀，骂求合理，
　　只说掏心窝子的话，绝不说没有根据、言不由衷的话，绝不曲学
　　阿世。一切以事实和真理为标准，以本性和良知为出发点。我们
　　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并接受公众和广
　　大网民的监督。面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假，我们的人生原则
　　是：说真话、署真名、做真人。由于个人视界的局限思想的不
　　同，更由于当今国内信息人为的闭塞和有意的误导，“真”是相
　　对的，不成熟、不符事实乃至错误之处都是难免的。我们会力求
　　真实丝毫不苟，欢迎批评指正、指错批谬。有则改之，无则勉
　　之。

这是一份严肃的承诺、公开的誓言，一份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决心
书，一篇向假话谎言和一切假冒伪劣的东西宣战的檄文，一个求真打
假的说真话运动，一种“勇敢者游戏”（这是一部电影名），我们欢
迎同道们、欢迎广大网民和知识分子加盟。

当然，这个倡议没有具体的数字化的目标，其执行和监督机构是大家
的良知和责任感，只希望今后大家多一份说真话的习惯和自律。由于
从网上发起，我们倡议先从网上言论开始，倡导各位网民署真名说真
话，在发帖、议论、特别是针对社会现实提出建议、意见和批评，署
上真名（或除网名外附署真名。当然不必每次如此。如黄鹤楼主，不
少人知道是杜导斌，没必要每篇文章双署名）。凡签名者自愿接受这
一“游戏规则”的制约。

鉴于目前政治的非正常状况，用真名说真话的风险虽在减低，还是有
可能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的安稳，还不能排除被监控被找去谈话乃至
被抓被关被判刑的可能，谨提醒有意参加这一“游戏”的网民谨重考
虑。对于因各种绿由不便以真面目示人者，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如
达功兄所说，人们从不敢怒不敢言到敢怒不敢言，再到敢怒敢言，是
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少用真名说真话、用假名说真话的人身
陷牢狱、身受迫害。目前许多人想说又不敢用真名说真话，尤其是体
制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共产党干部，我们要理解他们，并鼓励他们尽
量走出恐惧的阴影。徐永良君意见很好：这个倡议仅限于愿意公开承
担适当牺牲的人。希望其他朋友不要盲目遵从，更不要不计后果，造
成不必要的麻烦，危险或牺牲。同时还涉及到个人爱好问题（我当初
用假名，就有一种充“蒙面侠”的快感，后来虽暴真身，却并不舍弃
东海一枭这个假名）。故一切根据自愿原则，切勿勉强。

在说假话已成为生活中惯例和常态的时候，我们为自己是童话中叫破
“他什么衣服也没穿”的真相的天真的孩子、是“用真名说真话”的
倡导者和先行者而自豪。从说谎到不说谎是一个进步，从不说谎到用
假名说真话又是一个进步，从用假名说真话到用真名说真话，更是一
个了不起的进步！随著用真名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多，随著“在真实中
生活”或者“在真理中生活”（语出哈维尔，洋文是Living In 
Truth!）的人越来越多，我们自己、我们的同胞和国家获得自由的日
子就越来越近了。

纵然没有地方发表、纵然网上饱受删帖之苦，我们要说真话；纵然受
到监控惹来麻烦处境困难，我们仍要说真话。这是我们的神圣权力也
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我们相信，时代在进步，共产党也在
与时俱进，说真话的风险将愈来愈低，张志新、遇罗克那样因说真话
而被迫害至死的悲剧应该不会发生了，羊子、不锈纲老鼠那样因说真
话而失去自由的现象也应该会越来越少。

说真话、署真名、做真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注：名单不分先后，以收到签名时间为顺序，凡认同本倡议的海内外
中国人、华人皆可签名。在电邮或跟贴中写上“同意签名”字样即
可。对于能坚持说真话而不便以真名示人者，欢迎签署常用网名支
持；联系电邮：donhailiao@yahoo.com.cn

（2003.7.16）

倡议联署人：

余樟法、赵世英、杜导斌、朱学渊、郭罗基、洪哲胜、伍凡、
孙秀萍、薛伟、郑义、蔡卫和、时寒冰、周明安、王宁、师涛、
张耀杰、杨春光、郭国汀、李建强（刘路）、陈思行、庄表伟、
杨银波、张昌斌、杨天水、陈勇、肖立强、兰钧、朱明江、李国宏、
徐水良、罗威、刘瑕、钟艳婷、张闻齐、茅于轼、汪海洋、李健、
李德儒、金剑杨、李槟、戚钦宏、郑年怀、高波、贺君山、宋保卓、
金海涛、吴敖祺、安乐业（流亡藏人）、唐安平、王希哲、姜福祯、
李英强、朱传清、郑年怀、陈小生、马天力、萧勇、丁强、王雍罡、
徐高金、王志泉、梁志辉、王中陵、戴素芹、白仁建、章一平、江婴

签署网名支持者：

皮介行（台湾）、长风、司马男追、蜀狂、云飞扬、醉僧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