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支持其家属维护赵紫阳声誉致胡锦涛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
目前，由于中共中央关于对赵紫阳先生的评价与紫阳亲属有重大分
歧，导致这件丧事不能按正常时间举办，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
注。赵紫阳治丧委员会，作为民间悼念赵紫阳的机构，对此特发表如
下意见：
（一）中共中央关于赵紫阳的四点意见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孔泉的说法
完全令人无法接受。孔泉说，当年对赵紫阳的处理，符合事
实，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但据我们所知，在中共13届4中全
会后，中共中央成立的由王任重负责的赵紫阳专案组，花费了
两年多时间，根本没有查出任何事实和证据可以证明邓小平的
指责。后来，中共中央在没有任何司法程序和法律依据的情况
下，竟然无限期剥夺赵紫阳先生的自由，竟然囚禁赵紫阳先生
至死。这是极其严重的违宪违法的行为，它直接触犯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条、第23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第2条、第3条、第12条。它是继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
迫害致死案后的又一桩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案。其于理于据，
于法于纪，都毫无正确可言。赵紫阳先生逝世后所激起的全国
各界巨大的同情和强烈的愤懑表明，当年的处理，不仅没有保
持政治稳定，而且使中国面临更大的动荡风险。
（二）今天，有人阻止对赵紫阳公正评价和纠正过去失误的关键，不
是什么国法党纪不明确，也不是什么具体事实认定有困难，而
是碍于已故元老邓小平和尚健在的前领导人江泽民的个人看
法，碍于某种新的“两个凡是”。相反，国法党纪、天理良心
和民情民意，都已明白无疑地压倒性地要求恢复正义。现在，
长官意志与国法民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人治与法治发生了严
重的冲突。这是对中共新领导人的严峻考验，也是对您向全世
界庄严宣示过的“依法治国”和“情为民所系”原则的严峻考
验。究竟是权大官大，还是法大民大，全世界都在拭目以待。
（三）赵紫阳先生为维护自己的清白和尊严，坚持事实求是的准则和
“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的原则，16年拒绝认
错，宁折不弯。他的亲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于法于义都应
当坚守紫阳先生的遗愿，拒绝任何强加的不实之词的污辱。中
共中央、中国政府不应当、也无权强迫其子孙污辱先人！我们
也坚决支持赵紫阳家属为维护紫阳先生的清白声誉所作的一切
努力。
赵紫阳治丧委员会
2005年1月26日
〔提供者：（美国纽约）高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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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错，赵紫阳对
邓小平是人还是神！？如果是神，那么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的首要而
基本的无神论、唯物观就要放弃。如果是人，那么人会不会犯错误，
世人公认的真理，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过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是
否不对?这是摆在中国人民、摆在7千万中共党员面前应该认真思考和
严肃回答的问题。
赵紫阳逝世已经10天了。寒冬，家人们站立在巍峨的身躯旁守望。从
富强胡同到北京到全国，当局不知动用了多少警力时松时紧地看守、
把关、拘留、警告，还是有3千多人前来吊唁。这就是桃李无言，下
自成溪，这就是人心所向。
感谢赵紫阳，他辛劳、冷清了一生，鞠恭尽瘁、死而不已，犹如一颗
青松，用被砍倒并躺在大地上来站好最后最神圣的一班岗，用死、用
冰冷的躯体唤醒国人、唤醒世人。
感谢赵紫阳家人，继承了赵公的遗志，做正直的人。虽然非常希望早
日将先人安葬入土，在有形无形的压力下，还是坚持赵紫阳用15年半
的自由和荣华富贵换取来的原则：我没有错。
在89年如何处理学潮民运这个问题上，到底是邓小平错了还是赵紫阳
错了，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了，因为这从来就不仅仅是邓小平和
赵紫阳的个人问题，从来就是关系到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当然
也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今天，更是到了非搞清楚不可的时候
了。
15半来，笔者不乏冷静的反思，兼收并蓄，始终无法得出“需要镇
压”的结论。为了对中国的民主进步作一点贡献，不断在国际媒体上
发表要求平反“6．4”、恢复赵紫阳名誉、建议克林顿访华时会见赵
紫阳等文章，搞了几次签名。不知多少次的搜查、关押，这些材料也
都在公安局。我也多次说过，共产党应该相信人民是通情达理的，如
果当时镇压是必要的，就要把实情告诉民众，不但要让赵紫阳、胡启
立、乔石他们说话，也要让邓小平、李鹏他们说话，我准备好了将随
时服从真理。如今，“6．4”都已经成为历史了，还不敢让真相大白
天下，仅从这一点就可以断定：“镇压”是错的，是犯罪，赵紫阳反
对镇压是对的。
89年5月底，民众已开始平静，北京已有不少大学生返校回家，天安
门广场秩序井然，有不少人还是外地来的，……如果按赵紫阳的办
法，肯定能够和平解决。
早在89年7月，大陆媒体就已经把“动乱”改成“政治风波”，铺天
盖地宣传了好一阵的“共和国卫士”后来也悄然无疾而终。许多动乱
骨干只要态度好，能推卸责任、能反戈一击，照样升官发财。再从：
赵紫阳戴上“支持动乱、分裂党中央”的反革命大帽，又保留共产党
员的光荣身分；而既是优秀先进的共产党员，又连一个普通公民都享
有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终身监禁；既是囚
徒，又称他是同志而给发了讣告。这些连小学生都看得出的逻辑混
乱、自相矛盾的处置，均可以看得出赵紫阳的冤情。所以在至今还不
公开89真相的情况下，我只能继续断定邓小平是错的，赵紫阳是对
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年胡耀邦就是高举这面理论大旗为否定万
民崇拜的偶象毛泽东的接班安排、为华国峰下台和邓小平上台铺平道
路。毛泽东都可以犯错误难道邓小平就不会？毛泽东的金科玉律都可
以改变，难道邓小平的话比宪法还更尊严？今天还要不要用实践来检
验真理，要不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来处理赵紫阳的事情，
如果连连任了10几年的总理总书记都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老百姓又会
受保护吗，依法治国岂不是一句空话。
邓小平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发展的巨大功劳勿需怀疑，邓小平89年
镇压人民的历史罪过也无法掩盖。
胡温吴邦国等9位常委，还有江泽民；万里、乔石、李鹏、朱镕基、
李瑞环、刘华清、胡启立、尉建行、薄一波等等中共元老以及家属子
女们；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朱德、邓小平的遗孀家人们，感谢
你们近来有人已经为赵紫阳说过公道话、做过公道事。在中国，你们
的话一句顶人民群众一千句、一万句。如今，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又到
了一个关键的时刻，希望你们在正确评价赵紫阳这个大是大非的事情
上抛弃私心，为中国的社会稳定、政治改革或再立新功、或将功补
过、或立功赎罪。应该相信中国人民是深明大义的，最怕社会动乱的
是人民，贪官污吏们早就做好逃跑的准备了。不要再让15年来惯用的
以“稳定压倒一切”堵塞言路、破坏民主人权而让一些人无所忌惮地
横行霸道的阴谋得逞了。如果不正确评价赵紫阳只会导致人心背离，
导致新的沉默或暴发，导致国家混乱、动乱。但愿这是我在杞人忧
天，但愿这是我在危言耸听。
几千年来多少志士仁人为了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抛头颅洒热血，今天
赵紫阳也为了中国的长治久安献出了一生。在这里，我不顾别人笑
话，和你们一道重温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
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一想起他们就心里难
过，难道我们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
最后让我们同唱一首歌来悼念赵紫阳。
《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
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
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
也许我长眠将不再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祈祷上帝保佑中国！
（2005年1月26日写于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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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事
小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敲击窗外遮棚，滴滴答答，声音清晰入耳，
直透心腑。在这样一个寒冷的下雨的冬夜，总觉得该写点什么。倒不
是先前已有了可写的题目，拟好了提纲。全然是突如其来的念头——
想写点什么。雨夜的寒意，似乎隔着窗户通过空气传导到人的内心深
处，冰冷冷的，令人绝望的冷，裹上厚厚的棉被仍不能自已。于是想
写点什么，如同快要冻僵的人，不停歇的跺脚，取暖。写也是为了不
被冻僵吧！
上次写东西是在什么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事实上，那时离现在，
中间只不过隔了一场考试。倒象是这场考试，吞噬了这之间的岁月，
使得那时与现在永隔在时间的二头，不得相连。我只好去浏览网页上
旧时的文章、消息，希望借此填补记忆的这段空白。
于是，我读到了“赵紫阳之死”以及相关评论。
“赵紫阳”，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以及与这个名字相关的零零碎碎
的故事。但也仅此而已。我总喜欢用他们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来
描述过去和现在。他们连接远古，而我们联系未来，截然不同。他是
他们那个时代的人物，感觉起来象是在讲述上古的某个人的某件事，
遥不可及。
当然有人要不同意，毕竟他离我们不过15年的时间。15年不算长，但
对于人，要想遗忘什么，只要把它轻轻的划归过去，就能将之彻底埋
葬。毕竟是过去的事了，都已经过去了，过去了……。在我脑海里，
只余下一个已到风烛残年的白发苍苍的可怜老人的孤寂背影。
有人说，战胜遗忘就是战胜邪恶、战胜愚昧，我深以为然。但我也认
为，沉湎过去就是消磨意志、纵容邪恶。老人静静的离去，我们向他
致敬。现在，我们该做自己的事了。
说起来，世上的事分好多种：有可做可不做的，有根本不能做的，有
必须做好的，有现在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有为将来做的……。悼念赵
老当然属该做之事，可总觉得欠缺点什么。到底欠缺什么呢？
窗外寒意萧然，
我心冰冷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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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观点中的派性问题
──对一则著名的有关派性寓言之解读 美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杰斐逊在一篇文章中记述了他同当时著名的思
想家富兰克林的一次有关人的派性问题的谈话。在谈话中，富兰克林
以他那特有的哲学家的智慧和幽默讲述了一个“两个人”“分成两
派”的故事。杰斐逊对这个“用寓言的方式发表的”故事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从而在民主的立场上为后人如何认识派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
思路。为了使读者们对这个寓言故事有一种全面的了解，我把它抄录
如下：
在英吉利海峡的埃迪斯顿有一座灯塔。它建立在海峡中央的一块
岩石上。冬季风浪猛烈，绝对进不去。在较暖和的季节到来前无
法探望两个灯塔看守人，因此秋季就要给他们送去过冬所需物
资，好让他们使灯光久不熄灭。春天第1个可以通行的日子，1条
船给他们送去新的给养。船夫在门口遇到一个灯塔看守人，就上
去跟他答话“朋友你好吗？”“很好。”“你的同伴呢？”“我
不知道。”“不知道？他在吗？”“我说不上来。”“你今天没
有见到他吗？”“没有。”“你什么时候见到他的？”“去年冬
天到现在一直没见过。”“你把他杀了吗？”“哪里。”大家以
为他肯定把他的同伴害死了，要把他抓起来，可是他叫他们上楼
去亲眼看看。他们上去了，发现另一个看守好端端地在那里。原
来两个看守人在灯塔里住下就发生口角，分裂成两派，楼下的工
作分给一个人做，楼上的各种分给另一个人做。从那时起，两人
从未讲过话，也从未见过面。（引自《杰斐逊选集》中译本第78
页）
如果人们要列出一张现代民主主义创始人或者先行者的名单，那么上
述两位伟大的人物——杰斐逊和富兰克林——一定会排在前头的。正
因为如此，一个由杰斐逊转述的富兰克林的寓言故事的意义对我们来
讲就是非常有价值的。在今天，我们虽然生活在现代的社会中，但是
古典民主论之于我们就好象古典文学之于现代文学爱好者一样，有一
个“取之不尽”的意义。所以，我在把这则著名的寓言故事提了出来
与朋友一同分享时，感到无比高兴。我也同时希望朋友们和我一样，
能够努力寻找出这则民主寓言故事中所包含的丰富意义。
派性问题——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绊脚石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我认为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理上有两颗
绊脚石：一个叫“动乱”，另一个叫“派性”。不要小看这两颗绊脚
石，它们使得许多走上了民主之路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绊倒。要不
然，民主现在已经被人类的发展证明了是一种最成功的制度时，我们
中国为什么还过不了民主化这一关呢？共产党反动固然是一个原因，
但是如果把中国不能够实现民主化的事情仅仅归结为这一点，那么，
我看中国的民主化也许还需要50年或者100年。为什么这样说呢？因
为民主如果不被理解为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和全力以赴的争取，而仅
仅理解为共产党的“开放”的话，那么在100年的时间内我们也不会
发现有什么希望。此刻，联想起邓小平死前所说的保证共产党统治
“100年不变”的话，我们有何感想呢？有鉴于此，我才提出了研究
派性的问题。因为，现在对于我们来讲多党制的问题、宪法政治的问
题以及公开政治、开放政治等等问题，都不存在许多的理论上的疑
惑，唯独在“动乱”、“派性”这样的问题上，我们的认识还是很模
糊的。问题又在于，如果“动乱”和“派性”这样的问题在民主的成
分中居于次要的位置，那么，我们的民族也许可以迈开民主的步伐。
只是派性是民主问题中的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所以这个问题不
解决，要求民主的人们要迈开前进的脚步是有困难的。在另外的文章
中，我可能会专门地论及“动乱”。这篇文章只讨论“派性”的问
题。
如果你对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人称“地球村”上的所有的国家的政治做
一个鸟瞰，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分裂成两派”（上
述寓言中的话），所有的专制国家却都出现了全体人民“团结得如同
一个人”一样的表面现象，只有一派。这样的发现如果你不认为我是
故弄玄虚的话，那么，你就会说我实际上是说了个多党制国家和一党
制国家的区别。好了，议论至此，我们暂且不需要争论，只要是承认
这样的一种事实就可以的了，即派性政治可以和多党制对等，而那些
没有出现公开的派性分化的政治，也就是往往我们所说的一派政治可
以和专制划等号。这样的意思如果还需要发挥的话，那么，一个国家
是民主的或者是专制的，它的外在的表现和内在的实质不是可以用派
性这样的东西区分开来吗？在民主的国家，公民生活在派性之中的情
形不是可以和在非民主国家中人民生活在一个在道德上、政治上极力
排斥派性的情形相对照吗？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派性这个东西和民主
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在需要民主的时候就不能够拒绝人
的派性。面对这个问题，当一个国家在出现了公开的全民范围内的派
性分化和派性对抗时，我们就断定这个国家存在着民主，那就没有错
误！“在团结一致的情况下，专制总是可行的，并且专制总能战胜对
民主的追求”（见2005年1月26日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石磊《答上
海一大学生的来信》）。明白了这个道理。读者们在回过头去衡量我
们中国过去的岁月时，哪些阶段出现了民主？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
吗？
可见，我写作这篇文章有一个目的，就是想通过对于派性这样的东西
的分析，重新呼唤起我们民族对于民主的回忆和理解。如果说在过去
的岁月，我们中国人民通过自己身上的“派性”而拿到了民主，那
么，丧失民主的时间也恰恰是因为我们要“洗干净”自己身上的派
性。到今天为止，别说是普通中国人，就是被叫做“民运分子”的
人，在说到我们以往的那段派性的生活时，也由不得表现出口诛笔伐
的激情。但是这种激情能不能维持到中国民主化成功的那一刻，我倒
是怀疑的，因为，依着这样的激情，你一定认为民主生活中的人没有
派性。事实上，我跟你的结论正好相反。我认为民主的制度恰恰是在
法律上保护公民的派性的制度，并且使国家权力在派性斗争和派性争
纷中处于中立的位置。只要回忆一下我们从电视上看到的刚结束不久
的美国第55届总统大选，美国人民被“分裂成两派”的情形，不就是
对富兰克林上述寓言中所说的“两个人”“分裂成两派”的故事的
“展开”吗？在这则寓言中，民主的两党制（多党制）的意思，用
“两个人”的寓言给说了出来，其意义该是多么的微妙和深刻啊！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同一个现象，出现在美国，我们就认为是民主
的，但是它出现在我们中国，我们就叫它“派性”——这就是我在写
作本文时所要研究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人们如果用“近花不香
远花香”的话来解释它，也许有道理，只是我们的认识若还长期停留
在这样的水平上，就太使人失望了。现在全世界民主化的大潮流如此
地有利于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的民主运动到今天为止还
是步履艰难，原因究竟何在？不是值得我们研究吗？我看，一个最主
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动乱”和“派性”这样的东西保持着一个共产党
式的看法；这种看法不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它是被维系在我们
民族对1966年伟大事件的回忆上面的，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活生
生”的东西。因此，每当中国出现了民主化的重大转机的时候，就有
人吆喝：“不要派性”、“小心动乱！”在我们许多人的意识深处：
一个家庭有派性，这个家庭就破落，一个单位有派性，这个单位就搞
不好，同样，一个国家有派性，这个国家好象也就有祸害似的。可
见，被叫做绊脚石的东西不是存在于我们所走的物质的道路上，而是
存在于我们的精神的道路上的，所以，要“踢开”它就比踢一块物质
的石头要困难一些。
如何对待派性——民主与专制的分水岭
如果我们用富兰克林的“两个人”的寓言来分析我们中国人的问题，
那么同样是中国人，我们把它分成为两部分来看会发现什么样的问
题？一部分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一部分是生活在海外的民运人
士。前一部分人是13亿，后一部分人就算有1、2万吧。猛一看，你就
会发现，后一类人是派性中的人，也只有那么一点点人却分成了10多
个党，几十个小的政治圈子，而前一类人却被共产党的一“派”的烂
包袱被包了起来——这就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这样的区别意义如果
被我们明白了，那么在存在着公开派性的政治中，我们就可以发现民
主，相反在那些视派性为洪水猛兽的国家和社会中，我们发现的只是
一个“永远高举着的”专制主义的“拳头”（孟德斯鸠语）。
看清楚了上述的现象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如何对待和处理派性的这样
的问题来给民主和专制划一条界限，即所有的专制，不管它是古代的
或者现代的，不管它是外国的或者中国的，都要它压制派性，把派性
看成是破坏人的道德的腐蚀剂、破坏社会安宁的涣散剂，那么这样的
政治就可以说是专制的；与此相反的是，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承
认人的派性的存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并且用制度的方式保护人的派
性因素的产物，那么，这样的制度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民主的。民主的
制度尽管是一个多因素的极其复杂的东西，有着千头万绪的复杂关
系，但是有一点，所有的这一切都可以在人的派性的中寻找到源头。
在人类古代的政治中，并不是不存在派性，而是这样的派性是政治和
道德压制和反对着的东西。因此，如果说民主政治有一种十分清楚的
现代性质的话，那么，就可以说是放松或者放弃了上述的压制，承认
政治生活应该允许表现人的派性，并且承认所有因派性而产生的事物
和制度有它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果我们认为多党制这个东西是民主
政治的基础，那么多党制的源头如果不是人的派性之水，那么，它就
有枯竭之虞。
到今天为止，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了民主是一种科学的构造，也是一个
科学的体系。但是，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东西要给出一种理论上的说明
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认识到民主的科学是建立在对人的一系列的
假设之上的。民主的科学必须作出在政治上人人平等的假设（这与政
治事实不符合），这样的假设又必须要推导出另一个假设，即平等中
的人都有一个不同于别人的个性，而这样的个性又必然要求同等的表
现权利，表现的结果是人的派性的冲突和斗争就没有个停止，这样民
主的制度如果需要维持的话，那么，它事实上就变成了一个处理人的
派性的制度。这样的制度要能够有效的话，它就只能够迁就人的派
性，使人的派性这股传统的“祸水”在进入人为的设计的“渠道”之
后慢慢地变成“水利”意义上的“资源”。我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写
作的一本书稿中指出，人的“本性”好比是“水”，对于这样的
“水”，存在着“专制”的和“民主”的两种“治水”方法：前一种
方法好象是“白圭治水”，又堵又截，甚至要把水引到别的国家为害
于临国；后一种方法是“大禹”的方法，因势利导，变水害为有利于
天下的水利。
在华盛顿当总统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形成多党制。华盛顿对他的政府
内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党派斗争的现象表示了最大的厌恶，所以他当时
象20世纪的中国的毛泽东那样地强调美国的革命家应该克服派性，实
现政治上的团结。只是，当民主的政治的发展已经把人的政治表现集
中地变成了一个谁也不希望的派性纠纷时，多党制的问题才被最后地
被提到了民主的先哲们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宪法的体制保证不了“政
治上统一”的事情已经变化成为一个如何运用宪法维护已经形成的派
性政治的问题。于是，派性在宪法不能不保护人的自由和价值的情况
下就不知不觉地变成为一个受保护的东西。在这里，人的自由的胜利
实际上已经表现为是人的派性的胜利；脱离了这个意义，你就理解不
了什么是多党制。今天当我们海外民运人士在振振有辞地宣传中国要
实行多党制时，我们对政治上的人的派性持着前毛泽东时代就很普遍
的那种看法和观点，认为派性是中国祸事的根子，岂不是自相矛盾！
派性：产生意义上的轻如鸿毛和守持意义上的重于泰山
在上述由杰斐逊所转述的富兰克林的寓意中，没有交代“两个人”
“分裂成两派”的原因，只是说他们发生了“口角”，但是如果我们
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口角”引起了他们的分
裂，结果会怎么样呢？在这里，如果我们的追问是有道理的，那么，
富兰克林没有涉及到什么样的“口角”的问题是不是就粗心大意呢？
我的看法是这样，“口角”没有被涉及，这非但不是富兰克林这个伟
大的哲学家的粗心大意，而是出于他对人事、人性和政治的深刻的洞
察，在他的洞察中，分派的原因——“口角”其所以略去不说，就在
于他可能意识到了这些原因可以放到“无原因”的框架中去理解，所
以，他有可能认为这样的事情如果用“无原因”去解释也不会错误。
派性这样的东西发生在“两个人”的世界的比喻已经包含了这样的意
思，在有人的地方和场合就必然地存在着人的派性，因此，派性存在
的原因和“无原因”是同一个东西，没有分辨的必要。依据这样的道
理，我们在人类的最基本的单位家庭——依血缘关系（这是人类中最
亲密的关系）组织起来的集体中发现派性，就是最好的证明。现在的
问题是这样的：人们能不能给一个“无原因”的东西规定一种意义？
也就是说，民主的理论能不能接受一个“无原因”的人的派性。
议论至此，我可以告诉读者们我个人对派性的看法之形成不是一个单
纯理论的过程，而是我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我自己身上曾经出现的
派性的反思的结果。我青少年时代和我同时代的人一样，也是派性政
治的积极参与者。但是，我和别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对派性这样的
东西的意义的探索和思考实际上就从1968年就开始了。如果你认为我
在这样的时间上就开始思考派性，也许感到我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
人，其实不然，导致我思考派性的问题原来是因为我受到了派性的巨
大的压力，正是这样的压力被迫我思考派性问题。那时，我所在的那
所小小的中学也分成了两派，不同观点的同学们之间的政治隔阂如果
发展到寓言中所说的“一个冬天”都“不见面、不说话”的程度那才
好哩，我们是整体见面，天天吵架。
寓言毕竟是寓言，生活中的派性不是“不见面”，不说话，不往来，
而是又见面，又说话，又斗争，因此学校的生活已经变成了派性斗争
的场所了。不幸的是在这样的斗争中，我所在的一派——“于阡中学
中学生造反司令部”（简称“中造司”）——变成了斗争中的失败
者；而正是这种失败把我从毛泽东、林彪的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取得伟大胜利”的“神话”中给解放出来了。到1968年处，我用参
军的方法来“逃避”“文化大革命”时，内心深处说出了这样的话：
你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我们“中造司”的“文
化大革命”和我武振荣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的失败了”！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观点的失败，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整个的人的
失败。所以对于我们这一派的同学们来讲，也好象意味着政治上从此
就完蛋了。因此，失败对于我的压力是如此的巨大读者们是不难想象
的。面对这样的局面我就思考，我为什么参加了“中造司”？是什么
原因决定了我当初要做出这一选择？不做这样的思考还罢，一旦做
了，我倒发现自己完全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决定我采取什么观点
的事情上，不是理智，也不是慎重，更不是深思熟虑支配了我，而是
偏好、任性、轻率、粗心大意左右了我的选择。可不是起吗？我记得
1967年的春季，同学们之间已经出现了派性分化的迹象。一次完全偶
然的事件的发生，把我们学校的同学分成了两派性。我清楚地记得，
一个戴着鸭舌帽的名叫张剑的同学从县城农业技术学校来到我们学
校，做了一次有关“兴平县上的政治形势的报告”。报告后，拥护报
告的同学就组织成了“中造司”，反对的同学就变成了而后的“兴造
司”成员。在决定我们政治命运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的同学们就是这
样的行为的，但是有谁能够否认就是在这样的行为基础上建立了“比
生命还要贵重”的我们的观点哩。这是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一种真实经
历的事情。这样的事情的意义在那个时代没有被我们这一代人解读出
来，固然是一种遗憾，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把它放在“动乱”而不是
民主的架构中去观察，不就是我们的更大的错误的吗？现在来看，那
时我们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正因为是完全自由的，所以那个“派性
的观点”就是我们作为人的本性的一种“自然”的流露或者“自然”
的表现，不需要出示什么理由的。就这个现象来看，富兰克林没有给
两个人的“口角”以任何的说明，原因也可能是他认为这样的说明是
画蛇添足。
议论至此，我认为在那个后来被称之为“肃清派性流毒”的行为中，
我们之所以听从了毛泽东错误的教导，其中的一个没有受到重视的原
因是我们在那个时候说不出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派性的理由，也不能够
在毛泽东的“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面前为派性提出理论上的辩护，
所以当毛泽东、林彪在把我们“身上”原来就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
性”说成是“资产阶级派性”时，我们就傻了眼，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也就是说，我们在说不出为什么要保持派性理由的时候却可以说出
我们应该抛弃派性的理由。可见在派性问题上，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对
于派性的看法和知识，而不是派性这样的事物的本身。现在看来，我
们不仅仅是放弃了派性，而更主要是我们也由此而放弃了民主和自
由。这篇文章的写作的目的也在于如果说中国民主化的运动是一种有
历史的运动，认识民主的事情也有一个历史的问题的话，那么，我们
从当年失败了的地方爬了起来，不就是意味着我们中国民主的希望
吗？民主这东西与我们现代的人特别是与我们中国人来说，有着这么
的意义，它虽然是一个当下的东西，但是它是过去时间上和未来时间
上的一致的存在物，所以我们要能够成功地抓住当下的民主，就必须
要同时地抓住过去和未来时间上的民主。
在派性问题上我们中国人的经验与教训
我们对前面所引证的寓言的意义如果有一个深刻的理解的话，就可以
这样的说，大凡在“两个人”存在的地方就有派性；这样的派性若推
论到极端处，就会表现出如寓言所说的情形：一个冬天，在只有两个
人生活的岛上两个人却没有见过一面，以至于在旁人的怀疑里，他们
之中好象是一个人杀了另一个人。这样的意义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
中国人也曾经多少地遇到过，所以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就完全的陌生。
1967年，当中国正值派性的“高发期”的时候，毛泽东发表了“凡有
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的所谓“最高指示”，为当时人们从
理论上说不清楚的派性问题提供了一种“权威”性的说明。这样的说
明对于人们理解为什么一个“文化大革命”产生出了“势不两立”的
两大派、三大派组织的情况的确很有帮助。在“17年”（1949～1966
年）的共产党一党专政中，一个运动只能够产生一个派别、一类组织
的是传统的一元化思想，所以在面对一个多元化的政治局面时，它就
完全地“过时”了。于是，毛的上述的“最高指示”就有了说明运动
的那种功能。进一步的分析明白，毛的说明显然是一个多元化的东
西，同富兰克林的两个人的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当时的中国
不能说就没有价值。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富兰克林的两浮祧人的寓言和毛泽东
的“左、中、右三派”的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上的功能，那就是
要把人为什么要分派的问题当成一个“自然”的现象看待，用不着去
寻找原因。正因这样，所以人们对于在当前条件下，人的派性的公开
化的表现就只能够承认，给它一种“正常”、“自然”、“应当”或
者“本来如此”的解释。依着这样的解释，中国人在由一贯的一元化
政治进入到“多元化”政治时，就不得不接受一种多元化的思想和多
元化的观念。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年代中，7亿中国人（除了
社会上已经被划为“五类分之”的可怜人外）都身不由己地被卷进了
“派性组织”，变成了“派性组织”中的一员——这就是中国社会近
50多年以来的最典型事件和最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一
个正常的人被社会公认为是有派性的人，而那些没有派性的人才被视
之为不正常的人。就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把我们中国人民在这一段
时间内的实践意义上的价值否定掉，你设想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不
发生“派性的冲突”，那么，你对民主的理解难免差池太大。如果你
要对民主做一种变通式的理解的话，那么只有在公开存在着派性的场
合中才会有民主就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这个东西有时候和派
性一起出现，一起兴起，也一起的消亡。
但是正如我一再指出的那样，毛泽东不是一个成功的思想家，在1966
年的中国事变中，他虽然用“人分三派”的说法为当时的中国人民运
动做了一个辩护，可是，这样的辩护并没有持续到底，在中途他就变
卦了，作出了把人的派性叫“资产阶级派性”的非常错误的事情，从
而又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也正是在这样的“反
对”行为的支配下，毛才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就是我说的毛泽东的
错误，同中国共产党《决议》中说的完全不同）。在此之前，他对一
个民主的现象做出了多少具有民主意义的判断，在判断中，人民反对
共产党当权派，组织自治的组织，从事政治造反都被认为是“革命”
的，现在他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把这一切的一切都说成是“资
产阶级派性作怪的产物”，并且公开提出了由已经形成的多元化局面
向一元化过渡的主张，重新提出了共产党的一元化的专制。要说毛泽
东的错误的话，那么，就错在了这里，不在于他发动了1966年的政治
运动。邓小平认为毛的错误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失公
正的。首先，谁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共产党部署和发动的，包
括刘少奇和邓小平本身在内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20世
纪80年代我写作的《六六运动论说》和《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
理解》对此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因此，把这样的“错误”归结在毛
一个人的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其次，毛不过是在运动的性质发生了
重要转变的那个时刻，对运动才施加了个人的压力，结果使共产党的
政治运动变化成为人民的政治运动。不认识这一点，在邓小平死了这
么多年的时间内，我们还是受他的看法的蒙蔽，我们何谈是中国的民
运人士。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民有“炮打共产党当权派”的自由，有
结成自治组织的自由，有在政治上开展竞争的自由，有在政治上自我
表现的自由，有出版自己的组织的刊物的自由，有写大字报和散发传
单的自由，有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不都是事实吗？这一切若不
被民主的收藏夹收藏的话，那么，我们是怎样认识民主的事情不就是
成为一个问题的了吗？
问题就在于：当毛泽东要把1966年的人民运动做为他个人的运动收藏
在他个人的收藏夹内的时候，就产生了真正的“毛泽东的错误”，批
评和批判这样的错误，才是中国民运人士应该尽的本分，所以，我的
看法是：我们应该把1966年的价值从毛泽东的收藏夹中给拿了出来，
从而使1966年的价值完璧归赵！现在，我们就只能够从毛错误的地方
开始，总结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如果说“人分三派”的毛的观点并不
错误，那么错误就在于他没有坚持这样的观点，到1969年的时候他放
弃这样的观点，又要强迫“左、中、由”三派的人重新回到一元化的
一个派别的历史之中。可见在民主问题上，毛是一个极不成熟的人，
他即使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内拿到了民主，但是，他最后地又把他当成
了垃圾一样地给扔掉了！现在，我们在清楚了毛的错误之后，把那个
我们当年已经扔掉了的民主的东西重新地拣了回来，是民主发展和建
设的要求，也是改变我们在民主方面的贫乏和缺乏的必要的行为。
派性与多元化、多党制
本文是通过一个寓言故事的叙述开始的，那么，分析以下什么是寓言
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根据词典意义，寓言是：“用假托的故事或自然
物的拟人手法来说明某个道理或教训的文学作品，带有讽刺或者劝戒
的性质。”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在“两个人”的寓言中可以得到
多元化、多党制的“劝戒”就是有意义的事情了，如果说这里也有一
个“讽刺”的意义的在内的话，那么，无视“两个人”分成了两派的
事情，要用团结的方式把他们闹成一派就是被“讽刺”的对象。就这
样的情形来认识问题，我们分析毛泽东的有关派性的前后议论，就会
发现它一会儿有“劝戒”的性质，一会儿就又变成了永远需要人们“
讽刺”的对象。就逻辑意义来讲，毛泽东在已经知道了“凡有人群的
地方，都有左、中、右”的道理，为什么却要搞左派“领导一切和统
治一切”呢？如果左派“领导一切和统治一切”的行为有有效的，那
么，“人群”中的“左、中、右”三分说法不就是胡说八道吗？事实
上，毛在1967年初的时候承认派性的行为是对的，同年年底他反对派
性的行为又完全地错误了，但是这样的错误又没有坚持到底，临到他
死亡的那一刻，意识到“共产主义也有路线斗争”的思维好象又想把
他从后门里扔出去了的价值想拣回来，可惜，这个时候已经要到马克
思那里快报道了。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说毛是一个可怜的人不是开玩
笑，他总是以为自己手里拿了些价值，却没有发现这些价值用他自己
的方式是保存不住。1966年人民对共产党造反的行为的确是伟大的价
值，在这种价值的创造阶段，毛站在了人民一边，但是在1969年4
月，他恢复了共产党的统治并对之进行了“一元化”的强化时就已经
远离了价值。
无论怎么说，毛在1967年第一个把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的广泛地分派的
事情提到了理论的“高度”上来，尽管在这个“高度”上，毛和人民
都没有能够做出有价值的、可以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的解读，但是，
人民社会中间发生的如此广泛的派性分化的事情的确是中国社会上
“史无前例”的。如果说这样的分化限于某个阶级或者某个阶层或者
社会的某个角落（如城市），那么，就并不希奇（20世纪开始，中国
社会的城市部分和知识分子阶级都已经发生了派性的分化），也并不
稀罕，只是它在变成了一个“全社会现象”和“全民现象”才具有了
非常的价值，可以说是，中国民主历史上的一个第一等重要的事实。
舍过了这个事实，我们要实现中国的多元化和多党制岂不是缘木求
鱼！在这个意义上，你说中国民主有一个现代的版本，那么你解读这
个版本的意义被你“拿来”（拿来主义）1百本、1万本外国的民主的
书本要好得多。
我在中国的时候，身边也多少围聚了一批“民青”（即“民主青
年”，是相对于“知青”和“愤青”的提法），常常和我谈论民主，
但是在谈论中，我给大家出了一个题目，那就是如何撇开外国的民主
的“本本”来讨论问题。我的意见是，你作为中国人，说人家西方的
民主如何好如何好，就好象是“说毛嫱、西施之美，无优吾面，”但
是中国的民主即使不成熟，你研究它，想法子改进它，就好象你“
用”了“泽脂粉黛，”你的面目比原先好看得多了（“则倍其
初”）。目前，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和选择。我们当中的某些人
在说到西方的民主时，一套又一套，在说到我们的中国的民主时，就
只会唱“社会动乱”的调子了，其结果把民主动员人民“起来”的那
一段历史，就当成了“错误”史（动乱）来批判。
民众的派性或者说是普通人的派性是民主的曙光和多党制的源头，这
就是需要我们理会的问题；不理会这样的问题，我们把民主念上一千
遍、一万遍，也不一定就能够使我们得到民主。要说到现代的民主，
就不能够脱离人民广泛的参与问题，而人民的广泛地参与的前提是人
民对于政治和政治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没有兴趣的情况
下，就谈不上人民的参与，但是，兴趣这样的东西如果不是在一个竞
争的环境中被培养着的话，那么，人民对民主兴趣的转移或者衰退就
会造成民主的衰败，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派性就有了用武之地。
因为，在人际关系最密切的家庭中都产生着的派性（不被认为是好东
西）的事情如果扩大到政治的生活中，那么由派性而引起的派性对抗
和派性斗争就有可能变成为政治进步的一种根本的动力。正因为是这
样，“派性缠身”的人才变得“头上生角，身上长刺”。“头上的
角”可以抵制别人的欺负，“身上的刺”就可以避免别人的狎呢，这
样自由之于人就由“空谈”变成了一个“手上”之物了。奴隶就是一
些头上没有角，身上没有刺的人，所以别人在打你的时候，他一动也
不敢动，别人在他的伤口上摸了几下，他就感激得涕泪交流。再则，
奴隶也是没有派性的，他本身就是主人的一部分。可见在目前的环境
中，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角，就不能够“抵制”江泽民的“三个代
表”，没有刺，胡锦涛、温家宝摸了一下我们，说他们“爱民”，我
们就承认“胡温新政”。但是，假设中国人民象1966年的大造反时期
那样地举起拳头，高喊着“打倒当权派”的口号，他们这些刘少奇、
邓小平的徒子徒孙们能够“坐稳江山”吗？
“两个人”的寓言的又一个“寓意”是“两个人”的平等关系，如果
那两个灯塔看守人中有一个是班长、一个是班长手下的兵，那么，寓
言就失去意义了，作者的智慧就在于设想他们俩的关系是彻底平等
的，谁也不领导谁，因此，“两个人”因“口角”分成了两派的寓言
就寓意深远。在这里，人的价值没有一个更好的判断的标准可以把
握，于是派性这样一种在专制政治中被视为非道德的东西竟然变成了
人的平等关系的唯一的标准。从这样的意义你即就是认为人“堕落”
了，但是“堕落”的地线接住了所有的人的现象却造成了政治上人与
人的平等。1966年，我只有17岁，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认为林彪、
周恩来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战友”（原因很简单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
毛的“兵”）固然是一种政治上的错觉，但是这种错觉的性质是民主
的而不是专制的却值得我指出。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布什总统与给
他投票的共和党选民的关系是“战友型”的，还需要我说明吗？
把上面的意义加以整理，1966年的我们是在“试错”的意义上拿到了
民主的事情，就可以说具有“奇迹”的意义。因此，在林彪“摔死”
之后和周恩来的“真面目”暴露后的今天，你说我们的民主错误了，
就等于说在“水门事件”后尼克松下台意味着美国人“上当受骗”
——你这样的话，不就是完全地失之于肤浅吗？在民主中，人与人的
平等的“战友型关系”是一个政治上的假设或者公设，而不是一个政
治上的事实，因此民主政治中所出现的事实上的人与人不平等的现象
恰恰是民主政治所需要维持的理由。民主本身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
题，就只能把它留给民主的程序去处理。民主的程序如果又表现为一
个没完没了的时间表的话，那么，什么是民主的意义你就有可能找
到。民主这样的东西从理论上讲，根本就不能够实现，但是，人如果
不为实现民主而努力奋斗，那一定会堕落为奴隶。所以，“实现”的
意义对于我们而言，不是实现“最好”的民主，而是使“最差”的民
主不失去意义！
人可以没有派性吗？
第二民主（有时候叫“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有的时候叫“社会主义
的民主”或者“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做出了人可以没有派性的设
想，并且也事实上朝这个目标迈进。可见，置身于第二民主中的人根
本没有理解上述的富兰克林的寓言中的意义。在回到“两个人”的故
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讲述寓言的人根本没有作出人能不能没有
派性的假设，非但不是这样，而整个的寓言故事却是围绕着“两个
人”都有派性的假设做出来的。在只有两个人存在的世界中，他们之
间一个冬天不见面、不说话的事情证明了他们的派性都是很“强”
的，不光是这样，在这个寓言中我们还会发现作者对于他俩之间出现
了的派性没有作出谁是谁非的裁判，于是，照着这样的思路，当然人
们不可能接受谁的派性好，谁的派性坏的的裁判。就这样的情形来分
析问题，毛泽东的错误不在于承认了人的派性这一点，而在于他认为
人的派性要接受政治的或者相当于法律的裁判，以至于最后地得出了
“无产阶级派性好，”应当发扬，“资产阶级派性坏”，应该克服的
结论。
一旦人的派性象西红柿和苹果一样地可以分出好与坏，那么哪个社会
不想要好的派性而拒绝坏的派性呢？从这个意义你去思考富兰克林的
寓言为什么没有写出两个人分裂时的“口角”的原因还在于这样的
“口角”如果用文字表现出来，就有可能造成读者们阅读时的误会：
是不是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有理。哲学家省略了“口角”的原因就在
于他有可能意识到在认识派性问题时一定要排斥派性发生时的具体的
原因。于是，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原因”的派性的假设。也正是
这样的假设才启动了民主的“科学”意义。到今天为止我们在讨论中
国的民主问题，而忽略了它的假设意义，民主之于我们就变成了“死
科学”。在这样的意义上你理解达尔所说的“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
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的话，的确是意味深长的。
专制主义的政治的确很严肃，它要把人改造好的目的很认真，实现共
产主义的思想在过去的时间里在人民群众中也很天真，但是，把这一
切在建筑在“改造”人的基础上就绝对的错误了。在“两个人”的寓
言中，你其所以得不出人改造人的结论是因为寓言建立在这样的认识
之上的，即人既然是上帝的造物，那么对这样的造物就只能够承认，
而不能够轻易地“改造”。“改造”人的任务是上帝的权力，任何人
都能不把这样的权力攫取在自己的手中。从这样的问题研究入手，我
们追根问底的结果是：人的派性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放到人的身
上去了的东西。要不然，在《圣经》上只出现了4个人的名字时候，
为什么就出现了1个杀人犯，并且是哥哥杀了弟弟（《创世记》4：8
节）。人是“改造”不好的——这就是一个民主的训诫。所以人只能
过一种不完善的生活和执行一些有缺点的制度就是一个民主的思想。
如果认为派性“不好”的话，那么，接受这“不好”的事实的思想就
是表现出了民主的思路。只是到后来，人们发现“不好”的派性若被
限制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制度设计中的话，就可以实现由害变利的辩证
法。民主政治其所以在美国搞了200多年不见腐败，派性之水长流就
是最主要的原因，所谓的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是这个道理。
民主制度在我们许多人当中已经被看成是一个制约的制度，但是，我
们却没有进一步的去思考制约制度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恰恰是人的派
性的“高度”发展，于此相应的是，如果制约的方法不可能激起人的
派性的“发作”就会最后地流于形式。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上帝创
造人时赋予的人性之恶，就变成了在政治生活中有效挽救人类不至于
完全地堕落的唯一希望。就这样的意义来讲，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教
训之一是：所有的道德主义方式和理想主义信念都不能够保证人类的
拯救。就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在回到一开始我就说到的“两个
人”的寓言时，转述寓言的人和讲述寓言的人都没有给我们留下解释
寓言的方法的事情就应该引起我们每一个人的深思。民主也需要一种
智慧，但是这样的智慧只能是经验意义上的智慧，而不完全是形而上
学意义上的智慧。庶几，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用意，就是要破除人们在
理解民主时脱离经验的那一种偏差。
（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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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发起人
刘焕文吊唁赵紫阳惨遭毒打 89民运期间，首都钢铁厂的刘焕文和我们一批年轻工人共同发起成立
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15年后的今天，他再次成为新闻人物，只因想
去吊唁赵紫阳惨遭公安干警殴打身受重伤。消息传来，我不禁痛哭失
声，为朋友的生命安全担忧。中共当局反对制止平民百姓自发悼念赵
紫阳，竟不惜撕破人权的遮羞布，再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出狰狞
凶残的真面目，令人发指。
1月21日下午3点多，刘焕文与亲戚商量一起前去赵紫阳灵堂吊唁，被
住宅外监控的公安干警叫住。4名公安不由分说拳打脚踢，把刘焕文
打昏倒在地上，其中一人朝刘的头部连续猛踢，致使他左侧第5、第
6根肋骨骨折，头部多处血肿，眼睛青肿，眯成一条缝。
26日，我与刘焕文通电话，他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我：“医生叮嘱说，
目前没有脱离危险时期，应该立即住院治疗，但我不想到公安局指派
的医院，应为我还有94岁的奶奶，体弱多病行动困难，生活不能自\
理。我怕会见不到她老人家……”
我强忍泪水给他安慰和鼓励，但我知道，伤痛折磨、恐吓威胁，都只
有他自己来承受，我的话不会解除他实际的痛楚。在那个野蛮的制度
下，追求真理伸张正义，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需要多大的道德勇气！
为了不让更多的人遭受这样惨无人道的对待，我要把刘焕文的遭遇告
诉世人，把一个个受害的真实故事收集起来，作为行凶者的罪证，总
有一天，我们会将他们以及那个专制独裁的党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5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时期，我与刘焕文同时出现在那个时代的那
个广场，他是我们这群人中的佼佼者。工自联5月月19日成立之前，
刘焕文就是一个工运的活跃人物。4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下召
开的第1次首都各界维护宪法联席会，他就以工人代表身分出席。流
亡巴黎的学生领袖张伦，在我们共同躲避在香港西贡区时，每次看见
我的话题一定是说刘焕文。刘焕文既有工人阶级朴实感情，又有强烈
追求民主的政治诉求。他强调工人组织参与的重要性，推动工自联组
织的具体计划及行动。他是创建工自联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人物之一。
“6．4”之后，刘焕文被判处劳动教养两年。出狱后，他继续积极参
与民运活动，为争取平反“6．4”而奔走，前后又被入狱7年之久。
这位执着的民运人士，长期被警察监视，不得自由外出。
今天，我们的朋友仍然在水深火热里挣扎，人权乃至生命极无保障，
仍然被公安任意施暴，实在令人愤怒不平！人们不禁要问，”胡温
新政”到底新在那里？人的生命尊严为何可以任意践踏？行凶者为何
可以肆无忌惮并且逍遥法外？
我们工自联成员当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政治诉求，一起投身北
京天安门那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而今天，我们却死的死，伤的
伤，躲的躲，逃的逃。作为一个流亡到海外民主国家的幸运者，看到
朋友的遭遇，看到他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依然坚持自己的理念，冒
着失去自由甚至生命的危险，以微薄的力量对抗一个邪恶的强权，实
在令人敬佩不已。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崇高的理想中释放出的人性
的光辉，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更坚定了要结束中共一党专制的决心，
加速了我继续走出来，为苦难的同胞呐喊并积极行动的进程。
我呼吁海内外工自联全体成员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协助国内的
朋友坚持抗争，帮助刘焕文等疗伤治病，与海内外各个团体协调行
动，直到把中共这个专制政权赶下台，让人性、法制、民主的光芒照
耀在中国的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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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谴责济南土匪恶警迫害王金波！
今天14时，接金波父亲电话，去年底，济南监狱将他粗暴地推出监狱
大门后，本月19日金波父亲又去监狱探视金波，同样遭到拒绝。
1月份金波父亲给金波写了5封信，均遭到扣押。近半年来金波母亲常
常以泪洗面。担心金波会在监狱遭到不测。
看来济南监狱铁了心在违法道路上走到底了。请海内、外朋友为金波
大声疾呼同声谴责济南土匪恶警的违法犯罪行为！
（200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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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双富被恐怖绑架的经过
┌────────────────────────────┐
│ 以下口述记录是2004年4月份在徐双富被绑架后生死不明的 │
│ 情况下整理的。现在，“绑架”的真相已经大白了，2004 │
│ 年7月20日（就是在徐双富“失踪”的3个月后），徐双富的 │
│ 家属终于收到了警方的“涉嫌杀人”的逮捕证。与此同时， │
│ 共产党的谎言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海外媒体，配合得十分巧 │
│ 妙。 │
│ │
│ 下面，我们把这位已经为主坐监20多年、神忠心的老仆人徐 │
│ 双富被恐怖绑架的经过再公布出来。大家看看，一位堂堂的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大街上，而且是在光天 │
│ 化日之下，被一夥拿着手枪的“歹徒”绑架，报案人反被警 │
│ 方审讯，警察一句“没钱怎么能破案呢？”与“歹徒”的勒 │
│ 索、威胁撕票如出一辙。履次报案被拒的徐双富妻子当时也 │
│ 发出了深深的疑问：“人命关天的事他们为什么不管哪！” │
│ │
│ 正义的人们，你们相信这些穿着警服的绑匪们的指控吗？ │
│ │
│ 2005年1月15日 │
└────────────────────────────┘
我是中国家庭教会的一名传道人。2004年4月17日，我与神的仆人徐
双富，还有几位同工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看望弟兄姐妹。下午散会
后，小三弟兄开车送我们到东海龙宫附近的一位姐妹家，计划第2天
返回北京。路上，有一辆号牌是99999的吉普车多次意图拦截我们的
车。我们到达东海龙宫附近姐妹家住下后，小三弟兄就离开了，不
久，忽然接到小三弟兄来电，急促地说：“我被人卡住了。”电话就
断了（直到现在，小三弟兄连人带车失踪，消息全无）。
得知此消息后，徐双富决定提前离开，于是，17日下午4点，刘姐妹
送徐双富去机场准备乘飞机回北京，并让一位小弟兄开车送一下。后
来小弟兄跟我们说，他看见二人一下楼，就被人跟踪了，他赶紧打电
话给刘姐妹，刘姐妹就说不用小弟兄送了，他们搭计程车去机场，于
是，小弟兄就走了，没想到路上就出事了。
17日晚上，北京的弟兄没接到徐双富，就打电话给我问怎么回事，我
大吃一惊，马上打电话给刘姐妹，开始没人接电话，等了一会儿又
打，是一个东北口音的男声接电话，恶声恶气地说：“预备钱吧，3
天后来领人！”这时我们慌了，再打电话，想问明白是怎么回事，就
没人接电话了。
被害人逃出求救竟被警察押走下落不明
18日晚上，我打电话给刘姐妹的姐姐，她告诉我，18日早晨，刘姐妹
打电话给她求救，说17日她和仆人在哈尔滨市被绑架了，匪徒开着警
车，带着手枪，把人拉到车上用黑布蒙住眼睛，从哈市带到滨县，现
在她逃出来了，没有衣服穿，也没有钱，快过去救她。刘姐妹的姐夫
就马上给他滨县的同学打电话，上午9点左右，他同学就和滨县的一
个派出所所长赶到现场，万没想到，人没救回来，省公安厅的警察却
到滨县强行把刘姐妹押走了（直到现在下落不明，她姐姐也不敢再露
面了）。
绑匪开价300万，报案人遭警察连夜审讯
有一位老家是哈市的小姑娘小杨，她哥哥不是基督徒。18号上午我决
定和她一起找她哥哥问这事该怎么办，究竟是匪徒绑架呢，还是公安
抓人？他哥哥让我去报案，我犹豫了一会儿，没有报（因为我们是传
道人，从去年到今年3月，东北就有10几个传道人被判刑，公安局虽
然绞尽脑汁，用哄、骗、诈、打的手段，但是传道人都没有屈服）。
他哥哥就用他自己的手机打刘姐妹的手机，但没人接，等到当天晚
上，绑匪打电话到小杨的哥哥的手机上，索要300万人民币。当晚10
点多，她哥哥便陪小杨去大成派出所报案，出人意料的是派出所把小
杨与他哥哥分开审问，从晚上10点多到凌晨2点多才让小杨他们回
家。还问是谁让他们来报案的，小杨就说是老人干女儿（就是我）。
派出所的人一定要小杨和我在19号上午9点再到派出所去。19号早晨
我给绑匪打电话，开始关机，我便发了短信假装说：“钱预备好了，
给你送到哪儿去？”这时快到9点了，又等了一会儿，大成派出所的
人便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我到了大成派出所，一个报案的人，却成了
犯人，审开了没完没了，软硬口气问来问去，这人审了，那人再问，
直到中午把我押着，从这里转到那里，并且把我的布兜检查了一遍，
又把小背包收起来，其余的人吃饭了，还要留两个人看着我。
警察反问求救者：“没钱怎么能破案呢？”
等了1个小时左右，又把我带到宿舍去（内有3张单人床），又有1个
胖子装着闲问的样子，问这问那。我打断他话题说，刚才你们让我关
机，现在可以开机了吧。他说，开吧。一会儿，绑匪又打来电话威吓
我说，今晚12点以前必须把钱送到，不然马上就要撕票，并且说，现
在就给他砍一个手指头。我吓得边哭边求他们帮忙想办法破案，解救
人质。胖子警察笑着说：“你必须快预备钱，没有钱怎能破案呢？”
我说：“哪来那么多钱啊？”胖子说：“那不行，没有钱破不了案，
你还要找到和他联系密切的人，以及他的家属。”我再三地求，说他
家属现在赶不到，我可以按手印做担保，可他们都不肯配合。那胖子
让我到派出所附近找1个旅店，不要离派出所太远，让我在那里住
着，我看他们根本不是想破案的，就说可以照着你说的，我去联系家
属凑钱。我离开了派出所，便搭了计程车走了。到了晚上，派出所里
所有的人开始找我，让我再回去，说我乾爸找到了，让我去认一认，
我知道这是骗局。20日，我离开哈市并通知家属报案。
哈尔滨警察迫害家庭教会，一年轻基督徒殉道
4月26日下午，哈市许多基督徒同时被警察逮捕、抄家，主要的传道
人有尹传会（女）、范玉芹（女）、焦建民、廉志富等等，还有许多
弟兄姐妹，由于时间仓促，形势严峻，谁问就抓谁，所以还不太清楚
具体的人数。其中一位28岁的弟兄顾祥高，是山东省莱阳市团旺镇东
石格庄人，26日被抓，27日就被警察打死，已经为主殉道了。
以下是徐双富的妻子王军陈述的报案经过：
人命关天，求告无门
我叫王军，女，50岁，汉族，家住河南省南召县小店乡陵楼村，是传
道人徐双富的妻子。我于2004年4月21日下午6点左右，接到了一个姐
妹打来的电话，说，我丈夫在黑龙江哈尔滨市被匪徒绑架，且要索要
现金300万元人民币，并且说若不给钱就不客气，还告诉我匪徒的电
话号码是13936170332（后来我查了我的手机显示，给我拨手机的哈
市电话为0451-82935194，我的手机号是13653851307）。我听到这个
消息，很是害怕，不知所措，后觉得应该给匪徒打个电话，问问究
竟，但经多次拨打，都是关机。
我很担心我丈夫的生命安危，但别说300万，就是一万元我也无法备
齐。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公安机关求助，当晚10点左右，我向黑龙
江省公安厅报案，经114查询，我拨通了0451-82690110，向他们说明
了情况，但对方说，让我到当地报案，再通过当地公安转告他们。我
就再次通过114查到了河南省公安厅的报案电话5991155，拨通后，经
过一段时间的问与答，我说明了我丈夫被绑架的事，对方说让我挂机
等一会，在我的急切等待中，又拨打了5991155，对方说：“我们已
经给黑龙江那边打了电话，至于他们给你们打不打电话，我们就不知
道了，反正我们已经给他们打过了。”听到这些话，我心急如焚的等
待着黑龙江那边的电话，但迟迟不来，我又开始拨0451-82690110这
个号码，那时已是夜里11：30左右，我问他们，“我作为家属应该怎
样做？请给予指示，我现在就想去哈尔滨市。”对方赶紧说：“不、
不、不…….不要来.”我又说我丈夫现在有生命危险，请你们保护他
的安全，营救他，对方说：“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
于是整个晚上，我的心情真是焦急难忍，但一直没有黑龙江方面的指
示。直到4月22日7点左右，我再次拨通了0451-82690110，对方态度
很肯定地说：“我们已经安排下去，大家都很重视，市局局长亲自下
去了。”我又问：“那要我如何配合，请告诉我，要我来哈尔滨市
吗？”对方则说：“不用来。你们也不要再打电话给我们，如有什么
新的线索你们可告诉当地公安机关，他们会转告我们的。”还说：
“我们只是配合你们当地的。”8点多锺我又拨打了5991155，说明了
以上的情况，但对方说，在河南立案是不合理的，你们应该去哈尔滨
市立案。我又拨通了0451-82690110，但他们态度很急躁地对我说：
“你不要再打电话来麻烦我们，到你们当地派出所去说吧，让派出所
给我们打电话。”我满脸是泪，心里非常难过，怎么公安机关对老百
姓的生命安全如此漠然，他们对这起绑架案的态度真让人不可思议。
过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给0451-82690110，但对方态度非常生硬，
在电话中大声喊到：“派出所！派出所！你明白吗？”我无奈地挂断
电话。
23日早晨8点，我赶到了小店乡派出所。将近12点，民警接待了我，
我将情况大概说了一遍，民警就立即打电话给0451-82690110，通报
说：“我区内有一居民叫徐双富，在哈尔滨市被黑社会绑架，索要
300万元。”但等对方明白了打电话之人的身分和要报的事情之后，
就通过民警告诉我让打0451-84661100。可等打通了84661100，在对
方同样地明白了要报的事情之后，又说要打84661482，等打通了这个
84661482，又说要打84617695，打通了84617695，又说要打0451-
84610363，这样的推来推去。我觉得人命关天，如此紧急的事，公安
机关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冷漠，特别是哈尔滨那边的公安机关既不指示
我如何配合他们去营救我丈夫，抓住坏人，也没有给我们受害的老百
姓一句体贴安慰的话，我不明白为什么？！作为人民的公安机关，人
民群众的依靠，怎么在这紧要的关头，连受害人报案都当作是一件麻
烦事，这样互相推委，不能给老百姓以保障，我丈夫在匪徒手中，悬
望等候拯救，我作为家属，在这种情况下，实在无能为力，但公安方
又不指示我如何去做，对我们老百姓的安全视而不见，因此，我对黑
龙江公安方表现的态度表示极大的怀疑。直到今天，我丈夫仍然没有
消息，我再拨打绑匪的电话13936170332，又一直关机。天哪，我到
底该怎么办呢！？
愿天下基督徒为我的丈夫及弟兄姊妹们迫切祷告！愿神的大能保守爱
他的儿女！
求天下善良的人来帮帮我，给公安打电话；人命关天的事他们为什么
不管呢？
（2004年5月7日）
【注】4月26日哈尔滨警察开始大抓基督徒，传道人伊传会（女）、
范玉芹、焦建民、廉志富、顾祥高（28岁）等被抓。顾祥高第
2天就被警察打死。他的父母亲在山东老家听到侯乃风说儿子
死了，吓得不能动了。（候乃风声称是警察，家住哈尔滨市岛
里区东风街70号，电话0451-84693293、13304643338）顾祥高
的父亲叫顾玉成，母亲是赵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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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缅甸军政府狼狈为奸的外国大公司
自由贸易工会国际联盟（ＩＣＦＴＵ），代表着150国家与地区231附
属组织共1亿480万工人。它也是全球工会的会员。
该国际自由贸易工会联盟今天发表了28页长的报告书，大标题为《与
缅甸做生意》，列出了与缅甸军政府做生意或在缅甸投资的国际大大
小小公司名称，总数整整440。
该报告书由40多处（新闻界、政府报告、官方半官方或私营机构等）
收集到这些可靠信息。
该报告书清楚表明：
（一）缅甸贸易或投资，都必须与军政府打交道，利益主要归军政府
口袋。
（二）凡利润丰厚的的贸易或企业，军政府都要合资、合营、合作分
利。
（三）军政府为了不露痕迹，会通过亲戚或一些外表看不出内幕的缅
甸公司，进行合资、合营、合作。
报告书指出：缅甸营业环境神秘不透明，主管军官个个贪污贿赂，到
处明里暗里都有军官贪脸与黑手。缅甸国家预算40%以上都用来打内
战，而对人民健康卫生部门，缅甸军政府却只肯花0.3%。
缅甸国内外早就有披露：
（一）缅甸军政府买重武器、飞机、大炮、战艇等，在非缅族（Non-
Burmans）地区（即掸族、克伦族、克伦尼族、孟族、克钦
族、亲族、若开族等共135族群）打了半世纪的法西斯内战。
几乎缅甸所有民族，都用武力与非暴力形式，一直进行反抗。
他们要求建立民主、各族平等的缅甸联邦（Federal）。
（二）缅军历来使用烧、杀、抢、集体强奸、整村迫迁、强迫劳动、
童工、未成年士兵……等。缅军早已是世界闻名的法西斯军
队。（散）千千万万难民躲在深山密林中或逃亡到泰缅边界的
联合国难民营。缅甸百万难民流离失所，有国难投，无家可
归，已整整半个世纪了。
（四）军政府对非暴力主义的昂山素姬等和平民主政治家，施行欺
骗、殴打、凌辱、虐待、监禁、不准集会等，严重违反民主、
自由、法治。
（五）金三角的毒品大买卖，边区妇女与儿童被卖为性奴隶，吸毒、
性病、艾滋病、疟疾在全国流行，广大人民缺食粮、缺清水、
缺营养、缺医药等等，是国际媒体上常见的缅甸新闻。
（六）缅甸军政府自1962年政变上台以来，就是靠暴力一直进行着法
西斯统治。缅军每天每夜都在犯种族灭绝罪，每时每刻在严重
践踏人权。
由英国归来探视母病的昂山素姬，在1988年8月8日亲眼见到：军政府
派军队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僧侣、市民等乱抢扫射，对女学生集体强
奸，这些使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1990年她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
ＮＬＤ在全国大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但军政府至今不只不交权，还
把她悍然软禁在家，前后共9年，不只对她断水、断电、断粮、切断
电话线，还在食物饮料中下毒。前年5月30日，她在缅甸北部演说
时，重重保护她的党员护卫们，都被军政府暴徒杀死打伤，她险些一
命呜呼。星象家最近预言：她今年再也逃不过杀劫了。
报告书表示：越来越多的欧、美、澳、日等投资者与企业家，一出于
人间道义与对法西斯的厌恶不齿，二迫于本国对缅甸军政府的制裁政
策，都纷纷由缅甸撤资撤厂。
但是，由于巨大利益的诱惑，南韩、欧、美、加、日等富国的一些大
财团大资本家，仍然死赖在缅甸不肯走。比较国际闻名的大财团大公
司如下：
◆南韩大宇（Daewoo International）
◆奥地利航线（Austrian Airlines）
◆比利时Swift（Belgium）
◆法国石油公司Total（France）
◆美国Unocal（USA）
◆日本Suzuki（Japan）
◆加拿大矿业Ivanhoe Mines（Canada）
你撤退，我填补，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见利忘义。比较有名的
中国、印度、英国大公司如下：
◆中国石化公司（China PetroChemical Corp.；Sinopec中油）
◆中国电讯（China Telecom）
◆英国伦敦Lloyd's of London
◆劳斯莱斯（Rolls Royce）
◆印度国家银行（the State Bank of 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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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语言创造了什么还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批驳大陆以于坚为首的一帮欺世盗誉的诗人不敢面对现实，回避
诗歌真义，为自己偏安堕落寻找托辞，舍本求末而造成中国诗坛肉欲
横流，人性败坏，思想虚无局面的所谓“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
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之论。
（编辑时注：本文前部分曾在大陆知名诗歌网站《他们》刊发，是这
次中国思潮变化时期的重要文论。现今中国大陆诗坛乃至文字界一些
流行的观点与词汇此文即是原始出处，如“话语权”、“平民写
作”、“民生思潮”等。此文贴出后，明显感到网络各路争论急剧加
温，现一时期异常活跃的“垃圾派”诗派也在此时出现。）
一、什么是诗
在《谈诗论道》一文中，于坚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
‘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
才有《诗经》，诗是‘取诸野’，而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在
我看来，就“什么是诗”，在诗歌发展到今天，在一个具有普通常识
的人那里已经不会有什么关于定义的形式上的条条框框，即使那些痛
斥某些“非诗”不是诗的人也不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这种形式上的条条
框框，而是这些“非诗”在心理，在精神层面没有引起他关于“诗”
的美好也罢，丑陋也罢，平衡也罢“诗”本质应该带给他的愉悦、冲
击或共鸣。在我提及丑陋的时候，我的反对者肯定会大呼过瘾：
“好！既然你也认为丑陋也可以是诗，那你现在来反对我们为那些乌
乱的口语、拙劣的‘下半身’叫冤和平反，不是给我们把柄来打你的
耳光？”不是！丑陋可以是诗，但丑陋成诗绝不是为了象那些人一样
为对丑陋贪恋，鼓掌和颂扬！而是为在对丑陋的抒写中让人警示，斥
责！
我相信大家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在农村，郊外甚或者城市的公
厕看到过那些乱七八糟的洞、逼、鸟、机巴的文字或诗，有人称厕所
文学。──应该说现在这些厕所文学已经堂而皇之在网路甚至严肃的
文学地盘大行其道。而且就成了我今天重点要批的对象。我想这样问
一句，如果你是一个希望自己孩子走正道的父母，你愿不愿意在自己
做爱的时候，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旁边观战？
现在很多非诗甚至公然鼓吹邪恶，将偷盗、抢劫、杀人写得沾沾自
喜，有一句话：小偷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儿女是小偷。如果不是违
心，想强词夺理，谁告诉我，他希望自己的小孩将来长大去做强盗！
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要说那些宣扬丑陋的“非诗”
是诗！难道仅仅因为自己为了标新立异，为了与前人不同，为了写前
人所不写，为了填补一个肮脏的空缺，我们这些所谓的新新人类就要
去做这种不德之事？我相信这不德之事，并不是前人那里没有，不曾
想过，而是就象我在这里贴过的胡适的《尝试集》一样，尽管它曾出
现过，甚至还是开启新诗的里程碑，但因为它过于粗造，而逐渐被人
们遗忘了。所以我要说那些象于坚一样刻意要将“非诗”泛化为
“诗”的人不是居心不良，就是一种腐儒的迂腐与无知，钻牛角尖！
在我看来于坚更有一层原因，就是在中国诗坛拉帮结伙，以牺牲公德
来满足在中国诗坛坐大的私心，好让自己在去斯德歌尔墨开一个狗屁
诗会有一个免费翻译（编辑时注：诗人伊沙，于坚的好友，西安外语
学院副教授）！（2003.3.27洛杉矶）
二、话语权
昨天，写完了《什么是诗》贴在网上之后爬上床，我忽然想起这样一
个命题：人类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会是真正向恶和向丑的！
这就跟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开始的人类就象小溪，有的清澈见底，
有的混沌污浊，而在它流向未来文明的大海时就愈见宽广，虽然它也
会有局部的混沌污浊，而从更高远的角度看，它则是蔚蓝的澄清的，
而局部的混沌污浊则体现着它的博大包容有待向前的一面。
同时我也想起《谈诗论道》中于坚在下文中对文革时人们的所谓“大
义灭亲”“杀熟（原文注：即揭发和惩罚熟识的人或物）”现象的不
满，显然于坚在本性上也并不是向恶向丑的。那么他何以在当今中国
文坛某些向恶向丑的文学现实面前选择了认同和辩护态度呢？──我
不是为谈于坚而谈于坚，而是因为这种于坚现象代表了中国文坛（原
文注：其实我认为文坛是由作者和读者两部分构成的）在不良现实面
前的一种困惑混沌的态度，尽管于坚在为这一现实认可和辩驳时似乎
很清醒。是因为他的价值取向被至少两种因素所困惑，被无意转换而
不自觉。一是文人的迂酸，以为人或者文学应该具有包容性，以为事
物应该准许异于自己的情形存在，象人类文明的大海澄清应该准许混
沌存在。一是我想谈的话语权的问题。
我们稍稍留意，不难发现，当今诗坛为向恶向丑势力领头的人物他们
的现实地位。在诗坛格局在走向变动的现今，就象当年“破四旧”、
“闹文革”的红卫兵，有地位有知识的人们被视为“走资派”、“臭
老九”，而失去了发言权，而那些大学或者高中青年，他们稍具一点
点知识，且年轻气盛，老的失去了发言权，小的还不具备发言资格，
于是他们就占住发言位置，俨然成了正义的化身。而在这些拥有了现
实地位的“诗人”中，在崇尚势利与权势的社会现实时期，那些稍有
名气的“诗人”和靠地缘有了大学教职身分的人们不自觉拥有了在诗
坛“升官发财”的机会，因为那些渴望“破四旧”“闹文革”的“诗
歌红卫兵”正急需有人带领他们“造反”，已经在心理上拱手把位置
让给了他们，于是那些有“名气”的“诗人”和“有知识”的大学教
师就俨然成了他们的代言人！
再加上有象于坚这样在诗坛似乎真正有一定地位而实则自己的地位也
需要稳固的诗人，或者因为腐儒的迂酸（原文注：在他思维中一定存
在：一个大学教师或已经稍具诗歌感觉而小有名气的“诗人”，他们
应该具备对诗歌好坏，真伪的基本辨识能力，而在诗坛盛行先锋与落
后划分的时候，岂能因为自己不发言而让这些先锋和这些先锋得势之
后未来承认他们的人们在将来因为自己不发言而误认为自己“站错
队”陷入落后与保守之列。文人的迂酸就在这里，摇摆不定，没有真
正稳定的价值取向）或者出于某种不自觉的私欲而妄作辩护或顺势拉
帮结伙推波助澜，于是使这场诗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政治
环境准许或者急切需要的情况下愈演愈烈，现在看来似乎如火如荼
了。就其实，这场诗坛的“向恶运动”实在是因为真正的诗歌在现实
大环境无形的干预下失语，和不具备诗歌发言权的人们在崇尚势利和
权势的社会现实中被“黄袍加身”受宠若惊所致！（2003/3/28洛杉
矶）
三、何为史诗
在为所谓的“口语诗”的辩护《谈诗论道》一文中，于坚赞道“在回
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原文注：即“口语诗”的写作──本文作者注）
里面，诗歌不再是抒情者的风花雪月游戏，而具有了史诗和证据的性
质。”这里我不禁想问，在于坚那里“史诗”是什么？“证据”为何
而证？如果“史诗”是关乎一段历史的抒写，那么请问用“逼”、
“鸟”、“屁”、“尿”、杀人、抢劫虚构的场景和孽情如何来写我
们的历史？如果这种动物性的画面是象于坚所说在“回到事物本身”
──“史”，即自然状况的述写，而不是我们所期待的于坚所批判的
抒情（原文注：显然于坚说“抒情者的风花雪月游戏”是口急之误，
因为那些抒情的人们情怀其实何等悲凉？如何“风花雪月”得起
来？）具有象征意味的反讽，那么一，是否把握了或者就是我们的整
体社会现实，二，即使这整体的社会现实就是这样，而我们如此照
搬，自然的铺排渲染，岂不是为丑而唱，为恶而歌？是何居心？的
确，现在那些大行其道的所谓“口语诗”确实是在为丑而唱，为恶而
歌，但如果说那是“史诗”或“具有史诗的性质”，顶多只能说是他
们自己个人的“史诗”，一小撮人的阴暗，是他们的“史”和自然状
况。如果把这一小撮人的现实硬说是整个社会历史的“史”，未免就
象望着一只蚊子说是恐龙，指着一只苍蝇说是雄鹰，岂不太抬高了他
们！太目光浅陋！
的确，中国这个社会龌龊，丑陋，恶！但它是存在于意识形态中，存
在于社会体制中，绝不是这种逼逼鸟鸟，屁屁尿尿的肤浅！当然也绝
不是用逼逼鸟鸟，屁屁尿尿所能述写的！更不应该是用生吞活剥的照
搬，自然的铺排渲染，来为丑而唱，为恶而歌！
一个善良的诗人，如果具有宽远的胸怀，希望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
族恶少一些，善多一些，丑少一些，美多一些，就应该看到社会的真
实，而唾弃那些细枝末节的具体，即所谓“事物本身”，以批判和倡
导的姿态挞伐恶，弘扬善，挞伐丑，弘扬美。而不是为这种社会之恶
所衍生的“事物本身”所迷惑，甚或者泯灭良心，明知故犯，为一己
之欲，而去充当吹鼓手！应该知道蚊子绝不会是恐龙，垃圾永远是垃
圾。在这点上，我总觉得，对于于坚，似乎有些象弃娼从良，强人所
难。（2003.3.29洛杉矶）
四、是语言创造了什么还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
于坚说：“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
了语言的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诗是‘取诸
野’，而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这里有一个根本性命题值得讨
论，就是关于诗之为诗的根本功能是什么？即诗是为创造“语言的什
么”而被创造，还是诗人为用诗的语言来创造什么而被创造？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话题！因为不知是于坚还是谁“发现”了这个命题之后，
我在几处网上看到某些自以为了不起的诗人似乎把它奉为诗歌宗教的
经典教义，不惜以此来吹捧自己身边的朋友象样一点的诗动辄“为汉
语创造作出了贡献”。诚然，从前许多优秀的诗人象徐志摩、艾青、
余光中、北岛，他们的许多经典诗歌为提高现代汉语的素质，丰富现
代汉语的内容起到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他们在从汉语口语中（
原文注：我始终要强调新诗的发展就是口语诗的发展）为现代汉语发
现“金子”的时候，他们的初衷和真正的目的，应该如我一样，根本
不是为了建造语言，而是希望通过语言恰到好处的表达他们内心面对
自己、面对世界、面对世界和自己相互抵撞和交融时的真实感受，而
他们那些为现代汉语发现的“金子”只不过是他们为表达感受而苦心
孤诣所切砺出的副产品。这一点对于一个文学创作的真正高手应该是
各有体会而无庸置疑的。
当然一个能用语言精准的表达自己思维的诗歌高手一定有一个对语言
的学习和磨炼的过程，但这是属于一种从语言中吸取营养，消化语
言，为进一步精准的表达自己思维而苦擂基础的过程。要说这也是一
种创造，只能说是诗写者在为自己不完善的语言系统进行创造，根本
不能拔高到对整个汉语语言体系“创造了什么”的高度！而于坚说
“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
什么’。”在这里，于坚要么是把“学写诗歌的过程”与“诗歌创作
的过程”混为一谈了，要么就是虚张声势，把“局部的训练活动”曲
意拔高，上升到了“整体汉语的创造活动”，本末倒置！在我看来，
于坚和他的追随者其实更有另一层用意，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为他们去
炮制那些所谓“语言的肉体性”（原文注：于坚关于当今所谓“口语
诗”的分析赞词──本文作者注）的逼逼鸟鸟，和“被斥之为非诗、
粗俗”而于坚坚持认为是“当代诗歌最有活力的部分”的伪诗歌举旗
铺路，好让这些丑、恶能够在世人心中的圣殿──诗坛堂而皇之，登
堂入室，去使人们误以为诗坛真有圣灵天降，要来启示世人，只是自
己无知，不了解丑、恶之中其实也深藏着高贵和纯美；误以为这些高
贵、这些纯美尚无人发掘，而他们这些人现在是来做什么“先锋”去
开采。真是可憎！究其实，实在是他们害怕面对现实体制和意识世界
的真恶真丑，不敢付出身心乃至生命去迎接真正的诗而作的逃避龟
缩；是蓄意将自己可悲的行为上升到为整体汉语“创造了语言的什
么”的高度，为丑，为恶戴上高贵的光环！──实在不止牵强附会，
更是居心不良！诗的问题不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的问题，是“语
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将诗的问题当作是“创造了语言的什么”的
问题，是借口、托词，以求逃避‘是“语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所
务必其付出的代价。自古及今，任何优秀的诗歌都是因为它在“‘语
言创造了什么’的问题’上给出了令人感动和惊叹的内容才得以传
世，得以让人们联想起它曾‘创造了语言的什么’”！（2003.3.30
洛杉矶）
五、是“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
还是“先有《诗经》，才有语言的创造活动”
于坚在《谈诗论道》一文中说：“诗言志”，在“站在虚构的一边”
的写作中，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暗示隐喻抽象的精神、思想。但“回到
事物本身”的写作，把“志”理解为记录，史志的“志”。这显然是
一个创造。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
了语言的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诗是“取诸
野”，而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
中国诗人中大炮太多，即使于坚之辈也不免俗（原文注：不！应该说
正是于坚这些人在搅混水，蒙世人！）！翻开中国的古诗，看看有着
“诗言志”传统的中国律诗里是不是太多如他所说的‘“回到事物本
身”的写作’！随便就想起一首《古诗十九首》之一：
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
盈盈楼上女，皎皎当窗牖。
娥娥红粉妆，纤纤出素手。
昔为娼家女，今为荡子夫。
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跟现今这些人所告吹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是不是一致！可
是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象他们那样写得淫乱、无耻！在人类那种蒙昧
时期你想人们会没有淫乱之欲吗？可是我们的先人在“精选”诗集时
就懂得自律，而到现在这些人却把那些让先人们在自律中给摈弃掉的
东西拿出来大势贩卖，甚至狂言是一种创造！这算是我们先人过于自
爱造成的一大疏忽，竟让他们的子孙如今如此无知！这难道有于坚所
说的‘“诗言志”，在“站在虚构的一边”的写作中，虚构的目的是
为了暗示隐喻抽象的精神、思想’？这是活脱脱的一个“思妇”形
象！它所言的“志”就是“空床难独守”的哀情！如此真切，毫无空
洞，毫无所谓“是为了暗示隐喻抽象的精神、思想”所言！
再看王昌龄《塞下曲四首》其一
饮马渡秋水，水寒风似刀。
平沙日未没，黯黯见临洮。
昔日长城战，咸言意气高。
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
这“虚构的目的”是“为了暗示隐喻抽象的精神、思想”吗？这是如
此真切的悲悯与疼惜，何来“虚构”之说！它平述著作者所见唐时代
“安史之乱”惨烈场面时的痛苦与悲愤！
一个诗人害怕面对当今政治的险恶，不愿面对可悲的社会现实，却一
味抹杀历史，高叫创造，想投机取巧，借所谓对汉语语言作出了贡
献，来名留青史，真实可耻！（2003.4.1洛杉矶）
六、何为‘诗是“取诸野”’的“野”
“在我看来，诗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是诗’，而是‘创造了语言的
什么’。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诗是‘取诸野’，而
不是来自关于诗歌的定义。”我不知道于坚是真荒谬还是别有用心。
是先有《诗经》（原文注：即“诗”的内容）才“有语言的创造活
动”，还是先“有语言的创造活动”才有《诗经》（原文注：即
“诗”的内容）？这几乎是一个常识的问题，可是于坚却故意背向而
行。诗之为语言，是感觉，情绪，情感，思维的外化与记载。可以武
断的说，没有诗不是感觉，情绪，情感，思维的组织与记录！感觉，
情绪，情感，思维就是《诗经》、诗的内容！历史留下了太多的《诗
经》也浪费太多的《诗经》。那些被浪费的《诗经》就因为是“语言
的创造活动”在后！对这个命题的讨论几乎无意义，但有一点，关于
“诗是‘取诸野’”则大有玄机。将于坚上下文联系而读，在于坚那
里关于“野”的定义很大程度是“野蛮”之“野”（原文注：于坚显
然持赞颂态度）是将“野蛮”之“野”与“朝野”之“野”、“正
统”之外的“野”混为一谈。好象“野蛮”就一定在“正统”之外，
不会在“正统”之内（原文注：今天太累，我想快些结束，就不赘
述）！这极符合他在当今诗坛一贯推崇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写
作’的主张，认为“野蛮”之“野”更应该是诗，是“当代诗歌最有
活力的部分”。他极力回避象我一样于“朝”之外、“正统”之外的
人们的“野”才是真“野”才是中国自古及今诗歌传统观念认识中
‘诗是“取诸野”’真正意义上的“野”的现实，而我们正被深压在
地底，用自己沸腾的热血呐喊呼号着的这些，才是当今诗坛真正应该
擎起的诗，才是“诗”之要“取诸”的“野”！他所吹捧的“野蛮”
之“野”的“野”不过是真正正统体制怂恿，放纵，为其所用的假
“野”，实则是犬属于正统怀中的“正统”之“野”，极大的伤害着
国人的精神与意志！（2003.4.2洛杉矶）
七、“禁区”和“安全感”
在于坚《谈诗论道》中有两段文字耐人寻味：
“为什么20世纪的写作传统崇尚虚构？我发现，中国很少有卢梭、普
鲁斯特式的自供状式的写作。昨天看凤凰电视台郑也夫教授讲‘中国
的信任危机’，其中说到50年代以来的‘杀熟’现象，就是检举揭发
的对象都是熟人亲人。因为生人的事情不知道，没有把柄，捏着的把
柄都是熟人的。我由此想到，人们为了在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中逃避
灾祸，已经习惯于根据意识形态的要求虚构自己的生活。如果生活的
安全感只是来自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
去粗存精的虚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
不祥；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
“‘站在虚构的一边’可以天马行空，不负责任，在形而上的精神王
国玩弄语言游戏，自我戏剧化，令人景仰的乌托邦气息，超越于芸
芸众生，‘比你较为神圣’。‘回到事物本身’其实是一种危险的写
作，它是我们时代生活状态的语言证据。试想卢梭如果生活在文革时
代，《忏悔录》不正是最好的定罪材料么？杀熟都找不到门，自己倒
统统供出来了。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一个最起码的道德和良知的底线，
这个底线是超越所谓‘阶级路线’的，古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也’。而是跟着此一时彼一时的‘大义’去‘灭亲’，那么人和人就
永远无法彼此信任，任何关系只是积累‘把柄’而已。人与人之间的
任何关系都是虚构的、暂时的，只是攻守同盟，迟早有一天要被揭发
的。‘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写作，因为换一个角度看，它
就是‘把柄’。‘站在虚构的一边’则比较安全，因为无迹可寻。”
在上面两段文字中，于坚努力要将肤浅的，浮在精神世界之外，执迷
于事物表面的写作，也就是他极力为之辩护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
的写作上升到精神层面，似乎这种写作是在一个民族的道德与良知中
想要或者可以揭示什么，似乎它冒着严重风险在闯入一个不被现实世
界所允许而却是人们所极力渴望心向往之的崇高的精神禁区，在为人
们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也罢，安心也罢总之对于我们是属于祥和类
的精神世界的美好东西。但他怎么上升也没上升上去（原文注：怎么
可能上升上去？那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如何上升上去？），而是以
虚拟和预设，把这个现今现实温床内的快活宝宝放置到文革时期或无
休无止的政治运动人人自危的场景之中让它在他自己一厢情愿想象的
虚构中，欺骗读者，让读者跟随他的引导，去误以为它可能会遭受危
险和磨难，而使人们对他的所谓‘“回到事物本身”乃是一种危险的
写作’的观念产生认同，实在是苦心孤诣，曲意拔高，为“肉体
性”、“口感性”、“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强加上“悲壮”、“崇
高”、“英雄主义”的色彩（原文注：这就是这帮人一贯的作为）！
因为就其实，这种肤浅的，随心所欲，不负责任的写作在现实世界正
快活得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万花盛开。于坚之所以要如此这般，是
因为在他心中很清楚，真正的诗歌总是充满着冒险和悲壮，充满着苦
难和辛酸，他为这种在现实世界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不负责任的
写作虚拟这些冒险和悲壮，苦难和辛酸，就是为了博得人们的同情，
崇敬和掌声，进而使这种虽然正悠游自在，如沐春风，但因为肤浅，
随心所欲，不负责任而并没被世人全面认同，甚至仍在遭受抨击的写
作能够获得人们的首肯与承认，从而挤下徐志摩，艾青，北岛的传
统，而真正坐上正统的位置！切，如果我这时对他说：“这是妄
想！”绝不为过。
另外于坚在文中提到“安全感”，他说“如果生活的安全感只是来自
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
构、高雅化；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因为作
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显然于坚将
普通的生活的“安全感”与宗教式的精神的“安全感”混为一谈了。
“对生活本身的隐喻、升华、依据既定的意识形态原则去粗存精的虚
构、高雅化”，这应该是在谈精神的宗教式的“安全感”，而不是他
所指的“生活的安全感”。“生活的安全感”应该是指对现实世界顺
境和逆境所产生的危险和平安感，既然是意识形态，是形而上，就应
该属于“精神”的“安全感”。而“精神的安全感”就应该来自“坚
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所谓“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就因
为人们“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相信着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相信
的理念也罢，教义也罢，信仰也罢这些精神世界的事物。我就曾写
过：
死
──告诉丑恶的世界
即使你斩断我的喉管
死
对于我
依然会是一种食物
你想让我对着你啼哭
想让我朝你泪如雨注
你错了，真的错了
我会让这死
在肠胃里翻覆
在咀嚼之后
变成一摊肥沃
在你期待看到的枯荒处
让他在枯枝之上
长出花束
告诉你吧
对于一个人
象我一样的人
恐惧虚
远胜于恐惧实
恐惧生
远胜于恐惧死
生存对我
是他的残忍
死亡对你
是我的无能
我相信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他面对精神世界真正属于他相信的事物时，
应该是这样子的，而且只有这样他才真正能获得精神的“安全感”，
而不是于坚所说的“那么坚持真相，坚持事物本身，就意味着不祥；
因为作家不敢信任生活本身，它随时会成为大祸临头的把柄。”当然
“诗人”是“人”，他不会不具有“人”的一面，当“坚持真相，坚
持事物本身”时，感到“意味着不祥”，这不是他“诗人”的一面而
是“人”的一面。于坚对此混为一谈，要么是自己无知，要么是为所
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渲染一种“别人不能他们能”的大无畏的
英雄主义色彩。在这里我必须强调，在“人”和“诗人”之间我的心
态是平和的，并不强要求什么而去走极端，也就是应该面对的时候，
我会坚持，会面对，在不必面对坚持时我也会不面对不坚持。但是于
坚既然是在谈“写作”，谈“诗人”，他就应该诚实的面对这些真正
属于“写作”“诗人”的问题，而不应该一方面在谈“写作”“诗
人”，一方面又是故意偷梁换柱以普通人的眼光蒙骗人。其实质是为
了招摇撞骗，蒙哄过关，让所谓“回到事物本身的写作”在世人心中
取得合理的通行证，让逼逼鸟鸟杀人抢劫畅通无阻霸占诗坛市场。
（2003.4.3洛杉矶）
八、是精神性写作和平民化写作，
还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
──关于上世纪以来诗歌写作风格的定位
纵观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诗人及其作品，不难看
出，他们真正的分野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属于哪一个不同的阵营，代
表哪一个不同阶层的利益。不是的，不是象“知识分子”、“民间”
两个词列在一起，在字面上给人的那种鲜明的，抵触性的堡垒感。无
论“理性重，注重精神，讲究崇高和唯美”的“知识分子写作”，还
是“感性强，注重细节，讲究故事和趣味性，贴近生活现实”的“民
间写作”，他们各自都有接近甚至完全和对方原则相符的作品存在。
也就是说他们争辩的这两种写作其实可以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不
是象路线斗争，对立的世界观不可调和！所以以“知识分子写作”和
“民间写作”两个互不包容的概念来界定和划分显然在人们心目中人
为的制造了两种本来有着交叉关系的写作的对立！而重看历史，形成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让所谓的“民间写作”头痛的传统，即于坚
所说的“诗歌体制”的“黑手”是什么呢？我引于坚在《谈诗论道》
一文中的一段话：“中国20世纪中期以来的写作，无论强调政治的还
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崇尚的都是‘站在虚构的一边’。至今依然为诗
人们津津乐道。政治抒情与自我抒情就惯用语来看，贺敬之式的抒情
与海子式的抒情看起来好象风马牛不相及，但‘站在虚构的一边’是
一致的。‘站在虚构的一边’，其实已经成为诗歌风气，常识、诗歌
教育和诗歌体制。看看教科书，其实大都是依据是否‘站在虚构的一
边’来取舍作品。‘站在虚构的一边’制造了大批的‘高雅迷’。”
其实于坚应该把北岛也列进去，我想于坚其实未尚不曾想过。只是他
感到如果把北岛也列进去，很多事情谈起来，他就会有些力不从心
了。如果说贺敬之，海子是块大石头，北岛就是一整座山。石头尚能
勉强为之，山实在是他应付不了。因为贺敬之，海子的确有他们虚的
一面，虽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诚恳真实，但在读者和普通人读来则不
踏实，与自己心中所感受到的“人”和社会等的真实有一段距离，可
以让于坚捞一些口实。而北岛们一代以钢铁般的力量撼动了整个历史
整整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无论强调政治的（原文注：如《回答》）
还是标榜不问政治的（原文注：如《一切》）”，他们都没有“站在
虚构的一边”，都在人心中烙下了真实而且真诚的印记。这里被于坚
所指责的就是思辨的、理性的、崇高的、甚至抽象的“精神性写
作”，这种写作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大机器中‘人’的
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进退，在90年代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被遏止。于
是逐渐，或者其实在80年代尾与海子相随就出现了如于坚后文所说
的：“但在80年代后期，一些诗人反其道而行之，从中国式的柏拉图
主义里面走出来，诗歌中出现了‘回到事物本身’的倾向。就语言来
说，距离事物本身，距离身体最近的语言当然是口语，是人们日常生
活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那种语言。”单从语言看，因为朦胧诗给人的
感觉比较“文气”，有些句子翻来覆去的想，也似乎还在五里云，搞
不太明。因为“崇高”总与“抽象”“庞大”、“遥远”、“莫测”
等境界相随，这种境界落在文字上，必然也会给人空朦迷茫的感觉。
而于坚所提及的“民间写作”这其实是另一种思潮的出现所带来的反
映，即平民化思潮。80年代后期，由于北岛们所揭示的“国家大机器
中‘人’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使个体意识不断强化并深入人心，人
们开始重视自我，重视自我的价值，甚至形成了许多人的自觉意识。
而‘国家大机器中“人”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同时也让一些人们窥
见了“人”的渺小与脆弱，面对国家意志，组织威权，社会强力，心
感无能或恐惧，很多人由对“‘人’的存在”（原文注：强调“人”
的存在就是对“国家大机器”的反抗）的狂热退而注重关心“人”关
心自我，而淡化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关注，于是贫民
化思潮开始启程。“平民化写作”，也就是于坚们所说的“民间写
作”即为这种思潮的反映。这种写作因为它是反映平民意识，淡漠崇
高精神，因而更贴近自我，随俗、感性、真切、具体，所以它的语言
抒写的内容是一种直观的真实，而不是象北岛那样，是一种抽象的真
实。因此人们总在清理而总没理清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
作”其实是“精神性写作”与“平民化写作”。崇高精神一度遭受冷
漠，“精神性写作”当然的遭受重创，很多类似的写作转入地下，形
成了不久的将来人们很快可以看到的“地下写作”。──我就是其中
一例，我还看到过另外的作品。当然我也有许多“平民化写作”的作
品。“精神性写作”的另外一支，类似余光中《西螺大桥》风格注重
思辨强调深沉而淡化政治的写作就成了与所谓“民间写作”相对抗的
主体。“平民化写作”由于注重平民意识，也就平凡，随俗，甚至随
意，猥琐。“平凡，随俗”就成了后来人们鼓吹的“口语诗”，“随
意，猥琐”得时势怂恿和放纵，就成了“下半身写作”。但无论“精
神写作”还是“平民写作”，无论“崇高”还是“平凡”，无论“深
沉”还是“浅显”（原文注：即于坚所说的“诗歌不再晦涩朦胧
了”），只要是诗就应该渗透着诗人的良知！应该关注现实（原文
注：心灵现实和时势现实）！向恶，向丑，是一种罪过，空泛虚无，
言之无物，也是一种错误！商业家有商业家的财富──金钱，政治家
有政治家的财富──政体，军事家有军事家的财富──军队，思想家
有思想家的财富──哲思，相对而言，诗人是最穷最可伶的！他只有
一颗时时都可能遭遇危厄的良心！如果我们将它也糟蹋了，我们将一
无所有！将会成为毫无自尊可言被世人所唾弃的可伶虫！（2003.4.4
洛杉矶）
九、“地下写作”、“平民思潮”与
“平民化写作”、“民生思潮”与“民生写作”
我这里提到“平民化写作”不是在创造一个理论一个招牌，寻找什么
卖点，而是它已是目前人们写作状况的一个事实。自从上个世纪80年
代中后期‘国家大机器中“人”的存在被发现’的思潮出现时，已派
生出“面对国家意志，组织威权，社会强力，心感无能或恐惧”，进
而“淡化对‘国家’、‘政治’、‘社会’的关注”“重视自我，重
视自我价值”的“平民思潮”。当由‘国家大机器中“人”的存在被
发现’的思潮及至后来掀起的崇尚崇高精神的狂热在最终被强力遏止
后，经过一段短暂的疗伤期，“平民思潮”便更加普遍，甚至盛行。
“平民化写作”当然而相伴而盛。无论是在从前可以化归为我所指的
“精神性写作”的注重思辩与理性在现在被标称为“知识分子”的
“知识分子写作”，还是所谓的“民间写作”，他们都其实是“平民
化写作”的范畴。与一直坚持“精神性写作”的“地下写作”在历史
中将形成对照。而随着中国腐败的加强，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对外开
放不得不造成的环境压力的逐渐宽解，民生处境的不断恶化，“民生
思潮”已经开始出现，“平民化写作”的一支将演变成“关注环境和
民生状况”的写作──“民生写作”。如果环境和个人才能的允许，
我们这个时代可望出现人们期待的大诗人！这里我着重来谈“平民化
写作”概念的准确在哪里：
（一）它避免了“民间写作”概念名不正，言不顺，在字面上因“民
间”二字造成其主张的强烈的混乱，狭隘与分割。“民间写
作”其概念造成的混乱是让创作和阅读在感觉上偏离而使创作
和阅读者的整体潜意识滑向“民间即不入流，甚至下流和丑
恶”的低俗性一边，而使“民间写作”在很多不明究里的追随
者和阅读者心目中以为是对如“下半身”等低俗写作的倡导与
推崇（原文注：或许其本身真就认真以为这就是他们所谓关乎
人性的目的与方向，而“民间写作”只是他们前期的舆论掩
护。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以前很多的讨论就夸大了它的涵盖，
而使我这篇关于它的文字也变得毫无意义），使本来应该可以
与之水乳交融，或者成为其一部分的“精神性写作”的作品与
创作遭受隔离，使真正应该倡导的关注民生和环境状况反映
“民生思潮”的“民生写作”也被分割。而“平民化写作”概
念即避免了这些。
（二）消弥了“民间写作”，对读者在语言辨识与区隔上造成的迷惑
与痛苦，避开了“民间写作”无中生有对所谓“民间语言”，
“官方语言”，“知识分子语言”划分在语言选择上对创作者
造成的困扰。“平民化写作”是反映“平民化思潮”。“民间
写作”也是“平民化写作”的一种。而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概括
了后期的“民生写作”，和部分从前隶属于“精神性写作”的
“知识分子写作”。任何语言都可以入诗！民间也罢，官方也
罢，知识分子也罢，关键它是不是诗。不单单只是“口语”
（原文注：我一直都认为这种界定极不确切，我一直认为新诗
就是“口语诗”，新诗的发展就是“口语诗”的发展。除去李
金发等极少极少诗人有文言入诗外，尤其到中共建国后几乎就
无人再有文言入新诗。那些引起所谓“口语诗人”们反弹的诗
歌语言不过是那些优秀诗人们从平凡的口语诗写作中写作出了
经典的口语诗而带动诗人们从口语中找寻经典入诗）。
（2003.4.5洛杉矶）
十、“艺术审美力”与“艺术审美观”
老实说，我很不想提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
题。但是总有人以此来攻击我，说我不承认或抨击一些“非诗”不是
“诗”，是因为我不懂或不习惯，不理解。有人甚至拿当年谢冕对朦
胧诗在读者中引起困惑的见解开论，说：‘谢冕先生早就预见了困扰
诗坛至今的“懂与不懂”的问题：“一首难以理解的诗，并不等同于
不好的或失败的诗，除非它是不可感的。一些人在这些诗面前的焦
躁，多半是由于他们的不能适应。他们习惯于一览无余的明白畅晓的
抒写。他们的欣赏心理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并不了解，好的艺术是诗
人与读者的共同创造，它们总是期待着欣赏者对于作品的加入。它们
把自身未完成的开放式的（谢冕文作原注：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付
与欣赏者。此即属于可谓‘未完成美学’的范畴。此类诗的创造，从
一定意义上说，是最大可能地调动欣赏者的创造欲望，吸引他们的参
与。这是一种双向的有一定规范性的自由活动。可惜不少诗歌的批评
者和欣赏者，对此缺乏谅解。”’所以，我不得不重提这两个词。因
为在我这里以为是常识的问题，在他们哪里还不明白，需要启蒙。
“艺术审美力”与“艺术审美观”从根本上说，是完全不同的两回
事。说到底，所谓“艺术审美力”不过就是对艺术品的“理解能
力”，“艺术审美观”也就是读者辨识艺术品所持的“世界观”。我
不认为“世界观”对“理解力”会有什么限制，“理解力”会因“世
界观”变大或变小。“世界观”决定着审美活动对审美对象的认同与
否定，这才是真！严格来讲，当今所谓“口语诗”也好，“民间诗”
也好，“下半身诗”也好，不要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有几个读
不懂他们！在他们哪里有什么故作玄虚的所谓“未完成的开放式的
（而不是封闭式的）存在”，什么属于‘“未完成美学”的范畴’之
物！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就又回到“朦胧诗”写作状态（虽然从“口
语诗”到“朦胧诗”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所谓的形而上的问题，又要回
到折磨人的精神层面去讨论，但这却是一个即非此即彼的问题），也
就用不着于坚们去颇费周章，为他们大势噪聒：“这种语言的肉体
性、语感、我手写我口，使诗歌偏离了诗歌体制，诗歌不再晦涩朦胧
了，接近了生活世界”所以对于他们那些下三乱的东西是不是诗，不
是一个什么“懂不懂”的理解力，即所谓“艺术审美力”的问题，而
是一个“认不认同”的“世界观”，即所谓“艺术审美观”的问题！
我必须强调任何一个艺术品（原文注：不被世人所知而被遗漏和因一
些人狭隘的自私而遭排斥遗忘的作品不算）当它为世人所知之后，都
会领受一个人们心中的最后的“终极评判”。那些单纯因为创作能力
不够而粗制滥造的作品在没走到这个评判之前已被淘汰，还有一些则
会因为其内涵所透露的“世界观”在受到这个“终极评判”时不被人
们所接受和体谅而最后被唾弃。那些真正的传世之作无论艺术能力还
是世界观在接受这个“终极评判”时都受到了认同与肯定因而得以流
传。一个读者，鉴赏者或评论者如果他对作品的鉴赏心理没有达到这
个层阶，那么他对作品的鉴赏与评论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错误和
荒谬的，而他对其他鉴赏与评论者的见解与评论也就缺乏应有的能力
支撑，亦即没有发言权！！（2003.4.6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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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紫阳
挽紫阳联
一念垂仁，世感其德，青山白铁铸天安
九州共挽，人同此心，翠柏紫阳铭历史
横批：笑傲江湖
（2005.1.26夜12时）
悼紫阳诗
一念垂仁忆雨狂，“我们老了”亦凄惶。
屠门可免离心惧？微愿终成彻底凉！
班竹莫嘲三代表，东流未远四人帮。
青山白铁相依处，千载犹荣是紫阳！
（2005.1.17夜）
悼紫阳
统稿传来一二行，鲜知覆载在天良。
江湖只道鱼虾美，不懂留芳是紫阳。
（2005.1.26）
|
赵紫阳
赵紫阳 前总理，风高骨节五十年。
为党为国为人民，身先士卒解民困。
上山下乡事党国，改革开放写春秋。
国际舞台创国威，名垂史册耀中华。
八九年 六四夜，一力担承党国艰。
秋风秋雨十五年，雄心壮志筹未展。
碧血丹心树党范，牛鬼蛇神尽汗颜。
精神长存丹青照，伟绩自刻留青史。
赵紫阳 前总理，风高骨节五十年。
为党为国为人民，身先士卒解民困。
上山下乡事党国，改革开放写春秋。
国际舞台创国威，名垂史册耀中华。
八九年 六四夜，一力担承党国艰。
秋风秋雨十五年，雄心壮志筹莫展。
碧血丹心树党范，牛鬼蛇神尽汗颜。
精神长存丹青照，伟绩自刻留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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