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来自台湾的声音《早安中国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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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bs.org.tw/big5/Programs/Content.aspx?Prg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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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对国民党就没有什么好感，无论是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右派。对右
派的恶感首先来自于中共多年的洗脑之功，从我记事时起，满耳满眼
都是“国民党反动派”、“蒋家王朝”等等这样的名词儿，一直到80
年代，才约略知道一点不同，那就是国民党曾经英勇抗日的事迹，虽
然这点点好感来得极晚，却并没有保留得太久，很快就被它与中共互
为伯仲的专制统治历史所抵消。

有时尽量想把国民党想象得好一些，可除了抗日时期牺牲了许多英勇
的将士外，很难再找到能供人留念的东西，即使是偏安于台湾的后
期，政治的开明与进步也不能说成是该党的伟大，用大陆的术语来
讲，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与共产党的区别是，国
民党在被推着走的时候，不象中共表现的那么明目张胆的不情愿。

对左派，特别是大陆的中国国民党，感觉则是别样：说好听点是弃
儿，难听点则是逆子贰臣，摇尾于大陆，乞怜之情甚笃，日日在人家
的另眼之辱下煎熬，十分的可悲，。比较起来，却又有些好感起台湾
的国民党来，特别是近年该党日趋衰微，内外交困，渐失民意，惹得
人直生怜心。

然而，既然都叫做国民党，那也就根本上有些共同，比如现在，台湾
的国民党大概是感到生死存亡迫在眉睫了，同时又悟通了存亡事大，
失节事小的道理，便派了一团出访中国大陆，为了此行的畅通，国民
党对中共的反分裂恶法显得不仅特别有养涵不说，还不断反对台湾民
众和社会团体反“法”意愿，甚至祭出“国共和解”的招魂幡，试图
消解台湾民众的怒气，就差没有山呼万岁，许诺跪迎解放军进驻台湾
了。看着江丙坤喜笑颜开、意气风发的神态，令人殊为不解：如此高
兴，所为何来？究竟他是因为能够拜谒疏落了数十年的先贤灵地而高
兴？还是因为能代表台湾民众向中共传达“3．26”民情而高兴？均
非也，一个已经失去了国人之心的弥留老党，在台湾自由市场中无法
混日子，不思痛改前非，急台湾民众之所急，竟然步其左派的前尘，
以乞食于大陆为得策。忘记了历史，也忽略了现实，以为中共如同慷
慨的阔佬，出手大放得不得了，一下子就抛食12款，能给你白得吗、
中共真的是个傻大佬吗？

当然，国民党的用心也甚为精细，比如获得一些中共的许诺，然后招
摇于台湾，或许还能够使耋耄老党焕发出点青春来，使孱弱的腰身婀
娜起来，甚至有可能在中共的鼎力扶持下，再当几年阿斗也未定。所
以国民党才能这样舒心愉快地面对中共的慷慨抛赐，饕餮嗟来之食。

然而，些许阿物，岂能入台湾民众之眼，国民党老矣，虽然食量颇
巨，却真的俄倾“为之三遗矢”了。

用什么来答谢中共的“厚爱”呢？或者说国民党北京之行用什么来向
中共进贡呢？

臣服。除此，大概没有更能让中共欢心的东西了。

臣服之一，国民党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上文已经说过，即对《反分
裂法”奴》倾心。虽然这种倾心目前没有现实意义，可未必将来也没
有。比如上台后呢？

臣服之二，压制台湾民意，利用手中还有个把人，四处吹嘘中共的大
度、统一的种种好处，做奴才的省心与舒适等等。

臣服之三，努力学习中共加强执政能力的宝贵经验（虽然为时已晚，
却为亡羊补牢之想），努力确保库存之“先”，并以三个代表与三民
主义暗合。

臣服之四，与中国大陆国民党合并，成为中共政协一成员，美其名曰
完成国父夙愿，以盛况难再炫耀于前，以统一大业滋事于后。

臣服之五，在台湾开辟中共宣传阵地。大家或许都还记得中央电视台
四套的台湾经历，此次中共“一十二款抛食”中二次提出媒体合作，
欲再上演只许他放火，不许人点灯的丑剧。或许有了国民党这个贤内
助，这把火恐怕要放得更蛮横些了。

既然人家愿意臣服，中共也不能不扶这个阿斗，此后国共又将亲密合
作，共谋台湾的统治大权。只是今非昔比，此种专事夺权的丑行，绑
票讹人的恶举，在自由和民主的时代，还能够奏效吗？不要紧，有中
共不惜血本从俄罗斯高价购买的废铜烂铁做后盾，以《反分裂法》做
理由，谁敢不服？别人不服，国民党服！

〔转载自《大纪元》2005.4.2 07:24；http://www.dajiyuan.com〕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又到了！

今天，我们在贵阳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和缅怀历年来为中
国的民主、自由而献身的人们，深切悼念和缅怀在89年“6．4”学生
运动中为追求民主、自由而被极权政府枪杀的同胞和亲人们！

我们怀着无尽的哀思和崇敬的心情，向所有的先驱们祭奠和鞠躬！！

一直以来，先躯们舍身为民、勇敢顽强、无私无畏、超凡脱俗、以忘
我的精神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极权政府和独裁者。为追求民主、自由
把自已的安危置之度外、不畏强暴，为中国的民主、自由抛头颅、洒
热血而英勇献身，他们的行为，将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在华夏优秀儿女舍身奋斗的历史进程中，一切为反对强权、专制和独
裁的勇士们、英烈们，皆是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这个民族
的脊梁，我们永远缅怀他们！

向历年来为追求民主、自由而献身的先烈们致哀！

向89“6．4”的死难者致哀！

向一切不畏强暴，敢于挑战极权政治、反对独裁暴政而献身的先烈们
致哀！

向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特别致哀！

（2005年清明节于中国贵阳）

鲁迅名言“豫言者，即先觉，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
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华盖集续集》）

中共“13大”和“8大”有很多地方相似。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上看，“8大”时是苏联赫鲁晓夫上台后，反对斯大林路线，“13
大”时是苏联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继续反对斯大林路线。从国内政治
路线上看，“8大”的政治报告是正确的，提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但“8
大”的正确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就在全党开展
整风运动，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接着开展反右斗争，全国有50
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13大”的政治报
告写的也很好，提出了政治改革，要实行党政分开、协商对话、加强
法制等。但“13大”的正确路线也没有贯彻执行，会议结束后不久，
邓小平在全国开展治理整顿运动，阻碍政治改革的进行。尽管邓小平
在1989年5月27日，元老钦定江泽民的会议上说“新的领导班子一定
要贯彻执行11届3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
“13大”的政治报告是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改革
开放的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讲到底，这应该我们对新一代领
导集体的期望和要求。”（张良著《六四真相》）但中共制造
“6．4”惨案后，召开的“14大”、“15大”，在政治改革上并没有
执行“13大”方针、政策、路线，而是倒退了，又一次表现了封建专
制政权的人亡政息的特性。

中共“8大”和“13大”的正确路线只所以没有贯彻执行，是由于中
共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一套民主程序来更迭权力，高层权力斗争只能
以否定发展生产力的正确路线为代价。中共的政治改革可以说从“8
大”时毛泽东就着手进行了，毛泽东说“依我看来，有件事17年来一
直没有妥善解决。起初，为了国家安全并且鉴于苏联在斯大林的继承
人问题上的教训，我们提出了第一线和第二线。我处于第二线，其他
同志在第一线。”又说“马林科夫不成熟。斯大林死前没有当权，每
次会议都敬酒，吹吹捧捧。想在斯大林没死之前树立他的威信，没想
到走向反面。”还说“这是我故意大权旁落的。为什么说我对领导层
分一、二线有责任呢？政治局常委分一、二线，搞书记处，是我提议
……。”（1966年10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收入《毛泽
东思想万岁》）设立政治局常委和有更多职权的书记处，都是从“8
大”开始的，都是“8大”新党章规定的调整组织工作的一部分。毛
泽东把常委分成一、二线，同设立书记处联系起来谈，说明二者是有
联系的，一个有较大权力的书记处的设立，会使党更好地自立。“8
大”期间毛泽东着手准备退居二线，这就是“8大”新党章里关于名
誉主席的规定，唯一能担任这一职务的只能是毛泽东，这是不言而喻
的。退到这个位置上，它会使继承人得以接过中国共产党主席位置，
不至正式彻底的削夺毛泽东在中共最高位置。毛泽东正式退居二线是
在1959年中共8届7中全会上和2届人大1次会议上，刘少奇继任国家主
席，理由是使毛泽东的以集中精力通盘考虑政策和理论问题。毛泽东
打算在第9次代表大会上从党的主席退任名誉主席。结果，按照1956
年修改的党章规定，应该于1961年召开“9大”，直到文化大革命中
举行。中共理论家陈泊达说“1963年，一线二线的问题提出来，主席
退到二线。这是一项组织措施，可是，邓小平以为现在他有了全部权
力。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还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然而，刘少奇、邓
小平二人利用毛主席休养之机，在下层推行错误路线。”（1967年1
月12日《革命工人报》）

1962年初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的表现之后，毛泽东对刘少奇作为接
班人不那么热情了。1962年秋中共十中全会后，总书记邓小平的事也
做不了多少了。1970年12月18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
“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
“那就早了，1965年《二十二条》的发表…….”（《西行漫>》）在
党的体制下，从组织上合法的清除刘少奇，毛泽东没有一定把握，因
此就诉诸于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之一。可
见在封建专制下，毛泽东设一线二线的初衷尽管是为了防止苏联事件
发生，但没有摆脱传统的封建专制框框，名誉主席也只不过是“太上
皇”而已，不可能真正退下来。中共“13大”邓小平也仿“8大”而
设一、二线和书记处，他也搞个半退，不当政治局常委和中顾委主
任，只留任军委主席，准备在14大时全退下来。和毛泽东引退计划一
样，邓小平地位下降后，中央高层形成两个权力中心，高层权力斗争
日趋激烈。1989年5月18日，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开会时，李先念
说“小平同志跟我说，要在北京实行戒严，我是举双手赞成，为什么
会出现现在的这样局面？我看问题出在党内，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如
果党内没有分歧，政治局常委是团结一致的，就不会有现在的混乱局
面。李鹏、依林同志和我说过，赵紫阳在这个问题上与我们不一样，
他一直反对“4．26”社论的定性，一直认为这不是动乱，这样2个司
令部就出来了。所以，如果再不在北京戒严，我们都要被管制了。”
（张良著《六四真相》）李先念反复强调有2个司令部，这是实话，
这说明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是多么旗帜鲜明。1988年9月，中共13届3
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后，邓小平开始对赵紫阳接
班问题不那么热心了，这次会议显示出赵紫阳的政治改革路线搁置
了。邓小平学习毛泽东当年以上海为政治基地一样，1988年底到上海
后，一住就是几个月。赵紫阳在北京会见外宾，邓小平在上海会见外
宾，这时《人民日报》也连续刊登上海治理整顿经济秩序的成果，只
字不提“13大”的政治改革，只是到了2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来华
访问时，邓小平才回到北京。赵紫阳像刘少奇当年坚持“8大”正确
路线一样，坚持“13大”的正确路线，全力推进政治改革的进行。邓
小平和赵紫阳的分歧是从13届3中全会开始的，邓小平要强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赵紫阳强调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作为保障。邓小平
想从组织上合法清除赵紫阳也不可能，也只有利用群众运动这条路
了。

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以被严家其等一批知识分子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们
为了推动政治改革，为了保住赵紫阳的权力地位，开展了和保守派的
论战。中共保守派针对1987年赵紫阳提出的政治改革，于1988年至
1989年春提出新权威主义，认为“中国根本问题是要有一个稳定的权
威政治体制。”邓小平也为这种思潮摇旗呐喊，他说“我的中心意思
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的进行。没有
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邓小平文选第3
卷》277页）中共改革派的主要观点有1988年11月21日上海《世界经
济导报》发表了曹思源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一文，他说
“社会主义议会民主之路，意味着在必要的情况下，公民只能通过议
会和平地更换政府，政府也只能通过立法和执法途径约束公民，从而
最大限度地避免暴力对抗，在国内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大显身手和平
改革，和平建设，和平发展的社会环境。”还有1988年《天津社会科
学》发表严家其的《从“非程序政治”走向“程序政治”——论中国
政治现代化》一文，他认为“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
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1989年《新观察》第7期发表谢云的《也谈
专制与自由的调情》一文说“放眼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股汹涌澎湃
的民主潮流，摈弃了民主和法制的个人权威，不论是建立在刺刀上
的，或者功勋上的，或者迷信上的，或者其它什么之上的，正一个个
从权力顶峰上跌下来，或者摇摇欲坠。”这次论战是89民运的前奏，
是民主与专制的再一次交锋。

89民运是一把双刃剑，邓小平放纵运动，然后采取镇压行动，把责任
推给赵紫阳，以分裂党的罪名把他打倒，成功的完成一次非程序权力
更迭。事实证明了几位民主派理论家预测的邓小平在搞非程序权力更
迭。赵紫阳没有坐以待毙，采取了和刘少奇相反的方式，主动出击支
持学运，企图象毛泽东一样，利用学生运动搬倒邓小平和保守派们选
的接班人李鹏。结果赵紫阳被摆官软禁，比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体面的
多了。这也是专制的一种失败，在民主力量壮大条件下，邓小平不能
象斯大林、毛泽东一样从肉体上消灭政敌。1957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
致了对中共“8大”路线的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出现，1989
年春夏的政治风波导致对中共“13大”路线的否定，以讲政治运动的
路线出现。历史的外表形式是那么的相似，但内容已发生了很多质的
变化，89民运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它孕育着新的民主政体的许多要
素。

赵紫阳对中共政治改革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戈尔巴乔夫。

民运人士需要学习民主吗？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不仅需要，而且是更加需要！”为什么会
这样呢？俗话说得好，“打铁先得本身硬”——道理就这么简单，但
是我们对这句话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同任何事物一样，简单的
道理有时候却包含着很复杂的内容，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情况就更
是如此。现代生活要求人们一定要努力摆脱简单思维方式的束缚和简
单思维模式的影响，以便培养一种能够适应多样化事物的多元化思
维。本文要涉及的民运人士的学习问题也就属于这一类。

目前，在我们许多民运人士的看法和想法中，我们只要是反对共产党
就是“民主的”，其实这样的看法也说不上有什么错误，只是它是站
在了民主最低水平线上的看法。在这样的水平线上，任何人——不管
他是谁，只要他反对目前共产党专政，那么他们的行为都可以被看成
是“民主的”，因此在评判这种“民主的”的行为时并不存在此种行
为“水平高底”问题。就以法轮功反对共产党行为的例子来说吧，我
们便会很容易的看清楚其间的道理。法轮功作为一个民间气功组织，
其信众之所以走上反对共产党的道路，原因很清楚，共产党在1999年
6、7月期间对他们的在中国各地的活动采取了一个错误的、专制的评
判，在此评判中，法轮功组织和中国那时的政治反对派组织一样的失
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与此相应的是，政府以专制的权力介入了它不
应该介入的那种裁判活动的后果是，由此而引起了政府权力的进一步
专制化。就此而言，广大的法轮功信众反对共产党政府的这种专制裁
判行为，争取自己象1999年以前那样的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存在”的
行动的确是一种“民主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政治的行为。但是这
种行为是不是要求法轮功信众在政治上一定要达到一个“高度”？我
看是不一定的。这也就是说，法轮功信众站在气功组织的立场上享有
同我们民运人士一样的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权利，此种权利可以说是“
天赋人权”，是任何一个处身于政治压迫境地的或者受到了不公正政
治待遇的人都可以享有和运用的。与此相应的是，在运用这种权利的
时候，对普通人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学习”的问题。

但是上述情形如果发生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队伍中间，问题就会发生
变化，如果认为民运人士应该和法轮功信众一样不是“政治中的人”
“不搞政治”也可以使中国民主化，那岂不是弄成了笑话？可是，我
们还是不笑的为好，因为在我们的队伍中间，就有一些人把这样的类
似于笑话的东西当成了真理，并且乐此不疲地鼓吹之。按照这些人的
上述看法，民运人士在搞民主的时候，似乎也不存在需要学习民主的
问题，民主对于他们来说好象是一个“当然”式的存在。我们的看法
是这样，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仅仅是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政治上的一
个出发点，仅此而已，再就没有任何意义，任何一种在“出发点”上
增加意义的行为都是我们应该全力以赴反对之的事情。

民主在我们的手里同在任何人的手里一样，肯定有一种“当然”式存
在的意义，这一点，我并不否认，情形正如我们在一个普通的法轮功
学员身上所发现的那样，他们的确是“不想搞政治”的，也没有为中
国人民建立民主制度的愿望和思想，一心只想着要炼功，“强身键
体”，但是共产党的取缔法轮功的做法把他们逼上了“反对”共产党
的境地就使他们的行为产生出了“当然”式民主的色彩，就靠着这一
点“当然”式的民主，他们在反对共产党的事情上可以作得很出色已
经是一个事实了，但是问题恰恰就在于我们中国民运人士如果只知道
反对共产党就等于民主，那么就有可能坏事了。因为在中国，民运人
士是政治人士，如果说政治人士“不搞政治”那岂不是自相矛盾？再
则，在政治上，民运人士应该说是“业内人士”，“业内人士”在20
多年的时间中还站在民主的“起点”上，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值得
自豪和骄傲的了。在许多人的感觉和言论中，民运人士好象“很臭”
民主运动好象是死水一潭，我看主要的原因也许就存在于这里。如果
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认为自己是“当然”的民主人士，那么，我们
还需要什么学习呢？如果认为我们自己的民主的瓶子里已经装满了民
主的水，除了把水倒出来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可以干的了？事实与此
恰恰相反，我们真正需要学习民主，不是需要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
是需要下工夫、花费大力气来学习民主。

我们的行为的意义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我们如果只
懂得“反对”意义上的民主而没有认识到我们“反对”行为的最终目
的是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那我们就有可能变成为没有头的苍蝇。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反对派”是立足于一个政治上的简单的“反对
地位”，和政治上的当权派唱对台戏（这是由民主政治竞争性质决定
的），他们的行为是属于消极的“维护”民主政治的行为，不具有
“建设”或者“建立”民主政治制度的性质，而我们呢？完全就不是
这样的了，一旦有一天，我们在中国变成了执政党，那么中国的政治
变化就不只是改变了一届政府，而进行了一场“革命”，因此，这种
“革命”性质的因素就要求我们一定要站在比普通的“反对党”更高
的一个水平上，而要作到这一点，我们除了“学习民主”这一条道路
外，没有终南捷径可走。

就历史的经验与教训来谈学习民主的重要性

对于我们来讲，民主的“当然”意义若不发展成为一个“必然”的意
义的话，那么，在中国要最终地建设民主制度的事情是没有多大的指
望的，因为我们和中国社会上的那么多的反对共产党制度、反对共产
党专制、反对共产党社会的人的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要在“反
对”的过程中使中国民主化。这样以来，我们事实上担负的是民族民
主化的任务，如果说这种任务和中国共产党以前所宣传的那种“历史
使命”有着意义上的重合的话，那么一个时代让位于另一个时代的情
况，就变成我们当前行为的价值的支撑点。可见，我们要在中国实现
的大事业决定了我们得需要“充实”自己，而学习民主就是“充实”
自己的工作的一部分。

民主在我们中国的100多年间，基本意义是没有什么变化的，这一点
用不着怀疑，但是民主的发展、民主的进步以及民主在新的世纪和新
的时代中所产生的变化因素却是我们要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在研究的
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民主的理论、民主的思想和民主的精神是日
新月异的，如果我们现有的民主的知识和理念不及时更新的话，我们
所能够保守住的民主就不过是“皮毛”的了。全世界只有一个民主，
但是对民主的表达和对民主的叙述却是因国家、因民族和因文化而有
差异的，所以，民主没有“现成”的意义，所有那些进入民主或者正
在进入民主的民族国家都对民主保持着一种自己的理解和解读，没有
两个民主是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也同时意味着所有已经走上了“
民主化”道路的国家和人民的经历和历史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对
于民主的贡献也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这样的情形来看，我们中国
的民主化运动之所以屡屡受挫，一个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们的人民对
民主的理解还是没有走出毛泽东思想的范围（出毛），没有脱去和邓
小平影响（去邓）。

民主有两种意义：一是“当然”意义上的；二是“或然”意义上的，
现在我们只知道前一种，而不知道后一种，而要能够知道后一种民
主，我们除了学习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掌握的了。我们是反对
共产党的，但是共产党在中国20世纪30-40年代的“坐大”的历史我
们却没有科学的研究和批判之，我们以为它在这个时间上它的成功，
是老天爷对中国人民的“惩罚”。如果说目前被人们评价很高的《大
纪元》“九评共产党”的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就最好的体现了这一
点的话，那么，我们民运人士批判共产党的水平“落后”于它，就是
一桩很令人遗憾的事情了。其实，依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批判的低级
水平，这个水平上的批判除了能够看到一个人性意义上的“恶”之外
，就很难发现被批判的“历史”。又如果说这种批判同18世纪法国唯
物论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话，那么要在2个
世纪之后人们还想要保持这种的水平的价值，就有一种“过时”的嫌
疑。因此站在批判的立场上，我虽然也赞同和赞赏这样的批判，但
是，我认为把批判共产党的行为保持在这低级的水平上是无助于推进
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的。因此，我主张民运人士对这种批判不应该持否
定态度，也不要模仿马克思那样对当时的西方社会共产主义阵营中的
自己不满意的“批判”实行“批判的批判”的做法，把矛头直接的对
准自己阵营中的人。在搞民主的问题上，我们应当允许这种批判，在
宣传的意义上，也应该“同意”这种批判，但是，这样的行为和看法
丝毫都不应该影响和转移我们对共产党的历史和作为做出具有“历史
意义”的、“科学式”的批判，如果说在这样的批判中，我们能够发
现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也有着一种并非是反面意义上的价值
的话，那么共产党其所以走到了今天，不就是对价值的否定和破坏
吗？只有这样，我们对于人和事的判断就会摆脱那种“胎里坏”的简
陋思想的了。有了上述的看法，我个人在分析共产党“坐大”的那段
历史时，却发现了住在了延安土窑洞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共产党人学习
的问题。按照我们现在的过激的看法，这些共产党人是一伙地地道道
的“中国式土匪”，是一些嗜血成性的豺狼，但是，真实的情况也许
不是这样，他们也是中国社会上的受压迫的穷苦老百姓，他们有权利
在“大动乱”的社会中为了自身的解放而拿起“枪杆子”，如果说他
们同当时其他军队有一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这些人多少懂得学习
的重要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开始了学习（包括学习文化知识）。

这样以来他们不但“玩枪杆子”，而且他们中的少数人竟玩起了“笔
杆子”。所以毛泽东那时候实际上以两个司令自居：一个是军事意义
上的司令，一个是“文化”意义上的司令。于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
年代，一个“山大王”不但要给那一帮字目不识丁的文盲们“灌输”
“马克思列宁主义、”“新三民主义”（实际上是毛泽东主义），而
且还让他们学习哲学、学习历史、甚至还叫他们学习“文艺知识”和
掌握“文艺理论”。如果是这种毛主义式的学习，使中国共产党人在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间上彻底摆脱了斯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束
缚，使他们“自觉”的“回归”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把共产
主义的“大红旗”换成了“新三民主义”的“杏黄旗”，把一个“无
产阶级专政”换成“4阶级联合执政”，把在中国“实现无产阶级的
革命”的事情解释为在中国“推行”“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新三民主
义的经济、新三民主义的文化”的行为，不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举动
吗？就此去研究共产党在中国的“得势”的原因，我们就有可能摆脱
“历史是欺骗人的”这种陈腐而又简陋的思想的左右，以求在理解的
基础上进行有效的批判；否则，我们就会抱怨“历史的子宫”只产“
邪恶的儿子”。

上述的事情只过是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生活在“社会大动
乱”中的以“枪杆子”起家的共产党，在“枪杆子称王称霸”的时代
尚且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从这样的事例中，我们现在这些“不拿枪杆
子”的民运人士在21世纪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中，如果在对比中看不出
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反对共产党的行为的意义就有可能
停止在“低级的水平”上，很难使我们理想与思想实现长足的发展。
在实现民主的这个问题上，我们主要地是借助于民主的政治运动，因
此，这样的运动就要求我们对于民主、民主政治以及民主的运动要有
一种自己的见解和理解。在一般场合中，我们虽然能够说出什么是
“不民主”，但是比这重要的是我们还要说出“什么是民主”？在目
前，我们能够说出的民主却是很不理想的，不是说出了个“中产阶
级”的民主，就是说了个“改革开放”式的民主，殊不知这样的民主
在中国只有一点点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在本质上又拒绝人民大众，人
民大众也是不愿意“进入”的。因此，我们即就是具有了现代政治的
市场观念和知识，我们也还是没有认识到“统治阶级开明派市场”和
“中产阶级市场”是一个不具有开放性的市场，这样的市场的前景也
是看不好的。在这里，我们的政治市场的观念看来还需要一种转变，
我们要最终建设成的那个超级政治市场应该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开放
式市场。因此，这个市场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而不应该是一部分
人的或者说是一个或者几个阶级的。

关于学习民主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学习民主的经典理论：

我们民运人士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不熟悉民主的经典著作和经
典理论，因此，我们在涉及到具体的民主问题时，往往会暴露出根底
浅薄的毛病。检讨这样的问题，当然于我们在专制社会中所受到的教
育有关。过去不管是在社会教育或者学校教育中，我们对西方经典民
主理论都抱着一个无知的轻蔑的态度，把它放在“资产阶级”一栏中
去，用“阶级论”的观点去评头品足，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说这些
东西在当时的环境下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在更多的时间
中，我们判定它是“落后于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反动的东西”。
因此，当教育迫使我们站在一个官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的立场上时，我们就以为这些东西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为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提供了一种政治上和学术上的“陪
衬”。

正因为对我们来说存在着以上的问题，所以我们虽然在过去的时间内
也接触过经典著作和经典理论，可是我们对它的关系还谈不上研究，
这样的情况和我们的民主运动要求我们民运人士要熟悉经典和研究经
典情况就产生了很大的差距，为了缩小和缩短这个差距，我们就得提
出重新学习的问题。当然在重新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摆脱以前对
待经典的那种不恭敬的态度，重新认识经典东西在民主的当下环境中
的意义和作用。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思考民主的现实问题时也就有
了一个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了。从这样的学习入手，我们便会发
现“源头”上的民主意义之丰富和伟大。时间虽然过去了甚至2、3个
世纪，在今天我们还是它的受益者。譬如，我们在反对专制政府的时
候，读一读洛克的《政府论》，读一读边沁的《政府片论》，读一读
《联邦党人文集》，我们就会发现由这些民主的先哲们所揭示的那些
有关政府的真理永远也不会过时，用“光芒万丈”这样的语言形容
之，一点也不过分。在过去的时间内，我们曾经以为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光芒万丈”的，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接触到真正的“光
芒万丈”的作品！

我们大概都知道民主是一种普通的制度，这种制度要能够在后来的时
间中逃出和专制制度一样的面临“腐化变质”的危险局面，就不得不
对人性作出新的解读和新的理解，于是，民主就具有了一种广泛的哲
学意义，而在近代哲学中，我们就可以寻找到民主的哲学。因此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即使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地看重某些古典哲学大师的作
品，只要我们在研究和阅读它时能够从中汲取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精
神，那么被马克思推崇的那些哲学家的著作也可以进入我们学习范围
就没有什么值得可以批评的地方，这些哲学家中，有笛卡尔、培根、
卢梭、康德、黑格尔等等。以前如果我们是站在一个绝对主义的立场
上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的话，那么，在摆脱了这个绝对主义的立场之
后，我们翻过头去阅读和研究这些作品，一定会大有收获的。可见，
如果我们真正地走出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方面对我们的统治，那么带着
一种教训从事这样的学习工作，我们就不至于把那些当年我们没有“
嚼烂的馍”从口里吐了出去。

要作到上述的一点，有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够用政
治上的方式和方法来进行精神和思想方面的那种斗争，也就是说我们
得对这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作一个清楚的分类，绝不允许把我们在政
治上同专制主义的斗争不加任何限制地转移到精神和思想的领域，象
毛泽东晚年所作的那样。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民运人士所能够赖以
安身立命的精神和思想就会大大的萎缩，情形就如我们现在的某些民
运人士一样，精神和思想狭小得只能够盛在一个小酒盅中。可不是
吗？在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邪皮”的人的眼光中，对马克思主
义的“邪”的“根源”的“深挖”不就是把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
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西方的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用列宁的话来说的马
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也推上了批判席吗？

（二）学习当代的民主理论和民主观念以及民主国家的当代的经验：

在上面我们其所以说到民运人士一定要学习经典的理论的一个原因还
在于一般而言，经典理论大多数是以人的普遍性立言，研究的多是普
遍的人性，这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具有一致性，因此，在接受经典民主
的理论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超越文化或者民族的障碍，但是这样
的情形在研究和学习现代的民主理论时，就不可能完全如此。就一般
意义而言，现代民主理论和民主的有关思想是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学
者专家们”对于现代民主的解读，其中更多的牵扯到具体的民族、文
化、历史等等极其复杂的因素，因而在这样的理论和思想中就免不了
要发生民主的有关一系列的争论和疑问，如果说对这些争论和疑问的
研究会必然地涉及到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的话，那么，
民主的普世价值被掩盖而它的特殊价值被突出就可能是一个并非偶然
的现象，如果说这种现象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被解读成为民族间的文
化或者历史的冲突的话，那么在向全人类的民主化的过渡中，如何克
服这样的冲突，就变成为一个当代民主的主要话题。问题却在于，如
果这个话题对于正在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和民族讲没有压力的话，那么
民主的前景也许会是一片光明的，情况恰恰相反，对于那些如我们中
国一样处在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要求民主的人来说，困难就显得很
大。当前这样的困难象拦路虎一样地挡住了我们民运人士之路，那就
是我们把自己不能够实现民主的事情一股脑的记在了我们祖先的帐上
和文化的帐上，仿佛我们的祖先们和我们的文化要为我们的“错误”
买单。

现在我们民运人士所具有的民主知识很多是从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中“
直接”“拿”过来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拿来主义”的呼声
很高，许多民运人士是在这种呼声中建立自己的思想的），因此，那
些在西方民主社会中被视为真理的东西就非常容易地流入我们中国的
了。回想起那个时候的中国各大学，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胡塞尔
的现象学、萨特的存在主义以及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泛滥一时，情况
的确很是复杂，与此相应的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理论也涌入中国，
许多不满意教条主义的青年人对此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于是，象“中
产阶级论”、“精英论”、“民主的条件和前提论”等等都被我们的
中国“学子”囫囵吞枣地咽到肚子里去，待到他们这些人在“6．4”
之后变成了民运人士时，消化不良的毛病就表现很突出。你说他们不
懂民主吧，那好象不对，他们在谈起某些外国的民主理论时头头是道
滴水不漏，但是这种谈论和中国问题有多大的关系，他们就知之不多
了。他们在认为自己拿到了最现代的民主的理论的时候，就会故步自
封。对于这些人，你说他们应该学习民主的知识，他们会对你嗤之以
鼻。

我在最近写作的《就“民运”一词，谈经验意义上的民主》的文章中
说过，民运人士的学习同“专家学者们”的治学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
意义，在后者那里真理具有纯粹的学术价值，它本身就一个价值的结
构，所以它不服从任何的外在的权威，亦不承认任何的外在的目的，
如同我们过去批判过的那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东西，只是民运人士
的学习情况就不能是这样，他们得需要服务于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大
局，因此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就同“专家学者们”研究的要有所区
别，不然的话，认为我们民运人士只有达到了“专家学者们”的水
平，我们的民主知识才算是“过关”就是一场误会。正是抓住了这一
点，我们民运人士学习民主的现代知识的问题就存在着一个我们的选
择，如果这种选择之于我们是不自由的，那么，我们的学习就没有什
么意义的了，但是，我们只要能够作到自由的选择，那么，现代民主
社会中所积累的那么多的民主的知识是足可以满足我们的求知欲望
的。依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在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海洋中是可以折桂撷
英的。

（三）向中国人民的政治实践学习，总结我们的经验与教训：

学习民主的经典著作和学习与借鉴外国民主的现代经验固然是我们中
国民运人士学习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同学习我们本国人民的政治历
史与政治经验这样的事情比较起来就不能不居于次要位置，在这里，
学习前者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有助于学习后者。因为我们的学习不是
无的放失，也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促进我们中国的民主
化运动而展开的。就这一点来讲，我们的学习必须是“实用”的，虽
然我们并不一定在哲学上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和前一种学习不一样，后一种学习没有一个可以使用的“书本”，这
就无形中加大了学习的难度。如果说人类文化的继承性质决定了人类
学习无不是从已有的“书本”开始的话，那么学习行为的最困难的地
方就在于人们如何能够突破现有的“书本”而建立新的知识体系。民
主的知识尤其是这样，我们不学习前人已有的知识还则罢了，一旦我
们学习了，就免不了要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受它的“管束”，对于
某些有创造性的人来说，这种“管束”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对于一般
的或者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管束”可能是“终身”的。在前几天
我写作的《“出毛去邓”为今日中国民运人士之必须》的文章中，已
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我发现，我们的一些民运人士虽然在主
观上是“非毛反邓”的，但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文化知识的学习阶段
所接受的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教育”，所以他们在认识和分析民运
队伍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往往会露出毛、邓的“本色”。就这
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人从幼年起就接受的“教育”（学
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在他个人一生中的重要性了，换句话
说，我们是因为在学习基本文化知识的时间上接受以国家的手段所强
加于我们的教育的，所以，要摆脱这种教育对我们造成的不利影响不
是一个简单的行为所能够解决的。

上述的事情最好不过的说明了，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中学习
问题和由此而引起的我们自己的知识更新问题是非常紧迫的。因此，
我们在民主的研究方面一定要能够拿出自己的“东西”，这是历史对
我们的压力。在目前，我们说毛的东西很臭，邓的东西很丑，都可能
是事实，但是如果我们拿出的“东西”不香，也不好的话，我们不就
是变成了“卖瓜”的“王婆”，“自卖自夸”了吗？

目前在海外流亡的某些民运人士的肚子里装了许多有关民主的“书本
知识”，这有力的说明了这些人同中国社会中的那些不学无术的专制
主义者相比，的确是民族的栋梁，也是我们民运队伍中的骄傲，但
是，如果这样好的有利条件没有被最好的利用，那岂不可惜？如果认
为研究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是研究1989年的政治风波，研究1978年的民
主墙运动，肯定是一种政治上的“短视”，它完全有可能阻止我们对
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全部历史的鸟瞰和研究，这样的做法的后果有能够
使民主之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如中国共产党现在拿着的那种东西一
样，被人为的“截断”为几节，而我们最多不过是能拿到其中的一
截。其实，我们学习中国民主的起点时间应该是孙中山的革命，如果
说这种革命的“国民”性质在“中国社会大动乱”中因城市的破产而
已经变化成为“农民的革命”的话，那么中国民主的线索和民主的脉
气就要求我们要价值的评价这一段历史，肯定的说，在这段历史中处
于蒙昧状态的中国人民历史同突然“坐大”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必然有
着时间上的“重合”，因此“取缔”共产党因素以“成就”人民历史
的任务，就要求我们要学习，如果我们忽视了学习问题，在现有的知
识水平上，我们即使“骂”共产党一辈子，也还是“骂”不倒他们
的。《九评共产党》的文章，就是在现有的知识水平上（这样的知识
是从共产党教育中得来的）对于共产党作出的批判，这样的批判和陈
琳的《讨曹檄文》一样，带有“挖祖坟”性质，表现的是一种情感，
而不是思想！

在中国，学习民主的事情如果脱离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经历过的那些重
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运动，那就会使我们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因
此，学习在这里的任务必须要分解出一个“认识”的因素，只有这样
学习和认识才有可能实现统一，要不然我们如果不认识民主的运动，
把它同邓小平一样的放在了“动乱”中去理解，或者象毛泽东那样把
它看成是“无产阶级的一场革命”，那么，民主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是什么的问题就会永远解释不清楚了。学习问题在这里已经不是一个
孤立的问题了，它同时已经寓于我们推进中国民主化的行为之中了。
中国民主运动之所以在20多年的时间内一直处于低潮的最根本的原因
是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邓小平方式”追求民主，因此，在邓小平开刀
杀人后，我们放弃了他的“方式”后就等于放弃了对民主的追求。于
是另外的一种声音就被当成是“真理”，它说：“先保住自己的命活
下来，不要把生命作赌注赔了，有了生命的保存，民主迟早会有
的。”

学习即创造：

在上面的议论中，如果我已经说出了学习民主的事情对于我们中国民
运人士来说有一个“创造”的意义的话，那么，我的思想就表达清楚
了。在中国民主具有100年历史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如果同共产党
“建设社会主义”一样老是处于“初级阶段”，那么我们还搞什么民
主？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连肚子也填不饱，现在我们许多人为了减
肥已经需要“减肥药”了，难道中国就没有“进步”吗？如果不学习
的话，那么在上述如此简单的说法的面前，我们也是会打败仗的。

这篇文章写在这里，我仅仅是说明我们民运人士需要学习民主，非但
是一般意义上的“需要”，而且同别人比较起来，我们“更需要”，
至于说我们应该如何学习或者怎样学习，这里边可能涉及的问题就很
多了，既有思想的问题，也有方式的问题，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如
果时间允的话，我也许可以写出这方面的文章和大家共同探讨。

（2005.3.24）

这是一本从多角度透视89“6．4”事件的文集。在纽约纪念“6．4”
15周年研讨会的基础上，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资助和主持出版。

本文集收录的24篇文章，体现了海内、外（主要为华人）学者在过去
的15年间对89“6．4”事件的思考与研究成果；在选稿上紧扣89
“6．4”事件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力求体现这项研究的客观、理性与
多元特点。

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在此，我们先将发生在15年前的89
“6．4”事件作一概述。然后对收录的文章加以介绍。凡熟知当年历
史的读者，可以跳过“概述”，直接阅读本文的第二部分：89
“6．4”事件的多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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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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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民运是1989年4月15日至6月4日爆发于中国北京、波及全国，在中
国史无前例，对世界共产主义阵营产生震撼性影响的民主运动。它以
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逝世为肇端，由大专院校青年学生为前
锋，以倡导改革、追求政治民主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为后盾，获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与参与。由于执政党内部对这场运动的估价、期
待的分歧，以及在运动中爆发出来的各种政治势力及其诉求的缺乏整
合，造成了运动中民众与政府的持续对峙。更由于执政党最终对运动
采取了暴力镇压，导致了这场运动血腥的结局。

一、事件脉络

89民运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9年4月15日～4月22日，称为“悼念时期”。这一阶段
的主题是悼念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这一阶段的主要诉求
是：缅怀胡耀邦功绩，赞誉胡耀邦作风，指责中共对胡耀邦的处分，
为胡耀邦争取“马克思主义者”的名分，期待中共改正错误，打击贪
污腐败、裙带风，进一步扩大开放，加速改革步伐。主要事件有：4
月15日胡耀邦逝世；4月20日凌晨“新华门事件”；4月22日人民大会
堂请愿事件。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学运走出校门，产生了对
运动的集中诉求；知识分子表示了公开的态度；有民间活动家开始插
手学运；政府对学运取观望态度。

第二阶段：4月22日～5月12日，称为“对话时期”。这一阶段的主题
是学生、新闻界与政府对话。这一阶段的主要诉求是：要求扩大民
主，实现新闻自由，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提高知识分子待
遇，为遭受不公正处理的“自由化”分子平反；推翻“4．26”社
论对学运的“动乱”定性。主要事件有：4月24日《世界经济导报》
事件；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
论；4月27日全市学生抗议示威大游行；5月4日赵紫阳发表“亚行”
讲话。这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学生开展校园民主建设，组织起
跨院校组织——北高联和对话团；“4．27”大游行基本宣泄了由
“4．26”社论造成的不满；新闻界卷入运动并与高层互动；民间活
动家组织拟定对策并介入运动；赵紫阳试图扭转“4．26”社论造成
的局面；怀柔政策初见成效。

第三阶段：5月13日～5月19日，称为“绝食时期”。这一阶段的主题
是声援绝食学生。主要诉求是：绝食学生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学生
对话并电视直播，要政府保证对运动参加者不进行“秋后算帐”；抗
议政府对绝食学生置之不理；要求改正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公，肃清贪
污腐败。主要事件有：5月13日绝食学生占领天安门广场；5月14日知
识界人士参与政府与学生之间的斡旋；5月16日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
夫；5月17日全市市民大游行；5月19日政府宣布戒严。这一阶段运动
的主要特征是：学生的绝食行动把社会各界动员到运动中来，赵紫阳
拒绝与邓小平合作，各地学生大举进京，民运规模急剧扩大，波及全
国。民间活动家组织联络各界人士筹组“联席会议”。

第四阶段：5月20日～6月3日，称为“戒严时期”。民运的主题是要
求政府撤销戒严令，呼吁召开人大特别会议，阻止戒严部队进城。这
一阶段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北京市民自发兴起“反戒严运动”使戒严
部队首次进京受挫；知识界人士走向前台；海外支援抵达广场；“联
席会议”试图驾驭学运失败；政府为最后“清场”作政治、军事、舆
论准备。

从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逝世起，至1989年6月4日
政府出动军队大规模镇压止，这场运动总共持续了50天时间。根据国
家教委统计，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有80多个大中城市作出了
反应，声波远及青海、新疆、西藏、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些城
市中，有500余所大专院校的师生投入了运动，至少有153万人次参加
了游行。这些抗议与表达活动集中了无数丰富的内容，创造了中国民
运史上许多个“第一”。它们有：对亡者的悼念活动、签名呼吁、游
行请愿、绝食、自由结社与办报活动，还有史无前例的反戒严运动。
在这场运动中，社会各界提出了上千种要求和口号，并赋予了新时代
的理念。卷入这场运动的社会阶层也空前的广泛，他们有学生、市
民、农民工、作家、知识界著名人士、记者、国家干部及少数现役军
人和工人、警察……，以至于政府非出动十余万军队才能平息事件，
而又不得不长久地为这种措施付出代价。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的民众，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够实现如此广
泛的动员，除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情况，是很难予以想象的。在中国
近现代史中，只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5．4”运动和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可以与之相比。所以，“89民运”，就内容和规
模来说，都是中国民众运动史上史无前例的事件；“6．4”镇压，也
是中国政府行为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

二、宏观历史中的“89”定位

从宏观历史的层面上看，89事件是在门户开放背景下，中国社会政治
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政治文化与政治法律制度不相适应而发生的一
次碰撞。在世界历史上，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比如：

（一）殖民地时代，遍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原住民的传统文化精神，
　　　与殖民者带来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冲突；
（二）建国时期的美国，开拓者的文化精神与宗主国大英帝国的法律
　　　制度的冲突；
（三）内战时期的美国，北方工业地区的制度要求与南方的种植园文
　　　化的冲突；
（四）二战后，苏联帝国强加在原东欧各国身上的政权形式，与它本
　　　身政治文化的冲突；
（五）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巴列维政权下的伊朗，其政治制度与本
　　　民族的宗教文化精神的冲突；
（六）20世纪下半期的苏联，西方文化与传统宗教相结合的社会化，
　　　与苏共统治的冲突；

……等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政治文化与法律制度不和谐、不适应的地
方，必定会发生寻求“和谐”与“适应”的运动。如果这种不和谐是
系统性的，革命或战争就不可避免。二百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
要么是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改造了不顺服的文化精神，要么是顽强的
文化精神瓦解了政治制度。就象“鞋子”与“脚趾”的关系——要么
是生长的脚趾戳破鞋子的禁锢，要么是顽强的鞋子扭曲了脚趾的骨
骼。它们之间既存在尖锐矛盾又能共存共容、克服摩擦，实现和平转
化的特例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接受了“麦氏宪法”而又顽强地保留
了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日本。不过，它的历史前提是原子弹的征服。

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观去关照1989年的事件，我们会发现，比起上述
任何一个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动荡，中国的事件并不十分特别。

三、89民运的定义

从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所谓“89民运”，实质上是中
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由于执政党实施的自上而下改革，在目标、战
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与社会各阶层期望产生分歧，而造成的一场由青
年学生为先锋、以自由派青年知识分子为后盾，有社会各界参加的全
民性、非常规的意见表达运动。

所谓“6．4”镇压，实质上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用传统的专制手段，
对付公众意见、扼杀开放时代初步发育的民间社会政治要求的血腥措
施。

“89民运”的发生，改变了自“林彪事件”后武装力量在中国政治生
活中所处的“隐蔽幕后”的状态；“89民运”的失败，奠定了前共产
制度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所谓“中国模式”的基础。

但是，“89民运”并非外界强加给“十年改革”的事物。它既决定于
毛时代专制集权体制的宿疾，也是十年改革路线、模式、目标本身，
在后毛泽东时代条件下演化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89民
运”本身是中国、也是“十年改革”绕不过去的一个“结”；而“十
年改革”仅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当“6．4”枪声镇压了“89民运”，中国市民和学生付出鲜血代价的
时刻，也是苏式共产主义大厦轰然倒塌之时。正因为如此，我们说
“89民运”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不在于一时一地的得失，而在于这
所得所失中揭示的问题，正是我们民族前进中无法回避的矛盾，更是
世界共产主义制度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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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89“6．4”事件的多角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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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集对收入的24篇文章，分别以“综论”、“专题”、“争鸣”三
个栏目陈之。其中综论8篇，主要是从宏观上论述89“6．4”事件的
性质、意义、原因和结果；专题9篇，主要是对事件的背景、起因、
后果及状态的具体分析和描述；争鸣7篇，则收录了15年来关于89
“6．4”事件反思中最典型的争论文字。

一、89民运的历史背景

作为“综论”的第一篇，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员、著名爱因斯坦研
究专家许良英先生，以中共早期学生运动的参加者、80年代思想启蒙
运动和“独立知识分子群体”的主要倡导者的身分，对《89民运与中
国民主化进程》这一题目作了宏观的概述。他认为，89民运的历史背
景，是经历了文革浩劫后，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觉醒过来，冲破自我封
闭的牢笼，顺应当今世界的现实和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潮流。在这一
背景下，人们认识到政府提倡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
制改革与之配套，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1988
年，伴随经济转型过程的“双轨制”所出现的“官倒”、贪污、挥霍
浪费等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以及坚持改革开放的胡耀邦总书记的突然
去世，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本书论述这一主题的多篇文章，基本认同许先生的这一观点，并从各
个不同的侧面有更加细化的论述。如，严家祺先生的《八九民运的世
界历史地位》、苏绍智先生的《“6．4”与大陆政治改革》等。

被收入“综论”的第二篇文章——《天安门悲剧》，选译自已故的芝
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邹谠先生的同名著作。该书作于1991年，有部分
章节译文曾在坊间流传，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影响很大的卡玛的电视专
题片《天安门》提供了思想资源，决定了此前十五年对民运批评的基
调。此次经赵鼎新先生之推介与组织编译所刊的这部分内容，意在为
读者提供一个全面了解邹文原意的机会。在论述89民运的历史背景
时，该文言简意赅地指出：

　　“导致这场运动的先决因素包括：共产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
　　的衰落，政治控制的放松，公共空间的开放，许多自由思潮小团
　　体的涌现，知识分子阶层对民主自由口号的普遍接受，以及对共
　　产党的信心的丧失。”

他认为，激进的学生最终选择了与党内改革派不合作的态度，也可看
作是极权政治体制解体过程中，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则从制度的层面，展示了这一背
景的细部特征。他指出：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直接导致了“
计划体制的解体，中央政府的权力被大幅度地削弱”。与此相应，毛
时代那种共产党国家常见的全面政治控制也不得不有所放松；作为主
要政治控制手段的阶级斗争和相应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等意识形
态也被搁置。换言之，“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打破了极权主
义全面控制的坚冰”。

具体到社会方面，它带来了如下的变化：

其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以及中共对意识
形态控制力的衰弱。即所谓“三信危机”。再联系到中共建国以来的
历次运动的浩劫，改革开放又使人们打开了眼界，致广大群众深感在
经济上，在民主、法治、人权上都大大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二，新的公共空间和新的政治行动者的出现。它们包括80年代中比
较著名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政治学所、文学所、国务院体改
所，以及一批民间研究机构、独立经济实体，还有一批带有民间色彩
的社团和报纸。依托这些团体，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包括体制内和
体制外的，包括老、中、青各年龄层”的，“独立思考而不依附于中
共作政治传声筒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正日益扩
大。

其三，党内不同派别的出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改革派与保守
派不但公开出现，而且有时斗争得相当激烈。邓小平则在两派间玩弄
平衡术。

但是，由于四项基本原则的约束，政治改革滞后，致原先专制特权、
一言堂、权力过分集中等弊病依然如故。这些弊病与经济体制出现的
市场化相结合，形成权力的资本化，致贪污腐化盛行。特别是1988年
“闯价格关”失败，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社会贫富悬殊，引起群众
强烈不满。在这种情况下，以胡耀邦逝世为契机，爆发了由学生为先
导的群众运动。又由于中共当局的官僚主义或是保守派有意刺激群
众，一场意见表达运动升级为“争民主、自由、人权，反官倒、反特
权的政治运动”。

当然，从不同的立场出发，对这类总结还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本书
“争鸣”中收入的《何新对1989年动乱的看法》，就是一篇典型的文
字。

二、89民运的性质与意义

本书“专题”中收录的吴庸先生的《腐败与“六．四”》、吴稼祥先
生的《“六．四”“权力大玩家”》两文，分别展开了片面经济改革
路线带来的腐败现象和高层权力斗争的具体图景。通过他们的论述，
读者得以看到：从毛式“极权”政治体系的坍塌，到现代民主政治秩
序建立之前，为各种权力野心留下了政治角逐空间；从“计划经济体
制”（包含与之相应的法制秩序）的解体，到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建立
之前，给经济腐败辟出了广阔的余地。正如一个事物的两面，“政治
民主化”问题的提出，以及相关舆论造成的社会压力，使得原先把
“权力场”视为禁脔的上层集团失去了划地分羹的部分特权，于是他
们转而经商。而当政者为了取得政治上的进展，巩固已经取得的权
力，需要对那些“失地者”网开一面——在“赎买政策”的默许和
“腐败难免论”的纵容下，使他们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这
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发财效应”鼓励了更多的人投入商海而不是角逐
政坛，反过来构成了对这种改革路数的坚强支撑！同样，对外开放与
对西方世界的“和平”姿态引出了“百万大裁军”，而“大裁军”带
出了“军倒”；每一次“整党”和“精简机构”都带出一大批“官
倒”公司和腐败分子。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所谓80年代的政治进
步，实际上是在改革缺乏必要的“总体战略”，也是执政者顽固拒绝
政治民主化，在经济市场化面前游疑不定的结果。而这，也正是89全
民抗议运动的近因。

与吴庸先生带来的是具体的数字、吴稼祥先生诉说的“宫闱秘史”不
同，朱晓阳、陈佩华的《葬礼的象征与权威的暗流》以个案剖析的形
式，揭示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下层市民的不满及其来由。更重要的是，
文章指出了群众不满的直观的、标准参照系统，是毛泽东时代经济上
的“均贫”与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模式。它形象地揭示了存在
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权威与反权威”的矛盾共存现象，及其互相转
化的条件。它意味着，在人们借用现代政治文明口号反抗现实的同
时，人们的思想资源——至少有一部分——还是来自旧的武库。正是
这种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人把这场运动中民众的“反腐败”要求视同
“反改革”倾向，如本书“争鸣”栏目收入的华生先生的《策略性的
失误还是战略性失误？》和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国的梦》。他们
把民众运动表现的平均主义意识、群众专政、文革的“大民主”和街
头政治与“暴民文化”加以联想。担忧这种运动的成功是否会导致新
的暴政。

许良英先生则极不同意在理论上有所谓“大民主”的存在。他认为：
民主没有“大”、“小”之分，只有“有”、“无”之分。文革时期
的所谓民主，“完全是假民主，实质是反民主的”。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的文字似乎也支持这一判断，他认为：如果“民
主至少是说：公开竞选有权作出政治决定的职位，并通过自由言论，
自由出版，自由结社来保障这种公开竞选。如果不计近年来的台湾，
即使按这个最低标准，中国也从来没有实行过民主。”不过，依他的
标准，89民运至多只能称为一次民众的“民主实验”。

苏绍智先生则认为，89运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公民不服从运动”。他
指出：“这种运动的典型是印度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和不合作，但甘
地面对的虽是英帝国主义者，却是具有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不但未
被武装镇压，而且几经协商和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89“6．4”事件的后果

但是，无论如何，89民运在客观上改变了中国改革的进程。华生先生
对此作出了沉痛的描述：中国大陆自1979年改革以来持续10年的经济
自由化和思想解放运动被打断了；党内保守派虽然已经无力扭转市场
化改革的大潮流，但是市场化改革的势头显然被遏止住了，经济改革
的核心部分即所有制改革再次成了禁区；89运动谋求的政治改革基本
上“全军覆没”；10年改革中辛苦积累起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的基地
（包括他们控制和影响的研究所和报刊）损失贻尽；80年代后期普遍
的言论自由和广泛发展的结社结会不复存在；意识形态领域左翼激进
主义全面回潮；封闭、僵化的教育再次统治学校和舆论宣传。他断
言：“这种隔绝、僵化的意识形态控制对民族智力的浪费和损害，仍
会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表现出来。”

在华生“洒向民运都是怨”的地方，王鹏令先生则看到了“中国模
式”的确立。在《八九民运与“中国模式”》一文中他提出：89民运
的结局，作为一种“对立的力量相互‘博弈’的结果，它不可能是由
民间一方的性质所决定的”。他认为，以往民间对此的反思基本上是
在“毫无保留地肯定当时知识界主流改革观的前提下，沿着‘策略’
和‘道义’两个维度展开的”。他把这种反思结构称作“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范式。但人们忽略了，自由知识分子的改革观以及他
们的实践，从来都没有成为中国改革的主导，它在历史上仅仅是作为
一种对“主流改革观”——即“邓记”“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的“修正力量”而存在的；并且也是这种改革的派生物。因而，
89民运的结果，不过是将70年代末开始酝酿，到中共“13大”初具规
模，直至“14大”才基本确立的“中国模式”的“祭旗礼”。其标
志，就是目前奉行的“威权政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这个
被摆放在祭台上的“牺牲”，“则不只有数百无辜者的鲜血和头颅，
也不限于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改革派的政治生命，在更为广泛
的意义上，还包括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知识界狂飚突起的、以方励
之先生为代表和以《河殇》为象征的西化思潮及其政治梦想。”

四、89民运失败的原因与经验教训

为了修正以往的反思集中于“道义”和“策略”两个层面的倾向，深
入探讨89“6．4”事件参与各方在“观念－规则－制度”认同方面的
矛盾和危机，是本书对89民运进行反思的一大特色。

本书“综论”中收入的邹谠先生的《天安门悲剧》、黎安友先生的
《中国民主制的实验和失败》、赵鼎新先生的《国家合法性、国家行
为和“八九”学运的发展》，以及在《争鸣》中收入的封从德先生的
《89民运组织结构的反思》、陈小雅女士的《规则认同的危机——89
政治的困境》，分别从事件的历史背景、发展进程中具体操作规范和
文化特点等不同角度，切入了上述主题。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认为，以往人们在解释“89”学运
的悲剧性结局时，一般会把其归因于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或归罪于一
小部分激进学生的作为，而他则希望找出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虽然
中共高层存在权力斗争是不争的事实，导致其政策反复的关键因素却
是早先处理学运策略的不断失败。这些策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的
高层精英和学生以及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产生了相互冲突的理解。
在80年代后期，大部分中共高层仍然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大部
分学生和北京市民对政府的评价，却是依据其在经济和道德方面的表
现。最后，军事镇压成了中共唯一得以延续其政权的手段。在赵文
中，整个“89”学运就象是一盘奇怪的棋局，对峙的双方一方按“国
际象棋”的规则出棋，另一方则按“中国象棋”在行走。因此，对方
每走一步都会被另一方认为是在犯规。博弈的结果是双方都越来越不
理解对方而且变得越来越恼火，最终只能以掀翻棋盘了事。

邹谠先生认为，89民运中民运失败的原因，是朝野双方都没有“双赢
“的思维。他说，改革的成功需要“学生和活动家中的温和派必须在
社会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学生和改革派必须持续地公开地咨询对
方的意见以协调彼此的基本观点、总战略及短期策略。但党的规则和
规范使第二个条件不可能实现。而第一个条件在中国也不存在：

“因为中共从不允许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机构产生，并逐渐发展出一
个稳定的领导层，以及一个能适应现实和吸取经验与历史教训的传
统。尽管在某个时刻，学生想借用‘团结’作为他们自治学生组织的
名字，但中国从未有过任何类似于波兰之团结工会的组织。这样一个
组织具有推进劳工改革的历史和政治斗争的经验。同时，中国也没有
可比之于波兰的天主教会的组织，这样一个组织拥有长达几世纪的宗
教信仰和世俗智慧。”

而在1989年的中国，可以提供指导的，只有文革中已经一败涂的活动
家及其后继者的“智慧”和“经验”。他们中有的人“靠人多势众来
保护自己”或者“在幕后指导那些比他们年轻的同事”。“有些小团
体也许想利用这个机会来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怨恨，并要求进一步开
放政治和公共空间。”许多人则似乎“只凭良知伦理生活，完全忽视
责任伦理”。

陈小雅在《规则认同的危机》一文中，将以往15年来人们对民运的批
评归纳为五点：（一）民运主导势力将少数人的价值观、改革观强加
于社会历史进程；（二）群众运动受“集体无意识”支配，进行非理
性宣泄；（三）个人的“风头意识”和权力欲主宰运动的去向；
（四）“蒙面势力”的插手与控制；（五）参与者“见好就上，见坏
就逃”的投机心理。她认为，种种认识的差别，是由人们的立场、观
察角度和在运动中所处的位势不同而造成的。

“如果我们站在民主政治的立场去看待这些现象，我们就会发现，我
们所批评的许多东西，都是人们的合法权利。对此，一个民主理念的
信奉者或民主政治家，应该想到的是如何去满足人们合理的利益和愿
望，消除导致苦闷的原因，并建立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多元政治’，
与营造一种能够容纳‘多元文化’的制度环境；而不是象‘上帝’、
象专制君主，或站在‘精英主义’的立场上去漠视或轻视人的合理欲
望与诉求。”

她认为，89民运的历史文化特色在于它的“借”字诀。如：借尸还
魂、借题发挥、借壳上市、借力打力、借腹怀胎、借刀杀人。——正
是这所有的行为，构成了1989文化的一个奇观，即被称为“大投机”
的行为方式。而这种集体性的共同选择，并不是“非理性”的产物，
而是一种精密计算——“超理性”的产物。不过，这类从每个人、每
个独立群体出发的计算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够把其他参与各方的“报
价”除尽的“公分母”。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由民
主运动的发展水平和民间社会的自组织程度决定的，但你如果想要拥
有民主制度下人们享受的“权利”，就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这
意味着，你必须遵守“有借有还”，用餐埋单，行路纳税的规则。如
果这些规则尚没有建立，人们就要从眼前开始，在自己的每一项实践
中，去建立这些规则。就象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已经做到的那样。

作为89学运领袖的一员，封从德的文章展示的是他对运动组织建设与
运作特点的研究心得。他指出，在89学运中，凡是按照民主程序产生
出来，并按照一定规则作业的组织，就具有内部坚强、有威信、运作
效率较高，且收放自如的有点；而缺少民意基础、不按程序操作的
“悬空”的组织则缺少权威。这种组织导致运动随意放大容易，收束
退却则很难。他认为，这不仅是89民运的经验与教训，也是“6．4”
后海内外民运组织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未来民主运动的借鉴。

胡平先生的《八九民运与“新权威主义”》，是本书收录的唯一一
篇，也是至今可见的唯一从理论本身的缺陷，对党内改革派在89民运
中的失败原因进行探讨的深刻文字。在这篇文章中，他从中共在自上
而下的改革中遇到的来自于权力机构本身的阻力，论证了权力的“半
导体”性质；进而论证了依靠扼杀民间改革的积极性，而树立的“新
权威”去独自完成改革的不可能性。在战略上，这种理论必然置改革
派于守旧的“顽固派”与革新的“自由派”的两面夹攻之中，在权力
危机、急需救援的时刻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认为，苏联的戈尔巴
乔夫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改革，并加强了自身的权威，仅仅在于
“他从一开始就没有去压制民主运动”，这就使得民间力量获得了一
定的发展空间。“由于民间力量与保守势力形成了互相斗争的左右两
翼，那就给戈尔巴乔夫提供了更大的机动余地。和中国的‘新权威主
义’者主张压抑民主运动以加强党内改革派权力的构思刚刚相反，在
苏联，恰好是民主力量的兴起，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党内改革派权力的
作用。”因此，当1989年5月19日赵紫阳来到广场，对学生讲出“我
们来晚了”的时候，他“晚”的已经不是3、5天，对他本人来说，而
是错过了一个时代。

在本书的《争鸣》栏目中，也收录了华生先生《策略性的失误还是战
略性失误？——八九反思并与胡平先生商榷》一文。他认为，89民运
是自由派人士“谋求现代化的一次最严重挫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
失败，导源于人们“对国情认识的偏差”和相应的“方针战略”认识
的错误。因而“他们跟着走的潜意识或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误导性
的”。而学生骨干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认识和情绪，是反映了当时中
国激进思想界总的认识水平和情绪。因此，89挫折的根本原因是1988
至1989年间主导潮流的中国激进思想界本身的盲目，躁动和误导。而
这种导源于20世纪初的源远流长的激进主义，在中共“左的乌托邦空
想”衰落以后，并没有摆脱理想主义乌托邦追求的困扰。他的观点，
与本书收录的保密先生的《民主——中国的梦》的看法是一致的。

胡平在《自由民主与共产专制的基本分歧——答华生先生“策略性的
失误还是战略性失误”》中，从11个方面分析和回答了华文所涉及的
问题。他认为，华生先生否认89民运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理由是
其间带有强烈的反市场化改革的激进主义情绪。但是89民运的整体诉
求是朝野平等对话、开放言论、新闻及结社自由。那无疑属于自由民
主的范畴。如果“言论自由”只允许发表对各种改革措施积极赞同的
一致性的正确观点，这既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他说，在当年波兰团
结工会运动中，也含有对雅鲁泽尔斯基政府经济改革不满的思潮，但
那并不妨碍团结工会运动仍是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

他说，华生认为邓小平路线“是适合中国情况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的”。但退一万步讲，即使是“适合中国情况和符合大多数人利益
的”，也不能成为实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铁血措施的根据。
“以人民的名义镇压、屠杀人民，这正是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即共
产党一党专政的最大特点。”

介于二者的立场之间，邹谠先生则认为改革派与民主运动有着共存的
关系，他指出：

　　“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活动家和学生仍可以作出另一种行动。
　　他们本可以……避免与武装力量直接冲突，同时保存他们的力量
　　来实现长远的目标。这本是常识。……中国从未有过民主的经
　　历，也没有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长期传统，在过去的40年里，
　　更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强有力的、活跃的公民社会。在中国能
　　够建立民主和保障自由和权利的制度之前，它必须建立起有深厚
　　基础的、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他们能够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内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界定他们自己的自由和责任范围，和国
　　家进行持续的对话并建立起制度化的关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
　　上，宪法上所保证的自由和权利才能不成为一纸空文。”

他指出，建立这样的基础，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避免“决战”，需
要建立“双赢”的思维。

五、布鲁克的《死亡调查》及其它

本书要特别推荐的另一篇译文，也来自赵鼎新教授的介绍和组织翻
译。这就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历史学教授布鲁克的《死亡调查》。该
文虽然最终并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关于1989年“6．4”屠杀的准确死亡
人数，但它展示了一种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与史学家秉持的立场和
一般思维方法。于此陈列，可以丰富华语研究界的知识，也弥补我们
在89“6．4”研究工作之不足。

此外，为了开拓89“6．4”研究的眼界，丰富研究的品种，本书于王
丹先生众多的关于89民运的言论中选择了他的《八九年的民运文
学》，还有钟锐先生的《北京和上海民运的比较》。他们的初步尝
试，为89民运的未来研究空间展示了丰富的想象力。笔者曾同美国研
究文革的学者宋永毅先生有过有趣的讨论，从这里开始，我们还可以
展开与文革文学及其他个案的比较研究，以及很多……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和信息交流方面的原因，笔者的上述概括未
必准确和全面，聊聊数语，旨在引起读者的兴趣，并为历史研究留下
一个索引；在文集中，文章的选取也未必精当，在编辑工作中肯定还
存在许多的错误、遗漏和疏忽，在恳请读者谅解之时，也欢迎提出批
评和指正。更欢迎更多的朋友和同仁加入到89“6．4”研究的队伍中
来。

最后，笔者将借此机会对为本书作序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
授，芝加哥大学赵鼎新教授和各方作者的大力支持配合表示衷心的感
谢；同时，对于2004年在纽约召开的《“六．四”十五周年反思研讨
会》的东道主——纽约皇后区法拉盛中心图书馆李江琳女士，和美国
和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文集收录文章作出前
期工作的剑桥出版社、牛津出版社、《中国之春》杂志、《北京之
春》杂志、“六．四”档案网站、《议报》网上周刊、《民主中国》
网刊、《新世纪》网站、《大纪元》网站、《浴火凤凰》网站表示诚
挚的谢意！

（2004年9月6日于北京）

〔转载自《议报》2005.3.28；http://chinaeweekly.com/〕

旅居加拿大的陈沅森先生写的《佛怀煽仇录》，也许是迄今为止唯一
的一部从反面揭露中共“土改”真相的长篇小说。正如作者自己所
说：“‘土改’过去半个多世纪，地主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如果作者
这一辈60多岁的老人再不写出来，时间无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恶将随
着人世沧桑而湮灭。幸存者有责任把当时的真相告诉后人。笔者怀着
对200多万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为完成这一历史重托贡献
了一己微薄之力。”

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尽人皆知，在共产专制下的中国，尤其是在
毛泽东时代，地主富农毫无疑问是受害最深的一个群体：他们遭受迫
害的时间最早，受迫害持续的时间最长，受害的人数最多，程度最
烈，但让人难以原谅的是，他们的苦难也被遗忘得最彻底。在毛泽东
时代中国出版的文章书籍，凡是提到地主富农的，无不充满了对地主
富农的极度丑化和诬蔑，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象
这种纯粹丑化诬蔑的文章书籍是少多了，但是真实地描写地主富农，
还地富以本来面目的作品仍然相当少见。不要说在言论不自由的的国
内，甚至在言论自由的海外，这样的作品也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
下，陈沅森先生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显得格外珍贵，格外值得我们大家
关注。

不久前我曾撰文《谁来写〈中国地富调查〉？》。在那篇文章中，我
主要是从陈桂棣、春桃夫妇的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谈起，讲到
我们还需要《中国地富调查》。我们需要对地富的状况有完整的和详
细的了解。要有统计数字，也要有个案分析。我在那篇文章里强调的
是各种非虚构的调查、统计、描述和研究。我没有提到象小说这种虚
构类的文字表达方式。我并不是不重视虚构类文字的作用。其实，虚
构类文字也有其特殊的功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虚构类的文字常
常要比非虚构的文字更有力量。

正象陈沅森先生所说：“如果请中国大陆40岁以下的年轻人谈谈对地
主的印象和认识，不少人会说出这样一番套话：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剥
削农民为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剥削阶级。他们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其典型代表是黄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刘文彩……。经过几
十年的宣传、渲染和灌输，一提起地主，人们便联想到这四个大地主
的丑恶形象。”这就是形象的作用和力量。

人不只是理性的动物，人也是感性的动物。事实上，对大多数人而
言，感性大于理性。塑造形象，编构故事，能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情
感和想象力。就这点而言，文学的作用大于哲学，小说的作用大于论
文。应该承认，不少人在想问题、作判断时，常常不是靠理性的分析
与论证，而是靠形象、靠想象；不是靠理论，而是靠故事。相比于理
论和概念，故事和形象的一个显著优势是，它们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兴
趣，更容易被人们接受，更容易被人们所记住。它们无须乎经过人们
的思考便可直接地印入人心。一旦印入人心后，它们又可以反过来促
进人们的理性思考而影响人们的感情、判断和行为。在帮助人们设身
处地，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同情他人时，虚构类的文学艺术往往能最好
地发挥这种功能。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江南某省一个名叫“佛怀”的偏僻
乡村土改的故事。主人公王殿臣是个大地主，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
陶，为人公道，乐善好施，深受乡民爱戴。面对土改的红色风暴，王
殿臣逆来顺受，决心交出自己的全部财产，归顺新朝。但是按照共产
党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王殿臣就是地方“反动封建势力”的
代表，因此必须剪除。尽管乡民们都在为王殿臣求情，就连最先派去
的土改工作组里也有人认为王殿臣应算开明地主，予以保护。但是在
那些手握大权的上级领导人眼里，那愈加证明了王殿臣“阴险狡
猾”，是新生红色政权最危险的敌人，更是非杀掉不可。佛怀乡本来
民风淳朴，生活宁静，然而，一场土改彻底摧毁了原有的生活秩序，
造成了相互仇恨，相互杀戮的血腥场面。令人惨不忍睹。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当然是虚构的，但是却有着极为坚实的事实
基础。土改时，作者11岁，随小学生队伍坐在斗争台下，目睹斗争地
主的惨烈场景，书中许多人物、故事都是亲见亲闻，有些则是长辈、
亲友暗中相告。通读此书，我感到作者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尤其是
大地主王殿臣这一人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在理论上我早就知
道，地主绝非都是黄世仁、周扒皮一类人物，但是在我的脑海里也缺
少正面的地主形象。不说别的，单单是作者为我们塑造了王殿臣这样
一个真实可信的正面的地主形象，《佛怀煽仇录》就为当代中国文学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佛怀煽仇录》这部小说，长达22万言，早在2003年3月就发表在
“万维读者网络www.creaders.net网墨专辑陈沅森专栏”。作者希望
这部书能够用纸质载体出版，并希望将来还能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
剧。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一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实令人愤愤不
平。在这里，我呼吁有眼光的出版家尽快出版这部小说，我也希望有
朝一日这部小说能改编成电视连续剧。除非到了这一天，人们一提起
地主富农，脑子里不再是或至少首先不再是浮现出黄世仁周扒皮一类
形象，而是浮现出王殿臣一类形象，否则，200万枉死的地主亡灵将
永远死不瞑目。

〔原载《人与人权》2005年4月号；www.renyurenquan.org〕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5、6人，
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3个都是（或曾
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上述3
位和其大姐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是一位革命烈士，这姐、弟、妹
4人都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的，因此也与我结下了友谊，并且是不太
一般的关系。

二姐和我们军长及其家事

先说二姐，我与她相识最早，那是1949年苏中7战7捷之后，部队转移
到苏北地区，华中军区文工团与我们一师文工团到了一起，我们团请
军区文工团一位女同志，来辅导不同的棋歌，来的就是二姐。我当时
才是个14、5岁小鬼，竟被其“惊艳”，为她罕有的美丽而吸引了，
她扭的秧歌更令人叫绝，我至今还记得甚至会学她那特有的舞姿：用
脚尖点地并使全身轻颤着，两眼随着双手“飘”向四方……令人看得
简直神魂颠倒！显然因为她的品貌出众，不久就被一位首长“占
有”，成了他的妻子。几十年后我的另一位文艺战友，在我家遇到二
姐的儿子，竟当我的面对她儿子道：你妈是先被你爸强奸了，然后才
跟他结婚的，也才有了你们。此说是否有据，我难以考证，却知这位
首长，在此之前已结过婚，不知是因为“感情不和”，还是由于有了
她这“新欢”，才离了婚并再结婚。我再见到她时，那位首长已调到
我们军，她就成了我们的军长夫人。

这时我已长大，对于她的美仍是惊叹不已，她的丈夫即我们军长，平
时与我们这些“小兵腊子”，有点没大没小，常在一起说笑，并且对
我似乎格外关顾。1955年我借调到总政工作时，想报考中央美术学
院，军长正在北京，准备在此安家，我去请示了军长，他对我全力支
持。我进了美院之后，他竟亲自来学校看我，来时不带警卫员，又穿
着便服，入门时被门房老头拦住填会客条，他不知怎么填，被门房训
了几句，他见到我时笑道：你们学校门口那老头比我还厉害，为我不
会填会客条，狠狠教训了我一顿。我送他出门时间门房老头道：你知
道他是谁吗？这是我们军长，一个真正的将军，你却把他给教训了！
那老头这才歉意地说：对不起，我眼浊，没看出是位将军；也难怪，
填会客条是卫士和秘书的事，您哪会呢？要是你穿军衣带肩章来，学
校就会敞开大门欢迎视察了。

还是我在总政工作时，无意中参与并卷进了军长夫妇间的一次内部矛
盾。二姐作为军长夫人与我重逢时，因为我正在军中文化部门，认识
一些部队作家、艺术家，她托我打听自己一位已是作家的战友的地
址，我很快完成任务告诉了她。当时我不知道，她与这位战友，抗战
期间的目同在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并且早就是一对恋人，可她
的美，战友喜欢，首长也喜欢，她那战友“胳膊扭不过大腿”，她只
得被迫痛别恋人成了首长的老婆。却又对老情人一直心怀愧疚又念念
不忘，终于通过我重新搭上了关系。他们当时都在北京，据说曾多次
幽会过。这事被其丈夫即我们军长发现了，两人吵了一架，幸亏二姐
没有“咬”出我来，不然我肯定逃不过军长大人之手。她后来告诉我
这事时，说自己也曾对其丈夫反唇相讥，甚至发起反攻，原来军长也
曾多次与其前妻重逢约会，并且不止一次地对妻子不忠，例如她有一
次偶然临时回家竟进不了门，好容易打开后，看到丈夫和一女文工团
员在里头，正惊慌不安又衣衫不整，他们肯定没干好事。因此她也有
权对其丈夫进行“报复”

军长夫妇共同对我的美意

二姐和军长两人吵归吵，有一点却完全一致，即把她三妹介绍给我。
她那三妹原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时正住在自己姐姐、姐
夫家。这位三妹美貌虽不如二姐，却正处青春期并“待字闰中”。显
然因为二姐想弥补自己未能与文艺战友结为一家之憾，我与其三妹年
龄相当，似也匹配，她那当军长的丈夫，又有些偏爱我这“多才多
艺”、正上美院、颇有前途的部下，两人一拍即合，一致主张让我与
其三妹结识交往，于是我就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每回都款待我一
番。有一次他们为我沏了杯好茶，军长问我这茶怎么样，我说还可
以。其实我只喝过大碗茶，根本不会品味。军长听了骂我道，你这家
伙口气不小，我这茶叶几十万元（旧币）1斤，你只说是“可以”，
真是白给你喝了！又有一次吃饭时，军长指着一道菜问我，你知道这
是甚么吗？我说是粉条，他又笑着骂道，他妈的，我又白招待你了，
这是鱼翅，谁家有这“粉条”啊？我只得也笑道，我是吃炊事班饭长
大的，别说吃过，见都没见过这种美味，难怪它又鲜又好吃，可情把
它当“粉条”了。我们吃喝说笑时，三妹当然陪同在座。当时三妹其
实正闲居甚至困守在他们家，她是辞了原文工团的工作，到北京来报
考苏联舞蹈家执教的“中央舞训班”的，由于全国报考竞争者太多，
更由于三妹本来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化不高，自然被涮下了，她不好
意思再回原单位，只得寄居在已是高干的姐姐、姐夫家，每天不免无
聊和困顿。恰巧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人像写生，她们姐妹就成了我的
最佳“模特儿”，不仅为她们一人画了一幅半身肖像，还根据她们已
逝母亲的照片，另画了一幅油画像和一幅粉彩像，使这位烈士也“音
容宛在”了。应该说她们的妈妈确是一位美人，可情她们姐妹几个只
有二姐独得其母真传，美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大姐不必说了，这
位三妹却是青出于蓝反而逊于蓝，仅仅部分地接近其母和二姐，整体
及其气质大有差别，尤其是她那略带沙哑的嗓音，幸亏跳舞用不着开
口出声，不然就会露怯了。

三妹进铁道兵文工团

当我知道军长夫妇对我的这番美意后，一面不免“受宠若惊”，一面
又感到迟疑甚至为难，因为这位三妹有时并不可爱，且不说其文化修
养不足，她那自恃是烈士子女，尤其是倚仗其姐夫、姐姐的“高干子
弟”派头和劲头，与我这“小兵腊子”特别是平民百姓出身，常常很
不合拍。但我没有也不能拂军长夫妇的好意，还是甘愿甚至乐意地与
她们不断交往看，说穿了是因为二姐太美，与三妹也多少有点“情
分”，我们互相都有兴趣和需要，就常去看望她们，陪三妹聊聊天，
看看演出和展览，暂时充当了她的“候补情人”角色。后来她的工作
问题，由军里的陈政委通过老上级老战友的关系，调去了铁道兵文工
团，使她终于又有了“归宿”单位，她二姐和姐夫家后来又迁出北
京，我和她也失去了见面地点，离开美院上班后，就减少甚至中止了
与她的交往。若干年后，我有了自己的爱人，与三妹的这段“情缘”
宣告完全结束，但是我们间的故事却没有完。其实我与二一妹也是老
相识了，早在1948年春，我们部队正在黄河北面休整，著名的“新旅
歌舞团”来慰问演出，我们文工团派我和几个同志去他们那里学习，
我主要跟王德威、萧锋等学画幻灯片，同时也学学打腰鼓和一些歌舞
节目。

我们在“新旅”呆了一两个月，与许多同志都熟悉了，曾常见一个很
小的小丫头，穿着齐膝的过大军衣，下面还打着松垮垮的绑腿，一头
黄毛乱发上，扩着两根很少梳理的小辫，虽是单眼皮，肤色却特白，
只是有时拖着两条鼻涕，常在流过嘴唇时，或是使劲吸回，或是用袖
口擦去，所以她的大襟和衣袖上总是油乎乎脏兮兮的。她很少上台演
出，只是跟着团里行动，自己学着打打腰鼓甚么的，她有个哥哥也在
“新旅”，但由一些较大的女同志带着她。后来知道，她和哥哥都是
烈士子女，1945年就来到新四军，她当时才8、9岁，等于是“寄存”
在部队文工团襄。几年以后在我们军长家又见到他们，才知他们与二
姐原是一家，又知其兄弟成了一位著名的舞蹈编导，主要作品有舞剧
《宝莲灯》、《小刀会》等，我们都为在战争年代相识、现在又重逢
而高兴。他们的三妹后来也出息了，不只当了不小的“官”，更成了
个通“天”的人物，最后竟与我共过一段事。但我和她相处时，总是
忍不住揭她的“老底”，说她当年概看黄毛小辫，拖着鼻涕的“光辉
形象”。只是我每次说此旧事，她都不搭理我，似乎怨我毫不顾及她
的面子和现在身分。但是她当年的形象对我印象太深了，与她后来的
尊容又反差极大，使我憋不住不提住事，虽然这可能惹她不太痛快。
三妹到铁道兵文工团后，我只在大歌舞《东方红》中见过她，偶尔遇
到也只打打招呼寒喧几句而己，这时我已有了妻子孩子，她却还是
“单干户”。我知道她心气很高，不是门当户对的“白马王子”决不
出阁。不料她后来的老公竟是我的一个“铁哥们”，他是我早已相识
相熟的部队知名画家。当我得知他们两人正谈“恋爱”时，我曾警告
我那“铁哥们”道：那“小姑奶奶”可惹不起，你千万别找她！哪知
他不听“老人”言，还是与“小姑奶奶”结了婚。因为我曾企图破坏
这门婚姻，他们的婚礼请了我，自己却不敢去，怕成为“不受欢迎的
人”。为他们牵线搭桥促成良缘的人我也认识，事成后得意地问我
道：这两口子真是门当户对，十分匹配吧？我心想就等着瞧吧！没想
到真被我料中了，在他们都有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后，竟打离婚彻底
分手了。这是后话，以后再说。却说她在铁道兵文工团时，团里有项
额外的特殊任务，即在周末到中南海去，给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
人伴舞。她是部队文工团舞蹈队的，又是烈士子女兼高干子弟，不仅
业务熟练，政治尤为可靠，就常常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结果为此不
仅改写了她自己后半生的历史，还影响到了她周围的人，此事由来及
后来情况如下：

三妹关“宫”享受恩宠

有一次，铁道兵文工团又奉命进中南海伴舞，其中就有三妹，正好赶
上跟伟大领袖跳。她本来就会“来事”，如此天赐良机，当然乘机大
显身手，竟一下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由于她是单眼皮，已故“第一
夫人”杨开慧也是单眼皮，老人家竟说她有点象杨开慧。杨的小名叫
“霞姑”，伟大领袖就赐她以御名为“李霞”。他们在舞中闲聊时，
老人家问她明天是星期天，你们都去哪儿玩哪？她说没有甚么地方可
去。老人家顺口道，到我这儿来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第2天三
妹真的去了。中南海警卫室不让她进，她说是主席让我来的。警卫室
电话报告请示，又一直捅到伟大领袖处，老人家想了想道，我是说过
这话，既然来了就让她进来吧！于是龙颜芳心一齐大悦，她成了毛主
席的座上客，老人家也重见了活生生的又一“霞姑”。就在他们一老
少相谈甚欢时，中南海警卫室一个电话打到铁道兵文工团，批评他们
怎么没管好自己的团员，居然让她闯到伟大领袖身边来了。警卫室让
文工团团长、政委马上赶到中南海来，准备等“私闯后宫”的已成为
老人家身边人的“李霞”出来时带回团去，给予必要的批评教育。

几个小时以后，也许“日理万机”正“为国操劳”的伟大领袖确实另
有公务，三妹这才恋恋不舍地“退朝出宫”，一到中南海门口，就由
自己的团长、政委带了回去。不过团里谁也不敢怎么对待她，因为她
已有了“尚方宝剑”，说是毛主席让她以后随时可以再去，并且留了
相互联系的办法，使她从此享受了“圣上恩宠”，并且成了谁也惹不
起的通“天”人物。不久以后，她就被调出铁道兵，“奉旨”安插到
离老人家更近的北京卫戌区，又进了甚么公安学校。据说老人家非常
关心她，让她“脱产”学习特别是学外语，说要将她培养为贴身秘
书，并且不论何时，老人家一旦想到她，她就得进“宫”侍候，老人
家外地出巡时，她也得陪“驾”护“辈”，一时成了伟大领袖身边不
可或缺的人，至于是“宠臣”还是“宠妃”就说不清了。

也就在此期间，即1965年秋，我那“铁哥们”画家，正出差在西藏，
忽接北京急电，如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似的，命他迅即返京，接受重
大任务。他一头雾水地赶回京城，却见已为他布置好了的新房，立即
“奉旨”与三妹完婚大吉，并且筹办喜事全部用费，皆由伟大领袖处
支付。为他们操持一应婚礼大事的，就是我的老友二姐，她表明这是
执行“最高指示”，奉命完成这一“重大任务”的。这使我那“铁哥
们”画家，又惊又喜又难以置信，没做梦就娶上了媳妇。他们婚后，
相继有了一儿一女，越长越大后竟没一个象他们的爸，即我那“铁哥
们”画家。好在当爹的并不计较，当时也没ＤＮＡ检查，也就由它去
了。

三妹成北京草委会文教组副组长

到“文革”时期，三妹和画家夫妇竟都成了名人和要人，只是夫妇两
人各走一极，妻子成了北京市革委会的文教组副组长，其官职和权力
至少相当于省市的文化厅局长。当时她经常抛头露面，对下属的各个
文化单位和文艺团体等等下命令作指示，还曾领着样板戏女演员，随
她进“宫”参见人们梦寐难求的伟大领袖，既使他们亲耳聆听了凡人
未闻的“最高指示”，又为当今“圣上”当面恭唱了“堂会”折子
戏，都使女演员们获得了此生的最高荣誉。1967年7月25日，林彪、
江青等“左”派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革命群众，原是文工团
员的三妹竟手抱语录本，笑盈盈地站在“副统帅”和“伟大旗手”之
间，简直也成了他们的“亲密战友”，不只豪气冲天，并且牛气逼
人！只是这时她那老公，即我那“铁哥们”画家，不仅没有如此风
光，反而成了所在单位掌权造反派的对立面和阶下囚，因为他的老婆
能通“天”，遭到了夺权者的忌恨，找不到也不敢碰女的，就拿男的
出气，使那画家受了很多罪。在两派斗争中他也成了著名人物，不过
是反面的，“坚决打倒”和“欢呼揪出”他的大标语，刷到了天安门
城墙上，比他作为画家的名气，大得怎么也比不了。他的夫人即当年
的三妹，有时运用权力和关系，拉他或帮他一把，却又常常顾不上自
己老公，由他被对立面批门关押和刑讯逼供，因此我那画家朋友，那
些年吃了大苦头，与其夫人的地位待遇，成了一个如上天堂、一个进
地狱，他们夫妇自然也被革命“革”得时分时合，闹得家不象家、夫
妻也不成夫妻了。

好在不论别人怎么折腾，三妹身后自有最大后台，使她“任凭风浪
起，稳坐钓鱼船”，照当她的市革委文教副组长。可别小看这个“副
组长”，其能量和威风却大得令人目炫，许多上层人物都拜倒在她的
“石榴裙下”，新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曾与三妹同行的刘庆棠
（也就是人称“长征两万五，不如跳个芭蕾舞”的那个舞蹈演员），
北京卫戌区司令吴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革委会主任
吴德等等，都是她家的常客。她家门前老是停着作为高级干部标志的
红旗轿车，原是我们军长的二姐她丈夫，对这位三妹也恭敬甚至崇拜
起来，时时来讨教和请示她这事那事、……她之所以如此，原因只有
一条，即她能通“天”，全国8亿人口，她是少有的能直接面见伟大
领袖的人之一，连她的住房，也是由中央办公厅安排的，位置就在市
中心的黄金地段，即现在王府井南口北京饭店西侧“贵宾楼”的原
址。不只如此，家里还安了部摇把电话机，那头直通中南海，老人家
可以随时传唤她进“宫”，电话铃响后，红旗轿车就到门口，马上将
她接进“宫”去。可怜我那“铁哥们”画家，虽是她的老公，却成了
她家男仆，吴德、吴忠和刘庆棠等一到，因为都是夫人的高官贵宾，
他就得在一边递茶倒水侍候客人，夫人俨然是党国要人，老公只剩了
喊“渣”应“诺”的份儿了，他们家只有“母鸡”会“打鸣”了……

党和国家的“绝对机密”

苏联有部关于彼得大帝的故事片，其中一位大臣有个颇有姿色的使
女，其实是他养的小情妇，一天大臣又去找她求欢，却被使女迎面给
了一记耳光，原来她已被皇上“宠幸”过了，身分已由原来的使女变
为未来的皇后了，那大臣只得将自己的小情妇拱手让给了彼得大帝。
我的朋友三妹及其老公，似乎也是这样，三妹，由一个普通的文工团
员，突然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高宫，其原因只是她不仅成为伟大领袖
身边的人，更已受到当今“皇上”的“恩宠”，她的身分地位已是一
位“宠妃”自然不再同日而语了。不过此事绝对不能乱说，不只涉及
三妹及其家人的隐私，更事关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追究起来将
罪责难逃。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我
不仅逐渐得知一些真情实况，又已有书为证。

嫂子被退货二姐被留宿三夜

“文革”以后若平年，国内秘传着一部禁书，即在国外写作并在境外
出版的《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缓回忆录。我早已风闻此书，但没有
特殊关系的人，是很难看到的。有回我们老军长和二姐的儿子来我
家，说到此书时，他说他已看过，并且不无炫耀地说，那书里写了我
三姨，连我妈都写进去了。后来我终于找到此书，读后发现其果然多
处写到三妹，也写到了二姐。原来三妹自从进“宫”，被老人家钦定
象杨开慧后，真的继承了“烈士遗志”，并且代行了“第一夫人”职
责，不断被伟大领袖“宠幸”。她发现老人家虽然“日理万机”，却
又有此一好，实为日理万“姬”，她就以身相许，努力为其服务，更
为求其欢心，再为老人家引进别人，好让他换换口味。她陪“驾”伴
“君”到上海时，就把自己正在上海的嫂子，也是一位舞蹈家的女
性，领来朝拜“圣上”。哪知“龙心”不为所动，因为她嫂子虽也有
几分姿色，却没有被老人家看中，当天就将其打发走了。后来她又跟
老人家到了无锡，当时仍当军长的二姐夫和二姐都在无锡，她就领着
二姐夫妇一起来参拜“皇上”。这时二姐虽然已近中年，却仍姿色出
众，尤其是那雍容华贵的气质，老人家一见立即龙心大悦，先留他们
夫妇两人共进晚餐，三妹自然在座作陪，饭后却让当军长的老公先自
己回去了，将其夫人即二姐留住了三夜，使其也享受了几天“龙恩”
虽然三妹这时已当了“拉皮条”的角色，他们姐妹二人共享了“皇
上”恩泽，凡人哪有这等福气呢？当时正随“驾”的中办副主任汪东
兴和李志馁医生，指着三妹悄悄说，她妈妈要在的话，她也会领来孝
敬“皇上”的。书中又写到，李志缓医生发现伟大领袖沾上了“滴虫
病”，这是从别的有此病的女性处得的，但对男性无妨，只是在他再
与另一女性干那事时，又会将病菌传给下一个。李医生禀告“皇上”
说，这病会传给江青的。伟大领袖坦然道，他和江青早没那事了，要
有的话正好在她那襄头“洗一洗”。后来我知道，那滴虫病就是三妹
“献”给伟大领袖的，因为我那“铁哥们”画家，也沾过三妹这光。
李志缓的这部回忆录，虽然在国外境外公开发行广为流传，在我国大
陆却是“党和国家绝对机密”，严禁任何人泄露，更不得传播。但是
其中写到三妹的事，却由我那“铁哥们”画家证实了，他说自己在
“文革”中因为受迫害，关押揪斗叉上过刑，放出来后身体很虚弱，
回家后夜里与三妹干那事时，那玩儿怎么也硬不起来，好不容易勃起
了，却一进去就“疲软”，使三妹有近水却解不了近渴，气得她骂
道，你都不如个7、80岁老头子！正是此事，埋下了日后他们夫妇分
手的“种子”。我得知此事后对我那画家朋友说，你老兄也够“幸
福”了，居然与伟大领袖“共饮一江水”。他恼火得把头上的军帽一
摔道，我这顶“绿帽子”算是戴定了！不过这话是在“文革”结束多
年后才说的，当年我还未见上述那部“医生回忆录”，也不知我所熟
悉的三妹已是“圣上宠妃”（严格地说应是“之一”，因为“宫”中
“宠妃”不止她一个）。所以在“文革”后期，我为了“躲风”，藉
口学习领会毛主席革命路线，去红军长征路线访问写生，正赶上我的
“铁哥们”和三妹在闹离婚。因为我与他们两人都有多年友谊，更不
知他们要离的主要原因，的确去劝说他们“和为贵”，由于离婚是三
妹提出的，我又特地去拜访了她的大姐，让她也帮助劝说三妹。那大
姐却小声对我说，你不知道，他（即我那画家朋友）那东西不行了，
我三妹正来劲，他却罢了工，夫妻生活没法过，再加上别的事，他们
是非离不可了。我想这其实是种病，可以治好的，还打听到一种药，
叫“肉苁蓉”，专治“阳萎”，曾托人去买，以为只要治好这病，能
够满足三妹所需，他们就可以不离婚了。但是当时三妹他们正剑拔弩
张地较着劲，我“铁哥们”的病也不能马上治好，不如暂避锋芒，先
退避三舍，让他和我一起到长征路线写生去，他欣然答应马上与我同
去“长征”了。我们在贵州和云南等地转了3个来月，我因为家里有
事，先回了北京，他却又去了西双版纳，住进僚族村案深入生活。哪
知三妹正急着要和他离婚，等他马上回来办手续，可就是怎么也找不
到他。三妹着急，她的大姐、二姐也跟着着急，他们知道即将成为三
妹前夫的画家，是由我领着“逃跑”出去的，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于
我这“忘恩负义”之举，非常生气发起火来，这就又引出了一些事
情。

我怎么对他们“忘恩负义”了？

关于我的“忘恩负义”，另有一段我与他们姐妹的故事。就在“文
革”中三妹正身居高位神气活现时，我在本单位因为得罪了“副统
帅”和“江女皇”一伙的人，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并被开除党
籍军籍，押回原籍劳动改造。2年后发生了“9．13”事件，林彪之流
垮了台。当初定案处理我的正是林彪死党黄吴李邱等，我在劳改中听
到此事后，就蠢蠢欲动想回京翻案，但是因为久居乡下，不了解外头
情况，就写信给我那“铁哥们”夫妇，请教他们怎么办好，他们很快
覆信支持我回京参加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第10次路线斗争。我还
是没有把握，正好我那老军长已调任为江苏省军区政委，他和夫人即
二姐都住在镇江，我就从江北乡下偷跑到镇江，找到他们家见到了二
姐。老军长没在，说是外出开会了，也许因为我还戴着“帽子”，他
为了避嫌，故意不见我。二姐听了我的陈述，她说已从三妹夫妇处知
道了我的事，给我讲了林彪一伙垮台和“文革”中的许多事，认为我
的问题完全可以平反，根据我的出身历史和一贯表现，不会有甚么问
题，支持我回京找原单位去，也可以直接找总政甚至军委上告。二姐
说我可以马上走，由她向我提供路费。我说还不行，这次我是从生产
队偷跑出来的，我得很快回去，家中还有个老母亲，也得安顿一下才
能走，又说路费可以自己筹，回乡时曾给我几百元安家费，借给生产
队买牛了，现在能够还我一些，正好用它当路费，届时我将从乡下直
接回北京。二姐说这样也好，就拿出一批关于“文革”和林彪问题的
文件材料，让我了解外头形势和上头精神。当天晚了，我不敢到外头
住旅馆，因为没有任何证件，万一被“文攻武卫”查出我是潜逃入城
的“反革命”，不打死也得脱层皮。二姐毅然决定“窝藏”我这“反
革命”，让我住在她家，这襄是省军区政委家，谁也不能随便进来，
躲在这里最保险，就使我在她家睡了“文革”以来最为安稳和舒适的
一觉。从白天到夜里，我又看了一批文件材料，心里也更有底了。第
二天我就告别二姐回到乡下，临走前她嘱我到京后就去找三妹夫妇，
让他们把北京的斗争情况告诉我，还要我有甚么事就随时与她联系，
最后又说：一听说你也当了反革命，我从来就不相信，我们看看你和
三妹一样，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怎么可能是反革
命，所以我们都支持你平反，你放心去北京吧，我等着你的好消
息！”

〔原载《前哨》杂志，2005.4。转载自《大纪元》2005.3.28
11:20；http://www.dajiyuan.com。提供者：（美国纽约）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