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添灯1931年出版的《台湾市街庄政之实际》一书中，他早就
指出“会议公开”与“民众旁听”的重要性。他说：

　　“市街庄协议会做为市街庄自治体的咨问机关，参与其权限范围
　　内事务的议定，其议决的结果直接关系到住民的权益。因此，其
　　议决必须保持公正；而且，为确保其公正起见，会议宜公开举
　　行，并必须允许住民自由的旁听。更且，会议之公开一方面可使
　　住民在会议中监督议员的行动，同时，在另一方面，也是住民了
　　解自治体政务之利害得失最佳的机会。”〔１〕

显见王添灯在还处于日人统治下的15年前、在还未担任过任何民意代
表职位之时，就清楚而深刻的认识到“会议公开”与“民众旁听”对
民主政治的意义所在。因此，他其实只是在试图实践其平素所怀抱的
民主理念，而不是如同某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所认为
的那般，乃“怀抱演剧心情，欲想大显身手，以夸示民众”，方将会
场“提议变更中山堂”的〔２〕。

（摘自本书第三章，《战后初期“台湾型民主”与“中国型民主”的
文化冲突》）

……大体而言，论者多以为民主思想乃欧战后方进入台湾。若说民主
思想的“普及”，或者成为一种“思潮”，这样的论点当然是正确
的。不过，我们不能忽略的是：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的
行动与言论，对台湾的知识青年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甚至于在殖
民教育中，由于某些教育者特殊的个人风格，也未必没有民主理念的
传播。我们且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为例，看看该校校长高木友枝如何
与他的台湾人学生谈论所谓的“民主”。

1912年前后，当中国革命正风起云涌的展开时，医学校学生蒋渭水、
翁俊明、杜聪明等人热心的为中国的革命党募集资金，并且联合其他
学校的学生，秘密聚会，演说报告中国革命之进展情形，排斥殖民地
政府的压迫，鼓吹革命精神。其事为殖民地当局所知，准备逮捕学
生，而高木友枝以“教育独立”、“校园自治”的理由，抗拒来自督
府的压力〔３〕。他曾为此集合学生讲话，而从这场讲话，很能看出
高木友枝对于民主的观念。高木友枝如此说道：

　　“比喻一家有5口的家庭，可能也有时闹意见；何况全国有5千万
　　的国民，其中当然也有政见不同的分子。民主时代政见不同的时
　　候，尽好提出来共同讨论，依照多数的决议而定国策。但是大多
　　数的决议，不一定就是真理；假使少数人自信是真理、而不能通
　　过的话，就要用革命方法来实现，那就是维新的一个办法。所
　　以，革命运动并不是绝对不可，但总要事先看清时势、认识社
　　会，有十分的准备才行。比喻你们要开始革命运动的话，就应该
　　绵密计划：什么人做总统、什么人做总理大臣、什么人担当陆海
　　军、什么人筹备资金粮食、叫谁防备基隆、叫谁巩固高雄……等
　　等。要是打坏日本、革命成功了，你们就做总统、总理；万一失
　　败呢，国法是严厉无情的，应该觉悟要上绞台……”〔４〕

高木友枝又举罗福星为例，说“在他要上绞台的时候，还是满脸笑
容、视死如归，不愧英雄本色，监刑的检察官等，也非常感心赞
叹”；而“你们是台湾最高学府的医学生，做事需要大方，我劝告你
们如要革命，也要象罗福星那样的英雄气魄，切不可到无可奈何的时
候，才啼啼哭哭地象要牵入屠场的绵羊，那就污辱了我们医学校的体
面了”。〔５〕

其后，高木友枝又在某次于学校餐厅所举行之送别毕业生的餐会上，
以《古事记》为题，应许学生们对台湾民主未来的梦想。他向学生们
说：50年后的台湾，“已经成了一个自由国家，设立台湾议会，实行
民主政治”；而翁俊明的孙子当选“大总统”，蒋渭水的儿子做“总
理大臣”，文武百官多采用台湾人；在教育方面，已施行国民义务教
育，各乡镇都有中学，台北创立综合大学，亚洲各国青年云集于此求
学，而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等〔６〕。

做为一个教育家，高木友枝不仅亲身实践了“校园自治”，也对学生
阐释了“依照多数的决议而定国策”的“民主原则”，更肯定了“革
命维新”这种类似所谓“抵抗权”的概念。他还要学生“谨慎谋事”
并“勇于担当”，要有“英雄气魄”；而且为学生构筑了民主、自由
台湾的远景。我们深信：高木友枝的民主概念与人格特质，对医学校
学生后来的参与民主运动〔７〕、及因此所形成的行事风格，应当有
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实施普选与地方自治，是台湾民众党的主要政策之一〔８〕；而1931
年由台湾民众党分裂出来的台湾地方自治联盟，更是以“确立台湾地
方自治”为单一目标〔９〕。在台人的强烈要求下，殖民地当局终于
在1935年4月，发布改革地方制度的新法令，明定州、市、街庄为法
人。改州、市协议会为州、市会，为议决机关；厅、街庄仍设协议
会，为咨询机关。其选举方式为：市会议员、街庄协议会员半数由州
知事官选，半数民选；民选部分采成男限制选举，凡年满25岁、营独
立生计、居住该市街庄6个月以上、年纳税额5圆以上，方有选举权
与被选举权。至于州会议员则半数由台湾总督任命，半数由市会议员
及街庄协议会员间接选举选出。任期皆为4年〔10〕。

从1914年同化会开始（特别是1920年代以降），台湾人即不断要求与
日本人相同的政治权利。然而，经过长期的争取，仅仅获致这样的成
果，当然是不符台湾人的要求的。由于与台湾人的要求相去甚远，台
湾地方自治联盟遂发表声明，表示遗憾，并希望真正的地方自治早日
实现〔11〕。不过，结果既然如此，台湾人也只好接受现实，而继续
在此一有限开放的地方自治制度中参选、并于议会中展开民主实践。
由于当时台湾人的政治运动团体，仅剩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因此，自
治联盟自认应责无旁贷的推荐候选人参选。据自治联盟主要负责人之
一的杨肇嘉称：当时的推荐原则为“不仅要个个都是超‘资格’的大
学毕业者，并且注重人品的选择”〔12〕。亦即以“知识”与“人
格”做为竞争的号召。相对的，在选民方面，由于采“成男限制选
举”，选民“当然多数是知识分子”，对于“候选人所发表的‘政
见’”，“辨识能力一般颇高”〔13〕。显见选民也具有一定的水
准。

这个台湾首度实施的公民民主选举制度，其历史意义非比寻常。曾经
在日本因参与东京台湾青年会活动、而在“4．16”事件中被拘捕的
左翼运动者吴新荣，在其1935年11月22日的日记中，表达了他对这次
选举的期许：

　　“今日是台湾地方自治改正制度第一回总选举之日，虽不是真正
　　的自治，但是选举一事，除起政党、团体以外，如这回比较大众
　　化人民选举，谅必是为汉民族第一回的，这也可量度汉民族的政
　　治方式何样比较的适当。”〔14〕

显见吴新荣将这次选举，视为“汉民族”可实施“何样的政治方式”
的试金石，可谓展现了相当宏阔的视野。

1935年11月22日的选举投票日当天，日本官方还邀请杨肇嘉到各地投
票所去做全面的视察〔15〕。也因为官方与民间皆相当重视这个选
举，结果，时论认为“大体并无素质甚差者当选”；同时，亦有时论
对于此种成男限制选举产生的阶级性问题提出检讨〔16〕。而在殖民
地政府、参选者、选民均展现诚意的情况下，此次选举可谓相当成
功。杨肇嘉描述当时“经办选举的人，多能公正依法从事，监选的人
也都有自动检举的精神。由于规定每一候选人运动员的名额及竞选费
用，监选的人多随时到候选人处察查。所以候选人以及其运动员绝无
宴客或贿选情事发生。选民投票是自由而秘密的，投票所的主任是坐
在高处踞上临下来监督。而候选运动员绝对不得接近投票所的百公尺
范围内，以免影响投票人的精神”〔17〕。而吴新荣的好友、同为左
翼运动者的陈逸松，在1935年参选并当选台北市会议员，也给予这次
选举相当高的评价：

　　“纵观这一次选举，虽然是一次限制选举，年纳5元以上所得税
　　额的规定，剥夺了很多人民投票的权利，同时还限制议员只有半
　　数是由人民选出，但选举过程却是值得肯定的，那些经办选举的
　　人，都能依法行事，负责监选的人，也都认真监督，候选人又都
　　守法，没有宴客、买票或做票的情事发生，非常干净，而选民出
　　席更是踊跃，台北市投票率高达89.7%，全台湾投票率更高达
　　95.9%，很多社会贤达脱颖而出，服务桑梓，庶几接近选贤与能
　　的目标。”〔18〕

这也就是说：该次选举在“形式上”，虽未能符合台湾人的要望；但
在“实质上”，不论就执行选务者、参选者或选民而言，均表现了相
当的水准，值得称许。因此，诚如在该次选举中受自治联盟推荐、并
当选台中市会议员的齿科医张深（金需）所言：“当时大家很守法，
不买票、不作票，是很神圣公平的选举”〔19〕。

（摘自本书第二章，《日治时期台湾民主运动与民主实践对民主文化
的形塑》）

日治时期……在文化演讲或政谈演说时，日人虽会派警察临场监视、
甚至中止演讲，但仍然保障了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因此，毕业于台
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曾任台湾民众党政治经济劳农委员会政治委
员以及高雄支部常务委员的杨金虎，便明白指出：

　　“当时日政官宪虽认真监视吾辈行动，但未曾受过甚无理压迫，
　　只开会前要报告，派警员来监视。有一次余站起演讲中，因谈及
　　‘我的祖国’4字，就遭不准，即受辩士注意，中止演讲。以后
　　吾辈就注意言词，若不抵触时骂天骂地都无妨。不准讲我中国，
　　不准批评日天皇以外，首相以下总督有不正，政治有歪曲，都可
　　以尽量批评痛骂一番，他们并无干涉，可谓实行宪法，言论自由
　　他们不能越权干涉的。所以，尽量发挥指骂，给听众鼓掌称快，
　　来鼓励民气。不过日本军阀快倒阁前之疑狱事件发生止，都极自
　　由发言，故博得大众之人气，而市民很信赖吾辈之作风，一点都
　　无自私自利之心，以正义为道路，要求一视同仁，机会均等而无
　　他意。故当局亦无办法压迫，只照宪法规定行动，保障民权之自
　　由，言论出版之自由，行动住居之自由，都有保障之事实。”
　　〔20〕

可知除了日治末期一小段时间外〔21〕，当时不论是“保障民权之自
由”、“言论出版之自由”、“行动住居之自由”等，“都有保障之
事实”。

（摘自本书第二章，《日治时期台湾民主运动与民主实践对民主文化
的形塑》）

……日本殖民地政府在1935年开始实施的、划时代的公民民主选举制
度，其影响之深远的程度，显然被许多台湾当代学者所低估。许多学
者在述及日治时期的民主制度时，往往一笔带过，鲜少有深入探讨其
意义者〔22〕。然而，我们认为：1935年所实施的成男限制选举地方
自治，是1920年代以降、台湾人从事民主运动15年成果的初步总验
收，其在知识分子心中的影响，是不容吾人小觑的。

有几个例子很可以说明这种现象。以彰化市为例，1936年，彰化市议
会开议后，据云当彰化市役所提案日人小学迁移扩大建设学校经费预
算审查时，民选议员杨老居“站起来大发雷霆向当时的市长兼议长佐
藤房吉大声疾呼发言反对，杨议员认为如果为要扩建就学率逐年升高
的台胞子弟就读的公学校的校舍，的确有其必要，但是对于学童数不
多，又不可能急遽地增加儿童人数的日人子弟就读的学校的校舍的扩
建，实在太浪费，只是徒增彰化市民的负担而已，应该要删除。杨议
员这番话竟然触怒议长佐藤，他以杨议员发言不当为由，命令其立刻
退场，出乎意料，当杨议员退场时，所有的民选议员与官选3位议
员，竟同杨议员相偕退出会场（当时议席数，官民选各12席），亦则
因此该预算案无法通过”〔23〕。

杨老居毕业于台北医专，是原台湾文化协会会员、文协分裂后新文协
的中常委、新文协机关报大众时报社的取忿役〔24〕；而民选的台人
彰化市会议员中，亦多为民主运动者〔25〕。我们知道：“退席”是
议会的议事杯葛策略之一，目的在使开会人数不足导致流会或无法进
行表决。当然，在当时地方自治的结构性因素限制与官方的强势主导
下，该预算案终究还是获得议决通过〔26〕。然而，彰化市议会台人
议员敢集体退席表示抗议，其中甚至包括官选议员，显见纵使处于殖
民统治下，议会所能发挥的制衡效果有限，但当时台湾的议会民主运
作形式，已经到达相当的程度。

（摘自本书第二章，《日治时期台湾民主运动与民主实践对民主文化
的形塑》）

传统中国盛行“形式主义”挂帅的官僚作风，而战后的“中国型民
主”也深受这种文化的影响。当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居然想出了会
前与省参议员“沟通”的点子，试图能让省参议员们先“发泄一
下”，而不要在开会时批评政府。关于此事，黄朝琴在回忆录中替官
方辩解道：

　　“长官公署民政处是推行地方自治的主管机关，感觉特别敏锐。
　　周处长一鹗顾虑参议员在议会谩骂攻击政府，他采取了会前座谈
　　的方式，就是在各单位在议会作主管业务报告的前夜，邀请参议
　　员举行座谈会，使议员们先行畅所欲言，尽情发泄，这种事前说
　　明、疏导的目的，在尽量减低正式会议时的火爆场面。”〔27〕

然而，在民主制度下，代表民意的议会，本就该公开举行会议；如果
因官方事前疏通而闭嘴，那么，对某些深具民主素养的省参议员而
言，此举犹如“暗盘交易”，并不可取，亦违反其职责。且如此一
来，正式会议时的质询，岂非成为作戏？又不无欺瞒民众之嫌。更何
况，当杨老居在日人殖民统治下的1936年，都可以在彰化市议会与
“异族”的官方“呛声”；而在“回归祖国怀抱”后的1946年，号称
“同胞”的本国政府却骂不得，简直是岂有此理！长官公署此举既与
其民主理念不合，也与日治时期的经验不符，因而遭受拒绝，毋宁说
是理所当然的。

（摘自本书第三章，《战后初期“台湾型民主”与“中国型民主”的
文化冲突》）

……日治时期台湾的民主制度，虽然尚不完全，但在许许多多台人的
积极争取与自我要求下，可谓已有一定的实践基础，并从而形塑了相
当程度并颇具水准的民主文化。以地方自治而言，诚如曾经在日治时
期加入中华革命党、战后初期（1946年）担任国民参政员的医学博士
杜聪明所指出的：“过去日本殖民地时代，遭受日本之压迫期中，其
设立的民意机构，虽谓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但省民受其手段方法及
组织之训练，最少有20年之久，因为有了这长久的训练，可以运用于
行宪”〔28〕。

然而，1945年的“光复”，却使台湾的民主文化，面临一场崭新的、
严峻的考验。台湾的民主实践，不论是由1920年的“准地方自治制
度”算起，或是由1935年实施成男限制选举的地方自治算起，地方自
治在台湾已有长则20余年、短则10年的实践经验；而且，无论就选
风、议事等方面，皆得到相当不错的评价。反观同一时期中国大陆的
民主实践，在“形式民主”上虽然似乎不比台湾逊色，但就“实质民
主”上看，却可以说远远落后于台湾。中国大陆的民主实践，从1928
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开始其所谓的“训政时期”。在地方自治
方面，表面上虽有设置县、市等参议会的法规，但实施情形混乱不
一，大体而言，可谓成效不彰。〔29〕

以1940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四川省县市参议会为例，在选举投票方
面，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欺骗、舞弊、贿选与暴力威胁；而在议
事方面，则可以看到民意代表受到议案空滥、不明法令、缺乏责任
心、常识不足、过分自恃等指摘；此外，还有严重的派系斗争
〔30〕。此种现象，若与日治时期台湾的议会相较，实不啻有天壤之
别。更何况，地方自治虽是形塑民主文化过程中相当重要的一环，但
并非全部；日治时期台湾的言论自由与人权法治的观念，恐怕也比同
一个时期的中国要来得普及。然而，以一个在民主实践上远远落后于
“台湾型民主”的“中国型民主”，却不自量力的要来指导台湾人如
何实施民主制度，这除了令人感到荒谬绝伦之外，不能不说是“台湾
人的悲哀”、甚至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摘自本书第三章，《战后初期“台湾型民主”与“中国型民主”的
文化冲突》）

平心而论，在1950年代遽然实施的“普选制”，对台湾的民主发展而
言，并不见得是件好事，除非它立足于1935年“成男限制选举”以来
所形成的民主文化的基础上。亦即选务公正、候选人自律、高水准的
选民，并以此推展至原本无民主实践经验者。然而，国民党政权既未
有实施民主的诚意，甚且敌视这些对民主已有相当认识的人，害怕他
们会动摇方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基础，而以各种卑劣的手段加以收买、
分化、打击。还以不公正的方式操纵选举，以遂其巩固政权的目的。

国民党政权操纵选举的恶劣手段，可以说是罄竹难书的。表面上“冠
冕堂皇”地标榜民主、实施地方自治，但实际上却利用各种手段操纵
选举。这种只讲“形式主义”却“名实不符”的作风，其实既不“民
主”，又不“道德”。因此，1950年代的“普选”，由于统治者缺乏
实施民主的诚意，而使得战后台湾在民主实践上，一开始便走岔了
路。诚如出身福建南安、曾经参与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的民社党员谢
汉儒所指出的：

　　“国民党倾全力动员一切资源，除了一次次的修改法规，使原来
　　稍具‘民权’意识的那些选举规章，修改以‘官权’意识浓厚的
　　条文而取耳。为了操纵选举，国民党利用地方派系，收买黑道人
　　物，以恫吓手段使被欺压的选民，不敢不在国民党监视下投国民
　　党候选人的票。再辅以金钱和物品的贿选。在竞选活动中，可以
　　或明或暗攻击党外参选的候选人，‘黑函’与‘黑帽’满天飞
　　舞，不择手段，且无所不用其极，务使对方身败名裂而后已。在
　　投开票所中，不管是管理员或监察员，都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
　　他们除偷窥监视选民的投票外，且允许军人持补给证作为身分证
　　在任何投票所投票，而且不止投票一次。在投票所中，他们可以
　　预置国民党提名候选人相当数量的选票在投票箱中，以保障该候
　　选人的当选。如果在开票过程中发现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有危险
　　时，且可以‘张冠李戴’的方法把其他候选人的得票改唱为国民
　　党候选人的得票。开票所还可以用‘临时停电’的方法，使开票
　　所突然漆黑一片，国民党即已事前准备好的相当数量的选票投入
　　投票箱中，使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保证当选。”〔31〕

我们若以这段文字，拿来和前揭杨肇嘉、陈逸松与张深（金需）所提
及的1935年选举相较，其间差距，岂可以道里计？但更可怕的是：这
种选举舞弊的做法，支配战后台湾的选举近30年，一直要到1977年中
坜事件爆发，群众聚集万人抗议选举舞弊的场面，惊动当局，才使国
民党政权稍稍有所收敛〔32〕。

（摘自本书第四章，《此消彼长：“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大
逆转》）

1950年代实施地方自治后，国民党政权在选举中的舞弊，使台湾的
“民主文化”大幅退化。然而，做票、买票、配票不仅仅是在实际层
面上以不公平的手段压制了民主运动，还在意识层面上造成严重
Zhuo2丧民主的后果。就象前国民党党工詹碧霞在回忆其1970年代参
与“做票”时所自承的：“当时整个台湾本岛大小选举，就是这个样
子，没有党工认为自己这般如此的行为，有什么对或不对”〔33〕。
很显然的：这些党工未必是“昧着良心”在“做票”的，他们之中恐
怕很多人根本没有“（关于民主的）良心”！因为既无“良心”，如
何“昧着良心”？不认为“做票”这种事“有什么对或不对”，意谓
着他们并未建立起“民主政治应该如何实践”之何者为“是”何者为
“非”的“是非标准”。国民党党工如此，原本对民主缺乏认识的选
民亦然。于是，有些人很容易的就以为“民主”或“台湾民主”，本
来就应该是如此。而这种错误观念的造成，当时握有党机器与国家机
器的国民党政权，当然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

（摘自本书第五章，《战后台湾族群与阶级问题对民主文化发展的影
响》）

1950年，国民党政权为了显示其站在所谓“民主阵营”并收揽人心，
开始分区分阶段实施公民普选的地方自治。然而，当“普选”看来似
乎使台湾的“形式民主”往前迈进一大步时，“实质民主”却因贿
选、暴力威胁而严重倒退；而这种“猪羊变色”式的大逆转，国民党
政权实难辞其咎。

举例言之，左翼运动者吴新荣在1939年“成男限制选举”时，当选佳
里街协议员；1946年“间接选举”时，当选台南县参议员；然而，到
了1951年“普选”时，竞选台南县议员，却惨遭失败。关于他落选的
原因，其长子吴南星曾回忆说：

　　“落选最大的原因是父亲反对以金钱买选票。他坚持他的理想
　　──‘清洁的选举’。奈何人家用的是银弹攻势，岂有不败之
　　理？”〔34〕

他又说：

　　“在此次选战中有一个可气又可笑的插曲。事情是这样的：在一
　　个偏僻的小村落里设有一个投票箱，这个小村落是由一个土豪把
　　持选票。他宣称这个村落全部要支持某一个候选人。票箱开票时
　　一定要清一色，如果有一张票外流，他就要追根到底，还要打断
　　这个‘叛徒’的狗腿。开票结果，果然是清一色的选票。可见当
　　时那个土豪之横行霸道及愚民之多。在这个村落住有一个远亲，
　　平时全家给父亲看病拿药从不付钱。他这一家人在那土豪的淫威
　　之下竟不敢投父亲一票。因为他知道如果有一张异色票，人家一
　　定知道是他投的，这个远亲在事后向父亲报告内情及苦衷，请求
　　父亲的谅解。父亲并没有责怪他半句，只是意味深长的说：‘台
　　湾的民主政治还要走一段布满荆棘的路程。’”〔35〕

事实上，这种“土豪”至今仍活跃于台湾的基层选举中，加上前述所
谓“银弹攻势”、“以金钱买选票”的现象，显见国民党统治下的
“黑金”，早已有之；实在还轮不到前总统李登辉主政时期（1988～
2000）才来“纵容”！

（摘自本书第四章，《此消彼长：“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大
逆转》）

事实上，国民党政权在1947年后对言论自由尺度的紧缩，恐怕的确较
日本殖民地政府更甚（日治末期的战争期间除外）。吴浊流指出：
“2．28”事件后，“仅报社就被查封了6家，光复以来的自由言论全
部遭封杀，比日本时代更不自由了”〔36〕。而吴新荣也曾在1959年
4月28日的日记中抱怨说：“琅山房随笔集的校对已经完了，光复前
所写的几篇有些恐触时忌，所以此书的刊行时期不得不再考虑。说来
也可笑，日据时期已发表过的文章，到这时候还要怕触时忌，这要叫
我们啼笑皆非”〔37〕。又如台北帝大医学部毕业、战后因涉及“匪
谍”案而坐牢10年的医生胡鑫麟，亦谓“日本殖民统治虽然控制人民
思想，却不限制知识分子读什么书，马克思主义的书，四处都买的
到，不会象后来的国民党重重限制，这本书也不能读，那本书也不能
看”〔38〕。而这样的“重重限制”，甚至长达3、40年，直到1980
年代，阅读《资本论》等左派书籍，都还是国民党政权的禁忌。显见
其箝制思想的时间与程度，皆远超过日本殖民地政府；然而，国民党
政权却老爱批评日人对台人实施“高压统治”。看到这种不知羞耻、
“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鬼话，果真“要叫我们啼笑皆非”！

（摘自本书第五章，《战后台湾族群与阶级问题对民主文化发展的影
响》）

身为一位曾经在日治时期参与过民主运动的杨肇嘉，当然难以接受国
民党反民主的作为。同样的，前揭参加过1935年选举的陈逸松，在评
论完该次选举后，也话锋一转，开始批评说：

　　“反观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的选举文化，打着‘公平’、‘公
　　正’、‘公开’的美丽旗帜，却先制订有失公允的‘选罢法’，
　　再挟着严密的组织与庞大的财力，执法犯法，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暗中进行其买票、配票、做票之勾当，宁可失去民心，也要
　　赢得选举。于是选票与钞票齐飞，无耻共谎言一色，选个立委、
　　县市长，动辄花费数千万甚或亿元以上。金权肆虐，特权当道，
　　法纪荡然，公权力与公信力尽失，诚为台湾选举史上的大悲哀，
　　也是民主政治的大讽刺。以此回顾日本半世纪前在台湾举办的守
　　法而又干净的选举，谁又敢说时代一定是进步的呢？”〔39〕

战后担任国大代表的杨金虎，甚至还曾经趁着国民大会开会期间、受
邀参加国宴的机会，向总统蒋介石指陈：“日本人办理的选举，比诸
现在的各项选举似乎还略胜一筹”〔40〕。很显然的：从这些日治时
期曾经参与民主运动的前辈眼光看来：战后台湾的“形式民主”某些
部分纵使看来是进步的（例如实施普选制），但“实质民主”其实是
严重倒退的。

（摘自本书第五章，《战后台湾族群与阶级问题对民主文化发展的影
响》）

……台湾经过日治时期地方自治民主实践所形成的“惯例”，在战后
横遭来台的国民党官僚所打破。1946年8月，当省参议会以“记名”
（即书写候选人姓名）的方式票选国民参政员时，由于参选者杨肇嘉
的“肇”字多一画，廖文毅的“廖”字脏污，被当局视为废票，而引
发相当大的争议〔41〕。当事人杨肇嘉评论此事说：

　　“即以选举一事而言，台湾于民国24年半数民选州、市、街、庄
　　协议会开始，即用的‘记名’投票办法，以所记票能辨认出为某
　　人时即属有效。自是以后台湾的各种选举即准此而行，已成习
　　惯。”〔42〕

如前所述：文化是一种通过实践、行动、展演所形成的共识与默契。
而“民主制度”做为一种由“法律”所规范的“制度”，具有“法”
的性质；但“徒法不足以自行”，一种制度要能运作顺畅，端赖参与
者共同遵守游戏规则，以形成“惯例”，此即“民主文化”的真谛，
亦即“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交互作用后所反映出来的整体民主
素养与水准。

然而，国民党政权却“飞象过河”，毫不尊重本地已行之有年的规
范，或是省参议员林连宗所提出的英美选举有效票之判定方式
〔43〕。其实，如果只是单纯因为“认定”上的不同，则易解决；只
须因地就俗，在既有的惯例上建立新规即可。但问题是：国民党政权
未必不懂这些民主原则，真正的症结所在，实出现在国民党假民主之
名、行操控包揽选举之实的心态。更糟糕的是：这种恶劣的做法，并
不是仅仅存在于战后初期的陈仪政府而已，随着国民党政权其后在台
湾统治的强化，益形严重，其为祸以迄于今。

（摘自本书第三章，《战后初期“台湾型民主”与“中国型民主”的
文化冲突》）

……，那些硕果仅存的台湾民主运动者，凭藉坚定的信念与坚强的意
志，在坚持清白人格的前提下，坚决的与国民党政权周旋。而许多人
民也始终支持这些民主运动者。诚如杨金虎所说：他虽参选高雄市长
3次失败，但在如此不公平的竞争之下，“象这样强弱之势悬殊，胜
败之局早定。然而余竟1次参加失败，再来2次、3次的失败。世上最
傻的事，莫此为甚。可是3次余都保有5万张良心票。朋友相爱，始终
如一”〔44〕。而石锡勋又何尝不然？石锡勋3度竞选彰化县长失
利，到1968年接受青年党之邀、而以青年党籍身分第4度参选时，却
立遭当局以其涉及颜尹谟兄弟案，非法逮捕，终于以健康理由保外就
医，避居高雄，不再过问政治〔45〕。杨金虎、石锡勋皆从年少时，
即开始反抗横暴的统治者，从日本殖民地政府到国民党政权，40余
年，一以贯之；其所表现出来的坚定毅力与勇气，观之不禁令人泣血
与动容！更不禁要为那些默默支持民主运动的台湾人民，所表现出来
的“朋友相爱，始终如一”，致上最深的敬意！

（摘自本书第四章，《此消彼长：“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大
逆转》）

……有一种奇怪的论调，说那些“民主先进国家”，投票率通常都很
低，而台湾的投票率常常高达7成以上，所以台湾的民主还不够成
熟。例如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李敖，就曾于1999年11月在新竹市
举办的一场演讲会中，如此说道：

　　“台湾今日政治挂帅的程度，比当年大陆文革时严重的多，一个
　　云林县长选举就把台湾搞得疯狂了，投票率可以如此高，真正的
　　民主国家，因为政治很上轨道，人民对政治很冷漠，所以投票率
　　很低，今天大家可以如此炒作选举，证明了台湾的民主是有问题
　　的，……”〔46〕

李敖博学多闻，号称“大师”，却敢如此信口开河，不禁让人慨叹
“他的晚年不及他的早年”！〔47〕

事实上，许多民主文化发展成熟的国家，其投票率并不低。我们且以
1990年前后的资料为例，在全世界21个主要的民主国家中，其平均投
票率，如：奥地利为88.8%、丹麦为85.1%、德国为83.5%、爱尔兰为
89.1%、荷兰为82.5%、纽西兰为86.6%、挪威为83.9%、瑞典为84.9%
〔48〕。可知这些“真正的民主国家”，其投票率有时甚至可高达8
成以上，何来“人民对政治很冷漠”之说？真不知究竟是“谁骗了你
和我”！

（摘自本书第七章，《“民主在台湾”的虚相与实相》）

并非所有下阶层的台湾人，都支持国民党政权；曾经在日治时期与抗
日运动者并肩作战、或曾经经历“2．28”事件、或在战后遭受国民
党政权迫害或不公对待的下层台湾人民，都是战后台湾民主运动的潜
在支持者。加上诸如国语推行运动的不当（在学校中讲母语要挂“狗
牌”或罚钱），以及台湾人或台湾本土文化，被带有优越感的外省
人，视为“下里巴人”一般，给予极端的轻蔑等等，又在在与日本人
统治台湾时颇为类似。诚如同样身为外省人、却能真正深入本省人社
会的雷震所指出的：

　　“大陆人对台湾人之抱有优越感，几乎是普遍的心理，因而轻视
　　台湾人，到处自以为是‘了不得的’、是‘征服者’、是‘文明
　　人’、是‘上国人物’，尽管没有明白表示，而下意识里却普遍
　　的存着这类感觉，连一个台湾女子生出的小孩也不例外，连一个
　　大陆人的三轮车夫也是看不起台湾人。诚然这是极不应该的，但
　　存有这种心理，却是极普遍的事实。”〔49〕

而外省人的这种优越感，使得许多具有自尊心的台湾人产生强烈的反
感。因此，战后台湾的党外民主运动，仍然是依循“民主”与“认
同”的双轴而前进。“反国民党”与“台湾人”的认同往往被结合起
来，而在选举场合用母语高喊“咱台湾人”，总会产生相当的效果。

（摘自本书第六章，《“民主”与“认同”：台湾民主运动的双
轴》）

……被许多人视为当前国民党内头号政治明星的马英九，居然以其所
谓“超人气”的群众魅力，试图为独裁者蒋介石涂脂抹粉。在2003年
4月5日台北阳明山“草山行馆”的开馆典礼中，马英九公开宣称蒋介
石对台湾的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据《中国时报》4月6日的报导指
出：

　　“尽管一般都以先总统蒋中正为台湾威权时代象征，台北市长马
　　英九昨日在阳明山上的草山行馆开馆典礼中，则推崇蒋中正其实
　　是台湾民主重要推手，台湾的地方选举首创于民国卅九年蒋中正
　　总统任内，在韩战爆发台湾处于风雨飘摇阶段，这个决定格外不
　　容易。”〔50〕

报导中又说：

　　“马英九指出，蒋公确实是威权时代的人物，他的一些做法甚至
　　让人称他是独裁者；再如50年代白色恐怖，因此蒋公在历史评价
　　上有其受批评的地方。不过，他个人对于蒋公过去有项极少为人
　　所知，甚至常被忽略的事迹倒是十分肯定。……，1950（民国
　　39）年6月25日韩战爆发，美国第7舰队协防台湾，在此风雨飘
　　摇、情势紧张时刻，蒋公毅然在同年7月宣布在台推动地方自
　　治。同年12月开始办理选举，选在对台北冲击较小的花莲县以县
　　议员作为地方选举的首役。民国40年更办理第1届台北市长选
　　举，当时市长当选人吴三连甚至不是国民党员。”〔51〕

而马英九强调，“蒋公这项重要宣布，让全台开始施行地方自治，也
是台湾推动民主的重要基础，从当时开始到现在，不少政治人物，到
后来的党外人士，都是从地方选举出身，因此这项政策可说是一项战
略性、关键性的决定”〔52〕。报导最后还说：

　　“马英九认为，不管蒋公历史评价如何，他当时做出这项决定确
　　实对台湾民主发展有很大的贡献。”〔53〕

其颠倒是非黑白的论点，简直令人惊骇莫名！

当然，这种浅薄的历史认知，出自“外省人”马英九，是一点都不奇
怪的。只不过，他的论点其实漏洞百出：

（一）按照马英九的说法，好象“白色恐怖”与“地方自治”一点关
　　　系也没有！然而，正因为1950年代开始的“地方自治”，是在
　　　“白色恐怖”之下进行的，所以，国民党当局常常会用“白色
　　　恐怖”的手段，加诸这些不听话、要在“地方自治”上和国民
　　　党唱反调的人。例如“颜尹谟案”之于石锡勋，“吴泰安案”
　　　之于余登发、余瑞言父子等。
（二）1950年代开始的“地方自治”，“形式上”虽是实施民主的地
　　　方自治，“实质上”却是充满选举舞弊，使得台湾的“民主文
　　　化”大幅逆退，较日治时期还不如，其为祸以迄于今。马英九
　　　光谈“形式”，不谈“实质”，果然是深受传统中国文化薰
　　　陶、可为传统中国文化的代表！
（三）1951年台北市长当选人吴三连“甚至不是国民党员”，未必能
　　　证明蒋介石实施地方自治的诚意，因为后来“不是国民党员”
　　　的地方县市首长也不少，但他们往往在党、政、军、特的重围
　　　中，备极艰辛方才当选；而“不少政治人物，到后来的党外人
　　　士，都是从地方选举出身”的说法，更是割裂历史，无视于当
　　　时“不少政治人物”早在日治时期就有参与民主运动或参加过
　　　地方自治选举的经验，以及他们对“后来的党外人士”的传
　　　承。很显然的：如此肯定蒋介石“贡献”的马英九，倘若不是
　　　“无知”，就是“无耻”！

（摘自本书第五章，《战后台湾族群与阶级问题对民主文化发展的影
响》）

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国民党人时常批评民进党政府死抱着台独“神
主牌”不放，又批评民进党以“意识形态治国”。但“三民主义”与
“五权宪法”，就不算是国民党的“神主牌”吗？而国民党在宪法中
明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
国”，把“三民主义”这种意识形态给写到宪法里头，又难道不算以
“意识形态治国”了？为什么国民党可以“意识形态治国”，别的政
党就不可以？尤其令人感到可怪的是：政治学博士连战，难道真的不
懂“意识形态”（ideology）是什么意思？难道真不知道以“意识形
态”来“治国”，是近代西方政治的常态？关于国民党人以“意识形
态治国”批评民进党，如《连批民进党意识形态治国》（《台湾日
报》，2003年10月8日，第3版）。余例尚多，不尽举。而关于“意识
形态”与近代西方政治的关系，则请参阅华特金士（Frederick M. 
Watkins）、克拉姆尼克（Isaac Kramnick）着，张明贵译，《意识
型态的时代：从1750年到现在的政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
司，1983年5月初版）一书。该书简明易懂，是极佳的入门书；读后
不仅可以增加不少政治常识，也可藉此明了这些国民党人是如何的睁
眼说瞎话，罔顾学理，胡扯乱弹；更可知晓国民党是怎样的愚弄台湾
人民，使得许多人被严重误导，也跟着他们乱骂民进党以“意识形态
治国”，从而降低台湾人民的政治水准。其以愚民手段戕害台湾民
主，此又为一显例。

（摘自本书第八章，《结论》之注释）

在台湾意识的发展过程中，台湾人虽然从不愿放弃“台湾人”的立
场，但仍愿意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比起由强权者
或支配者单方面的“强加”，显然要来得符合“民主”精神。况且，
这些对所谓“台湾人”立场的坚持，主要是对“民主”的坚持，而非
对“认同”的坚持。然而，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到“2．28”
处委会的“32条要求”，到谢雪红“台湾高度自治”的主张，到李登
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每一次台湾人与时推移所提出的“调
护”主张，却都遭到强权者（日本帝国、国民党政权、中共政权）粗
暴的悍然峻拒〔54〕。至于真正深入了解台湾的外省人雷震所提出的
“调护”主张，也未被接受〔55〕。甚至当前都还有所谓的“台独分
子”，撰文《教中国“统一”台湾的方法》，苦口婆心的力劝中国实
施民主、重视人权〔56〕。显见台湾社会对“认同”的开放、以及对
“民主”不愿后撤的坚持。

也因此，当前台湾与中国（以及台湾内部反民主的人士）之间最大的
差距，是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因为民主理念的宣扬，而把属于
“认同”问题的“统一”与“独立”，都当做“选项”，当做“权
利”；民进党所谓的“台独党纲”，基本上是尊重“住民自决”，是
“认同”问题的“民主”解决。而中国与台湾内部反民主的人士则反
是。他们把属于“认同”问题的“统一”，当做是“义务”；既是
“义务”，就没有反对与讨论的余地，因而也是“反民主”的。

中国与台湾内部反民主的人士，至今似乎还未体察到这样的一个现
实。那就是：除非中国保证台湾在“统一”后，“民主”能够继续维
持或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否则，已经建立起一定程度“民主文化”
的台湾（不论这种“民主文化”遭受到多少批评），怎么可能接受所
谓的“统一”？当台湾人民已能选举自己国家的总统，而在“一国两
制”下，却只能选“特区的领导人”；当台湾的言论自由，已经不管
台独主张或共产思想都能自由的宣传与表达，而在“一国两制”下，
却不准宣传台独。所谓的“一国两制”，无异要台湾人放弃已有的民
主成果，无异立刻就有了“改变”，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50年不
变”！只有那些对民主的价值认识不清、对民主的理想缺乏坚持的
人，或是将认同中国视为不可挑战、不可侵犯而超越一切价值的人，
才会愿意接受“一国两制”。

事实上，任何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似性”，都比不上台湾
与中国之间有无“民主文化”的“差异性”。当“民主文化”已融入
为台湾人生活的一部分，“民主文化”也就成为“台湾文化”的一部
分。拥有“民主文化”的“台湾文化”，是一种“脱胎换骨”后的
“新文化”；它早在战后初期就已经显示了无法与缺乏够水准之“民
主文化”的“中国文化”相容。我们实在没有理由相信：在目前台湾
“民主文化”中的“形式民主”已远远超越日治时期、更远胜今日中
国，而“实质民主”虽然不足而有待改进、却也远胜今日中国的情况
下，“台湾文化”如何能与“中国文化”相容？

今日台湾这种“认同”与“民主”的共生关系，是台湾的历史命运造
成的。由于强权者的高傲与欺凌，使得台湾的民主运动，一直既是
“民主”与“反民主”的对抗，亦是“认同”与“反认同”的对抗。
特别是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争议，更凸显了保持“台湾独立”即在保
障“台湾民主”；而为了争取世界各民主国家的同情，又可以用维护
“台湾民主”来维系“台湾独立”。

（摘自本书第六章，《“民主”与“认同”：台湾民主运动的双
轴》）

无疑的，吾人若以“中国尺度”来观察，对许多外省人而言，因为其
在大陆时既从未拥有过任何“形式民主”，自无“实质民主”可言；
由于其民主乃到了台湾后，方从“无”到“有”，当然会认为蒋介石
对台湾民主“有很大的贡献”。这种观点，也可能会出现在那些日治
时期无缘接触民主，或是战后受国民党教育、对台湾史一无所知的本
省人身上。然而，吾人若以“台湾尺度”来观察，台湾人在日治时期
已争取方一定程度的“形式民主”，而“实质民主”也获得良性的发
展；到了战后，“形式民主”却长期不彰，而“实质民主”则被国民
党政权破坏殆尽。这样的结果，如何要这些台湾人肯定蒋介石对台湾
民主的“贡献”？〔57〕

简单的说：国民党政权先把台湾的民主倒退到和中国一样的水准，然
后，在台湾人民的争取之下，逐渐让步；而在不得不让步后，却又将
促成台湾民主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实在可以说无耻到了极点，更对
社会正义与人间的大是大非，产生严重的破坏力！

文化来自历史经验的积累，而历史经验必须不断往后代传承下去；这
种历史经验的传承，亦即文化的传承。然而，由于台湾社会严重的历
史失忆（尤其是“台湾尺度”的历史失忆），使得许多台湾人陷入国
民党政权所形塑的意识泥沼而不自知。当台湾社会尚未进行历史清
算、当台湾人的历史记忆犹被扭曲或甚至被抹消以致空白时，旧国民
党余孽就还能利用一般民众对历史的偏见与无知，瞒天过海，上下其
手，亦使得许多本该如同纳粹党人一般受到司法审判的旧国民党余孽
之国民党与亲民党中人，至今仍能到处翻云覆雨。

这种现象，使我们警醒到：“历史清算”既是重建“社会正义”的唯
一方式，也是深化“民主文化”的不二法门。当目前旧国民党余孽以
所谓“民粹”的方式、诉诸民众“非理性的情绪”，利用台湾根深蒂
固的“重利爱财”文化〔58〕，来煽动民众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对“荷
包缩水”的恐慌心理；又利用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蒋经国在威权统治
箝制言论时期所塑造的“亲民爱民形象”，大打其“经国牌”，盛称
其所谓“十大建设”的时候，我们认为：只有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去，
才能真正的清楚看出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正义”与
“民主”，才有可能同时被伸张！

台湾的经济发展是否是来自国民党政权“英明的领导”，还有待商
榷；但我们能够确认的是：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社会安定”与“经
济繁荣”，是倚靠滥捕滥杀、箝制思想、操纵选举……等等恐怖统治
手段而得来的。我们不得不指出：对国民党政权滔天罪恶的“沉
默”，就象德国人对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沉默”一般，我们手中所
赚的金钱，其实沾满了民主运动前辈的血与泪。同时，台湾的“族群
问题”也不是由民进党挑拨起来的，而是一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事
实上，当雷震等外省人要与本省人携手“族群融合”组织反对党时，
国民党政权却蓄意破坏这种“族群融合”。那是因为国民党政权要的
“族群融合”，是要本省人忘记自己的母语，以说一口流利的所谓标
准“国语”为荣；是要本省人忘记自己的历史，要衷心感戴外省人来
建设台湾、又把民主带进台湾、来提升本省人的水准……等。这种外
省人优越感作祟的“同化政策”，与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皇民化运
动”何异？这种缺乏尊重他人文化与历史的习惯、意欲消灭他人文化
与历史之“反认同”的做法，恰恰是“反民主”的。而国民党这种
“反认同”所产生的“反民主”，至今未歇；加上不时与中共政权隔
海唱和，使台湾的“认同”问题与“民主”问题，越发不可能脱钩。

因此，当我们在尊重不同族群、不同阶级因不同历史经验所形构之不
同文化的同时，纵使台湾国族意识的建构可以更加宽容，甚至可以不
排除在具主体性的自由意志下、与其他地区的人们（例如中国、西
藏、蒙古等）共构更广阔的国族意识，然而无论如何，它总必须在符
合“国民主权──民主”概念的前提下，来从事“国族意识──认
同”的建构；亦即必须以生存在台湾的人民为主体，以“符合”本地
大多数人、并“尊重”少数人历史经验的方式来建构，而没有理由以
外来的、非本土的“国族意识”（如“大和民族”、“中华民族”
等），强加在原本即已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身上。

（摘自本书第五章，《战后台湾族群与阶级问题对民主文化发展的影
响》）

１、王添灯，《台湾市街庄政之实际》（台北，广文堂书店，1931年
　　出版），页192～页193。
２、语出韩石泉。见韩石泉，《六十回忆》（台南，韩石泉先生逝世
　　3周年纪念专辑编印委员会，1966年6月30日续志印行），页68。
　　韩石泉虽是台人，但其政治立场，早已受到吴新荣的质疑。参吴
　　新荣，《震瀛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年7月1日第1
　　刷），页190。
３、参陈君恺，《师生爱与民族认同的葛藤──高木友枝、堀内次雄
　　及其台湾学生们》（《辅仁历史学报》，第11期，台北，辅仁大
　　学历史学系，2000年6月出版），页200～页201。
４、林糊，《高木校长的卓见》（收录于丸山芳登编，《高木友枝先
　　生追忆志》，横滨，高木友枝先生追忆志刊行会，1957年6月10
　　日发行），页36。按：林糊此文虽以中文写作，但由于该追忆志
　　在日本出版印刷，故原文有不少日文的“当用汉字”，笔者原则
　　上均将其改为中文汉字。又原文标点符号的使用，不仅与中文的
　　习惯用法不符，而且有明显的不足；因此笔者以一般处理未断句
　　文言文的方式，将其重新断句，以利阅读。
５、同上。
６、林糊，《高木校长的卓见》，页36～页37。
７、关于医学校毕业生参与民主运动的情形，参陈君恺，《日治时期
　　台湾医生社会地位之研究》（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
　　（22），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2年10月初
　　版），第五章。
８、简炯仁，《台湾民众党》（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年12月初
　　版），页247。
９、参蔡培火、陈逢源、林柏寿、吴三连、叶荣钟合著，《台湾民族
　　运动史》（台北，自立晚报社，1983年10月3版），页452～页
　　454。
10、参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台北，正中
　　书局，1992年3月台初版），页225～页226。
11、蔡培火、陈逢源、林柏寿、吴三连、叶荣钟合著，《台湾民族运
　　动史》，页488～页489。
12、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二）》（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
　　司，1978年4月3版），页308。
13、同上。
14、吴新荣着，张良泽主编，《吴新荣全集６吴新荣日记（战前）》
　　（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0月版），页24。
15、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二）》，页310。
16、参吴文星，《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页234。
17、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二）》，页309。
18、陈逸松口述，吴君莹纪录，林忠胜撰述，《陈逸松回忆录（日据
　　时代篇）》（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年11月15日修订版第1
　　刷），页167～页177。
19、黄秀政、许雪姬访问，许雪姬、连伟龄纪录，《张深（金需）先
　　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第4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1993年2月1日出版），页210。
20、杨金虎，《七十回忆》（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0
　　年5月1日初版），页74。
21、按：杨金虎此处所谓“疑狱事件”，当即为1943年的“东港事
　　件”（杨氏称之为“凤山事件”）。然而，殖民地当局对思想言
　　论的紧缩，主要自1937年“77事变”前后开始。故杨金虎的说
　　法，似乎稍嫌晚了些。
22、例如李筱峰。参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
　　自立晚报，1987年6月3版），页11。又如郑梓。参郑梓，《战后
　　台湾议会运动史之研究──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1946～
　　1951）》（台北，华世出版社，1988年3月初版），页6～页9、
　　页28。
23、王灯岸，《磺溪一老人》（彰化，作者自印，1980年11月初
　　版），页104。
24、参陈君恺，《日治时期台湾医生社会地位之研究》，页149。
25、例如吴恭（自联）、许嘉种（文协）、吴石麟（文协）、陈英方
　　（文协）、李中庆（文协、民众党）等。彰化市民选台人市会议
　　员名单及吴恭、许嘉种、吴石麟所属运动团体，参吴文星，《日
　　据时期台湾社会领导阶层之研究》，页238；陈英方、李中庆所
　　属运动团体，参陈君恺，《日治时期台湾医生社会地位之研
　　究》，页147、页148。
26、参冈本真希子，《台湾地方选举制度问题之诸相──1930年代前
　　半的殖民地支配与台湾人》（收录于若林正丈、吴密察主编，
　　《台湾重层近代化论文集》，台北，播种者文化有限公司，2000
　　年8月初版），页406。
27、黄朝琴，《我的回忆》（台北，龙文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6月15日初版），页163～页164。
28、杜聪明，《宪政与台湾政治之前途》（收录于杜聪明，《杜聪明
　　言论集》，台北，杜聪明博士还历纪念奖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1955年8月31日发行），页403。
29、参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台北，东大图书股份
　　有限公司，1999年7月初版），页264～页269。
30、参山本真，《一九四○年代国民政府统治下的县市参议会──以
　　四川省之例为中心》（收录于1949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
　　会编辑委员会编，《一九四九年：中国的关键年代学术讨论会论
　　文集》，台北，国史馆，2000年12月初版），页182～页185、页
　　175～页176、页185～页187。
31、谢汉儒，《早期台湾民主运动与雷震纪事──为历史留见证》
　　（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9月初版1刷），页102
　　～页103。按：就史料角度上看，这是“一面之辞”；国民党政
　　权向来亦不肯承认，或总推说是落选者心有不甘、恶意抹黑。的
　　确，在国民党威权统治底下，确实有举证上的困难；然而，随着
　　1990年代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尺度逐渐开放，这种种指控，有
　　不少部分业已得到前国民党党工回忆录史料的证实。关于国民党
　　做票、买票、配票的手法，以及各种为求胜选、不择手段的恶劣
　　行径，可参詹碧霞，《买票忏悔录》（台北，商业周刊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1999年12月2日初版20刷）一书。詹碧霞为前国民党
　　党工。
32、参詹碧霞，《买票忏悔录》，页126。
33、詹碧霞，《买票忏悔录》，页126。
34、吴南星，《父亲的生平轶事》（收录于吴新荣着，张良泽主编，
　　《吴新荣全集８吴新荣书简》（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
　　年10月初版），页80。
35、同上。按：吴新荣曾在日记中，对此次败选的原因，有所检讨。
　　参吴新荣着，张良泽主编，《吴新荣全集７吴新荣日记（战
　　后）》（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10月初版），页57～
　　页58。
36、吴浊流着，锺肇政译，《台湾连翘》（台北，前卫出版社，1989
　　年8月台湾版第3刷），页184。
37、吴新荣着，张良泽主编，《吴新荣全集７吴新荣日记（战
　　后）》，页100。
38、胡鑫麟口述，胡慧玲撰文，《医者之路》（收录于胡慧玲，《岛
　　屿爱恋》，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10月初
　　版1刷），页109。
39、陈逸松口述，吴君莹纪录，林忠胜撰述，《陈逸松回忆录（日据
　　时代篇）》，页177～页178。
40、谢汉儒，《早期台湾民主运动与雷震纪事──为历史留见证》，
　　页168。
41、参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页48～页52。
42、杨肇嘉，《杨肇嘉回忆录（二）》，页359。
43、参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页49。
44、杨金虎，《七十回忆》，页437～页438。
45、参王灯岸，《磺溪一老人》，页194～页196；页1～页3。按：王
　　灯岸于书中仅提及“颜姓兄弟案件”，当即为“颜尹谟案”。所
　　谓“颜尹谟案”，参史明（施朝晖），《台湾人四百年史（汉文
　　版）》（出版地不详，蓬岛文化公司，1980年9月初版），页
　　1157～页1161。
46、编辑部整理，《李敖校园演讲系列一：谁骗了你和我》（《新月
　　刊》，第87期，台北，新党通讯杂志社，，2000年1月1日出
　　刊），页35。
47、语出李敖引述罗马史家李维（Livy）批评西辟奥．阿利坎努斯
　　（Scipio Africanus）之言。见李敖，《老年人和棒子》（收录
　　于李敖，《传统下的独白》，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5月1日2版），页197。
48、参陈坤森，《译者绪论：李帕特政治制度设计的构思》（收录于
　　艾伦．李帕特（Arend Lijphart）着，陈坤森译，《当代民主类
　　型与政治》，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2月初
　　版），《附录：二十一个民主国家最新现况统计表》，页20～页
　　21。按：投票率的高低，亦与选举制度中投票方式的设计有关。
　　例如澳大利亚、比利时、日本等国的平均投票率，虽亦高达8
　　成，但因其采强迫投票制，故未列为引证。
49、陈世宏、张世瑛、许瑞浩、薛月顺编，《雷震案史料汇编雷震狱
　　中手稿》（台北，国史馆，2002年8月初版1刷），页410。按：
　　雷震身为外省人，得以时常与许多外省人往来，所以能充分了解
　　潜藏在外省族群心里的这种优越感。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也能
　　真正的深入本省人社会，与本省人平等交流，而让某些本省人愿
　　意撤除心防，推心置腹的告诉他，本省人内心对外省人抱持优越
　　感感到强烈不满的真实想法。例如吴三连就曾在与雷震等人的一
　　场聚餐中，说“台湾人与内地人有隔阂，是内地人有优越感”。
　　见雷震着，傅正主编，《雷震全集40雷震日记第一个十年
　　（八）》（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8月25日初版1
　　刷），页100。
50、《马：蒋中正台湾民主推手》（《中国时报》，2003年4月6日，
　　第18版）。
51、同上。
52、同上。
53、同上。
54、参陈君恺，《超越种族的藩篱之外──日治时期台、日人关系的
　　另一个面向》（收录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台湾省文献
　　委员会编，《回顾老台湾、展望新故乡──台湾社会文化变迁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0年
　　9月出版），页291；陈君恺，《穿透历史的迷雾──王添丁的思
　　想、立场及其评价问题》（收录于第6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
　　秘书处编，《20世纪台湾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
　　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2年12月初版），页1104～页
　　1105。
55、按：即雷震《救亡图存献议》中所提出的“中华台湾民主国”主
　　张。参雷震，《雷震给蒋氏父子等五人的“救亡图存献议”》
　　（收录于雷震着，傅正主编，《雷震全集27雷震特稿给蒋氏父子
　　的建议与抗议》，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9月15
　　日初版1刷），页75～页85。又：关于雷震对“中华民国”国家
　　定位看法的演变，可参薛化元，《雷震与中华民国的国家定位》
　　（收录于第6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讨论会秘书处编，《20世纪台湾
　　历史与人物──第六届中华民国史专题论文集─》，台北，国史
　　馆，2002年12月初版）一文。
56、参李筱峰，《教中国“统一”台湾的方法》（收录于李筱峰，
　　《台湾怎么论？──李筱峰跨世纪政论选》，台北，玉山社出版
　　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1月第1版2刷）一文。
57、当然，蒋介石对台湾民主“也有贡献”，因为他有“激起台湾人
　　反抗暴政之义愤”的“贡献”！
58、关于台湾的“重利爱财”文化，可参叶启政，《当前台湾社会重
　　利爱财之价值取向的解析》（收录于叶启政，《台湾社会的人文
　　迷思》，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1月初版）一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