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女不知亡国恨还情有可原，而堂堂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竟然忘记
了党国之恨，到虎狼之国朝拜叛逆政权，如此行为，怎不令蒋公在天
之灵疾首痛心。

身为一个国民党的副主席，恐怕不会不懂得国民党的历史。当年中共
是如果何借助国民党来发展组织，如何借助抗日来扩充势力，又如何
借助谈判来发动内战。所谓国共合作的结果，其结果只是国民党丧失
了政权。

江丙坤先难道不了解，中共政权几十年来如何祸国殃民；难道不知道
中共的“民族自治”，如何把少数民族置于水深火热之中；难道对香
港绑归后的困境充耳不闻。为何一心想把台湾往虎口里送。什么破冰
之旅，什么缅怀之旅，为何不去缅怀蒋公庄敬自强的精神。须知“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当年，中共以“百万雄师过大江”夺取中华民
国政权；今天，中共又以几百导弹瞄准台湾。中共简直是欺人太甚，
在外交层面处处打压台湾政权。这敌对状态完全是中共一手造成，中
共的“司马昭之心”已是举世知闻。所谓统一，不外是灭亡民国的最
后延续。如果中共真的革面洗心，一心一意谋求两岸和平，为何不首
先承诺放弃战争，撤除瞄准台湾的导弹。

很明显，中共吞并民国之心不改，强奸民意之心未变。所谓推动和解
不过是国民党的一厢情愿。不要以为给你给你点面子就受宠若惊，如
果不是有个民进党，如果不是民进党执掌政权，如果不是想你做它的
“驯服工具”如果不是为了分化台湾，恐怕中共只会让狗洞给你钻。
莫道今朝有人为你吟雨诵；须知他日无人给你唱挽歌。什么政治协商
完全是个骗局，就算是给你当个副主席，刘少奇的下场就是你的榜
样。到时候“衣以文绣，以入太庙”，把你当作牺牲祭祀先王。什么
十点共识，对于中共来说是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中共对人民的背信弃
义是有目共睹的。就算是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好处，也不过是把战争的
痛苦延给后代而已。

为何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又丢掉台湾政权，还是好好地反省反省，劝君
悬崖勒马回头是岸，莫让权迷心窍，引狼入室去危害台湾。不要再蛊
惑民众与大势对抗，不要对中共存在幻想而削弱台湾的防卫力量。一
心一意共同抗暴，捍卫、建设台湾的民主政权。

（2005年4月1日）

〔《大纪元》4月1日讯〕台湾国民党江炳坤大陆之行弄得沸沸扬扬，
国民党自己说是破冰之旅，而民进党却说是丧权辱国之行，而台湾民
众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据台湾一家网路举办投票之结果或可窥一二，其题目为“您觉得第三
次国共和谈是丧权辱国还是破冰之旅”，昨今二日共1,420投票人
次，选丧权辱国有1,160人次占82%，选次破冰之旅有242人次占17%，
选与我无关有18人次，占1成。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9:30；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黄瑞弘台北1日电〕台湾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与中
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陈云林签订“10点共识”，民进党秘书长
李逸洋今天表示，十项结论几已涵盖两岸交流所有层面，如果照单全
收，门户开放的结果将让台湾成为不设防的地区。所谓“国共10点共
识”，就是“联共制台”的10点共识。

至于台湾加入ＷＨＡ（世界卫生大会），李逸洋说，国安会秘书长邱
义仁研判，所谓在现状基础做合理安排，就是台湾必须附属在中国代
表团底下，才能参与各种不涉及主权的医疗技术活动。这样的做法安
排，完全否定台湾国格，相信全体台湾国人没有办法接受。

李逸洋批评国民党做为在野党，没有事先与执政党或政府讨论，不顾
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私自到对岸妥协、谈判，江丙坤更声称要政府配
合实施；在中共撑腰下，国民党代表团角色严重错乱，“目无国法，
蔑视政府”。

他指出，国民党强调“此行是政府做不到、民进党做不到的”，如果
这是指ＷＨＡ这种安排，否定中华民国主权地位，政府做不到；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民进党也确实做不到。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7:02；http://www.dajiyuan.com〕

3月，北京召开“两会”，为造势已久的《反分裂法》，盖上橡皮图
章。酝酿期间，北京原本将该法称为《国家统一法》，后觉不妥，改
为《反分裂法》。这一改动，将中南海的真实心态暴露无遗：“国家
统一法”，字面上有主动意味，即当局需主动采取行动，结束两岸分
治局面，但遍观中南海权贵，实无一人敢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反分裂法》，字面上有被动意味，即只有当对方分裂时，当局才行
动，如果对方不分裂，当局就无需行动。北京的所谓“分裂”，此处
意指“独立”。中南海在这里暗示的就是：希望你们（台北）不宣布
独立，维持两岸现状，给“咱们”（北京）一个面子，就够了。至于
将来的事，“咱们”就不管了。这叫做：变戏法的拿块布──遮遮
掩掩。

上述文字游戏，看似高明，实则漏洞百出。最大的漏洞，便是：半个
多世纪以来，台湾与大陆，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要“反分裂”，就
是要反现状，就要立即行动。这与中南海的心意，恰恰相反。外国评
论：北京制订《反分裂法》，将原先有关台湾问题的模糊表述，变为
明确表述，对北京并不利。模糊，维持现状，本来是大陆、台湾、美
国三方的“最大公约数”，北京于无意间，弄巧成拙，作茧自缚。正
所谓：被窝里挤眉弄眼，自己糊弄自己。当然，北京绝不敢将此法立
名《反独立法》，因为那将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第6章）。

说穿了，北京制订《反分裂法》，主要是作秀给大陆人民看，让大陆
老百姓感觉到，在台湾问题上，中南海好象还做了点什么。实际上，
这个咬文嚼字的《反分裂法》，不过是：8月里的黄瓜棚──空架
子。在中共官方喉舌的长期煽动下，部分大陆民众“民族主义”情绪
泛滥，连中南海自己，都倍感压力，心惊肉跳。老百姓一唱“爱国主
义”，中南海就半夜里吃黄连，暗中叫苦。

说起来，所谓《反分裂法》，又与中南海的两条“国策”相关：“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在积极充当国民经济的破坏
者达30年（1949～1978）之后，中共改而高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有将功补罪的意思。然而，继续霸占政权，强制推行以当权者自身利
益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排斥和镇压异己，无形间又制造了另一
“罪”。“稳定压倒一切”（指政权的稳定压倒一切），既然压倒一
切，自然也就压倒“统一台湾”的“历史重责”。北京奢望，摆出一
个《反分裂法》，就能震住台湾，稳住台湾，从此，两岸“井水不犯
河水”，大家都少麻烦，“咱们”关起门来，想搞建设搞建设，想搞
腐败搞腐败。房檐上结丝瓜，一厢情愿。

北京炮制《反分裂法》，台湾反应强烈，发出“最严厉的谴责”，朝
野为此发动大示威，大抗议。然而，自从1949年以来，两岸分治，各
有各的法律，正如台湾法律从来不曾施行于大陆，大陆法律也从来不
曾有效于台湾。大陆增加一个《反分裂法》，仍然是单口相声，自说
自话，对台湾而言，显然毫无效力。既然台湾蓝绿阵营都有共识，认
定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那么，对另一个主权独立国家（中
国）制订的法律，又何必如此在乎？分明就与台湾无关嘛！

台湾朝野之反应“过度”，乃在于台湾本身的政治生态。各政党争夺
民意，必然不放过利用任何事件。比如这一回，大陆《反分裂法》出
笼，蓝营要表态，绿营就肯定要表态；台联要“呛声”，民进党也必
然要“呛声”。而且，还要比试，谁呛的声音大。台湾的声音，主要
是呛给台湾人民自己听，顺便也呛给美日等盟友听。借势造势，借力
打力。至少，台湾军购，更有充足理由了，反对军购的声音，恐怕就
细若游丝了。这又是超低智商的中南海诸公始料不及的“效应”之
一。实际上，历经台湾立法院选举、扁宋会、两岸直航等一系列事件
之后，最近一段时间，恰恰是多年来，两岸关系最为缓和的时期，思
维僵化的中南海，于此时抛出《反分裂法》，选错时机，打错算盘。
《反分裂法》出笼后，台北顺势搁置了两岸一系列协商议题。

美国对此，固然持批评态度，认为“无助于台海和平”，但反应并不
如预期强烈。实际上，北京制订《反分裂法》，恰又一头栽进美国布
下的围堵“圈套”。就在北京大张旗鼓地酝酿《反分裂法》期间，美
日同盟首次将台湾海峡纳入双方安全保障的“共同目标”，且理直气
壮，好一个善用时机！国务卿赖斯随后出访亚洲，要求中方解释《反
分裂法》，实为反客为主，变被动为主动。美国国会则以压倒多数通
过决议案，谴责北京炮制《反分裂法》，将其定性为“单方面改变两
岸现状”。把个机关算尽的中南海，呛了个有口莫辨。抱着枕头做好
梦──空喜一场。

俄国公开称庆，日本也窃喜。俄方喜的是，呼应中方《反分裂法》，
俄国更有机会向中国大量销售武器，从中渔利，俄国心下巴不得台海
之战快点打起来，好让它再大发一笔战争财。日方喜的是，思虑已久
的美日台同盟，终于熬到出台的时机，北京自制《反分裂法》，正中
日本“下怀”，可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北京的做法，是抱着老虎
喊救命──自己找死。

最恼火的是欧盟，本来，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欧盟打算尽快解除对
中方的武器禁售，为此已经与美国产生矛盾，欧盟对美国竭尽解释。
就在这一节骨眼上，北京抛出《反分裂法》，被外界广泛解读为对台
动武的“战争法”。如果此时欧盟解除禁令，售武器于北京，等于公
开鼓励北京开战，面对美国的严厉批评，欧盟十分狼狈。欧盟的大声
谴责，把中南海吓了一跳，以至于急忙派出外交部长，专程赴欧洲
“解释”、善后。那个到处“捅漏子”的红脸外交部长，早就是，裹
脚布围嘴──臭了一圈。那部长前脚刚走，欧盟就宣布：原本今年6
月解除对中武器禁售，因中方制订《反分裂法》，有关解禁计划推迟
一年后再议。可伶那部长，白灰店里买眼药──找错了门。中共原以
为，欧盟解除对中武器禁售，是抱在怀里的西瓜，十拿九稳。没想到
功亏一篑。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伤人不着，自己喊疼。

耐人寻味的是，江泽民交出最后一个权位──国家军委主席，自己没
有露面，却送给中央军委人手一件小礼品：小雕像“挥师平台”。个
中潜台词，不外乎两条：其一，本人可是念念不忘“解放台湾”，任
内做不到，下台的时候也没有忘记，至少有所托付；其二，“解放台
湾”是你们这一代军委的“历史使命”，本人的_付已经到位了，如
果完不成任务，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这让人联想到，1999年，美国
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学生抗议，群情汹涌，江泽民推出时
任副主席的胡锦涛，出面应付。己之不欲，强施于人，乃是江泽民的
一贯手法。江泽民送到军委委员们手上的，与其说是礼品，不如说是
“烫手山芋”。一来要洗脱自己在党内、军内的对台“软弱”名声，
二来要给胡锦涛等人套上十字架，逼使后者对台强硬，铤而走险。反
正，本人已下台，哪管你洪水滔天！

“宁左勿右”的“红孩儿”胡锦涛，有心冒充“硬汉”，竟硬着头皮
接过这一“烫手山芋”，硬推《反分裂法》出笼。到头来，免不了自
作自受，“为他人做嫁衣裳”。正所谓：蚊子找蜘蛛，自己把自己网
住了。

（2005年3月26日在《〈反分裂法〉与两岸关系》研讨会上演讲）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4:05；http://www.dajiyuan.com〕

中共在《反分裂国家法》中的所谓“和平统一条件失去时，将采取非
和平手段…”这里指的就是“一个中国”和“一国两制”骗局被识破
时就要动武。所以《反分裂法》既是骗局逼迫法，也是行骗不成后的
战争动员法。中共为什么要不顾事实，顽固坚持和逼台湾接受“一个
中国”？中共的“一国两制”思路从何而来？又是如何操作的？

“坦白从宽”是运动中整肃人的骗局

“一个中国”是中共为台湾预先设计的游戏规则，这就象中共在大陆
历次政治运动中整肃异己的政治“学习班”和“双规”一样。人一进
去就马上宣布规则，这规则就限死了被整的人，成了只有被动挨整的
份，再也没有了争辩的余地。中共就是利用这套整人的规则，用“坦
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骗局又打又拉，用妻子，儿女事业前途作为攻
心诱饵又哄又骗，逼人就范。如抗不住高压，一旦违心的坦白，从此
就再也没有了自我，再也没有了做人的基本尊严，被牵着鼻子走，只
有自我作贱，成了人不象人鬼不象鬼，比狗都不如的行尸走肉。

每次政治运动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被整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
的干部还威逼亲属所谓反戈一击，亲属为了自保和划清界线，不得不
出来检举揭发，在流血的伤口上再撒上一把盐。到这时挨整的人己经
知道受骗上当，可惜为时已晚。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每次运动
不知有多少人被逼得走上自残，自杀的绝路，总之被整的人不死也得
脱层皮。现在中共的党主席胡锦涛的父亲，文革时也在学习班被逼自
杀身亡。从延安整风到历次政治运动，中共的政工干部们把这一套整
肃人的骗局，玩得炉火纯青。他们在强加给别人的痛苦之上，享受着
所谓“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乐趣。只要是在大陆经历过文革及政治
运动的人都清楚，这些都是大家亲眼目睹，耳熟能详的事实。今天涉
台的这一批人，都是搞政治运动的老政工，把台湾当对象，玩的是他
们整肃人的拿手好戏。

“一国两制”是“坦白从宽”的改头换面

邓小平这个中共的老政工头子，把中共在大陆搞政治运动中整人的老
一套骗术改头换面，应用到对台湾的事务上。把接受所谓“坦白”就
给你“从宽”的“坦白从宽”骗局，改成了只要台湾接受所谓“一
国”就给你们“两制”，这就是“一国两制”骗局出笼的由来。因为
这个诡计是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所以江泽民反复讲“一国两制”
是邓小平同志的科学构想。

“一国两制”的操作就如同整肃人的学习班，台湾就如同那个预定要
被挨整的打击对象。首先要把被打击对象，隔离和孤立起来，使其绝
望，诱之以“坦白从宽”逼之以“抗拒从严”假以时日，逼其就范。
同样道理为了孤立台湾，各国政要凡是到大陆访问的都被中共要求宣
布接受“一中”自觉和不自觉的被中共利用为围堵和打击台湾的工
具。就这样中共竭尽所能压缩台湾外交空间，诱以“一国两制”逼以
“不接受就打”的文攻武吓，这一切做法完全可以证明，是中共把大
陆内部整人的政治运动模式搬来对付台湾和扩大到全球。所以近10几
年来中共不厌其烦的在反复推销“一国两制”。为了骗台湾上？？，
中共还搞了香港和澳门两个“一国两制”的假“样板”。

谨防落入中共的“一个中国”陷阱

中共所谓仍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说明他们仍然寄希望于这
个骗局的成功，因为“和平统一”是骗，“一国两制”也是骗，“和
统”后台湾可以保留军队，拥有外交空间更是骗。要落实这许多骗的
前提，首先要把台湾先骗进“一中”，如果不能一步到位进入“一
中”，先从所谓“92共识”入手，再逼进“一中”也是中共可以接受
的。因为“一中各表“也是接受“一中”，只要接受“一中”就必定
落入中共的“一中”陷阱，因为全世界都被中共反复重复的谎言所
迷惑。想用“一中各表“企图蒙混是不切实际，自欺欺人的愚蠢做
法，同时也不要被中共煽起的，盲目民族主义迷住了心智，反台独只
是中共拼吞台湾的藉口和阶段性的口号，是诡计的运用，旨在制造矛
盾，利用矛盾，挑动台湾人斗台湾人，达到各个击破的伎俩。

上世纪国民党何曾搞过台独，国共内战还不是打得天翻地覆，什么
“台湾不独，中共不武”是某些人的一相情愿，是在把中共的谎言当
补药吃。无论如何对台湾来说“一中”和“九二共识”是绝对碰不得
的陷井。事实证明中共涉台的一切，包括压缩台湾外交空间，人为政
策倾斜吸引台商，春节和货运包机，台南农产品销大陆，以及《反分
裂法》等，从各个角度和层面，配合起来压迫台湾的目的都是逼台湾
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在威逼利诱下，台湾如落入“一中”陷井，
就被框死在“一个中国”的小框框内，再也逃不出中共的掌握，之后
的任何谈判都是徒劳的。等待台湾人的将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惨剧的重
演。

据中共自己公布的资料，中共在大陆建政初期的1950年3月到1952年
底，所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先以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诱骗
和逼迫相关人员出来登记，骗他们要主动出来登记，争取从宽处理，
如隐瞒不出来登记，一经查实从严惩处，经过几个月的登记后，全国
统一行动，按名单统一搜捕，集体枪杀了国民党，三青团及前国民政
府官员，军警，公教人员，国民党县长以下到地方的保甲长等官吏和
人员500余万人，土改时镇压地主，富农1,000余万人，前后不到2年
共计杀人1,500余万人。

1975年到1978年短短几年间中共教唆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在一个
只有800万人口的小国柬埔寨，就屠杀了200万人。香港的23条立法如
成功，就是香港版的镇压反革命条例，现在称为“公安条例”。如台
湾遭拼吞中共将一定会如法泡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除此以外等待
台湾人民的也一定是中共打造的欺世盗名的所谓“和平统一”和既没
有民主更没有自由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大骗局。中共是专制暴政，
在大陆半个多世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所有的台湾人，不分党派
都必须认清中共专制暴疟本质，切不可受骗上当，否则南越的沦陷和
越南人投奔怒海的惨剧就在眼前了。

结束语

我们绝不能认同中共把曾经用在大陆搞政治运动整肃人，制造过千千
万万冤案，祸国殃民的伎俩，所谓“坦白从宽”的骗局，改头换面而
成的“一国两制”骗局，用蒙骗的手段去祸害台湾同胞。台海两岸的
整合，中共必须先放弃一党独裁专制体制，在大陆实现民主化。只有
在民主，自由，法制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衡量中共政权只有一个标
准，专制制度改了没有？没改，绝不可轻信上当。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6:33；http://www.dajiyuan.com〕

许文龙这位奇美集团已退休1年多的董事长在今年3月26日台北反《反
分裂法》大游行之前发表的为中共的这部恶法背书的“退休感言”给
台湾社会造成非常大的震撼，而且这种震撼还会持续延烧。为台湾的
政经做出相当贡献的许文龙显然是在中共胁迫之下签下中共拟好的
“退休感言”，目的就是以这个在台湾政经界都有很大影响力的指标
性人物的“翻然悔悟”来影响“3．26”反《反分裂法》大游行及恫
吓全体台湾人民，特别是民进党政府与能够影响台湾政府的工商人
士。这实为中共政权以奇美在中国大陆的生存为要挟进行的政治绑
架。许文龙先生自有他的难言之苦，可台湾政府单位与工商团体应该
就此一对台湾人民的政治绑架事件向中共政权表示强烈抗议，特别应
该表达这样的胁迫严重威胁到台湾人的权益。可至今台湾的中华民国
政府与政界人士仅对许先生表示“理解”与“同情”，而对中共政权
对台湾人民的公然恫吓与胁迫则还没有对中共表达抗议。号称最能在
两岸关系上发挥作用的中国国民党，尤其是目前人还在中国大陆“拜
会”的江丙坤先生，更没有对许文龙的遭遇置一辞。

我不想参与台湾的蓝绿之间出于政党利益的相互指责，只是想基于本
人对中共政权及中国大陆的了解表达一些意见。我在3月27日的文章
中表示：“但就是在中共政权高调向台湾及国际社会宣示针对台湾的
“法律”后，中国国民党作为中华民国台湾最大的在野党，不但对中
共的这项“法律”的态度暧昧，而且该党副主席江丙坤先生在这个时
候马上就要去中国大陆访问了，并且明确表示希望与中共高层见面。
作为现任该党党主席的连战先生于今天表示不怕面对反对的声音。这
样的态度也许不标志连战先生拒绝反对的意见，可国民党至少也应该
考虑到其自身在政治意识日益提高的选民中的份量及台湾人民与该党
一直认同的中华民国的国家利益。当今的国民党在五年前就失去了执
政党的地位，可是好象还是没有放下执政党的身段，这也显然反映在
其对中共政权的顽固态度上。国民党把自己定位为最适合与中共政权
谈判的代表，这至少是完全无视台湾大多数人民在中共制定《反分裂
法》后的厌恶与反感。可以预测的，国民党向中共政权卑躬屈膝的结
果是，除了换来中共政权有限的青睐之外，就是中共出于骗取更多台
商投资为目的的对台湾的更多“优惠”。虽然去年年底国民党与亲民
党在立法院获得超过绿营的席位，但国民党与亲民党的领袖并没有获
得中华民国政府的授权，也更没有任何民调显示其对大陆的政策得到
台湾民意的支持。如此看来，把国民党与亲民党的领袖在明天与未来
一段时间内与中共的接触看作是这两个政党与中共的媾和也不为过。
国民党向选民表明的是，其已经是一个失去理想与理念的政党。这种
媾和的结果很可能是提高已经很高的台湾经济对中国大陆的依存度。
台湾与外国的多位经济学家已经做出论述：如果台湾继续提高对中国
大陆的依存度，台湾的经济将持续其被边缘化的趋势。这是关乎整个
台湾命运的重大问题。”

许文龙以其中共政权《反分裂法》的背书在中国大陆赌的是其投资与
企业的生存及其企业的员工“不致流离失所”。这本来已够令人为台
湾及台湾人的命运心痛与悲哀！可国民党将要开始的是更大的赌博！
国民党与许先生同样面对的是中共流氓政权。中共一贯不讲诚信，其
出尔反尔的霸道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台商的权益及台湾的国家利益与
台湾人民的安全。

前两天我与一位生活在外国的中国大陆朋友通电话。这位朋友是在欧
洲生活并经商的普通商人，也不大涉及政治话题。可让我吃惊的是，
在我谈到中共政权针对台湾的《反分裂法》时，他立即明确表示，此
“法”就是授权向台湾动武，也就是“战争法”！连一个普通的中国
大陆人都能明白中共《反分裂法》的实质，而号称最了解中共，也最
适合在两岸关系上发挥作用的中国国民党非但没有向中共表示抗议，
而且还去与中共的陈云林达成什么“十点共识”！中共的态度已不再
停留与空洞的“统战”，而是投国民党的所好“请君入瓮”，你区区
十几个国民党也就只能听从人家中共“地主”的安排，并在谈了仅
2、3个钟头后就达成“十点共识”。这在流氓中共政权看来，你国民
党在《反分裂法》的恫吓下乖乖来“招安”。中共也知道你如今国民
党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来的本钱，所以你就先来为我对台湾的武力威胁
背书好了。

现今的中共对许文龙及国民党使用的手法是一样的，就是用一切手腕
分化、利诱台湾政商界人士，同时坚持以武力威胁台湾，更不会放弃
消灭中华民国政府与吞并台湾的战略。中共的毛泽东在1950代就发动
“反右”运动，目的就是严厉整肃实已臣服于中共统治的知识阶层。
毛使用的手段就是发动中国大陆人民给共产党“提意见”，表示可以
“虚心”接受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表达意见与不满。可就在广大知识
界人士畅所欲言，诚心诚意向共产党提出建言的时候，毛则高调以
《人民日报》社论的方式发起“反右”运动，号称“右派分子”在向
共产党“猖狂进攻”。运动很快发展成按比例“抓右派”，就是每个
机构单位按照一定比例把工作人员划成“右派”，此后“抓右派”的
范围不断扩大，致使几百万中国大陆人被关进劳改营及监狱，很多被
长期监禁，甚至被折磨致死！“右派”的家人、亲属及友人也受到株
连，被打入社会底层。毛泽东在这项迫害知识人士的运动取得初步
“成果”时，就坦诚其使用的是“阳谋”。出于完全同样的心理，当
今的中共政权照样不会把当年的“手下败将”国民党放在眼里。在中
共这些年极力鼓动针对美国与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制定出
《反分裂法》后，我丝毫看不出中共政权对台湾有何善意。因此与国
民党的接触只不过是中共政权分化台湾的策略步骤而已。

我对台湾的蓝营与绿营出于政党争斗的相互“抹红”或抹黑不感兴
趣，但是我注意到江丙坤先生出访中国大陆前接受采访的表示。他
说：“将来真正能让台湾安定发展的，就是国民党，这表示中国大陆
已很清楚了解到国民党的角色，所以北京也能尽量配合。但目前大陆
制定《反分裂法》，台湾要反制、推出《反反分裂法》、甚至《反并
吞法》，气氛有点诡异。我们很希望这个事件不要影响正在进行中的
两岸和谐气氛。”这样的发言让人感觉此人根本不是置身台湾的人！
我觉得，不仅是我，特别是台湾人也肯定想知道“北京”会怎样与他
及国民党“尽量配合”并“配合”到何种程度。而且他还表示：“现
在我们发现做任何事，都不会再被扣上卖台的帽子了。”我不禁要
问，江先生及国民党真有这样的信心吗，还是有“此地无银三百两”
之嫌？他谈到他和中共的钱其琛见过面，他提到：“我跟钱先生说，
只要两岸继续交流，就象男女恋爱，总会要结婚，不必要设有前
提。”现在于中共政权已颁布授权向台湾动武的《反分裂法》时候，
这个恶法就是前提！因此至少这样的“恋爱”是极不适当的！在谈到
两岸关系的转机时，江先生信心满满地说：“我不认为台湾泛绿阵营
的人有善意改变两岸关系，唯一有建树的是泛蓝阵营，让泛蓝拿到执
政权是解决两岸问题的唯一方法。”这样的表示显然表达的是国民党
不会与执政党民进党及民进党政府合作。但是，国民党与中共达成的
任何共识，国民党有权力与能力落实吗？不论是在大陆经营的台商，
还是台湾学生，的权益受到威胁，或是在两岸贸易及其他合作上出现
问题，国民党能负责解决吗？经建会与多位专家都明确指出，台湾在
经贸上已经过度依赖中国大陆。在这种情势下，受政治绑架的不仅是
许文龙，而且会是国民党自身及整个台湾！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7:00；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北京的中国民主党人赵昕先生在
经历了两个多月的关押之后，已被释放回家。《大纪元》记者辛菲3
月30日采访了赵昕先生。赵昕先生谈了被关押原委，并向海内外关心
和为他呼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他同时指出外界呼吁声援的重要性，
他说，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情况越充分地
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不管从任何角度全
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好的。

赵昕先生表示，他出来后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还
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
他心情非常沉重，也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
法，尽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营救所有的这些在押人员。他认为，对那
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多的有良
心的人。

赵昕，37岁，云南昭通人，长春大学中文系学生。89民运期间是天安
门广场“外高联”领导成员。98组党期间，是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
和全国筹委会的创始人成员。

赵紫阳先生去世后，赵昕积极组织多方人士，上百人之多，准备一同
上赵紫阳家悼念，遭警方阻止，未能成行。而后他依据法律，要求游
行示威，以示抗议，也被当局拒绝。在被警方带走前，他一直被软
禁在家，从1月19日凌晨起失去人身自由，直到3月24日晚以“取保候
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

下面是采访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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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者
赵：赵昕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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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赵先生，您好，祝贺您获得自由，大家听说您被释放回家，都放
　　心了。
赵：谢谢你，辛菲小姐，谢谢大家。1月21日下午5点你给我打电话的
　　时候，是警察刚把我带走的时候，你打完电话没多久，他们就把
　　我手机拿走了。那是我出来之前最后一个电话了。

记：是的。后来有别的媒体的朋友找我要您的电话，他们说打过去已
　　经联系不上您了。
赵：是的。一直到现在，有两个多月了，跟外界都无法联系。

记：海内外人士对您的事情非常关注，不断地在呼吁声援。
赵：我非常感谢海内外朋友的关心和呼吁。要是没有大家的共同呼
　　吁，我是很难出来的。我在里面有很深的感受，他们对我的态度
　　上有很多转弯的时候。

记：他们主要是以什么理由关押您的呢？
赵：他们跟我谈了四个方面：
　　一、赵紫阳的这个事情，我们那时申请游行。他们说我涉嫌扰乱
　　　　社会秩序，我问他们要判几年。他们说：你甭管几年，到时
　　　　候判你不一定以这个罪，我们可以找其它的罪名，比如：涉
　　　　嫌资助非法组织，涉嫌接受非法组织资助，等等。
　　二、还查了经济上的，他们把我在哪个公司工作，什么关系背
　　　　景，以及我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钱，都一一调查，他们以为
　　　　是国内有谁资助我了，谁给我钱了。其实是我对朋友们的接
　　　　济，纯粹是我个人的工资高一点，再加上平时省一些。大家
　　　　都是同道的难友，我觉得应该帮忙。
　　三、还有关于中国民主党的事情。
　　四、他们还在我家里查出几百人的名单，看我跟海内外的各种联
　　　　系，包括我给海外寄的国内需要救助的人的资料。

　　基本上主要是查这些方面，他们能想到的都查，就是想尽力罗织
　　罪名，最后还是没有查出什么证据，所以就放我出来了。

记：您可否讲讲被关押的大致过程，包括您提到的他们态度的转变？
　　这样也许可以对营救更多的中国良心犯有正面积极的意义。
赵：好的。1月21日，他们把我带到了苍平的一个商务会馆，在那里
　　被软禁起来了，整个24小时轮班看着我，没有任何自由，电话也
　　被收走了。

　　后来，快过年的时候，有些警察回不了家。他们有的有太太，一
　　年回不了几次家，有个警察的孩子才5岁，发高烧，也回不了
　　家。考虑到他们也要过年，我就从2月1日开始绝食，向他们提出
　　要求，要么把我和这些警察一起放回家，要么把警察放回家，把
　　我送到看守所，别影响别人过年。

　　绝食第3天的时候，2月3日，下午3点钟左右，他们把我拉到北京
　　市看守所，以涉嫌扰乱社会秩序罪，把我刑事拘留了。在此期
　　间，他们几乎每天提审我。

　　他们很奇怪我的状态，看我入监等搜查身体的时候，我还在哼着
　　歌，有个警官问我：别人进来都害怕紧张，你怎么会这样？我
　　说：我非常坦然，我也没犯任何罪，而且我坚信肯定会放我出去
　　的。他们说那不一定。我说：不管一定不一定，哪怕判我死刑，
　　我也非常坦然，我心安理得，我觉得我做了应该做的事。

　　后来和警察相处得还比较融洽。因为他们在调查我的过程中，也
　　看了我写的文章，包括我做的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尊敬。

　　审讯的过程中，我很清醒的感觉到刚开始，他们想方设法地找各
　　种各样的证据，包括后来我出来才知道，在刑拘我的当天，他们
　　还到我家搜查，抄走了笔记本电脑、台式电脑、打印机，很多东
　　西，还有通讯录，笔记本，我写的一些诗、文章，都被搜走了。
　　他们刚开始确实是想把我整个查个底清，感觉到好象是中共想治
　　我一下。

　　但是，查不出什么，预审处的官员就急了，又换了一个人过来查
　　我，我所谓的“作案”的时间、地点、工具、过程、结果、动
　　机、目的，想方设法想罗织罪名，但是他们还是查不出什么东
　　西。

　　后来，我被改为监视居住的时候，预审处的警官对我说：赵昕，
　　别得意，我们还要继续对你审查，总有一天，我要把你抓回来
　　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好象没有为党国立下功勋，觉得
　　特遗憾。他们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我的恨。

　　他们跟我讲，对我最恨的就是1月20日，我们就已经把游行示威
　　申请书上网了，网上满天飞，23日在计划游行处的出发点，清华
　　西门，据他们说，聚了很多人，他们说：赵昕，你知道吗，你差
　　点闯下大祸。我说：什么大祸？他说，23日早上，清华西门聚集
　　了大量的人，后来他们派了好多好多的警察去，现场还抓了几个
　　人，我后来出来听说，胡佳现场就被抓了，好象还有几个朋友，
　　在现场也被带走了。他们觉得，要不是那么多警察去打压的话，
　　那游行示威就成了，就要闯出大祸来了。

　　后来，他们报请检察院逮捕我，检察院没有批捕。3月6日凌晨，
　　我都睡着了，他们把我叫醒，把我带到离河北非常近的一个很偏
　　僻的荒废的村子，设施条件非常糟糕，但对我非常“关照”，整
　　个房子，所有的门脚角落全都包上棉絮，就怕我自杀。后来他们
　　还特意安上了监视器，24小时对我监控，两个人站在离我30公分
　　之内，就那么时刻地盯着我，包括上厕所，洗澡，都在旁边盯
　　着。

　　虽然不是监狱，但完全失去自由，而且比在监狱还难受。监狱
　　里，好歹还可以走动，还可以跟别人聊天，他们也不跟我聊天，
　　随时随地盯着我，非常难受。吃的伙食也是很糟糕。

　　我天天就人权问题，公民权利问题跟他们抗争。经过不断争取，
　　他们原来只允许我坐在床上，后来可以允许我出外面的房子散散
　　步。争取了很长时间，后来，逐渐他们又给我买报纸，几天买一
　　次，还给我水果吃，每天给个苹果。

　　我就不断地争取，我说：你们这是违法的。我这个监视居住按道
　　理应该回家，我要见我的太太和律师。他们就说；好，我们转
　　达。

　　跟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也可以把你关押一年半。后来
　　我才明白，监视居住半年，取保候审一年，他们是可以这样做
　　的。

　　整个过程，我确确实实感到海内外的朋友对我呼吁比较多，他们
　　说：赵昕，你怎么在海外认识那么多人哪。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
　　怎么回事，但我想到肯定是海外有很多朋友为我呼吁。

　　到最后，我逐渐感到他们也是因为压力的缘故，本来可以关我一
　　年半，最后还是放我出来了。

记：什么时候放的呢？
赵：3月24日晚上11点，前后加起来共关押我两个月零三天，现在是
　　取保候审，之前是监视居住。后来把我带到派出所办手续的时
　　候，突然又办取保候审。3月6日带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办了
　　监视居住，我问他们：以前我办的监视居住就不生效了？他们
　　说：可以这么理解。

记：那现在是取保候审，对您有什么限制呢？
赵：在中国，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都是一种强制性的手段。给我写的
　　理由是：还是要继续审查，所以就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出
　　家门都要申请。取保候审，离开本地需要申请。

　　他们随时随地对我的情况都很了解，民警、保安随时监视，电话
　　监听。

记：通过您的经历，您觉得国内外的朋友呼吁起了很大的作用，是
　　吧？
赵：是的，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确确实实是这样。对政府方面来说，
　　如果没有压力，那他们处理起来就是更加随心所欲了。如果大家
　　都比较关注的话，他们就会有所收敛，对国际观瞻还是有些顾忌
　　的。

记：现在大家都很关注张林、郑贻春、师涛等朋友，在呼吁营救，不
　　知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说的吗？
赵：我刚出来的时候，就听说胡佳先生他们为了在一起商量怎么营救
　　我，还被警察打了一顿，我心情就特别沉重。后来又听说，严正
　　学被法警打了一顿，还关在笼子里游街，我非常愤怒，这简直是
　　一种令人发指的暴行。

　　很快就知道张林、郑贻春、师涛等，还有更多的良心犯、政治
　　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所以我出来后心情非常
　　沉重，也特别特别希望海内外的朋友们齐心合力想尽一切办法为
　　营救张林、郑贻春、师涛先生等，还有其他的所有被关押的良心
　　犯、法轮功学员，积极努力，尽我们力所能及的最大力量，只有
　　这样，他们才有更大的机会出来。

记：也曾经听过有人说，在外面呼吁、海外媒体暴光，会给在押人员
　　带来更大的压力，您怎么看这个想法呢？
赵：可能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我有一个朋友，清华大学的，
　　91、92年关在东北的监狱里，我和其他朋友为他做了很多努力和
　　呼吁，后来他出来后，我跟他讲起外面的呼吁，他说：你们瞎折
　　腾，我们在里面吃的苦更多。当时确确实实对我的打击很大，我
　　很难理解。

　　根据我的经验，外面的方方面面呼吁的声音越强烈，把各方面的
　　情况越充分地暴光，越是能够唤起更多人的关注、了解和良心；
　　越是积极地呼吁和救援，对里面的人越好。

　　另外，象我们这样的人，应该说，89年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确
　　实也是想把牢底坐穿，但那时很年轻，思想也不成熟，心理上也
　　很有压力、在里面着急、焦虑，但象现在经过了十几年的思考，
　　确实想得很透，明白了：要想真正地坚守良知，维护正义，不仅
　　血要热，头脑要冷静，骨头要硬，并且还要有宽大的心胸，还得
　　有一种真挚的爱。

　　在这么一个腐败专制的社会，对坚守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监狱
　　恐怕是我们唯一适当的去处了。监狱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
　　分了，所以，我这次进去心态也比较好，跟大家有说有笑的。看
　　守的人问我：你为什么睡觉总笑？我说：是吗？我只知道有一次
　　睡觉梦见我儿子，笑醒了，其它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老笑。

　　同时，每天为一点很小很小的事情，我都尽可能地维护自己的公
　　民权利，跟他们不断争取、交涉，确实有效果。

　　这又回到您刚才问的问题，据我所知，对绝大多数非法关押的中
　　国良心犯来说，其实不管从任何角度全面地进行呼吁营救，让更
　　多人知道，对在押的良心犯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象我们这样的人，向来都是坚持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
　　力的积极抗争，我们本身也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们一直在
　　争取合法抗争的信念。对我们来说，宪法高于其它国内法，同
　　样，中国政府签署的国际法也高于中国国内法。我们认为我们无
　　罪，我们也没有违法，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经得住考验的，所以
　　把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往外不断讲、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这
　　样其实对我们只有益，没有害。

记：呼吁声援本身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和平、理性、公开、合法、非暴
　　力的方式。
赵：对，是这样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这么多年以来，在互联网还没有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
　　被抓起来，判了很重的刑，包括89年、91年，在最艰难的时候，
　　在最红色恐怖的时候，很多很优秀的朋友继续坚持斗争，百折不
　　挠地进行抗争，努力地付出，但被抓去判了重刑，可是由于外面
　　知道得非常少，外界的报导和宣传非常少，对他们的关心和救援
　　也非常少，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地苦难。呼吁对于他们非常重要。

　　对那些不断牺牲和付出的人，积极地救援、呼吁，才可能唤醒更
　　多的有良心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积极地抗争，才会取得越来
　　越大的效果。

　　而且大家一定要团结，齐心协力。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声音，这
　　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求大同存小异，搁置分歧和争议，把当前
　　做的大事做好，以此唤醒更多的人。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 03:23；http://www.dajiyuan.com〕

传统是现代的种子，现代中随处可见传统的影子。孙志刚已经离开我
们两年了，而此文是对一年前仓促而就的祭文的重铸。再次透过孙志
刚事件，我们还能看到些什么？还能反思些什么？孙志刚案折射出的
文化传统是什么？是否废除了收容制度，就意味着这种传统文化的终
结？我想答案并不乐观。

制度是文化的外显，文化是制度的内核。如果没有对传统文化中吃人
的部分进行清理和扬弃；如果没有将主流意识从寻求、建立道德理想
国转变为保障、实现具体的人权；如果公民权利依旧屈服于有着“道
义”幌子的公共利益和政府利益；如果当公权力运行不畅时，为了保
证公权力运行的顺畅，依旧能够很随意地、毫无顾忌地拿公民权利开
刀。那么孙志刚就绝不会是最后一个祭品——一个国家、公共利益、
神圣政权的祭品。

当政权不再神圣；当公民权利不再成为公共利益的祭品；当人权走上
神坛；当政权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者而非掠夺者，孙志刚才能够成为
“终结者”。我们才能宣称：我们无愧于这个时代，我们是一代公
民。

《还珠3》里有这样一个场景。下江南时，一天，乾隆在听歌，紫薇
几个把晴儿接出来，让其和萧剑在一艘小船里幽会。紫薇几个就在一
旁望风。这时巡逻的卫兵来了，紫薇去通知船上的晴儿、萧剑转移，
五阿哥、小燕子、尔康上前挡住卫兵，拖时间。为了方便，得起个名
字，卫兵就叫卫兵吧，而称太子五阿哥、太子妃小燕子，格格紫薇，
额附尔康为“太子党”绝对实至名归。之后双方就有一段精彩的对
话，如下：

卫兵：前面是什么人？太子党：你好好看看我们是什么人。

卫兵：深更半夜，在这里鬼鬼祟祟，一定不是什么好人！！！

太子党：大胆！你们知府＊＊＊（知府名）在哪里？叫他过来！！

卫兵：好大的胆子，敢直呼我们知府的名字，拿下！！

太子党：慢着，我们是太子党，出来逛逛。（看，太子党也开始服软
了。他们也怕惹麻烦，毕竟卫兵人手多）

卫兵：还敢冒充太子党？？太子党就开你们开的破船？现在太子党正
　　　在前面的龙船上陪老佛爷呢！深更半夜，一定没有干好事。来
　　　呀，拿下。

太子党：跟他们没有道理讲了，打！！！！

卫兵：快来人呀，有刺客！！！

于是两边打了起来，晴儿和紫薇在船上，听见卫兵来了，慌乱中把船
点着了。逼得跳船逃命。迫不得以，打架的太子党们出示了皇帝的金
牌，才得以分身去救人。即使如此，紫薇喝了不少水，差点淹死；晴
儿也得了重感冒，大病一抄…

孙志刚事件时值该剧上演，这不禁让我浮想联翩——为什么太子党会
和孙志刚遭遇同样的事件？似乎琼瑶也感觉到了孙志刚事件发生的必
然性。可为什么琼瑶阿姨能“预测”到孙志刚事件的发生？

也许用一部电视剧来证明此种文化有失严谨。但不可否认的是电视剧
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笔者尚算年青，每每狂欢后夜归，总受到母亲
的告诫：“这么晚上街，小心把你当成坏人抓进去，白白关上一夜，
活该倒霉。”无论是儿时因顽皮招来长辈的恫吓，还是年少放纵时父
母的告诫。总之，对于诸如此类的告诫，想来大家不会太陌生。从告
诫与恫吓中我们不难发现，民众早已经对此类事件见怪不怪甚至是默
认了，甚至成为教育子女的“案例”。琼瑶所写的场景与母亲的告诫
不谋而合，这足以证明剧情所说现象早已存在，并且受到广泛的默
认。这是我们无法否定的。就让我们以此为线索，看看是什么成为导
致 “太子党事件”和孙志刚事件的深层原因。

对孙志刚事件的强烈反应。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炒作”。是因为
孙志刚头上有一个耀眼的光环——大学生。正因为孙志刚是大学生。
具备某种社会地位。才能够引起这样的反应。我们可以料定，如果孙
志刚仅仅是一个民工，一个乞讨者或一个拾荒者，绝对不会引起这样
的反应。我们不妨假设，如果孙志刚拿出了证件，并且能够证明自己
是大学生，也许就能象太子党一样，在经历了一番折腾后保住小命。
我们也不妨假设，如果太子党出门象孙志刚那样忘了带上金牌，就无
法分身。如果无法分身，两位格格必然被淹死，那就成为孙志刚了！
我们甚至还可以大胆地假设，如果太子党仅仅只出示暂住证，大概也
小命不保。因为孙志刚在出示暂住证后，也没有保住小命。

笔者曾多次遭遇过警察检查，有几次是深夜狂欢之后。更有几次因要
求警察出示证件而惹怒了警察，并出示拳头以代替证件。当报出自己
的大学生身分时，总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方便，甚至能让愤怒得以拳头
代替证件的警察“回归理性”。而拾荒者或是民工，是绝对不会有此
待遇的。为什么？

证件，有效的证件。或者说能够有效证明自己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证
件，竟成为在警察面前保住小命的关键。如何能在面对警察的时候，
尽可能地证明自己的合法身分，并且证明自己具备某种社会地位，竟
然成为摆在当代中国公民面前的“严肃”问题。何其荒唐！！

小命能否保全，生命权是否“有效”，居然依靠证件证明！公民是否
应该存在，公民是否有基本的人权，居然由证件证明！生命、人权成
为了证件的依附品，意味着公民成为了政权的依附品。公民权利只能
由政府“许可”产生。当没有证件证明时，公民的基本人权便会被推
定无效。人权居然只能以“行政许可”的方式存在。人天赋的权利居
然只有在被“行政许可”之后才具有合法性。在国家这个庞然大物面
前，人权是什么？生命是什么？生命难道真的是“小命”？！命价几
何？

洛克指出：国家是由人们组成的一个社会，人们组成这个社会仅仅是
为了谋求、维护和增进公民自己的利益。国家存在的目的是建立在谋
求、维护和增进公民权利之上的。国家不仅不能对人们在自然状态下
已经享有的生命、自由、财产等自然权利加以限制和剥夺，国家还必
须尊重这些自然权利，为这些权利的顺利实现提供便利和保障。这也
正是人们之所以走出自然状态而组建国家的价值所在。所以政权的合
法性是增加公民利益，而非限制公民自由。若公民天赋的权利，被自
命神圣的政府肆意侵害，那这政府必与吸血鬼无异。

“小命”是以上我对生命的称呼。一种很符合“传统”地对生命的称
呼。命为何是小的？与什么相比是小的？政权？！政府？！这恰恰证
明了传统文化中对人权、对生命的不尊重，对小民之命的不尊重。对
“小民”的“小命”的轻视，恰恰体现了等级秩序与神圣政府的内在
逻辑。

每当公权力运行不畅时，就拿私权利开刀以解决问题。这是中国历来
的“惯例”。这印证了“任何权力都会扩张到他所能扩张的极致”的
铁律。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不可逾越的界线，是防止暴政的天然屏
障。公权力调整的范围应在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外。对公民权力的轻视
定会为暴政埋下了种子。

传统文化中“小民”的权利是遭到轻视和不尊重的。其根源在于政权
将自己粉饰成道义的持有者，占据着道德的高位，以道德明君的姿态
对无德“小民”进行德治。政权的合法性来源，公权力的来源不是公
民，不是源于每个公民的权利渡让，而是来源于政权本身所持有的道
德身位，只有在持有道德身位的政权的领导下，公民才是幸福的。这
是所有神圣政府的惯用腔调，此时道德已沦为政权论证其合法性的工
具，公民权利占据的道义席位已经被政权代替。这使得政权的一切利
益和行为都以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面目出现，且具有某种道义的合
法性。当道义与公民权利分离，与政权结合之时。便压低了公民权利
的地位，进而导致底层公民的权利遭到轻视与不尊重，为行政权力打
着国家、公共利益的幌子，肆意侵犯公民权利打开了通道。实施暴政
毫无道义上的阻力，不必面对道义上的拷问，一步步扩张“道德的”
国家利益，一步步蚕食“不道德的”公民权利。其必然结果就是公权
力、行政权力对私权利、公民权利的无情剥夺和控制。甚至连基本的
人权也被笼罩在行政权力的阴影之下。“小民”的基本人权能否存
在、是否合法，需得到行政权力的认可，需要证件证明。没有行政权
力的认可，没有证件证明，“小民”的基本人权就成为无根之木。

行政权力成为公民人权的前提，公民的权利，甚至基本人权也来源于
政府。人民的一切权利皆来源于他，政府因掌控着公民的天赋的人权
而成为“天道”的代表，需要全体公民顶礼膜拜。公民成为了神圣政
府的附属品；人权必须经“行政许可”才能取得合法资格；公民权利
常常是公共利益的牺牲品。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由此成形，这个
神圣的政府又成为巩固等级社会的暴力工具，继续蚕食着“小民”的
权利。

当“道德”的政权，与“不道德”的人权组成一种国家与公民的关
系，构成一种社会伦理的时候。行使没有得到“行政许可”的公民权
利，都是对社会伦理的背叛，对既有的社会秩序的挑战和破坏。而挑
战和破坏带来的结果则是社会秩序的混乱。而这种混乱似乎又能反证
既有的变态社会结构的合理性。行使权利带来的混乱会受到政府的否
定自不必说，这种混乱和无序甚至会遭到广大虽被漠视权利但更渴望
安定生活的底层“小民”的非议，因为他们在混乱中必然是最大的受
害者。非议让暴政得到了“合法性”，又继续扛着维护公共利益、社
会稳定的幌子，干着侵犯公民利益的事情。

因此，在一个公民权利得不到基本的尊重和保护的时代；在一个“不
道德”的公民权利面对“道德”的国家利益的时代。我们对媒体出现
“收容流浪者，周围群众拍手叫好”的句子不难理解；对媒体向拆迁
中的“钉子户”进行谴责不难理解；对卫兵说出“深更半夜，在这里
鬼鬼祟祟，一定不是什么好人１的有罪推定的句式就更不难理解。若
政府对犯罪率相对较高的，可能有社会危害的群体进行收容审查那就
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这甚至可以打扮成是维护社会稳定，维护底
层民众利益的事。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民间，这种论证收容制度正
当性的观点并非个别。可见收容制度在民众中是得到了相当程度认可
的。这种广泛认可的根源，只能在文化中寻找。文化中对政权变态的
美化、道义化、神圣化和顶礼膜拜；对“小民”人权的漠视，对公民
权利的漠视，就是其根源所在。孙志刚与太子党一死两伤，表面上是
制度吃人，深层原因是文化吃人。

文化中对私权利，对公民权利的漠视，导致了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畸形
结构。在畸形结构之下，产生了畸形的制度。而在畸形制度之下，不
光“小民”的人权没有保障，连大学生，太子党的人权也不能得到充
分的保障。畸形的制度在将小民作正餐之时，间或也拿大学生和太子
党作甜点。

大学生和太子党的人权，只有在“小民”的人权有保障之后，才能得
到保障。大学生与太子党的权利，只会在保障公民权利的制度下，才
有保障。只有当“小民”不再被作为制度和文化的正餐，大学生和太
子党才能彻底告别甜点的命运。保障公民权利，需要我们清醒地认识
到传统文化之不足。只有当权利意识、公民意识深入人心，成为主
流。而政府成为公民权利的保护神，而不是公民的神时。我们的政治
体制改革才能有国民的理性心态作保证。制度与文化的改革，才能与
经济体制改革齐头并进。决定所有改革是否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才
能宣告成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国家的稳定安宁，人民的自由幸
福，皆有赖于他。

不管孙志刚愿意不愿意，孙志刚事件都成为中国人权史的里程碑。不
管是否愿意，孙志刚成为了中国人权史上的英雄。有时候，人选择了
历史，而更多的时候，历史选择了人。前者往往是主动的，幸运的；
后者则常常是被动的，是悲剧。让悲剧不再重演，才是我们悼念孙志
刚的意义。

谨以此文，为孙志刚两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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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今天是3月17日，孙志刚被“收容”的日子。由于此文早已交稿，我
几乎忘了此事。我甚至抱着“炒作孙志刚成功”的心态来看待我的文
章。今天，我发现我错了。

下午，得知今年“两会”上高检工作报告的部分数据，如下：

03年：普通公民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
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5/100。

04年：普通犯罪率增幅为：9.5%；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增幅为：
17.8；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侵犯公民权利而导致犯罪的增幅为：
13.3%

13.3%的增幅让我吃惊，这已经远远高于了ＧＤＰ的增长。据我所
知，侵犯公民权利的案件背后，是为数几倍甚至几百倍的侵犯公民权
利的事。只有当事件到了相当的程度才会成为犯罪。天知道13.3%的
背后，是一个怎样的惊人数字。

吃惊之后，我猛地想起孙志刚。我悲哀地发现，两年过去了，我们离
“和谐”很远，但却离孙志刚越来越近……　

80年代的赵紫阳是在中国的权力中心──中南海里度过的。1980年到
1987年，他担任代总理、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1987年到1989
年，他担任代总书记、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使赵紫阳进入
历史的，不是这些职务和地位。职务和地位在有助于他主持改革的限
度内，曾经很重要；离开了改革，这些东西对他就“无所谓”了。赵
紫阳超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处，不是权力，而是他在这十年中所推动
的改革。伟大的毛泽东无非是改革的对象；至于伟大的邓小平，起先
曾经是赵的支持者，最后转变为他的政敌，不惜以制造天安门血案来
断送中国通向民主之路，从而蜕变为未来改革的另一个对象。毛和
邓，实力比赵强，声名比他显赫，最后都自我堕落，尽管生前死后不
断化妆打扮，事实上都是中国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毛泽东锻造了两条铁索，把中国人捆绑在960万
平方公里的祭坛上。一条是所谓“领导一切”，也就是一党专政。一
条是由政府（用国家的名义）占有、经营、计划和管制全社会各种经
济活动，毛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其实应该称为毛式社会主义，或
者国家社会主义。

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是：国家（以及政府）捆住了一切企业
及其经营者和劳动者的手脚。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在四川主持
了以“扩大农民和工商企业自主权”为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试点”
到北京担任政府总理之后几个月，赵紫阳立即显出了与历届总理迥然
不同的观点和抱负：别人把政府“加强”对企业的领导视为当然，赵
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却在谈笑风生中提出了“减强”。为了能够被更
多的人接受，后来他改用了“理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的命题。他在
政府任内，在处理经济问题时，坚决不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抓权抓
利，相反，他主动地、明确地、坚定地责成各级政府对农民和企业
“松绑”，“减负”，“放权”，“让利”。赵紫阳带领各级政府官
员向政府开刀，“减”了名为“国家”的政府，“强”了市场与社
会。许多糊涂人以为，维护政府权力就是维护国民经济全局。赵紫阳
清醒到了透彻的程度：政府不是主体，农户和工商企业才是国民经济
的主体，政府应该为主体服务，忘掉主体就是丢掉全局。

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共产党（以及政府），管制着亿万
公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社会）的喜怒哀乐。“东西南北中，工农商
学兵，党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毛泽东缔造的体制。在邓小平念念
不忘的“四个坚持”中，一党专制是命根子，其他3个是这条命根子
所借以存在的理由、招牌和手段。邓小平没有意识到引导中国进入法
治社会的使命，也看不到共产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有可能得到
正当的和正常的前途。作为总书记的赵紫阳又显出了独特的观点和抱
负：他坚决不替共产党争权，不替党中央争权，更不替总书记争权。
相反，他力求淡化和弱化一党专政，分解和制约党所拥有的绝对权
力。在政治体制改革方案中，按照他的提议，他本希望把党的作用严
格限定在“政治领导”之内，即在一定时期提出一定纲领以影响社
会。作为代理总书记，他宣布政治局常委会不管审判案子，不审查文
艺作品。当选总书记后，他立即要求党的会议制度和表决制度规范
化，要求逐步推广差额选举。赵紫阳说服政治局通过决议，明文规定
企业活动的中心不再是企业的党委书记，而应该是企业的法人代表。
对于群众性的突发事件，总书记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
通过社会各界协商对话解决；而不主张由党的中央或所谓“核心”
根据什么天经地义，去“拍板”即作出判决。共产党内有些庸俗浅薄
的领导人把党性当作最高原则。赵紫阳和这些官僚有本质上的不同。
对赵紫阳来说，不尊重民意不体察潮流的党是没有前途的。他的潜台
词显然是：社会比政府更重要，人民比党更神圣，常识比教义更可
靠。

赵紫阳把中国的改革概括为实行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和建设民主
政治。这个论断，尽管备受非议，但经受住了考验，至今没有人能够
推翻得了。他的观察力和分析力是很敏锐的。遇到社会现象，他不满
足于仅仅指出谁是谁非和孰利孰弊，他喜欢深入到制度的层面去穷根
究底。对经济问题如此，对政治问题同样如此。吴国光博士在《赵紫
阳和政治改革》中，秉笔实录了赵在1986～1987年几次会议上对中国
现行政治制度的积弊的批判，和对未来改革的设想。赵在13大把中国
政治改革的目标定位为“民主政治”，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多年沉思
和探索的结论。他是“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负责任的政治家，他的职
责不同于理论家，也不同于鼓动家，观察家。他说话，不造声势，不
求轰动，不图痛快，而是告诉大家如何切切实实去做。他不说没有把
握的话，他所追求的，是办得到，办得有效，办得成功。他讲话很慎
重，负责任，力求准确，不喜欢发表“随感”，只是在必要的时候，
才说必要的话。作为政治家，他这样严格地约束自己；但是，他并不
要求别人放弃各自的观点和风格。他理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岗位和处
境。他的愿望只是和更多的人在改革中合作。对探索未来的人，对提
出目前难于实现的建议或理想的人，他不仅能有礼貌地倾听，而且会
饶有兴趣地缔听──你完全可以放心，他决不会高举什么旗杆，把你
打成什么危害党国的敌对分子。

赵紫阳是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从事改革的。对认准了的目标，他是不
屈不挠的。至于走直路还是走迂回曲折的路，不取决于主观愿望。在
看清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绩”之后，赵紫阳所做的，不是讨
伐社会主义，而是立论于“初级阶段”，从而把毛泽东天天挂在嘴上
的“社会主义”冷藏起来──经赵紫阳提议，13大批准，决定起码把
它冷藏100年。“初级阶段”在别人嘴里可以只是4个音节，一个概
念，到了紫阳手里就得出了一系列有生命的结论，成了跟毛泽东所鼓
吹的社会主义彻底诀别的宣言书。“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赵紫
阳对邓小平的本质所作的深刻而又切实的概括。当人们（包括邓小平
自己）高举“四个坚持”那个基本点的时候，赵紫阳总是无例外地提
醒人们（也包括邓小平自己），不要忘掉“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
而且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服务于“一个中心”，否则邓小平提出的
“翻两番”的指标势必落空。每当“四个坚持”野性发作，“改革开
放”就是牢牢掌握在赵紫阳手里的制动闸。1987年邓小平一怒而废黜
胡耀邦，几乎酿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是赵紫阳把邓小平拉回来了。
1989年邓小平的最深最痛处被学生触动后，不惜孤注一掷，发动了军
事政变。结果，赵被非法软禁，改革的力量遭到摧残，改革的进程夭
折了。

紫阳是一位温文的长者，和他一起，如沐春风。他与人为善，善与人
同，改革的人越多越好，大家一起和衷共济。他会让步，善于让步，
可以等待，也可以妥协──为了替改革减少阻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理想，从而产生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我和紫阳相处10年，夙夜
在公，我能理解他的路是怎么走过来的。他因同情弱者而在白色恐怖
下，以13岁的稚龄加入共青团，因反对法西斯侵略而加入抗日游击
队。他青年时期曾醉心于马克思和毛泽东。文革前他长期任广东省委
书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城乡老百姓的喊得出来的呼声和
压在胸中的心声，香港街头巷尾的现实和舆论，都在赵紫阳心里发生
过深刻难忘的影响。终于是那场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使赵紫阳得
到了新的生命。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大革命使人大彻大悟。”彻悟
了的赵紫阳，以改革为第一生命。改革是他作出“有所为”和“有所
不为”的各种选择的基准。你不准我迈两步，我迈一步；我迈不开大
步，先迈小步；客观条件不利于长驱直入，那就步步为营。他看透了
邓小平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底线，他曾经试图在这条底线下
尽力而为，但是办不到。到了必要的时候，他必须说必要的话。1986
年，尽管那时还没有掀起眼下这种风卷残云般国有资产流失的狂潮，
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已经显露。民主和监督的必要，政治改革的必
要，摆在经济改革面前。不管邓小平对政治改革一贯心存多大疑忌，
赵紫阳向邓一再指出：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再也搞不下去了。得
到邓小平认可后，赵紫阳不仅从配合经济改革出发，而且从国家长治
久安出发，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方案，把邓小平1980年开出的那张从来
不打算兑现的空头支票──“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牢牢锁定为
政治改革必须达到的目标。是的，到了必要的关头，必要的话就非说
不可，其他都无所谓。当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违背中央政治局5月10
日决议，悍然决定动用军队对付学生的时候，赵紫阳以光荣的一票，
进入了永生。

邓胡赵并存的格局，本来有可能使中国以最小的代价，平稳地转上现
代化的普世大道。但邓小平毁了改革，毁了中国这个大我，顺便也毁
了他自己那个小我。他在惊惶失措中发表的南巡讲话，是天鹅的最后
一歌。他无视赵紫阳1986年“不搞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搞不下去”的
警告，在万马齐喑下开足马力重新启动经济改革。但在黑箱中作业的
那些力度极大的演出，从地产市场、金融市场到国企改制，每一步都
以极大的力度替腐败者打开了不受监督的大门。和赵紫阳的名字连在
一起的改革，是城乡居民普遍受益的改革。和邓小平南巡讲话连在一
起的改革，则以最短的时间，最高的效率，把中国建成为腐败者最大
的乐园，它在普遍贫困、“白手起家”的基地上，劈开了最惊人的贫
富鸿沟。

语云，千秋功罪，盖棺论定。邓小平的功，主要在于支持了以赵紫阳
为代表的经济改革；邓小平的罪，主要在于扼杀了赵紫阳主持并得到
13大批准的政治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一盖棺，赵紫阳就论
定了。赵紫阳所做的工作和所起的作用，同胡耀邦所做的工作和所起
的作用一样，至今活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之中：平反冤假错案不可能逆
转，真理标准不可能遗忘，市场经济也不可能逆转，民主政治也不可
能在中国公民的议事日程上砍掉。改革中途夭折，是胡耀邦赵紫阳死
不瞑目的大憾。实现前人的遗志，落在我们13亿后死者肩上。中国改
革的最后成功，要靠全体公民坚韧不拔，前赴后继。中国公民中有千
百万改革者，赵紫阳是其中的一员。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许多改革
者，赵紫阳也是其中的一员。去年开两个大会，说中国出过两个最伟
大的人，一个毛泽东，一个邓小平，今年听说又出了第三个，他“改
变了中国”。听到如此好听动人的歌，我不得不说，当代中国最伟大
的改革者，不是被喇叭吹得最高的“三个伟大”，而是被幽禁终身，
最使某些人咬牙切齿和胆战心惊的赵紫阳。我敢肯定，我用白纸黑字
明明白白写在这里的这一论断，比那些响彻云霄的“伟大”，离谬误
更远，离真理更近，更经得起考验。

紫阳千古！

（作者鲍彤为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体制
改研究室主任。）

〔原载《争鸣》杂志2005年4月号。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4.1
00:53；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我在本刊上期读者来信栏，提出盼望知情读者提供关于赵紫阳父亲之
死的资讯。近来终于获得一些可信的资料与信息，可以奉告读者。

纪念赵紫阳的拙作《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子》中提到赵父在河南土改中
被处决的主要出处是赵蔚著《赵紫阳传》。依据的版本是香港1988年
的繁体字版，书中以赵父“竟在土改的急风暴雨中丧生”的句子，暗
示赵父被杀。该书还引证赵作为家乡地委书记在干部会上诸如“农民
起来对罪大恶极的地主要打死，领导上则应批准”，“抗属地主同样
要消灭”的讲话，并指出1966年9月文革初期“一名广东省委的行政
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大字报揭发赵地主出身，“父亲于土改时被处
死，要求将此事搞清楚。”赵蔚该书附有一份详细的赵紫阳年谱。

现有朋友特地在大陆找到赵传的简体字版，乃是1989年出版，在143
页上，赫然有一段香港版没有的话：“其实，赵紫阳父亲赵廷宾，是
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发病去世的，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赵父
之名亦从香港版的“赵文斌”改为“赵廷宾”。

其后我再托朋友向赵家子女求证。据悉，赵的女儿王雁南表示，她祖
父是病死的，赵紫阳夫人梁伯琪带着长子赵大军曾去奔丧。大军1946
年出生，祖父应在47至50年间去世。赵紫阳本人对父亲传言从不澄
清，也不会向组织写信或打报告澄清。包括那本赵某写的《赵紫阳
传》“错误百出”，赵紫阳说：“如果我纠正，就成为我写的了。”

最后，我找到了在北京的赵蔚先生。他在电话上回答我的问题说：
《赵紫阳传》大陆版是属于新华社的“新华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
的，赵当时是总书记。关于赵父之死的文字，由出版社“把关”处
理。赵蔚肯定地说，赵紫阳父亲不是被镇压处死的，是被斗后很快死
去。与赵本人无关。但是，确有过出身地主家庭的中共干部因农民过
火斗争，而带枪回去保护家属，甚至打死农民的事情。赵蔚承认香港
版将其父之名弄错，大陆版改正了。他说他写的赵传有400多条注
释，是真实的，无人指责有错误，是关于赵早期历史最详实的一本
书。

我问赵蔚，赵传的资料来源？他说，他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时，人物研究是他的专业工作，那时查找资料还比较方便。他说，有
些早年的事，赵本人也不见得记得，例如他的入党申请书，文革中的
自我检查，他都看过。赵蔚说，他也去过赵紫阳家乡河南滑县调查
过，中共滑县县委党史办公室刘主任在赵传的修订中对他帮助不少。
赵父是滑县赵庄（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子）的地主。赵蔚说，赵紫阳
和家乡的关系不好，除50年代初探望母亲一次，以后一直未返过故
里，任总理去河南视察时，家乡领导盛情邀请，他也“过家门而不
入”。

关于王震骂赵紫阳有“杀父之仇”的事，赵蔚说，他也听说过，是批
《河殇》时的事，但不能证实。为此，我再查询电视剧《河殇》的总
撰稿人苏晓康先生，苏证实王震透过他的秘书唐云打电话给人民日报
总编辑谭文瑞说了很多批评《河殇》的话，其中有指搞《河殇》的人
对我们有“杀父之仇”的话。人民日报将王震的批评汇报给中央常委
胡启立，人民日报为此发过一份内参。此事当时中央广电部还正式向
苏晓康传达过。苏认为是反邓小平的党内大佬要王震出面批《河殇》
矛头针对邓支持的赵紫阳。而赵是支持《河殇》的，88年9月会见新
加坡总理李光耀时，赵还特地送一套《河殇》给李光耀。不久，苏晓
康就听说赵紫阳父亲“死在狱中”，因此，他认为王震骂的人是赵紫
阳。

〔转载自《开放杂志》2005年四月号）

在2月27日普林斯顿祝贺刘宾雁80华诞的盛会上，宾雁谈到，在他80
年的生命中，能够在国内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自己文字的时间，前后加
起来只有9年！从56年到57年算一年，从79年初到86年底算8年。我早
先在心里也给宾雁算过这笔帐，闻此言格外感慨。

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国家里公开发表自己文字的时间仅仅只有9年，
却能留下如此广泛的影响，赢得如此崇高的声誉。这是何等传奇式的
成就。对于这样一个终生不渝地为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写作的人，国
家却只给了他区区九年的时间公开面对自己的人民讲话。这是怎样的
一个国家？诚如林培瑞（Perry Link）所言，这不仅仅是宾雁的损
失，这更是中国的损失。

有时我们会听到一些来自大陆的学者文人，不是痛惜地或愤慨地，而
是讥讽地、势利地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有几个记得刘宾雁？现在的
年轻人根本不知道刘宾雁何许人。

也许他们讲的是事实。但问题是，你们在做什么呢？尤其是负有传承
历史记忆之责的知识分子们在做什么呢？专制者的遗忘术要生效，离
不开我们大家、尤其是知识分子的配合。他们不提刘宾雁，而你们却
要提，宾雁就不会被人们遗忘；如果他们不提，你们也不提，宾雁就
不会再被人们记住了。问题是，你是否在尽其所能地提醒人们不要遗
忘，使人们记住被权力抹煞的历史；还是在幸灾乐祸不动声色地促成
人们的遗忘，参与对历史的抹煞？

有人说，刘宾雁早就“过气”了。说起“过气”，且不说宾雁至今仍
密切地关注中国现实，笔耕不止；事实上，在老一代作家中，宾雁作
品的现实意义是罕见其匹的──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去年，陈桂棣
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问世，引起强烈反响。很多人都马上联
想到宾雁的作品。这便是宾雁作品现实意义的一个例证。

在宾雁华诞盛会上，我想起另一位更老的文学老人的华诞盛会。2003
年11月25日是巴金的百岁华诞。据报导，那一天，中共政治局常委李
长春大驾光临上海华东医院，代表胡锦涛和党中央看望巴金先生。李
长春还出席了国务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荣誉称号的颁证仪
式。李长春在讲话中特地强调巴老的人品，赞许巴金“始终不渝地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一个屠杀人民的政府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这决不是
什么荣耀。这是荒谬，是讽刺。尤其是对巴金。尽人皆知，巴金的文
学生命硬是生生地毁在共产党手上。就连李长春在提到巴金文学创作
的成就时，也只是提到《家》、《春》、《秋》和《雾》、《雨》、
《电》这几部“解放前”的作品。晚年的巴金力倡“讲真话”，可是
在“6．4”之后的这许多年，他究竟讲了几句真话呢？以他的年龄和
地位，就是讲了真话当局又能把他怎么样呢？记得在83年的作家代表
大会上，巴金和宾雁以高票当选为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一时传为文
坛佳话。20多年过去了，一个被专制者利用当作点缀“盛世”的花
瓶，一个成了独立知识分子的象征。我无意苛责巴金这位老人。我只
是说，在一个至今依然盛行文字狱的国度，作为一个以笔为生、以讲
真话自命的作家，被专制当局宠幸不是证明你的幸运，而是证明你的
不幸。

宾雁不止一次谈起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是因祸得福，否则他很可能沦
为平庸的文化官僚，甚至沦为姚文元一类的文化打手。如果说宾雁在
57年的遭遇是命运的安排，那么他在89年之后的流亡则是自觉的选
择。诚然，对于宾雁这种只有从自己的人民那里才能获得灵感获得激
情的作家，被迫和自己的人民相脱离是极其痛苦的，并且极大地限制
了他在文学上可能取得的更多的成就以及在当下产生更大的影响。流
亡给宾雁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然而，宾雁是因为拒绝
向强权低头，拒绝放弃自由批评才被隔离于国门之外，这本身就体现
了一种坚定的道义原则。漫长的流亡岁月浪费了宾雁多少才华。“凭
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但与此同时，它又为我们垒就了一个
高大的人格榜样，其价值绝不低于、甚而远远高于几篇雄文华章。青
史无欺，道是无情却有情。

祝愿宾雁长寿。

〔转载自《北京之春》2005.3.31 17:34；
http://beijingspring.com/bj2/〕

《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
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
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１〕”虽然中国政府
宣称，中国的人权状况良好，但却长期对民众实行严密的信息封锁。
为此构筑的信息壁垒至少可以被区分成两层。其外圈的功能是为了把
中国民众与外国隔绝开来，其内圈的功能则是要把民众与国内媒体隔
绝开来。下面对这个信息壁垒作具体分析。

一、中国的信息壁垒之外圈

据笔者的了解和观察，中国的信息壁垒之外圈大约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是不许西方记者和学者自由地进入中国从事采访或学术交流。中
共建国后的20多年里，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者。那时，老百姓的
真实状况究竟如何，国外媒体几乎没有来自中国的第一手报导。同
时，国内民众也不知道西方社会是什么样，还真的以为“世界上2/3
的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革命”的中国去“解放”。改
革开放之后，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但并不是各国媒体想派记者到中
国来就都能在中国开设记者站。哪些西方媒体允许进来，哪些不允
许，要经过有关部门的政治挑选。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西方媒体，如
《纽约时报》、路透社、《读卖新闻》之类，若不允许进来“国际影
响不好”，所以一般会放行。其他的媒体能否获准，就要看这些媒体
对中国当局的态度了，只有那些对当局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
入。而事实上所谓的“友好”媒体，常常是那些只图商业利益、不讲
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地说是新闻职业道德让位于商业利益
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中国大陆扩大其复盖范围。进入中国的
海外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关。

中国当局也严格审查外国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领域，凡是它认为对
中国“不友好”的学者，就拒绝给予入境签证。例如，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林培瑞先生是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博士，美国汉学
家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时，他是中国乒乓
球代表团访美时担任中文翻译的人之一；1989年“6．4”之前他在北
京担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中国外交部长期以来将他的姓名
列入拒绝入境的黑名单。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也是此名
单中人。我还知道有另一位美国教授也被列名其中，2000年北京大学
新闻学院筹备组曾邀请他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庆典，外交部“政
审”时发现该教授“对我不友好”，遂拒绝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
认为，北大新闻学院邀请这样的学者来中国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
结果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一年成立，成立时再也不敢邀请外国学者
了。后来据说这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并不象外交部掌握的
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的着名专栏作
家、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诉我，中国驻美大使馆拒绝了他
的签证申请，因为他最近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至于国外的非政
府组织、特别是以推进人权为志业的各种非政府组织，被拒于中国国
门之外就更属常见之事了。

第二，对外国记者在中国的采访施加诸多限制。例如，驻北京的记者
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专题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若出京采
访，必须有地方政府外事办的工作人员陪同。总之，按照中国的规
定，外国记者在中国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余地。连采访突发新闻也必
须事先申请，尽管这一规定很荒谬。结果，驻中国的外国记者如果不
想只转报新华社的消息，就必须炼就一身“真本事”，比如，采访正
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时就写报告申请采访，而采访负面新闻时
就只能“偷偷摸摸”违规行动了。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去年秋天他
去江西省瑞金地区采访，一切按中国的规定行事，先向瑞金市政府外
事办申请。该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但提出的要求是只许采访
5天，外事办要收费8千元人民币。结果他在瑞金采访期间，每天有3
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走动，还只能在瑞金城里活动，不能下乡。后
来，这位日本记者又想去河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死亡地，那里为此新
设了一个纪念馆。他到郑州后与省外事办联系，省外事办告诉他，这
个纪念馆未开张，不能去。结果这位记者以游客的身分去了一趟开
封，在开封看到那个纪念馆早就对访问者开放了。

为了防止外国人到中国了解真相，中国政府又把全国划分为“开放地
区”和“非开放地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入非开放区地
区。繁华的都市当然属于“开放区”，而贫穷落后的地区（如河南的
爱滋病村）就属于要对外国人封锁的“非开放地区”了。

除了设限防范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外，还禁止中国公民自由接受外国记
者的采访。外国记者向大陆民众采访的内容通常是负面信息，因此外
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民众，就令官方本能地紧张。对本国民众施压自然
比控制外国记者容易得多，久而久之，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几乎都不
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即便是教授学者也都闻外国记者
的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央党
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一位
“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不敢接受
“美国之音”记者就任何话题所作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

第三，封堵外国电台、电视台的音像讯号。1978年以前，境外一切电
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的电台）都被称为“敌台”，中国大陆的
民众收听这些电台被官方称为“偷听敌台”，那是可以置人以死罪
的。改革开发以后，不对“偷听敌台”治罪了，但改用强力电波对境
外电台的讯号施行干扰，让国内听众无法正常收听境外电台的中文广
播。卫星电视出现以后也被纳入封堵范围。广播电视部曾下达明文规
定，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

第四，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后，封堵互联网成了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
常工作。封堵互联网的办法五花八门，其中包括屏蔽境外网站，用关
键词过滤在网上传送的信息，随意关闭国内的网站，随意干扰电子邮
件通信的自由等。凡是在国外上过网的中国人都有体会，什么才是真
正自由的国际互联网，因为只有在中国以外才能体会到互联网提供的
自由──什么网站都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
“新旧社会两重天”。而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了。2004年12月21
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过一条新闻：“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学生因
为登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的学生
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并不相识，但上月，该名老师竟
然叫出他的名字，并警告他说，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行，因
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心政
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起初并
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上点
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教导
处，被教导主任严重警告，并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其学
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并不罕见。今年9月，
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关于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后，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校内
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公开
信，指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封。”
显然，在中国不仅是职业的网络警察在承担着封堵互联网的任务，更
可怕的是，每一个网站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站管理的老师，
都必须奉命承担“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
的黑手。网络管理者全体成了网络警察，就象新闻从业者全体成了新
闻检查者一样，是中国特色的体制之产物。

第五，严格限制国外书刊在中国的自由流通。首先是在海关设卡，禁
止携带“敏感”的出版物入关。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
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捐赠一批图书，这批赠书竟然在海关
被扣留了大半年之久。同时严格限制订阅国外的报刊。大学图书馆本
应是信息蕴藏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中国各地的图书馆内国外报刊极
为有限，许多学校的图书馆里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国外报刊。即便是北
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的图书馆里订阅的国外报刊也少得
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来自香港、台湾的刊物只有10来
种，可能不足10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

在中国，国外报刊被划分成中国式的“政治待遇级别”，什么级别的
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均有明确的规定，境外报刊的
“级别”越高，国内订数就越少其影响范围也就越小，而个人则禁止
订阅任何国外报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阅览室
曾订有《明报月刊》，但1997年以后却看不到了。据阅览室管理员解
释，香港回归以后准许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到部级单位
了，《中国文化报》报社只是个司局级单位，因此1997年以后就不能
再订了。据说，是因为《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
中国当局满意，所以就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

中国大陆大学里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都
没见过外国大报。2004年上半年，一位法国驻北京的记者告诉我，他
订阅的一些英文报纸看过后可以寄给我一些，这样北京大学新闻学院
的学生们就可以看看那些国际性大报是什么样的了。可惜，我只收到
过两次，然后这位法国驻京记者寄给我的报纸就总是被退回，退件的
理由是在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查无此人”，然而我在同一地址收到的
其他邮件却从未中断。显然外国报纸被退件的真实原因不是北京大学
“查无此人”，而是北京大学新闻学院“查无”有资格接触国外报纸
之人。

中国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面临一系列政治约束。中国
知名学者徐友渔最近写道：“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
馆，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三大重
镇，但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
我自己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着，我在本单位一本也
没有借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
译本，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
多内地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
得多，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资金呢？〔２〕”显然，关于西方思想
政治的经典着作，图书馆采购人员是奉命尽量少买，而小说杂书则多
多益善，因为在中国大陆图书馆往往不是帮助思想启蒙的场所，而是
引导读者少关心政治的场所。

国内的出版社翻译出版外文书籍，都要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首
先是有诸多禁律，例如，有神论的、批评马克思主义的、反共产主义
的、暴露中国真相的书不能翻译出版。《圣经》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遗
产，慈禧太后60大寿那一年她还接受过一本由全国女性信徒募捐特制
的作为寿礼的《圣经》，然而过去50多年来中国却从未出版过《圣
经》。中国的出版社即便是翻译出版严谨的西方学术着作，也要在前
言里交代一句，要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例如，商务印书馆
1983年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着丛书》每一本书前面的“出版说明”
就专门写道：“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着作，汲取其对我有
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

二、中国的信息壁垒之内圈

西方记者往往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例
如，金正日访华期间，中宣部规定不许发消息，于是全国没有一家媒
体敢发一个字；金回国后中宣部宣布说，可以发消息了，于是铺天盖
地般全国的媒体都报道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四川发生“汉源事
件”时，境外媒体有大量报道，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却没有一家吭
声，对国内的信息封锁确实做到了滴水不漏。西方记者常常发问，为
什么有时中国的媒体也会发表一些“出格”的报导呢？我的回答是，
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官”一手
遮天，总还有遗漏之处；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只要是宣传部明确
宣布不许报道之事，就绝不会有媒体加以报道，在这一点上是绝对
“令行禁止”的。如果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
度如何，我想，就中宣部命令的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
何改变，与“文革”时一样，根本没有新闻自由。

在国内设置的信息壁垒是与集权体制熔为一体的，置身其中的国人可
能都不觉其怪。首先是党对新闻媒介的全面控制。在人事权方面，媒
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要由各级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和
任命。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就按规定通知全国各媒体一律
采用“新华社通稿”统一“宣传口径”，禁止媒体用自己的记者采写
的新闻稿。这样的宣传确实是高效率的，只要通过新华社一家捏造或
扭曲新闻，全国媒体就都跟从了。除了日常性控制之外，还有对突发
新闻的紧急控制机制。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
部门会立即封锁事件发生地，不让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记者们接近现
场。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四川的“汉源事件”发生时，他以访友
的身分前往当地，结果那里的武警提着冲锋枪围追堵截他，把他在汉
源县公安局扣留了一个晚上。其实，国内的记者遭遇地方政府封锁消
息的经历是常见的。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事件”发生时，
官方为了封锁现场信息，甚至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
构筑信息围城。

国内信息壁垒的另一个侧面表现在出版界。新闻出版署统一掌管每家
出版社的出书计划，通过发放“书号”来限定每家出版社出书的数
量。2004年下半年有关部门再次重申，出版社除了必须申领书号外，
还必须把拟出版的每本书的书名和大致内容上报新闻出版署，经其审
查同意后方可出版。一本书能不能出版，首要的问题是政治上“正
确”与否，只要政治上“没问题”，其内容再肮脏，总能找到出版
社；可是，如果书的内容被认为政治上“有问题”，不管其学术含量
多高，思想意义多大，也不管作者如何努力，磨破嘴，跑断腿，出版
社都不敢接这种书。而政治上究竟“正确”与否，并没有事先明定的
标准，完全得由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把关”。正因为掌握了
这种“把关”权，出版社编辑们经常对作者的书稿按照政治标准任意
砍削，我在中国大陆出版了5本言论集，每一本都被出版社编辑删得
面目全非，惨不忍睹。

即便作者的书着本身政治上“没问题”，但只要作者因某篇文章被中
宣部“盯上了”，从此被列入“另册”，他就休想再出书了。笔者的
经历即为一例。2004年初我完成了两部书稿，一本是《回望农民》，
是近年写的为农民呼吁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国内报刊上发表过，另一
本是关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这两本书都没有任
何“政治问题”，天津和上海的两家出版社也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
为我后来在网上发表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这两家出版社都毁约
了。我另有两本言论集原定去年出版，也因此“泡汤”了。

国内信息壁垒的另一种形式是对文史档案严格保密，许多历史真相被
有意掩盖。从各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查阅档案资料的人之身
分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查阅者不是专业研究人员，就很难获
得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他如果达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的级别，甚
至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或档案资料的权利。北京的国家图
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来的读者之查阅范围，对
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

与此同时，国内媒体对史实的报道也受中宣部的严格控制，哪些历史
问题不能提，中宣部都有明确要求。学者若要研究这些受限制的题
目，就会遇到重重困难，比如无法接触史料，得不到研究经费，不能
出版研究成果等。

学术自由本来是兴办大学的基本前提，可是中国大陆各大学的学术活
动（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都受到政治的严格控
制。连学生们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探讨，也要学校的团委、党委层
层审批。如果中国的大学生象美国的学生一样，自行邀请演讲者并组
织讨论，会被中国大学的校方视为“非法”，学生事后至少会受到指
责和批评。

在中国大陆，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项目也必须“坚持”政治上“正
确”，而且按照政治“重要性”被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照例被列为“特级”学术研究项
目，研究经费宽裕，一些人就在这些“特级”课题里煞有介事地编造
些似是而非的“学问”，却颇受青睐，实惠多多。当局就用这样的
“专家学者”误导公众，以达到操纵舆论的目的。每有大事发生，官
办媒体会组织这类的“专家学者”发表点评。专家点评本身并无可非
议，但媒体却只许出现中宣部认为“正确”的声音，其目的无非是封
锁不同的观点，钳制受众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国内国际的重
大问题上中国受众的表现常常不可理喻的原因，他们为恐怖主义叫
好、为“9．11”拍手称快，是因为长期以来被中国的媒体和“专家
学者”们引导着按照中宣部的“韵律”起舞。

这种充当“御用”的“专家学者”正如费希特所抨击的，他们“既不
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渎神的
东西……（他们）丧失了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把贤明
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段，
……（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荣，
……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己的
奴隶，本来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谨小
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们丧
失了最后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
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去寻
找道德善良呢？”〔３〕

【作者说明】

此文系根据笔者2004年12月初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
校讲演的内容扩充而成。

【注释】

１、张宏良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年。
２、徐友渔，“国图软件比硬件重要”，《新京报》2005年1月3日。
３、〔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
　　2003年出版。

（2005.3.31）

〔原载《当代中国研究》2005年第1期（总第88期）。转载自《新世
纪网》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很长一段时间大陆诗坛兴起一股海子热，而且迄今为止此热似乎并未
减退。这让我常常不解，一个精神世界陷入不安与混沌的孤独的海子
为什么会使大陆人们如此着迷？对此我曾在劣作《我为何要选择下半
身决斗》一文中这样谈过自己对海子现象的见解：

　　“自‘6．4’以来，大陆诗坛一直处在低迷之中。尽管有过海
　　子，但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体制运作下学院派人士将一种旧式英雄
　　虚幻的理想主义拉抬起来的一个假性热潮。回过头来现在再看这
　　个热潮所产生的影响，人们无法在这段历史中寻找到与其规模相
　　适应的真实的精神内容。如果稍作研究，就会发现这个热潮所反
　　映出的实质不是体现在海子诗歌的文本内容所产生的效应上，而
　　是象当下的少男少女追星族一样，是由于大陆文人对自身某种自
　　认为应该崇高的精神在整体形象上的失落的不甘心而虚性推崇所
　　致，它所反映出来的除了大陆文人的集体虚荣心外，你无法看到
　　这次热潮在人的精神层面的真实着落。”

这一观点已经经历了好几年，其间我参与并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今诗
坛，现在回想起来，就我捕捉的新的依据，我对自己此一见解有了更
深刻的了解。

纵览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至今中国社会精神领域的普遍事实，我看到
了中国社会人们的精神实质，它主要表现了三个方面：一是对人类崇
高精神的反叛，一是对人类崇高精神的迷惘，一是义无反顾坚定不移
的对人类崇高精神的坚持。这一些对于深刻表现着人类精神的诗歌在
见证着中国当代历史的中国诗坛上反映的淋漓尽致！

很久一段时间中国文化界讨论着一种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
象，其态度是“反文化”。所谓“反文化”就是颠覆过去历史中人类
以诸如以“真善美”、“正义”、“良知”等为精神基础所建立起来
的文化价值。这种现象在作为文化先驱的诗歌中得以反映是在上世纪
80年代末期开始萌芽，其典型的一例，是有人提出所谓“非非主义”
理论。就其实，主张“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出现在中国诗坛是
源于朦胧诗派为代表的文化现象掀起的对当时中国社会影响深刻的
“人主义思潮”否定了笼罩在整个中国社会让过去一些人们深信不移
的极具欺骗性的伪崇高精神（盲从党盲从组织盲从国家大机器的绝对
精神崇拜）而引起一些人们对真正需坚持的人类精神是什么的深度反
思，这种反思现象刚出现就遭遇了中国社会爆发的那次令人痛心疾首
的环境强力。这种无人能颠覆的环境强力的干预以极现实的姿态在很
多人们心中诋毁了真正正在重建自上世纪中期被随中共建制而笼罩在
整个中国社会的伪崇高精神所毁灭了的文化传统的“个人主义思潮”
的努力，而使一些人们选择了“后现代主义”先驱者们“反文化”的
反思中对过去历史人类以诸如“真善美”等为精神基础所建立起来的
文化价值的反对的一面，而在其文化的精神实质中彻底的坚持了对掀
起“个人主义思潮”的人们所显现的提倡人类真正崇高精神的反对
（由此，人们应看到在人类的文化生活中政治担负着多么重要的角
色！这是在人类历史中扮演政治重要角色的人们务必切切牢记
的！）。

这一“反文化”的所谓“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诗坛达到顶峰是以“下
半身写作”空前盛行而显现的，它以极反讽的意味消解了上世纪80年
代人们在中国社会所显现出的人类崇高精神。这种消解就象美国人选
总统常出现的现象，一部分人在大势塑造候选者的正面形象，反对者
却在努力寻找他的私人生活极力找出桃色抹在他身上，败坏其形象。
“下半身写作”就是有人受时局默许与放纵，有意无意对人类精神涂
抹桃色，以败坏在人们心中人类精神真正应具有的形象。这种所谓的
“后现代主义”“反文化”现象之所以产生，并不是那些儒酸的经院
文人象无头苍蝇所盲目杜撰的所谓人类精神正出现颠覆，原因很明
了，而是中国社会在倡导人类崇高精神的努力被严厉阻遏后，文化作
为人类生存不会不出现的事物，它必须另寻出口，不可能你杀去一批
人，另外活着的人就不思考，不发声，不立言，而要思考，要发声，
要立言，思考崇高的思维已经被指定为死路后，作为事物两极的另一
极思维──思考不崇高的思维不期而然就成了整个文化思维的主角，
而对崇高与不崇高不知何去何从的思维就陷入了迷惘。这就是所谓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段流行的真正原因。不是所谓人类发展到一
定阶段文化的必然颠覆或转弯，而是社会强力导致的的人类发展规律
在经历挫折。

开篇我提及的自己对于海子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陆文人对自身
某种自认为应该崇高的精神在整体形象上的失落的不甘心”只谈了结
果，而没指出原因，上文的分析即深刻道明了其出现的根源：社会强
力对具有崇高精神的文化探索与追求的毁灭性惩罚致使尚具良知的中
国知识界陷入了痛苦、惶惑与迷惘，而痛苦、惶惑与迷惘，这些正是
海子诗歌所具有的特质，因而使得其诗作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引起了
回音，成为了中国某些不甘堕落的知识分子陷入虚无、逃避现实、偏
安自我的理想精神乐园。

但社会不管再怎样黑暗，哪怕如秦嬴终还会有陈胜吴广。在中国黑暗
的现实地底，中国诗坛仍然还有着被深压在底层义无反顾坚定不移的
坚持对人类崇高精神书写的中国诗人，譬如我就是极显然的一例，我
的许多作品都深刻反映了关注社会关注政治关注现实的精神实质，即
使是心怀忧郁的诗作也是因自己抱负难展而不安，而不是如海子一样
纠结在对个体与空洞的所谓灵魂、空泛的人类的一些不着边际的事物
的缠绵中。

对现实的真情关注是对崇高的实质表白。在经历了因社会环境强力所
带来的人类精神逆流在中国泛滥一段后，当良知成为我们真实的主题
时，我们回过头再看所谓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会知道所谓“后现代
主义”不过是人类崇高精神在被迫处于真空一样的舞台时，不期而
然，跑上台来的一个缺乏角色意识不明白自己为何物的可笑小丑。

（2004.11.2 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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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对海子名诗的剖析与批评


　　面向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
　　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一个孤独自我的人对自己的告诫！其实不具有很多人们对其所追
捧的崇高境界，是诗者本人意识到了崇高境界的重要性，而提醒自己
应该去做。“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这是说自己曾经，就在昨
天之前并不知道。“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这
更证实着这点。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
属/愿你在尘世获的幸福/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诗者在谈
获得“幸福”感觉之后的喜悦，这可能只是诗者自己的一种空想，自
己是否真能做到并不能保证。这里的精神实质是一个孤独的人在因其
孤独不能从环境中获得幸福而体会到要获得幸福必须“面向大海”的
重要，而“面向大海”并不是诗者本身自在的主动的勉力为之的刻意
追求！他是被动的，是一种试图尝试，甚至还不曾尝试，而尝试之后
是否能努力坚持也不可知。既然是试图尝试，并不曾被证明，不代表
经验与执著，这就充分显示了一种迷惘！这甚至不能认为是梦想！梦
想是认定为美好并勉力去达到的蓝图。而既然是预备尝试，是一种不
确定，当然不能认为是诗者的梦想，我觉得这该是一种心血来潮。尽
管这样说会对死者有些残忍，但诗中显示的风貌的确是这样的。如果
研究需要客观，我们不得不讲求实际。就海子最终让人为之扼腕，也
或许能找见这种心血来潮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