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贵州省贵阳市的民运人士卢勇祥。95年6月4日，我同贵阳著名异
议人士黄燕民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撒发传单，倡导中国废除一党专制，
实行多党民主政体，并敦促当局重新评价“6．4”运动。为此，当局
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我5年苦役。在监
狱中，我受尽了凌辱和摧残，致使身心受到严重损害。2000年6月5日
出狱后，当局仍继续对我严加监控。我的电话被窃听、电脑被破坏、
在家有人监视、出门有人跟踪、外出旅行的自由被限制、出国探亲的
权利被剥夺、甚至连谋生的机会也被堵绝。当局的目的很明确；就是
要将我迫害至死。

2001年4月、2003年10月，我两次申请办理出国护照，都被当局以被
剥夺政治权利为由断然拒绝。去年6月5日，我被当局强行剥夺政治权
利的附加刑期限已满，我应该拥有一个公民的全部正当权利了。于
是，我于去年7月再次申请办理护照，准备出国看望女儿。可是，时
至今日，当局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仍粗暴地拒绝为我办理护照。
这是当局仍然在肆意践踏人权的实例，是当局变本加利迫害异议人士
的又一铁证。为此，我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我认为，当局这样做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心虚。当局害怕正
义，害怕民主，害怕民运人士，害怕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被公诸世，
所以不敢为我办理出国护照。（二）卑鄙。为了达到迫害民运人士的
目的，当局不惜一切手段，不讲诚信、不守法规、甚至连人性和良知
都被当局踩在脚下，其目的就是妄图将我禁固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
铁幕之中。真可谓专横残暴，坏事做绝。

但是，当局的残酷迫害并没有使我低头和退缩，相反，激起了我的愤
怒和斗志，在余下来的岁月中，我会更加坚定地挺起胸、昂起头，在
为民主自由奋争的最前列。

（2005年3月1日）

去年11月至今，师涛先生已经被关押3个多月了！

最近，从各方得来的消息：师涛先生目前正面临被起诉，而他的律师
在这个时候却受到了当局的“关照”。律师毕竟不是我们这些九死一
生却依然还活着的民主战士──能够做到在强权之下敢于为我们这些
人打官司就很不简单了。

师涛先生的律师没有了！哦，有。我怎么能够忘了“我们的‘法律’
会给师涛同志指定律师”。相信政府会给师涛同志定罪。师涛同志的
头颅和我许万平同志的头颅一样，该什么时候掉就什么时候掉。政府
如果要你掉，你也跑不掉！大家不要以为自己的名字就不在政府的“
户口簿”之列啊？

大家都在中国生活了多年，包括流亡出去的人，对中国也算是了如指
掌。我就不多说了。

师涛先生将面临被起诉，作为一名异议人士，因言而被治罪！这在中
国从古至今从不含糊。到了今天，中国为什么依旧如此？我在这里说
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们中国人民怕死、怕穷，没有人格、人品，缺乏
道义力量所导致也。

营救师涛先生需要行动。故此，我在这里发出倡议如下：

（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面支持关心、援助师涛；
（二）在师涛进入开庭时到湖南长沙去声援师涛；
（三）学习师涛、践行师涛；
（四）为师涛开设“中国最有良知杰出记者奖”。

（2005.3.2）

2月20日，胡锦涛先生在中共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
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他指出：“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
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
望。”

“构建和谐社会”自然是好，而且是人民的愿望，是10亿农民与工人
梦寐以求的想法，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致。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处处
都不平等的国家，一个人治的社会，如何“和谐”？身无分文的弱势
群体与少数靠掠夺、靠投机而富裕起来的红色富豪能够和谐相处、荣
辱与共吗？从上到下一大批高高在上的贪官污吏会对普遍工人和农民
诚实守信、平等友爱吗？

让我们再看看胡锦涛先生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解：“我们所要
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
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民主法治，就是社
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
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
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
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
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在一个处处不公，贪污盛行，
道德沦丧，法制失效的社会里，空谈和谐社会有什么意义？

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
谐，才是基本价值取向与基本精神。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孔子说：“礼为上，和为贵”；“已欲立而立人，已欲
达而达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
通，同时也使别人事事行得通）。不可否认，古人遗训都是处理人与
人、人与社会、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
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但中国社会从毛泽东集权时代后现在的后集权
时代，由于制度的作孽，将本来不和谐的社会引向更加不和谐的氛围
中。执政半个世纪的中共来说，是制造不和谐社会的罪魁祸首，现在
提倡“和谐社会”，那等于是提倡狼羊一家，水火相容。

身分歧视是制造不和谐的第一个原因。毛泽东的时代，将同样的中
国、同样的中国人，人为地分割为“商品粮”和“农业粮”的两种
人。城市和市民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和农民却受尽剥夺和歧
视。在本质上，这样的身分歧视与农奴制、种姓歧视、种族歧视等野
蛮制度毫无区别。现在，这种体制虽然逐渐瓦解，但是，贫穷和落后
仍然将农民排斥在现代社会之外，农民工进城务工、农民子女读书就
业仍然受到歧视，仍然不能享受平等的福利待遇。

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二个原因。江泽民的时代，有限的资源和
财富几乎全部被利益集团控制，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全国3%的权贵阶
层控制了全国80%以上的财富，使得有钱的人越有钱，用手中的钱赚
更多的钱；而另一方面，穷困的民众更加穷困，贫穷的人口越多，挣
钱的机会越少。

无官不贪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三个原因。中共后集权时代，腐败猖獗，
蟥虫般凶猛的官僚体系肆意横行，买官卖官成为公开的秘密，官僚与
官僚之间、官员与民间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与商品关系，造成民众
自我身心的扭曲，腐蚀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大自然的破坏是社会不和谐和的第四个原因。在功利主义的驱使
下，中国权贵们追求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传统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模
式，“高投入—高效益—高消耗—高污染”的模式，带来了对自然资
源的大量浪费，生态环境的恶化。到20世纪末，中国没有一条不受到
污染的河流，没有一块完整的原始森林。掠夺性滥坎乱掘现象令人发
指。

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政治不透明是社会不和谐的第五个原因。由于政治
的作孽，应该树立样板的官员们不具备楷模作用，再加上官场的恶之
诱惑，民众产生出无是非感、无耻辱感的道德观念，“金钱万能”成
为从官场到民众的唯一信条。官商勾结，沆瀣一气，物欲横流，全社
会坑、蒙、拐、骗成风，制假贩假成为社会时尚，偌大一个中国，道
德丧失殆尽，民众陷入人人自危的境地。

因此种种，不一而足，要想建立“和谐社会”，那是痴人说梦，天方
夜谭。“述而不作，兴而好古”有什么用呢。正象孔夫子说的：“已
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的事情，就不要加给别人）自己做
不到的事，为什么强求别人去做呢？

（2005年2月24日）

〔转载自《大纪元》；http://www.dajiyuan.com。
提供者：（中国）曾仁全〕

赵紫阳85岁生日前夕，鲍彤的一篇思念文章中，提供了当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讨论问题的一些重要情况。胡耀邦下台后，又喧嚣鼓噪了
一阵，以扭转他的“反自由化不力”。鲍彤有一段叙述不但是重要
的，而且是有趣的：“1987年夏天，有人以‘中纪委’的名义起草了
对若干位党员的处分决定草案，要常委批准。其中之一是建议开除中
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所长苏绍智的党籍，罪名之一是他‘不
承认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学’。当时我以中共13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
的身分列席，不揣冒昧，插了句嘴：‘恩格斯也不承认有“科学的科
学”。’紫阳问列席的中宣部长：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
观点？中宣部长从座位上欠身起立，支支吾吾；同时列席的有两位老
理论家，不约而同，似乎碰巧都没有听见，紧闭嘴巴，不帮年轻人解
围。紫阳说：‘既然没有弄清楚，常委怎么能批？不要闹出笑话来。
你们这些决定今天不讨论了。’”〔１〕赵紫阳暂时搁置了对一批自
由化党员的处分。最终，中纪委还是擅自作出决定，对4个人进行处
理：吴祖光劝退，王若水除名，张显扬开除，苏绍智则被撤销党内外
一切职务。

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自命为“科学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
是对“科学的科学”的否定。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常识。赵
紫阳问，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在座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列席的中宣部长和老理论家，居然没有一个人答得出来。
我说，这是一夥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没有冤枉他们吧？当时的常委
中有第二代“核心”邓小平，还有元老陈云、李先念，叶剑英年前刚
去世。邓小平是“四个坚持”的创始人，第四个“坚持”中就是“坚
持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不甚了了，如何坚持？邓小平理论被
江泽民吹捧为“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其实，说是毛泽东之后“背
离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还差不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这个党
的最高领导机构。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尚且如此，怎
么能证明这个党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9名常委，个个都是技术官僚出身，不要说马
克思主义理论，恐怕连哲学社会科学基本知识都所知不多。武大郎开
店，一代不如一代。既然口口声声“坚持马克思主义”，那就对他们
进行一番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鲍彤提到恩格斯，就说恩格斯。恩格斯在论述德国古典哲学时，嘲笑
了黑格尔身后的不肖之徒，然后说：“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
家。”费尔巴哈批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曾在德国思想
界风靡一时，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他是
新哲学的启蒙人，毕竟又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哲学家。所以，恩格斯
接着又指出他的局限：“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
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的领域，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
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２〕现在，可以回答赵
紫阳提出的问题了。经典作家对“科学的科学”持什么观点？

第一、“科学的科学”是一种哲学，专指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

第二、作为“科学的科学”的哲学，就是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
　　　包括一切专门科学；

第三、即使如费尔巴哈这样杰出的哲学家，因为他仍然把哲学当作
　　　“科学的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成为不可逾越的屏障，
　　　所以终究还是停留在旧时代，不能再前进。马克思、恩格斯之
　　　所以能够创立新唯物主义，即现代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
　　　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就在于逾越了“科学的科学”的屏障。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神圣的“科学的科学”。

“科学的科学”是权势的需要

中共党内反自由化的人们认为，苏绍智的罪名之一是“不承认马列主
义是科学的科学”。那就是说，他们的“马列主义”是“科学的科
学”。“马列主义者”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不仅是他们的认
为，也是他们的作为。他们确实就是将哲学君临于科学之上，颁布命
令，下达判决。

在前苏联，曾宣判遗传学中的摩尔根学派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而米丘林学说是“社会主义生物学”。因为摩尔根遗传学强调外因，
米丘林学说强调内因。按照哲学原理，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只
是变化的条件。摩尔根学派竟被禁绝，研究摩尔根遗传学的科学家均
遭整肃。

“科学的科学”可以推翻科学的结论，也可以代替科学作结论。毛泽
东说：“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电子也可分，而且可以无限
地分割下去。”〔３〕电子是否可以无限分割，这是物理学问题，哲
学是没有资格越俎代庖的。

“文化大革命”中，还有更荒唐的事。江青说，“大批判”要找大个
儿的。文学上找到萧洛霍夫，科学上找到爱因斯坦。陈伯达跑到北
大，对周培源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批判相对论。”周培源是当年
在普林斯顿的相对论研讨班上受到爱因斯坦亲自指导的唯一的中国
人。周培源不仅懂得相对论，更懂得怎样做一个正直的人。他回答陈
伯达，斩钉截铁地说了3个字：“不能批！”陈伯达又跑到中国科学
院去煽动批相对论。居然有这样一批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写出
“大批判”文章来。

“科学的科学”不仅判决科学上的是非，甚至还放逐科学中的某些学
科。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宣布“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应当
取消。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例如后来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
胡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对社会的研究，
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社会学就不可能是科学了。研究社会学的
学者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社会学在中国的学界消失了。

1958年，在“拔白旗”的运动中又把心理学拔掉了。19世纪以前，心
理学是属于哲学的。自从1989年莱比锡大学教授冯特建立第一个心理
实验室、开创实验心理学以后，心理学就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
立的专门科学。中国的“马列主义者”认为，人的心理现象具有社会
性，研究社会现象只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阶级分析方法，而心
理学研究却运用象自然科学一样的实证方法，又成了“伪科学”。因
为心理学既非自然科学又非社会科学而取消了它的科学的地位。站在
“科学的科学”的立场，不懂得哲学和科学的分化，从自然领域、社
会领域已经延伸到人的认识领域，心理学就是认识领域的专门科学。

在中国，社会学和心理学被打入冷宫20多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
初才逐渐恢复。睁眼一看，同国际上的研究水平相比，瞠乎其后。这
是以“科学的科学”压制科学所结出的苦果。

“科学的科学”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出现，意义是不同的。19世纪以
前的“科学的科学”虽然是不科学的，但，事由不得已，且并不为科
学所拒绝，也不妨碍科学的兴起。在20世纪科学昌明的时代复活“科
学的科学”，完全是人为使然，强加于科学，并压制了科学的发展。
其实，压制科学的发展，并不是哲学的功能，而是权势的力量。马克
思主义以权势为后盾，成了官方意识形态。官方马克思主义，不仅凌
驾于科学之上，而且凌驾于一切之上。官方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
科学”，不是仅仅在于没有读恩格斯的书、缺乏知识，而是权势的需
要倾向于“科学的科学”、“一切的一切”。“一切的一切”经过一
番装饰，叫做“三个代表”。

强词夺理的官方马克思主义

既然反自由化的人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坚持”的是什么样的马
克思主义？那就是以权势的语言强词夺理的官方马克思主义。

我常常想，怎样简单明了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区
别？现在总算找到一个例证。

苏绍智的原话是这样说的：“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科学，不是包罗万
象的‘科学的科学’。”〔４〕反自由化的“马列主义者”认为，马
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的科学”，谁说不是，开除党籍。好了，区别十
分简单明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官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科学”

无产阶级专政常为人所诟病，以为病根就在马克思、恩格斯身上。现
在人们熟知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官方马克思主义根据“专政”二字
所作的任意想象：既然是“专政”，那就是不与人分享的权力；既然
是“专政”，那就是使用暴力的镇压。这种远离马克思主义的想象，
最初出自列宁的定义：“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
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５〕但列宁
在逐步修正，他又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是暴力，最后他说无产阶级
专政主要的不是暴力。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时候，又回到列宁
最初的定义，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法律限制的暴力”。〔６〕
这些说法，在长时期中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毛泽东走得更远
了。他不以专政为满足，还要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全面
专政”也不够，还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一切，
被说成“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我已经一再引述和宣扬马克思、恩格
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７〕，可惜，由于形成的偏见和成见年
深日久，一时还不能改变人们的看法。

马克思将阶级的统治定义为“专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
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出来会使人吃惊。他们生活在先进的资本主
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物。马克思、恩格
斯非常推崇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应当推翻，
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必须保留。恩格斯说，社会民主党（即共产
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不
是象官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只有暴力革命才能夺取政权。取得政权
以后，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
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24小时内
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在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资产阶
级的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在同样的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下，进行
无产阶级的统治，就变成无产阶级专政了。前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
显治，在上世纪60年代建议，将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无产阶级执政”
苏联和中国的“马列主义者”，心爱的就是“专政”，不以“执政”
为意。宫本显治的说法被指斥为“修正主义言论”。按照恩格斯的观
点，宫本显治的说法还嫌不够，应当说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民主共
和国中执政，才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
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听起来很象是十足的修
正主义。

“执政能力”是垄断政权能力

现在，中国共产党也在谈论“执政”了，还要“加强执政能力”。是
不是他们对恩格斯的思想若有所悟？非也。在民主共和制的条件下执
政，执政者是可以上台也可以下台的。一旦执政便永远执政，不可能
是民主共和制。无产阶级的统治也不是天然合理的。这一点，列宁倒
是看出来了。他说：“在革命时代夺取政权要比正确地运用这个政权
容易得多。”他承认：“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
学会运用这个政权。”〔８〕这时，共产党取得政权才4年多。如果长
期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怎么办？列宁的思想并没有引向彻底。长期不
会正确地运用政权，就没有资格执政，当然应该让出政权。苏联共产
党执政70多年，还是不会正确地运用政权，又不肯让出政权，结果不
但丧失政权，连共产党自身也不保了。中国共产党非但不会正确地运
用政权，问题是还没有恰当的提法。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执政能
力”，而是执政资格。在不改变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的条件下，去
“加强执政能力”，无非是追求永远执政的目的。因此，所谓“执政
能力”，实质是垄断政权的能力。

中国传统的农民起义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19世纪的太平天国借鉴西
方的基督教，改造农民起义，失败了。20世纪的共产党借鉴西方的马
克思主义，改造农民起义，成功了。但，只是农民起义成功了，并非
马克思主义成功了。取得政权以后，农民起义的弱点暴露了，秦始皇
的遗传因子发作了。他们的思维方法和秦始皇一样，关心的是共产党
的江山“二世三世至万世，传之无穷”。中国共产党只是领会了马克
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并没有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只是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夺取政权，并没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政权。上世
纪40年代，毛泽东根据落后国家的历史条件，提出的新民主义理论，
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但他在执政后又抛弃了自己的新民主主
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生逆转。当他被称颂为“伟大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时候，恰恰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法国的存在主义大
师萨特说，毁灭马克思主义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
他不知道，还有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轻薄态度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不是“科学的科学”。任何科学都需要证实，凡
是可以被证实的，也可以被证伪；要是不能被证伪，就无需证实了。
既然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是可以被证伪的，因而应当允许怀疑，允
许反对。我在1979年针对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指出：马克思主义是
可以怀疑、可以反对的。我因此而被叫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
物”。这就更加证明邓小平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许怀疑、不许
反对的。19世纪的古典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能完全适用于当代，新时
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在批判中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新的理论形态。
〔９〕但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且不说结果如何，
首先必须针对确实的马克思主义。在我们这个时代，不懂马克思主义
的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有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反
对马克思主义”；一些人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另一些人反对的
“马克思主义”，其实都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坚持”的
人和“反对”的人，都很认真严肃，甚至还有点激昂慷慨。后代的历
史学家，特别是思想史家，不知将怎样评论这种一个时代的滑稽？

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轻薄态度，以中国人为多，尤以民运人士
为甚。“批判马克思主义”成为时髦。其实，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马克
思的影响力。换一个思想家，例如罗素，谁能不读罗素的书就轻而易
举地指出他的错误？

公元2000年，英国ＢＢＣ作民意调查，推举千年伟人。结果，马克思
第一，爱因斯坦第二。路透社再次作民意调查，重覆验证。结果，爱
因斯坦第一，马克思第二，仅差一票。两次调查的第三名都是甘地。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故乡依然光彩照人。

俄国的“社会主义一国胜利论”，中国的“落后国家可以超越资本主
义进入社会主义论”，统统被历史所证伪，但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破
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却正在欧洲被证
实。欧洲出现了两大时代潮流：一是国家的联合，一是社会主义因素
的增长；两大潮流的汇合，必将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结果。社会主义
在落后国家的试验结束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在发达国家的探索开
始了。

反对中共专权的武器

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
旗号，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被掏空了，被偷换了。反对共产党专权的人
们，看到旗号就去反对马克思主义，恰好落入共产党的陷阱。如今反
对派中的某些人，患有严重的幼稚病，常常将自己手中的武器奉送给
对方。马克思主义是批判共产党的武器；却说马克思主义是为共产党
辩护的，必须颠覆掉。上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中，多少反对派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现在，反对一党专权、
消除社会不公、克服人的异化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

中共中央正在实施一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还要继
续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新一代的反对派应当认真研究马
克思主义，剥夺官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

（2004年12月3日于哈佛大学）

【注】

１、鲍彤《咫尺天涯念紫阳》，《议报论坛》2004年10月8日。
２、《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３、《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89页。
４、苏绍智《关于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11
　　月24日，第11版。又见苏绍智《马克思主义新论》第59页，时报
　　文化出版公司，台北，1992年。
５、《列宁全集》新版，第12卷，第289页。
６、《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55页。
７、见：《共产党违法案纪实》第204～205页，民主大学出版，香
　　港，1997年；《论“依法治国”》第338～339页，民主亚洲基金
　　会出版，纽约，2004年；《政府为什么要守法？》，《民主论
　　坛》（纽约）2000年4月7日；《论赵紫阳的意义》，《争鸣》
　　2004年12月号、2005年1月号。
８、《列宁全集》新版，第43卷，第25、32页。
９、见郭罗基《走出马克思主义的“牛顿时代”》，《当代中国研
　　究》（美国）2002年冬季号；《郭罗基文选》，http://www.
　　boxun.com/my-cgi/post/display_all.cgi?cat=guolj

〔原载《争鸣》2005年3月号。转载自《新世纪网》
2005.3.2 01:54；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民运”一词在汉语中的变化

“民运”这个词在汉语中出现，不是出于我们的创造，就《现代汉语
词典》“民运”条目所提供的解释来看，它有以下的3个意义：“1、
有关人民生活和物资的运输工作。2、旧时私营的运输业。3、指民众
运动：民运工作|民运干事”。但是经我们海外民运人士的广泛运
用，“民运”一词已经完全脱离了上述1、2两项条目的内容，并且使
其中的第3项中的“民众运动”的内容也被完全地变成了“民主运
动”。到今天为止，人们若提到了“民运”一词，谁会想到把它同
“运输工作”或者“私营的运输业”联系起来呢？在全世界和全中
国，“民运”已经变成了“民主运动”的缩。就这一点来说，我认为
我们民运人士是有创造力的，而且创造力的潜力是很大的，只要我们
善于发挥和发掘的话。

如果说“民运”这个词汇也有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的意义之变化，那
么，我们所从事的中国民主化运动的伟大事业之内容的丰富和广泛就
为我们想象力的驰骋提供了巨大的天地。因此，我们只要能够充分发
挥自己的想象力，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研究我
们中国人民所经历和从事过的那许多的政治运动，总结出其中的经验
与教训，那么，我们才真正的配称民运人士。20多年以来，我们民运
人士虽然没有创造出政治运动，但是我们已经创造出了丰富的政治运
动的观念、思想、意向以及情感，并且有了一个很好的“民运”一词
来组织它，以至于在全世界和全中国的人民的心目中都认为中国民主
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授命于天”的
人。

民运的性质

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已经远远不是一个文化的运动，也不是经济的
运动，而主要的是一个政治的运动，因此所谓的民运人士也应该是“
政治”性质的人物，如果说我们普通民运人士还称不上是“政治家”
的话，那么我们起码应该是“政治”上活跃的人，或者是“政治”上
的积极分子，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披“民运人士”这张
皮。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我们披上了“民主人士”这张皮，那么
我们就应该按照“民主运动”的要求来自觉的规范我们的言行，使之
服务于民主的政治运动。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涉及到现代政治生活中
的角色问题了；就角色的意义来说，我们既然是政治运动中的人，我
们就得在政治运动中演好我们的角色。

但是上述的意思丝毫都不否认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已经走过的“文化
运动”、“经济运动”和“社会运动”这样诸多的阶段，因此当我们
在说，目前的民主运动主要的是一场政治运动时，我们如何总结以往
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一个问题。就这
样的意思来看，一个政治运动要能够最后的成功，以上诸多的内容和
成分都应当在政治运动的架构中形成一种比较确定的价值建构形式—
—这就是问题的精华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中间的具有文化、经济方
面能力的人努力地去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以丰富我们的政治运动的思
想。

明白了上述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批评那些企图把民主的政
治运动性质理解成为文化运动、经济运动的那种错误，公开的张扬运
动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决定了我们民运人士所
讨论和谈论的民主应该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经验意义上的民主，
而不应该是纯粹理论意义上的民主或者完全是学术意义上的民主。也
就是说我们所谈论的民主应该具有可以指导政治运动的“实用”性
质，而不是那些与政治运动很少沾边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中国民运人
士，不管是谁，也不管他本人对政治运动有无兴趣，大家都是中国政
治运动的“产物”──这一点怕没有人能够否认。如果我们回到上应
该世纪70─80年代的时间中去，我们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政治运动主
要的是“异议”的运动，在这个运动领了风骚的人物，都是以个人的
力量和人格魅力与政府和共产党当权派抗衡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
一个个人主义兴起的时代，它使一直受专制压迫的个人脱去了“集
体”的单元，表现的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意见，是伟
大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这个阶段上就出现了中国
民运的第一代领袖，魏京生、徐文立就是他们中间的杰出的代表。

如果对中国民运做一个狭义上的划分，那么“异议”运动是它的第一
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异议”政治运动的意义是没人可以否定的，
与此相应的是一种“异议”性质的见解也深深的留在了民主运动之
中，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似乎都可以感觉到自己仍然处在了它的影响
之下。20都年过去了，中国的民主运动早已经走出了“异议”阶段而
进入了应该有组织、有领导、有策划的“人民”运动的新阶段，但是
我们中间的许多人的思想、精神、心理都还停留在以往阶段，总是用
“异议”的老眼光来看待它，以至于他们宁作“异议”人，不作“民
运”人。如果你说，我们现有的民运各政党应当实现“整合”，组织
起一个比较统一的反对党，他就说，“共产党又来了！”你说我们应
该维护民运领袖们的威信，爱护我们民运的“名牌人士”，他就说，
“毛泽东的阴魂又出现了！”你说，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想着去如何发
动学生运动、市民运动、农民运动，他就说“有人要搞文化大革
命！”

从以上的意义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民运的性质是中国人民的政治运
动，不是“异议”的知识分子的或者中产阶级的运动，也不是文化的
或者经济的运动，由此我们在认识民运问题时就有了一个自觉的基础
和立场可以站立，就会减少误会，尽可能避免左右摇摆的现象。正因
为如此，有的人在企图把民运转化为一个文化的、知识的运动时，我
们就有了个抵制的必要。于此同时我们应该坚定的毫不动摇的、始终
如一的坚持运动的“政治”性和“人民”性。只有坚持了运动的“政
治”性，我们对于中国社会近50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就应
当采取一种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分析和研究之，以求发现它之
中的历史性因素；正因为运动是“人民”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国人民
在以往的时间中所经历过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政治运动就不应当采
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和心理，就应该把它当成一面“历史的镜子”来
看，以求发现它之中的“早期价值”，也只有这样，目前的中国民运
同我们中国近100多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的那种“血肉”
联系才能够被我们最后的发现和抓住！要不然，我们以目前的这种表
面上的政治“清高”把自己的历史同历史上的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割
裂开来，不就使我们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的了吗？靠这些孤家寡人式
的人物去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呢？

“专家学者”们在民运中的地位和作用

“专家学者”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一个我
们不能够忽视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从它的“历史”性
着眼，当民主运动还处在“异议”阶段时，民主运动的风气是由那一
批著名的“专家学者”所倡导的（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王若水等人），因此这个阶段上的民主性质在传递
到运动的另一个阶段时，仍然应该保持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不用说
的事实，但是，同“异议”阶段上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样的一种性质
在新的运动的阶段不再居主流的地位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不了
解这种变化了的过程和事实，还想保持过去“异议”运动的那种性
质，就是非常的错误。

在人类的历史上，“异议”者的力量有时候是很伟大的，在古代，有
一个对抗全世界的，他就是基督耶酥；在近代有一个对抗制度的，他
就是马丁路德；在现代，有一个人对抗资本主义的，他就是马克思，
而上述的人物的身后无不都留下了一种群众运动。所以，我们对民运
中的“异议人士”在民主运动的地位和作用应该作出充分的肯定和评
价，不应该表现出哪怕一丝一毫的轻蔑。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他们的
功劳是任何人都不可能磨灭的。但是与这个意思相辅相成的是今天的
民主运动已经“超越”了当年的意义范围，是过去的“异议”言论所
组织不起来的。在这里问题不是民主的新的“人民”阶段应当受原来
的“异议者”的指导，而是原来的身为“异议者”的“专家学者”身
分应该及时地转变为民运的领袖。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我们中国的今
天，人们还认识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无妨回忆一下当年捷克民主
化时期的哈维尔。在“77宪章运动”发生时，哈维尔是一个作家，在
投身于捷克人民的民主运动时他自觉地实现由作家向政治家的转变，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他由一位在世界上不太出名的作家，变成了世
界级的民主政治领袖却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情。

在一个专制的国家，“异议言论”是破坏性的，这一点谁都看得出
来，但是，一个民主的运动更加需要组织性的言论和组织性的思想的
事实并不是人人都能够看清楚的。因此，我们的言论和思想如果不能
够有效的脱离“异议时期”的影响，那么运动就必然的会出现“僵
局”。目前的“民运不运”的现象，就是这种“僵局”的特征。在这
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专家学者”们的作用是应该从自己以往
的“专业”中解放出来，以服务于民运的政治大局。也就是说，他们
应该象当年的哈维尔一样地由作家变成为政治家和运动的“专家”，
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民主运动将免不了要摆脱他们的的影响，走
上寻求新的领导的途径。在“异议言论”勃发的那个阶段上，把人民
从专制政治的蒙昧中召唤醒来的行为要求着人民的觉醒，所以，在这
个时刻里，批评和批判的任务不可避免的就带有“否定”的性质，是
一个由“异议人士”发难的说“不”运动。当这个运动同任何事物一
样的在走过了它的阶段的时候，新的运动的发展就必然要提出新的要
求与任务，也只有这样，在一个过去了的说“不”的时代中去发现那
些蛰伏着的价值，就变成人民在政治上“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了。

在理清楚了上述问题之后，我们翻过头来看问题，就不是民运人士要
变成“专家学者”，而是“专家学者”要变成民运人士。目前我们中
间的一些民运人士并不热衷于研究民主的政治运动，也并不对人民过
去的政治运动的历史抱希望，总是乐于站在一个“诉苦者”的立场
上，以“受虐者”的角色行事，好象我们自己就是一直生活在十八层
地狱里的“小鬼”。站在人民的观点和立场上，情况即就是这样，我
们中国的“7亿人”在过去的时刻中不也是参与了“打倒阎王，解放
小鬼”的运动吗？“阎王”虽然没有最终地被“打倒”，但是我们有
了这样的一次伟大的政治实践，就不愁再一次地打倒他们。可见，当
毛泽东在生前用他自己的那个变质了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文化
大革命的理论”来解释那场运动时，运动就免不了了要走样，但是，
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理论之后，用民主的观点去解读运动时，目
前中国民主运动的源头就被我们寻找到了，我们也由此而获得了一种
经验意义上的民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运动的历史和现实才
有可能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如果说这样的历史性的工作在呼唤
着民运内部的“专家学者”的话，那么这些人在民运中的作用就是非
同小可了。可是恕我直言，民运队伍中的某些“学者”到今天为止还
没有最后的脱去邓小平的“否定文革”的那一种思想的束缚，即使在
邓小平开刀杀人后的这16年内，他们依然如故。可见，对于他们来
说，真是“出毛”容易“去邓”难啊！

民运中的民主的多元化现象和多元化因素

我们要求一个整合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情况是不是就否认了民主运动
的多元化问题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同某些民运朋友的理解不
同，我所说的民主运动无论在过去和将来的时间内都不可能是纯粹的
或者说是完全的。在过去的时间内，1989年的民主运动有赵紫阳的因
素和1976年的运动有周恩来的因素、1966年的运动有毛泽东的因素一
样，都是民主不能够在“实践”上和专制人物和专制主义因素完全脱
离关系的一种表现。因此，一个民主的运动包含着一定的非民主的东
西是我们不可能拿到纯粹民主的根本原因。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
分析前苏联的民主化过程时，于其中发现戈尔巴乔夫的作用（纯粹的
共产党因素）和叶利钦（半共产党半人民因素）的行为，就最好不过
的证明了这一点。庶几，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时就不应该寻找
那种同专制主义没有丝毫联系的纯粹的民主，应该认识民主总是和不
民主的问题纠缠在一起的。

拿1989年的运动来说吧，就发生意义而言，它完全是一个自发的学生
行为，看不出有什么的“官方人物”的操纵，但是如果仔细一分析，
“官方人物”胡耀邦的突然死亡却是运动发生的一个导火索，没有这
样的突发性事件作为导火索，4月的学生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运动
在发生之后，赵紫阳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
这里如果我们认为胡耀邦、赵紫阳等人是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他
们所代表的精神是共产党内的“健康”精神，那么共产党的这种“健
康”因素已经在广大的学生和市民中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就是一个人
们否认不了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考虑，认为中国人民的民主化运动不
可能同共产党人物和共产党因素“同流合污、沆瀣一气”的观点就是
错误的了。

同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一样，共产党也有它的两面性：一面它是专制
的、独裁的、不民主的；另一面它却主张第二民主，有一定的民主
性。在共产党的历史中，这样的两面性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因此，
我们的民运人士用一种不变化的眼光和观点去观察它是不对的，正因
为有着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的正确的做法是，用心地观察共产党每
一个阶段上的每一个当权派人物的行为，随时准备着我们的策略，是
改革的，其行为和思想中有可以被我们组织起来的因素，我们就加以
利用；否则，我们就反对、就斗争。不了解这个一点，无视共产党内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变化，固守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我们只能是自
己削弱自己。在中国民主化的伟大事业中，有一些民主的线索不是在
任何条件下我们这些不当权的人所能够随心所欲能够提出来的，因此
当这些因素在共产党内的当权派人物们的内部斗争中随时都能够爆发
出来的时候，民主的任务就不是拒绝这些东西，而是把它接过来，加
以改造和利用，使之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因素。在这里，你无
论如何都要相信，民主的工作和民主的力量可以“化腐朽为神奇”！

根据上述的理由，民主的多元性可以表述为：在民主的体系中那些原
来出于专制人物和专制主义理论的东西在某些条件下，经过民主人士
的努力和改造可以变成为民主的因素，最后地被组织在民主之中。在
这样的意义上，只要是要求民主的人在政治上视它为一种价值，那么
可能性的价值就有了实现的机会。可见，在这里，价值现实的一个隐
蔽的方面是人的要求，不单单是价值自身。在历史上，德拉斯的“新
阶级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论”、赫鲁晓夫的“合作论”、戈
尔巴乔夫的“新思维”、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都多多少少地具
有民主性，民主的方式可以收集这样的意义难道不是事实吗？问题
是：你如果采取中国式的“愤青”态度，一听到“共产党”这个词就
“他妈的”直吐痰，是不是就说明了你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呢？我的
看法是，你即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派，但是你手里最多不过只拿着
百分之五十的民主。

民主的多元化和民主运动的多元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问
题。在民主的运动中，民主的多元化性质表现为同一个运动却可以容
纳下不同人群的对民主的不同的诉求。譬如说1989年的运动，发起绝
食运动的大学生们对运动有着一个明确的诉求，这是全国人民有目共
睹的，但是这样的运动在已经激发起了全国人民的民主意识时，学生
之外的其中的人也把自己的不同于学生们的诉求组织到运动当中了，
于是，有了工人的诉求、市民们的诉求和农民们以及普通干部的诉
求，在这种广泛的人民诉求的感动下，连雍合宫的和尚也走上了大街
参加了要求民主“救人一命”的游行……，于这样的一种广泛的民主
诉求极不适应的是，当时大学生们固守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民主风波
是由学生们煽动起来的，所以运动应该保持一个纯粹的学生性质，不
允许学生之外的任何人参加进来。正因为他们守住了这个“底线”，
所以他们就把以俞东岳为首的3位向毛泽东画像投掷了污物的人当成
学生运动的“破坏者”送到公安部门。这个悲剧性的事件恰恰是表明
了发起了运动的大学生们对民主运动的多元性质缺乏理解，所以他们
既要全国人民支持他们，但是又坚决的阻止学生外的人以学生的方式
参与运动。所以，我到今天都在思考：如果不是解放军进城这样的突
然事件发生，广大北京市民能不能参与运动？会以什么方式参与运
动？不就一个明摆着的问题了吗？

民运中的人和事

1989年大学生的领袖们对于已经造成了气候的政治运动是怎么想的，
我不得而知，广场上的大学生们又是怎样想的，我也不得而知，那些
被说成是“长着胡子的人”（何东昌语）是怎样“在背后”给学生们
出主意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有一点却十分明白的知道，当我站
了咸阳市人民广场（现在叫505广场）向近万名听众发表“中国大学
生万岁”的演讲时，我心目中的运动是什么样子，那却是非常清楚
的。所以当我个人以发表公开演讲的方式来把我自己理解的“应该如
此”的运动“投射”到这个全国性的伟大风波中去的时候，我是自信
的。其实，不光我一个是这样，我身边的所有的同情学生运动的人都
是这样。在这里，我发现一个民主的运动一旦发动起来，它就具有了
自己的内容，而这样的内容往往会超越运动的“设计者”的“设计”
表现出一种“天意”的性质。对于这样的“天意”性质的东西，运动
的领导者们不是用“人为”的努力企图去缩小它的范围，以求自己掌
握之，而是相反，他们应当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思路和精神，用百倍的
努力去适应它，使它能够成功的组织起人民的诉求。如果我们民运人
士不研究这种运动中的民主或者运动意义上的民主，只研究理论上的
民主，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变成为民运的内行？我就不得而知了。

1989年5月18日下午4点，咸阳市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一
支由“西安20所高等院校组成”的“大学生赴咸阳市演讲团”发表呼
吁咸阳市民支持绝食学生的演讲，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的心不由得就
跳了起来，出现在眼前的这样的情况不就是我当年在1966年的运动做
过的事情吗？那时我们那些在校学生，不也是打着旗子，拿着喇叭走
到街头、工厂、农村去“发动”和“动员”人民起而造反吗？因此，
当这样的回忆在一个瞬间闪现的时候，当年的那个“我”就情不自禁
地跑了出来，为正在遭受某几个人的攻击的学生行为做了一个即兴的
辩护。现在回想这样的事情，就是想通过我个人的例子对政治运动中
的民主的多元性质作一个形象的说明，在一个运动中，上层有什么样
的意义，这个问题当然重要，但是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参与运动的
广大运动者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参与运动。在1989年的运动中间，运
动的最初的发动者们并没有作出用1966年的学生运动中的“串联”方
式去发动各地人民的决定，也没有这样的思想，他们是1966年政治运
动的“彻底的否定者”，但是，在我上边所说的西安市的“20所院校
的大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的“串联”活动中，他们已经走上了1966
年的学生运动的路线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象。分析这样的现象，我
们发现了运动的上层和下层在性质上的区别，在上层，运动有可能有
一个意义，在下层运动又可能有另一个意义，因此我们在研究运动时
就不能只看运动的上层而忽视了运动的下层。其实，任何一个运动，
它的意义如果不是最后的表现在运动的基层的话，那么这个运动的意
义和价值就是可疑的。在运动的基层，我们往往可以发现一个民族的
深层记忆和潜意识中的存在物，这些东西是偶然间发生的政治运动的
“基础”。不了解和研究这一点，要造就伟大的人民运动是不可能
的。

通过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知道，在1989年5月，北京的大学生们的
行为是在天安门广场绝食，用某些人的话说他们是要“占领广场”，
没有走出北京到天津或者其它的城市去发动市民，也没有去工厂“串
联”，但是在我们陕西省，在西安市、咸阳市这样的城市却发生了另
外的现象，有的学生到国棉一厂、国棉七厂等纺织厂去动员工人们，
让他们用罢工的方式去声援学生运动，同学生们一样地行动起来，若
不是发生了“6、4惨案”，我看在6月底陕西省的工人有可能会进入
运动，在7、8月份也会发生农民的运动。于是，学生运动转化为工人
农民的运动——这样的事情是一定会出现的，没有多少疑问。如果说
这样的转化有着一个“历史”的意义存在于其间的话，那么发现这样
的意义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尽的本分。在这里我说了这么多冗长的话
的用意是说理论上的民主和运动中的民主以及经验上的民主是有区别
的，我们民运人士所研究的那种民主，是后一种，而不是前一种。目
前我们的问题是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第一种民主的研究上而放弃了对
第二种民主的研究。

在1989年春，北京的大学生们的本意是要搞一个大学生式的民主，这
样的民主是由80年代的异议知识分子培养的，也同邓小平的“让一部
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有着深刻的关系，有的人用幽默的方式说，
这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在这里我不评论这种民主的“式样”，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中国，这的确也是一种民主；分析和评价这种民
主，被“式样”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生们的行为（绝食、静坐）本身
就民主行为。所以民主在这里的意义与其说是“式样”的，不如说是
“行为”的。既然学生们的行为是民主的，所以他们的民主的行为在
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个伟大的民主波浪的事情就在理解之中了。在大
学生们的民主行为的感动和促动下，我们中国人民不都是从思想上和
精神上参与了那场伟大的激动人心的运动吗？在那个运动中，学生们
的民主肯定是一个样子，那些不是学生，但却为学生运动流过泪，捐
过钱，喊过口号的人理解的民主又肯定是另一个样子，即是这样，这
些不同的民主在一个民主的伟大风波中实现了价值就是我论证的运动
中的民主。

（2005.2.27）

友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刚刚从国内看病回来的先生，在对朋友绘声绘色地讲他在国内期间被
国安跟踪以及他如何机智地反跟踪的高潮起伏的戏剧性情节。

他抵达北京的第2天，我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正在饭馆儿和朋友
一起吃饭，他在手提电话里大声喊了一句：“我这儿有尾巴。”电话
声音不清楚。我大声问：“有椅子？在饭馆吃饭当然有椅子啦。”他
说：“咳，我这儿被人跟上了，有尾巴”。我心里咯噔一下，他这次
只是回北京看病怎么也会被国安跟得这么紧呢？

在国外生活了14年的他，这是第4次回国，之前也是每次都有政府的
“关照”。第1次回国送我们几个朋友凑的捐款给丁子霖教授，被带
走问话7个多小时；第2次回国，是因为他父亲病危，他顺便带捐款并
看望“6．4”难属，结果在他父亲加护病房床前被“请”走，连夜带
到北京郊区一个招待所审问。

这次我希望他回国后能专心看病，没有麻烦，所以没有让他帮助忙活
其他的事。没想到，还是被肆无忌惮的全日制跟踪。他回来后告诉
我，在国内期间，他哭过3次。不是因为身患重病的担忧和害怕被跟
踪，而是自己一个重病在身之人还要让当局花费大笔资金派数人寸步
不离跟踪所引发的那种发自心底的感慨和悲凉。真是生命各有意义。
他在北京看病的日子里，不管干什么，国安人员每天5、6个人，2、3
辆车，形影不离，弄得他心神烦躁。其间他曾坐火车去广州和深圳看
望朋友，北京国安人员一路跟到广州和当地国安人员交接。不论他和
朋友做什么，广东国安的5、6个人都在一旁密切地陪着。一次在深
圳，他和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还有一个回国做生意的朋友3人
一起吃饭。那位国内的朋友看着邻桌紧紧盯着他们的几双眼睛，无奈
的摇着头对他说，“哎，这次我又要背你的黑锅了，你走了，我还不
知道被他们跟到什么时候呢。要不是你得了这个病，下次咱们不知道
啥时候再见，我还真不愿意找这麻烦。”这话说得先生又尴尬又难过
又感激又无奈，百感交集落下泪来，结果，3个大男人对着一桌丰盛
的菜肴失声痛哭。

全天24小时无处不在的跟踪让他感觉到对他人身自由的巨大侮辱，终
于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抓住1个机会向1个跟踪的人大声问：“你
干吗老跟着我？跟你们头儿说说，让他出来跟我直接对话！”这个小
哥们年轻没有什么经验，真给头儿打了电话。大概在电话上挨了骂，
回过头来冲他大喊：滚蛋！该干嘛干嘛去！

我先生和我妈妈离开北京回加拿大时，北京的朋友们开了3辆车到首
都机场为他们送行，每辆车后面都跟着一辆安全局的车。在送机口，
他握着每位送行的朋友的手，带着歉意对大家说：“不好意思，不好
意思，我终于走了，给你们找麻烦了。”回来后他对我说，以为离开
中国没有人跟踪了会轻松起来，可是，这些日子里，他觉得一颗沉重
的心，却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6．4”——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今年3月，先生被检查出患了脑瘤。那时我们已开始“6．4”15周年
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我平时忙活的事情就很多，除了给电台作新闻记者这个本职工作，其
它一大堆社会性工作：包括3年来义务给电视台两周一次作时事评论
员；参与人权、民运、法轮功、社区等活动；另外还有流亡藏人的
事，流亡维吾尔人的事。今年参加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之后，又帮着
忙活援助狱中作家的工作。从去年先生失业在家，我就慢慢把平时很
多杂事推给他做。3月份我在台湾观摩总统大选期间得知先生患了脑
瘤。回来后，“6．4”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就开始了。从3月底开
始，我每两个星期召集1次“6．4”活动筹备会，每次劭夫、玉霞、
忠岩、王丹、老韩等20几个朋友聚集在我家里大家想办法、出主意、
做准备，想把15周年的纪念活动办得象样点。每次大家在我家里开完
会就顺便聚餐，我当然总是下橱做些面食炖品让大家吃个高兴，那阵
子真是忙得不亦乐乎。于是我只能抽时间陪先生做做各项检查，别的
几乎顾不上。他倒反而一直帮助做很多准备工作。

5月初正忙的不可开交时，他因为剧烈头疼看急诊，直接住进了医
院。

那天医生正在给他做检查，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不在6月4日之前做
手术。”医生静静地给他做完检查，才问：“那是个很重要的日子
吗？”他躺在病床上，两只手翻过去放在脑后托着脑袋，眼睛定定地
说：“是”。“是个什么日子，比你的生命和健康还重要？”。医生
一边收拾器材，一边好奇地问。我向医生大概解释了一下“6．4”是
怎么回事，告诉他，我们正在准备今年的纪念活动，我先生怕影响活
动，所以不肯在这之前做手术。医生似懂非懂地笑了一下说：“世上
有很多人们认为重要的事情，但是健康最重要。不用着急，你不需要
马上做手术。”

许多年来多伦多的“6．4”烛光悼念晚会，都是我先生董昕负责音响
电器的安装和控制。今年他按照大家讨论好的程序，已经录制好了全
场纪念晚会的背景音乐、歌曲，中间需要穿插的讲话录音、录像、背
景画面、字幕等等。到时，他要控制全部电器设备，他实际上要控制
晚会的进度和程序。这个纪念活动真的离不开他。1个多星期之间，
各项检查他被抽了50多管血，眼圈青青的，人也快速消瘦了10几磅，
我真担心他顶不下来。那天下午4点我们就到现场开始做准备工作。
陆陆续续，人聚集了6、7百。晚上8点，烛光悼念晚会正式开始，每
个参与的人都那么尽心尽力，整个晚上全场的秩序都是那么和谐，气
氛都是那么凝重。我知道，这里面是每个人，是每个象我先生这样的
人的认真和执著的一片真心。

我想，那个医生他真的无法理解“6．4”这样的事件、这样的悲剧、
这样巨大的伤痛，在许多中国人的生命中，确实已经沉重得比自己的
健康更重要。

亲情——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父亲92年在北京病逝，我因为参与民运活动而被拒之国门之外不能回
国尽孝，让我感受到巨大的悲痛和遗憾。多年来心里总是隐隐作痛。
在父亲过世的头几年，我经常梦见父亲在寒冷的北京街头疾步行走，
天上下着漫天大雪，寒风凛冽。他穿着一件灰色的破棉袄，满头白
发，脸色被冻得青紫，有时鼻涕也流下来。他疾步走着，我怎么也追
不上，很快他就消失在昏暗的风雪中。每次我惊醒过来，心里都无限
地悲哀。我知道父亲去世前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到加拿大来生活。但
那时因为整天忙于民运活动，根本就没顾得上帮父亲申请移民的事。

2000年底在德国的一次民运会议上，大家得知，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
席会议秘书长黄慈萍的父亲刚刚在北京病逝。她在会上讲到老父病
危，她已经到了北京机场，却被拒绝入境，被强行转到日本。当局让
她在那里等待他们是否同意她入境回家看望老父的消息。那是怎样的
煎熬，时间无情地过去，当局也无情地撕裂了黄慈萍的骨肉亲情。她
的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心爱的女儿。黄慈萍的遭遇引起在座许多人共
鸣。开始我也很想到前面一诉心声，就此排解多年来郁结在心中的悲
情。

可是，竟然好几个人一个个走上去，一个个讲起和父母生离死别的故
事。听着一个个亲情被无情撕裂的故事，我已泣不成声。我那郁结的
悲情被会场许多角落传出的悲泣声化开，融入一片浩瀚的汪洋，淹没
在一个一个娓娓道来，让人泪眼模糊的故事情节里。《北京之春》杂
志社经理薛伟，用沉稳平静的声音，讲了一个令人肝肠寸断的故事。
他的母亲很早守寡，一个人辛辛苦苦将他带大，他20岁的时候被当局
以“图谋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罪名判处10年徒刑。他出狱后两年就
离开中国到了美国，从此开始了没有尽头的流亡生涯。20年过去了，
他的母亲老了、病了，梦想着见儿子最后一面，说一定要活到他回国
的那一天。可是，人生规律无法抗拒。薛伟的母亲没有能够撑到见到
儿子的那一天。她死了，但是仍然有个最后的心愿，不愿意把骨灰留
在中国，希望有人能够把她的骨灰带出去和儿子相见。

于是，薛伟的亲戚把这位老人的骨灰带到泰国。因为怕被当局抓住毁
掉，这位亲戚只带了老人一半骨灰。薛伟从泰国接过这一半骨灰，想
把母亲安葬在台湾。薛伟说，因为听老人们说，带着骨灰走路，要不
断地告诉它路线，不然魂灵不认路，无法跟着你走到目的地。于是，
薛伟背上母亲这一半骨灰，一路对母亲说，妈，我们该过桥了；妈，
我们要拐弯了；妈，前面就要上船了。被专制政权摧残蹂躏践踏撕裂
的亲情，在这一声声的呼唤中，沉重得象暮霭中的旷古钟声，久远悲
怆，声声遁入历史。1年以后，薛伟才把母亲另一半骨灰托人带出
来。老人的灵魂终于和儿子团聚了。

流亡——生命不能承受之重

有一次，我和民运人士、前天安门对话团团长项小吉说起，我总是梦
见北京。出国这么多年了，很少梦见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加拿大多伦
多。怪事。梦中的景象总是北京，长安街啦，六部口啦，府右街啦，
总是梦见那种柳阴依稀漫步长街的情景。当然有时也梦见被武警追
杀，趁着夜幕四处奔逃躲藏的惊险情节。常常醒来之后思乡之情被勾
起，泪湿枕畔，辗转反侧再难入眠。

项小吉淡淡地问：“你多长时间梦见一次家乡？”我说，大概2、3个
月一次吧。他鼻子哼一下，还是淡淡地说：“你比我幸运多了，我每
个星期梦见2、3次。”我的心有点惊悸，垂下眼帘不忍再看他。他
说，刚开始时梦见江西的家乡小镇，高兴极了，以为回家了，看着山
山水水心里甜甜的，醒来发现却是一场梦。后来在梦里见到家乡，会
小心翼翼的提醒自己，别是做梦吧。当然还是梦。再后来，在梦里会
拍拍自己的脸，好象有感觉，再跺跺脚下的地，好象有声音，然后肯
定的说，嗯，这次是真的了，一高兴，醒了，还是梦。

我想，许多象我们这样的流亡者都会做这样的梦吧。今年3月到台湾
观摩总统大选。我和从巴黎去观选的蔡崇国一个团。老蔡一抵达就愤
愤地说，共产党的黑暗势力简直太猖獗了。我不解地问他是怎么回
事。他说，他乘坐的法国航班从巴黎起飞，到俄罗斯然后径直南下，
纵跨整个中国大陆。他一路上把头趴在窗户上，把脸贴在玻璃上，想
从飞机上看看中国的山河。15年了，这是他第1次经过家乡。这个湖
北佬他想看看长江，想看看长江边上的家乡的样子，哪怕是影影绰绰
模模糊糊的样子。哈气一遍一遍朦胧了视线，湿润了眼睛。黑云似
铁，从始至终黑云似铁，飞机下的云层竟然没有一丝缝隙。飞机气宇
轩昂地径直飞跃了那么大片的河山，没有停顿、没有留恋、没有顾
惜。在台北的街头，面色忧郁的老蔡揉着扭酸的脖子自嘲地说，“他
妈的，共产党的黑暗势力真是猖獗。”

96年秋天，我手持加拿大护照和在美国的哥哥一起回国探亲。那时我
已经出国7年多了，很想家，爸爸去世后就更想。我和哥哥决定在中
秋节那天到家，和妈妈一起过个中秋节。入境时我被早已准备好的有
关方面立即拘押带走。他们说可以放人，但条件是我必须写悔过书。
我很想家，很想见妈妈，但是，我心里过不了这一关。那一刻，我可
以提笔轻松写篇悔过书骗骗他们，但是我今后怎么面对自己的信仰追
求、怎么再认真地生活？于是，他们审讯了我将近24个小时，第2天
接到上级指示，决定将我原机遣返回加拿大。在停机坪上，一个背枪
的武警向我宣读了一份声明，说我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从一入
境被抓，我心里就做好了准备，我会为我所做的一切负责，我会为我
的选择承担后果。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软硬兼施，我都心平气和的对
待，一滴眼泪也没掉。可是，当我被宣布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时，那一刻，我的鼻子酸了，眼泪涌出来，我赶紧低下头，转身走向
飞机的舷梯。上到舷梯的一半，我回过头，想和家乡道别，押送我的
武警用枪托顶住我的腰，吆喝我快走。瞬间，心中的悲愤和怒火冲上
脑门，我转身抡起挎在身上的背包，却看到下面是10几双虎视眈眈的
眼睛。我镇静了一下，回过身进了机舱。经过24小时的审讯和几天的
连续飞行，到家后，我眼睛已经全部充血，头疼欲裂，好多天严重失
眠。可是我知道，我们的事业必须继续下去，流亡-——才不会成为
许许多多中国人生命的旋律。

（2004年10月26日于加拿大密西沙加市家中）

（作者为中国作家、记者，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

〔原载《不死的流亡者》。转载自《观察》2005.3.1；
http://guancha.org〕

2005年1月30日，饱经独裁专制恐怖和战争磨难的伊拉克人民终于迎
来了第一次自由选举。尽管这次历史性的选举是在爆炸声中拉开帷
幕，前后有40余人在选举站的恐怖爆炸袭击事件中丧生，但伊拉克人
民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坚毅。他们没有被恐怖主义的威胁吓倒，数百
万民众冒着可能付出生命代价的风险，勇敢地走向各投票站。全国
72%的登记选民参加了大选投票，投票率之高超乎所有的伊拉克内、
外观察家们的意料之外。即便是在有着数百年历史的成熟民主社会，
这也是极为罕见的。尽管迈向民主的路程依然曲折遥远，但伊拉克人
民让全世界听到了从中东中心发出的“自由”的声音。伊拉克人民渴
望用自己手中的选票构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政府，显示出自我决定国家
前途、掌握自身命运的胆识和巨大的道德勇气。他们也向全世界传达
出清晰无误的信号：那就是不管是何族裔，何种文化、宗教背景，怎
样的经济条件和历史发展路径，只要给人民以机会，人民内心呼唤自
由的愿望是同样强烈的。这无疑给那些以“国民素质”、“经济条
件”等“不成熟”为藉口而拒绝融入世界民主化历史大潮、阻滞本国
宪政民主化进程的所谓“国情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

伊拉克人民在实现宪政民主、争取自由人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一步，漂亮地赢得第一个回合，令世界刮目相看！伊拉克大选
的初步成功，是对威胁着全世界的恐怖主义势力的致命一击，同时也
令世界上少数苟延残喘的专制独裁政权沮丧心惊。这是伊拉克人民以
其自身的努力为自己赢得的无上荣耀。

在衷心祝福伊拉克人民的同时，我也陷入一种深切的悲哀和耻辱之
中！最近，在中国，一位老人的辞世引发了一场非比寻常的“强烈地
震”，也使得中共再一次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制造了又一起骇人听
闻的世界级“丑闻”。1月17日以来，中国大陆各主要城市都在随后
的两星期内采取一系列的警戒措施，除新闻媒体和网络上的常规控制
以外，各地公安和国安机关纷纷对异见人士采取各种限制和骚扰，包
括规模空前的大范围软禁、传讯以至逮捕，严重干扰公民通讯自由和
上网自由等。仅笔者闻知的与悼念赵紫阳相关的软禁、传讯或短期羁
押就有：北京丁子霖、蒋培坤、蒋彦永、刘晓波、江棋生、章虹、张
先玲、马文都、胡佳、不锈钢老鼠刘荻、李海、周舵、王国齐、齐志
勇、王力雄、贾建英、李珊娜、刘京生、康育春、高玉祥、李卫平、
庄严，上海李剑虹（小乔）、周熙（天高地厚）、宋玉峰、李国涛、
戴学武，西安林牧，大连李健，海南秦耕，深圳马少方，内蒙田永德
等；而刘焕文则被丰台国保大队“执法”警察殴打至肋骨骨折；张林
1月27日晚前往北京欲参加赵紫阳先生遗体告别仪式被拒，回居住地
安徽蚌埠时在蚌埠火车站被国安带走后“行政拘留”15天，期满后又
以“在网上做案多次，扰乱社会治安，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由转为
刑事拘留；赵昕则因申请游行示威以“抗议当局强制剥夺吊唁紫阳公
民权利” 于1月20日被拘留，且家属至今不知其关押地点。据笔者一
位从外地专程赴京吊唁的朋友说，他在北京跑了好几家花圈店欲购花
圈送往赵家，竟被告知“我们接到通知这几天不准营业。”真是天下
奇闻！最终这位朋友不得不空手前往赵府灵堂祭拜。

在21世纪，在“改革开放”已近30年，中共当局堂而皇之将“保障人
权”写入宪法，最高统治者标榜“依宪治国”、“依法执政”的今
日，中共一位前总书记竟然被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地软禁致死！这是中
共政权在世人瞩目之下制造的又一起骇人听闻、令人寒心至极的政治
丑闻。就如同当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一个不能保障国家主席“生
存权”与公民权的“共和国宪法”，将如何保障“共和国”每一个普
通公民的人权不受侵害？“再没有一个人有足够的信心，认为自己在
共产党的统治下，一定能比赵紫阳活得更安全、更幸福、更有尊严
……在一个连父兄都能杀害的凶手面前，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还有安
全感？”（王怡《赵紫阳之死》）

而一个惧怕亡灵的政府，更是虚弱不堪的政府；一个不允许人民公开
地、大声地“哭”的政府，是十足无耻的流氓政府！16年来中国人民
就一直在苦苦争取着公开地、大声地“哭”的权利，却时至今日仍旧
连这点起码的权利和人道尊严都不可得。在自由与人权愈来愈受到普
遍尊重、成为普世价值的今天，在伊拉克人民的荣耀映衬之下，愈发
显现出作为中国人的全部悲哀和耻辱！

（2005.2.17）

（唐风：自由撰稿人，现居中国大陆）

┌────────────────────────────┐
│　〔文心社伦敦消息〕2005年2月17日，下午6～8点，在伦敦 　│
│　大学成功举办了马建先生的讲座《中国的流亡文学──从台　│
│　湾的流亡文学谈起》讲座分6个侧面来阐述：个人的流亡意 　│
│　在此识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核心存在着；日据时期台湾的流　│
│　亡文学；50年代国民党占据时期的流亡文学；60年代台湾社　│
│　会开始转型与流亡文学的处境；海外流亡与境内流亡的不　　│
│　同；从台湾流亡文学反观中国流亡文学。马建先生的讲座吸　│
│　引了众多对中国文化中的流亡意识感兴趣的听众、媒体记　　│
│　者、学术研究者。本文为署名Lemon者的纪录。 　　　　　　│
└────────────────────────────┘

知名的国际作家马建

马建曾是中国先锋作家。1953年出生。80年代曾以《亮出你的舌苔或
空空荡荡》一文成名。1986年移居香港，并创办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1997年前往德国鲁尔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1999年起任英国签约作
家，专事小说创作。现定居伦敦。著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
者》、《九条叉路》、《红尘》。中短篇小说集《你拉狗屎》、《怨
碑》，文集《人生伴侣》、《发生关系》等。其小说尖锐幽默。

《拉面者》英文版The noodle maker己在英国、美国出版。而《红
尘》英文名red dust，则在台湾以版名《非法流浪》出版，该书写了
他以前在中国徒步旅行的经历。曾获英国2002年托马斯.库克国际旅
行文学奖。

已翻译出版的著作语种有：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荷兰语、
挪威语、卡特兰语等。

一、个人的流亡意识在中国文学思想中的核心存在着

首先，马建为中国流亡文学的定位。所谓“中国的流亡文学”，是指
被迫离开祖国，离开原居住地，不在本民族的地域之内的作家所创作
的文学作品。马建以屈原为例，说明中国传统文学思想的人物身上，
屈原应是抱着版图流亡的典型：他的《离骚》可视为第一部汉语流亡
文学作品：“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楚文化比中原文化保留了更多的早期华夏文化，特别是上古神话，形
成了独特的南方巫文化。屈原的这种“殉道”精神也是与上古精神一
脉相承的。他至死不离开楚国，“以道自任”的勇气和气节给中国思
想和文人气质的形成带来了一个范例。而孔夫子则把流亡视作一条生
存之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流亡意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如海中之舟，这一部分的逃离飘泊思想，始
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道家的出世思想，也具有流亡意识，他们
以老子的处世心态，寻找道的真谛，离开主流社会，独群索居，最后
升为仙人，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中，我们几乎难以寻找到公开自由写作这
种现实的存在。5千年的文明史造不出一个文明的社会，可以说明思
想者和主流社会是没关联的。但个体写作恰恰是在成全着中国思想。

相反在主体社会中，从秦始皇的“挟书律”（不许人民家里有书的法
律），到清代制造的文字狱就更加残酷，离中国思想内核的真和善越
来越远。满族人殖民中国时的文字狱遍布中国。庄廷龙的“明史文字
狱”惨案最有典型：康熙帝曾把参加编写、刻印和销售这部书的70多
人全部处死。专制是一种统治工具，也都以灭绝思想为重点治国大
策，直到毛泽东把一切文化思想都烧光为止。

正因为专治的霸道，道家和佛学的出世精神渐渐注入了中国思想的中
枢，以后，文人们便以“独善其身”走入了自我流亡的避世心境，在
歌谣、野史和神话鬼怪的作品中也算是寻到了世外桃园。形成了我们
今天读到的中国的文学精神，一种隐士风格。

此外，《聊斋》、《初刻拍案惊奇》和4大名著等，也都要猜着文字
后面到底是什么寓意，暗示什么。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作家诗人敢真实
地说和写了，久而久之，不实说，口是心非，说东道西便又成了中国
文人的智慧。有很多隐名埋姓的作品变成了我们引以自豪的中国文学
和思想。匿名，隐喻，与精神流亡成了在中国表达思想的一种文风一
种性格。

由于过去的流放地还可以使用本语言，只是偏远，如贵州、广东和海
南岛一带。其实是发配边疆。他们流亡之后依然可以与当地的人民交
流。这些流亡者也都可以偷着写些隐喻的文章。比起今天被赶到完全
是另一个国家的痛苦那就小得多了。

马建还认为，甚至《红楼梦》都是一部看破红尘，走向流亡之路的小
说。曹雪芹也是偷着写书的，至今这个人的存在与否也是个考古的专
题。

作家或者写文化审查部门喜欢的小说出名，如王安忆、莫言，或者匿
名，以坚守写作是个人的自由表达的理念，如刘晓波。但要过着经常
被抓抓放放的生活了。不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作，同时，这就意味着
一种孤独，流亡生涯的命运己开始了。儒家与科举制度的绝对权威与
现实生存的诱惑，使文人墨客完全只能在体制内从政，形成中国式的
文人的意识，他们也无法和行政县官区分出来，文学艺术本身就是个
社会真空了。

今天的作协就是科举的发展。作家以文笔入作协，然后进入文学创
作，由党看管着。出格的作家就没收房子和待遇。所以，近10几年
来，没有一个官方的名作家谈论或批评过他所生活的社会，而是过着
一种中国传统式的自扫门前雪的精神生活，慢慢地消失在文化专制
里，成为那个社会的著名文化人，如巴金或老舍。但这种文人作家也
还仍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与封建专制下的文人墨客很相似。他们的
理由是不过问政治，其实是不过问自己之外的人和社会，那读者们何
必还去买他的书看呢？

二、日据时期台湾的流亡文学

当谈及日据时期台湾的流亡文学时，马建说，台湾近400年的文学史
是以流亡心境中的悲情为主调的。台湾曾先后被西班牙、荷兰人殖
民，清朝又被郑成功家族专治了22年，开创了第1个汉人流亡政权和
流亡文学。这也是汉民族在台最初树立的政权。1683年清军攻下了台
湾，郑的引狼入室成全了大清殖民台湾的合法地位。而郑成功本人又
是在日本出生的半个中国人。是海盗郑芝龙和日本女人田川氏的儿
子。这也为日后台湾的多文化共存打下了根基。

从郑成功的“不信中原不姓朱”的悲愤反清复明的流亡精神到他的王
朝灭亡，跟随他的宁靖王朱术桂自杀前写的悲情绝命诗：“艰辛避海
外，只为数茎发，于今事乙矣，不复采薇蕨。”走进了悲情的流亡绝
境，也成了中国大一统的牺牲品。然后是1894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
的“甲午战争”，清政府战败，只好又割让了台湾。台湾也是中国最
大的移民社会，长久以来被划属中国版图，从人类学的观点说，移民
台湾的汉人原本的社会文化传统，也代表中国文化向外的延伸，他们
在台湾所建立的汉人社会，实际上是把台湾汉人在华南原居地的社会
形态重新在台湾建立起来，是想圆了流亡异地的梦，而不是来尊重和
建设台湾的。正象中国人在全世界都建唐人街一样。是与所在国几乎
不发生亲近感的必然。直到今天才把原居民做为少数民族以团结各民
族的方式拉到了社会里。这在澳洲是不可思议的事。那里的澳洲人开
会前首先要向当地土著代表道歉借了这个地方用一下。

因此台湾现代文学的萌发，是从郑、清以来台湾文人士绅阶级，长期
累积的文学与文化资本，以及晚清文学改良运动、“5．4”新文学运
动、日本近代文艺运动，和20世纪初中国白话文的引介以及乡土文学
的论争等各种思潮的结果。但这都不是台湾文学的传统，而是移植过
来的。因为在社会建立之前它本身是一块流亡之土。流亡发生的原因
还要包括：包容多民族文化才是民族主义，而以中原民族为中心其它
民族以少数为控制或压制的的民族主义恰恰是反民族主义的。这也正
是造成流亡人口流亡文学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日本人并没有明文禁止汉文。但台湾人
创办杂志，最早是在1924年发行的叫《文艺》日文杂志。同时在东
京，还有留学生在海外创办的《台湾青年》，也是日文的。这是强势
的日文必然压住了保守的汉文的一个结果。相对于《文艺》对日本现
代文艺的欣赏，1925年《人人》杂志，台湾最初的白话文文学也诞生
了。它是对汉语文学的认同与向往。

从《文艺》和《人人》这两份杂志来看，台湾当代文学起步时便展现
了多元的文化取向。1924至1944年，近20种杂志中，日文和汉文各占
一半，其中主要的杂志《台湾新文学》是汉文和日文，官方的《台湾
文艺》当然就都是日文了。

自1937年中日开战，台湾进入了战时体制，思想与言论成为管制的重
要环节之一，使文学作为战争宣传的工具。于是报刊杂志全面禁用汉
文，并且开始实施一连串的皇民化运动了。同时出现了“皇民文学”
如同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学。对台湾人来说，皇民文学或许被认为是毫
无抗日精神的御用文学、屈从文学，是汉奸文学，是文学的伤疤。但
皇民文学的作品所表露出来对殖民者的不公平待遇与强加的教化的反
感，以及处于在家园里流亡的心态，也正是文学家与殖民社会的真实
反映。皇民文学见证了台湾在被统治的历史里，知识分子如何在扭曲
中挣扎，尝试改造台湾人成为日本人的过程，并试图摆脱被统治的命
运。另有一类汉文作家也在试图寻找民族的认同。

1937年禁止了汉文以后，迫使很多汉文作家辍笔，成为真正的流亡
者，要重学一种语言又要达到文学语言的水平，那几乎是个幻想。而
日文作家虽然得势，但心态几乎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里不一，象
今天入党的人不相信党一样。以皇民作家为例：如作家周金波，他是
在日本读书长大的。因为离开台湾太久，回台湾就产生一种孤独感
来，写处女作《水癌》的原因则是与其说是对文学的关心，倒不如说
心中对台湾人麻木愚昧的恨。他看不惯母亲能不管床上正躺着垂死的
少女，还在赌博。这也是出国的人回国看不惯家人天天打麻将一样。
他的下一部小说《志愿兵》获得了第一届文艺台湾奖。来年他又代表
台湾出席第2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以“皇民文学的树立”作为发
言。他是深受日本化的台湾知识分子，其某种心理状态与对社会的看
法，是希望透过皇民化以改造台湾人的心灵。当国民党占领台湾后，
他受尽中国统治者屈辱，从此封笔，流亡在自己的家里。这很象沈从
文自从共产党来了便封笔一样。

陈火泉是在40年代才崭露头角的日文作家，第1篇日文小说《道》发
表在官方的日人作家西川满所主持的《文艺台湾》上。日本人投降之
后他解释道：为了通过当局严密的检阅制度，避开他们苛酷的言论控
制，我只好将悲愤与苦涩，隐藏于字里行间，希望能运用巧妙的象征
技巧，隐喻出抗日意识。他辩解自己是写抗议文学，希望洗刷自身的
皇民作家的色彩，战后开始学习华文写作，“5．4”年发表了第1篇
汉文作品《温柔的反抗》。今天在中国大陆写作的作家，将来也会辨
白自己不是为了党写作，也会说在字里行间隐喻着什么反抗。这是中
国式的写作传统，甚至写与党的要求一致的后起高手比比皆是，直接
印刷。

最能感受失去祖国以及流亡在家园的是巫永福的诗歌《孤儿之恋》：


　　亡国的悲哀
　　被日人谩骂为清国奴的愤怒
　　把它埋入苦楝树下算了听青鹤的哀鸣
　　就想国土
　　听院子里鸟叫
　　就想国土
　　听了就忧愁
　　就在夜灯下哭拉
　　在基隆海日出的时候
　　在台日航路船上愤怒着
　　把耻辱藏在故乡的山峦
　　把孤儿的相思藏在浪波
　　日夜想着难能获得的祖国
　　爱着难能获得的祖国
　　那是解缆孤儿的思维
　　医治深深的耻辱伤痕
　　那是给自尊的快乐
　　难能获得的祖国尚在呀！

　　有一天鸡脱离了竹笼
　　跳上垂危的横木
　　更勇敢地跳上屋顶
　　从咽喉迸出高亢的声音
　　……

从这里不难看到台湾同胞的流亡之痛在他笔下表达了出来。台湾光复
后，民族问题得以彻底解决，但另一项争取民权的要求也浮出水面。
在巫永福的《气球》一诗中，表达了台湾人对自由，也是对那个祖国
来了之后又成了流亡者的压抑：

　　气球想飞到更高的地方去
　　也想向左右移动寻找更广阔的地方
　　但却没有那种自由
　　又是怨又是恨
　　在风中挣动想要脱离羁绊远走高飞
　　这时候主人紧紧握着绳索说话了：
　　“你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天轻松游荡还有什么不满足足啊！
　　自由自在地在高空漫步
　　就不应该不安份！
　　要知道只有顺从我的意思才有自由
　　你是不能挣断绳索的
　　而且为了你的安全我时时在监视你
　　知道吗？”

巫永福在诗中表现强烈的祖国意识和自由意识，同时也是台湾文学前
辈们处在有家不能归的流亡心态。

台湾人被迫在民族认同与生存条件之间作选择，这当中台湾人所遭受
到的除了民族认同的扭曲之外，更有民族尊严的丧失。压抑而难以舒
展。民族认同和个人认同成了台湾文人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结。一家三
代讲三种语言，一个人经历过三个朝代，己经是台湾人的特色。中国
人的特色是三代人都被党修理的一样，20岁和60多岁的编辑都知道哪
一段文字党不喜欢，连划掉的句子都一样。从日据时期的汉文、汉日
并用到日语独存的语言流亡过程，正是台湾作为流亡之国的最低谷。

三、50年代国民党占据时期的流亡文学

至于50年代国民党占据时期的流亡文学，马建认为，历史中的日本人
搞的皇民化与中国人搞的汉民化，其影响方式竟是如此雷同，不同时
代的两代人遭遇类似的被统治命运，一步一脚印的文学创作纪录都是
一世投入台湾文学，得到的只是背景总在漂泊的荒唐局面。在战后蒋
家专制的统治下，台湾人承受的是另一种一言堂的教化方式。当时台
湾人的前途除了成为中国人之外不能有其它出路，用日文写作的作家
全部成为非法者，即不可能写，也不可能发表，更不能与人民传阅交
流。他们又是在自己的家国成为匿名者。从50年代到80年代，台湾社
会的变迁，形成本省和外省做为双重流亡情境在一个空间发生了。

本省人大都受日本教育，讲日语。在国语社会统治下失去了耳朵和
嘴。进入准流亡的心态。外省人铭记着的中国，来到了异乡，也进入
了准流亡的心态。他们虽是闯入者，但权力再握，便与移民外国的中
国人一样，抓紧了在台湾快马加鞭地复制中国城和唐人街的梦想。这
个蓝图在台北市己被地图化了。

台湾人脱离了日本统治，重返中国怀抱的同时，也就懵懂失去了家
园，甚至失去了话语权，蒋家的独裁比日本人更野蛮。怀旧、失落、
挫折、焦虑、痛怨等种种情绪的产生，终于爆发了“2．28”事件。
台湾人的回归感立刻崩溃，成为流亡在本土的流民。50年代的台湾文
坛尽管偶而也谱入了爱情、死亡、桃花源等变奏，其主题大体上是一
致的，即反共、怀乡，就题材而言，都是属于激情流亡文学阶段，就
文学的功能而言，则大致上被归类为反攻文艺、战斗文艺和大兵文学
等。

1953年8月1日“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成立，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
号，其目的则是：为忠贞的军民读者，提供大批精神食粮。这和共产
党的作家们如巴金、老舍为党写宣传鼓动文学如出一辙。军中作家田
原的《爱与仇》，澎湃的《黄海之战》司马中原的《荒原》等开始流
行。那么必然会产生了对立的鸳鸯蝴蝶派。因为在流亡之地，作家的
生存变化总会出现两极分化的。当时傅红蓼主编的《新生报》便造成
一片萎靡、迷迷离离的失落气氛，便引发了文学工作者们自清自律的
“文化清洁运动”。台湾省各新闻报纸共同发表“自由中国各界为推
行文化清洁运动除三害宣言”，蒋中正藉此另标战斗文艺的观念，令
反共文学波澜壮阔，盛极一时。他是想把流亡之地当成将返回的船，
驶向梦想的祖国。

这种运功在大陆叫“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也
是毛泽东发话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宗旨还是个人没有写作自由，
要你回到党的怀抱。50年代以反共复国、怀乡思亲，复仇战斗为文学
的主流。《文学杂志》曾宣称：大陆沦陷之后，中华民族正当存亡绝
续之秋，我们想在文学方面尽我们的力量，用文章来报国。失落的流
亡意识竟然被“化悲痛为力量了”。当私人办杂志逐渐出现时，反共
意识仍然明显。纪弦的《现代诗》在组稿要求时也注明爱国、反共和
拥护自由与民主。当然，鼓吹新诗应具备民族的气质性格、精神特
性，体现时代的精神等等还是他的主要办刊方向。可以说，以政治未
来去解放流亡的痛苦，文学作品和作家都承担着太重的精神承诺。也
不会有往内心走，往想象力的极端走的好作品出世了。

四、60年代台湾社会开始转型与流亡文学的处境

从50年代产生官方的反共怀乡文学到60年代都为现代主义时期，那么
《现代文学》之创刊是非常重要的标致。70年代的重新定位台湾的呼
求，引发乡土的回归或者回归原乡中国，或者回归原乡中国版图里的
台湾，使长期受禁锢的意识型态获得了解放。流亡诗人或作家的创作
高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了出来。

在60年代崛起的台湾名小说家王文兴、刘绍铭、叶维廉、陈若曦、李
欧梵等。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包袱是，随着政府迁台后成长的外省子
弟的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光复后接受国民政府教育长大的本省
子弟：欧阳子、陈若曦、林耀福、陈映真、黄春明。和海外归国的留
学生：龙应台、戴天、叶维廉，刘绍铭、施叔青。虽都是战后成长的
一代，也证明着三种文化背景将成为一体的时代的来临，也是把流亡
文学主体移位的新生代。但每个背景放在台湾岛上都是残缺和没安全
感的了，流亡的方向感开始复杂了。

但最有代表流亡意识的还是两部长篇，那就是白先勇的《孽子》和马
森的《夜游》。其中白先勇青少年时期，经过中国近代最动乱的时
代，随父亲先后飘泊在重庆、上海、南京＃等地，一下子上海话、一
下子广东话，让他产生了一种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赴美留学后，便
开始创作一系列反映台湾留学生生活的小说《纽约客》。反映比较广
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追求飘泊感最成熟的作品是《台北人》。他笔下
的人物往往都是些过客，绝望地活在异国他乡。《孽子》是白先勇唯
一一部长篇，是写一群飘泊街头，无所归依的孩子们。

王文兴也不动声色地构筑了一个存在的尴尬困窘，在小说《家变》的
范晔身上，表现为60年代台湾小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
巨大反差造成的异化状态。早些时候，这是一群自弃于人群的孤独的
个体，是患有自闭症的男孩。他们活在早期王文兴的小说中，苦苦地
自我折磨，或者折磨他人，与其把他的逐父行为理解成一种向旧伦理
的宣战，倒不如说他身上折射出特定历史背景下台湾部分知识分子分
裂的精神处境。虐父、逐父和父亲的出走不仅仅暗喻旧伦理的颓败，
也暴露出台湾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精神之根的流离失所。没有了构成累
赘的父亲，没有了父亲象征和负载着的传统，自由和幸福也许离自己
更近了。

现代主义60年代在台湾崛起，并非一个偶然现象，亦非一时标新立异
的风尚，而是当时台湾历史的客观发展以及青年作家们来自不同的背
景所撞出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努力走出流亡心态的土地和社会的政
治大背景。大家知道，台湾是人类历史上戒严最长的专治国家。现在
台湾由独裁转为民主的过程中，一代作家也将退出历史。新一代将失
去流亡意识，从张大春或朱天文等作家的笔下，乡愁己经不多见了。
经过一个成长期之后将进台湾文学也正逐步往国家文学的道路。

五、海外流亡与境内流亡的不同

60年代文学西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台湾文学中那股激烈、强悍的
移民社会性格具有的抗争意识，历经1950年前后展开的“政治肃
清”，杨逵、叶石涛等人被捕。就以摧磨殆尽了。那个年代对作家来
说写作和作案是同一种心态。台湾的吴浊流写了小说，抄成两份藏起
来，大陆的高行健写了挖地藏在地下。都在埋藏罪证。

放眼文坛尽是清一色的反共主调，要不就是风花雪月，于是盛开于60
年代初的“现代”“超现实”“实验主义”的文学随着西方文学的互
动发展了起来。异乡人与乌托邦的产生，自然是出自对现世界的不
满，也是响往他乡的一个出路。于是陈若曦以及她笔下那些以大陆当
作乌托邦的造梦者，使回归的知识分子们走入了一片尴尬的祖国现
实。陈若曦是一个关注流亡情境的小说家，她的《巴里的旅程》多少
能说明这个情境。异乡人的失落与乌托邦的追寻，这两种处境，都表
现这个世纪存在的症状，用海德格的表述：就是无家可归。思想精神
和情感个体都在流亡。家园是一个不真实的意想，但可以回归，只是
总是走在回家的途中。台湾作家与西方作家的不同点是，他们常把个
人的遭遇，比喻国家整体的命运。这一点也证明了国家或叫政府也都
在流亡之中，无家可归。这种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的结合现象，
则是仅发生在台湾的。

在60年代，于梨华作为留在美国的作家，所面临的压力包括了离国怀
乡，感时忧国和社群与文化认同，以及新生代与中国文化日益疏离等
等问题。当年青人去了美国，发现国民政府的命运其实正是自己的命
运的写照，美国不是自己的国家，勉强开创事业，也无法打入他们的
社会，获得真正的认同，他们永远只能处在边陲，他们因此再度地失
落了。和20年后今天海外的大陆作家的处境心态都有相似之处。都是
没有根的、失落的和流亡的。只是她一般性的流亡生活写来写去变成
了寄人篱下的流亡经验，没有生命存在的严峻问题。她笔下的人物大
多是迁台的大陆人，与国民政府为命运共同体。特徵是怀的乡不在台
湾，那儿顶多是半个家乡，父母的居住地而己。失去的根要向大陆
寻。丛苏的小说人物往往认同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作家施叔青便回
归了台湾乡土。她们对故乡的认同和差异，其实也象征了这两三代中
国人复杂的命运。共同点是她们属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一种个体
的流亡。

六、从台湾流亡文学反观中国流亡文学

台湾几乎是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

50年代国民党统治台湾使用了专制手段，消灭反对者与共产党历次运
动消灭反对派一样。都在强势政治管制下，令作家过着流亡心境的人
生历程。

台湾60年代出现了现代文学，中国80年代也开始。只相差了20年。80
年代台湾的开放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几乎差不多，但台湾走向民主化和
本土化，流亡渐渐成了历史。大陆走向商业化，专制体系保持不变，
令流亡作家和流亡作品越来越多，进入鼎盛期，成为苏联解体后最大
的流亡国家。

同时，流亡文学最多的国家，也正是主体文学最萧条时期。今天最红
火的作家将来就是最先被历史淘汰的作家。台湾的文学的发展就是一
个参照系。

台湾在互相流亡的政体社会中，几代作家在错位中流亡并生存。台湾
的陈映真、陈若曦等梦想着中止流亡回大陆，而大陆的作家正渴望离
开大陆，奔向自由之地台湾或西方。假如共产党不打台湾的话，这个
流亡之国应该靠岸了。但大陆的流亡时代还处在盛唐阶段，并将在世
界流亡文学占有重要位置，取代被苏联长期独霸天下的地位，带领着
北朝鲜、古巴等流亡群体，继续奋斗。

一些敢于个人写作的作家正在死守着国土，稍不留心就被推出海外，
成为流亡者。而己经流亡的作家群体，正面临老实点便可以回国的诱
惑。也想把自己低调处理成移民作家重返中国。出国对商人来说是个
商机，是生活方式，是中国人的幸福之门。对作家来说就是进了地
狱，切断你与社会的联系。不然党何必把赶出国当成王牌打呢？

现在，海外中国流亡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流亡文学中的一种独特的形
态，也必将成为中国人的文学遗产。正如东德被西德合并，东德的文
学从此不会有人去读了，因为没有灵魂的文学一定是短命的。专制的
代价就是消灭了思想者之后，社会确实好领导，也好管理。但这样的
社会也会毁了这个民族的智慧。有流亡文学的国家是不会产生思想者
的。

（马建：旅英著名作家）

〔转载自《观察》；http://guancha.org〕

我在台湾时曾经听过一个乞丐的故事。这个故事叙述一个失败的商
人，由于经商失败万念俱灰而流落在街头。

有一天，有一个乞丐看他十分狼狈，给了他一点东西吃。这个商人突
然觉得，当乞丐也不错啊！可以不必劳动就有的吃了。他尝试向人乞
讨，但是无论他怎么讨都要不到钱。于是，他向这位乞丐请教如何讨
饭。

“你穿着西装，一点都不象乞丐，谁会给你钱？”这位乞丐，象资深
的前辈耐心地告诉了他。这位商人突然悟出了道理，于是就换了一身
破旧的衣服开始乞讨。

然而，即使他换了身破旧的衣服，仍然要不到钱。他感到十分沮丧。
有一个下雨天，天气很冷，他饥寒交迫，弓着背全身发抖。没想到他
这个发抖的动作，竟然博得一些人的同情，纷纷丢钱给他。他突然悟
出了道理：当乞丐一定要扮出可怜相，才能够得到赏钱。

隔了一阵子之后，他感觉十分苦恼，因为有时他会得到赏钱，但有时
却得不到赏钱。这种饱一餐饿一餐的日子实在很难过。有一天下午，
他饿得头发慌，于是蹲在路旁。没想到这个蹲的动作，竟然使他收到
不少的赏钱。他又悟出了一个道理：当乞丐不仅要扮出可怜相，而且
要蹲在地上，才能够要到更多的钱。

自从他悟出了蹲的道理之后，他的收入增加了。他开始研究如何要更
多的钱。有一天夜里，他突然从梦中惊醒。他又悟出了一个道理：当
乞丐一定要趴在地上，才能够要到更多的钱。

第2天开始他开始趴在地上要钱，没想到这一招令他赚了不少钱。1年
之后，他成为小富翁。他将所乞讨的钱，作为投资生意的资本。没想
到他后来竟然成为一位大富翁。

这个故事，让我认识了一个道理：即使当乞丐，也要懂得行销。乞丐
行销的手段，就是以高度表演的方式，来博取他人的同情；透过这种
劳动的付出，获得劳动的收益。我认为这种行为，十分可耻，无异于
出卖自我尊严与人格的做法；如果他有能力工作，他应该从实际的工
作之中，赚取合理的薪资，如此才能维护劳动神圣，并且保持人的尊
严与人格。

自从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开始观察台湾的乞丐。我发觉大部分台
湾的乞丐，都是趴着要钱。如果仔细分析，很多乞丐都是手脚健全，
但是他们仍然装着残废的样子在地上爬行。不知道他们是否都与我一
样听过同样一个乞丐的故事？

我在中国，也看过很多的乞丐，但是从来没有看过趴在地上的乞丐。
我所看过的乞丐有几种：第一种，是一群小孩子缠着你不放，除非你
给钱，否则他们不愿意离开；第二种，是残疾的人，坐在地上乞讨；
第三种，是跪在地上的人，他们不断地磕头与哀求向路人乞讨；第四
种，是卖艺型的乞丐，他们以演奏乐器或唱歌的方式向人乞讨；第五
种，是老妇人，追着路人要钱。

这些乞丐，是否是真的乞丐，其实很容易辨认。我辨认的方法，通常
是用鼻子。如果这个乞丐又脏又臭，那么他可能是真的乞丐。例如，
我常看见一些蓬头垢面、又脏又臭的人，在垃圾桶里找回收瓶罐或食
物吃。这些人虽然没有向人伸手要钱，但是他们可能是乞丐，通常我
会给他们钱。

那些衣着干净与四肢健全的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乞丐。他们的行为可
以视为一种高度的“街头艺术表演工作者”。他们的目的，只是用可
怜的表演形象，来获取都市人“同情的消费”罢了！

从台湾假的乞丐身上，我看见了许多政治家与民意代表的影子。这些
政治家与民意代表，都是“政治表演艺术的工作者”。他们竞选的时
候，为了骗取人民的选票，可以象乞丐一样，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拱手作揖、乞讨拜票等；等到他们当选之后，马上变脸，立刻成为国
会殿堂里骄傲的猪仔政治家或议员。

这些台湾政客，为了个人权力与利益，可以出卖自己的良心与尊严，
例如，进行政党政治交易、接受民间或官方的利益输送、接受贿选与
买票、进行公共工程围标、从事利益关说、进行政治绑架或阻碍合理
的法案、对政府或民间企业进行勒索等。他们的灵魂与人格，绝对不
比妓女高，也不比那些假的乞丐好。

在中国假的乞丐身上，我看见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影子。这些知识分
子，在专制政权的暴力与谎言之下，为了个人的利益或官位，不断以
出卖良心与做人道德底线的方式，讨好专制的统治者。他们忘记
了，知识分子应该保护人民的利益，应该为社会与人民仗义直言，应
该对社会不公不义进行批判，应该与专制政权彻底决裂，应该为人民
争取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等。

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做不到上述的工作，反而成为统治者的帮凶、打手
或御用文人。他们为专制政权寻求各种理论合法性的基础，他们设计
出许多的理论，来美化与延续腐败的专制政权。例如，所谓的猫论、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
放的总设计师、国情论、ＧＤＰ神话、中国和平崛起、三个代表、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仁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反贪污腐败、反分裂
国家法等。

然而，这些理论却经不起仔细的分析。例如，所谓的猫论，充满了功
利主义，现代国家消灭老鼠，已经不用猫了；他们从改善环境与使用
药物（如保护人权、现代民主宪政、法制与社会正义等），来消灭老
鼠（如社会不公不义等）。这种方式可以避免猫在抓老鼠时所造成的
许多不可收拾的后果，如特权横行、贪污腐败与贫富悬殊等。

所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专制主义的金权政治。它是特
权与少数被钦定资本家结合的资源掠夺经济。例如，拥有特权或批文
的资本家，他们共同掠夺人民、土地与国家的资源；其中包括：将国
有资源、财产与企业，变成黑市交易的商品；让所有参与的人，如领
导的亲属、政府官员、银行行长、资本家等，都能获得利益──最后
人民、土地与国家的资源，都被陆续掏空。

所谓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让拥有特权的人先富起来，同时让
工农大众越来越贫穷。例如，三农、贫穷农村、大量的工人失业、贫
富悬殊、贪污腐败等问题。

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以愚公移山、土法炼刚与闭门造车的方
式，进行经济改革。西方已经有好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共
不愿意学习现代化国家成功的经验，从民主与自由的方向着手树立其
理念、制度与政策等，反而用许多违反人性、自由市场、理性等方
式，随意制定政策，进行各种“改革”。例如，中国社会盛传的一句
话，“一紧就松，一松就乱，一乱就收”，最后政府的政策，就在这
种模式之下不断地循环，也不断地犯错误。人民成为被政府任意试验
的白老鼠。为政者，不可以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主政，必须以现代
理性与制度来建设国家。

所谓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指邓小平。事实上，西方自由经济与市
场已有数百年的经验，中共只不过学习其一小部分，实在没有什么成
绩可言，否则中国不可能在改革开放20多年后，人民仍然普遍贫穷、
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严重的贫富不均现象、大
量的失业人口等。中共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还不如称他
为改革开放的总糊弄师。

所谓的中国和平崛起，就是中国专制的崛起，只要中国不摆脱专制政
权，中国就是自由世界的敌人，中国人就是世界的黄祸；自由国家，
就必须被迫用军事防堵中国的方式来保护其国家的安全。

所谓的三个代表，就是代表中共不公、不义与贪污腐败。所谓的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共以军事武力、压迫各民族的残酷行为；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下，所有的异族遭受了各种剥削、压迫与
屠杀的命运，例如，西藏、新疆、内蒙，还有被中共军事威胁的台
湾。

所谓的仁政，就是中共专制的政治。它的本质就是谎言与暴力，并没
有仁爱的特质，只有中共绝对统治的意志；人民没有尊严、言论自
由、平等与选举权，也没有人权。

所谓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巩固中共的专制政权。如果中共真的
要加强执政能力，那么中共必须先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取
消特权、任人唯才等。目前，中共任用了大量的庸才、奴才与蠢才，
这些人无才又无德，如何能够加强他们的执政能力？

例如，中共任用没有农业专业的人担任农业部长，如何能解决三农与
农民贫困的问题？任用没有教育专业的人担任教育部长，如何能解决
教育改革的问题？任用没有交通专业的人担任交通部长，如何能解决
交通混乱的问题？其他的各部门主管，大部分都有同样的问题。中共
选择干部的标准，是按照对党的忠诚与入党的资历，而不是道德、学
历与专业能力。这就是中国政府公职人员素质低落与官僚腐败的根
源。

所谓的反贪污腐败，就是保障中共特权分子贪污的障眼法。中共领导
人非常清楚，它的体制根本无法彻底解决贪污的问题。它的专制是各
种派系政治的妥协结果；主政者，必须透过容许各种派系贪污腐败的
方式，来取得政治表面上的忠诚与服从，如此才能够维系中央集权政
治的表面结构。如果中共真心要反贪污腐败，那么应该从抓中央的干
部开始。目前，中央干部有6万个亲属，在国外有上百亿的资产。这
些不抓，反而抓一些省长、县长或地方官员充数，这岂不是，“只打
苍蝇，不打老虎”！

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就是为中共为犯台所建立的法律文件。这
种做法，将会挑起台海危机，使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如美国、日本、
台湾等，与中共专制政权产生严重的军事冲突。这将是中国人民继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大的战争危机。中国人民，似乎不知道《反分
裂国家法》的危害性有多么大。

以上所有似是而非的理论，都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手发明出来的诡论。
这些诡论，不仅危害了人民，而且延续了中共专制的政权。从这一点
分析可知，这些知识分子真是祸国殃民，令人痛心疾首。他们的行为
绝对不比妓女高，也不比那些假的乞丐好。

从表演艺术的观点而论，那些台湾的假乞丐，远比不上台湾的政客；
那些中国的假乞丐，也远比不上中国的知识分子。

上述这些政客与知识分子，真是无耻到了极点！他们到底可以逍遥到
什么时候？

（2005.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