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中国大陆生活时，从事写作已经有30多年的时间了，但是，因众
所周知的原因，我写作的书稿只能够“压在箱子底，供老鼠的牙齿的
批判”（马克思语），这对于一个志在写作的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不
公平啊！可是，这样的不公平的事情就压迫了我30年，以至于我写作
的手稿摞起来几乎可以和我的身高相等。

2002年11月13日，我同朋友邓韫璧在韩国逃亡，终于结束了精神专制
的压迫和对于文字狱的恐惧，但是，事情都是两方面的，我虽然在韩
国有了写作和发表的自由，但不作苦工就要饿肚子，于是就不得不放
下笔杆子去建筑工地干体力活。在韩国，你肯出力气就可以挣到钱，
所以也就能够填饱肚子。去年3月18日，我的第一篇文章在网站上发
表以来，至今我已经写了近60篇文章。就在我写作的时候，洪哲胜先
生给我提供了最宝贵的帮助，对于我每一篇寄到《民主通讯》的文章
都细心的校对，然后发表。最令我感动的是他还提议把我的文章放进
那办得很有特色的“藏书楼”，现在，“藏书楼”已经有了我的两本
书。

昨天，我又给《民主通讯》送去了《论民主的想象力》的文章，洪先
生很快就采纳了我的稿件，但是，我又建议他能不能把我的有关几篇
相关的论民主的文章辑在一起，编辑成一本电子书，他又很爽快地答
应了。这几篇论民主的文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纯粹理论性文章，是
我站在民运人士的立场上论证民主的文字，其中好多议论是针对目前
民运队伍中出现的问题而发的，也可以说是我个人运用民主理论对现
实问题的一种说明，这里，我不敢说我的说明就是正确的，但是起码
可以说我总是提出了问题，而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恰恰是目前
民运队伍所缺少的。因此，我认为自己最多不过是扔出了一块砖头，
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的话，目的也算达到了。

借着这电子书刊出之际，就写了这几句话，作为前言。

武振荣

（2005.3.13于首尔特别市，原汉城市）

一、故事

日本著名的科学家福井谦一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科学的直觉》。
文章中，作者回忆了1981年12月12 日，瑞典国家广播电台邀请当年
获“诺贝尔奖”的8位科学家登台亮相一事，其中的一位节目主持人
问他“你认为是否存在对科学的直觉？”他“立即回答：‘我相信它
的存在。’”在作者的解释中，所谓的科学的直觉，是说科学在认识
问题上“是不依靠逻辑思维的选择”。“例如看到一只苍蝇在飞，对
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由的认识，但科学工作者不满足苍蝇是活物所
以才会飞这样一个回答，而是看做是苍蝇体内产生的各种科学因素才
会飞。”总之一句话，科学家可以凭自己的直觉认识许多的问题，而
且这种以直觉所认识的问题同运用“逻辑思维”方法认识的问题相比
并不就低级。我在读了这篇的文章之后，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陷入
了这样的思考：在我们民运人士的身上存在不存在民主的直觉？如果
说存在，这样的直觉在认识民主方面到底能够起多大的作用？

今天，我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民主是科学，那么，在民主问题上，
科学家福井先生所提出的问题方式就可以用中国传统治学上的“故
事”来解读。依据这样的“故事”，我行在前人开辟的路上就省劲的
多了，不然的话，我就得要“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那该多费劲
啊！

二、民主的直觉——可靠吗？

目前民运队伍中有许多的地方盛行着行而上学，许多的领域还处在受
无形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教条的束缚之中，不得自由。所以我认为，
中国的民主运动要能够在21世纪的头10年打开局面，民运人士实现自
己精神、思想和理论方面的解放是极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
我们应该很好的注意这方面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余部
分”就是我们 认识和分析民主时只能够对它做出“理性”的理解。
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够运用“理性”的方式和“理性”的程式对民主做
出“理性”的描述和“理性”的解释，从而误认为民主就是“理性
的”，而不知不觉地把民主的另一半——感情主义的一半——给扔掉
了。所以在某些场合中，我们说到民主的时候，特别是在说到了中国
的民主的时候，往往首先问：“它是不是理性的？”一旦我们认为它
包裹着一种情感主义的东西，或者说它是因受情感主义的支配而不能
称之为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对它摇头。正因为是这样，在我们许多
人的思想和意识中，民主的东西最后就势必弄成了取掉情感因素的冰
冷冷的东西了。这样的思想和意识所导致的逻辑后果，是我们必然要
在中国造就一个十分“理智的”、非常“冷静的”、不带任何的“情
感主义因素”的民主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每一个参与运动的人都
要至少要被看成是一个“理智的动物”。于是，理解民主、发展民主
和创造民主这样的行为就有可能被逻辑思维所垄断，而不给直觉发现
和认识问题留下任何的余地。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一说，那就是在中国，当我们说到民主的时候，我
们往往对于那些书本上的民主理解的非常的出色，如果这些民主出于
西方大师们之手笔，我们就会百般的信奉，崇拜得五体投地，但是民
主若还出于我们中国人民的创造，又如果这种创造表现在人民以极大
的热情积极地参与了政治运动，并在运动之中经历了“灵魂”和思想
方面的考验，那么，我们对它就不能够做出积极的评价了。因为，在
民主问题上，我们中国人好象永远就是“小学生”，永远地要读民主
的“一年纪课本”。要不然，离开了它我们就说不出民主的A、B、C
了。由此而形成的局面是：我们在说到了西方的民主的时候，振振有
辞，口若悬河，但是，在说到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时，就佶屈聱
牙，言不由衷了。

在《对一个伟大的时代的回忆与理解》中，我不满意这样的一种状
况，对它做出了尖锐的批评。在批评中，我运用了马克思运用过的一
句黑格尔的名言“这儿有玫瑰花，就在这儿跳舞吧”来讽刺那些在说
到民主时“言必称西方”的人。近20年过去了，我当年所批评的对
象，在我们民主的队伍中依然的存在着。我们中国在经过了近100多
年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之后的今天，我们中国人对于民主的认识还
如此的时低级，这实在是我们的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
事实是这样讽刺我们的：在中国官方大肆宣扬“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理论”时，我们却在另一头“配合”着宣扬民主的“低级阶段”。

正因为我们的民主的知识是“低级的”、“初步的”，所以我们对民
主只能够作出字面意义上的解释，不敢在字面意义之外去说哪怕一句
话，生怕说错了。这样的情形也好理解，因为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习
惯对于民主做出纯粹理性的解释，都乐于把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运动
放置到理性控制的水平上去理解，所以，由此而造成了我们的一个失
误，即错误地认为所有不能够被看成是理性的东西都不能够叫作民
主。其实，这是我们的一种认识上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反映在我们的
行为当中，就势必会造成我们在规划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时出现差
错。自然而然，上述情况的发生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同广大中国人民的
关系，出现了我们的队伍与中国人民大众相“脱节”现象。到今天，
为止我们民运队伍中间的某些人在说到民主时，也还是摆脱不了“被
虐待者”的角色。我们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民主这样的东西，一半儿
是一种“社会的实在”，一半儿是参与民主的人的自己的“创造”；
而这种被“创造”的东西与“创造者”的情绪和感情又是混为一体
的。因此，我们就没有理由把民主理解只能够接受理性解读的东西，
而不给民主的直觉认识能力留下余地。

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我们所熟悉的哲学思想中就可以找到。
我们通常认为感觉性的知识低于理性的知识一等。所以，我们以为知
识进步的“规律”就是把感性的知识提高到理性知识的水平之上。因
此我们在知识进步的进程中应当尽量的占有“最高”的知识。其实，
这也是认识上的一个错误。在古典民主理论的体系之中，伟大的哲学
家大卫、休谟就曾经明确的指出过感情的东西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
性，他在《人性论》这部伟大而又不朽的著作中，抱怨人们对“理性
的永恒、不变性和它的神圣来源”已经被“渲染得淋漓尽致，”而没
有对人类的感情做足够的研究。为了纠正他所批评的人们只重视理性
的东西的现象，他特意把人类情感中两种最基本最主要的因素——
“骄傲”和“自负”挑了出来，说“没有东西能够象骄傲和自负那样
地鼓舞和振奋人心”。时间在进入20世纪的70年代时，当人类社会被
意识形态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大阵营的时候，西
方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竟然把“社会主义的社会”称之为
“理智指导的社会”，把“资本主义的社会”叫做“受感情支配的社
会”，从这样的分类原则中，我们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难道这
些在世界上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学者们竟认为“受情感支配的资本主义
社会”低于“受理性支配的社会主义”一等？

对自由和民主这样的东西的做进一步地研究，人们便会发现：自由有
的时候完全可以说是人的情感表现的自由和感情抒发的自由，民主的
东西亦可以解释为民主的制度和程序尊重公民感情、公民情绪以及公
民随其所好的在政治上的意性选择（不只是理性的选择）。无论是在
自由的表现或者在民主的选择中，表现和选择的自由与其说是出于选
择人的理性，不如说是出于选择人的感情。正因为是这样，在民主的
运动和自由的生活中，那些许多许多的现象可以被人类的直觉所感
知。

在民主中，民主只关心公民的选择，而不关心选择的目的和性质。也
就是说，在真正的民主选举中，选举结果仅仅计算票数，而不考虑每
一票出于什么的动机而被投下。在民主的计算中，一张出于理性的考
虑所投的票同出于感情的激动而投的票的价值是一模一样的，前者的
价值不被后者多出一分，后者的价值也不被前者减少一分。把这一切
的问题同民主的运动（包括民主的选举运动）通常都是人心激动的情
形联系起来思考，培养我们民运人士的民主直觉的事情就显得十分的
重要。令人失望的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民主尚未成功，我们的民运
人士已经老于世故了。

三、   民主的直觉在认识中国民主时的重要性

在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时间内，我们并不缺乏民主的革命和民主的运
动，而真正缺乏的是民主的理论和民主的思想。所以，在我们中国就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时，就往往会运用
外国的方式、外国的理论甚至外国的语式。也正是在这样的谈论中，
中国民主就必然地会发生流失。上述的事情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每一
次民主运动都好象以自己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开端，都似乎以为
此前的民主是“虚假”的。于是，就出现了中国民主的画地为牢的周
期现象，在每一个现象的每一阶段中，民主都独立的存在着，既不同
以前的民主发生有价值的联系，也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设法传给后来
的阶段。于是，民主的特定阶段的特定形态，就被看成是民主的内在
本质和内在的意义。

要追究造成上述现象发生的原因，当然不是本文议论的内容，但是我
在把这样的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中国民主理论的不发达时就有
了一个问题把握上的正确性。要知道，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
中，直接提供民主革命理论和民主运动思想的人们都很难说是职业的
理论家和思想家，他们的真实身份是职业的革命家，理论和思想是他
们的“附带”的东西，而在后来，这样的“附带”性的东西随着他们
本人在革命和运动中的权威的上升，就变成“最高真理”之类的东西
了。于这一现象相对立的是那些真正有能力、有本事、有水平为中国
民主“生产”理论的人们，却一股脑地被“挤到台后”去了。分析这
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说，从19世纪末至21世纪的今天，在中国，先后
为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定义”的人只有两个：孙中山和毛泽东。但
是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他们的理论和思想的局限性都是十分明
显的，所有很难运用它来非常成功的解释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
动。因此，在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占统治的地位的时候，中国社会上那
许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就不能不变成他们的“应声虫”。如果说这是
中国民主革命所生产出的一个“霸道”现象的话，那么它首先是“精
神、思想的霸道”和“理论上的霸道”，而我们今天所竭力推进着的
中国民主化运动所要对付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霸道”的“历史的遗
产”。

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要推进中国民主进程的行为已经事先地决定
了我们必须要继承上述的“遗产”，而不管它“霸道”与否。也就是
说，我们即就是认为它是一项“霸道”的“遗产”，我们“改造”它
的前提是承认它的存在。如果这样的意思的正确的表述是我们必须批
判的接受这种民主的“遗产”的话，那么我们面临的是对一种不成功
的民主的辨认和对一种不理想的民主理论的改造，这就要求我们对于
中国的民主问题要有一种我们中国人的对待。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的是
“第二民主”，而这样的民主在西方社会中是不存在的，所以，当我
们的民主的水平还处在“学习”西方的阶段上时，我们运用“照搬”
来的西方的民主理论就解释不了它，于是，我们就会把自己所参与的
那些民主当垃圾一样的扔掉。其实，我们在扔掉了真正的垃圾（如毛
泽东思想）的时候，把那些于曾经同“垃圾”一同产生出来的我们的
价值，也给扔掉了。对于那些出现在外国的成功型民主，我们中国人
很会辨认，但是在辨认那些发生在中国的“可疑的”、“有问题”的
民主（这恰恰是我们的民族在以往的时间中所与之“打过交道”的）
时我们就显得无能。

为什么会发生上述的问题呢？我的看法是：我们缺乏民主的直觉认。
就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吧。起先，我对民主的直觉问题的思考有着
“应急”的用意，因为它有着可以迅速改变我们民主理论不足的用
处，可是，随着我对民主的理论的研究的展开，我倒是对它形成了一
层更加深刻的看法，即我们如果不给民主的直觉认识问题以空间，我
们就有可能遇到丢失许多的认识民主的机会，这样的机会本来对我们
是非常缺少的。因此，我认为如果上述的情况不被我们认识，那么到
最后丢失整个的民主的事情也是可以想象的。

把民主看成是人类理性的构建是18世纪的古典思想，这样的思想在后
来的发展中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即要能够有效地保守住这个古典
构建的价值就必须假设民主所包含的东西是与人类的理性完全相反的
人类的情感。就这样的意义而言，与其说民主诉诸于人类的理性，不
如说它诉诸于人类的情感。弄清楚了这个道理，我们在认识民主的事
情上提倡民主的直觉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

特别是对于那些人们带着很激烈的感情参与的运动，我们若不凭民主
的直觉来捕捉的话，就不会有任何的收获。在这里，民主的运动同政
治动乱的关系如此的密切，似乎前者就是后者。所以中国人在把1966
年的政治大解放运动看成是“动乱”时，那么把1989年的学生运动看
成是“动乱”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在我们中国，民主的运动和
民主的行为如果要冷静到十分理智的程度的话，那么理智的最后的标
准到底是什么——谁又能够说得清楚呢？即就是说清楚了，谁又能够
掌握呢？1989年，学生们和市民们的冷静和理智已经是够可以了的，
可是，镇压它的人的借口就没有了吗？不，不是的，“反革命暴乱”
的帽子不就是照样地戴在了大学生和北京市民的头上的了吗？

当我们中国仍然处在民主革命的传统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忘记
民主必然地要为一直遭受压抑的人的感情和人的情绪留出足够的发泄
空间。在发泄中，人的最真实的部分不是表现在理智和理性的方面，
而是表现在感情和情绪上面。在1966年的运动中，就发生了这样的事
情。如上所言，可以说在有民主的情况下，就必然有着人的情绪的高
涨和情绪的激动，而这样的高涨和激动就造成了民主的最基本的表现
形式。在这样的环境和场合中，你要认识民主，那么你对民主的判断
就必须是直觉的。后来，当你在反省直觉意义上的民主的时候，你就
没有理由非要把它还原成为理性的东西不可。如此这般说来，民主在
这时固然亦不丧失它的古典理性意义，但是造成民主的事实的主要的
东西却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在今天，人们若忽视了它的存在，什么
是民主就完全的不好定义了。

四、   民主的“近视病”

民主的直觉告诉我们，要认识中国的民主的就得预防民主的“近视
病”。而在目前，中国民运人士中间患有“近视病”的现象却十分地
突出。究其原因，这些人受“体制内的异议人士”的影响是最为重要
的。如果我们要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做一个全面的剖析的话，那
么，这样的“改革”的最不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改革者”患有“政治
上的近视病”。这种病症发展到极端时候就会把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用
“一刀切”的方式“切”成为两半：一半是“改革”前的；一半是
“改革”后的，而前后的两半又是被分开来看待的。如果说“改革
者”认为前一半是“错误”的话，那么后一半就被放置到“正确”的
位置上了，于是，他们就在反对“错误”的一半的前提下开始了“正
确”的一半的建设，而中间落下的这“一刀”，却要“切”得要干脆
利落，不容许半点的拖泥带水。中国的“改革”其所以走到了失败的
地步，这可能是其中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半截人”和“半截社
会”的情况下，所进行的“改革”也只可能是“半截”的。但是呢，
问题的要害在于不管“半截人”或者“半截社会”都不是客观事实，
而是人为的政治事实和社会事实。因此，这样的“改革”充其量也只
能是“半拉子的改革”。关于这一点，我在1986年写作的《风言浪语
录——锦夫谈九篇》的书稿里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可惜它一直被尘
封的命运没有使它之中的思想见诸于天日。

在我的上述书稿写成后的3年，中国社会上的“半拉子改革”在
“6．4”屠刀下全面的露出了真相。在此后不久，有关评价“改革”
的著作在“拥护赵紫阳”的名义下，被推了出来。由吴国光写作的名
叫《赵紫阳与政治改革》的书很值得一提。这本书中把赵紫阳描写成
为共产党上层的改革者的思路并不错误，对于赵紫阳在改革中所作出
的贡献的描写也不失实，即就是这样，我还是在本书中发现了这样的
一个问题，即赵紫阳的那个“改革的班子”中的所有的人（包括赵紫
阳本人在内）无不都是些政治上的“近视眼”，在几乎所有的重大的
政治问题上，他们都同邓小平一样的只认识“改革后的人和改革后的
事”，政策和规划都是以此为基础设计的。这这样的做法造成的后果
是把“改革”前的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当成了毛泽东式的“白纸”来
看待，要同毛泽东一样好在“没有负担的白纸上绘画绣花”。翻开这
本书，在记录得十分详细的“政治改革”的谈话和讨论中，除了薄一
波一人有时候说到“50年代”或者“60年代”的问题，其它人的谈论
没有超出“11届3中全会”的时间。

在这篇文章中，我并不是要评价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而是从议论
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的文字中发现了目前中国民主运动的主流思想
和主流看法还没有越出官方“改革”的一步。在这里，我认为我们中
国民运人士不是“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不肯越雷池一步”。由
此而出现的问题我们就看得十分的清楚：我们的民主的也就被“圈”
在了赵紫阳的“政治改革”的那“圈子”内了。表面上，我们的民运
人士是自由，其实，我们仅仅是在上述“圈子”里享有自由。在民主
的问题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宁可相信赵紫阳的理性，而不肯信赖人
民的感情、人民的判断和人民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民主
的直觉就会被压抑，而我们运用民主的直觉认识问题的能力也就会大
大的下降。这样当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承担中国民主的大任的时候，
我们因不能够有效的辩识民主而不得不扔掉民主的一大半，而这被扔
掉的民主的一大半却恰好是民主的最精华的部分。

我们中国人在形容人的愚蠢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骑着毛驴找毛
驴”。用这句话来批评我们是最好不过的了。我们的民运人士是寻找
民主的人，但是我们在已经经历过了多次的民主运动之后，我们却没
有感觉到自己已经同民主交过了手，这不是“骑着毛驴找毛驴”又是
什么呢？这样的情形在目前的时间中，其所以困惑着我们，就在于我
们不认为有民主的直觉，也不认为民主的直觉也可以担当住认识民主
的大任。所以，在某些的场合中，我们即使使用了民主的直觉，但它
也是象上面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是非常短视的、近视的。

五、   民主的直觉与“第二民主”

我所在的韩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这样的几样事情对
我个人有很大的触动。（一）我们中国人要在韩国生活就要租房子，
租房时，我才发现韩国有40%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这些人同我们在
韩国的中国人一样的靠租房来过活；（二）韩国的阶级分化十分的明
显，中产阶级的居住区和无产阶级的居住区显然存在很大的差别，与
此相关的是阶级的差异在韩国所造成的阶级壁垒处处可见；（三）韩
国的基层社会的人们基本上不关心政治，大多数人认为政治是中产阶
级的事情。今年3月，韩国国会换届选举，我所在的小区在选举前出
现了三辆选举宣传的车，车上画着候选人的巨幅肖像，配着音乐，气
象也颇壮观，每一个宣传车上好歹也有6、7个人，候选人用高音喇叭
发表演讲。但是，在我看到的三种场面中，听讲的人数没有一个超过
车上的人。其冷淡的气氛读者们可以想象。

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韩国就比中国差，其实韩国在许多方面是我们
中国所不及的，但是我仅仅就以上的三个现象说明我的一点看法和感
想。我不承认中国以前的“社会主义”就在所有的方面的确不如韩国
的“资本主义”，但是，我发现在住房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中国的普
通人却绝大多数拥有自己的住房，尽管有许多的住房的完全产权不属
于个人。也就是说在住房问题上中国要比韩国合乎人道和公正。第
二，中国社会阶级区分和韩国比较起来，就很不明显，在中国绝大多
数的市民群众和农民中没有中产阶级的概念，也没有很多的明显可以
辨认的中产阶级聚居区，人际关系中也没有明显的阶级壁垒，一种残
余的非阶级的“革命同志”的“平等”现象也还是存在着；第三、中
国基层社会的人民群众对政治还保持着传统的热情，在许多的场合
中，政治事件仍然是大多数人关心的问题，所以，政治的热情在中国
虽然遭受压抑，却并没有被因此而表现出冷淡。这样的思考如果给出
如下的总结，那岂不是说在“专制社会主义”时期，“社会主义”虽
然是奴役中国人民的东西，但是中国人民在这样的时期中却与“第二
民主”发生了接触，所以，当政治上的遭受奴役的教训在被人民总结
出来之后，如何把出现在人民社会中间的“第二民主”因素及时地转
化为建设中国民主（也叫“第一民主”）的动力——这就是我们的任
务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才对民主的直觉寄予了希望。

在今天，中国民主的队伍其所以不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成功的传播到中
国去，专制主义的封锁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比这更为重要
的原因是我们的民运人士没有能够创造出被中国广大人民能够容易从
内心深处接受的民主。也就是说目前的民主的“雨露”只能够“湿”
中国人之“衣”，不能“洒进”中国人之“心”。究其原因，我们的
民主因过于的“生硬”和过于的“理性”而远离了人民。在我们的意
识中，虽然没有人要把中国人民造就成为“理性的人”的动机和思
想，可是我们的所宣传和宣扬的民主的理性程度却有着拒绝“非理性
人”的特征和特点。可见，我们虽然是反对专制主义的，但是我们在
一段很长的时间内受流行马克思主义的统治的历史还没有使我们当中
的大部分人达到卢卡齐所说的《理性的毁灭》的境界。事实上流行马
克思主义的“理性”已经造成了中国社会主要价值的“毁灭”，可
是，我们并没有对那个“理性”做出足够的批评，以至于我们错误的
认为只要用“民主的理性”代替“专制的理性”就可万事大吉。

民主的直觉在这里可以对于上述的问题说“不”了。说“不”的意义
不只是批评的，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建设的意义。如果这样的意义可以
被表述为民主的直觉才是民主的意义的最大产生者的话，那么，我们
可以说是理解了民主的精髓。

（2004.11.17）

一、论想象力在民运队伍中的重要性

人是一个想象的动物，诚如某位哲学家所言：“正是她（想象的疯女
人）——想象——带来了我们与其它动物之间的最大不同。”因此一
个民主的社会鼓励人的想象力的发挥，并且为每一个人的想象力的充
分发挥提供平等的条件和机会。于此相应的是，民主社会的一个最显
著的特点是公民的想象力特别发达，社会中到处充满了被高度发达的
想象力激活了的人的精神因素和思想因素；专制的社会就不是这样
了，所有的专制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千方百计地压制人的
想象力，极力要降低人的想象水平，从而把每一个人造就成为不具备
自己想象力的机器人。因此，在所有的专制社会和专制国家中，遭受
奴役的人的最显著的特点是带着呆板的精神和迟钝的思想而终其一
生。

中国是一个受共产党56年专政的国家，因此，在这样的国家中生活，
我们中国人民的想象力受到压制和摧残是一个用不着论证的事实，与
这个事实有关的是，我们中国人在追求民主时应该认识到充分发挥自
己的想象力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鉴于这一点，我才写作这篇文章。
在这里，我认为不光是一般人要意识到这样的问题的重要性，对于我
们民运人士来讲，上述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我们和中国人民大众一
样，长期的专制生活扼杀了我们的智力和活力，也是一个用不着否定
的事实。因此，在今天由我们民运人士所组成的队伍中，其中的许多
的人都把对“过去”的“不民主”的“痛苦”回忆当成了自然而然的
民主，这样以来，我们就似乎以为民主仅仅是对“不民主”东西的批
判或者否定。其实，这样理解民主也没有理论意义上的错误，它的要
害是，这样的思路若不被纠正就会妨碍我们在实践上对民主的追求，
它可以束缚我们对民主的想象，使我们以为民主只能够建立在否定意
义的基础之上，从而使我们失去了探索民主的原动力，削弱了我们对
积极的同时也是更大面积的民主的认识能力，使我们自己的手里到最
后只能够抓住民主的一小半，即否定性的民主。

在最近连续写作的几篇文章中，我认为揭露和批判共产党社会中的
“不民主”的人和事，肯定是民主内容的一部分，这一点是没有任何
问题的，但是被这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必须要有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和内
容；关于这一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却并不一定就了解或者理解，由
此而造成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民运人士在说到民主时，就脱离不了一
种骂娘的口气和骂娘的语式，全然的忘记了民主有着被这更重要、更
健康的内容。在这里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如果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
间内只会运用这样的一种否定语式，那么我们的想象力和智力就会受
到限制，到最后，我们有可能变成为目前中国社会上的“愤青”一类
人物，这样以来我们怎么能够组织和领导由13亿人参加的民主化运
动？

二、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们想象力的发挥

民主是一个包容万象的体系，得承认，我们民运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只
能够是政治运动意义上的民主，这种民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它仅仅是民主的一部分，但是这样一说，并不就意味着政治运动之外
的那些民主不重要，是我们不应当追求的，而是说我们的身分和我们
的职责决定了我们只能够把自己要求的重点放到适合于发动政治运动
的这种民主上面。在现实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我们不可能要求一种
四面开花式的民主。所以，整理我们对于民主的诉求，把它紧紧地组
织在政治运动的范围内，是我们应该从事的工作。把这样的一个意思
发挥一下，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要求的那种民主按严格意义讲，就不是
我们“个人偏好”意义上的民主，而应当是我们中国人民经验中的民
主，在过去或者现在的时间中，这样的民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就
不应该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或者说是水花镜月。正因为是这样，我们在
从事民主运动时，就不得不面临一种取舍与选择，把那些与政治运动
关系不大的民主的搁置起来，而把那些与人民的政治运动关系密切的
因素认真地加以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称得上是民运人士。

但是，在我们的队伍中间，某些人不了解上述的情况，把自己在以往
的时间内的对于专制主义压迫的痛苦的感觉和感受当成了主要的东
西，从而把中国民主的故事实际上变化成为一个“痛苦的话题”，于
是，要求民主的行为就被认为是对于“痛苦的解脱”。在这种错误的
思想的指导下，我们中国人民要求民主的这种伟大的事业就好象变成
了对共产党的一种简单的政治控诉，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错觉，
即谁“倒”出了控诉共产党的“苦水”愈多，谁的民主的水平就好象
愈高。如果说这是民运队伍中的一个暂时的现象的话，那么也没有什
么大的了不起的，只是这样的情况如果长期的存在，并且在民运队伍
中间如果变成为一个主流现象，那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的了。在这
种现象发展到极端的程度时，我们的民运人士就无意识间穿戴了一副
痛苦的盔甲，把自己的身心包裹在痛苦之中，我们的想象力就是在这
样的场合和这样的情况中开始萎缩的。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解
除痛苦的盔甲，穿着上“乐观”的衣裳，展开“想象”翅膀，实在是
我们摆脱目前的窘境的一个方法。

作为一个多少具有哲学思维方式的人，可以研究“适度痛苦”对于人
的发展可能造成多大动力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研究虽然不会得出统一
的结果，但是作为一种智力的活动，我想也是多少有些好处的，只是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个明摆着的用不着研究的问题是：“过度的痛
苦”是可以压垮人的。被“过度痛苦”“压垮”了的人的一个最明显
的特征是“一肚子的苦水”。但是问题就在于这样的“一肚子苦水”
的人到底可以有多大的创造能力？这就是本文要关心的问题。我有这
样的一个看法：在最近的20多年内，与其说是专制压垮了我们，不如
说是痛苦压垮了我们。在专制面前，我们可以反抗、可以斗争、可以
造反，但是在痛苦的压迫下，就只有怨天尤人了！

就一般意义而言，我们是反对共产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反对
派，但是，我们只要对于共产党的历史稍有涉猎的话，那么，我们就
可以发现上一个世纪的20年代末至整个的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就是
把自己看成是中国政治社会上的一些备受虐待的人，所以他们对于当
时的中国社会的现实和社会的现象也充满了仇恨，正是这种仇恨才使
“共产党革命”走上了一条破坏性极强之路。问题恰恰就在于那时候
的中国社会如果是建设性质的，共产党就不可能胜利，只是当中国社
会事实上已经陷入了“大动乱”而不能够自拔时，共产党的最后“得
势”就变成一个可以预料的事件了。今天，我们虽然处在了反对共产
党的政治阶段，但是我们的反对行为是发生在一个组织有序的民族国
家之内的事情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就这一点而言，当民族国家
的秩序是专制而非民主时，我们的反对行为就只能够针对国家的“专
制”而不是国家本身。于是，在我们的“反对行为”之中就包含着一
个建设性的因素，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了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一定要
能够“超越”“共产党革命”的那种传统的破坏性内容。因此，我们
仅仅用仇恨“武装”起来是绝对不够的，在我们的“反对行为”中应
该和应当包括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国家民主化的“建设”性因素和“肯
定”性内容。所以我们最终要“超越”“受虐者”角色是必然的或者
必须的。这就是说，我们在批评和批判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错误之
后，我们掌握着使中国民主化所需要的知识和本领。若不是这样的
话，我们怎么会取得全国人民的拥护，不就是一个问题吗？因此，我
认为我们的全部的工作是要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中国共产党在
内展现我们掌握着可以使中国民主化的知识与本领，而不是我们要表
现我们是中国社会“苦大仇深”的人。

现在用“诉苦”的“流眼泪”的办法来感动人民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不是要能够告诉人民“什么是不民主”，而是要给人民说明
“什么是民主”，这样的说明不是要叫我们写几本“诉苦”的书和民
主的教科书，而是要把我们民族和我们的人民在过去的时间里，经历
过的民主——哪怕它是不成功的——上升到理论的和高度。如果说，
构成我们工作的时间有100多年之久的话，那么，我们的想象力要在
这100多年的时间里驰骋，就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在100多年的中
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历史中，共产党专制独裁的历史也不过是其中的一
半，所以，我们把自己的身子“浸泡”在50多年的“痛苦”的水之
中，难道我就可以民主的了吗？试想一想，在这个50多年内难道我们
的人民就一直是这个样子的忍气吞声的活着吗？没有过解放？没有过
斗争？没有造反？没有过我们中国大陆上遍地开花的人民自治组织
“雨后春笋”般的出现的历史吗？如果说以上这些在我们中国已经是
一种“客观的存在”，那么民运人士在中国是吃什么饭的？或者说是
干什么的？问题的答案不就是明摆着吗？

我们还应当看到，当年的共产党虽然同我们现在的某些人一样地被
“痛苦”所充满，但是共产党的那种“枪杆子式的革命”却为共产党
人成功地“化解痛苦”提供了一种出路，所以当他们那些文盲和半文
盲出身的人们在把自己想象成一群可以创造“美好未来”的人的时
候，也就从心理学上的意义上逃脱了“受虐者”的角色，一种“解
放”的意义也就出现于此刻。可是呢，相比之下，我们就不行了，我
们的民主运动发展到今天，没有能够成功的把“痛苦转化为力量”，
所以就变成了一些没有力量的“痛苦者”。目前我们只看到专制主义
的接力棒被传到了第4代，而第4代又没有表现出哪怕一点改革的诚
意，于是我们就对中国的民主产生了悲观失望的看法，完全没有看到
人民社会中间的民主意识不断在发展的事实，所以即使在过去了的一
年中间发生了那么多的56年以来十分少见、罕见的人民要求民主和维
护权利的事件和运动，我们也还是没有对此作出积极的评价。我们的
“痛苦”的“衣着”影响了我们对人民政治进步和政治发展的估计，
从而把一个专制政府的作用和因素看得过大和过多。于是，一个“受
虐者”的心理把我们不断地塑造成为气量窄狭的人。最后，我们想象
中的民主图景就必然是灰暗的。

要知道对我们来讲，痛苦的衣裳是一件过去的时装，我们长期地穿戴
它就等于把我们自己包裹在过去的时间中，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
我们变成了过去时间中的人，缺乏对于当下的新事物的感知。如果说
这种缺乏导致了我们想象力的下降的话，那么，民主——这个美好的
事物在我们的想象中色彩就会慢慢的淡漠，以至于成为我们今天的样
子了。不要说出于我们之口的民主语言缺乏对人民的感召力，就是对
于我们自己来说，它好象也是一个不疼不痒的字眼。把这样的一种现
象同我们在理论上所受的“中产阶级民主论”的影响联系起来看，民
主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好象都是一个问题。靠这样的人所抱的这
种心态去搞民主运动，再有100年也还会是这个样子的。就此而言，
若用就事论事的方式去观察民运队伍中的许多问题，人们也许会说出
不同的话来的，但是，人们若还是站在了一个较高的角度去看，抱着
要寻找经验与教训的态度，那么就会发现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的缺陷
在于民运人士想象力的下降，这可以说是原因中的原因。

三、对想象力的哲学式考察

如果我们对想象力作一个哲学的考察，那么，它在一个瞬间可以把我
们每一个人抬高到国王的程度和把我们每一个人打入到十八层地狱的
情形谁个没有体验过呢？如果你把想象力引导到积极的方面，那么，
任凭想象力的发挥，你一定是世界上顶尖级的人物，你的聪明和才华
可以使你认为自己能够攀登人类的“顶峰”，如果你爱好科学，那
么，你想象自己可以作当代的牛顿、爱因斯坦、华罗庚是一点也没有
问题的，如果你想搞政治，那么你想象自己可以当罗斯福、可以当列
宁、可以当毛泽东也是很正常的，如果你想搞艺术，你以为你自己离
梅兰芳、张大千、齐白石这些人的距离很近很近，只要你稍稍努力，
在艺术上超过他们也是有可能的……。如果我们对于自己少年时代的
种种幻想保持有一定的记忆的话，那么，你要从理论上区分幻想和想
象，那的确是办不到的，所以在人的想象力发挥的最初阶段上，人性
上的相通造成了没有受到挫折的人类想象力对于人的平等的无条件的
认可，于是，一个民主的意义就寓于其间，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
一个方面是当我们的想象力在步入了消极的渠道后，那么，我们活在
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作为一个人活着，甚至不如作一条狗，
一只蚂蚁或者一只苍蝇，在这样的想象中，我们可以拿出一百个一万
个“人不如动物”（古有“裸者三百，人为最劣”之说）的理由，于
是，顺着这样的途径想象，人就只有自杀一条道路了。

就上述的情况来说，人的想象力的空间是如此之大，想象力的充分发
挥可以造成想象中的人格和价值的如此巨大的差异，是一个我们应该
注意的问题了。所以，在想象力发挥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基本的
把握，要知道如果想象力被消极的方式所奴役，被黑暗的势力所左
右，我们就只能过一种没有色彩的生活，只能作生命和生活的奴隶，
但是，如果我们的想象力被调整到积极的方向，并且是在发挥着积极
的作用，那么，我们的生活的内在的动力就会被发动起来，于是，一
个人的能量有多大的问题，就不是一个别的人可以猜疑的问题了。站
在人类宗教学的观点上，人的能量可以同神的能量约通是一个隐蔽着
的思想，这个思想在发挥到一定的程度时无异于说，神的能量有时候
可以在外观上表现为人的能量。生活不光是一个物质的载体，它同时
还有着一个精神的、想象的内容。“可以肯定”，哲学家说：“假如
想象不发挥作用，明天将只是今天的结果。多亏想象，我们才能够隐
约感觉到各种各样不同的可能性，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才能够采取
行动”（见《献给非哲学家的小哲学》一书）。

“想象”既然关乎着“行动”，那么中国民主运动——这个实际上关
系着13亿中国人民“行动”的伟大事件，就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的问题了。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由于我们的想象力的很不发达，再加
上它在近几十年的时间中一直遭受压抑，而且又被消极的因素所左
右，所以由我们设计出来的民主就表现得没有色彩，用这样的民主去
动员中国人民，我看是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的。说个不好听的话，今
天，民主——在我们某些人的手里已经变成了“诉苦的本子”，和前
毛泽东时代的“贫下中农”的那个“本子”有一点相同。在“贫下中
农”的那个“本子”中，“贫下中农”们过不上“好日子”的原因是
因为存在着“地主老财”的压迫，今天，在我们的“本子”中，“地
主老财”不过变成了“共产党”而已。即就是这样，我也不否认它是
一个民主的本子，只是，我补充说，它是民主的低级本子，只适合启
蒙意义上之民主的需要，不适合于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之需要。今天
我们中国人民和我们民运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已经是发展到了高级阶段
的民主，所以那些过了时的低级的民主的本子，就只具有“历史意
义”，而失去了“现实意义”。不了解这一点，把一个“过时”的
“本子”当经念，就是我所批评的错误。

这样一说，在推进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上，发挥我们的想象力的事情
是不是就没有个切入点可以把握的，我看不是这样，中国的民主运动
已经有了近100多年的历史，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很大的现实；在
这个现实面前，我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是我们应尽的本分。在过
去的时间中，民主之于我们意味着一种痛苦，这是事实，与这个事实
相关的是我们也因此而获得了民主的知识与经验的事情却是第一等重
要的因素。所以在今天，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任务之于我们来说，是一
个组织意义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把在过去的时间中所有已经获
得的民主的经验与教训，哪怕它是点滴的、零打碎敲的，组织在价值
的建构之中，就是我们追求中的民主。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一个
散漫的意义上去追求民主，又认为民主是一个五花八门的东西，那
么，我们连自己也陷入了民主的五里雾中，何谈带领别人？

如果我们对想象这样的东西作进一步的考察，那么我们就会发现，
“想象是对认识的一种预测”，“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基于这
样的思考，当我们在认识中国民主运动的问题时，就可以发现我们也
需要一种创造性的民主。就这个意义来看，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
力的事情就显得异常重要。在世界上，民主有一个意义，在西方国
家，民主又有一个意义，在亚洲后起的国家和地区中，民主又有一个
意义，因此，在我们中国民主也完全有一个属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意
义，这就是我们应该懂得的道理，但是，这个意义如果到今天为止还
被我们维持在模糊的水平上，民主化的任务就不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
了。现在我们回忆1989年的民主风波，它其所以最后失败，邓小平的
镇压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是其中的另外的原因是与民主运动的发动者
们缺乏民主的想象力也是有关的，在主导“89风波”的人的想象和认
识中，民主应该是一部分人甚至是一少部分人的事情就是一个致命性
的缺点，在这样的思想和认识的组织下，民主就只能是一部分人的运
动，既然是一部分人的运动，那么，绝大多数人变成民主运动的“旁
观者”就缩小了民主的意义。我不否认在某些西方国家或者在亚洲的
某些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最初阶段上的“精英式”的民主，但是，
在我们中国大陆，这样的民主是没有的，也不存在的！所以就这个问
题讲，我们的民主只能是人民的、绝大多数人的民主！

四、想象力发挥的不同程度及不同后果：
		民主的“大超市”与“小卖店”

在中国民主化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同其它的事情一样也面临着一个选
择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民主就是对专制的控诉，那么，我们的民主
肯定就会是单调的，缺乏色彩的，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民主在中国人
民中间“推销”的话，那么我们所占有的民主就好比是一个“小卖
店”，靠着这样的“小卖店”我们虽然也许可以混口饭吃，但是我们
绝对充当不了13亿人民主化运动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但是，我们若
还调整一下我们的思想，改变一下我们对民主的看法，扩大一下我们
的心胸，那么，由我们所掌握的民主，就足可以开一个民主的“大超
市”，在这样的“大超市”中，我们的民主的品种就应有尽有。于
是，我们就有资格和有能力领导中国民主化的伟大运动，就可以成功
地建设我们中国的民主事业。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我们自
己，最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想象力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能力，试想一想，在人之为人的那个阶段
上，人类想象力的发挥创造出了“神”这样的东西，在而后的几千年
时间中，这样的创造物的价值也还是今天的人类所“超越”不了的，
就是在今天，只要我们把眼睛朝天上望去，想象力不就是可以在宇宙
中尽情地展开吗？你想象一下宇宙的起源，你想象一下宇宙的空间和
时间，你想象一下宇宙的广袤……，你就知道什么是想象力了。因
此，依据中国古代词人的叹息，虽然我们生在宇宙的一个瞬间（“哀
吾生之须臾”），但是我们的想象力却是“无穷”的，这可以和“长
江的无穷”相媲美，只要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不要浪费它。

中国民主化运动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事业，所以我们在从事这样的事业
时，就得有一个积极的心态，就当充分地发挥我们自己的才能和力
量，而要作到这一切，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在
这里，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的民主开始于我们这一代人，那就不符合历
史的事实，事实是在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民已经开始产生了有关“民主
革命”的幻想和想象，在这漫长的时间内，由于一连串的挫折和失
败，民主的理想受到了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所推行的第
二民主的条件下，民主的意义被那种不折不扣的专制主义所歪曲，正
是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的时候就有了用武之
地。如何在过去的时间内把那些被歪曲了的民主的价值复原，使我们
中国人民追求民主的历史表现出连续性就是我们民运人士的“工作”
要能够出色地完成这样的“工作”，我们的身上也存在着一个“自我
解放”的问题，没有这种“自我解放”，我们即就是生活在“海外”
这个自由的大环境中，自己身上的那种“奴性”也不会自动的消失。
依着这样的思路，我提出了我们民运人士的“民主化”问题和“自我
解放”问题。

我们其中的许多人都以共产党制度的“受害人”自居，当然没有问
题，也谈不上是什么错误，但是，我们如果以为“受害人”就是反对
共产党制度的“天然”对手和“天然”敌人，却是一场误会，民主虽
然在我们中国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但是它作为一个政治制度在
今天仍然是一种创造性质的东西，所以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这样的事
情所需要的人才不是那种缺乏创造力的人所能够胜任的。在这里创造
行为由高度发达的想象力作促进是我们应该懂得的道理。因此，在今
天，中国民主的发展权已经完全转移到我们这些民运人士的手上了；
在这样的转移的过程中，我们应该牢牢地掌握好民主的话语权，充分
发挥我们的想象力，向世界和中国贡献出我们对民主的创造！

五、结束语

想象力需要培养，这是一个我们应该明白的问题，但是如何培养我们
的想象力的问题不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本文仅仅关心的是我们如
何认识想象力在民主运动中的重要性问题，只是要说明在推进中国民
主化运动方面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是必不可少的。就理论上讲，民
主是一种政治制，但是这种制度要能够行之有效，就必须要求具有高
度想象力的公民去支持它和维护它。因此，民主对于公民大众来讲，
虽然是一个普通人智慧可以理解的东西，但是要彻底的理解民主和认
识民主，没有想象力是绝对不能够成功的。正因为情况是这样，所以
民主就有了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普通人不用专门的思考和研究就可
以掌握它；另一个意义是，即就是专门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也不得
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够获得它。职此之故，民主好象是对每一个人
说：“理解我吧，发挥你的想象力！”

（2005.3.11）

一、从刘荻《炮打民主》的“大字报”说起

我刚到韩国的那一个月，发生了“刘荻案”，因此，刘荻这个名字对
我印象很深，也对她因言获罪的事情深表同情，这样的同情如果说有
一个同病相怜的意思在内的话，那的确是如此。我在中国也有许多的
言论，但是其所以没有因言而致罪，就在于我对言论这样的东西所持
的态度不同于刘荻，她属于新青年，同我不是一代人，所以对自己的
言论的认识以及这些言论于发表之后在社会可能产生出什么样的影响
等等问题，都有一个不同于我的估计和看法，因此就敢说，我无论如
何是缺少这样的勇气的。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2年多，我对刘荻这个
外柔内刚的中国新女性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却没有在时间中消失。刘
荻获释后，她也自然的有了名气，所以变成了民主网站上一个多产的
作者。但是，恕我直言，她的文章我看得不多，前几天，我在检索我
的一篇文章的时候，在“相关锁链”中发现了她的《炮打民主──我
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读了这篇文章后，我触发了许多的感想，而
恰恰正是这些感想同我一直在思考的民主的信仰问题有关，于是，就
促成了本文的写作。

如果，要我叫我们海外民运朋友们列一个中国民运人士的名单，那么
可以肯定地说刘荻的名字绝对不会被漏掉，非但不会被漏掉，而且完
全有可能名列前茅。如果是这样的话，人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奇怪的
现象：民运人士不信仰民主，非但不信仰而且要公开地“炮打民主”
就我对刘荻的印象而言，她不是一个骄傲的学生，笔名叫“不锈钢老
鼠”就明白了她的谦虚，但是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她却模仿了曾经
作过中国人民“伟大领袖”的毛泽东的笔法和文风，谁都知道1966年
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
刘荻把其中的“司令部”换成了“民主”，写出了《炮打民主──我
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如果说毛的那张大字报在1966年事实上改变
了正在进行中的“文化大革命”的路线和局面，那么她的大字报是不
是也有着一个“改变”民主局面的用意，我就不得而知道了？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民主的环境和民主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出现公开
反对民主的人，就这一点来看，出现了刘荻《炮打民主》的文章一点
都不奇怪，何况在她的文章中，是以民主压制了自由这样的道理而立
论的。无论怎么说她已经认识到了民主和自由的不同，并且在这样的
认识之中也没有表现出对当今西方民主社会的盲目崇拜，其思想是活
泼的，精神也是自由的。因此，纯粹就言论方面来看，她写作的这篇
文章没有任何的错误，但是，把这样的言论若同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
伟大事业联系起来看，情况就变了，刘荻观点的错误性就表现得十分
突出。在这里，我们如果认为这样的看法和思想仅仅就是刘荻一个人
的话，那么，情况也许并不重要，只是这样的类似的看法和思想在我
们中国社会的一部分青年中却是广泛的存在着的，因此，我认为有必
要澄清这方面的问题。在过去我所写作的几篇有关论述中国青年人的
文章中，我把那些既反对共产党，又不相信民主的青年放在了“愤
青”一栏去评论，从而把他们同传统的“知识青年”和新兴起的“民
主青年”区别开来，如果说这个方法可以可以用来分析刘荻的话，那
么就可以说《炮打民主》的文章表达的不是民运人士的观点，而是表
现了“愤青心态”和“愤青情结”，同我们所希望的“民主青年”有
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不希望这样的思想和看法在我们中国青年人中间
广泛扩散，也不希望民运人士受她的影响。作为一个异议人士，刘荻
是那样的坚定和可爱，她的上述言论也不失其价值，但是把她的这种
言行同中国的民主运动联系起来，或者认为她也是民运人士，那就会
造成价值的破坏。

二、民主必须被信仰

民主必须要被信仰，否则民主制度就形同虚设──这是我们认识民主
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舍过了它而谈民主，那难免会生出许多的麻烦。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信仰民主这样的东西就不能够同信仰专制
的共产主义、专制社会主义那样，要求信仰上不能够有半点的怀疑和
动摇，也不能够象宗教体系上的信仰那样，被建立在人类终极问题的
基础之上。民主的信仰是一种适度的信仰，它同人类的终极问题和最
后利益没有任何的关系，是人类自己设计的一种制度，表现的是人类
的智慧，所以同宗教就不可能一样，也同我们以前中国人所信的共产
党主义不同。首先，民主制度同人设计的任何制度一样都有一个人性
方面的缺欠，都有一个值得批评的人类智慧的瑕玷；再则，它是一
个在问题中保持自身的制度，所以它运行的本身就有可能意味着问题
的出现和发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立有关民主的信仰的时候，就
不能够简单地模仿宗教信仰，也不能够学习过去我们中国人所信仰过
的共产主义和专制社会主义方法，必须在上述的两种信仰之间找到中
间性质的信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信仰。

的确，在很多的情况下，民主曾经侵犯过人的自由，因此，刘荻《炮
打民主》的文章中所说的那种意义，早就有人说过了，不过我因为她
在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一种出于完全的自我的“创造”，也就是说
刘荻即使对于那些在历史上曾经站在某种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对民主做
出过尖锐批评的诸多的大师们的著作并不熟悉的话，她从自己的切身
体会出发“炮打”民主，也还是表现了她是一个有思想的青年，但是
如果说她的思想也值得批评的话，那就是说她没有由此而认识到在人
类进入到21世纪时，保持人的自由的唯一的有效的制度就是民主。在
20世纪里，民主压制了自由，这的确是事实，就是在今天，民主也不
会纯洁到脱离了“分赃体制”而存在的地步，那么，民主是不是就应
该被“炮打”？

伟大的使徒保罗曾经对信仰做了一个最好的到今天为止也没有过时的
定义：“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
书》第11章第1节）。就这样的定义来讨论问题，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一个人的心上没有民主的话，也就是说在他的希望和盼望中没有
民主的话，那么，民主对于他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丝毫都不能够否认这人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他同样会受到
民主的保护，自然，这种保护并不因为他“炮打”民主而被民主所取
消。如果说这个意思可以这样的表述的话，那岂不是说民主也保护
“炮打”它的人。在历史上基督教曾经不保护反对自己的人，共产主
义、专制社会主义也不保护反对自己的人的情况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
刻了，以至于我们中间的某些人好象也以为民主容不得反对自己的
人。但是在这问题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相信民
主和不信仰民主，那么，这个社会即便是民主的，它一定也会蜕化变
质为专制独裁。

上面的意思若的展开来论述，那么在象我们这样的专制国家中，如果
没有更多的人来努力地建立民主的信仰，要保护我们中国人的自由，
要实现中国的发展简直是一句空话。民主在我们中国人的手中曾经经
过了一个“试错意义”上的实验的历史虽然是我们民族的一桩遗憾，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从对遗憾性的事件地分析中寻找出教训，那么科
学只之于我们到底意味着是什么，不就是一清二楚的了吗？如果我们
接受上一个世纪的科学的“证伪说”，那么民主的科学也允许“试
错”就成为一个不证而自明的问题了。所以，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我
们能不能、可以不可以象信仰科学那样的来信仰民主？如果说现代社
会的生活和生活方式已经使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相信科学的话，那么，
我们期待民主象科学一样地被大众所信仰，就有一个充分的理由。由
这样的事情使我产生出了下面的想象：当一个因对宗教持着固执的中
古信仰、坚决地反对现代医学的人在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中受伤处于
昏迷状态时，赶来救治的人不是把他送进教堂或者庙宇，而是送进了
医院──一个完全按照医学这门独立的科学组织起来的机构──这样
的行为我们当如何评价呢？难道医院里的医生就不救治那些不相信医
学只相信宗教的人吗？医院救治所有的病人的道理同民主保护所有的
人的自由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就这样的意义来说，科学的恩惠泽及
所有人是一点不假的。民主如果也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建立对民主
的信仰的意思就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来思考。

三、民主的信仰同宗教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的区别

宗教关怀有一种终极的性质，它关系着人类的终极问题，因而在本质
上具有超越人类经验和人类智慧的特征，自然也要求着人类“绝对”
信仰。单就这一点而言，宗教信仰的要求是一次性的、完全的、全方
位的，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和松动。在18世纪法国唯物论哲学家
的眼光中，如果说宗教与愚闷、无知、黑暗这样的事情被联系到一起
的话，那么，把宗教从人类的生活中彻底地驱逐出去，就成为受18世
纪哲学影响很深的马克思的一个基本的思想。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
写作出许多专门批判宗教的文章，但是他的思想的基础是建立在清除
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之上却是非常明显的事情。
因此，当中国在56年前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的时候，被马
克思欲清除之的那种传统的宗教“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实行了几
乎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复辟”的情形就有了一个“历史的辩证法”
意义在内了。在毛主义盛行的时候，一个宗教化的现象包裹了中国大
陆（那时叫“赤县神州”）的现象我们仍然记忆忧新。所以，就历史
而言，共产主义也罢，毛主义也罢，都被我们中国人曾经“信仰”
过，在这篇文章中，我当然不可能对这样的“信仰”做出详细的批
评，但是，我就此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即我们中国人一向有着对宗
教的信仰，也有着对专制主义的信仰，惟独缺乏对于民主的信仰。

在上述的两类信仰中，被信仰的对象必须具有绝对意义上的善──这
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由这样的问题所引带出来的信仰必须是“完
全”的也就十分的自然。所以在维护这样的信仰的时候，就必须地表
现为一种道德的意义。就人类的道德而言，虽然有些差异，但总归是
千篇一律的现象造成了信仰维护方面的趋同，那就是不容许有“异
端”存在，必须保持信仰方面的纯洁。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够简单地被
移到民主的方面来的。在民主的信仰之中，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
就是允许甚至鼓励怀疑的信仰。也正因为这样，民主的信仰所具有的
道德意义就意味着信仰上的一场革命。被人们信仰的民主，不是神，
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人类的产品，仅仅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个必要、必须
的东西。这个东西之于人类的重要性，你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个完善的事物，非但不是这样，就目前的人类
已有的知识来看，民主虽然具有普遍性，但是这种普遍性中却包含着
无穷的问题。因此它是唯一的一个允许人们公开批评、批判的制度。

民主是这样是一种东西，你拿它与专制的东西比较，那么，你不能不
说它好，但是，你如果就民主本身来批评民主，那么，你所能够列举
出来的理由，我相信一定可以甚至比批判专制主义的还要多。因为只
有在民主中，人才能够体会到什么是不民主。就这样的意义来讲，在
我们的中国还没有实现民主化的今天，有人要“炮打”民主，这好象
有一点“先知”的味道，若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对此行为的错误就不
能置之不理。民主在我们中国表现的意义同已经民主化了的那些国家
有所不同的问题并没有被人们注意，于是，把西方社会特定时间中发
生的批评和批判民主的那种事情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好象民主同专
制相对比，一点儿也不值得信仰那就很不好了。如果说我们中国目前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民主没有很好地被人民大众信仰的话，那么，中国
民主化的希望不就是落空了吗？在去年我发表的《民主与第二民主》
的文章中，我指出民主是一个极其形式的东西，而恰恰就是这样的东
西要求着人们去信仰，如果没有人们的信仰所支撑，那么民主不就是
一个“骗人的东西”？

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中国人曾经把西方社会的民主叫“资产阶级民
主”，那样的看法并不是都完全错误，如果说在民主的发展的最初阶
段上资产阶级曾经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掌握着民主的发展的权利，
那么，这种权利的行使有着一个非民主的趋势的事实就是我们否认不
了的。就这样的意义着眼来看，民主是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它要
克服许多的问题（包括受资产阶级控制的问题）就不会被我们理解为
“虚伪”。如果说和任何的其它事情一样，民主也需要有一种历史的
话，那么，民主制度有效运行的那些基本的和必要的条件或者前提就
不应该被我们所忽视。如果说在这其间，我们中国的那种“第二民
主”也具有一个“准备”意义上的时间和历史的话，那么，认识民主
这样的民主就不会单单地表现为对外国民主的羡慕，而应该表现为对
我们自己曾经“上手”了的不成功的民主的反思和研究。如果说在这
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清我们中国民主的状况的话，岂不是说我
们由此而看见了我们中国的民主之路。也许正是这样，我们只有在发
现了中国民主之路并且在走上了这样的路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建立起
我们对民主的信仰。

四、民主怎样才能被信仰

刘荻在《炮打民主》的文章中说道：“说穿了，民主不过是一种分赃
的体制，它与专制特征的区别仅仅在于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分赃，这里
一点也不美，甚至谈不上正义”。其实我们只要读过马克．吐温的
《镀金年代》的小说，对于美国这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分赃的历史就会
有一个文学式的理解，依着这样的理解可以相信刘荻的话是有道理
的。事实上，上述话说得并不过分，一个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民主
理论的前言》的作者写得要比这厉害得多呢，他说：“在某种程度
上，我们通常所描绘的民主政治，只不过是开玩笑。”当然这样的话
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理解的话，就可能会产生出许多的麻烦。所以我
们若还善于动脑筋的话，就仿佛发现了民主的一个最奥妙的意义：那
就是民主是一种真正能够经受住“炮打”和嘲笑的制度。人类历史上
已经有了许多许多的政治制度，只有民主这样的一种制度能够在“炮
打”和嘲笑中保持其生命力量。这样的情况还同时的说明，在我们人
类目前的观察中还没有一个能够替代民主的制度出现，所以民主虽然
不是人类的“终极制度”，也不具有“终极的目的”，但是它完全没
有表现出“过时”的任何迹象，别说目前是这样。再过50年，或者
100年、200年民主好象也不会“过时”。

有了上述的看法之后，我们反过头来研究问题，即就是因为民主的确
是一种“分赃的体制”，但是在“分赃”的时候和“分赃”的场合
中，人人都想着要“参与”，这却不能够责怪民主，而只能责备人本
身。人做为一种受造之物，在被造的那个瞬间就已经有了上述乐于
“分赃”的毛病，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后，这样的毛病非但未见有丝
毫的好转，反而越来越泛滥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把人自身的
问题用偷梁换柱的方法转移到民主上面去，并且认为这就是民主的问
题，那是最不公道的看法。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有问题”的制度的
话，那么这样的意义恰好是说实行民主制度的人是“有问题”的人。
弄清了这个问题，我们再去研究我们如何对待民主，情况就会愈来愈
明了。

民主制度是一种“普通人”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是以造就“普通人”
为其目标的。民主制度虽然有着把人变好的内容，但是这样的内容在
民主制度中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并不与民主的本质发生联系。同
共产主义制度比较起来，民主制度没有把人类最终“造就”成共产主
义者的目标，也没有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一种“终极”的图画，因此，
它是永远地为“普通人”设计的制度，也只要求“普通人”的服从。
就这样的意义来看，我们中国人在过去了的那些“民主革命年代”，
把民主当成了神来敬的做法和想法的确过头，认为民主可以解决人类
的一切的问题和困惑是对民主的误解，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误解，所
以当有人在用“更好的东西”来代替民主时，我们就乐意替换。可
见，我们把一种人的心理意义上的“好”做为民主的目标，从而使它
的“普通意义”不能够发挥，这样我们就不由自主地离开了民主。因
此信仰民主这样的事情如果不安顿在“普通意义”上，宗教信仰就会
趁虚而入，最终把政治问题搅合到宗教问题中去了。

谁都知道宗教信仰是一种“超凡”的信仰，和民主的信仰的“普通”
性质是绝对不同的，因此，在“普通生活”和“普通事物”中建立起
我们对民主的信仰，就是我们应当为之努力的目标。对普通事物或者
普通制度的信仰，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表现在政治
上，就是人对民主制度的选择。有了这样的看法，中国现代化的问题
就可以被转移为民主化。民主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有被卷入了这
个运动的人不一定都在个人的意义上面临一个民主化的问题，这个过
程允许那些根本不相信民主的人生活在民主社会和民主秩序之中，而
不允许有任何的例外，但是这样的情况若还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情况，
即大多数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或者表现出了冷漠，那么维系民主制度
赖以运转所需要的因素就有可能趋于瓦解。民主制度中的公平、正义
和美感都不是现成的，都需要人去发现和挖掘。民主对人来说尽管是
一个客观的东西，但是这个客观的东西同我们所生活着的物理世界的
客观事物是两码子事，是一个带着人的主观的意向所做成的客观的东
西，所以取掉了这些主观的东西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干枯的数字性的
东西了。在我们中国目前的那些多得无法计算清楚的“民主选票”上
面，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不被信仰的民主的遗留物吗？10多年前，我
生活在中国，那时咸阳市在选举市人大代表时，选票上出现了“孙悟
空”、“猪八戒”这样的名字就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

五、问题和对策

中国民主的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谁来关心这样的问题？值得我
们每一个人来认真的思考。首先我们应该明白，中国的专制分子无心
关心这些问题，道理很简单，有选举制度存在就不会有接班人制度；
再则，中国的民主的问题在许多的场合下也都是由他们造成的，可谓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普通人在自己的生活的范围内也很难过问
这些问题，专制制度是严禁人民参与政治的，所以，在中国，知识分
子就变成了有能力和有精力关心这样的问题的最佳人选了。但是谁都
知道在过去的岁月中，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严重伤害使得这个阶级在失
去了它的阶级地位之后，很难发挥其作用，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知识分
子不是以阶级的身分而是以个人的身分影响中国社会的，所以影响力
是极其有限的，把这样的现象同中国革命前社会上阶级分化的事情联
系起来看，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西方知识分子那种影响社会的能力和传
统的事情是十分明显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也因为中间阶级（中
产阶级）的缺位而保持着传统的社会“鸿沟”。就以上的论述来开
说，我看真正关心这个问题的人就是中国的民运人士了。

中国现在不是简单地缺少民主，而是我们的民主在遭到不成功的实践
后不能够恢复元气。也就是说民主不被大多数人所信仰。现代社会有
一个压迫一切人的效益问题在内，而民主这样的东西却在一个相当长
的时间内才可能显示出效益，因此在那些民主化刚刚起步的国家中，
民主甚至被认为是一种负效益，与这样的情况有关的还是当现代民主
国家内的大量问题在通过自由的国际传媒而广泛被报道时，也在很大
的程度上损害了“冷战时期”所形成的民主的形象，而专制的国家对
这样的事情的大肆宣扬也已经构成了统治术的一部分。其实，这都是
外部的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的内部情况，那就是中国人民在
过去的时间里所认识和所实践过的那些民主如果被某些人认为是“渣
滓”的东西，那么民主对于我们而言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就非常的突出
了。恰恰是，我们必须对待和必须研究的民主就在这样的一种民主，
因为无论怎么说它已经构成了我们民主的一部分，而不管我们对这样
的部分采取什么样的看法和态度。同任何事物一样，我们也有新的民
主，但是这样的新民主如果不能够同那些原有的旧民主结合起来，变
成为一个民主的统一体，我们就作不成民主这样的大事业。民主的确
有它的过去的历史，但是所有过去了的民主也都是当下的民主的道理
我们应该懂得。

民主是一个当下的制度，但是这样的制度的力量却存在于过去的时间
和岁月之中，所以，当我们在观察民主时得出了我们中国过去的文化
和智慧不能够服务于民主时，我们就没有很好的理解民主，这样的事
情如果可以同我们中国社会100多年前发生的“民主革命”联系起
来，我们认为这样的革命也没有民主可言，也是错误的。寻找民主这
样的事情上有一点象寻找“上帝”，我们非得要上升到一个高度不
可。再则，民主的体系是一个兼容并蓄的东西，所以你想在一个意义
上建立民主的意义，并且把对民主的信仰维系在一个意义的层面上，
那么你的民主的信仰就不可能牢固。

要知道在民主的体系之中不存在统一的、统合的学说或者哲学，也没
有一个标准的民主的思想，因此这样的情况就决定了民主的信仰不可
能如共产主义的那样，民主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民主之神，所以这也决
定了民主不可能被人们用宗教的方式所信仰，于是分析民主的信仰这
样的事情就必然地面临着一个对所信之物的确定的问题，这样的问题
如果被我们看成是民主信仰的一个难点，那我们就有可能抓住了事物
的要害。也正是从这样的要害性问题着眼，我认为建立民主的信仰的
行为就在于我们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建立起这样的思考问题的方式，那
就是我们在寻找一种政治制度时，必须对它的利弊做一个完全的衡
量，在这样的衡量行为当中，当我们发现民主是利最大而弊最小的一
种制度时，我们就选择民主。当然，这样的选择同我们中国人以前
“选择”共产主义的情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我们明明知道自
己选择了一种“有问题”的制度。所以，同以前的我们比较起来，今
天的我们的进步在于我们知道了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能存在没有问题
的制度。因此，你若还要过一种政治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又要求最大
的合理和减少最不合理的事情，你就只能选择民主，尽管它充满了问
题或者本身就是问题。我们人类绝对没有福分拿到象共产主义那样的
没有任何缺陷的制度──21世纪的人类智慧只能够处在这个水平上！

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对人类智慧这样的东西做出了一个很不切实际
的想象，认为在任何领域和任何情况下人类智慧的投入都可以收到相
应的收益，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人类的智慧被运用于某一个特定的方
向上，就会改变事物的本性──共产主义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也是
这样被我们接受的。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在人类的政治事务中，
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不是就可取──这样的问
题已经有了一个答案。相反，对比地看来“技术含量比较底”的民主
制度之所以可取已，就在于人们肯定了它的普通性。就纯粹的技术观
点来看待问题，当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林彪是共产主
义的叛徒、邓小平是“还在走的走资派”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要
断定这桩公案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却不是一般人所能够具备的，就
是那些“水平很高”的人，也是不能够胜任的。因为这里不容许“法
官”的存在，所以不可能对它做出公平意义上的“裁判”；比较地看
来，民主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刚刚结束了的美国第44届总统大选
中，从技术上确定布什胜而里克败的事情却是任何一个普通人的智慧
和知识都所能够“裁判”的事情，所以，我们中国普通人即使坐在了
中国的电视机前也可以精神的方式参与这样的“裁判”，何况美国人
民自己！

谁能够保证说民主的选举就不欺骗人民呢？民主政治没有做出过类似
的承诺，但是，我们必须相信在民主的方式中围绕政权而展开来的骗
人的东西肯定是比较少的，且又是人们能够接受的。人类生活中有各
式各样的游戏，其中有许多的游戏具有欺骗人的性质，但是只要这样
的欺骗性质在事先是公开的，并且所有愿意参与游戏的人都在参与上
享有平等的权利，那么这样的游戏却会产生出积极的社会意义的事情
有谁会否认呢？比如玩股票、抽彩票这样的行为就是如此，你在股票
上发了财，或者抽彩时中了头奖，你不也是同样受到人们的青睐吗？
把民主的选举同这样的事情联系起来看，你在思考民主是什么的时
候，就不会眼睛望天上看了。你信仰民主，事实上是信仰你生活中已
经有了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你只要尊重它，那么它就属于你，你也就
属于它！如果你认为在共产主义的时候才会有民主，那么，你就等着
吧。

六、民运人士必须信仰民主

说民运人士不信仰民主，那岂不是自相矛盾，但是中国海外民运队伍
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自相矛盾的事情。现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很
不好的现象，那就是一个人只要是反对共产党的，我们就认为他是民
运人士，而这样的简单式的认定造成了民运队伍的混杂，从而影响了
民运队伍做为团队和集体所应当发挥的作用。这样的局面不是1天或
者2天内形成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慢慢地促成的。所以，海
外民运人士除个别的小组织的情况外，整体上的民运队伍还不成体
统，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民运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运动的领导权。于是这
样的事情相关的是，在民运人士中间也没有形成一个大体可以互相沟
通的认识和思想。所以大家伙就处在了各自为战的水平上。如果说目
前这样的事情只可能摆出给中国人“看”的“阵势”（就是大家常说
的“作秀”），那么把民主化后的中国民主政治“雏形”也给展示开
来，这怎么能够吸引中国人民对民主的兴趣和希望呢？我以为这样的
事情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很好地来思考。我相信许多的民运人士在意识
上不会“炮打”民主，但是在潜意识上或者在我们的行为和举动上“
炮打”民主这样的事情我看是绝对不少的。

就从上面的事情来分析，民运人士对民主的信仰达到了什么样的程
度，这的确是一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在民主网站和刊物上，你浏览许
多文章，便可以发现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
说我们的民主信仰不坚定。我们要在中国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这一点
儿也不假，但是要我们说出被信仰的民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时，就
可以发现我们的不足。我们在许多的情况下，把民主仅仅当成为一种
未来的东西，从而割断了它同过去的民主的联系，于是我们就无意识
地重复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那一种错误──“在白纸上绘画绣花”。
如果民主的建设真的是如同绘画绣花之类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确可
以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画世界上“最好的画”，绣世界上“最好的
花”，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回事，民主的建设是需要基础的，所以任
何一个民族如果不能够把民主制度同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风俗、习
惯、思想等等用价值的方式联系起来，那么民主对于它而言就等于是
空中楼阁。

把一个民族的民主制度的建设比作为一项社会建筑工程，这样的工程
的地基的奠定就只能够是民族的“本土”。不明白这样的道理，我们
还停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水平上以为某些民族的文化不适应
民主，不能够接受民主的制度，那岂不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就在今
天，这样的错误在我们民运队伍中不是随处可见吗？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如果陷入了100多年前许多西方知识分子所犯过的那种错误当中
去而不能够自拔，你不就是把自己放到了当年的马克思所处的那个位
置上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把哈维尔的一句话送给你就再好也不
过了，那话说“明明不是上帝的人偏要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就难免会
“导致残酷的后果”。马克思虽然是19世纪的人，但是马克思的这样
的思想来源于18世纪，因此，就这样的情况来看，马克思犯了“扮演
上帝”的错误也许情有可原，但是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却要重复他
的错误就说不过去了。明白了这一点还不够，还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其
所以能够在上一个世纪成功的进入到我们中国，除了大家都说到的那
些原因之外，我所要说的是它“借”了是我们中国人一心要学习西方
民主的那股“东风”。今天，当我们坐下来要认真地清理这些当年的
“陈年老帐”时，教训如何变成为经验的事情，不就是对我们的一种
考验吗？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民主能不能解决问题──这乃是民主信仰的核心
部分，围绕这样的核心部分展开研究，就是我们当尽之义务。如果我
们认为民主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认识的另一头必然会牵扯到民主在
过去的时间内有没有解决问题？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么原因由是什
么？也正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问题和问题的追寻中，才有可能寻找到
我们信仰民主的道路。“我信民主”──这仅仅是一句话，这话要能
够真正表达出一种民主的信仰的话，就只能通过我们对于民主的不断
地学习才能够做到。庶几，我们应该认识到学习民主的过程同时也是
确立民主信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强我们的民主信仰的最好的办
法不是别的，而是：学习、学习、再学习！

学习民主的事情之对于我们来说，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拾人牙慧，
吃人家嚼过的馍；另一种办法是发挥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把我们的
民族在近100多年的时间内的“学习民主”的全部的历史和过程加以
研究，从中寻找出我们真正的经验与教训。前一种的学习，用鲁迅的
话说就叫“拿来主义”，这样的主义我们已经搞得很多的了，我们已
经先后从西方“拿来”了马克思主义；从俄国“拿来”了列宁主义、
斯大林主义，难道现在还要“拿来”一个什么主义吗？不，我们再不
能作这样的傻事了，我们应该附下身去观察我们民族土地上的花花草
草，去仔细地辨认和精心地去呵护那些民主的苗苗，只有这样我们才
能够最终地建设成我们民族的民主花园！

（2005年1月6日）

一、何谓话语权？

话语权虽然是一个新近才出现的词汇，但是它所以指示的客体却是一
个十分古老的东西或者说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完全可以这样说，在人
类有了语言的同时，就已经萌发了话语权这样的东西。但是如果说话
语权一开始就服务于人对人的统治的话，那么，人统治人的这样的事
情最先是“话语的统治”或者是“刀枪的统治”——似乎需要考古的
方式来解决，但是有一点是用不着怀疑的，即古代社会的历史记录、
图书资料和各种挡案（这是古代话语权历史的“活化石”）都由官方
垄断却是一桩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这种事实之于我们，可以看成是
统治者们对话语权的“霸占”和“独吞”。就此而言，如果说民主的
产生改变了这种历史的话，那么，在民主的制度中，话语权被安排在
自由竞争的秩序之中的事情，就意味着一场革命和进步。从这样的事
情中，我们去理解民主的话语权在中国民主化运动中的重要性，就不
会对它掉以轻心了。

民主政治其实是一个包含和包括了斗争的政治，在这个政治中，所有
参与政治的人之间所开展的斗争的情况，即使我们用毛泽东的“斗争
哲学”去解读也不会完全的错误。因此，我们在把民主的过程看成是
一场围绕话语权而开展的民主派与专制派的斗争的时候，在这样的斗
争中我们应当如何行动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了。但是依据我个
人的看法，这个问题在我们民运队伍当中，好象并没有受到认真的对
待，所以由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所说出的话语好象夹杂着疲惫的音调，
也缺乏说服力，感动不了中国人民。

前几天我在写作“论三篇”文章的时候，同我的朋友邓韫璧进行了一
个较长时间的酝酿讨论，在讨论中，我对小邓讲，我其所以要对一个
已经死了28年的人进行发行批判，也存在着这样的一种思考，即我们
应该在围绕毛泽东的问题上争取一个话语权。也就是说，当“第4
代”毛的“接班人”们在“请出”了毛的亡灵的时候，我们民运人士
应该有自己的对策，而这样的对策之于我们来讲，应当有一个比胡锦
涛的“招魂术”更高明的行为，那就是把他们的“老祖宗”——毛泽
东曾经在1966年“揭开”了的中国共产党专政的“铁盖子”（那时叫
“揭开盖子搞革命”）再揭一次。如果说在“第一次”“揭盖子”行
为广大中国人民就已经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是“资产阶级反动路
线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专政”的话，那么，这个“盖子”再一次地被“
揭开”的行为不就是让我们找到了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专政的斗争的
全部历史了吗？对这样的历史的叙述和说明就构成了民主的话语权的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如果我们的民主话语中排斥了先前广
大人民群众反对共产党专制的那一段历史，那么，我们在中国可以说
的话就不多了，于是，我们就有可能去重复西方曾经风行一时的“精
英论”。

依照上述的思路，我发现在目前的民主阵营当中，某些人的历史观却
是更多地同“精英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从而偏离了民主历史观的
“人民论”的基点。由此而造成的一个现象是我们民主的话语权虽然
在一个全球网络化的时代存在着和传播着，但是却没有办法在13亿的
中国人民的当中扎根、发芽、成长。也正是本着这样的思路，我才说
我们的民运人士没有掌握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在许多的问题上我们仅
仅地立足于“否定”的位置上说话，给人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印象，我
们的口中似乎只有“否定性的话语权”，即人们所常言的“说不权”
我们已经成功地说出了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我们就已经说出了什么是中国的民主的问题。我们本应当立足于
伟大事业的中心位置，不断地发出豪言壮语，但是我们现在却已经遇
到了“边缘化”的危险，经我们之口说出的话不是软弱无力，就是佶
屈聱牙，试问，这种可悲的局面还要维持到什么时候呢？在说民主的
时候，我们总是以“诉苦者”的身分说什么“共产党太残酷、太反
动”，好象只要他们“仁慈”一点或者“开明”一点，中国民主化运
动的果子就会象熟透了的苹果一样的从树上掉了下来。

二、论中国共产党话语权在中国之兴衰

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中，他们曾经把自己在大陆的军事“胜利”说成
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这样的宣传固然没有多少可以存留
给后人的价值，但是在它走红的那个时刻中却不是一点的价值都没有
的。我的看法是这样：在这种宣传中的话语之中包含着如下的一个意
义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那就是在导致共产党有关“革命战争胜利”的
因素中包括着一个共产党“革命话语权”的胜利。就以现在我们的观
点来评论这样的东西，那种所谓的“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可以归结为
中共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在当时，对于共产国际来说是一种独立的
“中国语言和中国风格”（毛语），可以看成是同共产国际的“软对
抗”，对于国民党来说，又是一种毛泽东认为的同“三民主义”是
“亲兄弟”但又“高于”三民主义的“话语”，表现出了对于三民主
义的“超越”，非常明显，这样的“话语”和三民主义比较起，它多
了一个来源于西方的国际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正无论怎么说
，在具有了上述的内容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共产主义国际”体系内
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都建立了一种自己的“话语”，并为宣传
和宣扬它而发挥了话语权的巨大效应，要不然，一个在“社会大动
乱”（1919～1949年）中发了“动乱财”和“国难财”的党的历史在
相当多的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目中被视之为正儿八经的“革命史”的情
况就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在这里，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把白说
成是黑，那么，共产党的确作到了这一点。所以，针对这一点，你骂
共产党无耻也罢，缺德也罢，反正它的话，在那个时候有人信。

谁都知道，孙中山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不是职业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所以三民主义这样的东西和毛的“中国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语）比较起来，肯定是少去了许多的内容。舍去列宁主义不说，单就
马克思主义来看，它是产生在已经出现了发达现象的西方社会中的一
种革命主义的东西是特别值得一提的，因此，如果中国共产党把自己
的“信仰”在同它在联系起来时，就在精神上无意识地“实现”了我
们今天人所说的“和国际社会接轨”，而这样的行为就在某种意义上
把三民主义比得如同“国粹”。谁都知道，马克思和孙中山、毛泽东
不同，是一个职业的思想家和职业的理论家，所以那个“爬”在了他
“身上”“闹革命”的毛泽东行为就可以接受“附骥效应”的解读。
对于熟悉古典的朋友们来讲，“附骥”是中国政治文学中的一个很有
名的寓言，是说蚊蝇只要“附”在了好马（“骥”）的尾巴上它可以
远行千里。可见，如某些民运朋友所说的那样，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果
真是一部“阴谋史”的话，那么，“附骥说”引申出的“附骥效应”
解释也许不太违背朋友们的本意。

1949年后，中国社会在陷入了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泥潭时，共产党的话
语权就同它的统治权“合二而一”，于是就开始了中国话语权的“霸
权时代”。在个“霸权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真正有能力为中国
产生“话语”的阶级才真正地遇到了背时的困惑，他们在困惑之余，
因遭受打击而不敢说话了，于是，出现了“共产党人一声唤”的局面
（我在《蒙昧时代人民史》的书稿中对此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论述）。
17年之后，当1966年的人民政治造反运动勃兴起来时，“造反有理”
的“话语”打破了上述的局面，在人民社会中间形成了一个新的话语
权。运动失败后，人民的话语权也跟着衰落了，于是，毛个人的“无
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又一次的“独霸天下”。

80年代初，邓小平的“复辟”行为改变了毛个人上述的“话语”，消
解了其中政治成分，使它具有了“经济”的内容。也正是在这个时
候，中国共产党的“话语权”才开始了全面的衰落。因为共产党一旦
唱出了经济的调子，那么在经济问题上和经济领域内共产党是“外
行”的事实，就不是“话语”的力量所能够改变得了的。与此相应的
是，“东方红，太阳升”的时代就只好被“西方红，太阳落”的时代
所替代。话语权在共产党社会中所附带的精神统治权也从此一蹶不振
了！就这样的情形来看，共产党最终要被人民打倒的原因的一部分也
在于它已经产生了自己打倒自己的历史。分析这样的历史，70年代末
80年代初共产党所推行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制”对共产党制度打击
之大，同1966年人民造反的“铁拳”的力量比较起来一点儿也不轻。
在普通农民的看法中，共产党已经在“开历史的倒车”了。陕西地方
戏新编眉户剧《杏花村》中有一句台词说得很好：“辛辛苦苦几十
年，一下子退到了解放前。”

话语权之于共产党虽然也曾经变成为一种“霸权”性的东西，但这仅
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和历史中的那种“必然性”没有任何的内在联
系，所以，共产党统治的衰落最明显不过的是他们语言干枯，说出的
话不再具有权威，也不再能够吸引人了。用粗话说，就是狗嘴里再也
吐不出象牙了！因此，即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执
政为民”被如何吹嘘，它是中国社会上的三流语言或者四流、五流语
言却是一个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说，老天爷实在是太
公道了，他“收回”了共产党的话语权的行动为我们这些要求民主的
中国人民的话语权的铺张准备了空间和条件。

如果说在上面的议论中，读者们认为我说的话，有些干燥的话，那
么，我补充一点我亲身经历的一些事实，也许会好一点的。就在我的
老家同全国其它农村地方一样地实行了“家庭责任制”的时候，我回
家走了几趟，听到了社员们几次谈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生活
在关中农村的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吃饭的时候（产生队时候，农民
作息时间是统一的），男性社员们总是喜欢聚集在一起，一边吃饭一
边聊天，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无形的社员“议事”的风气。当然，这样
的“议事”不是“开会”，所以言论都很自由。在大家公认的看法
中，这是在“片闲”（说闲话），没有人抓辫子。我记得有几个社员
对邓小平的做法赞叹不已，说“邓小平就是聪明，有本事，比毛泽东
伟大，”听了这话，其中的一个社员竭力反对：“伟大个屁，什么责
任制？谁不知道地是个人种好？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过来的，50
年代就出了个产生队……我一直就反对，10年前就说了邓小平现在所
的话，别人给我戴帽子——这事你们大家谁不知道？同样一个话，从
他口里出来，就伟大，从我口里出来就反动——世界就有这样的道
理，我真是想不通……”此刻免不了有人插嘴：“想不通了……吃完
饭慢慢想，别耽搁了吃饭……”，于是，社员们哈哈一笑。我当时对
这样的话作出了如下的分析：在毛统治的时期中，毛所说的话，一般
社员群众根本就不可能说出，所以，当这些话在由党支部书记“传
达”时，社员们听着新鲜，对其中有些话在理解时难免产生“吃力”
的感觉，好象许多人都清楚毛的有关“话语”高出他们一等，但是，
在邓小平的那一套出笼时，社员们虽然很拥护，可是很多的人认为
“新政策”不过是对正确的东西的回归，因此在他们的潜意识中，这
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的“话语”，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内容。
如果说在这里一个衰落着的共产党的统治现象充分地表现在共产党再
也不可能说出“高”于农民的“话语”这样的事情上面的话，那么，
在论述共产党的话语权之衰落时，我说到这儿就可以的了，如果此刻
有人要问我：“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胡锦涛的‘执政为民’之类
的东西你怎么就不说呢”？我只回答4个字：“自郐以下”。

三、就1989年的民主风波谈中国民主的话语权

在今天，我们中国民主的力量虽然还显得薄弱，但是，这是一种真正
有发展前途的力量，我其所以这样说，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上
的话语权已经完全地转移到我们的手里来了。目前的问题是我们如何
认识和评价这样的一种历史性的转移。这也就是说，我们虽然在中国
现在连公开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但是，我们却象古代历史上那些“受
命于天”的人一样地在被迫与危难之中接过了中国的话语权。

也正是出于上述的考虑，我认为我们研究一下话语权中的那些最微妙
和最复杂的问题，实在是很有必要。在没有正面地涉及到民主的话语
权时，我们先来研究一下一般意义上的话语权。如果我们运用信息论
的观点来阐明话语权，那么话语权就是：信息的产生＋信息的加工＋
信息的传播。在中国时，我曾经读过现代著名的神学家汉斯昆的《论
基督徒》的书，在这个本书中，作者对基督教的话语权作了一个十分
好的描述。他说，一个在去耶利哥的路上的行人“遭劫”的报告如果
是一则“新闻”的话，那么，它仅仅不过说出了一件事情（信息的生
产），这样的事情在时间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古代时间的长河中也许很
快地就消失，不会留下什么更多的痕迹，但是若是这则报道被说成是
一个“十字架的故事”（信息的加工），并且这个故事由《福音书》
和使徒们所传播（信息的传播），那么到后来它发展成为一个基督教
的故事就可以感动世界的了。在上述的论述中，我们发现了“话语”
这样的东西由一个信息的出现，经过加工，最后变成了一个语言的“
权柄”的现象，分析这个现象它预设了话语权发展的全部的过程就是
我们应该考察的问题。所以，从信息论的角度去观察它，那么，话语
权就可以被看成是一个信息量无限增大，信息库无限扩展的过程。对
于民主的话语权问题，我们作类似的思考就会收到举一反三的效果。

民主的话语权的第一元素出于民主的“事实”，而民主的“事实”又
是在民主的运动中间产生的，所以，可以这样说，我们中国在过去50
多年的时间内并不缺乏民主的运动和民主的“事实”，缺乏的是我们
对于这样的事实的研究、理解和宣传。可见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总是
没有张扬开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注意对“事实”的“加工”，
也没有注意到对它的“传播”，这样的情况如果被理解成我们的民主
的水平不高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结症。譬如离我们
现在的时间最近的一场民主运动就发生在1989年，但是16年过去了的
时候，我们对这样的运动的理解还是非常不够的，我们在评价
“6．4”惨案这个问题上除了共产党“残暴、反动”这样的共识外，
就没有多少好说的了。因此，在涉及深层次的问题上，我们就很难说
到一起。运动是民主的，它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民主信息——就这些，
下文就没有了。一个本来需要“加工”的信息却进不了“加工的工
序”，何谈它的“传播”。

当然，我们要认识上述问题的真相，就应该知道我们“加工”不了
1989年的民主信息有着一种至今我们都没有认识的原因，那就是我们
一直受到了“社会动乱论”的邓小平式看法的奴役，而不得自由。就
表面上看，当邓小平一伙人判断1989年的运动同判断1966年一样都是
“动乱”的时候，他们的所谓“反对动乱”的言行就有了个历史上的
连续性，藉着这样的连续性，他们对1989年民主风波的定性同他们这
些年在1966年的时候对红卫兵运动和人民造反运动的看法是前后一贯
的，也没有多少动摇的余地。如果运动要进一步发展的话，有可能导
致出他们这些人被“软禁”的邓小平说法就很露骨。一句话，当学生
们和人民对于正在发展着的运动的前景根本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统一的
看法时，主张镇压的人们却先于人民和学生们清楚地发现了它是“第
2次文化大革命”，由此而引出的一个结果是他们的镇压行为的唯一
的借口就是“中国不能够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说到这里，我可
以作出一个结论：在1989年的事件中，主张镇压的“一小撮”人的口
径、语言、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用“中国不需要动乱”这样的
话，回答了89风波。

上述的话的意思如果是说在“镇压”的问题上邓小平等人的看法可以
同1981年中国共产党的那个“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取得
一致性的话，那么赵紫阳等几个“党内改革派”的失败就不是个人的
问题了，如果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提不出一个可以在认识上超越和突
破共产党《决议》的理论和思想的话，那么他们被怀疑为要发动“第
2次文化大革命”“制造中国的动乱”，就不是“老家伙们”所施加
于他们的侮蔑之词了。也就是说，他们在个时刻中没有办法创造出一
个可以同共产党的一贯的“话语”不同的新的“话语”，就意味着失
败。在这里，赵紫阳等几个人根本就不具备毛泽东在1966年用自己个
人的“造反有理”的话语权“革”了共产党对人民运动的“管、卡、
压”的话语权的“命”的能力和勇气。这样的情况如果使我们发现赵
紫阳本来在应当“做毛泽东第2”的时候，却被他在此之前已经形成
的对毛泽东看法的那根绳锁所捆绑——他的悲剧意义就在这儿。他其
所以在1989年的最关键的时刻不敢公开表态，原因在哪儿？他不怕丢
掉“乌纱帽”，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那么他就是怕“乱”了，怕
“乱”了共产党、“乱”了国家，而他个人在这样的“乱”中就曾经
倒过台。议论到此，可以这样说，在1989年的民主风波中，赵紫阳有
民主的意识、有人民的感情、有普通人的良心，但是根本就没有民主
的思想和民主的理论，更没有掌握民主的的话语权。他好象同意搞民
主，但是又怕“打烂”共产党的“坛坛罐罐”。因此他由共产党的“
一把手”变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就很自然。

1989年的民主风波在大学生们中间、在人民中间所出现的情况与在赵
紫阳身上的情况有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研究一下，很有必
要。在1989年的事件当中，大学生们和北京市民们的行为是民主的
——这是没有多少问题的，但是，要为这一个民主的行为出据不同于
邓小平的“动乱论”的说法和道理却又是非常困难的。这就是我提出
的问题——1989年的民主话语权软弱的问题。当时并不是没有民主的
话语权，只是这样的话语权太软弱、太没有说服力。我们不能把话语
权这样的东西同普通的话语混同起来，它事实上包含了一种仅次于思
想的语言因素，又是在语言的层面上被组织起来的思想。所以，可以
说成是“嘴皮子上的思想”。在一个有效的话语权所支配的地方内，
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谁在说话，向什么人说，使用的是什么方式，要
达到什么样的目的等等事实，而且是好象同时还要看到谁的话更有权
威，能够影响更多的人那种“不可见”的事实。话语权中所出现的
“事实”在许多的场合下，是一种不同于“客观事物”的“虚拟”的
“事实”，因此，这样的“事实”中包含的真理是一种可能意义上的
真理。可以说也是“事实”意义上的真理的“母亲”。

1989年不是没有民主的真理，而是民主的真理的“母亲”没有“生
产”。就这样的意义看，民主被镇压下去了的原因除了邓小平的反动
以外可以还有我们的无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别说是在1989年，就是
在今天，你去问一问，那些在89风波出了名的人，为什么在完全有可
能发动人民的条件下，运动的组织者却一直要把人民排除在外，使它
仅仅地保持一个纯粹学生运动的性质呢？若不是发生了解放军进城这
样的突发性事件，试问北京市民不能不或者会不会参与运动？学生运
动“不犯法”这样的事情和“话语”又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和有
一个什么样的传统呢？诸如这些情况他们能够说清楚吗？如果从另外
的一个方向去思考，在“学生是爱国的”这样的话语中可以不可以逻
辑地演绎出工人运动、市民运动和农民运动就不是爱国的，那么，邓
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话的意思不就是可以表现为“让一
部分人（学生）先有民主吗？”？好了，说到这里，89民主风波中的
“不民主”的因素就被我们寻找到了，原来在决定命运攸关的问题
上，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中却包含着与民主的东西相差十万八千里的
专制主义的成分——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应当检讨和批判的东西。说
穿了，我们的民主的话语权缺乏我们独创的成分，在很大的程度上有
一点道听途说之嫌。

把上面的意思说得明白一点，那岂不是说1989年的民主人士所享有的
话语权是一种很不完全的东西，这样的话语权中已经包含了把民主运
动当成是“动乱”的因素，所以邓小平们在抄起了“反对动乱”的屠
刀时，“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剧就已经酿成了。因此，在今天
为止，“民主”其所以被打下去了一时爬不起来，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们中国搞民主的人没有把民主的话语权发展成为一个可以打破
“动乱论”这样的“铁盖子”的东西。其实，到今天为止，许多当年
的“英雄”们还生活在邓小平于1981年为1966年的伟大人民政治大解
放运动所划定了的“动乱”的“圈子”之中。

四、发展民主的话语权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许多朋友可能没有发现，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和民主派们的头上也压着
一座“大山”，它就叫“文化大革命”；正是它压得我们抬不起头
来，你写一张大字报，人家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组织几个人
的小组织，人家也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你要反对“官倒”、反
对“腐败”，人家也说你要“搞文化大革命”，当然，你要反对共产
党的当权派，他们就会更加有理由地把你当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
“造反派”了，如果你是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知道在那
样的运动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那么，你感觉到你好象并不冤
枉，但是，如果你生于“文化大革命”之后，仅仅是通过看电影、看
电视剧和“学习”共产党的《决议》而了解“文化大革命”的，那么
人家那样说你，你必然会感觉到冤枉，反正无论怎么说，你只要不是
美国人、法国人而是中国人，你一心要想实现自己的权利，在政治上
自由的表现自己，那么，别人给你扣上“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
样的事情你尽管认为不公正，在我看来却是非常合适的。前几天，我
刚刚写作了《论1966年》的文章，对人们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发表
了一点看法，这里就不在涉及，我只是就这样的事情提出了如下的问
题：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就必然地要存在对所作的事情的意义的
认识或者理解的问题，在某些场合中，这种理解和认识不需要说明，
因为它里边已经包含着一个“不言自明”的东西，但是在其它的情况
下，它必然地包括着一个对“理解”和“认识”的说明，两相对比，
在前一类的东西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自然”的话语权，而在后一
类的事情上我们就遇到了本文所说的人的话语权。前一类的话语权，
人们的任务是“注释”或者“翻译”，后一类的话语权就成为“言
说”了。现在中国民主的事情之于我们就存在着一个“言说”的问
题。就以此而论，我们说出来的话，农民爱不爱听？市民爱不爱听？
工人爱不爱听？士兵爱不爱听？基层干部爱不爱听？倒是有许多值得
需要研究的地方。

如果把上述问题理解成为搞民主的人在中国就无话可说，那是曲解了
我话意，象马加爵这样的人也是有话可说的，并且说出来的话，可以
使在场的警察掉泪，何况我们呢？庶几，即就是我们占有“一河长”
（很长）的理也说不出来，那岂不是我们今天的状况？我虽然不是语
言学家，对语言这门学问知之甚少，但我起码知道语言的一部分来源
于事实，一部分来源于对事实的理解和陈述。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特
别在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对同一件事的不同的理解却是常识上的事情，
尽管是这样，我们的有关民主的话语权问题恰恰是出在了“常识”而
非“知识”的层面上。就这个意义来批评我们自己，我们在民主上的
缺乏并不意味着读外国民主的书籍少，也不是对书本上的民主理论了
解得少或者理解的不够深刻，而是对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的所作所
为了解的不多，理解得肤皮潦草。我们也已经建立了民主的“收藏
夹”，里面的确也“收藏”了不少的民主的东西，但是能管用的却寥
寥无几。我们中国在30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民主的“样板”运动，但
是，这样的运动没有进入我们的民主的“收藏夹”却是一个事实，因
为我们许多人把它看成了一个“整人的运动”，非但不承认它的民主
性，相反在我们的主观意识中，还是把反对它放到了重要的位置上。
所以，在发生了民主的地方，不光是共产党在衡量这样的事情会不会
引出“文化大革命”，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在作这样的衡量。
三量两量，能够适合我们民主的尺度的东西就没有多少了。

说民主的“收藏夹”不可以收藏专制主义的东西，这的确是千真万确
的道理，但是这样的道理如果被我们演绎成为它不能够收藏那些有
“专制瑕疵”的民主的东西，那就是千错万错的了。就理论上讲，民
主和专制可以被说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在实际生活上绝对没有这
样的事情，也绝对寻找不到这样的民主。就拿1989年的事情来说吧，
民主同共产党的“第一把手”——赵紫阳有关系，就是最明显的例
子。因此一个很好的民主“收藏夹”就必须要收藏各种各样的民主。
就上述的现象来看，我们在说到民主的时候，往往会说出那些与专制
的东西有着藕断丝连关系的民主就不足为奇。民主的话语绝对不会纯
粹到连专制这样的一丝瑕疵也没有有的地步。正因为有如此的看法，
我才认为目前发展民主的话语权之于我们来说，在于我们主要应该则
重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那些构成为我们中国民主的最主要的运动和
事情归纳到我们的话语中去，使它变成我们的话语权中的一个组织性
的因素。

今年7月份，在讨论高光俊那部影响面很大的书《如何推翻中共》
时，我和邓韫璧一连写作了8篇文章，系统地表述了我俩在这个问题
上的立场和观点。说实在的，我俩对民运中出了象高光俊这样的敢
想、敢说的青年人表示欢迎，也把他的书看成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很
好的“宣传品”，可以同当年的邹容的《革命军》相媲美，特别是在
一些人反对把目前的民主定位在“革命”的水平线上的时候，本书的
作者旗帜鲜明地表示了立场，认为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是“一场革
命”的看法我俩完全赞成，但是，在说到“革命”同中国历史上的那
些“传统的革命”的异同时，我们俩同高光俊之间就发生了分歧，我
俩认为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历史的“继承”，而不是我们民运人士
们的独创，因此，我们所“继承”下来的“革命”同“传统的革命”
就有了很大的区别；看不到这样的区别，认为我们应该同孙中山一样
地拿起武器，象毛泽东那样的钻到“深山老林、江河湖泊”中去组织
“民军”打游击，那是我俩不能同意的问题。我俩认为被我们“继
承”下来的“民主革命”同历史上的其它的东西一样，也存在着一个
发展的问题。我们所处的时间、地点、环境都是“传统的革命”所没
有的或者所不具备的，因此，我们的“革命”就必然地会表现出与
“传统革命”不同的性质；这样的性质又决定了我们的“革命行为”
不可能停留在传统的“流血革命”的阶段上，恰恰我们的全部的努力
都可以说是要全力以赴地使我们在脱离“流血革命”之后去进行一场
“不流血的革命”——而这样的“革命”在1966年，中国人民已经
“搞出了样板”，只是我们撇弃了它而已。

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民主的现象和民主的历史有着一个十分明确的认
识，又如果我们把这样的认识组织在民主的话语之中去，那么，我们
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这样的革命性质的事业上的正确做法就是千方
百计地想着要发动全国各地的人民，使人民在各自的地区中用开展民
主运动的方法（如最近发生的四川汉源的农民抗争运动）自下而上地
一级一级的打倒共产党当权派，从县一级一直“打”到中央，那时
“推翻中共”的任务不就是完成了吗？我们不能够从1966年人民“炮
打”共产党的立场上后退，而只能由此前进！可见，在我们民主派的
阵营内容，虽然有人发出了“革命”的呼声，但是这样的呼声呼叫的
是“老式的革命”而不是“新革命”的事情又使人泄气！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我向朋友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海外民运人
士能干什么？我虽然不认为我就能够圆满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
认为我们最能够干成的事情是发展民主的话语权。在专制的中国，要
干这样的事情是很有困难的，但是我们立足于国际社会民主的大环境
之中，若不能够有效地发展民主话语权，在未来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中
我们能够说的话就肯定不多了！

只要我们利用现在的机会很好地发展了民主的话语权，“我们也会感
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的，就是中国的人民大众”，如果说我们
的“上帝”不再是“客户”意义上的“上帝”（毛泽东在延安就创造
了这样的“上帝”）而是“全能的”、“主权的”、和拥有“最终权
力”的“上帝”，那么我们的事业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是任何的力量
所不可能阻挡的！

（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