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呼吁结束在尼泊尔、西藏、印度和中国之间非
法走私野生动物。

达赖喇嘛呼吁流亡藏人记住他们对佛教非暴力的承诺，显然越来越多
的藏人参与了动物走私活动。

去年西藏官员截获一次非法走私时发现了32张虎皮，579张豹皮，665
只水獭皮。

因此达赖喇嘛同几个野生动物慈善机构发起了这次活动，旨在增加喜
马拉雅山地区人们的环保意识。

达赖喇嘛说，西藏人基本上是佛教徒，佛教宣扬对所地球有生命有爱
心和同情心。他说，因此认识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是所有人的责
任。

达赖喇嘛正同英国的“爱护野生动物国际”（ＣＷＩ）这个组织，以
及在印度的“野生动物基金”合作，让人们意识到野生动物贸易带来
的危害。

游说者计划制作录像和传单，分发到印度各地的西藏难民居住地。他
们还希望在电视和广播中发出反对偷猎的信息。

“爱护野生动物国际”的马斯女士说，希望最终所有人能够得到上述
信息，他们会去学校和难民营进行宣传。（2005.4.8）

┌────────────────────────────┐
│　4月3日，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为教皇约翰-保罗2世逝世　│
│　举行特别法会祈祷，并发布下述悼词。　　　　　　　　　　│
└────────────────────────────┘

教皇约翰-保罗2世是我高度推崇的一个人。他是一位意志坚定、精神
深邃富于思想的人，我对他极为尊重和钦佩。他在当时的共产主义国
家波兰的经历，和我自己与共产党人的麻烦，奠定了我们密切的共同
基础。我们第一次会见，他就以其极为切实、坦率和对全球问题广泛
的正确评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毫不怀疑，他是一位伟大的精神领
袖。

我们之间一开始就建立的密切的个人友谊，在后来的好几个场合得到
发展加固。我发现我们在好些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象我一样，教皇
感到，人类不仅仅要求物质发展，而且需要精神涵养。无疑，进步的
物质设备给我们提供了身体上的舒适，但我们也有物质供应无法充分
满足的独特的智力或心智。在公众场合，在与我个人的接触中，教皇
总是强调精神价值的重要性，我们共同忧虑的是，年轻一代正在对此
失去兴趣。

我们还一致赞同促进不同的宗教传统之间和谐相处的需要。我特别感
谢应他邀请我出席了在阿西西举行的交互信仰会议，这是一个很重要
的有意义的事件。它向世界共同体表明，我们不同的传统实际上可以
共同祈祷，并且从同一个讲台上发布和平的信息。

我还深深赞赏教皇肩负的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使命。尽管日渐年老体力
衰竭，他不倦地访问世界各地，会见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促进和谐和
精神价值，不仅示范了他的深深关怀，而且表率了他实现其关怀的勇
气。

教皇非常同情西藏问题。当然，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的首领，他尝试与
中国建立友好关系，并且真诚关怀中国数百万耶教徒的状况，因而不
便公开或正式表达这一点。但是，从我们的友谊一开始，他就向我私
人透露，由于他在波兰对共产主义的切身体验，他对西藏问题有清晰
的理解。这就给了我个人以很大的鼓励。

最后，我要表达我对教皇的深深赞赏，因为他宽恕了蓄谋刺杀他的
人。这是一个鲜明的标志，表明他是一位真正的精神践行者。
（2005.4.8）

〔《新华网．西藏频道》北京4月8日电〕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
时间8日清晨4时04分，西藏日喀则地区仲巴县与阿里地区之间（北纬
30.5度，东经83.7度）发生里氏6.5级地震。

震中位于中国与尼泊尔边境线以北约110公里处，距仲巴县城约100公
里，据拉萨市约670公里。（2005.4.8）

美国海军陆战队藏裔军人贞其丹增曲古于4月2日在伊拉克安巴尔省的
一次袭击中牺牲。美国国防部4月4日说，今年19岁的贞其丹增曲古年
幼时随家人从印度的西藏难民营移民到美国。2003年9月，刚念完高
中的贞其丹增曲古，从他家所在地维吉尼亚州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
队。他的父母年幼时随家人，曾冒着侵藏中国军队的炮火从西藏逃亡
到印度。

自从丹增曲古牺牲的消息传来后，他生前的好友、亲友前往他母亲在
维吉尼亚的家中表示哀悼。每天晚上，首都地区（其包括华盛顿特
区、维吉尼亚州北部和马里兰州南部）西藏人协会的成员，聚集在他
的家中，以西藏佛教的传统，念经祈祷，超度他的亡灵。4月5日晚
上，还邀请来自印度南部色拉寺正在访美传法的一个大活佛主持念经
仪式。

据悉，目前丹增的家人仍在等候他的遗体被送回美国。他的遗体火化
后将会安葬在维吉尼亚州的艾灵顿军人墓。烈士的母亲仁增曲珍说，
丹增曲古生前总希望有一天能够去自己从未到过的西藏故乡，但现在
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因为，为人类的民主、自由事业，他献出了年轻
的生命，所以她希望一部分骨灰将能撒在西藏的大地上，以此了却她
的一桩心事。（2005.4.7）

〔《新华网．西藏频道》拉萨4月7日报导〕4月6日下午，西藏最大的
铜矿──玉龙铜矿联合开发建设协议书签字仪式在西藏拉萨隆重举
行。据悉，玉龙铜矿将在年内开发。

据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金世洵介绍，新组建的
玉龙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由青海西部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紫金矿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西藏地勘局地质六队、西藏矿业开发总公司、昌
都地区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五家单位联合组建。公司注册资金6.25亿
元，其中西部矿业占股份总额41%，紫金矿业占39%，西藏方三家单位
占20%。

金世洵说，玉龙铜矿将尽快完成立项核准，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
力争9月底正式开工建设，确保在3年内建成投产。玉龙铜矿位于昌都
地区江达县玉龙乡，是我国目前保有储量最大的斑岩、矽卡岩复合型
铜矿，初步探明铜金属资源储量650万吨以上，远景预测储量达1,000
万吨以上。据了解，玉龙铜矿的外部建设条件已大大改善，已完全具
备开发条件。

据介绍，中国内铜需求强劲，进口逐年增加。玉龙铜矿的开发建设，
既可缓解中国铜供需矛盾，又将带动西藏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三
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地区的多霞松多、马拉松多、莽宗等
大中型铜矿开发。（2005.4.7）

〔据《新华网．青海频道》西宁4月7日消息〕3月31日，青海格尔木
森林公安分局在今年开展的一次春季反盗猎巡山活动中发现，多头野
生保护动物野犁牛异常死亡。巡山队在昆仑山北麓野牛沟发现：这些
死亡的野犁牛有的倒毙在路边，有的横尸河沿、沟谷。在野牛沟方圆
20平方公里区域内发现了10头野犁牛的尸体，据当地牧民介绍，这些
野犁牛死前异常痛苦，步履蹒跚，硬撑了好些天，最后倒毙。

野牛沟位于西藏安多格尔木市境内，与可可西里仅一山之隔，总面积
24万公顷，平均海拔4800米，沟内野生动植物非常丰富，是青藏高原
野生动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西藏珍贵野生动物野
犁牛最主要的栖息地。

格尔木市森林公安局局长多杰说，目前已经发现的野犁牛死亡地多在
巡山路两旁的河谷地区，在山里人迹罕至的地方，野犁牛死亡数量无
法确定。

中共有关部门的解释是野犁牛老死和饿死。但这一说法没有多少说服
力，所以，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呼吁国际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关注这
一西藏野犁牛大量死亡的现象。（2005.4.7）

〔《西藏通讯》4月6日报导〕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4月6日启程前往
新德里，将从星期五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这将是西藏政
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日本的第12次访问。

据据西藏流亡政府有关部门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预计从4月8
日开始对日本东京、京都、熊本以及金泽等地进行为期11天的访问。
鉴于中国和日本目前的紧张关系，达赖喇嘛不准备会晤任何日本官
员。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表示，此次日本之行纯属宗教活
动，达赖喇嘛计划发表公开讲演和传法活动。据报导，中国政府反对
达赖喇嘛的日本之行，曾经要求日本拒绝向达赖喇嘛发放签证。
（2005.4.6）

〔《西藏通讯》4月6日报导〕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财政噶伦（部长）
洛桑宁扎对中共强行关闭保存和传播西藏传统文化的《藏人文化网》
表示遗憾。

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财政噶伦（部长）洛桑宁扎表示：我们对中国政
府关闭《藏人文化网》的行为非常失望。他说：关闭《藏人文化网》
将会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洛桑宁扎强调，言论自由是每个人应该享
有的最基本的人权。我们相信中国目前经济腾飞的状态下有能力让中
国人民和少数民族享有言论自由权。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希望中国政府
允许重新开放《藏人文化网》和该网站ＢＢＳ论坛《藏人社区》，以
及中国网民极大关心的其他论坛。

另外，设立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也谴责中共对
西藏言论自由和信息限制。

《藏人文化网》创建于2004年4月20日，秉承以网络为媒体、保存和
传播藏族文化、倾力关注21世纪社会转型和文化重建时期藏人崭新的
精神和文化生活风貌的宗旨，结束了民间藏人在网络界较高层次上的
“失语”。近1年来，由该网站发起，在《新西藏》等兄弟网站以及
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下，政府部门果断地制止了有悖于藏族人宗教信
仰的“张健横渡纳木措”事件；在社区探讨“母语与民族文化”等困
惑新一代藏族青年的系列问题；发布消息并全程跟踪关注藏族著名诗
人伊丹才让先生的去世；应邀参加网络与民族文化保存问题的国际研
讨会；通过网站向印尼海啸受难者捐助1万多元人民币；在2005年新
年伊始，创办和开通了藏族历史上第一个《藏人文化博客》和《雪域
情缘》交友网，为各族各界朋友提供敞开心扉相互交流的友好平台，
也为散居各地的普通藏人架起情感世界的桥梁。

《藏人文化网》是一个十分温和、理性的涉藏媒体，自创办以来，受
到藏族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其宗旨和创办方向得到了大多数国
内藏族文化名人和政要的肯定与支持，并有许多赞扬性的题词和文章
以示鼓励和支持，同时也激发了藏族年轻一代追求精神生活的热情。

据消息人士透露，或有可能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社区言论引起官方不
满，近而对该网站进行强制关闭。而《藏人文化网》的遭遇，再一次
证明在中国所谓的言论自由纯属一纸空文，尤其对少数民族言论监管
过度“白色恐怖”，甚至到了惊弓之鸟、杯弓蛇影的可笑地步。
（2005.4.6）

〔综合报导〕据比利时国际助残西藏项目部透露，西藏藏语手语开必
进展顺利，目前藏语手语词典第3册即将面市。

据比利时国际助残项目协调员克师多介绍，从2001年开始，比利时国
际残联开始开发藏语手语，现已出版藏语手语词典两册，加上即将面
市的第3册，共收集整理藏语手语词汇1,000多个。手语项目组还针对
聋儿出版了手语教材和儿童故事书，并每年为聋人专门出版一册手语
挂历。（2005.4.5）

〔中央社台北31日电〕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境内的阴山余脉近日发现多
达300幅古代岩画群，甚至包括罕见的古代藏经文岩画。专家说，发
现地并远离寺庙区为历来首见，是否另有意涵或因素值得探究。

新华社今天报导，从岩画雕刻的笔法以及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生产活动
的情况看，这批岩画中最古老的距今超过3千年历史，最新的藏经文
岩画也至少300年。

专家说，这些岩画与以往发现的阴山岩画相较，人面象岩画更接近北
方少数游牧民族的面相，而且有相当多数量的石刻文字初步断定属古
藏文。（2005.4.1）

〔日内瓦消息〕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星期四指出，在
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中，世界上6个最具压迫性的政权都在其
中。这6个国家分别是中国，古巴，厄立特里亚，沙特阿拉伯，苏丹
和津巴布韦。

“自由之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年会时发表报告
指出，人权委员会非但没有公开指责世界上人权纪录最恶劣的国家，
反而还保护这些国家并让他们坐在评判尊重法制的民主国家的席位
上。不过，“自由之家”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日前提出的建议，由
人权纪录良好的国家组成一个新的联合国人权机构以取代目前的人权
委员会。（2005.4.1）

〔《大纪元》记者悠游编译报导〕一位俄罗斯佛教高僧，被埋葬了75
年后肉身仍然不腐，其面相、毛发和指甲与活人无异，关节能轻易弯
曲、软组织具有活人一样的弹性。科学家日前将这一完整调查结果在
莫斯科公诸于世，引起轰动。

据俄罗斯《真理报》报导，在1911至1927年间为俄罗斯著名佛教领袖
的谛吉洛夫（Dasha-Dorjo Itigelov），涅（般木）前，留下遗嘱在
其死后30年将其尸体取出。从那时起，谛吉洛夫的尸体分别于1955年
和1973年被挖出过两次，两次都发现肉身没有腐化。2002年，该僧人
的尸体第3次被挖出，情况也如此。此后，医学专家开始研究谛吉洛
夫肉身不腐的原因。

主导研究的泽夫（Galina Ershova）教授对记者说，当科学家移开谛
吉洛夫的棺椁后，都闻到了一股从棺木中散出的香气。而该僧人尸体
的各种指标与活人无异，“完全违反了尸体在下葬75年后应变成甚么
模样的定律。这不仅是佛教史上的第一例，也是整个人类史上的第一
例。”

现俄罗斯佛教领袖阿育谢耶夫（Damba Ayusheev）表示，此研究“鼓
励了虔诚的佛教徒们，也帮助了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放下其疑惑。”

其实，在中国也有很多“肉身不腐”现象，最著名的是九华山上的肉
身佛，他们其中包括最早的唐代佛家弟子金乔觉，他圆寂后3年，肉
身“竟颜状如生，兜罗手软，骨节有声，如憾金锁”。

只要稍微注意就发现，几乎所有达到“肉身不腐”境界的人都是修炼
人。在他们的信仰中，大都包涵着：珍惜生命不得杀生、慈悲他人、
容忍他人、真诚地对待一切等内涵。

除了这种“肉身不腐”现象之外，另一个修炼人死后的现象是“舍
利”的出现。舍利，是特指佛家修炼人圆寂之后，肉身火化后出现的
一种非常坚硬、颜色明亮多彩的颗粒物质。这在西藏佛教中多有出
现。

“肉身不腐”已成为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人体之谜，它突破了“有机
物如果失去生命，在自然状态下会腐烂”这一常规，对现代化学中有
机物和无机物的理论形成挑战，暴露出现代科学认识的局限性。这些
违反“常规”的现象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从小就接受的一整套科学教
育，仅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而绝非是唯一的方法。

（2005.4.1）

据悉，4月6日下午3点多钟，浙江杭州警方以所谓“处于剥夺政治权
利期”的名义，将我大西南地区到杭州寻找工作和旅游的民运人士欧
阳懿先生，从正在浙江杭州地区民运人士王荣清先生的家中抓走。

我们大西南地区的民运人士对浙江杭州警方以所谓“处于剥夺政治权
利期”的名义，对欧阳懿先生进行抓捕的严重践踏人权行为，向浙江
杭州警方提出强烈抗议！

“剥夺政治权利”本身就是在全世界的一种独一无二的前专制国家苏
联的政治发明。它是对国家成员中包括表达政治异见人士所进行政治
迫害的继续，其本质就是反人类、反人性的霸道行径，是对《国际
法》“个人人权主要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与自由’”的公然践踏。

我大西南地区民运人士欧阳懿先生到浙江杭州旅游和寻找工作，是每
一个公民的自由和生存权利。浙江杭州警方对我大西南地区民运人士
欧阳懿先生的抓捕是在剥夺公民的最基本的“自由权和生存权”。

于此，我们大西南地区的民运人士，对浙江杭州警方严重剥夺欧阳懿
先生最基本的“自由权和生存权”的行为，表示强烈关注！

我大西南地区民运人士要求浙江杭州警方立即释放欧阳懿先生，还欧
阳懿先生最基本的“自由权和生存权”。

鉴于表达政治异见人士所遭受的，因被以所谓“剥夺政治权利期”
的名义而经常被限制、剥夺“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文化权
利与自由”的政治迫害的泛滥，我们大西南地区的民运人士，呼吁并
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向全国人大提交一份《废除‘剥夺政治权利’》这
一前专制国家苏联的政治发明，并严格遵守“国际法”“个人人权主
要包括‘生存权、平等权和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与自由’”等所有
条款。

大西南地区十省市民运人士联合署名：

重庆：李运生、何　兵、王　明、阎家鑫、梁俊西、蒋世华、许万平
四川：黄晓敏、陈　卫、张　明、廖亦武、侯多蜀、雷风云、
　　　曾福洪、文　强、邓永亮、周志刚、郑　辉、鲁登川
贵州：廖双元、李任科、曾　宁、方家华、张重发、黄燕明、
　　　全林志、吴　郁、韦登忠、黄　杰、陈德富、贾三友、
　　　陶玉平、孙光全、杜和平、覃礼尚、朱正元
陕西：郑保和、马育中、付　升、安保军、许建雄、孙正刚、
　　　张鉴康、高军生、王中陵、汤致平
内蒙古：丁贵雄
山西：韩　武
宁夏：陈晓昶
广西：黎小龙、李志友
甘肃：王凤山、郭新民
新疆：冯建新

（2005年4月7日）

〔提供者：（重庆）许万平〕

《新唐人》这个名字让我想起唐朝，唐朝是一个繁荣、强盛的朝代。
历史学家们认为，唐朝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唐朝人有开阔的胸襟和
海纳百川的气魄，他们不拒绝优秀的东西，无论它来自何处。在这个
时代，没有闭关锁国，没有信息封锁。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今天居然
出现了信息封锁的现象，《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传送遇到了强大的
阻力。全球交流日益加强的今天，封锁信息就是自断活路，所以我们
必须关注《新唐人》电视台节目传送受阻这个事件。

信息自由流通是现代社会存在的必要条件，没有信息的流通，我们就
失去了做出正确判断的依据。

渴望得到信息的人都是有行为能力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思维
方式，他们自己完全有能力对纷繁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判断
将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任何人都不能干预他们接受信息的过程，
这种干预将扰乱别人的生活，这是极其不道德的、甚至是一种犯罪。

一个自立的人总是要根据各种各样的信息来做出自己的判断，没有信
息，自立的人就难以自立。一个政府控制信息的传播，就会使自立的
人失去一些机会，一个人没有机会就难以发展、生存。如果控制信息
流动的政府能包养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就回家享福吧，不做工却有钱
花，这样的生活多么美妙。可是这样的政府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每
一个人还是要自立。每一个政府都要明白，你不能包养你的国民，你
就要让他们自立，让他们自立，你就不能封锁他们的信息通道。

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他们生来就追求自由，他们宁肯生活在饥寒交
迫中也要享受自由的快乐，这样的人视政府的包养为粪土，他们不会
为了政府的物质供应而交出对自由的追求，对于这样的人，政府只能
无条件地满足他们的要求，让他们自由地接受信息。

当今世界，喜欢自由和民主的人越来越多，从1990年代初期开始，自
由和民主已经从东欧传到中东，现在这股传播势头有向中亚蔓延的趋
势，自由和民主会不会自西向东横扫欧亚大陆，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们已经注意到，联合国正酝酿着自建立以来的最重要的改革，加强
人道干预是这次改革的一个目标，如果这项改革能如期完成，那么国
际社会将会积极地制止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些仍然不尊重人权的
国家应该注意到世界的变化，为所欲为的时代也许将一去不复反，无
论你的头颅多么高贵，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道的目光下，你都要低下
头来，如果你一意孤行，你就永远看着你的脚趾生活吧。

〔原载《新唐人》签名网页留言版。提供者：（丹东）田晓明〕

〔《大纪元》记者季达〕福建省福州市下属的连江县，距台湾所控制
的马祖岛最近的地方只有8公里。20年前，这里是中国大陆的海防前
线，有重兵把守，闲人不得随意进入。至今，当年修建的战争工程，
仍然是连江的一大旅游景点。

然而连江所以出名，却是因为中共连江县委书记黄金高，去年8月向
人民网投书，透露其因为反腐败和调查恶势力侵蚀国有资产，受到了
黑社会势力的巨大压力。黑社会扬言350万买他的人头，以致黄金高
不得不穿戴防弹衣达6年之久。更重要的是，福建和福州市的主要官
员，不但不支援黄金高，反而明里暗中保护黑势力，打压黄金高，以
至他投书《人民网》发出“反腐败为什么这磨难”的感叹。

黄金高的投书在中国海内外掀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世人对中国官场
腐败的关注，也引起了人们对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执政道德的怀疑。也
正因为如此，黄金高投书的事件，被中央某些大员所支援的中共福州
市委定性位严重的政治问题，黄本人被“双规”。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今年3月刊登文章，“透露”了黄金
高本身的许多腐败问题，希望能把黄金高“反腐书记”的衔头彻底抹
黑拔掉。《大纪元时报》记者，采访了多位连江和福州市的相关人
士，以求把黄金高一案的前因后果，以及其中错综复杂的黑白两道关
系厘清。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文中所有的被访者不能提供职位姓名甚至更为
详细的情况，记者采访及行文之时，也常有朗朗乾坤黑白颠倒的感
叹。

黄金高被折磨神智不清

黄金高自去年12月15日被“双规”以来，至今已经有3个半月了，现
在黄金高下落不明。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大纪元》，黄金高双规的地
点换过3个。他表示，在最近1个多月黄金高经常被连续提审，多天不
让睡觉，只给少量食物。“他现在已经神智不清了”，这位不敢透露
姓名的知情人士说，“福州市委，检察院和安全厅组成的9个人的审
讯小组，采用各种手段逼迫黄说出他的经济问题”。

另一名与黄金高关系相当密切的人士，向《大纪元》记者展示了黄金
高被双规到今年2月发出的几个手机短信，可以反映出黄金高的心路
历程和黄案的大致经过。

去年被双规前的短讯：

“为求真，为国家，为人民，我愿舍生取义。”

省委工作组撤走后他的短讯：“工作组已撤走，调查结果基本属实，
形成调查材料153页2万多字，如不出意外，大获全胜指日可待。”

另外一个短讯是：“我感叹中央的英明伟大，但福州仍在掩，仍在
堵，让我不见天日。”

随后的一个：“我上书《人民网》，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我感到内
疚的是，连累了我的家人、朋友和善良的连江人民。”

最后一个短讯显示他的处境已经非常危急了：“他们现在用法西斯的
手段，用文革的手段，来对付我，对付我的下属。”

显然，黄金高面对的情况越来越糟糕。黄的一位朋友对《大纪元》记
者说：“有好心人传出来消息，黄金高现在天天被折磨，搞得现在是
神智混乱。他们用车轮战的方式，疲劳轰炸，9个人轮流审问黄金
高，用了各种的手段。”

牵连甚广300人被抓

连江县委的一个官员透露，黄金高被双规，被牵连者众多。这位官员
表示，除了黄的妻子和多个亲戚被拘捕，“黄金高秘书，县委办公室
副主任柯飞现在还没有放出来，行政科的职员陈英钦也没有放出来，
福建电视台的记者陈汉明，出于正义接受群众委讬给黄金高拍了个
ＶＣＥ，也没有放出来，广电局局长郑康成等，也都没放出来。据传
说，这几个人现在被打得很厉害，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

此外，也有很多连江县市民被关押和传讯。那位官员说：“进进出出
大大小小弄了300多个，所有签了名的人都抓去问话。最老的一个104
岁的老人，躺在床上也要去问话，老人说，他就是个好人，一辈子第
一次有一个县委书记去看望他，老人就说这句话。”

连江的菜农周通学，是被抓的其中一个。周通学在一份上诉材料中表
示，去年黄金高刚刚投书人民网不久，他就被福州检察院拘押了5
天，让他交待黄金高的经济犯罪问题。周通学在材料中描述了他和市
检察院办案人员的对话：

问：你钱送多少给黄金高，你要老实交代。
答：我是农民，做农的，哪有钱送人，我只做自己的事。

问：为什么黄金高对你这么好？帮你争取市里补助，你肯定有钱送给
　　他。
答：黄金高对企业家都是这么好，不信，你们可以到连江调查，98%
　　以上的群众和企业家都是说黄金高好。

问：你肯定至少送他25万元钱。黄金高已经被视为‘双规’了。连江
　　县一共‘两规’18个人，黄金高自己都坦白了，市委市政府要定
　　他罪，至少要判25年，你不老实交代，与他同罪，至少要判15
　　年。
答：我什么罪？

问：行贿罪，讲了就可以回去，否则我们市检察院就可以逮捕你。黄
　　金高还有与其他女人关系问题，你讲了还可以获得奖金20万，是
　　市政府出的。
答：没有，黄金高是个好书记。

周通学的材料透露：“连续4个晚上5天，市检察院的人不让我睡觉，
我想睡，他们就拍桌子，要到实在问不出什么来。（8月）28日早
上，教我走的，其中一人说：‘我们也是受市委指派的，约出来的，
不要跟别人讲，我们与你的谈话。’”（见附件）

今年12月以后，连江被关押和传讯的民众更多了，主要是因为当地数
百群众自发请人拍了一个电视片为黄金高喊冤。其中包括一位当地的
民间艺术家，这位年过60的民间艺术家为黄金高的事件创作了多辐漫
画，在当地民间流传，而作者本人也被拘押了好多天。

连江的那位官员表示：“群众自发地给他作了一个ＶＣＤ，说他是人
民的好官，清官，苦官，累官，有300多个人签名摁了手印，送到中
央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福建省委常委每人都送了一份。还请人给
他写了4个字，正气浩然，作了3米多4米的匾，就是这个东西，激怒
了福州市委。”他透露说，写字的当地书法家张老先生，也未幸免，
遭到当局传讯。

黄金高的对头是谁？

黄金高最大的罪名，按照中共福州市委的说法，是“不讲政治、不讲
大局、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违反组织原则”，“严重违反组织纪律”
“其行为的直接后果是为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力、民运分子等
利用，引发了社会政治不稳定”。黄金高投书《人民网》，因此成为
一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了“不让西方敌对势力、台湾敌对势
力、海外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妄图搞乱福州进而搞乱福建、搞乱海
峡西岸经济区的图谋得逞”。

这种罪名，在中共数十年的官场惯例中，显然是欲置其于死地方才罢
休，已经不简单是“内部矛盾”而几近于“敌我问题”了。

实际上，黄金高事件曝光后，福建省委和中央有关官员曾经到当地调
查，但遭到福州市委的抵制。福州市的一名官员对《大纪元》表示：
“福州的官员和北京的大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黄金高给人民网写信
后，李长春来了，黄菊来了，短短的时间内政治局常委来了4个，最
后老四来了之后，就做了最后的决定。”他所说的最后决定，就是黄
金高被双规，亲朋好友全部被拘以追查黄的“罪行”。

而这位官员所说的“老四”，正是曾经在福建主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贾庆林。“中央的那个第4号人物，原来在福建任职的。这个人
下令把黄金高弄起来。因为福州出的事情太多了，远华案、陈凯案．
还有猪案等等9个大案件，现在还有一个更大的金山开发案，就是福
州市长练知轩的2个弟弟，在那个公司作老总，侵占国有资产有16亿
多。他们如果不杀一儆百，很多事情都要抖出来。”

事实实际上比这位官员说的更为复杂。黄金高在连江所查处的滨江路
开发案，也和福州市长练知轩有一些关系。连江县前县委书记俞风云
和练知轩同是福清人，他把滨江路开发权，低价给了几位声称是澳大
利亚注册，实际是几个福清人搞起来的空壳公司，名为澳大利亚雄宝
实业集团公司，其董事长为陈宝财。

陈宝财，是福州最风头火势的房地产公司龙基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陈龙
基的姐夫。而福州市长练知轩的儿子和弟弟，都在龙基房地产中任关
键职位。

黄金高不仅仅得罪了他的顶头上司和本地的大商人，而且也得罪了远
在北京的福建财阀，世纪金源的老板黄如论。福州市的那位官员说：
“连江有个县建设局局长被双规，黄如论叫黄金高放人，黄金高没有
放，结果也得罪了他。黄如论是可以随意进出中南海的，在北京势力
很大的。”

在中国富豪榜上连续几年排名名列前茅的世纪金源集团老板黄如论也
是福建连江人，80年代之前一直做小生意，90年代从菲律宾回到福建
开始搞房地产生意。其和贾庆林的关系非同一般。贾庆林到北京当市
长后，黄如论在90年代末期把房地产开发重点转移到北京，在海淀区
圈出大批的地皮，之后逐渐成为中国首富。海淀区现由贾庆林在福建
的秘书谭某主政。

黄金高有两句名言：“国资民脂重泰山，官场潜规轻鸿毛”。黄在这
样的原则下行事，得罪了顶头上司，得罪了福州本地财团，得罪了本
地出身而在北京大有势力的财阀巨头，当然，也得罪了中共的顶尖人
物。最重要的，是黄金高得罪了中共整个官僚体系。“黄金高的事情
非常明白，他已经成了中共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事件”，曾经和黄金
高有多年工作关系的这位福州官员认为，“虽然说起来只是一个个人
的事情，但实际上直接威胁到共产党的体制了。现在恐怕谁也无法救
他了。”

亲友被抓斩尽杀绝

黄金高前后两次结婚，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知情者透露，黄金高
前妻所生的大女儿现在近30岁，居住在新西兰，20岁出头的小儿子正
准备报考研究生，由于父母亲戚大部分被关起来了，现在生活非常困
难。黄金高的一个朋友透露：“前段时间，他儿子胃出血都没钱看
病，因为黄金高的妻子，小姨子和小舅子都被抓起来了。他的小儿子
自己存的几千块钱都被冻结了，现在一边打工一边读书。”他介绍
说，黄金高的小儿子毕业于厦门大学旅游系，是福建省的优秀生。

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早前独家刊登了黄金高诸多腐败行为
和经济罪行。包括拥有6套公寓，4个情妇，而他查处滨江路国资流
失案，是因为前任临走没有把肥肉留给他，而且黄金高好色成性，经
常嫖娼等等。

连江县一名官员对记者表示，他对黄金高非常了解，“绝对是恶意的
诬陷，我知道黄金高自己住的公寓还没有还完钱，哪里有什么6套公
寓。如果真是他们说的那样，为什么不公布公寓的地址？为什么不公
布他的情妇的姓名？为什么不公布向他贿赂的公司的名字？”

《大公报》在报导中描述说，黄金高妻子经常在五星酒店吃完了鱼
翅，再绕到菜市场买一点青菜装样子。这名官员说：“我们都认识黄
金高的妻子，黄金高的胃不好，他妻子除了上班，都在照顾黄金高，
黄金高胃不好，吃的都是清汤面，稀饭和白馒头，在县委食堂吃饭的
人都知道。”一位在县委食堂内煮了7、8年饭的大嫂表示，黄金高除
了接待外宾、外商、出差之外，都在食堂吃饭，其他的县委常委很少
在这里吃。

黄的朋友透露，黄金高的太太在福州上班，周末才来连江照顾黄金
高。他认为所有对黄金高的攻击几乎全部是不实之词，“《大公报》
的报导我可以告诉你，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是不实之词。有良心的人都
可以去查一下，听听人民的声音，不能听他腐败集团的声音。”“我
亲眼看到的，当地有老百姓把黄金高摆在神抬上来拜，你可想而知他
在群众中有什么样的地位。”

另一位连江的商人对《大纪元》表示，黄金高是他所见过的中共官员
里面非常特别的人物，对下属非常严格，对老百姓则相当和气。“你
随便去连江问一下街上的百姓，人人都会告诉你黄金高的事情”，这
位商人对此非常有信心。

福建官场腐烂透顶

近年来，福建出过轰动中国轰动世界的几个大案，远华走私案只是其
中一个。

去年5月16日，中美两国联合破获了一个庞大的国际贩毒集团，摧毁
了一个跨国贩毒网。团伙首领王坚章为福建亭江人，绰号“125”，
由他控制的贩毒集团在近3年内，从中国内地向美国输出的海洛因超
过680公斤，案值高达1亿美元。王坚章被抓后，揭发有福州首富之称
的陈凯，参与该跨国贩毒集团洗黑钱行为，并涉嫌走私、组织偷渡人
蛇等组织黑社会罪行。

因涉“陈凯案”案而被中纪委双规福州高官总共有8名，包括中共福
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宋立诚、福建省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福
建省地税局副局长李康振、三明市副市长刘用照（原福州市副市长）
福清市委书记朱健、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峰、鼓楼区法院副
院长游礼杰、鼓楼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游可为等。

有报导说，某国有银行的领导曾向陈凯追讨贷款，陈凯托人送去1礼
盒，里面装的竟是刚被切下的公鸡头，从此该领导再也不敢向陈凯追
账。黑社会在福建肆行，背后多有公安局和安全部门甚至北京高官的
支援。

谈到福建官场和黑社会势力的关系，福州的那位官员感叹：“那是全
国之最，大家都知道福清帮，它的大头目回到福建，副省长都要去见
他，叫他“明哥”，这个明哥的背景也在中南海里面。”

黄金高98年查“猪案”，同样触动了当地官场和黑社会势力。“就因
为这个案子破了，得罪了很多人”，这位官员说，“福州公安局副局
长落马，晋安区人大副主任落马，晋安区公安局局长落马，大大小小
官落马几十个。”黄金高连续受到二十多个恐吓电话，有人要用350
万买他的人头。“卢展工省长一直很支援黄金高，实际上防弹衣和保
护他的警察，都是卢展工派去的，要不然黄金高哪有什么防弹衣，更
请不起保镖了。”

福建买官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这位官员透露，在长乐，福清这种经济
较好的地方，买一个乡长镇长要120万到130万，县公安局长要2百
万。在比较穷的山区地方，乡长也要3、40万。“福建谁不知道，哪
一个官不是买出来的，一级一级买上去，一级级的保护勾结，这都是
那个‘老四’在福建的政绩。”

黄金高的对头是中共

连江县的官员透露，黄金高事件发生后，中国大陆总共有80多家媒体
前去采访，包括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这样的媒体，采
访的结果对黄金高相当有利，但在中央某高官的压力下，没有一篇报
导最后能够出来。“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就说，黄金高这样的人永远升
不上去，但也不会被挤走。但这次不但挤走，可能生命都有危险了。
因为福州市委这次一定要把他置于死地。”

共产党的统治是一种黑暗。正如《九评》所指出的，“共产党员以及
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
全部内容。”黄金高向黑势力挑战，没有服从上级“党组织”。无论
黄金高所说所为如何正确，怎样地符合党章宪法，也无论黄金高如何
克己清廉、亲民严明，但他却明显违反了中共要求服从上级的“党
性”，这是他不能被党所容忍的真正地方。

所以置黄金高于死地的，不是福州市委，而是中国共产党。

〔转载自《大纪元》2005.4.8 23:41；http://www.dajiyuan.com〕

中国大陆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有一种迷信联合国的倾向。我不迷信
联合国，我认为相当程度上联合国已经堕落为恶棍国家投票反对民主
自由的平台。大陆曾经流行这么一个知识问题：“联合国是一幢楼，
还是一个国家？”2004年11月18日晚上，从纽约帝国大厦顶层遥望联
合国大厦，那只是一幢楼，与林林总总夜纽约其他大楼相比，它并不
比其他大楼更高更大更辉煌，它只是大纽约普普通通的一幢楼。我在
纽约一周多，从来就没闪现想过去看看它的念头。如今联合国面临分
裂和改组，我欢呼这种分裂和改组。恶棍的平均数还是恶棍，君子的
平均数还是君子，我希望新的联合国都是君子国的代表组成的。

一、联合国合法性程度的测算公式

上帝都已死了，联合国却还在先验地活着，而且还以国际社会的第一
前提、第一准则、第一立法者、第一行为权力赋予者和第一道义源头
活水的名义活着，这有些说不过去。自1945年6月26日50个国家的代
表签字宣告联合国成立以来，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扶助弱小民族
方面的确做了不少好事，可是同时我们也遗憾地看到，媒体上常常念
叨联合国做的好事，实际上很多时候做成了坏事。比如联合国严格执
行的成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就常常被当作联合国的好去念叨，而实际
上几十年主权平等原则这柄保护伞还一直庇护着一些反文明、反民主
的独裁专制政府。我们眼睁睁看着一些好经在联合国的讲经坛上被占
多数的歪嘴和尚念歪，眼睁睁看着一些文明、民主国家符合“三个代
表”精神的意志在联合国集体大呼隆投票时被为数众多落后、愚昧国
家淘汰出局。因而我们必须对联合国的合法性提出商讨和质疑，联合
国也必须象人类历史上曾经的任何其他圣物一样接受理性的审判，并
在这审判面前争取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联合国何以会出现合法与否，或合法程度如何的问题？这是由各国驻
联合国使节或出席联合国各种会议代表的合法性之程度决定的。这是
一个我们不能不承认的现实：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少的国家，它的政府
不是民选政府，它不代表民意，另有一些国家压根儿就是无赖执政的
邪恶国家，有些国家的领导人根本就是不折不扣的恶棍，象印尼前总
统苏哈托，既是巨贪，又是印尼人权、东亚人权乃至世界人权的特大
害虫，黑非洲许多国家的元首就更不必提，乌干达的阿明总统还吃过
人。一切非民选政府，一切恶棍总统，所把持的政府都是非法政府。
试想：一个非法政府，它派驻联合国的大使或代表怎么可能是合法
的？一个恶贯满盈的恶棍总统，他的外交部长怎么可能是良民善类？
他派往联合国参加会议的代表怎么可能会代表民意？各国驻联合国的
使节或与会代表，是总统和政府肢体的延伸，总统和政府不合法，犹
如爱滋病人血管里流出的血液，干净不了，健康不了。

一个靠走歪门邪道登上权力顶峰的人，一个以残酷、野蛮和邪恶的手
段统治国家的人，他的外交部长、他的驻外大使，乃至他的整个官僚
系统，都不可能由正人君子充任，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
为国民的利益说话。一国之民意尚且代表不了，怎么能代表5、60亿
人类的方向？联合国成员国里有多少这样的非法政府？联合国成员国
里有多少这样的恶棍型总统？我们天天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那些西装
革履、油头粉面混在联合国大小会议中体面风光的各国代表们，有不
少就是这种非法政府、恶棍总统的腕足、吸盘和魔爪。由非法人物组
成的组织也是非法的，非法代表的表决即便合乎程序，其表决结果仍
然是非法的。因而，联合国这个组织合不合法，它的各种决议合不合
法，多大程度上合法，就完全取决于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国政府有多
少是和多大程度上是真正代表民意的民选政府。假定联合国是200个
成员国，其中民选政府是50个，非民选政府是150个，那么联合国只
有大约25%的合法性。再以联合国的某次表决为例，假定有100个国家
的代表参与投票表决，其中民选政府的代表是30个，那么这次大会表
决的合法程度只有30%的样子。这就是我设计的联合国及联合国各种
决议、公约之类合法程度的测算公式。

二、战争选举的有效期是多长

讨论联合国的合法性，需要引进战争选举这个概念。什么叫战争选举
？古今政府的上台方式不外这两个：一个是通过战争途径，一个是通
过民选途径。民众在战争中以实际行动支持各自所认可的战争之一
方，双方经过战争较量，在人心向背、智用长短等因素参与下，最终
导致成王败寇之结局。成王一方建立起政权，这个政权就是战争选举
产生的。即是说，民意通过战争胜负体现，这种情形我把它叫做战争
选举。通过得票率高低体现民意，这就是众所周知的投票选举。

联合国最初的50个成员国，多数不是民选政府，但是它是经过二次大
战洗礼的政府，其合法性还算差强人意。换言之，在二次大战的硝烟
里，它们率领本国人民，打败法西斯，物竟天择，脱颖而出，因而即
便不是民选的政府，也是当时最不坏的一股政治力量。进入20世纪
6、70年代，亚非拉掀起大规模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亚非
拉民众通过支持各自民族的精英人物，全民族戮力同心，赶走殖民
者，建立民族国家，成为联合国的新成员。这些通过战争选举方式产
生的新国家，在它们诞生之初的数年里，其合法性应当说大体也是不
成问题的。可是这些由推翻殖民主义大山的精英和头羊们建立起来民
族政府，其中许多是几十年一贯制的独裁专制政府，切实实行现代民
主政治的国家少而又少。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是那样热中于终身制甚或世袭制，有的一干一辈
子，有的搞兄终弟及（卡斯特罗就在1998年确定他撒手尘寰以后由比
他小那么一两岁的弟弟接着干），有的父死子继，有的在行将就木、
舌僵神昏时胡乱钦定接班人，把国事民命当儿戏。他们以为，他们这
些赶跑殖民主义者的功臣元勋们也可以连民主宪政、自由人权一同赶
跑。他们从不曾真心搞过大选或培育大选的幼苗。几十年下来，他们
的政府腐败不堪，早已与全体国民的意志毫无干系。他们政府的合法
性早已超过有效期，蜕变成非法的反民意的政府。可是他们派出的驻
联合国大使或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却继续占据着联合国代表的席位，辱
没着联合国的英名，致使联合国的合法性随岁月逾迈而递减其成色。

对此，任何一个对现代民主政治抱有热烈理想的人们，就不能不产生
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呵斥冲动：“你们领导的那场打倒殖民主义的
战争所产生出来的贵政府，它的有效期究竟是多长？你们准备什么时
候把自由民主地选举自己中意的政府的权利还给民众？你们还要在这
个位子上赖上多久？难道战争选举的政府务必要等到下一场战争选举
才算到期吗？野人曰，放排场不排场，早晚混到丢人上。你们觉得象
苏哈托那样的结局，敲锣找孩子，丢人打家伙，很好玩，很尽兴，很
体面，是吗？而齐奥塞斯库的‘肝脑涂地’就更过瘾，对吗？”

常见这些国家的代表们在联合国舞台上振振有辞，说他们的政府是民
族自决产生的，因而也是合法的，可是它们避而不谈几十年前的那一
次民族自决的有效期应该是多长。一般现代民主政府的有效期是3到
5年，3、5年要大选一次，而你们日弄国家3、40年了，时间上已经超
出常规有效期10倍去了，程度上已经把国家搜刮得民不聊生、山穷水
尽，居然还从3、40年前的那一次民族自决中寻找政府的合理性，这
世界上还有没有羞耻”字？那次民族自决赋予你们政府的有效期早就
到头了，你们的政府早就是非法政府了。你们说你们现行的制度是人
民自己选择的，请问是你们的人民什么时候选择的？你们的人民五千
年前还选择过奴隶制呐，怎么着，你们当今也敢以“人民”的名义往
奴隶制的方向猛造吗？

三、联合国需要新的美丑香臭观

这个世界已经患上联合国依赖症，那么联合国应该怎么办？第一步，
重新审查登记成员国的资格。民选政府是合法的联合国成员国，非民
选政府是半合法成员国，半合法成员国在联合国的各项权利也要减
半。在联合国投票时，半合法成员国的一票只当半票，半合法成员国
代表的发言时间只有合法成员国代表的一半。第二步，联合国应该举
起干涉主义旗帜。一个国家需要军队和监狱，联合国也不能只玩银样
蜡枪头。国家内有歹徒国民，世界上有恶棍政府；歹徒国民祸害数
人，恶棍政府祸害一国；歹徒国民有人治，恶棍总统无人管，这无论
如何说不过去。合法成员国组成会诊小组和“手术”小组，对那些举
世公认的最邪门歪道、残民以呈的政府厉行“拔钉子外科手术”；也
可以国名的英文字母为序，逐个国家地来，帮助或打压那些非法政
府，将其改组成代表民意的合法政府。这才是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和做
法。增加一个合法的民意政府，为一国人民开辟一个制度幸福之源，
就为联合国增加一份合法性。

主权必须重新赋予意义。国与国之间有主权，在联合国内，大家要交
出大量主权。过去和现在，联合国在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下，对那些不能自爱、自重的政府采取无为而治、任其自流的做法，
实际上是联合国尸位素餐不负责任。那些不自重的政府只会在压迫本
国人民方面花样翻新，决不可能自动净化。国际社会常常听到的一句
话是“要尊重伊拉克人民的自主选择”，其实这是对伊拉克人民的抛
弃。试问：“伊拉克人民他能自主选择吗？”在萨达姆同志的鹰眼之
下，伊拉克人民怎么自主选择？他敢吗？2002年10月15日，萨达姆以
100%的得票率再次当选伊拉克下届总统。至此你难道还认为萨达姆这
人有救吗？因而那些动辄称“国际社会要让伊拉克人民自主选择”的
国家，似乎是挺讲原则，实际是彻底的冷血动物，彻底的伊拉克人民
的敌人，彻底的国际社会的敌人、人类文明的敌人。他们本身就与萨
达姆是一丘之貉，兔死狐悲，所以才以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拼命反对
对伊拉克实行“手术”。

主权是一柄双刃剑。对外，有时它是国民利益的捍卫者，如抵抗外
敌，有时又是民族利益的出卖者，如出卖领土，签订丧权辱国的条
约；对内，有时它是国民利益与安全的保障者，有时候又是国民利益
和安全的最大侵害者，欺压、盘剥人民。凡是说某国发生了人权问
题，必定是这个国家的政府对它的人民发生了大伤害。因而，所谓人
权问题，实质就是政府对民众侵害和杀戮的问题。过去联合国的主权
理论只看到国家对公民利益应当保护的一面，而忽视了国家对国民实
际伤害的一面。主权对国民利多还是害多，取决于它是一个什么德行
的政府，好政府，主权与人权大体吻合；坏政府，主权越充分，民众
越遭殃，人权越糟糕。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回首检点一下曾经的有关主权、内政的争论，我
们发现，当时被骂作是“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之举，现在
看来十之八九是侵犯对了，干涉对了。冷战时代，苏联、东欧就坚决
反对别国干涉他们的内政，几十年过去，历史证明，它们的内政真是
太需要别国干涉了。半个世纪的联合国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在联合国
论坛上“不许侵犯别国主权，不许干涉别国内政”喊得最欢的国家，
正是内政最糟糕、主权最应该被干涉的国家。周恩来首倡“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之时，其中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就正是中国内政最应
该被干涉之秋。反右、大跃进、饿死人、文革，一连串几十年的内
政，哪一项不该有人干涉啊？可惜没有人干涉啊！可惜听不进他人之
言啊！哪里是什么“干涉内政”呀，其实是苦口之良药、逆耳之诤
言。在国事上讳疾忌医，就什么都是“干涉内政”；人权上有瑕疵或
有大缺，就必然风声鹤唳、杯弓蛇影，什么都是“侵犯主权”。联合
国决不能继续再以尊重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之名，行冷血、袖手、
不作为之实。联合国论坛上应形成以谈论“内政”、“主权”为耻的
风气，联合国里只谈人权，不谈内政。哪个国家的大使或代表在那里
大谈“内政”、“主权”，甭问，一准是那个国家内政犯祟、主权撞
蛊了。内政犯祟、主权撞蛊的国家居然长期以来在联合国里义正词
严、大言不惭地声言内政莫碰、主权甭管，真正是乾坤颠倒，瓦釜雷
鸣。如此邪祟作乱的历史太长了，代价太大，该结束了。

四、由冲突钻石看联合国的未来

什么是冲突钻石？非洲国家一些反政府武装，为了武装反政府，非法
开采销售钻石，以购买军火，这种来路的钻石就叫冲突钻石。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2003年1月5日报道，拉登的“基地”组织在
“9．11”之前的3年里，就通过非法销售冲突钻石筹款2,000多万美
圆。最近联合国决议规定，联合国成员国不得购买这种冲突钻石，以
断绝反政府武装的经济命脉。据近日《京华时报》报道，中国国家质
检总局、海关总署、外经贸部、国家经贸部、外交部和国土资源部等
六部委已经联合宣布，响应联合国决议，拒绝冲突钻石进口。

购买这种钻石，等于给反政府武装提供军费，因而出台这项政策是应
该的，可是世事往往并不这么非黑即白。那些反政府武装固然应该被
遏止，可是有些政府本身就存在合法性问题。联合国如果不分青红皂
白，见反政府武装就遏止，必然有时就是助纣为虐。打个比方，假定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央红军在江西开采销售钻石，国际社会该不该遏
止？谁能说当今的反政府武装里就没有类似于当年中央红军那样代表
民意的反政府武装呢？谁能说当今的政府都已经告别了违背民意的时
代，全部成为真正民意的代表呢？

如今肯定还有类似于当年中央红军那样的反政府武装，肯定还有象当
年蒋介石政权那样的有违民意的政府。那么这就出现了两难：听任冲
突钻石自由流通，必然给内战助燃，等于变相提供军火，贻害该国国
民；可是如果不分三七二十一禁绝这种钻石的流通，可能实际是在帮
助一个非法的反民意的政府。那么怎么办？我认为，联合国如果插手
冲突钻石生产国的内政，就应该全面介入，既遏止反政府武装，又要
考察当权的政府，督促政府采取措施，吸纳国内的民间智力资源，整
合国内各派力量，协调矛盾，减少以至消除武装对抗。反政府武装也
是国民一分子，他们对国事的呼声也应该被尊重，联合国不应该简单
地一边倒，完全倒向政府一方。

禁了非法钻石，帮了非法政府（不符合民意的政府），这是联合国必
须加以避免的。对那些本身就存在民意基础不牢问题的政府，联合国
若一味打压反政府一方，最后必然被该国的民意所抛弃。参加联合国
的主体是一国政府，可是联合国的终极意义是人类的利益，如果只有
该国的政府基础，没有该国的民意基础，就有背联合国的根本使命。
关于国际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有人认为与美国只一味支持产生恐怖
主义分子的国家的政府，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意有一定关系。这些国家
的政府已经失去民意基础，美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昧心与之周
旋，为之撑腰打气，必然的结果是民众反政府反不动，那就越过政
府，转而去反美国。这些政府自然是乐得他们反美国的。美国就这样
为那些内政丑恶的国家背上黑锅，遭遇到该国民众的仇恨。这种分析
不无道理。

鉴于此，笔者认为，如果说20世纪联合国的主攻方向是全球非殖民
化，让殖民地自决，让殖民地获得独立，那么21世纪联合国的主攻方
向就应该是在这些业已独立了的国家里推行政治民主化。美国国内为
什么没有反政府武装？西欧各国为什么没有反政府武装？并不是西
欧、北美国内没有矛盾，而是它们的政府能够摆平各种利益纷争，吸
纳各种智力资源，将其整合到国家建设上去。国民各种天赋能力有正
当的发挥渠道，就不会旁逸斜出走歪门邪道。可以说，那些存在反政
府武装的国家，也都是国民各种天赋能力表达不畅的国家，因而联合
国固然应该封锁冲突钻石，更应该动手训练调理一下那些生产冲突钻
石国家的现政府。

〔转载自《观察》2005.4.6；http://guancha.org〕

最近（2月9日）美国多位众议员向国会提出H.R.782案，要求取消中
华人民共和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地位。该议案已有71名议员联署。该议案在什么时候
什么情况下提交众议院讨论及表决尚不清楚。参议院何时对此提案作
出反应，更不明朗。一般估计此提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小。有人说：这
是一种故作姿态之举。不能说没有道理。北京政府不必紧张。

“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ＰＮＴＲ）”以前称作“最惠国待遇（ＭＦ
Ｎ）”美国根据它的国家利益、政治需要及道德依据，法律规定对某
些专制政权不给予经济及贸易上的某些优惠条件。特别是针对苏联为
首的共产党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90年代起，继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罗马尼亚共和
国之后成为第三个得到美国“最惠国待遇”地位（即永久性正常贸易
国地位）的共产党国家。显然美国此举是其政治及经济利益所驱使。
另一方面，目前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对中国的经济来讲不是可有可
无，而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关系。为此，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ＷＴ
Ｏ）前，每年春季在美国一年一度考虑是否继续给中国ＭＦＮ待遇
时，北京政府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时间及金钱来保持它的最惠国待遇
地位。北京派商贸代表团来美国下订单，促使美国企业施加影响给白
宫及国会，付大钱给美国公关公司在国会山上游说，以及警告在美国
的民运人士不得参与赞成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的活动，这是考验是
否“爱国”的一条底线。

在美国商业利益集团护驾之下，中共的最惠国待遇地位年年过关，一
直到中国入了世贸组织才算松了一口气。这一回美国众议员又翻出老
帐来，旧牌新打，表现了风在转向。当然，即使美国参众两院通过此
议案，甚至美国总统签字生效，也不太可能使中国退出世贸组织。如
果美国取消了ＰＮＴＲ，中美双方都会有麻烦，中方麻烦大一点，这
是因为中国经济依赖外贸的程度很大而言。美国众议院提出这样的提
案不是没有原因的。看看国会山上今年春天以来的活动，似乎每一件
事都是“说说”而已，但捏在一起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例如，4月6日上午，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召开《中国〈反分裂
法〉及台海两岸情势》的听证会，下午又是众院《中国在西半球的影
响》听证会。这仅仅是今年春季国会山上最近的两个会议。近几个月
来，从北朝鲜核武器问题、台海两岸的关系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
国内镇压异议人士及宗教人士问题、世界反恐活动中的隐晦角色问
题、大量采购及制造先进武器问题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问题，给西方
带来很大的困扰。西方政界、学界及媒体一反过去对中国赞美、支持
及认同的立场，因为人们看到虽然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但毛泽东制
定下来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太大改变，人权记录没有多少改善。人们所
说的随着经济发展，自由与民主亦会跟进的愿望有点象水中捞月。今
天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确实相当程度上改善了一般民众的生活。但同
时，也给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专制政府输了血。它正在用这些金钱增强
军事与政治实力，直接或间接地收买了大大小小的国际上的、国内的
政府、公司与个人。

中国在1980年全球的经济组成中占3.2%，美国占21.6%，日本占8.0%
德国占6.0%，俄国占4.7%。到了2003年，中国跃进为12.6%；美国降
为21.0%，日本7.0%，德国4.5%，俄国2.6%。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第
二。人们正在考虑如果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当然也是政治上、军
事上的强国，并且仍然是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
超级强国（Superpower），不论是对国际社会，对世界和平，对中国
民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一个巨大的严肃的问题。我们希望
看到的是一个自由与民主的中国，即使中国还是贫穷一点。难道我们
要一个繁荣但没有自由及民主的国家吗？自由与民主的大门是通向繁
荣富强的康庄大道，这是普通的政治常识。

美国众议院的这个提案从某一角度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格局正在
变化。不论人们怎么议论，这是一个“反华”议案，或者这是一个
“霸权主义的阴谋”，但是它反映了历史的趋向正在改变之中。

我相信，1991年克里姆林宫尖塔上红星落地的事实昭示了共产主义制
度的失败终究也会在北京发生。

（作者为本刊发行人）

〔转载自《观察》2005.4.6；http://guancha.org〕

一夜之间吉尔吉斯政变了。
依靠军队维持的政权垮台了。
新社会主义阵营——上海合作组织的基地垮台了。
我们能在这个政变中体会到什么呢？

当前的独裁体，独裁者们是虚弱的，不论他们如何吸取毒品来强壮其
感觉，内心里总不安全，因为他们的政权缺乏合法性，他们的政权是
依靠骗人的谎言和暴力取得的。

如今中国的“大贪污”们自己戳穿了自己的谎言，暴露了自已邪恶的
本质。大贪污的浊流嘲弄了“三个代表”，也潮弄了伟大、光荣、正
确的中国共产党，也挑战了中共的绝对权力，也证明了绝对的权力产
生绝对的腐败这句颠扑不破的真理。

共产党为什么不敢面对自由民主这个真理？共产党为什么不用大批判
的手法，发动十三亿人民来批判这个真理呢？因为他惧怕人民拥有自
由的权力，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

“6．4”开枪镇压民众的事绝对不会在中国重演了，因为军人觉醒
了，明白了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私家军。“打天下坐天下的时
代”已经过去，如今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如果专制独裁者胆敢大规模
对人民动武，将会受到世界正义之剑和本国人民的惩罚，乌克兰、格
鲁吉亚、吉尔吉斯的政权更迭说明了这一切。

“6．4”问题是压在政府头上的一座政治大山，这个政治包袱会把你
们压垮。胡温你们没有责任和义务承担这个历史罪恶，没有必要为
邓、江擦屁股，而甩开这个包袱，你们会得到新生，得到世界人民的
赞扬和中国人民的赞颂。清华的高才生胡锦涛，才高八斗的温家宝你
们不可能连这个基本常识也不懂嘛？

胡锦涛、温家宝你们知道人民为何憎恨共产党吗？你们不敢上街到民
众中来，因此你们只有依靠军警宪特来保护自己。军队和特警保护不
了共产党和专制权力下的贪污犯，也维护不了你们的不合法性。你们
必须丢掉军警宪特保卫共产党万岁之幻想，中国历史上强大文明的王
朝都被贫困的蛮夷王朝所取代，就是一个证明！自由民主比发展稳定
更为重要，难道你们也要重蹈被人民强行赶下台吉尔吉斯、格鲁吉
亚……的覆辙吗？

你们如要国家和人民以及你们都过上平静、不胆心的生活，真正解决
中国的问题，在历史上和人民中间留下美名，就只有改革政治体制和
改变统治的方式。我给你们支两招，即：高举反贪的旗帜，用反贪来
肃清邓江贪污腐败集团的余孽；用平反“6．4”来赢得人民的信任，
主动地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避免出现大的暴乱发生。你们唯一的出
路是还人民自由，走民主强国之路。

〔中央社记者刘坤原华盛顿8日专电〕美国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
会亚太小组主席李奇6日表示，尽管中国在外交手腕上越来越成熟细
腻，但它对处理台湾问题上还是无法务实。就以最近通过的《反分裂
法》而言，全世界都认为是充满敌意和会产生反效果，但中国还是无
法妥协，坚持通过。

这位爱阿华州选出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在主持有关中国通过《反分裂
法》美国政府如何因应的听证会上说，他个人对北京通过《反分裂
法》感到忧心，因为看来北京领导人受到的压力不轻，两岸未来几年
可能会偶然或突然发生冲突。

这位曾代表布什总统参加陈水扁总统连任就职典礼的国会领袖认为，
两岸发生冲突的机率不小。冲突可能因中国对台湾民进党政府追求独
立的言论吹毛求疵而引发，也可能因一方夸张的言论，造成另一方走
极端。无论如何，不管机率是50%或者是5%，都太高了。

李奇说，一场冲突下来，伤亡必然惨重，贸易文化关系的破裂必然是
毁灭性，影响所及可能往后延伸几十年。

李奇提醒台湾领导人，虽然美国对台湾有台湾关系法的安全承诺，但
台湾必须了解大陆决心的现实，在言行方面多加自我克制。中国如果
单方面使用武力侵略台湾，美国毫无疑问地一定会履行《台湾关系
法》所赋予的义务。但如果两岸的冲突，是因为台湾单方面透过政治
努力寻求独立，那么《台湾关系法》将变得窒碍难行。

李奇指出，台湾今天之所以能够维持实际上的自决，是因为台湾并未
积极寻求法理独立，这就是模糊的好处，凡事不要讲得太清楚，模糊
可以带来和平与繁荣。

李奇同时也呼吁北京停止恫吓和孤立台湾。李奇说，北京不是说要寄
希望于台湾人民吗？恫吓与孤立只会带给台湾人民的反感。为何不能
让台湾参加一些没有主权争议的国际组织呢？与其定下统一时刻表，
为何不从加强与台湾的经济文化关系下手呢？

此外，为了防止擦枪走火，两岸应建立沟通管道，加强专业互访，建
立信心机制，降低因意外而产生冲突的可能性。

李奇最后强调，自制不能只要求一方，自制是双方的事，两岸都必须
自制，不要企图改变现状。美国已正告中国，别想要以武力改变台海
现状；美国也不能诱使台湾“错误选择”美国的言论，挑起美国与中
国为台湾主权问题引发冲突。

〔转载自《大纪元》2005.4.8 08:201；http://www.dajiyuan.com〕

“政法系”是范亚峰提出的一个概念，刚一提出便被新闻媒体所接
受，可见其富有生命力。

“政法系的基本构成包括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法学家政治学
家社会学家、人大代表等集团。”前四者本来不用解释，但有一新趋
势需要指出：警官的来源正在逐渐从中专大专毕业向本科毕业转化，
法官、检察官、律师则不仅需要本科毕业，而且要通过统一的司法考
试。“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为什么放在一起？因为在最初的大
学分科体系中，他们都是由法学院所培养。经济系也曾隶属于法学
院，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把经济学家和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放
在一起，也没有什么不妥。“人大代表”放在政法系中，是一个过渡
性的安排，兼职的“人大代表”是“苏维埃体制”的孑遗，在它的祖
国已经成为“古董”，只是在朝鲜、古巴等个别国家还有一息尚存。
人大是要转变为议会的（参见范亚峰：《从人大到议会》），“人大
代表”也将由专职的“议员”所取代。议员及其候选者是职业政治人
（褒称政治家，贬称政客）的主体部分。

根据王怡的考证，“政法”是来自古汉语的“本土资源”，并不是舶
来词。先秦诸子的文献第一次出现“政法”，大约是《庄子内篇》的
“人世间”。文中的“孔子”说“大多政法而不谍”，这个“政”是
“正”的通假字。查二十五史，“政法”最晚出于梁武帝本纪，梁武
帝称自己上台后是“缺于治道，政法多昧”。“政法”与“治道”并
举，显示出所谓“政法”只是指形而下的治器，不指形而上的治道。
然后千年之下到了清末，慈禧于1905年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而
后“置考政治馆，择各国政法宜于中国治体者，斟酌损益，纂订成
书，取旨裁定”。这时候的“政法”一词就开始超越形下之器，具有
了“政体”变迁之义。“政法”云云，开始彰显出近代公法为纲、律
法为目的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中纲举目张的这个“政”字的语
义，也有了公法化和宪法化的趋势。“以俄为师”，走苏维埃之路
后，“政法”的地位再度下跌，又一次成为“形而下的治器”。彭真
曾长期职掌中共的政法工作，当时是包括了人大和公检法司两大块
的，其地位低于刘少奇掌管的党务，周恩来掌管的行政（包括外交）
陈云掌管的经济，以及彭德怀、林彪先后掌管的军事；而现在政治局
常委中排名第九的罗干所主持的“政法委”就更等而下之了，只管公
检法司这一块。范亚峰提出“政法系”，既是创新，又是复古，他要
复的是20世纪初的近“古”，而不是庄子和梁武帝的远“古”。

范亚峰认为，“政法系的自立与整合，为中国政治带来新的活力。政
法系主导的社会转型逐渐成为事实。政法系顺应了中国法治与宪政建
设地方化、基层化、司法化的趋势。”“由此司法系统和法律系统的
地位也正在政治转型中冉冉上升。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政法系
的抉择可能会影响到中国政治转型的基本模式，他们将推动中国政治
的发展甚至拥有中国政治的未来。”体制内政法系的身分（认同）意
识和分权、提权要求，是中国政治转型的一种内部动因。社会分工
（社会角色）越细密，表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级。但是现代社会要求
既能分又能合，分化与自立，不能形成社会鸿沟，成为你死我活的关
系。这种分化应当是富于弹性和可塑性的，具有粘合与多样化拼接的
能力。政法系所包括的六个集团是跨体制内外的，“在官方就是法
官、检察官、警官；在民间，包括律师、法学家、人大代表三个集
团”，“政法系使中国政治的光谱趋于多样化。政法系打通了体制内
与体制外、左和右，具有强大的整合作用。”“政法系纵横于政府与
民权之间，权衡于左与右之中，明智、审慎地积累规则与资源。社会
治理和社会控制方式需要转为依宪治国的法治、宪政模式。权利时代
的规则积累是否能够导致新的立宪规则的生成，关键在于政法系的中
介作用。”

“体制内外的合力，上下的合力乃形成中国合内外之道的和平转型模
式的动力机制。中国要建立的是公民政体，即调和了精英与平民要
素、以正义为原则的共和政体。这个政体的道统由士人共同体承担，
政统由法律人共同体承担。而政法系是法律人共同体的具体承担者。
中国公民政体的现实推进，要靠两个共同体，即士人共同体和法律人
共同体，法律人共同体不仅有利益的诉求，还担当权利和正义之守护
的责任。”“在政法系六大集团中，法学家和法官两个集团为其中的
主导性力量。”而法学家的责任尤其沉重，因为他们是士人共同体和
法律人共同体的重叠部分，是道统和政统的双重承担着。根据范亚峰
的观察，“宪政经验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公法学知识的主
流谱系”，法律人共同体的新共识；但法学家还需要进一步把它变成
士人共同体的共识，这样才能使政统与道统协调一致。

一、两条政治发展轨迹的交会

范亚峰说：“政法系超越了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员时代，促成法
律人共同体时代的来临。”这一描述还不够清晰，不知道说的是体制
内还是体制外，笔者在此略加补充。事实上，体制内外两条不同的政
治发展轨迹，都指向一个共同点：政法系的凸现。

先看统治者的方面。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军人，这里虽然包括
林彪、徐向前、陈赓等少数黄埔军校学生出身者，但绝大多数将军是
农民出身，譬如湖北黄安县、江西瑞金县就出了百名上下的将军，此
外还有象王震这样铁路搬道工出身的和许世友这样少林寺和尚出身
的。第二代领导人大多是党务工作者出身，例如胡耀邦、赵紫阳、万
里。第三代领导人大多是工程师出身，例如江泽民、李鹏、朱镕基
等。第四代领导人还是工程师出身，例如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
再下一代就出现了变化：现任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中，拥有文科最
高学历者已经超过了理工科出身者；排在接班序位前列的李克强和李
源潮，一个是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一个是法学博士，都可以算作
政法系的成员。

再看体制外的另一方面。1975年的“4．5”运动，大多数勇敢分子是
青年工人（包括已回城的知识青年），象清华大学周为民和北京化工
学院陈子明这样的“工农兵学员”属于凤毛麟角。到1978年的民主墙
运动，积极参与者中的多数仍然是青年工人，例如魏京生、徐文立等
人；但已经有了胡平这样的哲学研究生。在整个80年代，大学本科生
与研究生是民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在风暴中心的北京大学，王军涛
（技术物理系）、陈小平（法律系）、刘刚（物理系）、王丹（历史
系）是1980、1985、1986～1988、1989学生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到90
年代，自由撰稿人成为反对派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例如哲学博士出身
的刘晓波，社会学家出身的周舵等。进入新世纪，政法系人物开始“
浮出水面”。著名网络意见领袖王怡、杨支柱、陈永苗等人均为政法
系出身，范亚峰本人也是“公法评论”网站的版主。向全国各地的农
民提供法律援助的李柏光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在广州“孙志刚事
件”后上书全国人大建议对收容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三公民”许志
永、滕彪、俞江也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

笔者在11年前的《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中就曾指出：“随着经济
体制的变革，民主力量在公民社会形成过程中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活动
空间。89年以后尤其是92年以后，是各种类型的民间实体、民间社团
蓬勃兴起的黄金时代，以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为样板的学术—文
化—经济联合体也已经在全国各地纷纷涌现。……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的出现，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反特权、反腐败是绝大多数民众的
普遍要求，但是由于公共财的性质和‘搭便车’的理性选择，一般人
难以为此投入精力。然而，由于律师的职业特点，反特权、反腐败将
会为他们提供‘选择性’的诱因，对他们个别地发生作用，使他们的
个人动机与创造公共财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律师界与国内外新闻界的
紧密配合下，一个民间监督网络将会逐渐形成，一代新型政治人物将
会从中破茧而出。”可以说，这是一篇较早表达了对政法系的政治期
望的文献。

体制内外的两条政治发展轨迹交会于政法系的崛起，本来就是很容易
预测的。因为这不过一种回归，一种向文明主流和历史常规的回归。

在英国，早期代议民主制的主要推动者，就是法学家、法官、律师、
议员这些人。在美国，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和制宪会议的参加者，也都
是政法系中人。俄国10月革命以后的政治发展，则偏离了近代文明的
主流，开创了变异的模式。由于俄国革命是城市起义，不同于中国革
命经历了农村割据和长期内战，苏联第一代领导人的主体不是军人而
是地下工作者（包括流亡者和流放者），例如列宁、托洛茨基、加米
涅夫、斯大林。第二代领导人的主体是党务工作者（包括“契卡”工
作者），例如赫鲁晓夫、贝利亚。第三代领导人则大多是工程师出
身，例如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第聂伯帮”。第四代领导人中涌现出
戈尔巴乔夫等政法系，于是变异的现代化模式开始向主流模式回归。
为什么在“苏维埃模式”中工程师这么吃香？列宁把整个国家比喻为
一个工厂，由于“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蓝图”在握，已经
不需要政治创意和利益博弈了，只需要工程师出身的车间主任和工段
长来保障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前面我们说政法系的崛起，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政法系的复兴。
在20世纪初，政法系曾经红火过一段。清末新政的重要措施之一是兴
建了一批法政学堂，为施行宪政培养议员、法官和行政官员，当时的
士人学子趋之若鹜。梁启超曾经这样概括：“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
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
等等，差不多有10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
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
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
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
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
政客成了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
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2、3年来一种社会病态。”

梁启超致力的“政体革命”（或者采用章太炎的早期话语“革政”）
是“中等社会革命”，而政法系正是“中等社会革命”的中流砥柱。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说：中国历来“有上等下等社
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
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
“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
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
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
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
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
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若后有革命军者起，而能免
于此7大恶特色，以入于泰西文明革命之林，则革命者，真今日之不
二法门也。而不然者，以百数十队之私人野心的革命军同时并起，蹂
躏于全国，而蔓延数十年，犹且同类相屠，而两造皆以太阿之柄授外
族，则过此以往，必有太息痛恨于作俑之无后者。”

后来国共两党之所以上了第三国际的贼船，把“病态”当成了“常
态”，把中国引入“苏维埃模式”的歧途，恰恰是因为背离了“中等
社会革命”这一“泰西文明革命”之常规，将“社会边缘人”“造
反”当作了“人间正道”。孙中山本身就是个“社会边缘人”，他所
运动的对象华侨、会党、新军，也都是“社会边缘人”。毛泽东有强
烈的“小知识分子”情结，终其一生对“大知识分子”怀有敌意。在
党内“整风”中，他依靠“土匪”出身的贺龙之辈“整”知识分子出
身的干部；在“土地革命”中，他鼓动和奖赏“勇敢分子”（实即农
村中的地痞流氓）把殷实的农户踩在脚下。20年代的中共干部，没有
卢布就无法维持生计，黄埔时期的国民党军，没有苏联军火就不可能
发动“北伐战争”，因此，他们的“革命军同时并起”，就不可能不
“皆以太阿之柄授外族”，“且同类相屠”，“蹂躏于全国，而蔓延
数十年”。国民党龟缩台湾一隅后，终于觉悟，于1980年代中期回归
政治文明主流。中共虽然比国民党觉悟得晚，也终归开始了“改革开
放”，从而也就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打开了一个缺口。

二、公民社会何以可能

范亚峰说：“政法系乃是20多年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新兴社会力量”
也可以说，政法系的兴起是公民社会艰难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说到公民社会，就不能不涉及到笔者所尊敬的两位杂文（散文、评论
文）作家鄢烈山和朱健国最近的思想碰撞。鄢烈山认为：“公民”是
一个宪政框架下自我定位的概念，若以“世界公民”之类广而言之，
则与“人”是等价的，所谓公民权即为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政府承认的
基本人权；“公民写作”要求作者有自由的心态、平等的观念以及法
治、人权、宪政等现代意识，清醒地体认到自己作为一个公民，依法
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参与国家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权利，可以
是我所是，非我所非，又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而朱健国
认为，“公民”只产生于“公民社会”和“公民时代”；“有资格参
与公共政治的人”才是公民，只有这样真正的公民才可能有真正的
“公民写作”；争取当“公民”的时代并非“公民社会”。笔者认
为，鄢烈山表述中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朱健国
的论说在概念上有一个混淆，由此演绎出更多的误解。

鄢烈山所说的公民权即基本人权，而不是特指公民政治权利。因此，
当他说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巨大进步”时，并非违心之言。“说真
话”的初级标准是不说假话，鄢烈山不难做到这一点。中国政府已经
签署了联合国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尽管还没有正式批准，更没有
切实遵照施行，但是，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中国的确已经
有了长足的进步，这是无须否认的。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也不能说
没有一点进步——譬如在保障公民（包括政治异议人士）人身自由方
面，已经比“文革”时期好了许多，但仍有大量违宪违法的做法存
在；可是从总体上说，还远远达不到清末民初的水平。譬如在新闻出
版自由方面，基本上还处在“鲁迅时代”即相当于国民党统治下的30
年代，可以打打擦边球，放放暗箭，相同之处是都有新闻出版审查，
不同之处是当时有民营出版社和民办报纸，现在则技术条件有了很大
的进步，可以方便地复印、盗版还有了互联网。既然还是“鲁迅时
代”，就还需要“鲁迅笔法”（不是“鲁迅心态”）。笔者以为，在
杂文领域里，鲁迅式的冷嘲热讽是主流，周作人、梁实秋式的“小
资”情调是支流，胡适的杂文简直可以说是不入流。这样说并非全面
否定胡适，在笔者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中，我们多次强调是梁启
超和胡适先后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新道统。笔者非常乐于见到
鄢烈山以“胡适笔法”撰写的论文或专著，但不希望他告别以“鲁迅
笔法”撰写的杂文，毕竟后者有更大的读者面。笔者也不赞成笑蜀所
转述的“对杂文家要小心点”的说法，杂文家是公民社会乃至公民时
代的瑰宝，人们应当亲近和呵护他们。

朱健国的主要问题就在于混淆了公民社会和公民时代。他援引了泰勒
（Charles Taylor）理论对“公民社会”的三个定义——“弱定义”
“强定义”和“更强的定义”。“在弱的定义中，公民社会是指那些
不受国家力量支配的民间团体的存在；在强的意义下，当透过不受国
家支配的民间团体，社会可以自我建设并协调起来时，这才是公民社
会。”更强的定义是：“当民间团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
时，这才是公民社会。”简单概括一下，就是民间团体的存在，民间
团体的自主自治，民间团体有效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当朱健国说“
只有实实在在‘当民间团体能够有效地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时’，才
是‘公民社会’，才能进行‘公民写作’”时，他选择了“更强的定
义”。然而，这个与“民主社会”同义的定义恰恰是最没有用的定
义。公民社会理论通常用来研究民主化的原因而不是其结果。一旦实
现了民主化转型，公民社会便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当代民主国家的
基本特征通常表述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福利社会、多元文化。
公民社会可以在非公民时代存在，并成为从非公民时代向公民时代转
化的内在动力，这才是公民社会理论的魅力所在。公民时代应当是公
民权利充分得到保障、公民真正当家作主时代的简称，或者说是“公
民政体”的时代。范亚峰说：“中国现有公民社会已经可初步促进自
由主义的成长，交往权力的不断积累和扩展有可能使中国社会最终形
成中国的宪政民主架构，即公民政体。”虽然“公民政体”尚待将
来，而公民意识、公民写作、公民权利的争取以及公民社会的部分实
现，就在我们脚下。

所谓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其实都是civil society的对
译，它们所指的都是不受国家力量直接掌控的那一部分社会（团体及
活动）。由于其理论前提是“国家—社会”的两分法，有时候直接用
“社会”也可以表达类似的意思，譬如崔卫平在“重建社会”系列文
章中就是把“社会”作为“公民社会”的同义词。但是，如果我们依
据历史细致地划分，也可以给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民间社会有所差
别的涵义。

三代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华夏诸国，都是“家国”混一的“共同体”
根据腾尼斯的说法，还不能被称为“社会”。秦汉帝国时期的中国，
虽然血缘共同体的性质有所淡薄，但仍旧是“兵民一体”、“政教一
体”的“总体性社会”，在这个时候，还不存在所谓的“民间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县以下的乡里体制逐渐解体，出现了居民自建的
“村”、“庄”，又出现了道教和佛教的团体组织，以及各种慈善
性、互助性的“会”、“社”，民间社会开始出现。宋代城市中的
“坊墙”坍塌后，市民社会逐渐展现出其不同于乡村社会的一面。清
末“自强”、“变法”、“新政”，“公民”、“社会”等新概念传
入中土，人们开始关注市民社会“更强的定义”，即保障公民政治权
利以及民间社团对国家决策施加影响力的方面。“5．4”运动前后是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民间资本、民办大学、民营报纸、社
会贤达、国民运动、在野政党在那时所具有的份量，至今还没有被超
越。国民党“联俄容共”，实行“以党治国”后，公民社会逐渐萎
缩。中共掌握全国政权后，通过50年代的“土改”、“镇反”、“肃
反”、“三大改造”、“反右”、“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扫荡了
残存的公民社会，建立了“党政合一”、“政社合一”、“政企合
一”的“单位社会”——即中国特色的极权社会。

极权社会的两根支柱是：绵密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组织网络，强势
的、进攻型的意识形态。当这两根支柱发生动摇，极权社会就会演变
为后极权社会，公民社会则获得了复苏的机会。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从执政30年的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极权
社会有利于统治而不利于发展，如果坚持毛泽东的路线，中国与发达
国家的国力差距将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尽可以在国内称王称孤，但
在国际上将会变得一文不值（就象现在北朝鲜的金正日）。出于“发
展是硬道理”的考虑，邓小平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的一个基
本内容就是放松管制。现在，原有组织系统的三条线有两条已经萎
缩，党群系统在基层社区和单位已经没有多少实际功能，行政系统已
经无法进入到非公有制单位内部发挥作用，唯一得到强化的是公安保
卫系统。然而，“警察社会”是一般专制社会的共性，其统治效能远
远比不上极权主义的“单位社会”。

“特务专政”没有“群众专政”厉害，早在国统区和共统区（“西安
和延安”或“重庆和延安”）并存时就有过一次对比。因为后者有强
势意识形态这样一种“软权力”作为配合。在上个世纪30年代至50年
代，共产主义在全球处于攻势，中国多数的仁人志士和普通民众都被
它征服了，其覆盖面之广，从单位人事部门的“马克思主义老太太”
一直到街道上的“小脚侦缉队”。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连“两报一
刊”的笔杆子在理论上、心态上也处于一种弱势，只有招架之功，没
有还手之力。笔者曾说，“官方意识形态已经意识到自己无可挽回的
衰败，只能满足于九斤老太式的喋喋不休来机械性地充塞官方媒
体。”“不争论”是他们无可奈何的选择。从战略上说，防守要比进
攻困难，进攻者是主动的，他们可以选择防线上的任何一个漏洞。当
人心所向已经发生变化，公民社会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破土而出时，仅
靠少数警察和特务是挡不住的。更何况“警宪特”也是人，他们在执
行命令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独立思想。

对于当前政法系的凸现，也可以理解为法律人和警宪特两种力量扩张
的共同结果，前者是公民时代来临的曙光，后者是极权时代的回光反
照。既然同属于政法系，这二者的博弈及其权力再分配就可以视为一
种民主化转型的体制内动因。

三、服务社会、矫治社会

政法系（这里主要是指其中的“法律人共同体”）有一种独特的社会
功能，其本身既是新兴的公民社会的一个指标性团体，又通过自己的
活动推动着公民社会其他组成部分的萌生与成熟，也就是说，它是公
民社会的催化剂和加速器。它在向公民时代的演进中承担着不可推卸
的历史使命，既要服务社会，又要矫治社会。

政法系服务社会的使命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全方位参与，服务与援
助，寻求社会平衡点，凝聚国民共识。

范亚峰说：“政法系需要把握的主要关系，包括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法律与行政的关系。”他们要深入到社会所有的
领域中去，参与利益凝聚、政治表达、政府决策的全过程──立法、
行政、司法、监督。因此，他们最有条件成为熟悉诸方面国家事务的
全才。

如果一个律师把自己视为商业人，他会更多地选择为社会精英阶层提
供法律服务；如果一个律师把自己视为政治人，他会更多地选择为社
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随着公民社会的发展进程，个别律师和整
个律师界都会在这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更多地把自己视为政治
人的律师，将会得到社会弱势群体以及正义人士的拥戴，具有成为民
主政治家的潜在资质。

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不等于是奉行平民主义或者民粹主
义。范亚峰说：“政法系需要成为调和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中
介。中国的法治民主建设实质是用中介整合质料与形式，生成新的意
义和物质、制度整合的样式。为此，政法系作为中介十分关键。法律
程序的核心在于中介性。司法是中介，政法系、法律人共同体则是主
体型的中介。”“司法系统乃是调和社会冲突、走向社会和谐的政体
程序。其含义是司法成为社会中权利和利益冲突的仲裁者，从而起到
解决社会纠纷的作用。”

政法系不满足于在操作层面的平衡作用，更要追求“人权之理和维权
之势合一”，凝聚新的国民共识。范亚峰说：“政法系力求实现实践
逻辑与普通法法治传统的结合。政法系尊重现实中行之有效的实践逻
辑，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受到普通法的法治逻辑的影响，强调
对于社会矛盾、冲突的中道整合。”“中道”抵制任何一种极端，寻
求以新道统作为未来中国新政统之根基。笔者在《合作主义与国民意
识形态——兼评“精英联盟”论与“反精英主义”》中曾指出：“中
国需要的不是一种新的极端意识形态或阶级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中道
意识形态或国民意识形态。”“极端的意识形态会加剧社会矛盾和紧
张，中道的意识形态则有助于化解社会矛盾，缓和紧张局面。”“这
种国民意识形态应当衔接传统、与国际接轨并具有现实主义的品
格。”它不能建立在种族主义或者文化民族主义的基础上，而应当是
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或者喻希来所说的“中国人本位的
世界公民主义”。

范亚峰指出：“从刘涌案、人口准入争论等事件中社会民众的激愤表
现可以看出，在主张权利的开局时代，民意还处于一个宣泄期。这个
时候，法律系统的恰当运作，与舆论疏导相结合，可恰当引导包括狭
隘的民族主义在内的社会情绪，使民意成为一种建设性的思潮。”政
法系不仅要追随舆论，而且要引导舆论；不仅要服务社会，而且要通
过重塑政治文化、建设制度程序、积累宪政惯例来矫治社会。

人们常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人治社会。“人治大于法治”，“暴力是
元规则”，并非只是统治者的信条，而是弥漫整个社会的一种政治文
化。要用法治精神取代“人治”、“暴治”文化，离不开“法律人共
同体”的率先倡导和身体力行。“政法系在民主法治建设中应逐渐学
习并善于平衡各种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法律的治理应实现自由、平
等、安全和效率等多种价值，而最核心的理念则是正义。”“第一个
是正义观念，……在西方主要是来自于自然法的背景，以及基督教神
学的约法的背景，在中国和政治正义相对应的是天命、天道的观
念。”“《大学》讲‘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义就是正
义。”我们说，法学是一门人文学科，因为法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对正
义的论证。“法律人共同体”的基本共识是“正义”而不是“利益”
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担负起匡正人心的责任。

范亚峰说：“宪政的正义乃是一种程序的正义。”“宪政正义还通过
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联邦制等社会决策程序，沟通经济
系统、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之间的关系，促进社会系统的整体平衡与
社会正义的实现。宪法对实质正义的保护是通过公平正当的程序实现
的。它通过广泛的程序保护，并且通过设计一个更完备的计划来确保
作实际选择时，立法、行政、司法等宪法决策程序在一个平等的基础
上对所有人开放，而决策者有责任考虑所有受决定影响的人的利
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原有体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下降，需要
发展新的多个实现系统整合功能的子系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司法系
统，也需要尊重地方、个人、家庭、社会的自主治理，形成一种多中
心治理的秩序。法治的核心乃是建立尊重人权、维护正义的多中心秩
序。”毛泽东所说的统治者“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是中国传统专
制社会和现代极权社会的共同特征。从秦皇汉武以来，金钱资本家和
知识资本家从来没有得到过稍微稳定一点的产权保护，今天，这两类
人正在大规模地逃离中国，以求得他国政府的庇佑。民间团体在当代
中国也仍然得不到法律的保障。申办社团必须具有民政部门和主管部
门的双重批准，而不是依法备案，是妨碍公民社会发展的拦路虎。打
破行政部门的专断（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官本位”），为“多中心治
理的秩序”制定大大小小的程序规则并将其逐一付诸实施，是政法系
的艰巨任务。

14年前，笔者在《谁是历史的罪人——我的辩护书》中曾概括了一批
知识分子在80年代后期的主张：“珍重传统、立足现实、慎择未来，
力争少交‘学费’、少走弯路、宁慢勿站，坚决杜绝‘进一步，退两
步’；在‘破’与‘立’的关系上，反对‘崽卖爷田心不疼’，侈
谈‘不破不立’，一味求新、求洋、求全、求大的败家子习气，主张
重新认识‘革命优于改革，改革优于改良’的传统观念，奉行‘不挖
尽潜力就不破，不验明功效就不立’的新观念；用一分力量破坏则辅
之以百倍精力建设，一砖一瓦地积累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人才、资
源、经验、规章、成例，等等。”也就是说，优先选择波普倡导的
“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来改造中国。范亚峰、秋风等人倡导“普通
法宪政”，也是基于类似的考虑。“普通法宪政是生成性的，所以中
国宪政是一个生成性的过程，所以（即使遇到障碍，出现曲折，也）
不是败局已定，而是仍然有创造性学习和选择的可能性。”然而，优
先选择并非惟一选择，“零敲碎打”的日常功夫不能取代“土崩瓦
解”时的因应之策。政法系也完全可以扮演革命的角色，譬如他们在
美国革命以及晚近台湾民主化突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中国大陆政法系的队伍正在迅速膨胀，他们的声音也越来越
嘹亮了；但是，他们毕竟还是一个社会精英阶层，一个社会少数人
群。政法系的使命感和抱负心是一件好事，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内在
动力；但是，他们也要防止孤芳自赏，过于自命不凡。笔者曾说：
“从以往的历史看，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是争取民主最积极、
最活跃的社会力量。在今后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知识分子仍然是一支
不可或缺的先锋力量。但是，争取民主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独家事业，
不应当也不可能由知识分子来垄断或者包办。民主社会的最终形成将
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工人、农民、企业家、国家公务员和军人、
中共党务工作者都可以为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这个说法对于政
法系自然也是成立的。

范亚峰认为，维权之势要靠社会多种力量所形成的合力。“维权之势
的阶层分化体现在公民维权的五种力量，即大众、互联网、媒体、知
识分子与律师承担的维权功能在不断分化，且可能逐渐在维权行动中
产生针对不同社会群体的维权架构。”“中国的立宪政治通过学术与
法律：法学家与律师的整合，运用互联网与媒体，联合社会大众，而
逐渐形成公民维权一线的积累，并通过反思实现发展，不断实现更高
台阶的内部整合与外部动员。维权由此而实现学术、法律与政治的整
合。”这种整合意味着“自由主义的社会化”，首先“使社会底部建
立基座，进而逐渐寻求国家建设的机会乃为正路”。“从网络化到社
会化的实现路径包括自由主义者从虚拟空间登陆平面媒体，从政治观
念转为民权运动：学者上书、公民起诉、签名信、艾滋病人维权、环
境保护运动等方式使自由主义的观念转变为活生生的社会运动，由此
使中国民间社会的规则与资源逐渐发育成熟，使互联网、家庭教会和
自由主义所构成的社会建设联盟牢不可破，把臣民、暴民转变为理性
而明智的公民，为中国的政治转型打下坚固的基础。”一旦“民权运
动沟通和贯通整个中国社会”，“中国的宪政民主架构，即公民政
体”就会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转载自《真话文化周刊》2005年第13期；
http://www.zhenhuanet.com/wangzhan/level1/index.shtml〕

我与江棋生从未谋面。只是忝为同乡，才不时关注这个名字。说是同
乡，又不尽是。因为我仅于填表时在籍贯那一栏目中与江棋生写下同
样的四个字：江苏常熟。我只是常时回老家看看，记忆中最多住上过
一两个礼拜。不象江棋生在就读北京人大之前，虞山福地一直是他生
养成长的热土。

以前知道他，是从那场风波开始。同乡们都说，常熟人文荟萃，现时
又出了2名才俊。第一个是先做外交部发言人后来又做礼宾司司级长
官的沈国放，经常能从外交、新闻里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身影。另
一个就是北京人大著名才子江棋生。这次回乡有机会听到了江的一些
情况。最近因赵紫阳逝世，又频频看到他的名字在各种网站亮相。故
而由不得人不提笔写下一些实情轶事。

江棋生是66届老高中生。家里共有6个子女，他是老大。据说家里经
常穷得揭不开锅，吃了上顿愁下顿。我老家算得是苦了，可他家里比
我老家还要苦。但是只要你是省中毕业，问题就简化为被哪一家高校
录取。长子里拔长子，省中尖子面临的问题是选择哪座顶尖高校。记
得省中还出过好几次省里高考状元，有男状元也有女状元。

正在江棋生积极准备高考时，中南海一声令下，埋葬了大家进大学的
梦想。纵然是省中尖子又有何用？大批判大字报代替了毕业考升学
考。文革初期，常熟有两大对立组织：“973”与“516”。同样揭竿
而起积极参加运动的江棋生属于“973”。“973”是一个保守组织，
有总共“973”个小组织组成，是为“973”的由来。恐怕读者想不到
吧，在那场风波里赫赫有名的江棋生年轻时竟是个保守派！他口才好
文才高，当仁不让地成为学生代表“973”的头头。毛泽东支持造反
派，保守派的日子就不好过。后来毛又过河拆桥把广大知识青年送到
农村改造，江棋生也一样跌入了社会最基层。常熟练塘是“973”保
守派老窝，江棋生也就到了练塘插队。人虽插队而并未落户，不久公
社要送人去电影放映队，江棋生人聪明又活络，被选在其中算是有了
一门技术和职业。那农村电影放映队可比不上后来宁娜时代。全部家
当是一家旧机子，一张白布幕，一条小破船（江南水乡嘛，船是主要
交通工具）。每月8元津贴，真叫做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
家。一个队一个队地去放电影，吃在船上喝在船上睡在船上拉在船
上，整个儿一个水上人家。尽管只是八个样板戏电影再加上南征北战
地道战地雷战，车轱辘似地轮流转，农民兄弟姐妹看得照样其乐融
融，放映员看在心里倒也其乐融融。

机会又来了。当年力保的老干部幸运复出，来了个机遇。他手里握有
3个常熟郊区东风肉联厂的临时工指标，自然江棋生就是1/3。电影放
映员改行成了屠夫，在一个总算是工厂的地方安顿下来。头上有了一
个屋顶，终于结束了瓢泊不定的水上生涯。可真正属于江棋生的机遇
是恢复高考制度。66届老高中生考大学不在话下，何况江棋生这样的
尖子？

告别家乡北上京城，从这一个人文荟萃之地到了另一个人文荟萃之
都。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江棋生如鱼得水更上了一个台阶。本科
生研究生一路走过来，一切的一切都是阳光灿烂前程无限。说不定也
会象沈国放那样青云直上，只要他象沈国放那样做人。可是后来发生
的事情却偏偏让他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大家都知道尖子们在那场风波里的结局。流亡海外是绝大多数人选择
的出路。江棋生也同样可以选择这条道路。可他又偏偏选择了另一种
道路。他儿子在美国已经学成有业，他太太也已探亲来回，但他本人
却连出国探亲都未成行。原因何在？因为当局知会江棋生，暗示他完
全可以领护照出国探亲可就是不要回来了。这也是同一种套路，让你
出国送你出国到时候不给护照延期没收护照。你就成了一个无国籍人
士。若你成为美国公民更好！你就不用想来管中国的大事小事了。登
录在黑名单上是不管你究竟是中国公民还是美国公民的。

江棋生决心留在中国留在北京。他断然拒绝了这种流放式的安排，难
能可贵。出国去是容易的，留下来是艰难的。恰如京剧“搜孤救孤”
里两个救孤人士，一个仗义捐躯，一个忍辱负重。那死去的公孙对活
下去的程婴说我取容易的做，把难的留给你。终身流放对于吊销护照
注销户籍的管理层来说，这个人等于是已经“死亡”。留在国内，则
这个人终究还活着，还在眼皮子底下晃荡，还在那里“专门讨厌”。
你看，这不，江棋生又联合大家一起成立了赵紫阳治丧委员会。这代
表民间的赵紫阳治丧委员会又出了一系列的公告。最近一份是给正要
召开的两会提出审议赵紫阳冤情追查元凶的公告。

日前纽约有集会替刘宾雁先生80大寿庆生。刘宾雁先生为人令人肃然
起敬，为他庆生本无可非议。我所关心的是到江棋生先生60和70大寿
时，谁来发起集会给主动留在国内继续奋斗“活着”的救孤人士祝
寿？

〔转载自《新世纪》2005.4.8 03:17；http://www.ncn.org〕

中国人开口闭口就称日本人干涉中国、侵略中国。其实，要求日本一
定要干涉中国内政的头一号人物便是孙文。

当孙文第1次集结西南军阀组织广东军政府，主张武力北伐却未能如
愿时，于1917年11月3日求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提出南北双
方应该“彻底尊重护法之精神，即要以旧国会制定宪法，重新选举大
总统等条件为妥协的基础”，并希望日本能以“断然干涉之决心，命
用以上条件解决”。又说，“此次会议的成否，首先取决于日本的态
度。”（《日本外交文书》，大正7年，第2册上卷，页79～80）

当时日本的原敬首相拒绝了孙文的要求，指孙文“单纯的理论难以迅
速获得成功”，唐绍仪也认为孙文“奔走于理论，不宜于实行”。

孙文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一直想利用列强的力量来影响中国的政局。
他曾有一次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面前大骂袁世凯，希望借助日
本和欧美列强的压力，迫使袁世凯辞职。可是有吉反问孙文，“你这
样做是希望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吗？”孙文无言以对。

英、美是袁世凯的后台，当然不会要求袁下台。而日本对袁世凯虽然
有敌意。但也不敢公然支持孙文反袁，避免激化日本与英、美的对
立。

孙文曾向有吉明夸称，他在福建拥有3万兵力，若日本给予适当的援
助，他便能以福建为基础，进出广浙等地，号令中国过半地域，进而
与日本合作，牵制英、美。孙并劝告日本，与其坐视英、美势力壮
大，不如援助以东亚联盟为理想的自己。

为了不招致日本干涉中国内政的批评，有吉并未接受孙大炮的游说。
由于孙文曾被岑春喧、陆荣廷、唐继尧等西南实力派赶出广东军政
府，深怕南北妥协时会被排除在外，因此不断地向日本强调：控制北
方的是段祺瑞，控制南方的是他自己，除了这两者以外，妥协是不可
能成立的。他拚命游说，只为了让日本支持他是“南方领导人”的地
位。

1917年12月2日，广东政府和北京政府达成“南北议和”。

孙文一直以为日本是左右中国革命的最大因素，因为日本援助北洋政
府。所以北洋政府才能存在。在他要求日本协助他夺权被拒后，也曾
计画联英、美反日，但未得到英、美的正面回应。

（本文选自黄文雄：《国父与阿Ｑ》一书。）

〔提供者：（美国纽约）凌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