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20世纪中最难评论的人，不仅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
这样。“指点”20世纪的所有的那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可以说谁也没
有毛复杂、谁也没有毛神秘、谁也没有毛在生前受到了那么多人的崇
拜、在死后又惹下了那么多的是非。今天，当我们作为21世纪的中国
人翻过头来分析毛时，他好象正在从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的系列中
给滑了出来，所以，我们在没有别的法子可以选择时，就好象要故意
地把他安置在“反面人物”的系列中。但是，毛到底属于不属于“历
史上的反面人物”，或者同“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有多大的差距，这
究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即使人们用“非毛”、“反毛”
的方式对待毛，也还是没有办法最终地证明自己是一个自觉地走出了
毛的影子的人。毛本身也许是一个毫无价值的人，但是他身上所连带
的价值却比目前所有活着的或死了的任何一个中国人还多，结果人们
在“否定”他时也就同时地否定了价值，由此，就出现了一个极不正
常的现象，即一个未经处理的价值往往会发生价值的“溢出”现象，
而这样的现象又恰好发生在人们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我们不能把一个身上曾经出现过“神”的气息的现代人物──毛──
看成是“妖魔鬼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不存在“论毛”的
问题了。一种“非毛”的风气岂不是可以代表一切？在过去的那个造
毛为神的年代里，我们中国人并不掌握基本的宗教知识，因此，在毛
的神像倒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宗教的有关知识解释自己的行动就
自然不过了。职此之故，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看成是一个我们
自己“上当受骗”的过程，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这样的情形
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在认识毛的时候，不可能站在一个更高级的水平之
上。因此，毛虽然是一个中国人，但是研究他的有价值的著作却都出
于外国人的手笔。这样的现象就不能不令人纳闷：难道“外国的月亮
就真的比中国的圆”？俗话说“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明
摆着的事实是：中国人没有写出论毛、评毛的“高质量”的东西来；
在中国现在最吃香的《毛泽东传》是美国人写的，并且也被中国的统
治者们当成了“权威版本”来看待。但是，我这样一说并不是就否认
了中国现在或者过去就没有人写作论毛、评毛的文章和著作。恰恰相
反，我要指出的是这样的文字简直可以说是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有
价值的却寥寥无几。

1993年7、8月间，当我坐在陕西省机械研究院党委办公室的桌子上秘
密地写作《无奈楼论毛》的书稿的时候，其心情之狼狈读者们自然可
以想象。说实在的，我当时就根本反对社会上对毛的那种邓小平式的
“定论”，也反对把历史上的毛用“请下神坛”的方式“还原”成为
一个“住在了红墙内的人”的做法。但是，在一个实行言论钳制的社
会中，我的看法不得不压在几乎是谁也不能够看的文字中，就造成了
我个人的压抑和愤怒。所以，当我在写作的闲暇时间去翻那些公开出
版的论毛的文章和书籍时，心中的滋味实在是难以用语言形容。把这
样的事情同我亲身经历过的造毛为神的时期相比较，我才有机会了解
到了民族德行这样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在毛的问题上，我不敢说我发
现的东西同别人比较起来就好象要多一些，但是我敢说我对我所发现
的东西的思考和思索肯定要会比某些人多出一些。在下来还要写的文
章中，我将要说明一个这样的问题，即对毛这个人的评论并不是关乎
毛一个人的事情。在更大的范围内，它关乎着我们这个在300年以来
的时间内要求发展、而又一直发展不起来的民族的许多重大问题。所
以，我肯定地说，毛是一个连带着一个运动、粘连着一种精神的人，
因此，在批评的问题上，事实上抓不住这样的东西而论毛，无异于隔
靴搔痒。

毛的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有的时候是毛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一
个运动的问题或者一种精神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梳理毛的问题时要
把握住一个价值的方式和价值的方法，就势必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
了。庶几，我又认为中国现在的一切，虽然远离毛的时代，但是在价
值或者非价值的层面上，毛的印记却是清晰可辩的。别说在中国官方
的“改革开放”上，就是在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上，我们也可以发现毛
的影响的痕迹。正因为这样，我在某些场合下，把我们中国人论毛之
水平作为一个政治的标尺来看，就不失为过了。

就权利意义而言，任何人都可以论毛，根本不可以存在“可以”和
“不可以”的问题。如果我仿照《不在案的记录》的美国作家的话来
说，毛泽东“是一杯茶、一支烟、一片兴奋剂”（原话是“尼克松是
一杯茶……”）的话，那么谁都可以喝，谁都可以抽，谁都可以吃，
但是事实上呢，真正品出了茶的味道、抽出了烟的味道的行家究竟是
不多的。所以，我说的“哪些人不可以论毛”的话，是就理论上或者
事实上而言的，是说这些人处在了评论毛或者议论毛的不利的位置，
在这样的位置上，如果这些人不认识自己所处之困境，认为只要凭着
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就可以论毛，那就缺乏自知之明。

在这篇文章中，我首先说中国共产党不可以论毛，原因仅仅在于毛泽
东的这个名字其所以取得了世界性的意义，就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发起
了一场革命，在这样的革命中，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竟然把个
好好的共产党当成了“资产阶级”的“破烂货”（“文化大革命”
语）让革命群众去“打”。在1969年4月1日所召开的中共第9次代表
大会上，他虽然恢复了中国共产党的肌体和共产党的统治，但是，他
在解释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的理论
时”，却“发明”出了“党内资产阶级”这样一个特殊的“科学概
念”，并把“继续革命”的“对象”定义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这样，只要毛的“继续革命”的理论存在，那么中国共产
党的头上就等于上了“紧箍咒”。所以，在毛死后，共产党的一纸决
议就把毛的“伟大的科学的发明”当成垃圾一样地扔掉的行为，就属
于理之常情。世界上只有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党的头上捆上了“紧
箍咒”，所以，解除这样的“紧箍咒”，就不能不说没有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可以分成为两个阶段：一个是革命的阶段，
一个是非革命的阶段。而这样的两个阶段的分离，事实上被“文化大
革命”的“人民群众”运动给“一刀两断”。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
的历史就好象一条被斩断了头的蛇，首尾不能相连。在60年代中期的
毛的看法中，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一样地面临着一
个“变修、变质的问题”，如果不用“革命的方法”及时解决的话，
那么就一定会“堕落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党”；如果是这样的
话，很显然这样的一个党同毛为它制定的“最终目标”所规定的“根
本战略”是完全不能够相容的。可见，当邓小平等人指责毛把自己
“凌驾于党”之上时，根本就没有认识到毛在党内的“先知地位”和
由此地位所发出的“先知性议论”的价值。因此，如果我们站在社会
正义（而不是共产党的）的立场上，发现毛在1966年对共产党作出的
“脱离人民群众”的“批评”恐怕没有多少“错误”（1981年以后中
国“一部分人”开始说毛的“错误”了）的话，那么此刻的毛的价值
应当在共产党之外去寻找，就成为一种被许多人忽视的问题。而我在
论毛时却紧紧地抓住了它，一刻也不放松。我在一本论毛的书稿中说
过，毛对中国共产党的腐败的反对“打了一个提前量”，在共产党即
将出现大面积腐败的前夕便开始了“下手”。事实上毛“下手”时的
确狠了一点，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打倒一大片”的指责。实际上
按照民主的原则，这样的“一大片”本来就应该被打倒。

在1966年以后，毛事实上在全国（台、港、澳除外）范围内公开地告
诉人民：“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要“革命”就得“革”这个
阶级的“命”。现在30年快过去了，今天来分析毛的话，我不知道它
错在了哪儿？我除了能够说“党内资产阶级”这样的概念“不科学”
外，我就再不能够多说一句了。事实上，这个概念所指的东西和所要
说明的东西的“实在性”问题，谁也否认不了。如果说我们中国人有
一种政治的记忆的话，那么，毛在“晚年”所说的如果不开展“文化
大革命”，中国人民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话，难道是“瞎
说”吗？现在除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接班人”否认中国人民正在
“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这样的事实外，13亿人中谁能够否认这种
“铁的事实”呢？在我的思想和我的看法中，上述的事实当然不能够
说同毛没有关系。但是，毛作为当时中国的“最高”的统治者却说出
了政治和社会的实情，却不是没有意义的。我想，上述的话──邓小
平、江泽民、胡锦涛是绝对不敢说、或者绝对不会说的，尽管以上的
人都曾经和正在说自己“打着毛的旗帜”，都把自己的行为说成是对
毛的“事业的继承”。就这样的一个毛的“身后现象”翻过头去评毛
生前已经说过了的话──“那些反对我的人还是要打着我的旗帜”
──我们也会为毛的“预言”的精确性而大发感慨！

说到这里，我可以作一个小结：共产党不可以评毛是因为在毛的鼓动
下，中国共产党在1966年的人民运动中被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打翻
在地”，大大小小的当权派（解放军师以下部队除外）全都变成了
“落水狗”，党的肌体受了“严重的内伤和外伤”。所以要让这样的
党去评论毛，是根本不可能的，除了它翻毛在战争年代的那些老帐
外，是绝对不敢碰那个毛之为毛的1966年问题的；但是全世界的人都
知道，1966年问题才使毛最终地跳出了他的那个时代已经成型了的共
产主义世界的共产党领袖的圈子，变成了共产主义领袖群中的一个
“游方僧”。就这样的意义，我们来理解斯大林在说到他的时候曾经
用“红皮白心的萝卜”的话来形容他，倒是说得十分地中肯。也正是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曾经说过“毛是共产主义世界中的尼采”。毛在
共产主义世界中所说的共产党“变修”了的话，同尼采在基督教世界
中说“上帝死亡了”的话差不多。尼采不相信基督教的天国能够实现
的意思，同毛说的共产主义不能够实现的意思有一些相似。在毛死的
前夕，他发现苏联的共产党完了、东欧的共产党也气息奄奄，唯独中
国共产党因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而有了些希望。但是，党内“反对
文化大革命的人多，拥护的人少”的现象，使毛预言到了在他身后的
“复辟”的可能。最新的资料表明，毛曾经对张玉凤和毛远新说：
“小毛、小张，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1年，长了不出3、
4年，或有天翻地覆。党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
信。”

上一节，我说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以论毛的意义，也包括共产党人不
可以论毛的意思在内。具体地说，邓小平、陈云、薄一波这一类的人
就不可以论毛，因为谁都知道他和毛的关系，所以要这样的人来论
毛，就等于要让狐狸来议论老虎。情形同寓言故事中所说的一样，让
狐狸们召开一个专门研究和评论老虎的会议，然后写出一个不准老虎
吃狐狸的“决议”，情况并不见得好。但是，谁都知道在自然的法律
中，老虎吃狐狸、狐狸吃鸡，这里边也有着一个自然法意义上的“正
义”哩！

庄子曾经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句话，只要捎加修改
就可以用到毛的身上，那么便是“毛泽东不仁，以战友们为刍狗”。
在战争年代，我倒也看不出毛和他的战友们有什么特别的过意不去的
事情，相反地，却可以看出他有着古代帝王们的从谏如流、欲壑大度
的品质。但是到他个人变成了中国社会上的最高当权派的时候，特别
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完全把自己的战友们当成了刍狗，
随便地摆来摆去。他的那些战友们捎不随他之意，就被指控为“已经
滑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人，不是罢官，就是“靠边站”，
有的甚至“坐班房”。所以，对这样的事情人们若还是就事论事地发
表评论，那么他可以说是刘邦、朱元璋式的人物了。我自己设想，在
那样的时刻上，我如果是毛的战友，我也会对他的行为的提出指责
的。因此，从人性的观点着眼，毛的战友们在毛死后的不几天，抄了
他的家，把他的家小和心腹象“鱼”一样地“一网打尽”，并用斯大
林的方式把他的老婆判成死罪，也可以算是“以眼还眼，以牙还
牙”吗？仅仅就这一点来看，我们若在一伙肆意寻求“报复”的人们
中间寻找公义，那就不是我们应该作的事情。

在中国有两种对毛的看法很值得批评：一种是把毛看成是封建帝王，
认为毛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火烧庆贺楼”式的行为；另一种认
为毛是中国的斯大林，用苏联人曾经对待斯大林的方式来对待毛泽
东。在这里，我声明：我是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的。我认为，这样的
看法其所以流行于中国之原因，要在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心理、意识
和潜意识中去寻找。如果说我们中国人在评论人物的问题上水平一直
偏低的话，那么，最容易使人接受的东西，就是评论应该是简单和明
了的，并且最好有一个参照系，而以上的看法恰恰就是如此。可是问
题却出在毛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对他的评论和评价也绝不会是清
晰、明了的。可见，这颗曾经长在了中国土地上的土生土长的“毛泽
东之树”，其枝叶之繁茂、枝条之弯曲、根系之庞大、以及其赖以生
长的“土壤”成分之复杂，都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不
可能用一个简单的比喻的方法就可以认识它的。在《无奈楼论毛》的
书稿中，我指出，世界就一个毛，而这个毛也恰恰就出产在中国，所
以，人们在评论和谈论毛时，就根本不会找到一个“参照系”。因
此，任何人在论毛的时候若还没有架构起自己的方式，拿不出自己的
一套，就论不了毛。

要理解毛，就得把毛放到近300年以来的历史中去，看一看他是怎样
的一位人物，然后人们才有可能理解和认识堆积在毛身上的诸多意
义。如果说在这个时间中，毛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象征性地提
起了民族国家的许多的因素，那么，我们对毛的批评和批判就不会停
留在“帝王论”的水平上。如果说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的话，那
么毛在近300多年的时间内，在刚刚兴起的民族国家的上面，套上了
一个毛泽东自己的画像的事情，就应该小心地给予评论。此时此刻，
把叶剑英在说到毛的时候所运用的“投鼠忌器”的成语联系起来思
考，我们就不会那么轻松地谈论“帝王论”了。一个人把全国的人民
联系起来的现象──我不说这种现象何以形成──，不是中国的帝王
们所能够做的事情；给中国普通人一个精神上的任务，也不是帝王们
的分内之事；至于说这一切都随着一种“现代革命”的系统而展开，
那更不是帝王们的事情了。

毛生长在一个真正的“大动乱时代”，是这个时代中成长起来的人
物。就这一点来看，他身上的确也存在着一些帝王的因素。但是，毛
所建立的政权的“国家”性质已经不是帝王的“朝廷”所可以比拟
的。特别是他“发动”（我不这样认为，为议论方便也只好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行为，就已经把他推出了可能性意义上的帝王
的圈子。在这个运动中，他是作为中国人民的“精神领袖”、而不是
“政治领袖”的事实，就是我论毛时所抓住的问题。与此相应的是，
在这个“史无前例”的中国运动中，他和普通群众的关系是“宗教”
性质的、而不是“政治”性质的，也是我一再强调的问题。

再则，我要批评的就是那些把毛泽东看成是“中国的斯大林”的观
点。其实，这样的看法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而是斯大林主义的因
素在毛的身上只是作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存在着，所依据这样的批评根
本就抓不住毛的最要害的部分，从而枉费了批评的功夫。中国有一句
俗话：“打蛇要打七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批评毛的事情也是这
样：在毛真正“错误”了的地方“下手”，就是我从上一个世纪70年
代中叶以来所建立的观点。我们无妨假设，毛真的是斯大林，那么邓
小平能够活到他“复辟”的时期吗？薄一波、杨尚昆、王震、李先
念、陈云等等人物能够活到镇压人民的1989年吗？毛没有枪毙一个党
内的反对派，这是不是事实？所以就这样的事实说来，毛是一个“整
人”的专家一点也不错误，而“整人”的权柄却是中国共产党这个集
体授予他的。至于说他“整人”的尺度如何地把握，邓小平倒是有一
句话说得比较的“客观”：“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
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
可是对比地看，斯大林呢，根据我在中国时所掌握的一份资料，先后
有近30名党内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被枪毙掉了，中央委员有100
多被执行了枪决。至于说斯大林这样的人有没有用中国1966年的人民
群众运动的方式反对苏联共产党，那又是一个人人有目共睹的事实。

在苏联，斯大林是权力的篡夺者，而毛则是中国的权力的创造者，这
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因此，如果要用苏联的人物来套中国人物的话，
那应该说毛是“中国的列宁＋斯大林”。的确，毛没有想着要停留在
列宁的阶段。他一心要“发展”列宁的事业。所以，在他晚年的看法
中，事实上已经把斯大林置之于批判的地位，认为斯大林犯了停止
“无产阶级革命”的错误。所以在1966年之前，一个没有被说出口来
的毛的观点认为“苏联变修”的根子，不仅仅在于赫鲁晓夫，而在于
斯大林。虽然我们在毛的挡案没有解密的情况下，发现不了毛对斯大
林的不满的话语，但是，我们通过对毛的精神和思想的分析，发现他
在斯大林“停止革命”的地方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事实上包
含了对于斯大林主义的一种批判。

同帝王们和斯大林比较起来，毛的最大的特点是有一个活泼的“无产
阶级革命的精神和思想”，尽管直到他死亡的那一刻，这样的精神和
思想对于他个人来说并不比别人更清楚。但是，他晚年的全部的生活
和全部的意义都集中在这一点上。也正是这种永远也不会成型、也永
远成不了型的东西，才在荣耀了毛之后又苦了毛，或者说，害了毛！
毛是全世界中那么多的人物中的唯一的一个没有定型的人。所以，在
论他的时候就不存在所谓的“盖棺定论”。卢梭在著名的《忏悔录》
中说：“大自然创造了我，然后又把模子打碎了。”毛也是一样，要
认识毛就要想着如何复原他的“模子”，而毛的模子又是什么呢？

曾经作过毛的秘书、在后来的时间中又失宠的李锐在毛死后，被反毛
的那些党内当成了“枪”来使。而李也乐于进入这样的角色。在这篇
文章中，我不可能涉及到他论毛的细节，只是简要地分析他论毛时所
持的一个纲领就够了。这个纲领被他归结为3句话：“革命有功，执
政有过，文革有罪。”到我写这篇文章时为止，这个纲领事实上已经
被当成一个官方的纲领，从而在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眼中，认为它是
“科学”的东西。其实，依我个人的见解，这简直可以说是“黄口小
儿”式的说法，水平之低劣一眼就可以发现。与这样的看法相表里的
是许多人把毛的一生分成为两段：一段是1949年之前，一段是1949年
之后。前一段被认为在“正确的”，后一段被看成是错误的。如果说
错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话，那些从“执政有错”到“文革有罪”
也好象可以用毛主义的辩证法加以解释。

如果说上述的看法表面上是“非毛”、“反毛”的，其实它的精神不
出毛的范围却又是一种事实。中国人都应该知道，毛在生前曾经多次
地讲到过中国过去的帝王们由“真老虎、铁老虎”最后变成为“纸老
虎”的“历史辩证法”。现在这种“历史的辩证法”丝毫不爽地被运
用在了毛的身上。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的方法，虽
然也不是没有任何之价值可取，但终不是论毛的好方法。无论怎么
说，这样的方法的价值，把毛由一个“有功”之人走到了“有罪”的
地步的事实，大不了在讽刺的意义上为毛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又作
出了一个脚注。也正因为是这样，我对于运用这样的方法评论毛的从
来就没有看好过。我进一步认为，这样的认识毛的粗陋的方式若还不
被抛弃，我们在认识毛的问题上就只可能是外行。要知道，毛这个中
国式的人物，看起来十分简单，但是你要认识他，却又十分地复杂。
在这样的意义上，外国人说中国人神秘的话，是说对了。就艺术的眼
光来看，毛是一位由中国人民“创作”的一位男性的“蒙娜莉莎”，
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看他，他就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表情来的。

我不同意把毛放到简单的、同时又是传统的功过模式去分析，就在于
毛的身上和曾经以毛的名义提起的事物的上面，是一般的功与过模式
所不能够涵盖的问题。如果说在今天，功过模式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用来评价某些历史人物的话，那么对于毛这个特殊的历史人物来说，
它就显得很不管用。因为，在毛的身上几样不同性质的东西被稀里糊
涂地搅和在一起，连毛自己也毫无觉察，别人要认识它当然有困难；
非但是这样，毛在自己到底作了什么事的问题上，和那些在他死后批
评他犯了“错误”的人来比较，一点儿也不见得高明多少。事实上也
是这样：毛在临死的时候，对于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文化大革命”
的理解，在我看来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的最大错误。那分明是一个中国
人民造共产党反的运动。但是，他对运动的性质却作出了“同国民党
反动派作长期斗争的继续”的解释，说这样的运动是“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革命”，并且要不顾一切的把自己的东西──毛
主义──塞进这一场人民的运动中去。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题，所
以，毛死后，反对他的人对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批评就好象立足于
“正确”的出发点上。

正因为这样，我个人在分析1966年中国伟大事变的工作中，没有把人
民运动同毛捆绑在一起。相反，我倒是把已经捆绑在一起的、原来的
政治上的绳子给割开来了。所以，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我在为1966
年人民运动作辩护的时候如果给人形成一个为毛辩护的印象的话，那
么我倒是避免了别人有可能犯的那种错误，即认为毛和我们中国民运
人士的关系是“冰炭不同器，鸾枭不比翼”。在下来，我准备写的第
2篇文章中，我要专门地论述这个问题，此处仅仅这么的一提而已。

我在《无奈楼论毛》的书稿中，指出毛的价值并不集中在1949年之
前。我进一步解释道，就1949年之前的事情来评价毛，我们可以把他
放在传统的“草莽英雄”的坐标上去分析。当然，象这样的“货色”
我们中国是从来就不缺少的。所以，我在评毛的时候，并不把毛在
1949年之前的那些五马长枪式的故事当成了中国的宝贝来宣扬。相
反，我倒是认为，作为一个“闯江山”的人，毛只“闯”出了“半壁
江山”，和毛自己在词中所说的“秦皇汉武”相比，是一个“提不
起”的人物。这样，在我评毛的时候，就把在别人的眼睛中的毛的
1949年之前的“宝贝”阶段忽略不记，以把他在1966年的行为突出来
研究，并企图从中寻找出价值。我这样的做法如果引起了某些人的反
对的话，那么，我把毛从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被毛认为是“脱离了
人民群众”的“腐化变质”的政党中“提”了出来的做法，恰恰最符
合1966年的毛的真实的身分，而在这个时候，毛的身分一直隐藏在
“党中央”的大帽子底下而很难为外界所窥见。

这样，我在分析毛的时候，恰恰是站在了一般的人的立场上（这是党
的集体立场的对立面）把毛看成是一种个人，于是，从共产党和共产
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毛所说的“党内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以
批评毛1966年行为“背离”党的“错误”的那种东西就与我无关的
了。这样，在别人有可能犯错误的地方，我似乎却立足于有可能避免
的境地。如果说这样的事情在我的身上有着一个“幸运”的意义的
话，那正好是我个人在1966年反对一直“压迫”我的“地方党组织”
的时刻里受到了毛的“支持”。而这样的“支持”在1966年的年头上
却是有决定意义的特大事件。于是，我造直接压迫我的共产党组织的
反的行为就有了一种政治上的“掩护”。所以，当那时候的我（17
岁）认为我是我所生活的地方、地区的“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时，
我的行为也就当然地排除了共产党人所掌握着的那个“毛泽东思想”
的“正确性”。而在此以前正是这些“正确性”压迫得我们连头都抬
不起来。那时，我虽然不知道密尔这位英国的大哲学家的名字，也没
有读过他是书，但是，我已经生活在他的下面的话的意义之中了：
“服从远方的君主就是自由。”在自由的意义上我同毛有了交往；在
这样的交往中，我用我那种出于我个人偏好、凭一时间个人的兴趣、
粗制滥造的“毛泽东思想”“兑换”了一直在社会上流通的毛泽东思
想。用现在人的眼光看，这如果是一笔政治交易的话，那么，在这样
的交易中我没有吃多少亏的事情，就有了一个自由的斤两和民主的重
量！

如果说人的解放就是人类中间的最大的事件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对
毛的评论就有一个客观的东西可以把握了。如果说民主、自由这样的
东西对于我有一个实在的意义的话，那么，我从我个人的方面和站在
我个人的立场、凭着我个人的兴趣对毛作出的评价就不是没有意义
的。如果说在1966年的事件中，我个人是一个特殊的人，那么，我所
作出的评论也许没有多少意义可言。事实是，在1966年，我是中国亿
万人民群众中的普通一员，所以我个人在运动中的的感受，可以还原
为那时候的绝大多数人的感受的话，一个“人民性”的话题就立了起
来，依据这样的话题，和我有着同样背景的人同毛的关系就不是共产
党所能够“定义”的。如果说在今天，我们对于共产党的制度和体制
应该保持高度的批判的话，那么在评毛的问题上，为什么就应该顺着
邓小平所立起来的那根共产党的竿子爬呢？非常遗憾，我们中间许多
口上反对共产党的人在具体的事情上却为什么不想着要摆脱共产党的
影响呢？

在中国的今天，官方对毛泽东的另一种方法是要竭力地“剥”掉毛生
前身上的那一张“神”的皮。其方法是：把那些曾经在毛的身边的
“工作人员”动员起来，叫他们“闹”出毛的生前也是平常人的意义
来。于是，就有了卫士长、秘书、警卫员出头露面的机会了。在这些
人所写（事实上绝大部分是由别人捉刀代笔）的回忆录中，都把毛说
成是同普通人没有多少区别的人。比如，毛听到在朝鲜战场上的儿子
的死讯后，会象普通农民一样地哭泣，在看到了有关的洪水淹死人的
材料后会同艺术家一样地掉泪。当然，在遇到了高兴的事情的时候，
也会表现得眉飞色舞。总之一句话，毛作为一个人同中国普通人比
较，一点也不显得特殊。当然，如果说这样的文字也有意识地透露出
毛同普通人的不同的话，那么卫士长李银桥的有关回忆就值得一提。
他说毛有一个从来就不摸钱（人民币）的习惯，而这样的习惯在在职
业的精神病医生看来，是一种强迫性的精神病症状的事情李银桥是否
知道──我就不得而知。据说，这个里边似乎有着毛的一个“终生不
逗钱”的誓愿，所以有一次，毛听到一个警卫员家里极缺钱花，所以
吩咐李银桥把他自己的钱（一直由“工作人员”保管）寄给他家，就
在钱准备好了的时候，毛无意识地摸了一下，此刻他好象“摸到癞蛤
蟆一样”地把手抽了出来，并且“啊”了一声……。

从李银桥上述的回忆录中，我们弄懂了一个问题，在造毛为神的活动
中，人们把毛的像刻在了门框上，刻在了社员们的铁锹上和解放军战
士的枪托上，但是怎么却放过了最应该刻上去的人民币呢？好了，这
一下子，毛既然连人民币都不摸，何谈把自己的像印上去。于是，在
这样的回忆中，如果我们得到的不是毛泽东的怪癖或者强迫性精神病
的暴露，那么就等于还没有把毛从“神坛”上请了下来，因为这样的
毛不就还是那“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吗？

问题的性质在于，如果毛生前的确如上述“工作人员”之所言，是一
个很富有普通人情感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在过去的时间中如何把
自己凌驾于党、国家、人民之上的事情就得不到解释，而一种个人的
作为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如何变成为一种“超越”普通人的巨大的人
类能量的事情，显然也得不到说明。当然，在这些“工作人员”的眼
睛中，毛泽东“是人不是神”的问题看得比谁都可能清楚，因为，毛
虽然作为“神”，也还是同最普通的人一样地吃饭、喝水、撒尿和拉
屎，而这一切除“工作人员”也都会看在眼里的，而其他的普通人又
完全是看不到的。所以，由这些人出来证明毛泽东是人又有什么价值
呢？如果说现在的中国还处在毛“是神而不是人”的阶段，那么，由
这些人所“贩卖”的东西，也许多少值一点钱。但是，在邓小平等人
的政治“摸黑”行为已经把毛“摸”得不成为“人样”的时候，这样
的东西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所以，我认为这样的东西除了可以满
足社会上那些无聊的对名人的逸事的猎奇的嗜好外，就没有什么其他
的价值可言。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有另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评论毛的事
情值得特别注意，那就是目前在西方社会十分吃香的、被称为毛的
“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我给毛泽东当医生》的回忆录。这本书，
我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过，并且我从我的朋友的那里也知道了这
本书的主要的内容。但是，我因为对于毛的“私生活”没有很多的兴
趣，所以就没有弄到它。到韩国后，我遇到了无书可读的问题，于
是，就在一家中文图书馆借阅了这本在中国被当成了“禁书”的书。
如果说在前一类的“工作人员”的作品中，毛是被当成了“人”记录
下来的，那么在这本书中，毛事实上被放到了“不是人”的那坐标上
了。这本书的特点是对于毛后半世的个人行为的一个全面的记载，在
外观上无异于毛的一部传记，在写作上它是有特点的──“记事”性
质的东西却运用了“描述”的方式，并且经明显地经过了“高手笔”
的润色。所以就文字方面来讲，可以说是一部真正的“大作”。但是
对于这样的某些人为之叫好的东西，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价值来的。

依据这本书所提供给我们的印象，毛不但是一个花花公子，而且也是
一个下流卑鄙的东西，不但自己一直生活在荒淫无耻之中，而且也在
腐败和堕落中死去。想象这样的一个人还能够产生出什么思想和精
神，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于是，这本书就以“真实”的笔法要把人们
引导到一种荒谬的地步，即那个在中国的现代历史上第1个把自己的
思想“输出”到了国外的人，原来是一个思想骗子。我对毛这个人私
生活中沾花惹草的事情一点也不怀疑，对这个在27年的时间内一直处
在中国社会权力的颠峰上的人的不断地被风流韵事缠绕的情形也表相
信。但是，我同时又肯定了这个人在别人有可能因此而完蛋的情况下
却又同时深深地陷入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当中，以至于，一个本
身就已经处于腐败状态的人却因自己个人的刻苦思考而避免了精神上
的堕落。结果，一个不是“圣人”的人，却在思想上达到了一个较高
的境界；而这样的境界是他的“战友们”没有一个能够达到的，也是
他所创立的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这样，我在评论毛的时候，就发现
了一个现代的现象，即不是圣人，却可以是思想家。谁都知道，在古
代，只有圣人才配作思想家。

毛是一位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所以，我主张用科学的方式去解决毛
的问题。在这样作的时候，就可以发现毛的东西中的那些许多的非毛
个人的因素。不然的话，对于这个死在了28年前的人物，我们完全可
以略去不提。如果不是这样，我们一味地用普通人的眼光去观察毛，
强调他的“作风问题”或者私生活的细节，那么我们的人品并不会因
此而变得高尚，我们评论人物的目的也许会由此而变得模糊不清。关
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如果只听信那些“工作人员”的话，就评论
不了毛。黑格尔在说到仆人和英雄的关系的时候说了一段十分精妙的
话，不妨引述如下：“‘仆人眼中无英雄……《历史哲学》’哥德也
重复说过，但不是因为英雄不是英雄，而因为奴仆终是奴仆。他常给
英雄脱去长靴，伺候英雄就寝，知道英雄爱喝香槟酒等等。历史人物
倘遇由这样的一个懂得心理学的仆役伺候着，以后在历史文学上记载
着，自然就会显得平凡不足道了；他们被这位仆役拉下来，拉到和这
精通心性的侍从婢仆的同一道德水准上，甚或在那种水准下几度。”
诸位，你读了上述的话，若以为黑格尔是批评李志绥的，就有可能犯
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我不可能涉及到外国更多的学者们对毛的议论。我没
有占有这么多的资料，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和精力，我仅仅是对于那
些在中国社会上已经产生出了影响的学者们的作品作一个粗略的评
价。在中国通过了政治审查关而出版的有关毛的论述，大多数是美国
学者的作品，也正是通过中国人对这些作品的态度，我才对毛这样的
人物在国际社会的地位有了一管之见。正因为这样，我在这样的问题
上只能够说出个大概。

国际社会对毛的看法要比中国客观一些，因为，这样的见解大多数是
学术性质的，有着学术上的严谨性，不象在中国，它被维系在政治的
水平上。这些看法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把它看成是现代水平上
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类是把它作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在前一类看法
中，毛主义被视之为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企图在西方工业
化之外去寻找社会的革命化变革的人，这样毛在一个农业的社会中发
动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就被看成是对发达的西方工业化的资本主
义国家的一种刺激或者挑战，因而，被这些学者们当成了“进步”的
东西。福柯、卡罗尔都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六十年代》一书的
作者弗雷德理克、詹姆逊那就更具有代表性，他同我们当年的红卫兵
一样地认为“60年代”是“一个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了全世界的时
代”；在后一类的看法中，毛仅仅是一个中国的人物，他是被放在了
民粹主义的系列中，其影响也仅仅被局限在中国。

在这里，我对上述第一类的看法不想发表更多的评论，因为随着60年
代的逝去，也随着中国社会70～80年代的“砍旗”和“倒旗”运动的
发生，全世界的那面“毛泽东思想红旗”早已经不再随风飘扬的了。
所以我这里主要地议论一下后一类的观点。在我所能够接触到的材料
中，斯拉姆的《毛泽东》一书质量最高。可惜这本书只写到“文化大
革命的初期”。这是一本纯粹的学术著作，看不出作者有任何的政治
的或者其他目的。但是，考虑到毛之为毛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所造
成的，所以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阶段性”的论毛的东西。其中把
毛写成为中国农民革命的儿子，并且对毛的革命历史采取一个恰如其
分的评价，超越了中国人的“褒贬”“两分法”，很有价值。但是，
在我们的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吃不香，斯氏的《毛泽东》也不例
外。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却并不多，知道作者名字的人也寥寥无
几。

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不算是专门的论毛的书。
但是，麦氏对“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式理解，造成了这本书的一个
写作的方向。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论毛的作品。因此，我
对它不能不发表意见。我并不认为麦氏在写作此书时十分准确地揣摸
到了在中国掌握“实权”的人的心态和脉搏。但是，他的作品可以给
人形成一个如下的印象却是一桩明摆着的事实。分析这样的事实，麦
氏的书在中国出版得到了官方的暗中的支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
题。这本书告诉人们，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打倒的人物，除周
恩来及个别人物外，全是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务实”的“搞经济”
的人。不言而喻，这场被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运动，是一场“空
头”的革命。当然，这对邓小平为代表的那些被西方说成是“务实
派”来讲，外国人说出的这样的话，可谓是正中下怀。

最后要说的是在中国走红了的特里尔的书──《毛泽东传》。这本书
在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由外国人撰写的、官方默许或者认可的毛
泽东传记。它在中国出版之后就风行一时。到今天为止，在官方版的
《毛泽东传》发行后不但未见其“过时”，反而更显得有意思。因
为，在官方版本中，一个“为尊者讳”、“为王者讳”的传统决定了
这类的书不可能写出真正的毛的“历史”来，所以，一本充分体现出
了作者个人风格的书，就会继续受到青睐。我提请大家思考：一本由
外国人所写的书，在中国这么走俏，也许是中国的出版史上极其少见
的事情。

在这本书中，特里尔作为一个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学者，却一
反常态地在书的前面运用了中国人很喜欢的“相面术”。他说毛的脸
可以分成为上下两个部分来看，上半部分有“知识分子”的特征：
“高高的额头，一对探索式的眼睛”；下半部分却表现出了典型的农
民的特点，“厚厚的嘴唇”，愚蠢的下巴等等。这样的描写适合中国
人的口味，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这本书
却没有围绕毛的“探索”性而大发议论。全书的观点同邓小平所弄出
来的中共中央对毛的《决议》相差无几，也还是告诉了人们毛如何由
一位英雄人物变化成为“犯了严重错误”的人。而从他的书的思路中
所反映出来的思想来看，恰恰是他没有理解1966年的毛的全部的作为
即在于想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不使所有的共产党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
“变质”、“变坏”。所以，我的看法是，在最关键的地方特氏的书
却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在并不需要“探索”的那些事情上，他却运用
了大量的笔墨。可见，“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的中国方式
特氏并没有掌握，所以由他写出来的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面貌不
真的情况，也在可以理解的事情之内。谁叫中国人拿不出自己可以压
倒外国人的东西呢？

还有日本、英国和另外一些美国作家有关毛的作品也许需要提到。但
是篇幅有限，我只好省而不说。在这里，我作这样的一个说明对于理
解外国的同类作品很有帮助，那便是，毛是一个得罪了知识分子的
人，所以除了同他个人有一些私交的人外，他是整个地得罪了知识分
子阶层，但是，能够写他的文章的人，也是除个别的人外，大多数是
知识分子。所以在这里，一个曾经被毛滥用了的“阶级分析法”如果
运用恰当，是可以收到一定的效果的。毛在社会层面上虽然也曾经
“伤害”过人民，但是，那种“伤害”不具有可以留下“刻骨仇恨”
的性质，因为他的一半具有“教育”的性质。在50年代，以毛的名义
所发起的共产党运动，一扫中国社会的丑恶现象，雷厉风行地杜绝了
吸毒、卖淫嫖娼、黑社会等等，并且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对于占中
国人口绝大部分的贫穷和困苦的人们给予了物质上的平衡、援助和精
神方面的巨大的鼓舞，是一个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尽管到今天，这
样的事实已经在共产党“新政策”下被“粉碎”，但是作为评论“历
史人物”的一种“历史事实”是不会因此而消失的。

这篇文章是想在论毛的问题上廓清一个轮廓，即把那些在论毛的路上
我认为走了“弯路”或者“偏路”的路段给标明出来，并且插上一个
“此路不对”的警示牌，因为，我认为要深入到毛的问题的核心中去
的话，那么就一点发现毛是运动中的人，是毛发动了运动，也是运动
造就了毛；这个运动不是别的，就是谁都知道的“文化大革命”，下
篇就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毛。（2004.12.14）

设想毛泽东死于1966年，他就是世界上最容易认识的人了，死后根本
不会留下一个“毛泽东问题”，叫世界上的人争得不亦乐乎。但是，
这一年毛非但没有死去，而且活得更旺，真正的活出了意义。今天，
我们在分析这种意义时没有把它看成是“个人意义”，而是用中国共
产党这样的“集体意义”去认识它，那就会闹出许多不必要的误会。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今天，这种误会别说是存在于中国人民之间，就是
在民运队伍中也还是存在着。我的看法是这样：1966年毛所活出来的
那种意义，若是放到共产党专制体系中去解释，那就叫“个人崇
拜”，是一种政治上极其错误的东西。但是，我们若把它放到民主的
范围内去分析，那就不是“个人崇拜”所能够解释得了，也好象并不
构成一种“个人的错误”。在民主的政治中，民选的政治首脑无不是
个人的性格和个人的魅力胜出。

1966年前的毛是共产党专政、专制体制中的毛。他虽然作为党的“第
一把手”，但是无论是按理或者是按党的法律和纪律来说，他都不应
该突出他“个人”的东西，而应该把自己的“一切的一切”都带头溶
化在党的集体之中。与此相应的是，他在党的组织结构中应当是一个
最普通的成员和最受纪律约束的人，而不应当有理论上的例外。他的
讲话，不经过有关机构的审阅、批准不能够随意下发。他也没有权利
直接地向某一级组织滥发指示，更不允许他以言代法。可见，这些情
况在发展到极端程度时毛就只能是党的一具机器人的事情是很明显。
由此联系到在共产党的“8大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设党的“荣誉主
席”一事就是要把毛“制度化”。就这样的问题来分析在“文化大革
命”前，毛感觉到有人要“架空”他的想法也并非无中生有。当然，
在这篇论毛的文章中，我不可能评论这样的“制度化”压力对于毛来
说到底意味什么样的意义。我只是说，毛在1966年以前的时间内，感
觉到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制度对自己是一个压迫，面对这样的压迫，具
有诗人细胞、天性活泼的毛感觉到自己需要“解放”，那么，我的议
论就可以划一个句号。

现在我来论述另一个问题，在1966年，即已经忍受了“17（1949～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有“17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
说）中国共产党专政压迫的中国人已经走到了不造反就不能安生的地
步的时候，人民要求政治解放的强烈愿望就是我要论证的问题，如果
说在“论毛”的文章中我不能对这个问题作的专门的说明的话，那
么，我仅仅提出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了。于是，我把这个问题同我上
面所说的划了句号的问题联系在一起来看，人们就可以发现在时间上
毛的“解放”和人民的解放发生在一个平行的水平线上。有了这样的
一种“发现”，我在论毛的时候就略去许多的细节和枝接，而是把那
些在我看来是最主要的问题线索从许多的紊乱的头绪中整理出来，使
之形成一个纲举目张的态势。到此，我就可以说：在1966年以前，中
国人民和毛泽东个人都同样地面临着共产党式的“制度化”压迫，都
存在着一个解放的问题。

如果我认为1966年对于毛个人来说意味着一种“解放”，但是这种
“解放”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又意味什么，我却不太关心。按照李锐
的说法，1966年是毛泽东的“有罪”之年（见《论毛（上）》）也许
不是没有道理，在这个一年，那么多的共产党书记们被“革命的人
民”“勒令”“靠边站”，从堂堂正正的党委办公室赶了出来，去扫
街道，扫完了街道，还得上“批判会”接受“革命的大批判”；不用
说，在批判会上，他们一把鼻滴一把眼泪的“向毛主席和革命的人民
群众请罪”，其狼狈之相读者们可想而知。其实，从今天的观点来
看，他们这些人并不坏，一不嫖，二不赌，三不贪，就这样“人民群
众”还嚷着要“砸烂”他们的“狗头”（其实这是吓唬他们，如果
“狗头”真的“砸烂”了1989年的杀人犯就不存在了）！就这样的情
况来看，如果说毛“负罪”于共产党人的话，李锐的观点就不错误。
因为我也承认，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够原谅的，
特别是对毛来说，他是共产党的主席啊！但是，我没有说站在“7亿
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这样的问题应该怎样看待？

针对上述的事实，我曾经说过毛在1966年的行为是政治上的“出
偏”，其情形就如同金庸小说中所描写的气功英雄走火入魔一样。因
此，我在论毛的时候，就打破了一个中国人被视之为金科玉律的东西
——人的动机决定其行为。我着重地分析毛的行为，认为毛的行为有
时与毛的一个动机有关，有时候却完全无关，在毛的1966年的作为
中，有许多的行为是一种受潜意识或下意识支配的东西，对于这样的
东西如果我们用意识层面上的因素去解释，毛对于我们来讲，就变成
了“丈二的和尚”，我们焉能“摸”到他的“头脑”？我个人在研究
1949年以前的毛作为时，发现了毛迫于中国形势的压力不断地降低中
国共产党战争的革命性和革命标准的话，那么1949年前的毛是一个在
“挫折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精神和思想受到了极大压抑的人，就是一
个明显的事实，所以在共产党专政的“17年“间，如果说战争时代所
造成的压抑和新的“制度化”的压抑结合在一起亟需要释放的话，那
么1966年之于毛就变成了一个危险年头了。也就在这一年，一直对共
产党的统治抱有极大警觉的毛，突然作出了“炮打”共产党的行为，
这不是政治上、精神上的“出偏”又是什么呢？但是，要理解这个年
头上的事情，一般来说是不太容易，我们就必须本着刨根问底的精神
去寻找“文化大革命”的“渊源”。

林彪在中共“9大”会议上所作的工作报告论到了“文化大革命”起
源问题，把“文化大革命”的“源头”找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
时期，如果说这份报告代表了毛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份毛、林炮制
的“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文化大革命思想来源”的文件对于
所有研究毛的人来说是一重要文件自不待说，分析它，我们会发现
毛、林“蜜月时期”（1969年）的毛的思想；林彪“叛毛”事件发生
后，毛又嘱咐周恩来在“10大”会议上特别说到了林的报告“代表的
是毛主席党中央”，而不是他自己，只不过是他“读了一读”而已，
简单地说就是“狗嘴里吐出了象牙”。在所谓的“粉碎”了“林彪反
党集团”的斗争之后，毛虽然把“文化大革命”解释成为同“林彪反
革命集团作斗争的继续”，也就是说在延长了“文化大革命”的后续
意义的时候，并没有把“起源”的意义向前再推进。

麦克法夸尔作为“文革”史的专家，当然不满意毛和林所寻找出的
“文化大革命”的“源头”，他以美国写作治学的严谨把“起源”的
时间提前了3年，追溯到了1956年，而在这一年，共产党内围绕如何
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出现了国外观察家们所说的“务实
派”和“务虚派”之争。在这篇文章中我肯定不能够对麦氏的观点进
行分析，但是，我基本上承认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上，寻找
出上述两种意见的冲突是一种研究的方法，虽然这样的方法不足以解
决“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的“起源”，但是它的确提出了“起源”诸
因素中的一种。只有一点我需要指出，如果麦氏把他论述中的中国共
产党内的“务实派”当成了西方民主社会中的务实派，没有看见他们
这些人头上所戴的那顶“革命的小红帽子”，就不可能理解而后的
“文革事件”，因此，退一步讲，我即使认识到了这样的分歧在一定
的程度上加深了“两派”之间的裂痕，但是分裂的原因不是“经济的
解释”所能够奏效的。因此把而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成了
毛“粉碎”党内“务实派”的看法是不中肯的。在专制制度中所发生
的专制分子的内部斗争的场景和原因是一副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画
面，导致斗争“升级”的主要因素是隐藏和消失在人性深处那些完全
“见不得人”的如同沼泽地一般的东西之中，没有一个民主政治中的
可以供人掌握的“路线”。因此毛泽东的“路线斗争”的说法在某种
程度上是把一个民主政治中的概念，用他的“偷梁换柱”的一贯的做
法“偷换”到了自己的理论中了。显然，麦氏在研究“文革”时有可
能受了毛的“路线斗争论”的影响，因此他在分析那些事实上没有
“路线”的斗争时，却寻找出了一个“路线”。

事实上，我作为一个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人，认为“文化大革
命”的“根子”可以从麦氏寻找出的1956年再往前溯，可以越过1949
年的7届2中全会（这也可以看成是一个起源点），直接地寻找到毛的
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等写作的“窑洞时
代”。在这个“坚苦卓绝的时代”，在毛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进行
了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政治和精神方面的“改造”。但是同大多数
海外民运朋友们的看法不同，这次“改造”与其说是“专制”的，不
如说是“民主”的。在我所写的书稿《中共党史正义》中，把这个时
期的毛的所作所为用“改宗换旗”几个子标出，以提醒这个时期发生
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变化的主要特点。在这个非常时期，毛毅然决然地
“改换”了共产党的“门庭”，从列宁、斯大林这样的外国人的“门
庭”中走了出来，回到了孙中山的“屋檐”下，抛弃了党从成立那一
天起就一直打着的“苏维埃”的大红旗，换上了“新三民主义”的
“杏黄旗”（毛语），不讲“阶级斗争”，否定“苏俄式的无产阶级
专政”，主张中国的四大阶级的“团结”，“实行宪政”，建立四阶
级联合“执政”的“联合政府”等等就是“改宗换旗”的全部内容。
对于那些没有读过《毛泽东选集》“原著”，而一味听从共产党的宣
传的朋友们来说，最好是读一读毛的“原著”，你千万别以为林彪曾
经提倡过“读原著”，你就偏偏不读。正是这个时期的“民主化”才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最后的“胜利”，当然这样的“胜利”
如果用“毛泽东的阴谋”来解释的话，那么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就没
有人可以说清楚了！

“改宗换旗”的运动不是一次简单的政治运动，而且又是一场共产党
的思想运动、文化运动和精神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毛实行了“疏苏
近美”（和苏联疏远同美国亲近）政策，把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共产党
革命的“伟大意义”降低到了不能再低的程度。情况真的如此，毛把
中国共产党人为之“流血奋斗”的革命，解释成为“资产阶级性质的
革命”，从而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在中国进行“资产阶级革
命”而不能够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道理。诸位，关于这一
点，如果你不是从阅读毛的“原著”中知道的，而是听我说的，你一
定会说出《红楼梦》中的“甚荒唐，到头来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话来
的。可是我告诉你，“甚荒唐”的事情的确发生在这个时期，如果说
你认为“文化大革命”也是一个“荒唐的运动”，那么，我岂不是说
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渊源问题”了。

如果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已经把1949年之前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
“革命”判断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那么在毛泽东思想中（它
产生与窑洞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就变成为一个完全的“空缺”
了，这样的“空缺”如果客观上要求毛和中国共产党来“补充”的
话，“文化大革命”的“源头”在我们的考察中就基本上清晰可见
了。如果中国共产党定性为“为无产阶级革命而奋斗的无产阶级的政
党”，那么党内就根本不可能站出来有力量的“文化大革命”反对
派。但是问题就在于，对于“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来说共产党已经
“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与教训，并且把它贴上了“毛泽东思想”的
标签而放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但是在“新形势下”
（“文革”流行语）共产党如果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不就是变成
了“资产阶级的政党了”吗？就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来讲，它要进行的
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样的“革
命”不但要“进行”，而且“一定要进行到底”！就“到底”两个字
来理解“文化大革命”（它的基本的口号是“坚决把无产阶级的文化
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无产阶级进行自己的
革命”——这不就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事情吗？

就上面的要是来看，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观点站不住脚了，被他称之为
“经济上的务实派”也要积极地推进“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真实的情
况，而这些“务实派”的头子刘少奇、周恩来坚决地参与了“文化大
革命”的“设计”的事情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彭真——“文化
大革命”的第一批倒台的共产党高官也是最初的“文化大革命5人领
导小组”的组长。我提出的问题是：这些人“事后”反对“文化大革
命”的行为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落水”而被人们错误地看
成了他们在“事前”也反对“文化大革命”，好象“文化大革命”一
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毛个人的制作，其实，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
误的。所以，就源流的关系看，“文化大革命”只是到了1966年8月5
日（毛的《炮达司令部》的大字报的“出笼”日子）才最后地脱离了
共产党运动变成了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毛泽东个人的运动。

1956年是毛的一次“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只是在收场的那个时间
上，毛在“反击党内外右派分子进攻”的时候，才回到了党的一贯的
立场上来。但是我认为，这一场“预演”在毛的精神和思想上所造成
的冲击和刺激如何评价都不会过分，因此把1956年至1966年看成是
“文化大革命”的“酝酿时期”却没有一点错误。从1956年的失败性
事件中，毛如果思考共产党的社会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可以经受住
“不同意见”或者“反对意见”的冲击的问题，那么，毛的有关“文
化大革命”的思路就不是某些人所形容的那样邪恶和“不正”，相反
这样的思路在一定的意义上包含有民主的因素，把这一点同邓小平认
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端民主化”的运动的观点联系起来，那
么，“文化大革命”与民主“沾边”的事情，就是我所看中的问题，
也是我对这个运动所作的的不同于别人的解释的地方之一。

在经历了1956年的“大鸣大放”和1958年大跃进的两次失败（一次是
政治的，一次是经济的）之后，毛实际上处于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
地，也正是在这样的境地中毛好象才开始了他的有关“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在革命战争
年代受到了压抑的毛的“革命精神”出现了空前的活跃状态中，也就
是在这个状态中，毛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结症。首先毛把共产党革命战
争年代“空缺”了的“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了，如果说1949年以前的“共产党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
命”，那么这一场“革命”导致了“资产阶级政权”的产生就不是毛
的“凭空想象”的，他有着一个逻辑上的和历史上的意义；其次，毛
在1966年把中国共产党实行了“17年”的一党专政的现实判断为“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专政”也绝不是“心血来潮”的结果，因为共产党
如果继续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不进行“有关无产阶级的革
命”，就不可能“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也不可能“最终地
实现共产主义”。就这样的情况我们来审查1966年的毛执意要把一场
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升级”成为一场“无产阶级
的革命运动”，显然是受一种历史的精神支配，有着一个历史的渊
源。

在60年代初的灾难性事件中，中国共产党和苏联“老大哥”共产党分
裂的事件的产生也可能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生产”起到了一
个“摧生”的作用，无论怎么说当中国共产党在把苏联共产党看成是
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党”时，这种看法中所包含的那种因素会
对毛的精神和思想产生出巨大的影响；在这种影响的终端，我们发现
“文化大革命”就一点儿也年奇怪了。一个“老牌的共产党”“变
修、变质”的事情如果意味着任何一个共产党都有可能如此的话，那
么1966年毛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彭真、扬尚昆等等变成了“资产阶
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的情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毛个人的行为可以
解释得了的，实际上这是党的一致的看法，不过是毛把它“拿到党
内”罢了。

在此期间，如果毛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所带来的分化保持着一种“革
命的警觉”的话，那么毛发现发生于苏联和东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
复辟”在中国也已经出现，就不是危言耸听。又如果毛认为这种新近
出现的分化的最大的受益者是党内的那些“既得利益”的当权派，而
不是“人民群众”，那么，毛对这样的现象表示愤怒，就有着一个民
主的意义隐藏于其中了。社会利益的不公正分配现象刺激了毛，促使
毛采取“一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毛语）想法就离“文化大革
命”不远了。60年代伊始，虽然也是接连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但
是，都不过是小打小闹，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于是毛企求一种能够
“彻底揭露我们社会的阴暗面”（毛语）的运动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线
索。现在来看，这个线索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这这
里，我提醒民运朋友们注意：一个允许和鼓励人揭露“社会阴暗面”
的思想和行为应该怎样的评价，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正如我在前几天所写的《论1966年》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毛在1966
年以他个人的方式提出了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文化大革
命”——如果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的话，那么，它是要解决中国
社会的“不民主问题”。所以，我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在已
经“越出”了“不民主问题”的毛的架构而变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场政
治大解放运动时，毛的因素是第一的东西——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
在这里，把“林彪副统帅”（“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林的称呼）所
说的“人的因素第一”的话，变成为“毛的因素第一”符合“文化大
革命”发生的实际。

在毛的看法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中国若还不开展“文化大革
命”，就会走“苏联、东欧”的“老路”，最后被“人民群众”所
“推翻”。诸位，“苏、东波事件”后，你站在今天的观点上分析一
下毛当年的这些寓言，那简直是再妙也不过的了，可以说是正儿八经
的“先知预言”。今天，你终于明白了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前，其所
以要竭力反对和否定毛的上述预言，原因在于毛犯了党的“忌讳”，
在很不“吉利”的事情上说出了共产党的最忌讳的事情。

检讨1949年～2004年这55年这的所有政治事件，1966年的中国共产党
被造反的“革命的人民群众”给一下子打倒是唯一的一桩重大事件。
分析其原因，人民群众具有强大的力量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没有毛
的因素起“酵母作用”，“文化大革命”那一盆伟大的面团也还是发
酵不起来的。所以，共产党倒霉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没有办法对
付要求“个人”解放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第2个
阶段（第1个阶段是1966年2月～1966年5月16日；第二个阶段是1966
年5月16日～8月5日；第3个阶段是1966年8月5日～1969年4月1日。见
我的拙作《对一个伟大运动的回忆与理解》和《六六运动论说》）的
时间内，毛竟然象英国国王一样的“超然”于运动之外，让被他放在
“第一线”上的刘少奇“放手”去搞，自己连北京都不住，到外地度
假去了的现象值得人深思。

可怜的刘少奇只能是按部就班地开展“文化大革命”，把它当成了
“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搞，于是就必然地对“人民
群众”采取了毛以前也曾经实行过的“管、卡、压”，可谁知道，毛
在这个时刻突然地变卦了，把一个本来也是他“创造”的东西当成了
“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一套”来“狠批、猛批”。8月5日，返回北京
后的毛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学习红卫兵的样子写出全世界最有威力
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
作出了这样的定性：“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
同志，却反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
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
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按照当时人们的
理解，都认为毛的这一大字报的发表，把“文化大革命”运动“推到
了一个新阶段”，但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新阶段”，同“老阶
段”的关系是什么，就很少有人过问的了，正是在针对这样的情况，
我提出了我自己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见解。我认为：毛在8月5日的
这一天，对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砍下了一刀，“刀下见
菜”的结果是一个“文化大革命”被“截为”两节：8月5日之前的一
节属于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属于中国人民；如果说这样的两截没有任
何的内在的联系的话，那么毛泽东的名字却是唯一的联系的桥梁，他
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席，又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于是一个完全的
失去了联系的两截子运动，就被一个毛给连成一气了，依我之见，这
就是1966年的毛的价值；这样的一种价值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人也无法
替代的！一个人的价值能够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他的影子就有些象神
的了！

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读上述毛的大字报的内容，那么，别说在30多年
前，就是在今天，它的民主的意义也是不容否定的。在这张大字报
中，毛批判“从中央到地方”的共产党“领导”“在50多天里”，
“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压制不
同意见”的话，仅仅是冲着刘少奇讲的吗？不，是冲着党的！因此，
我在过去的时间中对这张大字报所作的研究中得出了毛“炮打党中
央”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在毛的大字报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
烈的欢迎”之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犯了方向路线性的
错误”的事实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公认”的东西，也正是面对这种东
西，伟大的人民“大造反”运动的浪潮才在“一夜之间”“波及到了
全国各地（台、港、澳）”！在这个意义上没有毛，可能有共产党的
“文化大革命”，但是绝对没有中国人民的政治大解放运动（我叫六
六运动，见《六六运动论说》）。

现在你明白了吗？同样是叫“文化大革命”但是它却是性质迥异的两
个运动，前一个是共产党的“害人的运动”，王友琴博士的“文革受
害者纪念园地”中那些接受香火的在天之灵大都是在这个运动中“殉
难”的；后一个是解放人的运动，是属于哪个时代的“7亿”中国人
民的运动，可是到今天为止，这个运动的意义还一直被淹没在前一个
共产党运动的烂泥潭里。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如果有人反对我的观点，要站了出来质
问我：“毛作为共产党主席对于共产党在运动初期所犯下的方向路线
错误到底负不负责任？应该负多大的责任？”我该怎样回答呢。关于
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原则上毛是难脱干系的，共产党的错误
的一半应该由他来承担，在这个意义上李锐的“文革有罪”的话并非
是空穴来风，但是——你不要认为我是“但书”的作者——话又说会
来了，当广大中国人民受到“专政”和“恐怖”的双重压迫时，毛站
在“人民的一边”，毅然决然地支持人民造反和人民解放时你还要追
究他的责任，我就不知道应该对你说什么了。

1966年8月，毛在对进行中的共产党的“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资产
阶级”的批判之后，他个人身上的共产党的“罪”的成分就面临着一
场“洗礼”（“文化大革命”中这个词非常流行），“洗礼”之后的
毛的身上就开始了“闪闪发光”。在把共产党这样的烂摊子一脚“踢
开”（当时流行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后，毛直接地寄希望
于向“人民群众”，号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行为就给他营造了
一个解放者的形象，至于说这样的形象在一个大解放的时代是怎么样
的获得了人民的认可，那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正在论述的问题是他
发生了180度的转变，在转变中，他由一贯的“统治者”变成了“伟
大”的解放者，“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对反动派造反有理！”
“凡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样的口号全都出于他的口，诸
位你如果是中国人，这样的事件——中国的最高的当权派要“解放”
人民——别说是发生在1966年，就是发生在1989年、1999年，你是反
对还是支持，答案不就明摆着吗？赵紫阳——在“89学生运动”初
期，被大学生们指责为“搞腐败”（当时有顺口溜“总书记的儿子贩
彩电”），“打高尔夫球”，脱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一旦他对
学生运动表示同情（而不象毛那样的公开的支持），运动者对他的态
度也为之一变，北京城竟出现了“国无紫阳，党无指望”的口号，就
在在他被囚禁期间，一次偶尔的外出机会走到了北京市民中间，当时
就有人喊“赵紫阳万岁”的口号（引自2003年2月的《北京之春》
《赵紫阳是中国共产党内民主化的旗帜》一文），从这样的事件中你
就理解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普列汉诺夫式的问题了，当然，
你也就不会就上述的问题来纠缠我了。

毛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
讲是“一个游方僧“，所以在第一篇文章中，我把他看成是一个“不
能归档的人物”。但是，我们中国人，特别是我们中间的一些民运朋
友却习惯于把他看成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人，或者一个“盖棺定论”的
人，这就很不好。在我们许多人的思想上，把“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这样的语言学上的人的分类当成了哲学的、科学的或者事实上的
人物分类，以为世界上的人和事好象都要就位于一定的逻辑分类之
中。依据这样的观点和看法，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在过去的时代中我
们中国社会所发生过的那些巨大变化中的人和事，可是，有谁会否认
我们今天的行为也还是系在了这些未被我们所理解的人和事的末端而
已。

说毛是一个“不能归档的人”的话是指这样的一种事实，即我们中国
还没有建立起可以把毛归纳在其内的挡案。“文化大革命”被许多中
国人视之为一个档案，其实他不过是一堆挡案的材料或者资料而已，
根本不是一个现成的档案。所以，我认为在成功地建立了1966年运动
的档案之后，毛就可以安然的归在其中的了。在前不久我所写的一篇
文章——《毛的幽灵：兼论胡锦涛的招魂和民运的“收藏”》中已经
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把六六运动当成是一个“过时”了的
毛的运动的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如果说这样的看法中包含有一个明显
的反对毛的企图的话，那么，这样的看法事实是上了毛的当，因为毛
对问题的看法就是这样的，他一直把1966年的运动当成他自己的一项
政治的“私产”。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那么我问为1966年的人民造
反运动第一个建立档案的人是谁，你说得出来吗？就是毛！1969年4
月1日，他把已经失败了的但还没有完全地最后的失败的人民政治大
解放运动作为“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的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第9次代
表大会上定义成为他个人的运动的时候，就已经从事了这方面的工
作，以后的许多的政治误会也都由此而产生，反对他的人，也就当然
要反对“文化大革命”，在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行为中，人民政治
大解放运动也就被包括在内了。

就权利意义来讲，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毛的革命，似乎也说得过
去，但是如果在权利的同一个水平线上人民也要求同样的权利，那么
就没有理由要拒绝人民的要求。站在民主的观点上，人民要求对于自
己以“极大热情”参与了的“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的“所有权”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人民如何同毛在权利上平
分秋色的问题了。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是错误的，那就是他在把一
个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运动放到了“复辟”后的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去定
义的时候，就完全违背了事情的真相。

如果说在1969年4月1日以前，因为人民打倒了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砸
烂了共产党各级机构而获得了解放，那么在这一天之后，共产党结构
的恢复和共产党当权派的“复辟”就已经使人民的运动陷入了失败的
境地，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中国社会才开辟了我所说的“第二战
场”，在这个战场上开始了人民不自觉的、潜意识地同毛的斗争，只
到1976年5月4日这一天，当人民在喊出了“打倒现代的秦始皇”的口
号之后，“第二战场”斗争的民主内容才变成了人民认识中的一个明
确的东西了。

毛在那个时候的变化其所以没有引起人民当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他的
行为其所以瞒过了几乎可以说是所有人的眼目，就在于运动已经把他
造成了“神”，正因为是“神”，所以人民不能够运用看待一般人的
眼光去看待他，这样在他把人民的运动解释成为他自己的运动，又把
他自己的运动放到了共产党运动中去的那种行为在中国就找不到一个
有力量的反对者。运动在“打倒”了共产党之后已经运行在人民自己
的水平线上的事情没有被人民给出意义，所以当人民在对自己的运动
做出了一个毛主义的理解的时候，人民的运动受到毛的“戏耍”就成
为一个不可逃避的事情了。于此相应的是1966年的人民运动是一个民
主的自由的运动，这样性质的运动把人民分成了两大派的情形是由运
动的内在性质决定的，所以，当人民都不具备现成的民主、自由知识
和思想时，两大派都要求毛的支持就变成了一个十分自然的事情，此
刻的毛，并没有表示出偏向哪一派的迹象，他用“两派都是革命的”
说法真的把“一碗水给端平”了。可见，毛在“消解”人民运动的时
候又采取了一个因势利导的方法，于是，他运用取消运动的方式，以
求“两大派”的最后的“团结”就使自己好象立足于一个道德的高
度。

用民主的眼光来看，每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在自己的自由选
择中立足于一个特定的派性组织之中，这是没有任何问题也不会发生
任何问题的，但是在1966年之后的中国，当这个民主的问题没有得到
民主理论的解释和说明时，毛用传统的道德模式去说明它时，也不会
遇到强而有力的反对。在毛的解释中，人坚持自己的派性问题，就变
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缺点，于是运动中的那个“无产阶级派性”在毛的
解释中一下子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派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
的斗争，就导致出了运动的“消解”。

值得说明的是如果毛在1969年4月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的”说法若不是遇到了林彪“叛变”所带来的毁灭性的后果，那么他
的真面目就没有人能够看破，也是在修正林彪叛变之后的“文化大革
命的理论”时，毛才遇到了真正的麻烦，直到毛的死的那一刻，都没
有从这样的麻烦中解脱出来。那么毛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麻烦呢？这
就是当毛在林彪事件之后，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开始流失
了，但是他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了他的价值的最后的立足点时，
就免不了要谈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了，于是相应的是他个人也没
有宣布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了，直到他死亡的那一
刻，他都没有做出这样的明示，于是“文化大革命”就这样的没完没
了的拖了下去，所以他死亡后的快一年的时间，即1977年8月中旬，
才由华国锋宣布正式“结束”。这就给人形成了如下的印象，毛留下
了一个“文化大革命”的“难摊子”。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到了毛把“文化大革命”当成了在延安窑
洞时代“空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来进行的事情，那么，我们在
这样的事情中就可以发现，毛在从事“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的时候
所获得了英雄的地位是没有人否认的，李锐的“革命有功”的话也是
对的，但是，在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阶段”的时候，事情就显得格
外的复杂了，这不光是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力量和革命的方式方法都
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而是这样的革命也没有一个可以被看成是样板的
革命存在于前，所以毛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当成为世界上唯一的
一例“无产阶级革命”的确是毛作出一种“创造”，无论怎么说，当
毛认为已经建立了的共产党政权和共产党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一
样的存在着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的话，他已经说出了一个
民主的意义，只是当这样的意义没有接受民主理论的解读时，就必然
会形成意义之流失。流失的最后结果是，要求民主的人民不接受它，
而坚持共产党专政的人也反对它。这就是我说的“文化大革命”既光
荣了毛也苦了毛的意思。

到毛死亡的前1年，当他十分清楚的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他身
后继承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精神”时，只好把希望又一
次的寄于人民，明确指示，把他有关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全国
广泛宣传，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就为这个，1975年的中国开展
了一个“都知道”的教育。但是就在这一年，当共产党内的“翻案
风”已经表现出不可压制的势头，人民中间对毛的“文化大革命”的
意义也表现出了空前的怀疑和冷淡时，毛对他的“文化大革命”的失
望表现得很明显。所以，当他在看到了邓小平对他所作的“永不翻
案”的保证后，说：“不翻案，靠不住！”

所以，我可以用肯定的口气说毛是在一片极度失望的情况下离开了人
世的。就在他死前的几个月，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吉林降了陨石雨，
古今中外的大人物谢世时所出现的自然感应现象也偶然的或者巧合的
发生在这时，从此之后，中国社会留下了一个十分复杂和非常微妙的
“毛泽东问题”，在下一篇文章中，我试图说一说它。
（2004.12.17）

如果我们想用漫画的方式来表现毛的价值，那么请不要由此而画出公
牛闯进了瓷器店或者野猪钻进了葡萄圆的卡通片，也不要画出象20世
纪50年代中国出版的那精美绝伦的《西游记》连环画中的“孙悟空大
闹天宫”的场面，这两类不同性质的图画都不能够正确、准确地表现
毛的价值，因为，你不能够把1966年以前的社会看成有价值的东西就
和你不能够把毛造反同孙悟空的造反相提并论一样，所以，最好的做
法是在以上两类表现方式中去寻找中间点，但是，话虽然这样说，要
作起这样的工作却并不轻松，因为这些所谓的中间点是可以无限分割
的，你又不知道哪一点最适合表现毛的价值。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问
题，所以我才在20年前建立了“毛泽东问题”（有时候也称“毛问
题”）的“收藏夹”，但是，在中国因没有出版自由而破坏了被伟大
的密尔顿称之为“上帝眼睛中的瞳热仁”的社会中，我的“毛问题收
藏夹”从来就没有对公众打开过，所以时隔20年之久，我在打开他
时，就难免会闻出发霉的气味……。

上一个世纪80年代中叶，我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任政治教员，那时
在我的身边形成了一个以讨论政治、文学和哲学问题为主的被我的一
位朋友称之为“营房沙龙”的小圈子。小圈子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最多的还是毛的问题。也许正因为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这样的
谈论根本就谈不出一个结果来，所以，我们大家就叫它“毛问题”。
久而久之，这样的叫法就被大家所接受，变成我们谈话当中的一个主
要的资信了。在而后的时间中，虽然我们之间谁没有说清楚“毛问
题”到底都意味着什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但是有一点却是非常明
确的，那就是：毛是一个“有问题”的人，“盖”了“棺”都不能
“定论”，在写作《风言浪语录》的书稿时，我就本着这样的思路思
考问题，并对我们那个小圈子是怎样谈论“毛问题”的他作了一种
“实录其事”（《红楼梦》语）的记载。

舍过毛，对于什么是“问题”——如果要想形成一个有价值的理解的
话，那么，卡夫卡在《审判》小说里的一句话是否可以对我们形成帮
助——读者们可以三思而后定，这句话是“对同一件事的正确理解和
误解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如果把毛作过的事情当成总的“一件事
情”来看，那么理解毛时，一个“正确”的看法是不是一定要排斥
“错误”的看法，就变成了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把毛放在了“六六档案中去观察”，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
从来如此的一位“暴君”，或者把他看成是一个和斯大林式的“枪
决”同伙和“枪杀”人民的“刽子手”，那么就根本不存在“毛泽东
问题”。因此，我们只要是把毛的“问题”放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
特定背景中去观察，特别是注意观察他同那个时候的人民群众的关系
和情感，那么，我们就不会把他当成为一个完全的“反面人物”，但
是，这样的情形又意味着我们不能够把他象林肯、甘地、孙中山这些
人物一样地放在“历史上的正面人物”的系列中去分析，所以就必然
会造成了毛“归档”方面的困难。

毛是一个彻底的真正的革命家，他革命的确“革”到了“老家”去
了，可以说是“戴着革命的脑袋”见了马克思，但是，在他死后不
久，中国共产党的一纸《决议》却几乎是完全地“否定”了他的“革
命性”，实际上把他作为“一场社会大动乱”的制造者写进了《决
议》。《决议》出笼后，在社会上虽然也引起了不小的反映，但是并
没有引起轩然大波，人民对《决议》保持了沉默或者是默许，如果这
样的事情发生在10年前，中国社会是个什么样子，就没有人可以想象
了。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共产党和人民就理解了毛，恰恰是在
毛的“错误”出现的那个时间内，才出现了“毛问题”。

“毛问题”是难理解的，深的不说，就从表面上看，也是充满了矛盾
（一位陕西省农村的“测字先生”告诉我，这个“矛盾”与毛泽东性
“毛”有关）：他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家，但是，他在战场上不是
象华盛顿那样的喊着“孩子们啊，抓狐狸”的口号带头冲锋陷阵，也
不象拿破伦一样的骑在马上用马鞭直接地指挥部队作战，也不象刘伯
成那样把战争的文章作得如同花朵一样的漂亮，也不象林彪那样横扫
千军如卷席，也不象朱德那样的因长着老祖父式的脸为战士们所喜
爱，他只是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才象《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一样的摇
一摇“羽毛扇”，就这样，他摇出了一场胜利。他虽然是一个国家的
首脑，可是，他除了50年代去过莫斯科外，从来就没有访问过外国，
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坐在他那间高高在上的书房频频
地接见外国的元首，不用说当他在1972年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握”了
具有“世界意义”的“手”之后，他没有对美国作出回访的事情，连
美国人也认为是正常的。他虽然是一个政治家，但是他一生又热衷于
哲学和历史，并且又是一个蹩脚的书法家、半路红学家和古典诗人，
除了在战争年代所写的那些半政治、半军事的文章外，没有写出可供
后人阅读的政治作品。他自己虽然叫别人要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
斗”，但他自己却“后宫八百，佳丽三千”（彭得怀语），纵欲无
度；他虽然被认为是一个大思想家，但是，人类思想史上的那许多优
秀的作品他就没有接触，其中的许多他不熟悉，可以说是一个“想当
然”式的思想家。他作为中共的首脑，没有周恩来的才华，没有刘少
奇的能力，没有林彪的智慧，没有朱德的德行，没有陈云的经济，也
没有邓小平的实在，但是他却有本事把所有的这些人压在了他的身
下，叫他们服服帖帖地充当他的“战士”……以至于在我当红卫兵的
时候真的以为林和周同我们一样，是一个级别上的毛的“战士”。他
是一个“整人的专家”，你说他不残酷，刘少奇死时赤身裸体、贺龙
是被饿死的，你说他残酷，邓小平、杨尚昆、陈云、彭真等人只因批
判外受到了精神上的伤害外，没有受多少皮肉上的损伤，其中许多的
人可以说是毫发未损……；就教育而言，他虽然不是一个杰出的人民
的教育家，但是人民受到他的教育的程度之广泛和水平之高却是迄今
为止的所有一位中国的教育家所不能够望其项背的。所以，就这样的
情况而言，可以说由毛泽东这个名字所提起的东西都只是一些“问
题”，解读这些“问题”，好象又可以构成为中国人的一种任务或者
义务。

问题又在于许多的中国人不这样认为，他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过
时”的人物，或者认为它是一堆政治垃圾而欲弃之不顾。因此而引出
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人们的每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毛泽东问题”往往
会以人们所料想不到的方式出现在，以至于使人们措手不及。譬如
1989年，谁也不希望中国出现一个“毛泽东问题”，不只是邓小平、
杨尚昆、赵紫阳不希望，大学生们也不希望，某些市民和农民也不希
望，但是，有谁能够否定就在这样的时刻“毛泽东问题”又以价值或
者非价值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呢？如果在1989年学生运动发生的当儿，
所有的具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以及所有的没有丧尽天良的人都认为
正在绝食的大学生们是“革命的”“爱国的”，那么毛在23年前对学
生运动的“革命”式的判断和“热烈的支持”的事情不就是构成了一
种传统价值吗？依据这样的传统价值，全国的人民都支持学生们上街
游行的情形，连警察在内都维持秩序——这又当怎么解释呢？可见，
当这样的价值或者传统还裹在“毛泽东问题”里边的时候，它不能够
脱颖而出的情形就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了。

在前两篇文章中，我已经说到了毛的“先知性”的问题，把他在“文
化大革命”前所宣布的苏联、东欧的共产主义失败的言论看成是“先
知言论”，把它在死前所说的“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邓小平
“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倒退”的话，也看成是“先知
的言论”，把他所说的“中国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人民群众”
“会受二遍罪，吃二茬苦”的话也加以同样的看待，从而得出了毛是
中国现代社会的一位“政治先知“的结论。但是，从这样的意思中你
如果去体会毛在生前批评江青时所说的“我已经是80多岁的人了，我
死后看你咋办”的话的意思，毛对其夫人的悲惨结局似乎也有了一个
准确的“预言”；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毛对“后面的事”的预见方面的
“英明”误认为他在人事方面和政治问题上的“英明”（1976年中国
社会就有这样的说法：“毛主席，真英明，选了接班人华国
锋！”），那就会犯错误。

我的观点恰恰是要说明毛这位现代的“先知”同历史上那许多的古代
先知们一样，除了说神的话语可以表现出神的水平以外，在普通的事
务上却是非常糊涂的，历史上的那些宗教的先知们在神的灵感消失之
后，其精神变得平平常常的现象在历史书和宗教书上到处可见，毛也
是这样。在普通事务上毛已经糊涂到如此的地步：连共产党的运动、
他个人的运动和人民的运动都分辨不清楚，以至于常常把这样三样不
同性质的运动当成了一回事来看待。在《炮打司令部》的那个时刻
中，他把共产党各级组织同刘、邓捆绑在一起用“炮”来打的行为表
明了他已经在政治上丧失了判断事物的能力，也恰恰正是这一判断能
力的丧失，他把一个人民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当成了“无产阶级革命运
动”来看待的行为就造成了他下意识地与共产党政治脱节的现象，于
是，他完全站在了一个宗教的立场上并且使自己朝着宗教人物转变的
事情就完全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可是，在1966年的那个疯狂的年代
中，这样的事情恰恰又投合了人民反对共产党的需要。庶几，毛的政
治上的无知却在朝向宗教的方面转化的过程中变化成为一种新动力。
说到这里，我已经涉及到“毛泽东问题”的神秘性的一个方面了。就
是说对毛的一个特定的行为你如果加以分析，闹不好你会发现你自己
陷在了“二律背反”之中而不能自拔。在某些情况下，这个问题应该
是这样看才是对的，可是，在更多的场合中，你只有站在它的对立面
看好象才对。具体地说在我上面的问题中，你如果从政治上看出了毛
的错误，那么你没有在宗教问题的层面上发现它恰恰是价值之所在，
你就谈不上解读“毛泽东问题”。

在《论1966年》的文章中，我指出1966年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三元化的
现象：一元是共产党，一元是毛泽东，一元是人民。但是这个三元化
的现象中毛却并没有发现，他还是陷在了自己的一元化的老世界观
里，只不过他原来的政治的世界观变化成为宗教的世界观而已。正因
为如此，1966年中国社会上巨大事变的价值逃离了毛认识事物的方式
就十分的自然。所以，无论是在事中或者事后，毛想要抓住价值是很
不容易的。有了这样的看法之后，即是毛“生产”了1966年的运动，
但是六六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了他个人的一场运动就成为一个颠扑
不破的真理。单就“生产”的意义讲，1966年是一个“生产的年
份”，这一年，共产党要“生产”，毛泽东要“生产”，学生们要
“生产”，人民也要“生产”，老天爷没有办法，索性说：“生吧，
生吧！你们都生吧”，于是，共产党“生”了“2月提纲”、“5、16
通知”，毛“生”了《炮打司令部》，学生们“生”了“红卫兵组
织”，人民“生”了“造反司令部”和“造反兵团”！

其实，事情的真相是：在毛的权威干涉下，1966年的共产党的一家的
“计划生育”被“打乱”了，出现了毛个人、学生们和人民群众的
“无计划生育”的现象，如果要说1966年“乱”，那就是“乱”在了
这里。关于这一点，毛认为这不是“动乱”，对于那些把这看成是
“动乱”（其实，任何一位对中国现代历史稍有研究的人都会发现
1989年的邓小平对人民运动的“反革命动乱”式的判断，最早地出现
在1956年和1966年）的人发出了严厉的批评：“我看是锻炼了人民，
乱了敌人”。毛这样的判断的民主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
在重复，所以，这里主要是批评他的判断在政治上的糊涂。就糊涂着
眼，毛连明智都谈不上，何言“英明”？问题却又出在了这里，在
“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认为毛已经“英明”到了“神”的程
度。可见，在毛这里，无知和英明事实上存在于同一个人的同一时间
内所作的同一件事情上面了。无论怎么说，毛把一个“人民群众”反
对地方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当权派的运动判断为“革命”的行为已经
脱离了他个人的“动机”而完全地变成了这时候的中国社会的一项公
共的政治资源了，正是藉着这样的资源，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
才最后地被开发出来了！所以一个在理论上完全没有价值的人，在这
里却变成了中国社会上的特定时代的价值的最大担当者——这就是毛
——一个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评论他的毛！

就他的那个已经失败了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来看，中国今天的许多
事情的价值与之有关系的情形也给了我以强烈的印象。就拿我们批判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事件来说吧，我们的批判水平远远没有达到毛的那
个程度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的确，毛在批评和批判共产党的理
论中，提出了“党内的资产阶级”的“论断”这样的论断虽然谈不上
科学，但是却有着事实方面的巨大价值。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如毛，我
们没有拿出自己的思考成果，也没有运用自己的独特的方法，亦没有
形成自己的语式——应该是事实吧。我们对共产党内的腐化现象的分
析和批判还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把它同毛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为此
而“敲响了警钟”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也没有把1966年人民以政治造
反的方式“自下而上”地打倒了共产党的那种经验总结出来，亦没有
寻找出那个运动失败的真正的原因，而这一切都同我们不能够独立自
主地看待毛有关。所以我有理由这样说，在毛没有认识清楚的那些问
题上，我们依然是一知半解或稀里糊涂。

我的这篇文章虽然是在韩国写的，但是，我面对的是中国的读者，所
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你把自己的思想放开一些，思考一下我们中
国所说的诸如牛头马面之类的故事会有何感想，我就不得而知了？我
记得我小的时候，在一个寺庙的壁画上最早发现了牛头马面这样的
画，当时我就问奶奶：“人的身上怎么长出了牛的头和马的面目
呢？”记得奶奶好象说“那时画上画的，不是真实的东西。”以后我
才明白了这样的东西就叫“创作”，同古埃及的狮身人面相一样，创
作同出一源，都是一类货色，都可以简单的归纳在“幻想的东西”的
范围之类，但是在20世纪，当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师说“幻想
也是一种真实”时，情况就为之一变。这句话的意义如果被正确理解
的话，那么，就牛头马面这样的纯粹属于“幻想的东西”也许揭示出
了这样的一种真理：人这样的东西，有时候也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构
成的，在极端的意义上说，人的成分中有牛、马或者狮子之类的成
分，就不失为错误，一个被我们现代的人称之为“社会生物学”的东
西，在40多年前已经登上了科学的殿堂的事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由这
样的思考，如果可以把我们可以引导到我正在议论的问题上来，那么
构成毛的那些因素和成分我们即使视它具有动物学或者生物学意义也
不为之过分。这样，我们在理解“毛问题”时，就可以真正地作到毛
生前所说的“解放思想”。

实际上说到底，毛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也不外是由天使和魔鬼这样
的不同的两种成分构成的，因此我们在把他其中的一种成分单独地抽
了出来，作为他的全部性质之总和的时候，我们就犯了认识论上的错
误。在过去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66年的运动中，我们只看到了他天
使的一面，把他弄成了中国式的活佛加上帝；他死了以后，我们又只
看到了他魔鬼的一面，认识他是撒旦加中国式的牛头马面。可见，在
认识毛的问题上——这是我们中国人政治水平的一种可见性的标志
——我们的“水平”才属于真正的处在了“初级阶段”。因此，我认
为解读“毛问题”不只是关乎对毛个人的评价，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
上，它关乎着我们中国人的自我批评和自我评价。

如果我们仅仅是谈论政治上的毛，那么目前民运刊物和民主网站上的
许多文章，可以算是代表，其批评和批判的锋芒也不是不锋利，依据
这样的批评和批判，对于政治上的毛，人们要求他承担中国专政、专
制的总责任好象没有什么错误。事实上，这个专政和专制的体系到今
天已经是传到第4代人了，因此，在批判这样的制度时采用我们中国
人常常用的刨根剜底的方法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这样的方式和方法若
还脱离了中国人民所生活着的现实，我看就没有多少价值可以表现
了。比如许多人都认为“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的事件是毛最主要的一
个错误，但是批评这个错误之于我们普通中国人和民主派来说又有什
么价值呢？你能够发动文化大革命吗？显然不能！所以你批判这样的
错误又有什么价值呢？正如我在今年4月份在中国民主正义党网站上
发表的《论恐惧毛、非毛和出毛》的文章中所说的一样，你发动不了
文化大革命不是因为你没有如江青这样的夫人，也不是说你没有如林
彪这样的战友，没有如周恩来这样的胁从，而是说那个时代和历史上
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一样地一去而不复返了！所以就这样的历史而言，
“发动”的“错误”“干卿何事呢？”尽管是这样，我还是想提醒我
们大家：当中国社会现在已经陷入了共产党腐败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
时，人们就不能不跺脚而呼：“现在正需要一场文化大革命！”现
在，如果中国有可能搞一次“中国现在要不要展开一场文化大革命的
运动”的问卷，我想可能有95～98%的人回答是“要！”

如果我们中国的民主派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毛的一种政治错误，那
么，在1989年的5月学生运动中，你的看法就同镇压运动的“刽子
手”们的看法相一致，这些人其所以要大开杀戒，口实就是要防止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在中国的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从张良的
《6、4真相》一书中摘录如下的话以证明我的论点，你不会反对吧。
“4月20日晚，彭真（“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倒台的共产党高官，
他对“文化大革命”有切肤之痛，因此也十分敏感，就是非常自然的
事情——作者注）打电话对陈希同说：‘这几天北京这么乱，要防止
出现第二个文化大革命。’”同日，“王震打电话给邓小平：‘小平
同志啊，这些学生要造反啦！’”。谁都知道王震这个地道的“屠
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北京造反派的重炮轰击——“打倒大
军阀王震！”“打倒刽子手王震！”的巨幅标语在北京才消失了几天
啊——这样的事他能够忘记吗？所以他在学生们静坐、绝食、组织
“高自联”、游行、写大字报的行为中看出了第二次“造反”，那的
确是“贼的眼睛最亮”。“4月26日，何东昌在教委会议上说：‘要
记取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决不能够让他们把娃娃们鼓动起
来’”。好了，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大官们有的时候往往把“文化大革
命”叫“毛泽东鼓动娃娃们造反的运动”。谁也都知道，在他们这些
“大老爷”们的心目中，“娃娃们”这个词在代表着不懂事的意义。

以上的人物们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看成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事
情不是“定性”的东西，“定性”的东西出于邓小平5月17日，在共
产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
平对10亿人的中国不能“出现文化大革命”的事件作了一个肯定的说
明：“如果我们现在10亿人搞多党制，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
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用枪炮，用拳头、木棍也可以打
得很凶”。注意在邓小平上述的话中，我发现了他把1966年出现于人
民中间的派性斗争和“多党制”联系起来了，于是，反对“多党制”
的行为就同“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同一了。他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文
化大革命”的反对者却在“文化大革命”中看见了我们许多民运人士
也没有看见的“多党制”问题，并且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同它联系起
来，因此，他虽然是“6．4”镇压的元凶，但是，他的看法如果可以
使我们把1966年的运动和1989年的运动用“多党制”这样的线索贯穿
起来，那么，我们即使在屠刀下倒了下去，也不会落得今天一败涂地
的下场。问题在于邓小平已经发现了的东西，我们民运人士还在“否
定”，还用“动乱”的眼光去看它。

事实上也是这样，我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里，从我们
学校、我们生产大队和我们县上所发生的两大派斗争中发现了多党制
的萌芽和起源，并且对它做出了我自己的解释，没有想到在我的书稿
写成的3年后，邓小平在反对“第二个文化大革命”的言论中竟然也
承认了这样的问题。在这篇论毛的文章中，我当然不可能对这个问题
展开议论，我只是说当中国有民主思想和民主意识的人要想在中国实
行“多党制”时，你就不应该忘记在“毛问题”中它已经被一个表面
上的“毛泽东外衣”给包裹住了！所以，我的看法是这样，你即就是
把毛看成是一个政治上的牛头马面，那么，他也有着一个人的身子的
事情你是不能够否认的，而那身子和你的身子比较起来一点儿也不缺
少什么。

上面的议论如果说出了如下的一种事情，那么，我的论证就可以被认
为是成功的：毛的政治行为尽管是我们应该反对而一点都不能够原谅
的，但是他那种行为所曾经附带的那种精神——对不公正的制度和脱
离人民的政治当权派人物造反——却是我们中国3、400年以来最最宝
贵的东西，无论怎么说，我们中国人若是丧失了它，那么即使明天我
们中国实现了民主制度，这样的制度在丧失了造反精神的我们和我们
的子孙的手中也是难以保持的！

如果造反精神在毛的时代同“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愚公
移山、”“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等等精神事实上被协
调在一起的话，那么我们在中国寻找“民主精神”而“否定”它的价
值，我们能够寻找到什么就不得而知了。如果我们具有基本的精神方
面的修养，那么，我们思考精神这样的东西在它的高级水平上往往同
那些可怕的“魔鬼”性质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问题，就不会象那些完
全缺乏精神训练的人那么的心底单纯和心境之简单了。伟大的使徒保
罗曾经说过的下述的话，值得我们永远的思考：“我真是苦啊！……
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于我同在。因为按着
我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
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的犯罪的律”（《罗马书》
7章21～24节）。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进入到了精神的领域，那么，我们就不能够
怕魔鬼，况且毛还不是一个魔鬼。毛是一个精神上的元素，这个元素
只要我们能够采取价值的方式和方法去提取它，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是
精神上自由的人。如果你把毛的元素当成了妖魔鬼怪，那么你就永远
可能处在它的恐惧的包围之中，你就不得自由！你如果认为和世界的
其它的价值一样，“毛问题”在解读后也是一种可以收藏的东西，那
么你就会在精神和思想方面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之中。总而言之，
我们若对政治上的毛和精神上的毛有一个大体上的了解，那么，解读
“毛问题”，剥离和处理毛的价值，就不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我还是回到第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美国学者特里尔的书中所写的关于
毛的脸部形象的“知识分子说”和“农民说”的问题上来，但是，为
了详细其间，我又加了个“知识青年说”。在这一论中，我就无妨讨
论一下这些互相分别的毛的不同的形象，看一下我们要认识的毛的更
复杂更深刻的一面。

如果我们对毛要有一个确切的认识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他是一
位知识分子，但是他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而可以说是20世纪
特有的“革命知识分子”，这样的知识分子没有在当时的传统的“知
识分子的圈子”中生活过，所以身上也没有染上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
一贯的习气和一般的习性。如果说在他生活的那个“大动乱时代”，
中国知识分子们被看成是一些典型的“腐儒”的话，那么象他这样的
上了“绿林大学”（毛语）的知识分子就可以单列为一类了。到战争
结束之后，当他在对中国的问题进行“主观愿意”上的马克思主义的
思考时，19世纪产生了马克思的那个西方知识分子的问题就被他接了
过来。因此，我在说到他的时候虽然不把他同马克思相提并论，但
是，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浓厚的知识分子的话题，把毛引上了行而上学
的道路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所以到“文化大革命”前后，他已经
是一个从事精神和思想问题研究的知识分子了。

中国现在，“毛问题”研究有一点是半“开放”的，所以就出现了这
样的一种情况，研究者们中间竟有人提出了“毛为什么仇视知识分子
的问题”；在这样的研究中，有人作出了毛在北京大学居住其间因为
受到了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许多知识分子的小瞧而对他们怀恨在
心，从而一朝权在手就实行报复，当然，我认为这样的解释也可以构
成一家之言，只是，我想，对于毛这个如此复杂和影响如此之大的人
物的作为做如此这样简单的解释，显然也不是个最佳的方法，毛和知
识分子关系紧张一般来说要由他来负主要责任，另一方面也有着制度
的原因，这样的制度一旦完成了对真理的宣布工作之后，就一劳永逸
地拒绝了一切的真理，所以是制度性的东西造成了他同中国知识分子
们的紧张关系，再加上他个人性格和心理上的许多因素，就难免会产
生了人性中的那个常见的一边倒的倾向，就是我在接下来的议论中所
说的“倒向”“贫下中农”的问题。因此，我们在把毛看成为一个知
识分子时，一定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正因为如
此，象李大钊、陈独秀这样的知识分子就一般被人们归类在“学院派
知识分子”的那一边了。在这里，知识并不构成一种独立的价值，它
必须或者必然的要变成为“革命”的一种工具，就象普通的革命士兵
手中所拿的枪一样。把知识当“枪”使——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
子的命运，对于那些不甘接受这样的命运的知识分子来讲，“时代”
就让他们坐“冷板凳”，马寅初、梁淑冥就是坐在了“冷板凳”上的
代表人物，相反，象郭沫若这样的被“革命”牵着鼻子走的人变成了
毛的“大红人”就不足为奇。

对于那些非毛、反毛的人物来说，他们一心要把毛从知识分子的行列
中踢了出去的行为我也不表示反对，如果这样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
说得过去的话，那么，把被踢出后的毛放到知识青年当中去研究恐怕
反对的人不多吧。在我前不久写的《民运与愤青》的文章中已经说到
了毛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知识青年的代表的问题，并且指出他
在那个时期以任何人也不能够比拟的方式“抓住了”知识青年问题，
并把它维系在毛泽东思想的意义上面。如果把这一切同毛一生喜欢读
《红楼梦》的事情相联系起来看，半个红学家的毛同中国知识青年结
下了不解之缘的情况的确不是一种巧合。无论怎么说，毛的知识程度
可以接受“知识青年”的解读就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了。也许事
情的奥妙就发生在这里，反正毛不是马克思式的知识分子的人物倒决
定了他同中国知识青年的水平有着一个天然意义上的接近。

我以为中国革命不同于西方革命的地方有一点值得强调，那就是在我
们中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在没有最后形成气候和势力，所以出现
了这两个阶级在革命中的“缺位”，恰恰是由于这种“缺位”使得中
国人依照西方的方式所进行的“革命”大大地“走样”了，也就是说
照着“葫芦”却没有画出“瓢”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对于理解如毛
泽东这样的“大革命家”是有极大的帮助的。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中
国革命的情况就演变成为两类人的组合，一类是以极少数革命的知识
分子为一方的革命领导层；另一类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者的基
本队伍，而在这两部分人中间，知识青年们便起了“桥梁”的作用。
但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把“桥梁”理解成为“中间的力量”，那就是
一个错误。“桥梁”仅仅是“桥梁”它不是可以造成“革命稳定性”
的“中间力量”就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无制约、无约束的道路。就这个
意思去理解“毛泽东道路”其所以能够在中国走通，主要的原因是毛
泽东有意或者无意地全力以赴地修建“革命的桥梁”，如果说这样的
工作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胜利”的话，（见中国公开发表的毛和
斯诺的谈话，谈话中毛对共产党革命能否胜利也曾经表示怀疑），那
么对这样的事情的回忆或嚼味就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思路，用王
震的话讲，“文化大革命”是“娃娃们造反”的话，那么毛的“革命
桥梁”的组成部分在1966年把中国的“少年人”也包括进去了就是一
个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个最有意义的现象是广
大的青少年在校学生们同社会上的共产党当权派就毛泽东为谁所有展
开了争夺性质的斗争；在斗争中，毛表态自己站在“革命学生们一
边”的行为又无意的惹起了一场革命。这样的革命如果不是“窑洞时
代”的“知识青年革命”所能够解释得了的话，那么毛对它做出了
“无产阶级”的解释就表明了革命的进步，也正是在这种所谓的“进
步”中我们才有可能发现1966年的民主、自由运动。运动初期，一伙
青少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革
命派”的身份之认定又无意间奠定了运动的民主的基础。就依着这样
的基础，工人、农民、机关的干部以及事业单位中的员工，纷纷对自
己的身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便造成了1966年的“革命洪
流”！所以就这样的现象来分析，1966年的“革命洪流”的发源同毛
的“雨露滋润”是有因果关系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对毛作了以上的说明后，我们如果以为毛就是知识青年中的人或者
知识分子中的人，那么我们就没有全面的理解毛，事实上毛还是一个
人民群众中的人，用毛的时代的流行语来说，他也是“贫下中农”中
的人；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就解释不了毛之为神的现象。在毛最
走红的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普通的工人、市民和农民，把毛当成了真
正的神来敬仰，宗教化浪潮的最高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和人群中间形
成的。不了解这样的情况，我们如果凭自己的想象来构造和理解民主
运动的话，我们肯定不会发现1966年事件中的民主的因素和自由的价
值，但是恰恰正是这些价值才是1966年价值的底实。我的看法是这
样，如果这些部分同毛的联系是一种正常的政治关系，那就不会存在
“毛泽东问题”，这里其所以出现了“问题”，也正在于毛同这种有
价值的事物的关系和联系是“宗教”的而非“政治”的，所以，我们
在舍去了宗教式的解释问题的架构之外，就很难抓住它。如果我们在
这样的问题上还停留在18世纪法国某些唯物论的观点上，认为宗教是
傻子遇见了疯子时的产物，那么就解释不了“毛泽东现象”和“毛泽
东问题”。

著名的神学家饶申布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般地说来，伟大人物
不过是把人民当鱼虾看待”。乍一看，这句话的确不错，但是这样的
话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的到处套用，就不见得有价值，因为在
人类的历史上，有极少数的“伟大人物”同人民的关系的确不是普通
的人际关系所可以解释的，其间的确存在着一种“非人”性质亲密或
亲切。也就是说在某些历史时间中，有个别的人物在活着的时候却象
神一样地“住”在了群众的“心”里——1966年的毛就是这样的人。
事后我们解释这种现象，即就是“揪出”林彪、江青、周恩来这样的
人，认为他们在造毛为神的活动中起了助纣为虐的作用，也是于事无
补的。任何的一个造神运动要能够成功，其中总有一些的类似于宗教
的因素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往往又活跃在一个人民“上进”的时期，
所以这样的现象那就应该特别的引起我们注意。我所论述的毛恰恰就
在这样的事情上启发了那个时代的人民群众的觉悟，使中国人民真正
地享受到了一种上进的精神生活。“精神食粮”——这个从基督教的
“灵粮”的词中演化过来的语言在那个时代其所以非常流行，就完全
地明白了一种时代的需求，这对于我们这个从“社会大动乱”（1919
～1949年）中走了出来也不过才有“17年”时间的民族来说就不失为
一个价值的东西。

上述的意思若被正确理解的话，那么，我说“贫下中农的毛”的话，
最明白的意思就是说毛是“阶段性”上的人民中间的人，因为谁都知
道贫下中农是一个阶段性的人民的称呼，所以与这一称呼相一致的
是，毛也是“阶段性”上的和人民一致的人。弄清楚了这样的意思，
我们在中国人民而后的反对毛的行为中就会看出一种历史的意义来
的。在这里，如果象许多的非毛的人所理解的一样，毛根本就没有同
人民群众发生有价值的联系，那么，我这样的论述就纯粹多余。事实
上不是这样，当中国人民在走上了民主的道路亟需要一部自己的历
史，而这部历史同时包含着人民今天的行为又亟需要的精神的时候，
我提出毛的问题，就值得大家深思；要不然，我叙述中的人民史到今
天为止还没有从“毛泽东问题”中走了出来（这样的行为我叫“出
毛”），那么你抱怨“工人游行总是抬毛泽东像”，“农民反对腐败
总是打着贫下中农的旗号”，你到底凭什么搞民主，搞什么样的民主
——我就不得而知了？

毛不是一个中庸意义上的人，所以在他的作为中，我们往往会发现许
多“极端”的东西；如何分析这些“极端”的东西，我同中国社会上
那许多的因论毛而出名的专家们的意见就有了区别和分歧。依据他们
的意见，被看成是“极端”的东西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非价值的东西，
而我的看法却不以为然，我虽然不能说所有的毛的被批为“极端”的
东西都有价值，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出这里边有价值的最大的成分。
所以，我论毛的路线是从1974年《绝妙的戏》的写作时就已经可见端
倪了，在这本书稿这，我在激烈地批评毛的“文化大革命理论”之
际，却同时又为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唱了一曲热情洋溢的赞歌，这样
以来，我的论毛的行为就一直仅仅地同毛的价值的最复杂和最难理解
之点开始，直到今天。

如果你认为毛“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因而在理解“文化大革
命”的问题上他的权威是不可动摇的，你就把自己放到一个错误的出
发点上了。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毛在1966年的运动中虽然起到了谁
也不能够起的作用，但是这样的事情并不必然的意味着他是1966年运
动的最好的解释者，恰恰我认为不是这样，我的看法是：他自己在解
释“文化大革命”方面所犯的错误之大也同样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之
比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1966年的事件根本上是中国人民从共产党
的制度和共产党的社会中“解放”的事件，因此，就性质来讲是一个
民主的事件，但是毛却因自己在这个事件的“虚妄”的身份（神）而
把这个事件理解为一个“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件，就这样的意义
来看，1981的共产党《决议》把他的“文化大革命”“否定”掉也是
蛮有道理的；你都不想一想，共产党能够容许把一个反对它的运动长
时期地放在“革命”的位置上吗？但是，毛生前所执意要作的事情就
是这样，他凭着自己在党内的无与伦比的地位非要把一个人民“自下
而上的、全面的打倒”共产党的运动当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一个里程
碑”。就这样的意义说，毛同一个“糊涂蛋”的区别又在那里呢？我
简直是看不出来！

我的看法已经很明显了，毛虽然是1966年人民大解放运动的象征和旗
帜，但是他对这场运动所作出的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显然是
牛头不对马嘴。把这同我上面所说的牛头马面的话联系起来思考，人
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的问题就好象有了答案。的确，在毛的1966年
行为中，有一个民主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被他个人糟蹋了却是一桩
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中国有一句古话，“人必自辱而后人辱之”，
就这样的意思来说，我认为毛先“辱没”了自己的意义，而后才遭到
了别人的侮辱就一点也不错误。在1981年的中国共产党《决议》中打
倒了毛泽东的人不就是毛泽东自己吗？

任何有价值的毛泽东评论都不可能离开毛在死亡前的一年里，对自己
所作出的自我评价，在这个后来被人们叫作“后事交底”的政治遗嘱
中，毛藉老人死亡前常常出现的智慧上的回光返照的机会对于自己的
一生作出一个十分客观的说明，这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两件事
论”：第一件事——毛说是：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把蒋介石赶到
那几个孤岛上去了；第二件事是开展了“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毛
对“8年抗战”没有作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打败了日
本帝国主义”的共产党式的说明，而只是说“请回老家”，其用词之
恰当和精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这不但为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的后人评价留下了余地，而且也为解释“抗战时期”的国共两党的纠
纷和恩怨以及国际社会的最后的干预问题都保留了充分的空间，在说
到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时候，即没有说到“消灭”2字，也没有说到
“胜利”二字，仅仅说“赶到那几个孤岛上去了”，就这样的话的
“声音”去分析（我们中国人有“听话听音”的说法），你好象听见
了一位同自己的兄弟打了一辈子架的人的在临死之前的时候自我反省
式的话语，在这样的话语中如果隐藏着“请”“孤岛”上的兄弟“回
家”的意思在内的话，你也就不愧为“听话的专家”了。与此相应的
是在这个“政治交底”中，毛说到“文化大革命”时，省掉了“无产
阶级”的字样，也没有提它的性质，更没有说它“取得了伟大的胜
利”，也没有说到它的“伟大意义”，而是强调“反对的人多”的问
题，其语言之深沉是可以感动人的。就这样的话来分析，毛对“文化
大革命”在他的身后有可能出现的意义上的反复的事情也许已经是有
所准备了。可见“文化大革命”在被他“交给”接班人的时候，到底
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是“人民群众的运动”还是“中国共产党的运
动”——他没有涉及，这就给人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的空间，在
这个空间中，毛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显然是邓
小平的“否定”式的方式所不可能包括的。用《三国演义》（毛喜欢
看的小说）上“诸葛亮死治司马懿”的情节来分析毛生前反对“复辟
派”的行经，那就太有意思了。

但是毛没有聪明到《三国演义》上的诸葛亮的程度，因为在上述的
“后事交代”中，他虽然剔除了在此之前堆积在“文化大革命”上面
的许多的华而不实的意义，但是总是“错误”的要把“文化大革命”
的“第一民主”的意义放到“第二民主”的体系中去解释不可，所
以，在这样的南辕北辙式的解释中，“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就越来越
远离他了。毛想在我们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第二民主”（就是毛说
的“无产阶级的民主”，参阅拙作《民主与第二民主》和《论第二民
主》），但是，他临死的时候都没有明白，所谓的“第二民主”只有
变成为“第一民主”的“精神”，它的价值才会是永存的，否则，它
就是一个真正的空中楼阁。（2004.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