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系记者陈东旭、汪莉绢北京14日电〕前几天公开说“谢长廷是
谁？不认识、不知道！”的中共外交部长李肇星，13日开骂了。李肇
星与10多名台湾记者轮番“舌战”，一问一答，还不时互换角色。结
果因为一名台湾记者未及时表明所属媒体，让李肇星动怒扭头就走，
但随後又折回称：“我受到台湾媒体不公正的待遇。”

李肇星是中共官员中，敢於表达自己喜怒的高官，经常因此脱离外交
辞令，成为海外媒体追逐包围的焦点。以下是13日他出现全国人大会
场时，与记者的对白。

◆李肇星：不要推挤、不要推挤啊！
◆记者：小心、小心啊！（尖叫声）

◆记者问：台湾因为《反分裂国家法》准备举行大游行，你要不要评
　断？
◆部长答：你在北京那麽多天，应该知道情况，你是媒体代表，应是
　你来评断，怎会叫别人来评断？你是媒体记者，要责无旁贷告诉两
　岸所有的中国人，要爱自己的祖国，要携起手来、心连心，把祖国
　建设更强盛，要说明祖国与其他各国人民和平相处，使世界人民更
　美好。

◆记者问：部长，既然台湾也是中国人，为何不能走向国际？
◆部长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记者插话：为什麽台湾不能在国际
　发声？），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怎麽不能发声啊。你发声这麽多
　……你是哪家媒体啊，跑来这麽大的地方来问问题，怎麽不能发
　声，你是哪个媒体，请问？

◆记者答：我是台湾的。
◆部长问：哪个媒体？我问你，哪个媒体？你说话怎麽那麽哪个……
　说起话倒象发言人了……，你都不能告诉我啊！我问你是哪个媒体
　都不愿意说，那要怎麽交流啊！

◆记者答：我们是台湾ＸＸ新闻。
◆部长答：谢谢你（接着扭头转身就走）
◆但走了三步又折回说：刚才那个女孩在哪？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平
　等待人，她知道我是谁，我问她是哪个媒体，她就高深莫测的样
　子。我觉得，国家和国家要平等相处，大陆和台湾同属中国，外国
　没权利干涉，我把你们看待成自己的好朋友、小朋友。但我问她是
　哪个媒体，她都不肯说，她可以不说，但要怎麽交流啊？
◆部长说：我觉得受到不公正的待遇……那女孩哪里去了？（记者出
　现）我对你那麽好，你对我那个样子，对不对！记住，我们都是中
　国人，如果忘记这一点，就没有办法做好报导。既然你都不敢告诉
　我，你把这个（麦克风）收起来！

李肇星终於真正掉头而去，留下现场众多一脸错愕的记者。

〔转载自《世界日报》2005.3.14〕

问：李肇星……
答：李肇星是谁？不认识、不知道！

问：就是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嘛！当他向你们台湾的女记
　　者询问她的单位时，为什么她不回应？
答：不是不回应，是不敢回应，怕秋后算帐、以后不让采访嘛。

问：那为什么她后来又说白了呢？
答：她后来想到贵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特务，世界一流，而且无孔不
　　入，这事掩盖不了。

问：李肇星为什么一直讲他对她那么好呢？
答：这个叫做什么星的没有风情，大抵不是在吃豆腐，顶认真的。记
　　者这么问法，按照他的常规，早令她给逮了。没逮她，那不是对
　　她特别好吗？

问：为什么对她这么好呢？
答：因为她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他管不了啊！

问：你们台湾人真的不怕他们采取非和平方式出手吗？
答：怕，而且怕极了。但是想到一统一，李什么星之类的中国国家领
　　导人就不会再对我们那么好，比广场学生王丹他们还凶的台湾
　　人，岂不是又要被坦克冲击、被机枪用子母弹扫射！因此，如果
　　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关、杀自己的国民不过瘾，又想蹂躏台湾人，
　　好，就请他们把非和平方式的招式使来看看吧！

问：你怪我们的外交部长失态吗？
答：没有、没有，不会、不会。他的态势不但没有失态，而且好极
　　了。因为，他至少提醒台湾的泛蓝，还是在台北的街头勇敢地詈
　　李登辉、骂阿扁比较安全！

3月，北京召开“两会”，为造势已久的《反分裂法》，盖上橡皮图
章。酝酿期间，北京原本将该法称为《国家统一法》，后觉不妥，改
为《反分裂法》。这一改动，将中南海的真实心态暴露无遗：“国家
统一法”，字面上有主动意味，即当局需主动采取行动，结束两岸分
治或分离局面，但遍观中南海权贵，实无一人敢承担这一“历史责
任”；《反分裂法》，字面上有被动意味，即只有当对方分裂时，当
局才行动，如果对方不分裂，当局就无需行动。中南海在这里暗示的
就是：希望你们（台北）不宣布独立，维持两岸现状，给“咱们”
（北京）一个面子，就够了。至于将来的事，“咱们”就不管了。

上述文字游戏，看似高明，实则漏洞百出。最大的漏洞，便是：半个
多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要“反分裂”，就
是要反现状，就要立即行动。这与中南海的心意，恰恰相反。外国评
论：北京制订《反分裂法》，将原先有关台湾问题的模糊表述，变为
明确表述，对北京并不利。模糊，维持现状，本来是大陆、台湾、美
国三方的“最大公约数”，北京于无意间，弄巧成拙，作茧自缚。

说穿了，北京制订《反分裂法》，主要是作秀给大陆人民看，让大陆
老百姓感觉到，在台湾问题上，中南海好象还做了点什么。在中共官
方喉舌的长期煽动下，大陆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连中南海自
己，都倍感压力，心惊肉跳。

说起来，所谓《反分裂法》，又与中南海的两条“国策”相关：“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在积极充当国民经济的破坏
者达30年（1949～1978）之后，中共改而高唱“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有将功补过的意思。然而，继续霸占政权，强制推行有利于当
权者的“经济建设”，排斥和镇压异己，无形间又制造了另一“过”
“稳定压倒一切”，（指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既然压倒一切，自
然也就压倒“统一台湾”的“历史重责”。北京奢望，摆出一个《反
分裂法》，就能震住台湾，稳住台湾，从此，两岸“井水不犯河水”
大家都少麻烦。

北京炮制《反分裂法》，台湾反应强烈，发出“最严厉的谴责”，朝
野还为此酝酿大示威，大抗议。然而，自从1949年以来，两岸分治，
各有各的法律，正如台湾法律从来不曾施行于大陆，大陆法律也从来
不曾有效于台湾。大陆增加一个《反分裂法》，对台湾而言，依显然
毫无效力。既然台湾蓝绿阵营都有共识，认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
国家”，那么，对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中国）制订的法律，又何必
如此在乎？分明就与台湾无关嘛！台湾的喧哗，反映的，不过是台湾
蓝绿制衡的政治生态。

实际上，历经台湾立法院选举、扁宋会、两岸直航等一系列事件之
后，最近一段时间，恰恰是多年来，两岸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思维
僵化的中南海，于此时抛出《反分裂法》，选错时机，打错算盘。至
少，台湾军购，更有充足理由了，反对军购的声音，恐怕就细若游丝
了。这又是低智商的中南海诸公始料不及的“效应”之一。

美国对此，固然持批评态度，认为“无助于台海和平”。然而，北京
制订《反分裂法》，却又一头栽进美国的围堵“圈套”。就在北京大
张旗鼓地酝酿《反分裂法》期间，美日同盟首次将台湾海峡纳入双方
安全保障的“共同目标”，且理直气壮，好一个善用时机！国务卿赖
斯下周出访亚洲，将要求中方解释《反分裂法》，实为反客为主，变
被动为主动。

俄国、日本均窃喜。俄国喜的是，呼应中方《反分裂法》，俄国更有
机会向中国大量销售武器，从中渔利，俄国心下巴不得台海之战快点
打起来，好让它再大发一笔战争财。日本喜的是，思虑已久的美日台
同盟，终于熬到出台的时机，北京自制《反分裂法》，正中日本“下
怀”，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最恼火的是欧盟，本来，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欧盟打算尽快解除对
中方的武器禁售，为此已经与美国产生矛盾，欧盟对美国竭尽解释。
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北京抛出《反分裂法》，被外界广泛理解为对台
动武的“战争法”。如果此时欧盟解除禁令，售武器于北京，等于公
开鼓励北京开战，如此，必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大压力，此绝非欧盟所
愿。欧盟的大声谴责，把中南海吓了一跳，以至于要急忙派出外交部
长，专程赴欧洲“解释”。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5.3.15）

看来中共对《反分裂法》志在必得，在中共的控制下，这次全国人大
获得通过没有人会惊讶。中共目前也是喜沾沾的，言下之意镇住快了
阿扁，宣布任内不搞台独，并且开通宣传机器宣传一些台湾政要急忙
忙来北京“求和”。

似乎一部《反分裂法》可抵百万雄兵。可是中共就象一个长剑抵着台
湾喉咙的野蛮汉，从不问问自己有没有资格这么做。霸气如虹的《反
分裂法》背后，是“替天行道”，还是“欺凌”，老早就先声夺人，
宏大叙述震天响容不得人思考，更别说还有割断异议者喉咙的利刃，
就象对准台湾的706枚导弹一样，无形杀气遍布四周。

凭什么中共可以为台湾人民“当家做主”，而且是对台湾进行伤害？
如果中共可以如此，那么台湾是不也可以制定一部《收复大陆法》？
二者都是一样的，那么凭什么《反分裂法》是正当的，而《收复大
陆法》是不正当的，仅仅因为大陆的武力强大，道义曲直就由拳头来
说？或者中共自信满满，认为在1949年战胜国民党时中华民族已经
将整个民族国家全部交托给它，原来尚未接收的台湾现在到了追回的
时候了？

中共宣称海峡冲突是内政，不要他国干涉，同样台湾也承认一个中
国。二者的逻辑是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好了到底谁才是民族国家的代
表，有权对统一作出决断。那么中共到底享不享有民族国家的领导
权？

我们必须从孙中山那里开始考察，到底谁才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当家
人，到底是后极权主义的中共，还是民主宪政的台湾中华民国。中华
民国的蒋介石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毛泽东都是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
继承人，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前者完成社会上层的改造，后者完成社
会下层的改造。前者以城市作为主导力量，后者以农村作为主导力
量，城市也好，农村也好，不管在现代化中有多大冲突，首先都是一
个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大家庭的兄弟。所以并不是这个家庭
中的任何一个兄弟本身就有足够的正当性来当这个家，而是谁更能领
会父亲的精神，按照先定规则来当家。

国民党是嫡长子，一直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而中共是小儿子，却
“叛逆”了，成了僭主，自己要开天辟地，重换日月弄成新朝代（后
来毛泽东非常后悔，说如果不改国号，台湾就没了合法性）。即使中
共抢占了中华民族的大部分领土，控制了大部分人口，让中华民国留
守小小台湾一岛，但是枪杆子并不能掌握整个中华民族的主权，地盘
大也可能还是土匪；即使在国际关系中，绝大部分国家已经认可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地位，但是绝对不可能就因此承认了中华民国的
法统就留在大陆落入中共手中。例如美国就很明显，只承认一个中
国，不是台湾，也不是大陆。

这个法统就是宪政，谁距离宪政越近，谁可能就是这个民族国家的当
家人。在1949年整个民族国家被台湾海峡断裂成两个部分之后，就形
成“二龙争”，双方各尽所能比拼，相当于无形的“二党政治”，谁
能更大促进中国民主，形成宪政国家，谁将在整个民族的事务中成为
领导者。这一点阿扁想得很清楚，毕竟是嫡子嫡孙。他最近在接受美
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中说，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能够对中国产生灯
塔的领航作用，我们也希望大陆会民主化，甚至能超越今日的台湾，
但是，中国大陆缺乏象选举、多党政治及中立的军队这些重要的原
素。阿扁还说我们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种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如果说1949年的中共因为土改而成为农村的代理人，虽然在合法性上
有僭主的罪名，但在正当性的高低上，与当时的国民党还有一拼，但
是今天的中共很多人认为已经成了特权阶层，如何还能轻言为底层代
言，更别说是整个民族的当家人？事实上，今天的中共，在很大程度
上，和昔日的敌人一样，已经为社会底层所憎恨。这时候还有脸面当
这个家？

退一万步来说，假定可以，那么制定《反分裂法》与中共本身的原则
相冲突，是抽自己嘴巴。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冲突，要制定，则在全国
人大中应该有台湾的民意代表，而且能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没有来
自台湾的民意，好象只有暴徒才敢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权。如果说台
湾方面按照中华民国法统，制定征服大陆的法律是一种法律战，而中
共方面还没有进入宪政而不能摆脱乱臣贼子嫌疑，制订《反分裂法》
则是赤裸裸的暴力，可以看出《反分裂法》是一种铺设，其结果使对
台动武合法化。

这对大陆的人民来说，是一种民意绑架。台湾人民是一家人，即使独
立了还是一家人，血肉相连，没有人愿意动武。这对不仅强行代表了
台湾人民的意志，而且这种代表令人啼笑皆非。按照《反分裂法》的
逻辑，无异于说，台湾人民在高声喊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把谁
都当成《英雄儿女》中傻瓜“王成”了。

哭笑不得的是，从1949年以来，尤其是冷战阶段，在政治上中共把台
湾当作敌人，而不是同盟，已经遗忘了两次国共合作的共同体感。中
共在国际关系上不断打压，意识形态上不断妖魔化，已经迫使台湾不
断“去中国化”，有一部分人想脱离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这样的
“去中国化”又强化了中共的打压，甚至到了现在的武力。这是不是
说从一开始，不管是不是故意，中共就要搞死他们，不断把他们推向
敌人一边，最后加以打击。刀俎之间，如何谈代表台湾民意，如何讲
民族国家。要是能通过代议制代表敌人，这可真是天上没有，人间仅
此一回。

拳头再大也解决不了问题，即使《反分裂法》能够通过，只能貌合神
离，最后确让台湾海峡距离越来越宽，进一步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让两岸更分裂不会更统一，给整个民族心上深深砍一刀。可以退一步
想一想，即使台湾独立了，又如何，难道就不能形成联邦或邦联，这
还是一个大家庭。并没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台湾危机，完全可以海
阔天空，没有必要步步禁闭。

《反分裂法》的逻辑是两岸不能统一，都是台湾方面惹的祸，中共纯
洁得象一个白衣天使。中共应该要将探照灯扫一扫自己，反思一下是
不是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妨碍了中华民族统一。解决的关键是大陆的政
治体制改革，进入宪政，也就是回到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法统。正象毛
泽东所后悔的那样，回归到中华民国法统才是阳光大道。这才是名正
言顺的，都不用争当家人，孙中山已经安排好了。如果中国通过《反
分裂法》，也就是对整个民族国家宣布战争，这就成了整个民族的罪
人，历史法庭要做出判决，将之钉在耻辱柱上。

中国大陆领导人不妨回头去看看，当下制定《反分裂法》是否背离了
其前辈邓小平的统一思想。或许是从欧盟共同体先经济统一后政治统
一那里获得启迪，邓小平认识到经济将主导政治，所以他把国内经济
改革先行的思路用于解决两岸关系，先搞民间交流，再三通，鼓励台
湾同胞来大陆投资，分明是稳稳当当的渐进思路。如今一反渐进而过
分激进。在这时候，我看到的是台湾方面倒成邓小平的继承人，希望
政治上来个几十年的缓冲期，签署20～30年的短期和平协定，然后双
方埋头搞经济交往。

（作者系知名宪政学者，现居北京）

〔转载自《议报》2005.3.14；http://chinaeweekly.com/〕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叛乱，始建于1911年的中华民国退居台湾，实际管
治范围仅限于台湾及澎湖列岛。而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控制了除台湾、海南岛、外蒙古以外的原中华民国的大陆地
区，形成了两岸分治的结果。

第一条、为了维护地区间的和平稳定，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
　　　　据中华民国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世界人民爱好和平，虽然大陆和台湾历史上同属一个中国，
　　　　但两岸的分治时间实际已经超过了50年，按照国际法惯例，
　　　　一国在无“行动争议”的情况下占据某处领土50年以上，该
　　　　国则被视为领主。所以，中华民国承诺放弃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实际占领地区的领土要求。

第三条、按照国际法中有关一个主权国家有维护领土和主权的神圣权
　　　　利；不容外来侵略；任何国家不可以决定或瓜分另一国家的
　　　　领土和主权的原则；中华民国将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
　　　　各项权利；同时也要求他国对中华民国领土的尊重。

第四条、中华民国将本着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以
　　　　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各项正
　　　　常的外交关系。

第五条、坚持两国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实现两国正常交往的基础。

第六条、中华民国采取下列措施，维护地区间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国
　　　　关系：

（一）鼓励和推动两国人员往来，增进了解，增强互信；
（二）鼓励和推动两国经济交流与合作，直接通邮通航通商，密切两
　　　岸经济关系，互利互惠；
（三）鼓励和推动两国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交流，共同弘
　　　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四）鼓励和推动两国共同打击犯罪；
（五）鼓励和推动有利于维护海峡间的和平稳定、发展两国关系的其
　　　他活动。

第七条、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仍抱有以武力吞并中华民国的企图和幻
　　　　想，中华民国主张有条件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协商和谈
　　　　判，方式可以灵活多样。

可以就下列事项进行协商和谈判：

（一）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
（二）发展两国关系的规划；
（三）和平过渡的步骤和安排；
（四）中华民国的政治地位；
（五）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与其地位相适应的活动空间；
（六）与实现和平共处有关的其他任何问题。

第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吞并中华民国的事
　　　　实，或者两国和平交往的一切可能性完全丧失，中华民国可
　　　　以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

第九条、依照本法规定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并组织实施
　　　　时，中华民国尽最大可能保护我国民众和在我国的外国人的
　　　　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正当权益，减少损失；同时，中华民国
　　　　依法保护大陆同胞及外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权利和利益。

第十条、本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转载自《独立评论》2005.3.15 13:30；
http://www.haichuan.net/xhc/XHC.asp?ID=11〕

┌────────────────────────────┐
│　中共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陈水扁总统上午6点看法回 　　│
│　应，陈总统强调，“‘3．26’民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 　│
│　百万人民将以坚定的脚步走上街头，拒绝一部非和平的侵略　│
│　法，他也说，中国人大委员不能表决台湾人民的命运，只有　│
│　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台湾的前途。　　　　　　　　　　　　│
│　　　　　　　　　　　　　　　　　　　　　　　　　　　　│
│　以下为总统谈话内容全文。（资料来源：《中华民国总统府　│
│　网站》）　　　　　　　　　　　　　　　　　　　　　　　│
│　　　　　　　　　　　　　　　　　　──《联合新闻网》　│
└────────────────────────────┘

今天阿扁非常高兴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节骨眼在总统府与大家见面，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与所有海内外热爱民主与和平的人士一样，心里
最关心的议题，就是对岸在前天片面制定所谓的《反分裂国家法》。
在国际社会几乎压倒性的反对，并且提出严正的呼吁之后，中共仍然
一意孤行通过了一部侵略性的法律。对此，除了与国际社会共同表达
严重的关切与遗憾之外，阿扁也要特别藉这个机会提出以下几点严正
的看法：

一、“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属于2,300万台
　　湾人民；台湾前途任何的改变，只有2,300万台湾人民才有权决
　　定。”这是当前台湾社会对于国家主权以及台湾前途的最大共
　　识，也是朝野政党最大的公约数。最近的民调显示，超过九成以
　　上的台湾人民明确的认同这样的一个主张。如果中共当局真的要
　　“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就应该要听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声
　　音，接受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并尊重台湾人民自由意志的选
　　择。

二、中共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的过程更加证明了一点，那就是目前
　　台海两岸确实存在许多制度性的差异。我们不需要刻意凸显“民
　　主”与“不民主”、“和平”与“非和平”的差异有多大，但是
　　解决的方法，绝对不是制定“不民主”与“非和平”的《反分裂
　　国家法》。我们坚持海峡两岸应该秉持民主、自由、和平的原
　　则，透过对话来化解双方的歧异。任何“不民主”与“非和平”
　　的方式，不管是以什么样的藉口，都无法见容于国际社会，同时
　　也只会让两岸关系更加分裂，让两岸人民的感情越离越远。

三、在国际社会几乎压倒性的反对，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严正的呼
　　吁之后，中共仍然毫无自觉、无法自制，一意孤行通过一部侵略
　　性的法律。甚至在国际舆论明确指出其中所犯下的错误之后，北
　　京当局依然浑然不知如何反省。在此，我们必须向对岸当局明确
　　的指出，任何以明文主张可以用暴力侵犯他人基本权益的法条，
　　不管以任何的理由或藉口，都是对自由、民主及人权等普世价值
　　的污蔑，更是人类文明的倒退。

四、台湾人民崇尚民主、爱好和平，我们有决心、更有责任与国际社
　　会共同捍卫民主的体制、维护台海的和平以及区域的稳定。我们
　　乐见中国的稳定崛起，但是中共当局更应该向国际社会展现的是
　　“和平的觉醒”。长期以来，中共持续扩张军备、增加对台湾的
　　飞弹部署，如今又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制定“非和平”的对台
　　动武法条，这是任何崇尚自由、民主与和平的国际阵营所没办法
　　接受或默许的，而任何人也不应该成为侵略者的帮凶。我们要再
　　一次严正呼吁，在中共未能提出和平的保证、放弃“非和平”的
　　企图之前，“欧洲联盟”没有理由解除针对潜在侵略者的武器禁
　　运。

五、由于中共片面制订改变台海现状的《反分裂法》，引发区域的紧
　　张以及国际的骚动，更对原本趋于缓和的两岸关系造成严重的负
　　面影响。身为国家的领导人，肩负国家安全与人民福祉的重大责
　　任，阿扁及政府都将严肃面对、谨慎因应。“和解不退缩、坚定
　　不对立”的既定立场不会改变，但是面对中共惯用的两面手法，
　　特别是在祭出“非和平”的虎头铡之后，再略施小惠的伎俩，台
　　湾人民绝对不可以麻木不觉，更不可能上当受骗。长期以来，我
　　们乐意以台湾各方面的发展经验与对岸分享，提升两岸人民的福
　　祉。事实上，对岸人民最需要的，同时也是我们最乐意提供的3
　　项台湾特产是：民主的制度、完整的自由、以及人权的保障。这
　　一点，我们也不会改变。

六、过去的历史证明，邪恶的势力之所以能够扩散，甚至带来毁灭性
　　的影响，就是因为善良的人选择沈默或者袖手旁观。如今，非和
　　平的乌云笼罩在台海上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置身事外。当
　　国际社会都齐一发声的时候，台湾更应该团结，不分男女老幼、
　　不分党派立场、不分职业行业，台湾人民更不能没有声音。
　　《“3．26”民主和平护台湾》大游行是台湾人民最平和、最理
　　性、最谦卑的声音，百万人民将以坚定的脚步走上街头，拒绝一
　　部非和平的侵略法，向对岸的中共大声的说出：“两千多位中国
　　人大委员不能表决2,300万台湾人民的命运，只有伟大的台湾人
　　民才能够决定台湾自由、民主、和平的前途”。

还记得4年前的5月17日，阿扁曾经受邀参加第3届“全球侨务会议”
致词时特别呼吁全球热爱台湾、支持中华民国的海外侨胞，能够推动
成立一个“要民主、爱和平”的联盟。今天阿扁非常高兴的看到，透
过大家的努力，成功催生了“全侨民主和平联盟”，且在短短的几年
内，在全球成立了6个分盟及97个支盟，并举办过3次的全球会议，不
但积极团结了海外侨社，更将台湾人民追求自由与民主动人的成功故
事，和国际友人一起分享。

在此，阿扁要向各位热心参与“全盟”的侨领与先进们表达最诚挚的
感谢与最高的敬意，更期待大家回到侨居地之后，继续为台湾发声，
寻求更多国际社会的正义奥援。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不分海内及
海外，大家共同努力，为台湾、为中华民国的前途不断的奋斗。最后
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原载《中华民国总统府网站》。转载自《联合新闻网》2005.3.16
提供者：（台湾台北）陈宜群〕

〔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16日电〕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
今天表示，已有1,700多则国际舆论批评《反分裂国家法》是战争授
权法，是武力犯台的空白支票，并有十余国政府发表声明，已对中国
构成强大压力；未来台湾仍要观察中国当局是否有具体诚恳的回应，
才能进行两岸后续正常化工作。

吴钊燮接受媒体专访时说，根据新闻局的舆情资料，美国清楚阐释不
接受和平以外的作法，日本强烈反对使用非和平手段以升高两岸紧张
情势，欧盟、澳洲、加拿大等国及也相继发表声明，提出批评的国家
持续增加中，已对中国构成强大压力。

他认为，对于中国制定《反分裂法》的最佳惩罚就是国际谴责，为此
台湾不断筹组说明团、透过媒体向国际社会说明立场，截至目前为
止，台湾的反制措施已获初步成果。

他表示，强烈国际舆论已使中国当局发觉政策错误，因而释放出部分
如推动节日包机及协助台湾农产品销往中国等作法；吴钊燮强调，但
中国这种小恩小惠、软硬兼施的作法，无助发展两岸关系。

吴钊燮说，民意表达也是有效的制裁措施；国内各政党及立法院已纷
纷表达强烈意见，从香港市民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及台湾民意对千
岛湖事件的谴责等事件来看，“民意表达可让中国重新思考他们的政
策与措施”。

〔转载自《大纪元》2005.3.16 01:06；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吴华珊采访报导〕《反分裂法》闹得沸沸扬扬之
际，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与经济系教授张清溪16日下午双双出
席了一场题为《从28万人退党看反分裂法内幕》的座谈会。

张清溪教授则从中国经济成长率、农村人口失业率、贫富悬殊的数值
及中国境内每年发生10万次的暴动来说明中共已在崩溃边缘。他说，
《反分裂法》是中共崩溃前一贯谎言和暴力的展现，台湾成了转移国
内压力的假想敌。

他说，江泽民把东北一大片土地送给俄罗斯，可见《反分裂法》不是
为了领土完整，只是为了它的极权统治。他指出，中共为了要动武，
引起世界争端，不在乎全世界人类的幸福，也不管自己人民的死活，
利用民族主义以台湾为箭靶，引起对岸人民的仇视，解决台湾问题唯
有让两岸的百姓都明白真象，加速中共的灭亡。

张清溪说，《九评共产党》这本书之所以能成目前中国最大禁书，就
是因为它能清楚让人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看过的共产党员都想退
出共产党，当所有人都退出共产党，共产党就瓦解，台湾的危机也就
解除。

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则颠倒了中共的逻辑。他说不是台湾要从中国
分裂出去；而是中共自己一直在分裂中国。他回顾民国以来的历史，
说明中共是如何奉共产国际的指示地附体于中国国民党。他说，中共
在国民党北伐统一、抗日剿匪的过程中，一直在分裂中国。今天，
《反分裂法》应该是我们来定，怎么会是中共来定呢？

明教授指出，两岸所有问题的始作俑者是共产党，《反分裂法》就是
中共恶人先告状，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搞分裂的元凶。他问：中共高
官携款潜逃国外算不算是分裂中国呢？维权人士的抗争和退党浪潮是
谁在喊分裂呢？他质疑温家宝说：台湾可以用不同的制度，若是共产
党那么好，为何还要台湾统一后使用不同的制度呢？这不是中共承认
自己的制度不好吗？

座谈会主持人简百志结论时表示：《九评》之后，共产党在国际上日
渐孤立。美、日、欧盟都要离开它。他认为，这代表正的力量在脱离
邪的趋势。所以，台湾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呼吁世人谴责《九评》所
揭橥的中共之邪恶，声援所有受中共压迫的中国人，加速共产党解体
的速度。得道多助，台湾必能安定，中华民族再放光明。

〔转载自《大纪元》2005.3.16 11:45；http://www.dajiyuan.com〕

美国政府官员和国会领导人首次表示，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法》等
于是单方面采取了可能会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行动。国会参众两院都
表示会密切注视中国如何实施这项法律。

白宫和美国国务院曾多次表示，中国方面制定《反分裂国家法》是一
件很不幸的事情，它无助于和平解决台海两岸的分歧。星期二，美国
官员向中国发出了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息，说中国制定《反分裂国家
法》等于是单方面采取了可能会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行动。

由总统任命到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现任驻韩国大使克里斯托
弗·希尔对核准这项任命的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说：“中国使用这
种言辞、制定这样的法律等于是在单方面采取行动。我们坚持认为，
双方都不要单方面采取行动。”

希尔大使说，既然中国已经制定了《反分裂国家法》，美国会不断向
中国政府表明对这项法律的关注，继续提醒北京，和平解决台海两岸
问题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卢格：参议院将举行听证会

在核准希尔大使出任助理国务卿的听证会结束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
员会主席卢格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也表示，中国制定《反
分裂国家法》很明显是单方面采取了可能会改变两岸关系现状的一种
行动。他表示参议院很快会对中国的这一步骤举行听证会。

来自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拉瑞·克雷格对美国之音说，他完全支
持参议院对此采取相应行动。克雷格参议员说：“这种挑衅性行动将
会使他们一无所获。我一点也不介意参议院对此大声发表言论。”

约翰逊：中国举动是一种倒退

来自南达科他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约翰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制定《反
分裂国家法》是两岸关系的一种倒退。约翰逊说：“我认为最近几年
我们在缓和两岸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不幸的是，我认为中国
的这一举动是一种倒退，他们走错了一步。”

德铭特：对中国作法感到遗憾

一向对中国相当友好的两位参议员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中国制定
《反分裂国家法》感到遗憾和失望。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共和党议员
德铭特说：“我对中国采取这一行动感到失望，因为这样做是没有必
要的。我认为，如果我们大家保持耐心，继续交流、增进关系的话，
那么现在树敌是没有必要的。”

来自蒙塔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鲍克斯常常说自己是中国的朋友。他也
对中国的最新举动表示遗憾。他说，《反分裂国家法》一经通过就不
容易再废除了，因此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一个建议。鲍克斯参议员
对美国之音说：“我只是想敦促中国政府静悄悄地寻找解决办法，而
不要大肆去宣传。因为这个事情越公开，越不容易找到解决办法。”

同一天，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莱也发表评论说，中国的最新举动将损
害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国会将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且做
出适当的反应。

〔原载《VOA》。转载自《观察》2005.3.15；http://guancha.org〕

胡锦涛上台以来，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处境并未得到改善，甚至还
有所恶化。其实，没有改善本身就意味着在恶化，因为同样一种压
迫，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恶劣，其后果也就越严重。

不久前，胡锦涛政权发起对知识界新一轮整肃。当局再度祭出“反自
由化”大旗，对“自由化思想”和“公共知识分子”严词批判；中宣
部开出名单，禁止一些先前在官方媒体还有一席之地的自由知识分子
在媒体露面；并要求媒体严格把关，“不得擅自报道有关蓄意爆炸、
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一批书被查禁，一些互联网站被封闭。与
此同时，当局还采用行政手段和专政手段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
迫害，有的被解职，有的被查抄传讯，有的受到严厉警告，有的被逮
捕判刑。赵紫阳先生去世，中共当局如临大敌，采用各种手段加强控
制，许多异议人士被软禁，还有人被拘禁，体制内的人士则受到严厉
警告：不准参加悼念活动，否则将被开除公职。此外，我们还不要忘
记举世闻名的抗萨英雄蒋彦永医生，仅仅是因为去年春天，他写给全
国人大和政协的一封要求为“6．4”正名的信在海外发表，就遭到绑
架和拘禁，至今仍被软禁。

事实证明，胡锦涛和他的前任江泽民没有两样。1991年，江泽民在和
一位台湾客人的内部讲话中引用了《左传》上的一个典故。大意是：
为政宁猛勿宽。火猛，人人见了都害怕都躲避，所以很少有人被火烧
死；水看来柔弱，许多人不在乎，“狎而玩之”，让水淹死的人反而
更多（后来这段讲话发表在1996年8月号香港杂志《九十年代》上）
中共领导人深知，他们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民众的恐惧之上，因此，
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就必须维持民众的恐惧，这就不能在民众面前作出
温和开明的样子。民众越是以为当局温和开明，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
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
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
（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胡锦
涛一朝大权在手就露出凶相，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6．4”以
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从而将“动乱”扼杀在萌芽状
态，这反而用不着大动干戈，大开杀戒了。胡锦涛上台以来的所作所
为，一方面使得外界对他普遍失望，另一方面又让人觉得他做得好象
也不太过分。其实那正是他实行这种策略所意欲达成的效果。

胡锦涛上台后，一再表示要关心弱势群体。很多人以为，胡锦涛就该
容许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例如北京的法学博士李
柏光，长期以来依据现行法律帮助农民维权活动，不久前却被地方政
府以涉嫌欺诈罪名拘押（最近被取保候审）。这表明，胡锦涛政权虽
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
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
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
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
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
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是根本不具合法性的。
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与众不同，它既不是历史造成的，也不是市场造
成的，而主要是权力造成的。在中国，穷人之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他们的财产被权势者所强占；富人之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
利用权力抢走了别人创造的财富。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
一旦民众有了集体抗争的能力，他们绝不会仅仅满足于多得一点失业
救济或多得一点贫困补助，他们首先会要求利用权力而先富起来的那
批人交出他们掠夺的财产，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
算，这也就势必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这当然不是胡锦涛政权所愿意
见到的。因此，胡锦涛政权的所谓关心弱势群体，充其量不过是想用
“有节制的压迫”，以维持“可持续的榨取”而已。

不错，从表面上看，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很活跃。在互联网
上，甚至在官方媒体上，对若干公共问题的讨论也很开放，以至很热
烈。某些异议人士放言无忌，却安然无事，还好好地待在家里。不过
我要提醒的是，如今当局实行的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当
局在处置言论问题时，并没有一把固定的尺子，而是因人而异，因时
而异，因地而异。当局在压迫知识分子时，往往要考虑到多种因素，
例如你在体制内有无地位，在国际上有无名气，你有什么样的社会关
系网，等等。我们不能单凭某些著名的异议人士的处境就得出结论，
以为中国的言论空间已经比较宽松。再有，我们也不可忘记，中共压
制言论的手段从来就是多种多样的。譬如当年反右运动，在50几万右
派中，正式逮捕判刑的是少数，有的右派是被开除公职，下放劳动；
有的右派是降职降薪，强行调动工作；有的右派还被允许在官方媒体
上露一露面，发表一点东西。现在的情况也是如此。

顺便一提，外界在评估中国言论自由状态时，往往注重于有多少人被
抓被关。毫无疑问，中国的异议人士被抓被关的数量是惊人的，在全
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但这只是我们衡量中国言论自由状态和知识分
子处境的一个指标。首先我要指出，正因为中国还没有新闻自由，外
界不可能掌握到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完整数目，外界所能掌握到的数
目多半是大大缩小的。其次，还需指出的是，被拘禁的异议人士的数
目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重要。那些抓异议人士抓得少的国家不一定
比那些抓得多的国家有更多的言论自由，有时倒恰恰相反。我们知
道，传统的专制政权是采用事后追惩的办法压制言论自由，媒体在发
表文章或消息前不交政府检查，这就大大增加了那些不为政府喜欢的
文章或新闻得以公诸于世的机会，另外，也大大增加了政府对那些它
不喜欢的文章和新闻实行惩罚的难度，同时更使得政府的压制无从掩
盖而劣迹昭著。共产专制则不然。共产党采取事前预防的办法。共产
党政府不但设有它的书报检查机构（如各级宣传部），而且它乾脆把
一切媒体都直接抓在自己手里，派出党放心的人去领导去把关。这等
于加了双保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让党不高兴的言论新闻压根就没
有上媒体的机会，偶有漏网之鱼也不必都去抓起来关起来，只消动用
党纪制裁和行政制裁差不多就足以解决问题了。互联网的发明无疑增
加了管制的困难，特别是网友自己上帖，事前检查几乎不可能。为
此，中国政府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网路监管系统，一方面，通过设
置网路筛检程式对许多所谓“敏感”辞汇进行过滤；另一方面，只要
发现了有“危险倾向”的文字便立即删除，必要时还可对上帖的网友
事后追惩。所以，在这样一种实行严格事前预防的国家里，政府不需
要关押太多的异议人士。事实上，目前中国政府监禁的异议人士，有
不少是在互联网上或者在境外媒体上发布文章或消息而被监禁的，这
还是托现代高科技之福，托对外开放之福，否则，他们连这点“犯
罪”的机会都没有，那政府要抓的人很可能也就更少了。如果我们把
传统型专制对言论的事后追惩比作杀人，比作屠婴；那么，共产专制
的做法则是在杀人和屠婴之外，再加上堕胎和避孕。其压制效果不但
更严厉，更彻底，而且更不显眼，更有欺骗性。

从表面上看，当局控制言论的尺度确实比以前宽多了，不要说比毛时
代宽，就是和80年代比也不遑多让，甚至还有过之。但是这并不表明
当局的开明。应该说，造成这种状况的是其他一些原因。首先一条是
89民运的冲击。在89民运中，数以千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高呼“要
民主要自由”；“6．4”屠杀更是激起普遍民愤，全国上下，不知有
多少人破口大骂共产党。无论当局使出何种手段，它也不可能把人心
整个地重新装进原来的瓶子里，因此，它不得不对许多“出格”的言
论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其次是国际共产阵营的解体，共
产党意识形态的破产。包括当局自己推行的经济改革，从理论上自己
颠覆了自己原先奉为金科玉律的理论，这就为形形色色的其他思想提
供了登台亮相的机会。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固然也在努力编制新的意
识形态，竭力鼓吹所谓主旋律，妄图重新统一思想，但毕竟力不从
心，不得不转到以防守为主的原则。这就是说，现阶段的中共当局在
控制言论时，主要不是看一种言论是否符合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看
它对现政权是否构成直接挑战。这就给其他思想和言论留下了较大的
空间。 再有，以“6．4”屠杀为标志，中共政权失去了传统信仰的
支援，转变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暴力统治意味着民众在政治上的消
极冷漠，意味着普遍的犬儒主义，在今日中国，思想、言论的号召力
远远比不上80年代，这就增强了当局抵御批评的某种免疫力。暴力不
那么在乎别人的批评，因为它本来就是强加于人而不需要别人的认
同。你骂你的，我干我的，你能奈我何？简单地说，当局的脸皮更厚
了（“我是流氓我怕谁？”），所以它对异议的“容忍度”反而更大
了。但与此同时，当局对它不能容忍的言论采取了比以前更直截了当
的压制措施。过去，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是全党公认的理论权威
（在更多的时候则是由“伟大领袖”亲自定调），因为据说只有他们
才能正确地鉴别什么言论符合主义，什么言论不符合主义。在那时，
当局要取缔一种言论，总还要装模作样地讲出一番理由，为了表明自
己的取缔是有道理的，常常还要把被取缔的言论拿出来公诸于世，让
群众鉴别，共同批判。现在好了，现在的意识形态主管只需要丁关根
（盯关跟）的水平，说取缔就取缔，说封杀就封杀，说抓人就抓人，
不需要再说明理由，甚至于不需要正式下达文件，打个电话就算完，
其他各种手续统统免了。如此说来，今日中共当局对言论的控制，和
以前相比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松动。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有过这样一段表白，他说：“我们绝对知道在
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作出义正词严状，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
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还有一个更可怕的表
现。这就是柿子专拣软的捏：即在一个最安全的方向上作出好似怒不
可遏、仗义执言实际精打细算、八面玲珑的完美演出。我们也知道什
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庭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就我自
己而言，这种算计已经高度技巧、出神入化；这种掌握已经进入潜意
识层面。”这段话很能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中国知识界的虚假繁荣。

长期持续的压制造成很多消极后果。直到90年代，在勇敢发出异议的
人之中，还有不少在体制内处于较高的地位，例如在党的新闻部门和
高等研究机构以及名牌大学任职，甚至担任领导职务，他们享有较多
的发言机会和较小的风险。随着岁月的流逝和不断的清洗，这种人越
来越少。再加上当局强化对媒体的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他
们的处境比先前更艰难。在这样的形势下，民间的异议活动空间可以
顽强地存在，但很难进一步发展壮大。

和许多中国人和西方人早先的期待相反，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并没有
将中国引向自由民主之路，相反，它们倒成了当局坚持一党专制拒绝
自由民主的最大理由。从李鹏、江泽民，到胡锦涛、温家宝，他们都
是把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作为根据，用来证明当年“6．4”镇压是必
要的和正确的，用来证明一党专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事实上，中国
的私有化改革非但不是为民主化奠立基础，而是为民主化增加障碍。
中国的私有化改革，说到底，就是官员利用权力把原本属于全体人民
的财产据为己有。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把“交易成本”降到最低，要远
比那些在民主参与下的私有化来得更快捷更有效率。但是，这样的改
革必定是最不能为人民认可的。由此而形成的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必
定是最害怕民主最反对民主的。因为这些官员深知，如果开放自由民
主，他们不仅会失去对政治权力的垄断，而且很可能还会被人民以经
济腐败的罪名送上审判台。

今日中国，毛时代已然一去不返，就连统治集团自己也不愿意再回到
毛时代。今日中国最应当担心的是一种看上去更老式的，但也许是更
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由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了巨大
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其权力的人所施行的统治。

（2005年3月10日于华盛顿）

一、

中国自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公有制经济理论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
里，主导着国家和人民的经济生活。计划经济政策，虽然源于人民民
主经济思想，但是中共政府一直在用强制手段推行着其计划经济理
论。

计划经济最明显的缺陷是浪费资源、破坏自然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在
浪费资源的同时又出现严重的物质匮乏。计划经济政策在中国施行30
多年来，国家就出现了4次经济负增长、两次经济萧条。这一时期政
府的计划政策，对经济的干预已经达到疯狂的地步，国家经济的增长
完全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支出，其货币供应量、工资总额的变动同物价
总水平的变动，基本不相关，表明物价已被政府高度管制和人为冻
结。在中共单一计划经济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
不是由市场经济自行决定，而是取决于专制政府。中共不仅要对社会
的政治目标作出决定，而且也要对生产目标作出决定，这就形成，生
产目标为政治目标服务，而政治目标往往表现为疯狂的经济增长高指
标。例如什么“超英赶美”……等。

为了实现理想化的经济增长高指标，中央极权政府制定和下达经济高
速增长的计划，号召各级部门和地方政府超额完成计划指标，以实现
其政治目标。各省市地区也为了确保中央政府计划指标的完成，提高
保险系数，于是经济指标逐级加码和慌报，各级投资规模迅速层层扩
大化，由此，产生计划经济特有的经济增长人造卫星。各级政府在放
卫星过程中，迅速将国家经济推向疯狂的高状态，由于计划受到国内
资源短缺的拖后腿，加上经济结构被人为破坏、失去平衡，中共政府
只好被迫停止经济的放卫星，转而进行计划性的经济收缩调整。据
此，作出紧缩经济的政策决定，再次制定和下达紧缩投资规模的文
件，清理在建项目，并从政治上要求各省市地区同样进行经济紧缩任
务，于是国家经济又产生萎缩症，导致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失调。计划
调控过程中的紧缩政策，又在递缩效应中迅速将经济推向萧条，造成
生产部门开工不足，出现严重的资源闲置。这种生产力的严重浪费，
由于在政治上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中央政府又会再次作出决定，采
取计划性膨胀经济政策，人为推动经济再次趋向高涨。由于专制政府
对经济的高度掌控，使市场不能真实灵敏地反映经济的胀、缩信号，
也不能进行自我调节，国家经济不是发烧、就是发冷。这就是计划经
济无法克服的缺陷。

二、

中共政府1958年计划“经济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闹出了很多
笑话，什么“亩产万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毛泽东说“
用15年左右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毛的几次讲话，都谈到在经济上
要用7年时间超过英国，再加上8年时间赶上美国（《共和国重大事件
决策实录》第2卷、317页），“中国将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内把世
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甩到后面”《人民日报》文章还写到“中
国正在以宇宙飞行的速度奔腾前进”（《人民日报》1958.8.6）。由
于中共计划经济大跃进，造成国家经济极度萎缩，粮食大规模减产，
饿死和非正常死亡的人有几千万，到1960年，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了
15.6%，减少到只有2,870亿斤，当时的农村是整村整寨的饿死。据后
来披露出的资料统计：仅“一个风阳县死亡60,245人；占到农村总人
口的17.7%；其中大庙公社黄庄，全县有240户；因死因跑而空了的村
庄占到了27个”（陈桂隶《中国农民调查》41页）。1958年毛泽东又
在中共北戴河会议提出办“人民公社好”，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
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至此，计划性的人民公社在极短时间内
骤然兴起。

农村从有计划的互助组、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走上了人民公
社。在这个共产主义公社化的改造中，中共割掉了农村自然形成的小
农经济，强制完成人民公社公有制经济的改造。中共专制政府用枪杆
子，将亿万农民强行赶进人民公社的牧圈，将农村分编为504万个生
产队，将农民的田地、耕牛、家具、粮食及个人财产，都无一遗漏地
收归人民公社这个大家庭，于是，国家高度极权化的“一大二公”形
成。从此，中共专制政权可以随时随地，十分方便地通过计划共产的
“一平二调”，无偿占有国家的一切资源和劳动力。1958年夏天，全
国各地纷纷建立了人民公社，中共政府把迅速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经济
大跃进的一个明确目标。毛泽东在描绘几十年以后中国的未来时说；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前人的‘乌托邦’
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共和国重大事件决策实录》）。
“共产风”就这样折腾了几年。而毛泽东本人还赚对经济的干预、调
整不够，很不满意，这就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更加激进疯狂的经济政策
埋下了隐患。刘少奇同样在中共8次2中会议上也说；人民公社大跃进
的目标，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向
共产主义过渡作好准备“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
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成，摸索出一条过渡到
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人民日报》1958.5.27）。“用15年左右
的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我们将肯定能在一个很短的历史时间内
把世界上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远远甩到后面”。那几年中国农村相继发
生农民集体抗议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的事件，农民反对中共以合作
社、人民公社“共产风”剥夺他们的私有财产，很多农民进京上访，
上万的农民集会游行、示威、抗议，一些愤怒的农民还砸烂县政府、
县公安局。这说明中共经济政策钳制了农民的自由生产，破坏了农村
的自然经济，农民并不是自愿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的，而是中共用
暴力强制手段逼使农民就范。后来，这些抗议、示威农民遭受中共政
府的残暴镇压，很多农民被以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名批斗、关押、迫
害致死。

三、

经济大跃进失败之后，中共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了新的计划调整，毛
泽东、刘少奇之间独裁权力的斗争，使得国家经济遭受到又一次严重
的打击。66年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出现打倒一切的政治混乱局面，国
家经济受到中共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人为破坏。工农业生产总值在先
67～68年两年中分别下降了9.6%和4.2%，进入1969年又有了一些计划
调整，国民生产总值略有回升，工业总产值和农业总产值分别达到
1,853亿元和642亿元，分别比上一年增长34.2%和1.1%，大部分工农
业产品产值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一些产品的增长幅度较大，
钢产量比上年增长33.5%，原煤增长33%，发电量增长23.3%。但是，
其经济恢复的程度也大体相当于1966年的水平，经济增长明显带有
“创伤”恢复性质。

69年，中共政治内斗减弱，这个时候的经济有了暂时的恢复，但经济
恢复的程度极为有限。中共错误地将69年的经济创伤性恢复，看成是
计划经济政策的作用，认为全国又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昌盛的新局面，
到处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
设的新高潮正在到来”。这种错误的分析，使政府更加大胆计划整个
国家经济再一次进入高增长之中。

1970年2月，中共召开全国计划经济会议，讨论出台《1970年和第10
个5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实出强调“新的跃进”、并准备将计划
经济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为此，纲要规定，到1975年，总产值要达到
3,800～4,000亿元，粮食产量6,000～6,500亿，钢产量3,500～4,000
万吨。按照这一计划，5年内工业总产值将平均每年增长14%左右，粮
食产量平均增长5.5%，钢产量增长16%。国家经济在中共的计划泡沫
中又一次被吹起来，什么“翻番”、“跃进”的口号满天飞，为了实
现计划调整的目标，全国掀起经济会战浪潮，基建规模迅猛膨胀，计
划一再被突破，一场新的计划膨胀就这样从70年初开始迅速在全国爆
发。

中共70年代初期的经济计划性膨胀与58年的大跃进具有一个共同的特
征，就是大搞经济扩张，大上基建项目，整个投资超过了社会资源的
供给能力，形成短缺，农业与工商业严重失调。中共以钢铁为中心，
对重工业的投资迅速扩大，为了加大军工企业的投入，农业的投资比
例下降促使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受到计划经济政策的严重打击，农
业生产的速度落后于人口和工业增长的速度，全国大约有6亿亩农田
受灾，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200亿斤，加剧了全国范围的粮食供应紧
张。

72年8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出，改变以前扩军备战在国家经
济首位的提法，73年重新加强了对农村的重视和农业的补贴，用于补
贴农业的贷款比上年增加了20%，用于农村的钢材增加30%，化肥增加
班费20%，拖拉机增加17.6%。72年6～7月份，中共政府为了进一步扭
转1969年经济权限下放后出现的计划失控场面，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
的指示，制订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通知》（即
“经济工作十条”），通知从10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
征、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政策和措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当时计
划调整经济，最典型的干预性政府文件。通知特别强调“在中央统一
计划下，……实行全国一盘棋，加强经济管理，整顿财经纪律……，
另外，在调整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还将在69～70年两年中下放地方政
府的一小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实行上收，重新加强中央政府集权的统一
管理。经过两年的中央集权计划调控，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不少的问
题，各方面造成的伤害到73年下半年有所缓和。但由于专制体制内的
权力斗争，使得计划调控并不是很顺利，调控越是深入，经济越是混
乱，问题更严重。

73年底，政府各部委纷纭召开“务虚会”抓所谓大事，将主要精力又
从经济转移到政治运动上，中共内部进行批林批孔政治运动，国家经
济更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由于计划经济出现调控膨胀，全国范围内
很块就出现了供求比例失衡的严重问题，这个时候中共政府又强调要
搞好经济综合治理“县要平衡、地区要平衡、大区要平衡、全国要平
衡”。政治斗争使得国家经济再一次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大部分企业
已基本处于停产状态，由于民众被卷进政治派性斗争，进入全面内
斗，造成全国各地物资匮乏、生活用品极度短缺，经济处于一片萧条
之中。人们对计划经济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对中共专制独裁政府庞
大的官僚机构和经济无能表示出强烈的愤怒，1976年“4．5”运动的
爆发，宣告了计划经济体制的终结。

全林志、曾宁、廖双元、孙光全、吴郁诸君：你们好！

贵州朋友不愧是民主墙和民主社团的开拓者，现在还保留着一支强大
严整的队伍，令人振奋！我主张联名呼吁的活动，各地轮流牵头，下
一次就要贵州牵头了。

妥协，是推进民主进程中的必要因素，在处理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时
都需要应有的妥协，但是弱势对强势的妥协应该以得到良性回应为前
提，目前状况下尚无此可能。1998年8月，当包括王有才在内的浙江
参与组党的所有成员都被释放以后，是我们作出妥协的一个比较好的
时机。可惜，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就是听不进劝告，在全国范围大搞组
党活动，使宽松的局面和形势逆转。现在，江泽民在3月初的中央工
作会议上坚持寸步不让的立场，我们怎么能够单方面妥协呢？以照顾
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不追究他们的责任，来换取他们不阻碍政治
民主改革，其实这些都有人做过了，想实行这种妥协的人现在差不多
都在监狱里，如徐文立、秦永敏等。现在是我们退一尺，他们进半
丈。关键是我们对中共的主要领导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估
计。

诸君提出的从间接民选起步，恐怕很难。我们战略和策略都还是要从
人权起步。现在当局不是批准了第一个人权公约吗？紧接着我们就要
敦促人大批准第二个更为重要的人权公约，并依据两个公约和宪法修
改现在的具体的法律，首先是刑法。下一步恐怕就要从修宪着手。开
放党禁和民主选举大约是在第三步。

我认为我们现在考虑的重点，不是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而是以人权为
基点，通过广泛的公民运动进行公民教育、发动和帮助公民们维护自
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来建立自由而公正的公民社会。这是因
为，（一）对于政治改革问题上，我们很难使上力气；（二）不建立
公民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建立民主制度，既使发生变革还会乱上若干
年。

至于带头，现在需要扶持中年人带头，老年人当然应该起铺路搭桥的
作用。不过，铺路搭桥，一个老人也不行，三人成众，至少需要三
个，我们正在做争取其他老人的工作。

问候大家！

林牧
200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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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元兄：好！

此信请转全林志等诸同志一阅。现在我们要探索到一条既能长期公开
做，又能在未来具有极大之建设意义的是事来干。公民运动既是一面
旗帜，亦是一项事业。其具体运作可多方探讨。我传呼已停。

电话：029-3039757（小灵通）

杨海 敬上

一、民运人士也需要“民主化”

何谓“出毛去邓”？“出毛”是指彻底的走出“毛主义”，“去邓”
就是去掉我们身上的“邓小平政策”之影响。如果我们中国民运人士
要为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提出一个消极的任务，那么，它就是“出毛去
邓”，但是，同任何事情一样，我们只要对这个任务作以仔细的研
究，就会发现对于以推进中国民主化为“己任”的民运人士来说，我
们自己也存在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出毛去邓”问题。

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来说，民主化的任务也许只需要一种意向、一个
表态或者是在特定的时间内对民主运动的一次参与，但是对于中国民
运人士来说，这样的情况远远是不够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民主的意
向、民主的表态和对于民主运动的参与，而且还需要在民主运动成功
地发起前的时间内实现我们自身的“民主化”。就是说，在中国社会
还没有实现民主化之前，我们首先应该自身“民主化”；而在今天“
民主化”之与我们，实际上意味着“出毛去邓。”

“民主化”对于我们民运人士来说，并不是意味着反对共产党就是
“民主的”，也不是说我们因为追求民主就有可能是“民主的”，亦
不是说我们愿意搞民主就可以是“民主的”，在这里“民主化”的意
义包括着我们民运人士的一个自觉自愿的意向和行为，其中也寓于我
们的一段历史。我们现在这些在海外流亡的民运人士不是出生和生活
在民主的社会，这一点是用不着说明的，因此我们在接受学校教育和
社会教育的阶段上，没有能够接受基本民主的教育也是事实，我们在
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是受专制主义习惯和生活方式的奴役也是我们早先
生活的一个构成部分，所以我们身上的这些“不民主”的因素不是我
们的一个表态就可以“取掉”的，特别是精神、心理以及思想、意识
方面的因素就更是这样。

质言之，我们是特定历史中走出来的人，所以，我们即就是对专制主
义表示出了极大的厌恶，那些被厌恶的因素也不会因此了很快地从我
们的身上消失。所以，在说到“民主化”的问题时，我们绝不可以把
自己作为一个例外，以为这样的事情就没有我们的份。在民主与专制
的这场斗争中，我们有一个同自己身上的专制主义的因素作斗争的任
务；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以为自己是百分之百的民主人士，那岂不
坏事？别说是现在，就是在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我们坚持民主的
行为还是要必然的表现为我们要同我们生活中的“不民主”的人和事
作不间断的斗争。

二、论“出毛”与我们自身“民主化”之关系

“出毛去邓”的问题并不关乎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的积极目标与积极
任务，虽然是这样，但是它无论如何却是关乎着我们中国民主化运动
能否成功的问题。因此，现实我们自身的“民主化”要求我们不能够
无视“出毛去邓”的问题。要知道，我们的“民主化”不可能存在
“上限”，但是它却有一个“下限”，这个“下限”之于我们，就叫
“出毛去邓”。就目前中国的政治问题着眼，你认为你讨厌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你就你已经走出了毛主义，那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能
的。同样，你认为你把邓小平当成了“镇压民主运动的刽子手”来看
待，就以为自己已经在政治上已经摆脱了他的影响，这也不不符合事
实，因为在如何看待前毛泽东时代的人民自己过去的作为的问题上，
你还是受他的政策的捆绑而不得自由。这也就是说，你不是不想要民
主，而是说你在分析和认识那些与专制主义的大人物有关的民主的时
候，你区分不了在这些人的行为、思想的诱发下产生的民主与他们这
些人本身的区别，在人民“不当权”的时代，出现于人民社会中间的
那些民主的因素与“当权”的专制主义大人物们的关系究竟是具有哲
学意义的问题，是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简
单的，可以用“否定”的方式就能够对付了的问题。

要知道，作为中国人生于毛泽东时代、受邓小平政策的奴役——这不
是我们的选择，因而这也构不成我们的错误，所以在认识我们自身的
问题时，一个我们当中的任何人也不能够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我
们自己的“生”，如果说在“生”的问题上没有我们的选择的话，那
么，对我们的历史的第一个态度到底应该是肯定的或者是否定的情况
不就是一目了然吗？1986年上半年，我在写作《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
忆与理解》的书稿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所遵
循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人没有选择“生”的自由，所以我们作为一
个寻求自由的人的“生”却是“不自由”的。在这里你一定要给出
“命运”这个东西以意义，它是由上帝掌握的而非诉诸于我们的个人
的选择。因此“自由的历史就是没有自由的历史”的阿克顿勋爵的话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如果说前毛泽东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民来说
是一个政治上的“生”的时代的话，那么，如何对待我们“生”于专
制时代这个事实，就是我所强调的问题，所以，我们中国人痛恨专制
主义、专制制度和专制社会这都是正常的、应该的或者必须的，但是
这种“痛恨”如果波及到我们的“出生”、“成长”这种另外的事情
上面，以为我们的“生”和我们的“长”也应该引起我们的“痛恨”
我们的一生还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

如果认为“走出毛泽东时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是一句口号，是一
个意愿，那就不正确，事实上这是一个我们应该严肃而又认真对待的
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我们民运团体不象法轮，
不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我们继承的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中国民主革
命的事业和传统，因此我们的事业的历史有100年之多，这和法轮功
的历史只有10多年的情况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此我们在批判共产
党方面，应该表现出不同于法轮功的态度和水平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在90年代以前，中国社会没有法轮功的存在，所以法轮功信众在批判
共产党时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如《九评共产党》）那是自然
的，也是正常的，无论是在共产党钻山沟、打游击的那个阶段，还是
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1976年的“4、5运动”和1989年的
民主风波中，显然也没有法轮功，因此法轮功在“否定”这几段共产
党的历史的同时发现不了人民行为史和人民运动史是可以理解的，但
是，我们民运人士如果也是用同样的眼光去看待这个阶段上的人民历
史，那么这个时间上的人民的历史不就是面临被“否定”的危险吗？

我们民运人士在批判共产党的同时有一个不同于法轮功的任务，那就
是这种批判行为还有一个寻找和整理人民历史的内容，所以，在我们
的批判行为之后，如果没有一个蒙昧性质人民历史被发现的话，我们
的批判行为就只成功了一半。就抓住这一半的价值，我们不就是变成
了马尔库塞所批评的“单面人”吗？要认识到法轮功不是一个政治团
体，没有为中国人民寻求民主的任务，因此，法轮功对共产党的批判
可以不是全面的，也可以不是是历史的，这一切同法轮功在政治上没
有一个要自觉地带领和引导人民的的意图和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
此，我在前一些日子中所写的文章中，把《九评共产党》看成是法轮
功“讨伐”共产党的“檄文”，正因为我是这样的看待问题的，所以
我欣赏这篇文章，也为它叫好，但是这样的行为丝毫不妨碍我们民运
人士在法轮功的批判之外去从事带有历史性的和能够动员亿万中国人
民积极参与政治运动的那种深层的批判。

就表面现象看，前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最荒诞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代
中却包含着我们中国人民的最大价值和民主的许多的最基本价值。因
此，在批判这个时代时，我们如果运用“否定”的方式，那么就有可
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落入邓小平政策的圈套，从而在“否定”毛的同
时也“否定”了人民的行为和人民的历史；问题并不至此就完结，这
种“否定”的做法发展到后来，事实上“否定”了是民主的基本的价
值和基本的观念，使我们的民主的主流思想和主流意识出现了企图“
否定”100多年以来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危险倾向；分析这种倾
向，我们就可以明白今天全世界民主的大趋势这样的有利于我们中国
的民主化运动，但是我们的民主运动总是处于低潮的原因是什么的
了。

三、消极否定与积极批判

从去年3月份在民主网站发表文章以来，我一直持这样的观点，即今
天我们中国民主的基本观念、基本思想以及推进民主运动所需要的诸
多因素不都是出于我们民运人士自己的创造，因此，我们民运人士对
于这些中国社会已经具有了的民主内容和历史事实只能够采取尊敬和
尊重的态度，而不应该持相反的态度。就从分析这一个问题入手，我
们民运人士目前的任务和工作就是“组织”性质的，也就是说使那些
在社会上孤立的、零散的东西之进入一个由我们的工作而形成了的组
织化体系。这样的意思无非是说在过去的时间中，已经发生了的那些
民主的因素和民主的价值观念虽然不是今天我们民运人士创造的，但
是，如果这些东西被我们“组织”起来以实现价值也就是我们的任务
和本分，不然的话，在时间的长河中，这些未被组织起来的价值就必
然面临着流失的危险。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的工作所面临的第一个
问题就是价值的辨认和价值的评判。这样的问题在批判前毛泽东时代
的工作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我把毛泽东活着的时代叫前毛泽东时代，把毛泽东死后的时代称后毛
泽东时代。有了这样的划分，我们在认识前后毛泽东时代时就有了一
个我们可以牢牢把握它的方式了。就现象上看前、后毛泽东时代是
“敌对”的，但是仔细一分析，它的内部的专制脉气是一脉相通的。
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待问题，象目前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把后毛泽
东时代叫“邓小平时代”，那么这两个时代相通的那种脉气就有可能
被掩盖起来，从而好象要迫使我们在这两个时代中作出只选择一个的
决定。其实，其所以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完全是因为我们的批判它的
方式和方法有问题，而不是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若是站在一
个历史和现实的高度上去鸟瞰毛泽东时代，那么，我们对它的两个不
同的阶段的看法就完全有可能使我们跳出上述“选择”的假象，把
“完整”的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统一体来批判，这样我们即不会被后
毛泽东时代的虚假的“经济价值”所诱惑，也不会被前毛泽东时代的
虚妄的“政治方向”所欺骗。我们在政治上的完全自立也就出现在这
个时刻中！

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这56年的存在，是一个政治事实，但是与这个政
治事实并存的是在这个时间段上同样存在着我们中国人民的时代和历
史，所以，我作这样的一种比喻是不是需要，读者们可以思考。我说
毛泽东时代中所有的毛泽东的因素在中国过去的56年中好象是一只老
鼠，但是在这个老鼠活动的地方和场所中却摆着一个十分珍贵的花
瓶，现在，我们是要用石头块来打老鼠，应当怎样个举动呢？是象法
轮功的“九评”那样直接把石头摔过去，还是本着“投鼠忌器”的原
则，在打老鼠的同时想着要保护花瓶呢？那个“花瓶”不是别的，它
就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蒙昧历史和在蒙昧历史中的一系列人民作为！

上述的比喻不过是说批判之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异常复杂和异常艰苦的
任务，绝不是我们乱批一通就可以奏效的。在批判中，我们也有一个
自我提高和自我批评的内容。所以，批评和批判是中国民主化运动的
一个重要的组织部分，我们得需认真地去完成它，来不得半点的浮
躁、浮夸，也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如果我们在批评和批判毛泽东时代
时，发现中国人民都是老鼠，那么，我们打老鼠的石头最终地要落在
我们自己的头上不就是一个可以预见的事情吗？如果在我们民运人士
在长期的时间内只习惯于消极否定式的批判，那么，久日久之，我们
有可能变成为被否定型思维方式所俘虏的人，这样的人，气量褊狭，
心胸窄小，怨天尤人，愤世嫉俗，他们除了对共产党人的一腔仇恨
外，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赞的东西了。因此，我以为他们如果认为
自己是要建设中国民主制度的，但是他们的气质和精神的非民主性决
定了他们只能够是“不民主事情”的反对者。可见问题的要害还在于
以下这点：他们的“反对行为”虽然看起来那样的激烈，但是到最后
他们没有走出毛主义的范围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别的不说，就说他
们对于自己反对的东西所采取的“全面否定”的这一点来说吧，同马
克思主义对中世纪的否定、列宁主义对俄国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否定
以及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否定、毛泽东对共产党“文化大革命
前”“17年”的否定、邓小平对“10年文革”的否定又有什么样的区
别呢？

因此，我在写作《蒙昧时代人民史》的书稿时（1993年）就一再地指
出，否定毛并不就意味着就可以“出毛”，“出毛”的事情对于我们
中国人来讲，意味着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性质是批评的和批判的，
而在这种性质发生作用时，批评和批判一半儿是针对外部的专制主
义，一半儿是针对内在的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建设性
意义上获得民主。若不是这样的看待问题，我们把批评和批判定位在
否定的水平上，我们的要求民主的行为虽然表面是激进的，其实我们
往往会陷入被我们所批判的毛主义的泥潭。目前民运队伍内部出现的
“用武装革命的方式”组织“民军”，在“江河湖泊，崇山峻岭”的
农村“打游击”，最后“占领城市”的思想不就“重新”的“入毛”
吗？我们民运人士们用“诉苦的方式”在“搞民主运动”，要把我们
自己和中国人民想变成为20世纪60～70年代的“贫下中农老大爷”不
也是一种“入毛”的行为吗？我们把共产党社会和社会中的一切人和
事都当成了垃圾来对待，想把所有的与“共”字头有关的东西一扫而
光，好在“一张”“干净的白纸上面绘画绣花”（毛泽东语），也不
是表现出我们“中”了毛主义的“流毒”至今也还没有“肃清”吗？

四、论“出毛”的两个前途

“出毛”有两个前途：“出毛自立”和“出毛入邓”。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问题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在前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历
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合二而一的，因此，在同一个时间段上我们
人民要求自己的历史的行为和共产党对自己的历史的保守行为就难免
会发生重合，而这种重合不被我们认识时，把蒙昧阶段上的人民历史
当成为共产党历史而一笔抹杀之，就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误。所以，
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没有在批评和批判的同时以发现我们人民自己
的早期历史，那么，我们就会用20世纪80年代的共产党的那种眼光去
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结果呢？我们就被所谓的邓小平政策所俘虏，
变成了他们在政治上的应声虫。说到这里，我已经涉及到了一个最根
本的问题，即在对待前毛泽东时代和毛的问题上我们中国人有两种态
度和两种方式，由此也就会产生出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或者走入我
们自己的历史，或者我们爬在邓小平后面亦步亦趋地进入后毛泽东时
代，又一次的在这个时代中受共产党所推行的“专制资本主义”的剥
削和压迫。

我在去年10份写作的《论毛三篇》的文章中指出毛泽东是世界上一个
极其特殊的人物，他虽然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物，但是在分析他时，却
没有一个世界上现存的人物分析模式可以作为参照系，也就是说没有
一个可以和他有相同性质和相同意义的人物群来评价他，所以无论我
们说他是秦始皇，是马克思，是列宁、斯大林，或者是西特勒、墨索
里尼，都不会说到点子上，因此，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他的时候，一定
要建设一种只适合于他个人的人物的类型。这样的人物类型也许可能
就是他一个人，也许还会有个把的人。如果把前些日子逝世了的赵紫
阳看成是快要断线了的毛泽东系列上的人物，那么，今后这个系列上
的人物都因失去了精神而“提不起来”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但是这
样的事实恰好说明了中国人在用否定的方式对待毛和对待前毛泽东时
代的人和事时就非常容易地会滑入表“戴着邓小平面纱”的后毛泽东
时代，赵紫阳就是一个后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失去了毛的精神的“毛泽
东第二”。

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在有限的意义上对毛说“不”的时代，因此你可
以运用邓小平的方式去反对毛泽东，说他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迫
害了刘少奇、邓小平、扬尚昆、王震、陈云、李先念这些人，你也可
以说他使中国社会陷入了“10年动乱”，你也可以说把中国搞得贫穷
不堪等等，你在这样说和这样批时，也不是没有民主的意义，只是你
的方式使你拒绝了民主的整体意义而只拿到了它的零碎意义。因此到
最后你发现“纠正”了毛的错误的邓小平在犯了比毛的错误要大一万
倍的错误时，你才看到了后毛泽东时代是“反动”的，所以在民主
上，你已经走了“弯路”。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他们俩临死的时候
都出现了“天安门运动”，他们都采取了镇压的方式，毛的方式是把
一部分军人装成民兵，使用棍棒打人；邓小平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方
式之后，在镇压第二个“天安门运动”时表现出的那种残暴性是100
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很少见的，1919年段其瑞政府镇压“5．4”运
动，1935年国民党政府镇压“12．9”运动，都没有达到如此凶残的
程度啊！结论是：后毛泽东时代是没有出路的，死路一条！

后毛泽东时代虽然是一个没有出路、没有前途的时代，但是中国人进
入这个时代却是十分容易的，好象有一个“自然”的力量在“推”我
们，使我们身不由己地进入它。在这里如果说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捉
弄我们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批判毛的错误的同时一定要整理出
我们自己的价值。整理我们自己的价值的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独立
的历史，就可以阻止后毛泽东时代对我们的诱惑。在这里一方面，我
可以告诉读者们我自己是有深刻的体验的。下面我就以我自己的例
子，谈一谈我的体验。

1966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年发动的一年，这一年我初中刚刚毕
业，在命运的支配下参加了谁也逃脱不了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个
运动中我和数以千万记的红卫兵一样地经历了由共产党、毛泽东的政
治运动向人民运动转化的过程。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点和别人
不一样的话，那就是说我在1967年底和1968年初就发现“我自己参加
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失败了！这样，在毛泽东和林彪宣布“文化大革
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里，我是心理就生出疑团，如果说在
1969年中国共产党“9大”会议上，由林彪“代表毛泽东”所作的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政治报告集中地代表了毛泽
东、林彪集团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的话，那么，这个发生在“上
层”的“文化大革命”同我在陕西省兴平县这样的“基层”所进行着
的“文化大革命”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于是，“基层”的由我和我们
的“战友们”参加的那个“文化大革命”惨遭失败的事情就已经被我
认识到了。因此，在当时我的思考中，好象已经遇到了两个“文化大
革命”的问题，可不是吗？我的心里在嘀咕着：“你毛泽东、林彪的
文化大革命是胜利了，这一点我已经看到了，但是，我们陕西省的文
化大革命、我们兴平县的文化大革命和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我
武振荣个人的文化大革命是彻底地失败了的情况难道不是明摆着的事
实吗？”如果说这样的思路在1974年4月，促使我写出了《绝妙的戏
——一个年轻解说员对文化大革命的解释》的第一篇手稿的话，那
么，我在反对毛泽东、林彪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摆脱了后来的
邓小平的观点和立场上了，没有对“文化大革命”采取“全面否定”
的态度和做法了，自然而然，我在批评和批判毛的“文化大革命的理
论”时，也就为已经“失败”了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造”了
“势”，非但如此，我在80年代建立“66学说”的时候，为这场伟大
的人民运动作了一种全面的辩护，指出这是正在发展着的中国民主运
动的“渊源”。

可见，在我们中国有两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和方法要必须加
以区别：一个是普通人的；另一个是邓小平的。前一种方式和方法可
以帮助我们这中国普通人“出毛”，而后一种方式和方法使我们进入
了一个“改头换面”的毛泽东时代。因为在中国“，出毛去邓”的问
题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有一个具体的切入点——“文化大
革命”的现实问题，不研究它，那么，我可以“出毛”，但是，我们
却不能够“去邓”。所以走出毛主义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修好我
们自己的路，走在我们自己的路上，只有这样，毛主义的“革命”和
邓小平的“改革”才会被我们彻底的抛弃和超越！

五、要“出毛”就得“去邓”，不“去邓”，最终也难“出毛”

在我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中，我说道，所谓的邓小平“改革”，不过是
一个转了向的毛泽东主义的表现，因此，当我们中国人民在认识不到
这一点时，以为它是可以给中国社会带来“改革”的想法是完全错误
的。问题的实质还可以这样的表述：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有两个版
面：正版是一个毛泽东的头像，背后一面是邓小平的身子，所以，我
们在认识它时且不可把这两面分裂开来看待，否则，我们就看不到它
的统一的构成体，就会对它其中的一个或者两个做出错误的评价，使
我们陷入专制主义的泥潭而不能够自拔。

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发展到今天，没有能够在中国人民中间取得长足
的发展，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民运队伍没有能够脱去邓小平的影
响没有能够从邓小平式的“改革”中走了出去，因此尽管在“6、4”
之后，邓小平“改革”的本质已经暴露的淋漓尽致，但是我们在长时
间内形成的那种思维和思维模式一时间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当中的许
多人，是顺着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个杆子攀登民主的高峰
的，因此，当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发现了这个杆子的顶上头也是一
个专制的东西，才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事实上也是这样，邓
小平这个在1966年的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中被“打成”了“落水狗”
的人在“反对文化大革命”时，显然地本着一个给自己“翻案”的目
的，如果说这种“翻案行为”完全是针对毛泽东的，那么，也许没有
多少可以值得批评和批判的，只是它事实上在“翻”了人民政治解放
这个伟大运动的“案”的时候，“否定”了1966年就等于“否定”了
“7亿人”参与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场民主运动。如果说我们目前
正在进行着的民主化运动的是这一场伟大的运动的继续的话，那么，
反对这个的运动的行为就把我们中国人民置之于民主的“否定”地位
上了。

中国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也没有见到起色，原因也就在于中国民主运
动的已经无意识地建立在一个“否定民主政治运动”这样的基础之
上，所以在把“起源”意义上的民主的运动“否定”之后，未来意义
上的民主运动的那种“脉气”也就被割断了。因此，这样的“否定”
性的方式和方法已经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搁置在一个既没有前，也没有
后的阶段上了。于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在
我们队伍中的表现和反映就是“让一部分人先民主”。在这个意义
上，与其说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些人要取消民主，还不如说
是我们自己“取消”民主。在这里我不涉及我们的主观愿望上想不想
取消民主的问题，只是说我们所站的立场已经是“取消主义”的了。
就这样的情况来说，我们作为中国的政治人士在搞了20年民运时，于
批判共产党的事情上还要向“不过问政治”的法论功的《九评》学
习，不就是贻笑于大方之家吗？

在这篇短文中，我不可能列举出许多事例来说明上面的现象，但是我
简要地说明一下大概的情况还是可以的。譬如，在目前，我们民运人
士当中对民主运动做“动乱”理解的人不在少数，因此这些人一想到
民主运动在中国意味着13亿的参与的话，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动
乱”，如果说这样的想象前面联系着一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后
面联系着一个苏联、南斯拉夫的解体的话，那么最好的民主就等着“
胡温新政”的恩赐了。又譬如，在理解民主方面，我们把中国人民在
过去的时间中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的“愚昧无知”，认为民主成功的希望就在于要
使中国的“中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至于说“中产阶级”在中国社
会中的目前的生活中处于什么状况？有没有完成自身的“阶级化”过
程，那他们就不关心了，他们惟独知道的就是“中产阶级的民主”是
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再则，有些人把中国政治运动失败的原因看成是
政治运动本身的原因，认为中国经济其所以发展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
政治运动“搅乱”的结果，似乎以为只要抑制了政治运动中国就可以
发展起来。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想和倾向都与邓小平所推行的否定性质
的政策有关，犯有这种错误的人都没有脱去自己身上那张无形的邓小
平之皮。

在在篇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我强调说，我们的队伍不怕有问题，怕
的是有了问题，提不出来，也怕的是没有人认识问题。在这篇短文
中，我仅仅是提出了“出毛去邓”的问题，我不认为我同时也可以解
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解决问题”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我们民运
人士学习民主的过程，而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主知识不断地
长进和提高，才有可能使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中起到我们应该
起的作用！

（2005.3.16）

《弱者》楔子：
国殤篇——1989年6月（4之1）

文思

一、1989年6月3日黄昏，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火车缓缓驶入北京站。车厢里，疲惫不堪的旅客们振作起来。家长在
招呼孩子不要到处乱跑。儿女在关照老人作下车前的准备。有的人俯
身去掏他们放在座席下面的行李。许多人从座位上站起，拿下行李架
上的零星物品。有些人站到座位上去提取放在行李架上的沉重的箱
子。车厢里人声嘈杂，一片混乱。终于到达了北京站。人人都有一种
如释重负的轻松感。

牛继宗踩着座位，却没有马上去拿行李架上的两个大箱子和一只手提
箱。他居高临下地在骚乱的乘客中寻找着钱雅青。他想最后再看她一
眼。但是，他没有看到她。看来她早就移动到车厢衔接处的车门口
了。“永别了，雅青！”他在心里小声自语。相识33年，同学8年，
同乡9年，就这么一句话也没有说，最后一眼也没有见，就永别了！
他心里象倒了五味瓶，不知道是在恨，还是在爱;是在怜惜，还是在
懊悔。

“喂，你磨蹭什么呢？”在下面等着接皮箱的许丽姿不耐烦了。“时
候不早了，你还想不想去机场！”

牛继宗从沉思中猛醒。他把箱子一一递给许丽姿，自己随后跳下来。
“快，抓紧时间赶快出站。”

站在车门踏板上，他又放眼搜索了一遍向出站口奔跑的旅客。没有，
还是没有见到她。她两手空空，轻装快跑，肯定早就出站了。在同学
们为他举行的欢送会上，王志康告诉过他，钱雅青要去北京。她要把
伍干臣从天安门广场拉回家。伍干臣！那个劫财霸妻的强盗。死了更
好！

“快下啊，”后面的人等急了，“堵着门口不下车，是干嘛呢！”

牛继宗跳到站台上，回身接过许丽姿递下来的箱子。大皮箱的箱底都
有轮子。他一手拉着一个大皮箱，一手拎着手提箱，向出站口走去。
许丽姿拉着另一只大皮箱，一步一趋地紧跟在后面。车站乱极了。旅
客们争先恐后，在出站口挤成一团，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挤出车
站。

车站广场比站内还乱。到处是外地来京的大学生。他们象关在玻璃瓶
中的苍蝇，茫然失措地东奔西走。突然，有人高喊：“外地来京的大
学生到这里来集合。我们是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纠察队。”

外地大学生一拥而上，跟着那个人走了。

牛继宗让许丽姿看着行李。树阴下有一个卖汽水的老太太，他走过去
问她怎么去首都机场。机场离市区有45公里，拖着这么多行李，他是
无论如何也走不到的。

“老大娘，您知道去机场在哪里坐公共汽车吗？”他彬彬有礼地问。

老太太白了他一眼。“公共汽车？停开了。”

“那么出租车呢？我在哪里能叫到出租车？”牛继宗焦急地问。

“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怎么的？”老太太怪异地看着他，“你不
知道政府调部队进北京，老百姓到处设路障堵军车？出租车？你叫得
到，也开不过去啊！”

“天啊！”牛继宗急得跺脚，“我要上飞机。”

“什么时候？”

“明天！”

“明天？还隔一夜呢。”老太太松了一口气。她真诚地为牛继宗出主
意，“你先找地方住下，给机场问讯处打个电话。他们一定有安排
的。”

别无他法，牛继宗只好在站前一个小旅店住下。机场问讯处的值班小
姐在电话里告诉他，坐出租车绕路可以到达机场，只是要多花一些钱
而已。虽然多花钱很可惜，但是奋斗多年才搞成功的出国留学不会因
交通障碍而耽搁，这毕竟是不幸中的大幸。他强迫自己安下心来，带
许丽姿到附近的小饭店吃晚饭。长沙到北京本来只需要22个小时，但
是沿途各站都有人搞抗议示威，交通时常受阻。火车只能时停时走，
走了两天多才到。他们足有两天两夜没有好好吃东西了。

从饭店出来，回到旅馆，许丽姿提出去天安门广场看看。

“看什么？”牛继宗没好气地说：“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你还不好好
歇着！”

“大家都说，不去看看那种波澜壮阔的场面，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许丽姿说。

“少费话，睡觉！”牛继宗粗暴地命令，“老子明天就要走了。你别
给老子找麻烦。”

许丽姿委曲地睡下，“你呢？你也够累的了。来睡吧。”

“我还要写一封信，”牛继宗说。

“你在车上不是写了吗？”

“那是草稿。”牛继宗不耐烦地说。

“什么信？那么重要。”许丽姿问，一半关心，一半好奇。

“不关你的事，你少打听。”牛继宗烦恼地说。“你快睡你的，别打
扰我。”

许丽姿撅着嘴，两眼含泪，不再说话。明天就要分手，丈夫还是没有
一点温存。她有些受不了。她不明白丈夫怎么会变成这样。她想理出
一个头绪。想着想着，疲劳征服了她。她在不知不觉中昏昏入睡。她
做了一个梦，梦见丈夫没有离开她到外国去。他还象当初追求她的时
候那么温柔和体贴。在睡梦中，她露出了欢欣的微笑。

二、1989年6月3日夜，湖南省省会长沙

自从5月20日对北京市市区实施戒严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对天安门广
场的静坐示威活动进行了严格的新闻封锁。所有报纸、电台和电视台
都对中国共产党统治40年以来最大的抗议示威活动置之不理，只报道
一些无关紧要的粉饰太平的节目。

“高老师，”凌恒安专程到高优明教授家来看电视新闻，看到的却又
是老一套。他失望地说：“政府这么做实在是太愚蠢了。这是逼着老
百姓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听说，最近连党员和政工干部都在偷
偷地收听《美国之音》呢！”

“这是中国搞得一团糟的重要原因之一。”高优明沉痛地说：“我们
是学计算机科学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计算机的输入不正确，那么就
不可能算出正确的结果。”

“岂只是输入问题！”高教授的夫人唐招弟说：“输出管道也堵得死
死的。根本就不许老百姓说话。”

“就是嘛，”高优明赞同夫人的意见，“原来还有大鸣、大放、大字
报、大辩论。邓小平取消了四大，把老百姓发表意见的最后渠道都堵
死了。没有正常的输入输出，计算机无法工作。国家也是一样，不让
老百姓知道事实真相，不许老百姓发表意见，国家就没有希望！”

“高老师，您说得真透彻。”凌恒安崇敬地说。

这时，电视台突然中断正在播放的节目，开始播放全屏幕字幕。字幕
在屏幕上滚动，播音员同时在高声朗读，“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
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紧急通告……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
起，请你们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广大职工要坚守岗
位，市民要留在家里，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一遍播完，马上又开始播送下一遍。电视台在不间断地无休止地一遍
又一遍地播送着北京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戒严部队指挥部的
紧急通告。

“不好，”唐招弟不安地说：“看来今晚要出事！”

“中国只任虎狼侵食，谁也不管，管的只有几个年青的学生。他们本
应该安心读书的，而时局漂摇得他们安心不下。假如当局者稍有良
心，应如何反躬自责，激发一点天良。然而竟将他们虐杀了。”高优
明教授低声背诵着。他心情沉重地问：“恒安，你知道这是谁说的
吗？”

凌恒安摇了摇头。

“1926年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开枪屠杀北京的和平请愿学
生，造成臭名昭著的‘3．18’惨案。当天，鲁迅先生著文痛斥反人
民的反动政府。”高优明告诉他的学生，“这是文章中的一段话。”
高优明痛心地叹息，“恒安啊，6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几乎
没有什么改进！”

“不至于吧？ ”凌恒安并不十分介意这个紧急通告。他认为这是共
产党在虚张声势，“高老师，高师母，你们一定听说了，部队昨天夜
里就想强行进入广场，结果还是被我们老百姓赶走了。”

“恒安，不要太天真。”高优明教授疼爱地看着他的得意门生，“共
产党要开杀戒了。所有新闻媒介都中断正常节目，反复播送仅仅对北
京市有效的紧急通告。这是在变相地通知全国人民，对于上街堵军车
和逗留在天安门广场的人，它会格杀勿论。被杀者后果自负！”

“不知道干臣现在在哪里？”唐招弟忧虑地说：“雅青前天去北京找
他去了。但愿他们已经离开了北京。”

“还有继宗和丽姿。”高优明说：“他们也是前天走的。”

“牛继宗？”唐招弟轻蔑地说：“他不会出事的。他一心想的就是出
国。整天在家里大骂共产党，在外面却象个缩头乌龟。”

凌恒安不认识高教授和高师母说的这些人。他还在想高教授预言的共
产党要开杀戒的问题。“高教授，”他问：“难道共产党真能忍心屠
杀自己的老百姓？”

“恒安，‘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
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这是中共中央文件中的原话。你听说过吧
？”高优明没有正面回答凌恒安的问题，“现在，它的政权受到了威
胁。它当然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

“就是！”唐招弟附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你还小，当时有一条喊
得最响的口号：‘权、权，命相连。’在他们看来，权力和自己的生
命一样重要，比别人的生命当然更加重要。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保住自
己的权力，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凌恒安似懂非懂。他还是不太相信世界上有任何政府会屠杀自己的人
民。他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共产党真的杀戮无辜的老百姓。我就要
和它斗争到底。”他的目光坚定有神。

高优明看着血气方刚的凌恒安，疼爱地说：“不要蛮干，恒安。对国
家、对个人都没有好处的牺牲，我们要避免。”

“孩子，向这样一个横行霸道、蛮不讲理的政府要求民主自由，这是
与虎谋皮！”唐招弟补充。

“那么，你们说怎么办？”凌恒安沉痛地说：“难道我们中国人就这
样永远任人欺压？”

“对，凌大哥说得对，”高文质放下手头的功课，跑进客厅，“我们
中国人不能永远任人欺压。”文质在念高中二年级。大学的大哥哥大
姐姐的爱国行动深深地感动了她。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要好好读
书，考取大学，然后也要参加争取民主自由的游行、静坐和绝食。

“我们中国人不能任人欺压。”高文彬也跑进客厅，学说姐姐刚刚说
过的话。她刚进高小，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是她也知道任人欺
压是一种侮辱。

学生和女儿的话让高优明夫妇哑口无言。他们的父辈忍辱负重地熬过
了一生。他们自己又含辛茹苦地熬过了大半生。现在，他们的学生在
进行艰苦卓绝的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他们却在劝他们的学生和后
代继续默默地忍受煎熬。那么，中国人的苦难到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
呢！

（长篇小说《弱者》已由美国《成家出版社》于2003出版。有兴趣的
朋友可以在网上购买。网址：www.beauthor.com）

〔转载自《大纪元》2005.3.12；http：//www.dajiyuan.com〕

《不死的流亡者》一书终于出版了。

这本书是送给刘宾雁先生文学创作活动65周年暨80华诞的礼物之一。
我忝为本书的编辑之一，参与了此书策划编辑的全过程。书既已出
版，刘先生华诞在即，心情也轻松愉快起来。兹略记关于本书编辑的
花絮，也算是文人趣事，以为正事之外的补白，以飨读者。

首倡者是郑义，他最初起的书名是《流亡者》。快成书时，4个编辑
郑义、苏炜、万之、黄河清为书名反复讨论，总不能尽如人意，最后
万之想出了《不死的流亡者》。苏炜拍案叫绝，黄河清随即跟进，郑
义一锤定音，万之自然得意洋洋！

书名的讨论通过电波传到了大陆首席流亡者廖亦武的耳朵里，廖亦武
因此留下了一首传世名曲。

　　“放下电话，细细咀嚼迈平（万之本名──黄注）为流亡集取的
　　书名，内心掠过一丝感动。抽出箫，信口吹去，屋外阴雨绵绵，
　　呜咽之间，眼眶竟发潮了。于是绕成一曲，依调填词。可惜海天
　　相隔，不能当场为诸君献宝。

　　“不死的流亡者
　　潮起潮落你的声，
　　雁来雁去你的魂，
　　黄叶飘飘月的影，
　　风儿告诉我你已远行。

　　“亦武 2004年10月22日在成都”

廖亦武的这首曲子，日后在北京举行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2届自由
写作奖颁奖仪式上演奏，感动了与会大众。得奖者章诒和事后说：
“特别感谢小廖那日的演奏和演唱。情景之感动，我将终生不忘。”

书名定了，书名题签请谁？耶鲁的苏炜想到了自己的本家祖宗──老
流亡者苏东坡，竟然从老祖宗的字帖里找齐了“不死的流亡者”这5
个字。4个编辑齐齐轰然叫好。苏炜为老祖宗荫庇子孙后代让他人前
风光比万之还得意非凡。

约稿审稿退稿定稿期间有些紧张，4位编辑每个人都写、发过至少5、
600个电子邮件。

去年的11月14 号，总稿汇成，大家松了一口气。苏炜第2天发给大家
一个邮件──第1个不是通报讨论有关书的编辑的邮件──一首七
绝：

　　《秋日偶感》

　　天风海雨入斑斓，醉紫沉红话重山。
　　几分浓淡几分墨，一点秋心万树丹。

苏炜在耶鲁教中文，是方家，寥寥28字道出了大家的心情。起句气势
不凡，“天风海雨入斑斓”，当然是指海内外诸多作家的血泪之作收
录进《不死的流亡者》一书；2、3句词美意佳；结句“一点秋心万树
丹”既拟人亦自拟，既喻人亦自喻，结得自然，结得妥帖，结得高
雅，结得意在言外。编辑之一，开小铺的黄河清，就是鄙人，不觉技
痒难禁，步韵唱和，可惜是狗尾续貂。

　　《步苏炜兄秋日偶感韵续貂》

　　东涂西抹总斑斓，长卷百年绘亦难。
　　血泪九分和墨碾，春心万点染秋丹。

总其事的小说家郑义心中一块石头落地，看到苏黄唱和，慨然曰：
“看来算是大功告成了，基本上吧，所以终于有了诗兴。旧体诗是个
特殊领域，否则我也要和一首，凑个热闹！再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铜像已经空运到华盛顿。”

正在大家自得其乐时，又传来了这一喜讯。这铜像，是送给刘宾雁先
生的第二件礼物，由海内外各界人士捐款，请旅美雕塑家谭宁创作制
成。为节省费用，谭宁特地回大陆浇铸再运出来。此中故事，或可演
绎成一部电影。我就不越俎代庖了。当郑义把这一喜讯告诉大家时，
黄河清抢在苏炜之先感怀赋诗，却不料句拗诗臭。瑞典的万之金睛火
眼，毫不留情，当头棒喝：怎么念怎么拗！黄河清惭愧无地，赶紧修
改如下：

　　谢谢万之直言雅教。铜像诗改如下：

　　飞来塑像金非铜，铸就肉身不倒翁。
　　中国良心未绝灭，流亡不死是刘公！

也不知道是否差强人意，虽然没有半字夸奖，反正不再糗我了。

05年2月14日，由台湾的江一鲤传来《不死的流亡者》已在台湾出版
上了书市的讯息。

此书出版，台湾大名鼎鼎的季季、江一鲤、施淑清三位文坛女杰出力
多多。黄河清喜难自禁，打油致谢：

　　喜闻《不死的流亡者》已在台湾出版上市，口占谢三坤：江一
　　鲤、施淑清、季季。

　　一鲤一跃越龙门，入海出江喜讯喧。
　　娴淑清新季季好，承施援手谢三坤！

书出了，铜像铸就了，庆贺活动的日子也快到了。朋友们都劝在欧洲
的万之和我赴会。

在西班牙的鄙人担心赴美签证难办，不能躬逢盛会，于是搜索枯肠，
撰写了一幅百字长联，心贺刘宾雁先生寿。说起寿联，需要多交代几
句。

郑义首倡、万之、苏炜、鄙人应和的策划编辑一本书送给刘宾雁先生
作礼物的初始，我提出选一些好寿联寿诗入书，被郑苏万不约而同地
断然否定，就差嘲笑了。在以后的交流讨论中，我才明白了郑义首倡
此举的真正意义，领悟了即被嘲笑也是该当！

万之、苏炜一点灵犀，心通神会。愚钝不堪如我，万幸点了终透。请
看我在约稿过程中与作者交流意见的一个邮件，或可说明我们倡办这
一活动的真正意图和深远意义。

　　“《流亡者》（暂名）文集的流亡是一个相对的很明确的概念，
　　也可以说是狭义的流亡。郑义起草的约稿信中的这段话十分明
　　确：‘本书主旨大致可一言蔽之──流亡。无论是地理与政治上
　　的流亡，还是文字与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古今中外，大抵是作家
　　诗人之宿命。一个古老而新的主题。上世纪中叶大陆易帜，山河
　　变色，曾有一次大流亡。89民运失败，又是一次大流亡。15年过
　　去，放逐与自我放逐的艰辛渐次浮现。有人驾鹤远行，有人贫病
　　交迫，有人莫知所终……是该写点什么的时候了。’这写点什
　　么，应该就是写上述的流亡，而不是我俩都弄错了的泛概念的流
　　亡。

　　“第二、刘宾雁是流亡者、是与大陆当代文学密不可分的坚持不
　　说假话说真话的流亡者。无论对他有什么其它看法，这大约是无
　　论谁都不能否定的事实。这本文集借着刘的80寿诞应运而生，或
　　者说刘的寿诞推动了这本文集的编辑，我看都无关紧要。要紧的
　　是这本文集的主旨是流亡、是流亡与文学与政治与人，当然也可
　　以是与刘宾雁与你与我与一切流亡者，并非为刘宾雁祝寿。老实
　　说，我在刚开始时还提议选一些好的寿诗寿联入书，被郑义、苏
　　炜、迈平断然否定，只差没嘲笑一番了。我幡然自省，才觉得自
　　己的浅薄可笑。 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去世的流亡者‘前共产党
　　员’王公若望先生。现在我们编这本流亡主旨的书时想到刘宾雁
　　先生，或因身患重病年届80尚在流亡中的刘宾雁先生想到编这本
　　主旨是流亡的书，从人情上、人性上无论如何都是对过去疏忽、
　　不义的补救，无论如何都是顺理成章顺情成义的、必要的，遑论
　　它还有另外文学上的意义。 我想，我们4人的积极和热情纯然是
　　为着这一主旨、原因和目的。”

我原撰写了80字寿联，后改为百字长联，用意在刘宾雁先生活到百岁
时，我们再来为他祝寿。王策用他在大陆狱中练就的铁笔书法写了这
幅百字寿联，可惜的是我没有照相设备，留下王策的真迹与读者共
赏。我把寿联带到了纽约，在庆贺宴会上敬献给了寿星公。

编书与祝寿，臻于圆满，预示着刘宾雁先生的圆满。我作为晚辈，很
高兴，作此小文记其事，或也是一种圆满。

　　刘公 宾雁 先生 八秩诞辰 敬献百字长联 益寿延年

　　狼毫舒虎腕 辣手著文章 三寸管曾写桥梁地上
　　析人妖之间 察共党弊端 犹认铜作金
　　驱邪扶正疾呼第二忠诚 九州信无二雁

　　雁翎展鹏翼 铁肩担道义 七尺躯纵寄檐头（竹离）下
　　达穷通之变 存中国良心 终识釜非钟
　　悲天悯人痛念十亿苦难四海尚有一宾

　　后学 黄河清恭撰 王策铁笔拜书
　　乙酉年春月于地中海畔

（2005年月26日～3月5日于马德里－纽约－马德里）

〔转载自《观察》2005.3.7；http://guanch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