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社记者蔡素蓉台北9日电〕率团访梵的台湾总统陈水扁今天返
抵国门，他在机上以“总统机长”身分广播说，这次“迷你团”出
访，代表团人数最少、访问行程最短，却创造很多历史纪录；也是首
次没有文武百官接、送机的出访，盼未来变成传统，改造政治文化。

陈总统率领的特使团7日下午搭乘华航专机，展开《和平追思之旅》
参加梵蒂冈8日举办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殡葬弥撒，创下中华民国总
统访欧先例。总统获元首级礼遇，坐在各国政要第1排第4个位置，备
受国际媒体关注。

总统专机今天下午3时返抵国门中正机场，总统在飞机上以“总统机
长”身分广播指出，“迷你团”终于顺利达成使命；短短不到48个小
时，大家风尘仆仆，一起参加教宗追思弥撒，一起写下许多历史纪
录。

他说，称为“迷你团”，代表这次访问的代表团人数最少；访问行程
最短；却创造很多历史纪录。虽然不敢说有多大页献，但意义影响深
远。

陈总统与宏都拉斯总统专机上会谈

出席教宗追思弥撒的宏都拉斯总统马度洛（Ricardo Maduro）这次也
搭乘总统专机来台转机，飞往琉球，再转飞至中美洲。

陈总统与宏都拉斯总统互道珍重

陈总统说，这次在机上，不是只有一位总统，有两位总统，与马度洛
总统同机，象征中华民国与宏国邦谊稳固，马度洛与他私人感情融
洽。

他也说，这次出访，是第1次没有文武百官送机、接机，希望未来会
变成传统。他非常期盼有机会改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接机、送机文
化。

总统说，如果出访达成任何重大意义，要感谢所有特使团全体团员、
外交部、驻外馆处、工作伙伴、华航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他盛赞，“华航可说是阿扁总统每次出访最好的专机”，所以用“总
机长”，即“总统机长”的身分，向大家致谢。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6:22；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戴慧瑜报导〕台湾陈水扁总统4月9日结束参加天主
教教宗若望．保禄2世葬礼弥撒的《和平与追思之旅》，下午3时返抵
国门，陈总统表示教宗以勇气抚平恐惧、仁爱化解仇恨、和平克服冲
突、和解消弭对立等4项典范遗留人间，唯有抛弃对立、握手和解才
能创造人类和平的珍贵价值。

陈总统还表示支持两岸之间务实与互惠的交流，但希望国民党主席连
战，能以国家安全与人民的福祉为优先考量，在现行法律规范下，先
和政府与他沟通后，政府愿意请连主席与胡锦涛见面协商，而不是轻
率躁进，一意孤行，无视国家主权及政府公权力的存在。

陈总统先与搭乘总统专机来台转机的宏都拉斯总统马度洛握手道别
后，对全台百姓发表谈话，他表示教宗因毕生对弱势贫苦的悲悯情
怀、对和平自由的坚持与追求，在短短3、4小时的追思弥撒中凝聚全
球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的千万心灵。

地球村的成员唯有放下仇恨、抛弃对立、拥抱和平、握手和解才能展
现人类创造和平的珍贵价值。和平与自由的理想国度绝不是教宗一个
人能完成，还需要许多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共同促成，才能催生一个
没有暴力与恐惧的国际社会。

陈总统说，这是中华民国与梵谛冈建交63年以来，第1位现任元首踏
上圣彼得广场的石板路向教宗做最后的礼敬，没有集体的团结与努力
来共同实践教宗毕生所倡导和平新境界，我们的后代子孙就没办法享
有充分自由的气息以及不受非和平的方式伤害的恐惧。

他表示，台湾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希望对岸的中国正视台湾要和
平、爱民主反战争的2,300万人民心声，台湾内部若不团结，会掉入
中共分化台湾内部的陷阱。

他希望连主席将心比心、易地而处，如果连主席是国家领导人，也不
会希望两岸关系的正常化是透过非正常化管道来进行吧！

连主席曾经担任国家副总统与行政院院长，对国家与两岸互动的政治
风险不可能不清楚，为了谋求国家最高利益凝聚朝野共识，和“阿扁
谈谈有那么困难吗？”

他希望透过与超过150个国家领袖齐聚梵谛冈，响应教宗和平与和解
的团结图像，共同努力团结台湾，稳定两岸，创造繁荣的社会。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8:38；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许雅静台北9日电〕台湾总统陈水扁表示支持中国国民
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但应先“扁连会”。党政高层今天表示，陈总
统的谈话就是希望召开政党高峰会，盼朝野先对两岸事务凝聚共识。
政府也已着手规划政党高峰会事宜，将尽速召开。

陈总统5日召开府院党党团会议，做出7点结论，全面降温大陆热。陈
总统下午结束教廷和平追思之旅返台时，再度谈到两岸问题，强调可
以授权连战与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见面谈些事情，但因涉及国家主权和
政府公权力，连战应先和他谈。

党政高层晚间表示，陈总统的谈话，就是7点结论中有关邀集政党领
袖举行高峰会的部分，希望在野党回到体制内来谈，两岸事务若在国
内没有共识，如何与中国谈？

党政高层说，政府已着手规划政党高峰会事宜，5日府院党党团会议
中，也提及将尽速召开政党高峰会，凝聚两岸事务共识，由于在野党
纷纷计划访问中国，政府如果没有积极作为，将变成中国操纵台湾的
两岸政策、国内政局。

不过，由于国民党已回应连战访问中国没有政府授权不授权的问题，
将按既定行程访中，党内人士也研判，连战同意参加政党高峰会的可
能性不大。

至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党政高层说，“理论上”宋楚瑜会参加。宋
楚瑜日前已表明，两岸关系相当复杂，需要在“两厢情愿”下进行，
近期会与陈总统与连战密切沟通意见。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10:17；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林琳纽约8日专电〕《纽约时报》8日报导各国政要齐聚
梵蒂冈，参加教宗若望．保禄2世的追思弥撒，并且刊登了陈水扁总
统与各国政要一同望弥撒的照片。

报导指出，包括美国总统布什、法国总统席哈克及叙利亚总统阿塞德
等各国元首，即使立场不同，为了追念教宗，都特别赶到梵蒂冈参加
追思仪式。

《纽约时报》指出，有100多个官方的代表团参加了这项追思弥撒。
这是最近以来最大规模的宗教聚会。中国没有派代表参加仪式，因为
教廷和台湾有邦交。台湾的陈水扁总统也在这个国际场合与各国政要
会面。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2:20；http://www.dajiyuan.com〕

〔《美国之音》记者：斯洋2005年4月8日华盛顿报导〕北京对意大利
和梵蒂冈给台湾总统陈水扁发放签证表示强烈不满。

秦刚：坚决反对分裂活动

陈水扁与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位领导人和其他政要一起，在圣彼得
广场对教皇保罗2世致以最后的敬意。不过，《时代周刊》报导说，
台湾总统在葬礼后将立即离开，以免和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

尽管中国政府没有派团前往参加教皇的葬礼，中国对陈水扁的梵蒂冈
之行表示强烈不满。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说：“陈水扁赴梵蒂冈出席教皇的葬礼，其真
实目的是借机在国际上搞‘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分裂活动，
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秦刚说，中国政府已经向梵蒂冈和意大利方面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意政府：没有选择

意大利政府的一份声明说：“我们没有选择，中国政府不可能不意识
到这点。根据《拉特兰协议》，梵蒂冈对陈水扁发出邀请，我们不得
不发放签证方便外国使团的中转。”

1929年，天主教和意大利政府签署《拉特兰协议》，建立占地108英
亩、主权独立的梵蒂冈城。

台湾总统首次出访欧洲

陈水扁的这次短暂访问，是自1942年当时身处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政府
和罗马教廷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台湾在职总统第1次出访欧洲和梵蒂
冈。尽管台湾政府对此低调处理，台湾媒体称这是台湾历史上的突
破。

梵蒂冈是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25个国家之一。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10:34；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李佳霏台北9日电〕台湾总统陈水扁率团出访梵蒂冈，
创下中华民国总统访欧先例，参加教宗若望．保禄2世的殡葬弥撒期
间，与世界各国元首并排而坐的画面，让被中共当局打压的台湾，有
一吐怨气之快，彰显台湾国家尊严；反观中国自许泱泱大国，表现却
进退失据。

教宗若望．保禄2世与世长辞后，中华民国身为教廷的邦交国，政府
要以何种方式向教宗表达敬意，彰显对梵蒂冈的重视，斟酌考量许
久，两岸当局也因此陷入台、梵、中三边角力的局面。

过程中，陈水扁不但亲赴教廷驻台大使馆表达哀悼之意，更指示总统
府与行政院降半旗，表示哀悼。教廷驻台代办安博思表达，期盼陈总
统参加教宗葬礼。

政府随后从“邦交国元首亲赴教廷追悼教宗”的方向切入，积极透过
外交管道与意大利、梵蒂冈接洽，在“正当理由”加上“节制有礼”
的承诺，即使中共当局打压再大，义梵最后关头仍应允陈总统访欧，
并定位为特例处理。

反观中共当局处理态度，处处显得“进退失据”。诚如外交部发言人
吕庆龙所言，“中共当局口口声声说要与教廷发展正常外交关系，但
是不真心改善中国境内宗教自由，反而纯以政治眼光看待教宗殡葬弥
撒的问题；自己不派代表团吊唁，反对台湾出席表示强烈抗议，实在
是蛮横无理”。

从意大利当地媒体大幅报导分析“中国缺席，台湾总统出席”原因、
《台湾总统赴梵，北京发飙》等斗大标题来看，两岸这场外交角力
战，在国际形象的塑造，中共当局的做法可说昭然若揭，更凸显中国
自称泱泱大国，却与普世价值（宗教自由、人权理念）有极大落差。

另外，意国当地媒体与英国ＢＢＣ等国际传媒都以“台湾总统”
（Taiwanese President）称呼首次到访罗马的陈总统，不仅提升台
湾的国际能见度，更体现台湾国家尊严与主权意义，对台湾而言，更
有振奋人心的鼓舞作用，这趟访欧破冰之行，可说是“收获满行囊”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2:58；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林育立柏林9日专电〕瑞士最重要德文报纸《新苏黎世
报》9日指出，陈水扁总统出席教宗若望．保禄2世丧礼是现任台湾总
统首次官式访问欧洲国家，对这东亚岛国的政府来说是一次外交大逆
转。

这篇以《陈（总统）的罗马之旅是台湾外交大逆转》（Diplomatic
Coup）为题，刊在第2版的报导首先指出，这次陈总统能成行除因为
梵蒂冈是欧洲唯一与台湾维持邦交的国家外，也靠意大利政府在背后
撑腰，不顾北京预料中的反对而发给签证。

报导指出，出席教宗葬礼，让台湾总统难得有机会与各国领袖在全球
镁光灯聚焦下出席国际盛会。由于中国一向抵制台湾官员出国访问，
陈总统出席本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报导最后强调，北京政府最后以抗议陈总统为由拒派代表出席教宗丧
礼，让台湾获得少见的外交成功。由于梵蒂冈弃台湾而与中国建交的
传言甚嚣尘上，这次成功可说更形重要。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9:10；http://www.dajiyuan.com〕

〔中央社记者蔡素蓉台北9日电〕台湾总统陈水扁率特使团出席教宗
若望．保禄2世殡葬弥撒，创下中华民国元首访欧先例，引发中国抗
议，吸引全球媒体目光，进而探讨台、中、梵关系，有助于国际社会
关注台海和平议题。

陈总统7日下午搭乘华航专机，展开《和平追思之旅》，参加梵蒂冈8
日举办的教宗若望．保禄2世殡葬弥撒，9日下午率团返台。总统此行
创下中华民国元首访问教廷、欧洲先例。

访梵期间，陈总统获元首级外交礼遇，包括礼遇通关、警车开道，意
方以备有防弹玻璃的爱快罗密欧礼车接送。出席教宗追思弥撒时，陈
总统坐在各国政要第1排第4个位置，吸引各国媒体目光，包括意大
利、日本、美国等媒体都大幅报导。

虽然各国媒体广泛报导，但总统府官员相当低调，并不愿用“外交突
破”形容这趟欧洲破冰之旅。

官员强调，总统此行没有政治性，纯粹为表达对教宗追思怀念；感念
推崇教宗“和平四大支柱”哲学；凸显台湾作为民主和平坚定支持者
的角色；进而阐述两岸最大障碍是民主制度、和平自由发展的歧异。

多国媒体报导，“台湾总统出席，北京抗议”一事，进而分析台、
中、梵三边关系。党政人士表示，这未必对台湾直接有利，但有助于
让国际社会比较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歧异，进而关注台湾议题、台海和
平议题。

此外，台湾特勤人员更亲眼目睹举办全球性活动元首维安规格。总统
府侍卫长申伯之说，一进入圣伯多禄大教堂，就发现意大利政府在安
全维护上做到滴水不漏，陆、海、空都布满严密防线。

申伯之认为，相较之下，台湾的元首维安规格仍可说全球名列前茅。
不过，总统维安特勤小组仍马上把意大利政府的优点，列为本身检讨
改进事项之一。

陈总统罕见的与各国元首齐聚一堂，媒体的大篇幅报导，让台湾受到
国际社会的关注，同时也让台湾特勤人员有机会与国际接轨。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10:15；http://www.dajiyuan.com〕

背景介绍

《新唐人》电视台是由海外华人联合创办的国际性、独立、非盈利华
语电视台，总部设在纽约。《新唐人》电视台于2002年2月在美国首
播，自2003年7月起通过《新唐人》卫星网向亚洲、欧洲、澳洲和北
美洲全天24小时同步播放。其中面向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亚洲地区信
号由总部设在法国的欧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的W5卫星承担。
〔1〕然而，欧洲通信卫星公司最近单方面决定停止《新唐人》电视
台的播出。由于《新唐人》电视台是唯一一家不经中共当局审查而用
普通话向中国大陆播出的非政府电视台，《新唐人》对中国大陆的播
出打破了中共几十年来的电视广播垄断。欧洲通信卫星公司的决定使
中共当局可以重新全面控制中国境内的电视广播。〔2〕

本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事实清楚显示，中共对《新唐人》电视台的打压
是系统的、长期的和不择手段的，涉及到中央的多个部门，而各部门
的协调则直接上达政治局常委。

中国信息产业部的介入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Industry of PRC）

2004年12月6日，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中国卫通China Sat Com）
和W5卫星的拥有者欧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的意大利子公司
Skylogic签署了合作协定，构建中国──欧洲宽带卫星服务网络。
〔3〕由于中国规定任何外国卫星运营商必须与中国本土的卫星公司
（如中国卫星通信集团）结成伙伴关系才能进入市场〔4〕，到目前
为止，外资进入的只是一些电信增值业务领域。〔5〕德国、澳大利
亚、韩国、中国香港地区的电信运营商曾向中国铁通集团有限公司表
示过合作意向，但尚未达成协议。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与美国
Nextel公司成立移动通信合资公司事宜还在等待有关部门审批。而欧
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同中国卫通达成在中国销售宽带卫星服
务的协议却立即得到了高层的批准。〔6〕中国方面出席协定签署仪
式的是信息产业部副部长蒋耀平。〔3〕据专家分析，这项协定涉及
到的金额并不大，公布的内容年营业额只有4～500万美元，而其提供
的服务完全可以由更可靠的方法替代。显然，这项协议背后的内容超
出了协议本身。

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是由中共中央批准组建的，属信息产业部管
辖，高层领导全部由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任命〔7〕，这个公司
的活动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是纯商业性的。2004年5月，《新唐人》
电视台通过Eutelsat的W5卫星向亚洲播出节目仅1个月，信息产业部
就通过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直接出面要求Eutelsat取消《新唐人》
电视台播出。〔8〕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介入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于2003年12月16日向各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广电局（厅）发出机密级的加急密码电报，就
《新唐人》电视台录制的《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一事发出指示，
其中包括了“力争打掉”、“缩小其影响”、“不得接受采访”、
“出访团组严禁参加观看”、“严禁转播”和“加强外宣，消除影
响”等具体规定。〔9〕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纪委）驻国家广电总局纪检组组长王莉
莉在总结总局2003年工作会议上讲话，特别提到了“《新唐人》电视
台”在纽约等地举办的《首届全球华人春节晚会》，并将晚会的实况
录像通过卫星向全球播出说成是“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对抗”。
〔10〕

国家广电总局所属的中央电视台（ＣＣＴＶ）多次对其租用的卫星公
司施加压力，阻止这些公司与《新唐人》电视台签订长期租用合同或
播放节目。〔11〕

2005年3月22日由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和《卫星电视与宽带多媒
体》杂志社主办的《ＣＣＢＮ2005卫星产业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
行。Eutelsat首次受邀参加这个研讨会。这距以下所提到的协议的签
署只有3个月的时间。而这个研讨会正是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的大力
支持。〔12〕

中国外交部所属的各驻外使领馆的介入

中国驻各国使领馆干扰《新唐人》电视台的做法主要有：

──写信给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公众人物，要求他们不要给《新唐
人》电视台的重大活动发贺词、不要接受采访等。典型的例子有，中
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政治新闻领事周晓玫在2004年1月份给各地法学院
教授写信，要求不要接受《新唐人》就《全球新年晚会》进行的采
访。〔13〕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也在同一个月给加拿大政府官员发出
了类似的信件。〔14〕

──在报纸上或公共集会时攻击《新唐人》电视台并要求社区人士，
尤其是华人不要支持《新唐人》。中国驻澳州悉尼总领馆于2003年11
月5日和同年12月18日分别在《澳洲新报》刊登署名文章〔15〕及发
表谈话〔16〕攻击《新唐人》电视台及《大纪元时报》等。另一个例
子是2004年1月14日，中国驻旧金山代总领事田春燕在总领馆举行新
年第一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讲话，特别要求广大侨胞对《新唐人》电
视台要“加强鉴别”。〔17〕

──此外，还有大量的报道涉及到中国使领馆亲自或施压、指使某些
华人团体阻止《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的正常采访活动。

中国公安部的介入

2004年10月19日至20日，中国公安部26局（专为镇压法轮功而成立的
工作局）在深圳召开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江苏、陕西、
湖南、安徽九省市公安厅、局610办公室主任会议，部署开展对
“《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希望之声》国际广播
电台”的专案侦察工作。〔18〕

中共最高层的卷入

由于国家广电总局受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宣部）领导，王莉莉的讲话
至少涉及到了两个中共中央的重要部门：中纪委和中宣部。而国家广
电总局的密码电报则明确指出“力争打掉”等指示直接来自“中央首
长”。信息产业部和外交部都属于国务院系统。公安部虽然在名义上
属于国务院系统，却要受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领导。在处理和法轮
功有关的事务时则要受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610办公室）的领导。这件事牵涉到了中共党务和政府中央级的不
同部委，而它们之间并无从属关系，必须有更高一级的部门，即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协调。

以下是第一批公布的涉嫌打压《新唐人》电视台的人员

◆涉嫌指挥操纵打压《新唐人》电视台的人员

　江泽民：前中共中央总书记
　罗　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周永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公安部长
　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宣传工作
　刘云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张　越：中国公安部26局局长

◆涉嫌介入欧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终止《新唐人》电视台广
　播的直接涉案人员：

　王旭东：〔19〕信息产业部部长（2003年2月17日至今）。2000年6
　　　　　月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2002年11月16日，任信息产业部
　　　　　党组书记、副部长。2003年3月17日，任信息产业部部
　　　　　长、党组书记。任河北省委书记期间因为忠实执行镇压政
　　　　　策而造成大批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王旭东因而于
　　　　　2004年6月访美期间在芝加哥被法轮功学员起诉。
　张海南：〔20〕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2002年5月至今）
　　　　　兼党委书记。身分证号码：610302194504092035。历任陕
　　　　　西省电子工业厅厅长、陕西省政府党组成员、省长助理、
　　　　　陕西省经贸委主任、中共陕西工业委员会副书记等；2001
　　　　　年11月：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临时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2002年5月：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总经理。

【参考文献】

１、《新唐人》关于《新唐人》。
　　http://www.ntdtv.com/xtr/gb/aAboutXTR.htm
２、《新唐人》《新唐人》关于Eutelsat拒绝延续《新唐人》对亚洲
　　广播的声明http://www.ntdtv.com/xtr/gb/eutelsat/p2.htm
３、《国联通信》（Global link）2004.1.08构建中国－欧洲宽带卫
　　星服务网络中国卫通与欧洲卫星意大利公司签约。
４、《China通信网》全球卫星通信市场发展趋势（2003.12.11）　
　　2002年排名前5位的是ＳＥＳ全球公司、国际通信卫星公司
　　（Intelsat）、泛美卫星公司、欧洲通信卫星公司（Eutelsat）
　　和劳拉天空网公司。……而中国却规定任何外国卫星运营商必须
　　与中国本土的卫星公司（如中国卫星通信集团）结成伙伴关系才
　　能进入市场。
５、《新浪》分析：入世3年看ＷＴＯ对中国通信运营业的影响
　　（2005年01月29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研究开发中心周建明
　　吴淑燕。……入世3年来，在各行各业的一片“狼来了”之声
　　中，我国通信行业却波澜不惊，外资进入的只是一些电信增值业
　　务领域。到目前为止，外资进入中国通信市场的例子也仅有以下
　　几个。
６、《新浪》分析：入世3年看ＷＴＯ对中国通信运营业的影响
　　（2005年01月29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研究开发中心周建明
　　吴淑燕。……即将到来的3G被认为是外资进入中国通信市场的一
　　大契机，而中国铁通和中国卫通则被认为是外资合作的首选对
　　象。从中国铁通传出消息，已有德国、澳大利亚、韩国、中国香
　　港地区的电信运营商向铁通表示过合作意向。卫通与美国Nextel
　　公司成立合资公司事宜，目前正等待有关部门审批，其合作的核
　　心内容为移动通信。欧洲最大的人造卫星运营商Eutelsat公司宣
　　布已经同中国卫通达成协议，将在中国销售宽带卫星服务。
７、《新华网》2001.11.6中国卫星通信公司领导班子组建。……
　　《关于成立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临时党委、临时纪委及组成人
　　员的通知》决定，由张海南同志任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临时党
　　委书记，刘向群同志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周泽和、郭
　　浩、倪翼丰、陈兆滨、吴劲风同志任临时党委委员。赵杰兵副书
　　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卫星通信集团公司的组建是党中央的重大
　　决定，……
８、《大纪元时报》专访：发言人谈《新唐人》与解约风波。　　　
　　http://epochtimes.com/gb/5/3/26/n865576.htm
９、《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密码电报：关于“法轮功”策划“首
　　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事。
10、《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王莉莉同志在总局2004年党的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2004年2月9日）
11、《大纪元时报》2005.4.7中共秘迫欧卫解约国际组织追查。中共
　　打压《新唐人》一览表：2002年，台北国际卫星转播公司决定转
　　播《新唐人》电视节目，在受到ＣＣＴＶ要胁后，撤销了与《新
　　唐人》的合同。ＣＣＴＶ随后与其续约。2003年2月，美国亚特
　　兰大的ＡＤＴＨ出于对失去ＣＣＴＶ合同的恐惧，拒绝运载《新
　　唐人》。2003年7月1日，荷兰的新天卫星公司（New Skies
　　Satellites，ＮＳＳ）开始向中国播放《新唐人》电视节目，
　　2004年5月1日，在中共的压力下ＮＳＳ完全解除了《新唐人》的
　　亚洲服务项目。2003年7月，与《新唐人》签订合同的“公共卫
　　星频道”在《新唐人》的节目播出数天之后，受到中共强大压
　　力，将《新唐人》的信号加密。2004年初，菲律宾卫星公司
　　Mabuhay在遭到中国驻马尼拉大使的威胁后，取消了传送《新唐
　　人》首届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计划。在全球多个平台播放中国国
　　营传播机构中央电视台节目的泛美卫星公司（PanAmSat）也拒绝
　　播放《新唐人》节目。2004年3月，《新唐人》租用欧洲通讯卫
　　星公司（Eutelsat SA）W5号卫星亚洲频道。2004年12月，欧卫
　　公司宣布与中国卫星通讯公司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合作协议”。
　　2005年3月，欧卫公司单方面决定不再与《新唐人》续约，尽管
　　W5号卫星亚洲频道仍有丰富的闲置容量。
12、《China通信网》ＣＣＢＮ2005卫星产业发展研讨会侧记
　　（2005.4.4）首次出席研讨会的欧洲通信卫星公司商务主管　　
　　Oliver Mlacroix介绍了Eutelsat的概况。为开拓中国市场，　
　　Eutelsat公司北京办事处已经成立。
13、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政治新闻领事周晓玫给ＸＸＸ教授的信
　　（2004年1月）。（扫描件）
14、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给加拿大政府官员ＸＸＸ的信（2004年1
　　月）。（传真件扫描）
15、《澳洲新报》2003年11月5日刊登文章攻击北美《新唐人》电视
　　台及《大纪元时报》”。文章署名中国驻雪梨总领事馆。
16、《中新社》2003年12月18日。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发言人发表谈
　　话。
17、《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2004年1月14日。田春燕代总领事在新
　　年第1次例行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
18、公安部26局召开9省市公安厅、局610办公室主任会议记录（2004
　　年10月19日至20日）
19、《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王旭东简历
20、《中国卫通》公司领导成员

（2005年4月8日）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由于中共施压于欧洲通讯卫星公
司，《新唐人》电视台亚洲信号可能于4月15日被迫停播。此事已引
起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民众等广泛关注，各界纷纷支持《新唐
人》，谴责欧洲通讯卫星公司，揭露背后黑手中共。《大纪元》记者
辛菲4月8日采访了香港《开放》杂志执行总编辑蔡咏梅女士。下面是
访谈主要内容。

《新唐人》作用大，中共惧怕

这件事说明《新唐人》电视台在突破中共封锁方面成绩很大，中共很
惧怕。中共集权统治现在还在维持，主要是靠两个：一个是枪杆子，
另一个就是笔杆子，笔杆子其实就是愚民政策，包括大量的宣传和对
自由信息的封杀。

《新唐人》的信息在大陆播放，对中国大陆民众认清共产党的本质有
很大帮助，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看，影响也会越来越扩大，尤其是
偏远的农村，中共根本控制不住，那么中共对人民的欺骗和信息封锁
都会失败，所以中共非常惧怕，感到对它的独裁统治威胁很大，所以
它想尽办法封杀，这是由共产党的本性决定的。

《新唐人》突破封锁，传播真相

我觉得《新唐人》象一个真正的电视台，什么节目都有，除了娱乐性
的、生活性的之外，还有时事性的，在突破中国大陆封锁、揭露中共
邪恶方面，提供多一点的被中共筛选掉的时事真相非常好。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新唐人》的春节联欢晚会，我一听说有这个节目
就觉得很高兴，觉得很好。因为对中国大陆搞的春节联欢晚会，这么
多年来很多人一直很有意见，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它很黑，中央电视
台的腐败很严重，整个晚会的节目也存在很大的腐败问题，上次的节
目制作人出事，被抓了，据说他贪污的现金上千万，很腐败。而且他
们的节目全部都是粉饰太平，为中共涂脂抹粉的，具有很大的欺骗
性。中国那么多问题，那么多矛盾和危机，但他们的晚会却把中国大
陆歌颂得简直是象是个盛世，好象中国人生活得很幸福。

尤其是中共的春节晚会节目不光是对国内，还针对海外的思乡游子，
那这个节目更是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新唐人》另做一套节目，很受
欢迎，我们都觉得很好。

中共施压利诱，欧洲方面妥协

据我看来，这件事就是中共利用巨大的经济利益想迫使欧洲人让步。
欧洲方面现在好象是只顾经济利益而放弃欧洲优良的民主人权的原
则。

比如：关于欧盟谈到撤销对中共的武器禁运问题，就可以看得很明
白，本来它是因为“6．4”时抗议中共镇压学生而实行武器禁运，现
在“6．4”这个事件还没有解决，受难者仍然在遭受迫害，连死难者
的家属还在受害，悼念“6．4”的活动被镇压，甚至连反对镇压的总
书记一直软禁至死，在整个当初武器禁运的原因全部都还在、没有消
除的情况下，他们要撤销武器禁运，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要跟中共做
生意。

《新唐人》电视台这件事，据我了解，也是因为经济利益，据说中共
给这个卫星公司很大的经济利益。

中国人本来对法国的博爱、平等、自由等传统理念印象很深，一直把
它当成最维护人权自由、包括信息自由的国家，但现在很令人失望，
法国政府，从他的总统开始，现在好象只看重经济利益，而无视中国
的人权状况，甚至还讨好中共。这件事我觉得做得非常不好。

这是一个商业行为吗？

我不相信这是个商业行为。《新唐人》租他的频道一直在租，现在能
够继续租下去，有生意为什么不做呢？除非就是说中共在施压。中共
一般采取两种方式：一个就是经济利益，我跟你做生意，但是有条
件，你在某些方面要怎么样，中共现在很会打经济牌；另外一方面，
在外交上施加压力。现在欧洲有些政府只想做生意，看重经济利益多
过对人权、新闻自由原则的坚持。

他要说纯粹是商业行为，我是不相信的。商业行为，那就是原来的客
户应该留下，除非你有新客户，而这个新客户有个条件，要你把原来
的客户赶走，或者受到另外一个更大的经济利益的诱惑，要你把原来
的顾客牺牲掉。

这是法国的污点，要向欧洲民众讲真相

现在全球化，整个国际上都在讲信息流通和新闻自由等。中国大陆压
制新闻自由，而《新唐人》电视台租用这个频道对突破中国大陆的新
闻封锁很有作用，他们明明知道这些，但却为了经济利益，可能还有
来自外交上的各方面压力，就妥协了，我觉得这对法国是一个污点，
我们觉得很失望。

要把真相向大家讲清楚，尤其是欧洲民众。欧洲主流民意都是很同情
和支持中国民间争取新闻自由的努力，记者无疆界就在法国。我们应
该让更多的欧洲民众了解，向这个卫星公司施加压力：不能只做生
意，不讲人权，不讲新闻信息自由，你这样做，是在助纣为虐，等于
是帮助中共封锁新闻。

其实欧洲曾经也为这个吃过苦头。当初纳粹集权主义横行的时候，也
有些欧洲人采取妥协的态度，当时法国也是为了利益而妥协。如果当
初他们很坚决的话，可能二战的结局就不象后来那样。

他们现在只看重眼前的短的经济利益，而不是考虑到整个中国大陆的
未来的民主的前途的话，这个是非常短见的，对他们欧洲自己，无论
是他们的优良传统，还是长远利益来说，都是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中共对媒体控制严密，尤其是电视

中共惯用两手：一个是枪杆子，就是对整个国家的高压恐怖政策，另
一个就是笔杆子，大量的宣传，以及对自由信息的封锁、封杀。现在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媒体的范围越来越广，中共有时也管不过来，所
以有时媒体上会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东西。

但是中共对电视、电台、电影的控制最严，控制的范围不光是时事节
目、新闻节目，甚至包括那些娱乐新闻，一般的电视剧，都控制得很
严，严到什么程度呢？为了怕引起老百姓联想，甚至连反腐的、引起
联想的历史剧都要控制。

每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都是中共的最高级别官员审查，包
括政治局常委、中宣部、文化部的高层官员，我曾经看过一张照片，
中央领导人审查春节联欢晚会节目，前面坐的一大排全部都是中共高
层官员，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审阅。

最近教宗逝世，全世界都在铺天盖地地报导，绝大多数国家都在报
导，中国有近两千万的天主教徒，但却对信息封锁很紧，只有简短的
几个消息。教宗以反共著名，他生前专门与共产主义斗争，对结束冷
战立了很大的功劳。中共这方面封锁很紧。

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也都封杀，比如一些群众抗议示威活
动，包括四川汉源、万县的两次大的示威活动，中共方面都严密封
锁。

中共对香港媒体的控制，利益收买

中共对香港的媒体也是分等级控制，其中对电视控制得最严，通过香
港的左派强行地：报新闻的时候，先报国歌，宣传中共的那一套，对
香港人进行洗脑。

香港电视台，一直比较敢于批评特区政府，甚至中共。但后来中共通
过左派对他们施加了非常大的压力，最近，我个人觉得他们作风没有
以前那么大胆了。亚洲电视和凤凰卫视，都已经是中资背景了，背后
是共产党的钱，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这两个电视台已经是中央电视
台的分台了。

而且就是这样的电视台，无线和亚视，凡是报导敏感的新闻，在广东
那边都看不见。本来广东三角洲可以看到这两个电视台，但中共采用
一个技术性的封锁，使香港这两个电视台的节目进去，中间有一个几
秒钟的时差，中共一发现涉及敏感问题的时候，马上插播广告，或者
遮盖过去。比如：香港纪念赵紫阳的追悼会，这边一播，那边屏幕马
上就黑了，或者突然插一个广告。

中共对香港的报纸、杂志等都有封锁，但是在香港本地无法封锁，只
是不让我们进入中国大陆。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1:51；http://www.dajiyuan.com〕

从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全世界都意识到了：民主、自由、人权在和专
制独裁的抗争中，边界并不是可靠的屏障。输出民主是保卫民主的有
效屏障。同理，输出专制也是保卫专制的有效屏障。所谓冷战，指的
就是两个对立的输出之间的激烈斗争，不亚于战争。而冷战的主要战
场就是舆论战。因此，输出民主和输出专制的战争主战场，就是输出
言论自由和输出新闻检查之战。

在平面媒体为主的时代，边界和海关曾经是有效的屏障。专制国家能
够有效的控制自己边界内的媒体，并利用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技术
手段使这场战争处于不平等的条件下。共产主义阵营终于找到机会，
在民主国家阵营内煽起了一场意识形态动乱。被欺骗的年轻人涌向街
头反对民主制度，还自以为是找到了比民主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结果
不过是在这场两种制度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帮助了自己的敌人。

当时涌向街头的年轻人中的一些人，现在已领导着西方民主国家的政
治、经济、文化和媒体。他们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曾经受骗的原因
呢？当时街头的另一批激进青年和他们的继承人，正领导着恐怖组
织，威胁着整个民主社会的安全。似乎没人注意到恐怖组织的明显的
意识形态倾向，他们主要袭击民主国家，而不会袭击帮助他们的专制
独裁者。即使抓住了中国人质也会立即释放，并以他们的方式道歉。

西方民主国家吃了一次亏，才懂得舆论战的重要性，先后建立了《自
由欧洲电台》和《自由亚洲电台》，以及其他的对专制国家宣传的媒
体。并在导致一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术的进步和收音机、电视、电脑的普及，使得边界和海关不再是有
效的屏障。敌对的双方在舆论战场上，终于恢复了一点平等的地位；
自由民主的阵营终于找回了输出言论自由的权利。在公平竞争的战场
上，反人类的专职意识形态，当然不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对手。这一轮
战斗，以民主自由阵营扩大，专制阵营缩小为结局。

但冷战并没有结束。内心暗藏“西方中心主义”的人以为白种人的共
产主义阵营垮台了，就是全世界冷战的结束。黄皮肤黑头发的另一半
共产党人在嘿嘿冷笑，总结了上一轮失利的经验教训，开始了新一轮
的“输出新闻检查”的较量。看看你的民主自由人权理想的吸引力
大，还是我的商业利益的吸引力大。在总结了多年来压制、控制、影
响西方媒体的成功经验之后，一个大规模的行动开始了。西方阵营里
首先败下阵来的，是自诩为“人权祖师爷”的法国。半国营的“欧洲
卫星公司”（Eutelsat）停止了与非中共的中文卫星媒体《新唐人》
续约。没有理由。唯一不公开的理由是接受了来自中共的一笔大额合
同。也许还有法国总统希望的其他合同。

这是法兰西民族的耻辱。但也许普通的法国人并不觉得自己损失了什
么。何况大笔的订单有利于改善失业状况。丢掉的那点儿荣誉并不能
换成小汽车和房屋。这更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我们没能保卫我们自
己的言论自由，反倒希望法国朋友牺牲他们的小汽车和房屋来帮助我
们。这太丢脸了，但我不得不说。

中国朋友们应该想一想。如果西方人民当年不牺牲他们的小汽车去帮
助苏联和东欧人民，他们今天不是会更富裕一些吗？他们为什么要为
我们浪费他们的金钱呢？这不太合理。法国的朋友们当然也懂得，中
国的新闻检查并不会影响到法国的言论自由。为了减少中国人被欺骗
被压迫，而使法国人的钱包受损失，这当然不合理。

我们东方人有“特殊国情”，的确应该好好地从“人权祖师爷”的法
兰西民族那儿多学习一些基本常识。

法兰西民族的学生 魏京生

〔转载自《大纪元》2005.4.8 02:42；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4月9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这一迄今为止在中国
能接收到的唯一不经管制的，敢于播出客观、公正的中文新闻的电视
台。

但欧洲最大的卫星公司──欧洲通讯卫星公司由于受到在北京的中共
政府的强大压力和诱人利益，决定于2005年4月15日，关闭《新唐
人》对中国的播出。

《新唐人》电视台屏东记者站于屏东家饰建材大展场地设立了一个摊
位──“声援《新唐人》电视台”，现场亦陈列《九评共产党》一书
让来参展民众能更深刻了解中国共产党其邪恶本质及对于善的力量的
打击。

此项声援活动获得民众的大力支持，人们对于一个勇于说真话、报导
良善讯息的电视台大表赞赏，纷纷签名声援支持这家不畏中共压力的
电视台能继续散发公理正义的力量。

〔转载自《大纪元》2005.4.9 09:47；http://www.dajiyuan.com〕

中国著名的民运人士欧阳懿先生于4月6日在杭州朋友王荣清处，被当
地警方以“被剥夺政治权力”为由加以抓捕。中共当局这一作法，再
次体现出专制独裁的政治恐怖。欧阳懿先生两年前被这个专制独裁的
执法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入狱，两年后出狱，又被剥夺政治权
利。我们非常讨厌所谓的“剥夺政治权利”这一可恶的政治名词，因
为，它的本质是给所有反抗专制暴政的人们制造一种无形的政治恐怖
的环境，是一种从小牢笼延伸到大牢笼的无形枷锁。一个真正的法治
国家，是要以法律的名义取缔这一猥琐而被唾弃的无聊的“罪名”，
和废除“劳教制度”一样，把它们扔进历史的垃圾堆。

欧阳懿先生以他为中国民运干实事的卓越精神，受到了热爱自由和争
取民主的国民的赞赏。他的所作所为使施行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统
治感到胆寒。为了镇压中国卓越的民运人士，他们使出了无数泯灭人
性的残暴招数，企图扑灭为争取自由民主而燃烧的熊熊烈焰。正如古
代诗人所描述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自由民主的烈火终
将以燎原之势，让那些实行专制暴政和独裁恐怖的一切政权，葬身于
熊熊燃烧的火海之中。

我们奉劝那些为这个专制暴政服务的少数的执法人员，正视现实，不
要继续为虎作伥，更不要继续虐待已被关押在狱中、主张中国民主化
的一切政治犯。为你们自身和你们后代的前途着想，不要坏事做尽，
而永远被历史唾骂、而使自己的后人永远蒙羞。

欧阳懿先生被抓捕了，我们大声疾呼，希望国内、外所有的真正的民
运人士都伸出救援之手，让他早日脱离恐怖的牢狱之灾。

（2005.4.8）

刚才，我和芳草通了电话。电话里，芳草说，张林的事情已经进入到
检查院好长时间了，可办张林案的司法人员说现在不接受律师的介
入。她问为什么，可她连个说法也得不到。她和司法人员说好了见
面，可到了时候，又见不到任何经办人，事实上，她现在是在被他们
牵着鼻子走，可她没办法。她说辛菲和她说好了要电话采访办案人
员，本来是说好了的事情，可到了时候，电话里又说办案人员不在。
就一直拖着。她现在是无可奈何了。她去堵也没用，他们就是不给她
一个正面回答。

她现在的生活也很难，她说要是张林能出来还行，可要是出不来，她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现在靠网友们和朋友们的捐款生活，可很
难。我知道大家都难，可我还是不得不厚着脸皮（因为我现在连50块
钱都拿不出来）给大家说一下，要是谁有能力，请帮他们一下。

我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呼吁了，但我请大家不要烦，既然事情已经
出了，就要想办法帮他们，而不是怨天尤人。没用的。

我还想请大家建言献策，看能否给张林的事情出点主意，让芳草换个
策略，看能否从其他角度做。

谢谢大家。

汇款地址：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大庆新一村130栋106号
　　　　　方曹芳收（邮编：233010）
汇款帐户：开户行：中国工商行
帐　　号：9558811303100961031
户　　名：方曹芳
联系电话：0552-4090427

近来关于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坊间“民众”多
有义愤填膺之举，高呼“抗日”口号的、砸抢日资企业的、公开上
“民意折”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所谓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和平带来重大灾难”是“民意代
表们”大义凛然反对日本“入常”的最通用理由。然而，“代表们”
似乎颇为健忘，同样“发动过侵略战争，给世界和平带来重大灾难”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今正窃据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这个成
立于1949年的红色政权，不遗余力地搞“革命输出”，数十万印尼华
侨被送上断头台，300万柬埔寨民众进了万人冢，半个朝鲜因之饿殍
遍地，还有数百万越南船民投奔怒海；我党我军更东讨美帝、北伐苏
修、西征印度、南攻越缅，举凡亚洲相邻诸国，无一得有宁日。但对
“爱国”诸君而言，这些自然都属酣歌传世上的“伟绩”。至于前届
中国政府违背国际公法，进攻各国驻华使馆、屠戮外交官、斩杀西方
传教士的痛快淋漓，更是令“志士们”击节咏叹。

古语有云：身正则天下归之。一身癞痢的中国政府如何讥笑日本？如
果说日本的过错是历史，而中共所为及其存在则是现实的罪恶。君不
见：日本曾侵占别国领土，中共当下却磨刀霍霍，威胁台湾2300万人
民；日本屠杀他国民众，中共杀戮同胞并向受害者索要子弹费；日本
文部省审定的一部私人公司出版印制的历史教科书美化了日军侵略中
国事件（选用该教材的学校有5所，学生1,300人，占该类学生总数的
0.03%），中共政府统一控制全国媒体出版、严禁任何异议声音。从
中共国的些微历史到所有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件，国人能数出几项清楚
真实的报道？无怪乎《时代》周刊的文章认为，同罔顾事实、肆意欺
诈的北京当局相比，日本无疑占有道德上的制高点。

毋庸讳言，人口超过一亿的多党民主制国家日本远比专制中国更有资
格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菊花的价值

美国人类学家罗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花与刀》
中，曾对日本的民族性作了犀利的剖析，她说“日本人既好斗又和
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
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
易于接受新事物”。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人是高雅柔和之菊花同好
斗残忍之刀的混和体：对内是菊花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相互
尊重；而对外则是日本刀的风格，霸道且充满进攻性，他们无条件地
一致对外，手段上没有道德顾虑。日本武士道即是日本民族精神的一
种体现。当年日本军队手册中记载着：“以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
势，以血肉之身躯对抗敌军之钢铁”。资料还显示，在艰难的缅甸北
部会战中日军被俘者同阵亡者比例是142：17,166，即1：120。日本
的不投降主义，后来更表现为“玉碎”自杀式的神风特攻队。

鹦鹉声尤在，琵琶事已非。日本战败后，联合国占领军当局致力“根
除日本的战争能力与军国主义”、“通过民主化使日本成为世界国家
中的一员”。改革的推行者麦克阿瑟将军希望将日本改造成符合西方
价值的自由与民主的“亚洲瑞士”。日本1945年10月4日颁布《民权
自由指令》，10月11日下发5大改革指令（男女同权与妇女解放、对
劳动者团结与组织的支持、教育自由化、废除专制与国民解放、经济
民主化），12月9日又有土地改革指令。1947年5月3日，日本新宪法
生效，这部由美军参谋人员起草的新宪“赋予国会最高权力，消除所
有权利竞争的根源，或者使其明确的隶属于国会”，新宪规定众议院
选举首相，内阁对国会负责，选举产生的参议院取代贵族院。

新宪法的颁行意味着日本军国主义彻底败北，“万世一系”的天皇权
威落地，日本由此真正跨入了现代民主国家行列。资源短缺，又经历
二战惨败的日本其时满目疮痍，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然
而，奉行和平发展的政策，日本致力于政治改革、发展国民经济、没
有同任何一个国家发生过战争行为，在不长的时期内跃升为世界第2
大经济强国、第2科技大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当代日本不仅是一个实力国家，更是一个良心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
迄今的24年中，日本向以第三世界国家为主的各国提供的经济援助总
额为400多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自1979年到2002年，日本政府对中
国的无偿援助和贷款累计达200多亿美元，比其它西方各国政府对中
贷款加在一起的总额还多，也占到了日本对外经援的60%；本次印度
洋大海啸后，日本一次捐献了5亿美元；在向联合国交纳的费用中日
本所占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

显然，就世界事务所发挥的实际作用而言，民主日本较之专制中国不
可同日而语。

“靖国神社”和“烈士纪念碑”

“靖国神社”的理论依据似可追溯到日本古学派的先驱山鹿素行。山
鹿素行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宣扬“报恩、克己、
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他主张对“尽忠死难”的武士予以彰显的
理念近代后日益演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1869年6月明治政府于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设立“靖国神社”。
“靖国”取“镇护国家”之意，靖国神社即为“祝愿国家平安的神
社”。设立“靖国神社”的最初意图是为了纪念在明治维新内战中，
为辅佐天皇而丧生的3,000多官兵。如今历经200余年风雨的“靖国神
社”已演为超越日本宗教教派、族缘或地缘的祭奠祖先和死难将士的
祠堂，它供奉着日本从明治维新到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为国捐躯的246
万亡灵，其中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
战犯，也包括28,000多位台湾民众和21,000多位韩国人。靖国神社内
除了战死将士外，还设有57,000多女性祭神，她们生前是战地护士、
电话交换员等。此外被美军潜艇击沉的儿童疏散船“对马丸”内的
1,400多遇难儿童也在靖国神社里设有牌位。日本将这些人都视为
“为国殉难者”予以祭祀。

二战中几乎每个日本家庭都有战殁者，在靖国神社中供奉先人牌位，
悼念亡灵，实在无可厚非。亚洲各国大抵持宽容态度，美、英、荷、
俄、澳等二战中对日交战国也对日本官员和民众参拜靖国神社处之泰
然。不知这些国家是麻木不仁，“忘记了日本犯下的战争罪行”抑或
是中国民众的感情特别脆弱，轻易被日本的祭拜伤害？

如果参拜“靖国神社”等同于“复辟日本军国主义”，那日本历届首
相“侵略过你们、对不起了”（田中角荣）、“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
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害和痛苦，在此表示衷心的
道歉”（村山富市）又作何解？人们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在战后60年中
迅速和平崛起，为东亚和世界的稳定作出远超中国的贡献？

其实，祭奠卫国亡灵，古已有之，也是当代各国共通的做法。各国元
首互访，往往也都要向到访国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敬献花圈。

中国人也拜社。不过他们喜爱的是武功显赫的元朝或者屠戮无辜的大
辫子满清，成吉思汗冢和清宫陵寝自然是经常光顾的。最多的自然还
是拜祭所谓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林林总总红色王朝杀戮武功的见
证石——“剿匪战争纪念碑”、“渡江战役胜利纪念碑”、“解放战
争纪念碑”等各式“人民英雄纪念碑”。每当清明时节或中共政权的
重大典礼，中共遗老遗少总免不了“峨大冠、托长绅”，鱼贯而出，
“昂昂乎庙堂之器也”。

今日中华大地，血腥和屠戮被当作功绩颂扬——煽动种族屠杀和民族
仇恨，代表一派人压迫另一派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能够唐而皇之
地伫立于神州各地，被亿万民众顶礼膜拜；祸国殃民的屠夫们或者躺
在水晶棺内，或者在万花丛中享受国葬祭奠；而无数为国而死或冤屈
而亡的人们不要说留下名字，连死亡数目都成了一笔糊涂帐。这样一
个“文明古国”，对人的生命，对真理和正义究竟是怎样一种令人心
寒的认知？

难道中国的仁人志士全都白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被彻底毁
弃？！未来的中华大地若要驱散阴霾，就应当彻底夷平这些“人民英
雄”的牌坊，代之以中国的“靖国神社”──镇护国家，警示国人永
远勿忘共产血腥的受难者纪念碑。

只有当国人不再容忍无数同胞的生命演为统计学上的符号，只有当中
华大地真正地祭奠那些为国捐躯者——无论他的政治派别和政治立
场，我们才有资格评价历史、评价他国。

凶残的中国龙

中国以龙为图腾。龙是一头凶残邪恶，天性暴戾的怪兽；而贯穿着
“龙文化”的5000年中国历史实为一部内斗杀戮的循环史。历经中共
“革命”洗礼的中国，温和谦恭的传统被抹灭得干干净净，基本的人
伦礼仪道德也荡然无存。

承袭了前朝统治术的中国共产党还另辟蹊径，创建了一套“爱国”的
理论体系。当下的共产党官僚固然要靠批驳“反华卖国”者来证明自
己的一贯正确；坊间民众街谈巷议也不忘加上一句“我爱国”。一提
“爱国”，说话者就此人格也高大起来。好个“爱国”，寥寥两字，
竟是高尚与卑劣、正义与邪恶的分水岭。

国人中的“道德高尚者”深得“爱国主义”的精髓，他们知道借用爱
国的名义，什么都可以干；描上爱国的脸谱，一切事情当然无往不
利。他们崇拜那个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为宗旨的政党，拥抱那个嗜
血成性、制造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浩劫的专制政府，热爱那个毁弃中华
文化、使母亲河断流、半壁河山变成沙漠的政权——这种滑稽的狂热
名曰“爱国”——“爱国者”们对50年来被中共屠戮的八千万同胞无
动于衷，却为70年前丧生的30万生灵哭哭啼啼。诚如柏杨所言，“做
一个中国人好羞愧”。

在日本“入常”事件上，秉承“抗日爱国”理念的民众颇有些火烧赵
家楼的气慨，法新社4月4日以“大批中国暴民袭击日本在华的商事企
业”为标题报道了中国政府煽动的“反日”热潮。作为“爱国”表率
的中共政权此次还走上了前台并试图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
儿混蛋”的国内阶级斗争理念和成分出身论推向国际社会——日本，
弹丸小国也，敢冒中华上国天威，如何能与我等同列“仙班”。

应该指出，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安理会是“维护世界和平、协调区域
稳定”的政治机构，而不是共产中国的“自留地”。事实上，奉行暴
力革命理念、在亚洲与世界各处策划“革命输出”的中国共产政权从
来就是东亚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此次事件，当局挟持13亿没有尊
严、贫穷与苦难中煎熬的人民，希望用所谓的国内“人民呼声”去影
响世界政治；却忘记了一个没有公义、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社会，
一群被剥夺决定自己政治生活权利的民众何来“民意”可言？如此满
手血腥、糜烂极至的共产政权难道不应该从安理会中被驱逐出去吗？

如果日本被联合国安理会拒之门外，而中共政权却能够一直窃取该席
位，那只能说明安理会也蜕变为人权委员会般的邪恶国家和流氓国家
的庇护所。全世界自由民主国家应当团结起来，揭露中共作为邪恶轴
心国家之首的真实面目，将不负责任的流氓暴力政权逐出联合国安理
会，只有如此，方能震慑“暴政前哨国”，最终驱散共产撒旦的乌
云，还人类自由民主的蓝天。

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一位广州锺姓市民生了一对双胞胎，在中国
只准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情况下，这着实是一件喜事。但这位锺姓
老兄却别出心裁为他的一对双胞胎孩子取名为“锺共、锺央”，也就
是与中国至高无上的党的最高机关机关“中共中央”谐音了。于是，
这位锺姓老兄的朋友戏称他成了“中共中央他爹”了。真是一步登天
也。

笔者当然无法猜测这位锺老兄给孩子取此名字的真正寓意，大概有几
种可能性吧。其一，是热爱我们伟大的党。你看把自己亲爱的儿子都
取名为“中共中央”了，那还不是热爱党的表现么？但转而又一想，
不对！不对！他即使再热爱党，也不能把自己置于比党还高一辈的地
位上，把党的领导机关当成自己的儿子，这不是辱没了我们伟大的党
了么。其二，可能这位锺兄长期对党不满，怀着一种报复的心理命名
自己的儿子为“锺共、锺央”。你想想看，小孩子哪个不调皮，不捣
蛋，不犯错？好了，只要调皮、捣蛋、犯错，他就可以骂那孩子：
“中共中央，你们混蛋！”或者，孩子在外面犯了什么错，别人也会
骂道：“这中共中央真是他妈狗娘养的！”或者是：“你看，那中共
中央是什么玩意儿！”我想这第二种可能才是“锺共、锺央”老爹的
真意，即藉着孩子的名字来痛骂中共中央。

广东有句民谚：“不怕生错命，就怕取错名”。看来给生下来的孩子
取个好名字是人们的期望，往往是想图个吉利。但取名为“锺共、锺
央”恐怕就很难是个吉利的名字。中共正在处在它历史上最为腐败的
时期，人们对共党的前途并不看好，一旦中共倒台了（这应该是必然
的），那么，这“锺共、锺央”的名字岂不成了倒霉的象征？

当然，现在不象古代取名还要考虑各忌讳，比如，在唐朝李世民登基
成了唐太宗时，全国没有一个人敢在名字中出现“世”和“民”字
的。那毕竟是封建社会么。而在中共当政的1960年代南京曾有因给孩
子取名而被打成反革命的事。一位老兄给自己的4个孩子分别取名为
建中、建华、建民、建国。而我党公检法人员政治嗅觉特别灵敏，一
想这4个孩子的名字联起来不就是“建中华民国”么？在那个狠抓阶
级斗争的年代还能有他的好果子吃么。于是，这位老兄被抓了起来，
关进了大牢。看起来比唐太宗时的苛法还要厉害。当然，在文化大革
命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人们生了孩子总爱取“卫东”、“捍东”、
“卫彪”之类。但林彪被逼出逃一爆炸，那些叫“卫彪”的孩子就纷
纷改名了──谁还敢保卫林彪？而在老毛魂归西天之后，又有许多人
改名字。麻烦透了。

但这“锺共、锺央”的名字能否批准尚是疑问，因为孩子的名字必须
到公安派出所登记才能最后写在户口本上。据说广州有位女士给自己
的女儿取了个“周恩莱”的名字，因与“周恩来”同音就未被批准。
虽然这“锺共、锺央”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共中央”，但只要一
喊出来就不免让人当成儿戏。不知这“中共中央”的老爹锺先生如何
面对公安部门的质询，是否真能最后当上“中共中央的爹”。

焦国标肯定了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如是而来，性
质变了，焦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
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至此，“英
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线以下。

历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时刻：由于信息遭受严酷封锁，或者在传播中产
生变异，一名小丑却被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

对于这样的“英雄”，我可以冷眼旁观，视若无睹。但是，当他为了
迎合某种势力、企图靠践踏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而朝“上”攀登的时
候，我不能不站出来发言。

一周前，近年来著名的“英雄”焦国标在美国发表了《伟大的美国为
何不象满清那样进军北京……》（经查，原标题为《河南俩老太：常
香玉和高耀洁》，《观察》首发，Sunday, March 20, 2005）一文，
文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越过鸭绿江，直捣
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象满人赶走李自成那样，后来的一切
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度应该与今天日
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邓小平再搞什么
改革开放。”

在这段话中，焦国标肯定了美军拥有“直捣北京城”的道义合法性。
如是而来，性质变了，焦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社会的基本价值—
—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
守。至此，“英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的底线以下。

观察焦国标的成长是一件饶有兴致的事。在2003年春夏关于伊拉克战
争的网络争论中，焦国标十分躁动地写下了《致美国兵》一诗，用口
号语言对美军进行了充分的道德美化，疾呼：

　　“美国兵，请允许我喊你一声‘brother！’
　　如果招募志愿者，请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
　　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
　　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

我想，焦国标事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冲动而感到后悔，它足以令自
己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而流传千古。2004年4月底揭露的美军虐
待战俘一事证明，那些亲爱的美国“brother”，虽久处于自由民主
国度，却未能洗清种族主义、弱肉强食的劣根性，除了在伊拉克滥杀
无辜，还对战俘进行有组织的虐待，包括极为下流的性虐待！这与
《致美国兵》形成了多么巨大的反讽！

我猜想，洗刷作为历史符号的污点，可能是焦国标在04年初发动进攻
行动的主要动因之一，而那个国人十分厌恶的、其所作所为同样也将
流传万古的思想警察部充当了他的垫脚石。焦国标是聪明而机警的，
可能有特殊的内压、也可能是不断报道的美军滥杀无辜事件提醒了他
（当然也可能是“崇高的”反极权意识推动了他），令他幸运地赶在
“虐俘门”问世的前面。《讨伐》一文甫出，立即通过网络传遍海内
海外，引起了万众欢呼。这时候，即便被攻击者再炒作什么《致美国
兵》，也已没有说服力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极权体制所作的火力十
足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帮焦国标暂时摆脱了因一时冲动所
造成的巨大丑陋。

但是，《致美国兵》的作者的思维是根深蒂固的。在各色海外媒体不
均衡的鼓吹下，在极权者隐形打压、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又连番拉拢下
（《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高耀洁》文后注明，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
学院教授，目前为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访问学者；另据《亚洲周刊》
2005年第14期报道，焦近日已被北京大学除名），焦国标的思维再度
扭曲，深藏在心中的毛虫急速膨胀，终于用铁写的文字，证明了自己
不过是一个违背天理人伦的怪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

焦国标现象的深刻之处在于，他的思维不是孤立的一己思维，在经过
极左势力长期窒息性的管制后，中国社会业已诞生了一股偏执的极右
势力，正借助于自由的网络世界迅猛地膨胀。这股极右势力一个主要
的特征，乃是在至关重要的历史观上，公然主张美国本位的历史观，
而践踏中国本位历史观，蔑视中国正当的地缘安全考量和国家利益，
将复杂的历史运动加以道德性简化，把中国人抗击侵略的历史说成是
一部全盘作恶史，连抗美援朝、抗美援越这样黑白分明的事件，都描
成为中国邪恶、美国正义的事件。由于极左势力的恶性控制，具有说
服力的真相档案在中国大陆无法面世，大批网友在片面信息的熏陶下
不自觉地接受了极右思维对历史的解说，一元化、独断主义的极端情
绪在民间无边地发酵、扩散。

我们已经看到，极左与极右正是一对难兄难弟，在改革时代相互作为
理由而生存，一个正在中国大行其道，一个正计划在中国未来大行其
道。苏联崩溃的历史证明了，这两股力量的拉锯，足以将一个转型社
会推向倾覆。在极右思维的背后，站立着冷酷的铁血威权主义倾向。
焦国标的言行便透露出，他是一位铁血威权的崇拜者。04年的《讨
伐》一文表面力道十足，但在权宜之计下潜藏着一种只反贪官、不反
皇帝的奴性思维，以及一种不敢直言公民与公仆的主次地位的怯懦。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焦曾这样向采访者炫耀自己的冷静：“记得当时
学生老师在大街上游行，我和女友迎面碰上。我正边走边吃胡辣羊蹄
儿——开封的胡辣羊蹄儿特别好吃，有机会你一定要尝尝。”这个冷
静人士“在国际政治这个市场上对中国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
（杨小凯语）诞生后，翻然表现为另一种躁动模态。现在人们都已经
知道了，那几名在伊战中过分美化美国军队的人士，当年那个特殊时
刻大都有着“火线入党”的光荣记录，这些光荣记录有力地见证了这
种人骨子里崇拜铁血威权的倾向；1999年后，新的强权者美国佬作为
替代满足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渴求。这种人不仅在网络上大有市场，而
且还有象《亚洲周刊》这样好心的自由媒体，正不遗余力地以其缺乏
多元和均衡的偏执思维，为他们推波助澜，而完全无视其所推动的极
右思维对中国未来的破坏力。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维权人士认识到，
同对待极左势力一样，对待极右势力，不能过于绅士，要即时予以揭
露；对于那些鼓吹和宣扬违背天理人伦的谬论的家伙，要步步追打，
不到他们放弃，绝不停止。如果任其泛滥成灾，发生在当年俄罗斯民
主派身上的悲剧，很可能将同样发生在中国这一代人身上。对于正在
成长中的民间社会而言，现在不是团结的前夜，而可能是分裂的前
夜。在纯粹思想意义上，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应该和那些极右思维主
动分裂。作为本土奋斗者，作为信仰者，作为用肉体承担信仰者，作
为知行合一者，对于各种崩溃论者，对于那些连台独、藏独、疆独都
不愿反对的人，对于那些把神圣的事业当作游戏的人，不能不与之渐
行渐远。

德高望重的民主战士于浩成先生曾在《民主、和平、统一，三者缺一
不可》演说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一些民运分子或异议人士由于对中共的不满和仇恨，因而转
　　而支持台独。他们之所以走入误区，一是没有想明白民主、和
　　平、统一这三者不可偏废的道理，二是他们把国家和政府混淆起
　　来，正象白桦的《苦恋》（电影叫《太阳和人》）中有一句对
　　话，作品主人翁（在文章中曾受打击的一位知识分子，据说其原
　　型为画家黄永玉）的女儿问说：‘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爱你
　　吗？’这是把国家和政府混为一谈了。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批评、
　　指责政府（以及执政党），但是绝不应该伤害自己的国家。国家
　　是全体国民的命运共同体，至少在世界大同、国家灭亡以前是如
　　此。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也应该是爱国主义者，这是毫无疑义
　　的，所谓‘民族大义’并非一句空话，也并没有过时。希望那些
　　支持台独的人，特别是那些极少数并非认识不清，而是见利忘
　　义，卖身投靠的人，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才
　　好。”

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适当引伸，可充作对焦国标之流的警示；而对
于那些迄今仍将焦国标的“大节有亏”视为“小节无”、心中全无底
线概念的温良之士，它也是一种有效的提醒。

（2005年3月29日晨）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3.30 02:09；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有一叫郭飞熊的人，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焦国标的言论越出了人伦
底线》。初看之下，我心里咕咚一下：“我说什么不检点的话让人家
逮住了这么指名道姓地骂？”待看完郭氏大作，我心里不禁刮起12级
的蔑视和嘲弄的台风：“哈哈，郭飞熊，瞧你那‘熊’样，还教猴子
爬树，教鱼游泳，教关羽耍大刀，教孔夫子读书哩！你给我爬一边儿
去吧。”

我哪点儿“越出人伦底线”了？原来是我在《河南俩老太：常香玉和
高耀洁》中的一句话惹的祸。我说：“如果当年美军拿下朝鲜半岛，
越过鸭绿江，直捣北京城，推翻毛泽东的政权，象满人赶走李自成那
样，后来的一切灾难都可以免除，现在中国大陆人民幸福和富裕的程
度应该与今天日本、韩国、台湾人民不相上下，根本无须几十年后来
邓小平再搞什么改革开放。”郭子认为我“的话语已直接践踏了我们
社会的基本价值——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
严、对大节的持守。至此，‘英雄’焦国标已将自己降低到了‘人’
的底线以下”。

熊，你说的真对！我就是要直接践踏了“你们”社会的基本价值——
对国家、对民族、对主权的认同，对人格、对尊严、对大节的持守，
我就是要把自己“降低到‘人’的底线以下”。我下地狱，你这只熊
有本事就别在地上爬，你往云彩眼儿里飞！耶稣说，人类的家园在天
国，尘世的国家是罪恶的渊薮，他不仅不寄希望于他的祖国以色列，
也不寄希望于当时的美国——罗马帝国，按你“熊瞎子”的逻辑，是
不是耶稣比我更等而下之，把自己不仅降低到“人”的底线以下，而
且降低到熊的底线以下？嗯？

在“熊瞎子”的眼里，我最不象人的言论是《致美国兵》。据他“猜
想”，这首诗是我“一时冲动造成”的；2004年我之所以写《讨伐中
宣部》“可能”是为了“洗刷作为历史符号（写作《《致美国兵》）
的污点”。

我真为“熊瞎子”的瞎想感到可气：人心与人心的差别，简直比人心
与狼心狗肺还要隔膜。我写作的历史已经有将近20年，回想这20年，
我没有写过哪怕一个让我感到羞耻的字，而最令我自豪的还不是《讨
伐中宣部》，而是这篇不朽的《致美国兵》！

当初我就说，如果《讨伐中宣部》让我不朽10年8年，《致美国兵》
则最起码让我50年到100年伟大！“熊瞎子”继续瞎想：“我想，焦
国标事后一定会为自己的诗人冲动而感到后悔。”大错特错！我不仅
不后悔，我为我的《致美国兵》自豪八百辈子。美军的虐囚事件不仅
无损于美国的荣誉，恰恰证明美国的伟大。人类虐待囚犯的历史有几
千年，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一个国家的元首和国防部长为自己的士兵虐
待战俘而道歉。谁？美国。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郭飞熊说我是“一个违背天理人伦的怪物，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丑”；
“由于信息遭受严酷封锁，或者在传播中产生变异，一名小丑却被广
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是的，我是“小丑”，是“怪
物”，你熊瞎子是“小美”，是“正物”，行了吧？你敢指我这“被
广大温良之士真诚地奉为‘英雄’”的人为“小丑”，足见你比我更
牛，比我更英雄，可是你问问“广大的温良之士”把你当英雄还是当
狗熊？你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邀请我为访问学者这是美国政府对我
的“连番拉拢”，我说你太高看我了，我哪配伟大的美国政府拉拢
啊，我连给美国政府提鞋后跟都不配！不过话说过来，尽管我这么不
堪，可是说出“那个国人十分厌恶的、其所做所为同样也将流传万古
的某某部门（指中宣部）”的郭飞熊，如果想给我提鞋，除非呈上中
宣部和中组部联合出具的证明。你说我“04年的《讨伐》一文表面力
道十足，但在权宜之计下潜藏着一种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性思
维”。是的，我是“奴性思维”，我是“权宜之计”，可是你所谓的
狗日的“大节”见鬼去吧！在我焦国标的词典里，没有大节小节，只
有民主与专制。民主，哪怕在她美国，万岁！专制，即使是在咱中
国，该死！

其实你“熊瞎子”并不确切知道我内心究竟有多“见利忘义，卖身投
靠”，今天我给你交个底：如果有一天我执掌了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我一分钱就把她买给美国作他的第51个州，决不象现在他们与俄
罗斯做的边界交易，抠抠索索的。你奉劝那些“见利忘义，卖身投靠
的人，不要走得太远，以免堕落成为民族罪人才好”；今生今世我最
大的愿望和苦恼却正是你所禁忌的：我怎样才能在“见利忘义，卖身
投靠”的路上走得更远呢？我怎样才能“堕落成为民族罪人”呢？一
位叫吴大志的先生，替我鸣不平：“不管焦国标的言论有多不当，你
用‘小丑’、‘之流’来形容他，是不妥当的。问题应该摆在理性的
层面上，用说理的方式来进行。即使是对待敌手，也要尊重他的人
格。”我谢谢吴先生。但是我的人格，我不需要别人把它当成不可触
摸的老虎屁股来敬畏。在我看来，凡是蠢货，人人得而羞辱之。因而
如果我蠢货得达到郭飞熊先生的程度，请同志们可着劲儿羞辱我，我
一点不叫屈。同样，如果我看谁是蠢货，那我也不会给他来费厄泼赖
的。请记住：在我焦国标的字典里，也没有收录风度二字。我不需要
你给我讲风度，因为我不想让风度束缚了我对蠢货用词的力度。一言
以蔽之，我不需要你对我讲风度，因为我压根不准备对你讲风度。这
很公平。糟糕！讲公平不就是讲风度吗？看来我还不够不讲风度。在
不讲风度的问题，我还需要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熊瞎
子”猜想我写《讨伐中宣部》可能是为了洗刷《致美国兵》的污点；
我倒觉得这“熊瞎子”来者不善，恐怕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蠢货，而可
能是被鲁迅先生骂过那种假充公允的企图带领民众走向专制屠场的头
羊。

〔原载《观察》；http://guancha.org。转载自《新世纪网》
2005.4.3 04:47；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人们对农民问题的认识也各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认为农民
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从而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打土豪、
分田地”是中国共产党赢得农民、动员农民的革命口号。执掌全国政
权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对农民的历史性承诺，建国初期就在全国
实行了“土地改革”。11届3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以
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跨越，“增加农民
收入”就成为当前的主流话语和政策选择。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达
到小康，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样的现实发展基础上，我们认
为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是权利问题，就是说，在对农民问题的认识
上，我们应该从土地问题、增收问题上升到权利问题。可以说，只要
农民的权利得到尊重、保障和实现，农民的土地问题也好，增收问题
也好，以及农民的其他所有问题，都会因为找到了农民问题的总钥匙
而迎刃而解。

国际人权理论将权利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
权利两大类。本文着重探讨农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即广义上的
政治权利。

一、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权利概述

从政治学和法学来说，权利是合法赋予每一个人的，只要是一个国家
的公民，就自然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我们所说的农民政
治权利，并不是要刻意把农民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权利区分开来，而是
根据中国“三农”问题的实际，突出探讨中国农民作为人民共和国公
民应当享有的政治权利状况。

政治权利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去理解，狭义的政治权利是指公民参与
公共事务的权利，亦即参政权；广义的政治权利除了参政权之外，还
包括平等权、人身权、自由权等公民权利。学术理论界对政治权利的
划分不尽一致。权威的政治学教科书将公民的政治权利分为三大类：
（一）自由权，包括人身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
威自由和通信自由。（二）平等权，体现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社会
平等。（三）民主权，主要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批评和
建议权、检举权、申诉权和控告权、民主管理企事业单位权。〔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专列公民的基本权利，在政治权利方
面，主要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
秘密受法律保护，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
议的权利，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有依法取得赔偿的权利
等。〔２〕

国际人权法理论将权利分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
化权利两大类。根据《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
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主要包括民族自决权，生命权，
免于酷刑权，免于奴役权，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人格尊严权，免于因
债务而被监禁权，迁徙和居住自由权，平等权，隐私权，思想、良
心、宗教和信仰自由权，言论自由权，集会自由权，结社自由权，家
庭与缔婚自由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与公共事务权，担任公职权
等。〔３〕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
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农民作为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阶层，在政治上、名义
上和法律上都翻身做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这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
的巨变。但建国以后，在苏联集权模式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消极影响
下，我国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曾长期遭到严重破坏，农民政治权利的保
障和实现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和限制。回顾50多年来，
当代中国农民经历了政治公民、半政治半社会公民和社会公民三个阶
段。〔４〕在这三个阶段，国家对农民政治权利的尊重、保障和实现
都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和特征。

第一阶段，政治公民阶段，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以马克思主义为
意识形态、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依靠动
员亿万农民，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
国。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一边倒”向苏联的新中国，为加快
国家工业化进程，开始照搬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推行
工业化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历史性地下
沉到乡村社会，一个历史上最强大的政权机构层层建立起来，国家对
农民的控制达到了顶峰。1950年代开始，经过土改、大跃进、人民公
社化运动、社教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国农民被空前地动员到一浪
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中来。随着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和固化，农民也
被空前地固定在土地上，曾经在历史上相对独立的单纯的农民在共产
党的革命化训练下变成了国家的“政治公民”。

第二阶段，半政治半社会公民阶段，从1978年11届3中全会到1997年
中共15大。11届3中全会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家对乡村社会
的高强度控制开始释放，国家权力有条件地从乡村社会收缩。人民公
社的解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推动了中国农村社会的重大
转型。中共14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标志着高度集中的计划
经济体制被主流社会抛弃，随着1982年宪法的颁布、1987年村民自治
制度的试行以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中国农民获得了新的历
史性解放。但民工潮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使农民切身体会到大中
城市对农民的身分排斥和制度歧视。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社会结
构，使农民实际上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利地位。

第三阶段，社会公民阶段，从1997年中共15大以来。进入20世纪90年
代中后期，中国学术理论界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市民社会”的
研究兴趣高涨。中共15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的目标，并第1次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政治报告。1997年和
1998年，中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
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1月4日9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5次会议正式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成为“黄
土地上的政治革命”，“草根民主”在神州大地上生根、发芽、开
花、结果。2001年中共16大正式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003年10月14日16届3中全会又提出了
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开始让
位于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
然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发展观，即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4年3月，10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通过了现行
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开始从执政党的政策
主张上升为国家和人民的意志，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正式条款，这对
于农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保障公民权利，是现代宪法的基本精神，是民主法治建设的核心要
求。现行宪法的颁布和先后四次修正，标志着执政党对农民权益的不
断关怀。建国55年来，执政党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范围和力度不
断收缩，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和执政方式也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主要依政策法国到依法治国，从建立城乡二
元体制到统筹城乡发展等等，都为农民政治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创造了
宏观条件。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农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还没有得
到完全的实现，农民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仍受到旧观念和旧体制的较多
限制。

二、当前中国农民主要政治权利评析

从政治上说，农民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
规定的广泛权利。但由于我国曾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加上几千年封建
专制主义的深远影响，农民在成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同时，也受到重
重旧体制的局限和束缚。限于篇幅及根据当前农民生存和发展的实
际，本文着重从平等权、自由权、人身权、参政权及自治权等方面进
行评述和分析。

──关于平等权。平等权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它指公民同等地依
　　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在人类社会的漫长历史中，人与人之间
　　是公然不平等的。直到18世纪，平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
　　特权的革命口号。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第一次将“人人生而
　　平等”以政治宣言的形式确定下来。法国大革命喊出了“自由、
　　平等、博爱”的响亮口号，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就明
　　确宣告：“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第6条又重申“在法律面前，所有的公民都是平等的，故他们都
　　能平等地按其能力担任一切官职、公共职位和职务，除德行和才
　　能上的差别外不得有其他差别。”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
　　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宣称：“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
　　权利上一律平等。”在现代社会，平等权普遍地被写入各国的宪
　　法之中，成为人类共同确认的一项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对中国来
　　说，平等权也始终是中国革命的目标之一，1912年《中华民国临
　　时约法》第5条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
　　级、宗教之区别。”1954年宪法第8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现行宪法第33条第2款对此作了相同
　　的规定。毋庸置疑，农民作为人民共和国公民，理应平等地享有
　　宪法赋予的权利和规定的义务。但不必讳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法律制度，人为地限制乃至剥夺了农民作为共
　　和国公民应当平等享有的基本权利，同时农民也被人为地承担了
　　不平等的义务。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城乡分离
　　的二元社会结构上。1958年1月9日第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人为地将全体公民
　　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民户口，建立了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从
　　此使农民在户口登记、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就学就医、粮油供
　　应、税费负担等各个方面享有和承担与城镇居民完全不平等的权
　　利和义务。这种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实质上是对农民这一
　　群体的制度性歧视，使农民丧失了多方面的平等权利。这种明显
　　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所打破。随
　　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农
　　民已经获得了离开土地到城镇寻求发展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仍然
　　是十分有限的。当前的三农问题和农民工问题就是不平等的二元
　　社会结构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关于自由权。自由权是指与人身和财产相关的由公民依法自主决
　　定的个人精神和行为空间的权利。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长期受
　　到种种人为的观念和制度的束缚。特别是在漫长的专制主义统治
　　下，人的自由遭到了最无情最广泛的限制。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
　　解放了人性，使个人的自由上升为法律，形成了具有法律含义的
　　自由权。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宪法，
　　无一例外地标榜对自由的保障。我国宪法对公民的自由权作了广
　　泛的规定，主要包括：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
　　由等政治自由权，人身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
　　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居住和迁徙自由等人身
　　自由权，宗教信仰自由权，文艺创作自由、科研自由等文化活动
　　自由权，婚姻自由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从政治上和宪法上
　　来说，享有最广泛的自由权利。但对农民来说，在享受着广泛自
　　由的同时，却又在某些方面遭到了旧体制的严重限制。除了人身
　　自由另外单独阐述外，农民的居住迁徙自由权、结社自由权遭到
　　旧观念、旧体制的限制比较突出。我们先来看农民的居住和迁徙
　　自由权，从一般意义上说，居住和迁徙自由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
　　民自由离开原居住地到外（包括国内和国外）旅行定居的权利。
　　居住和迁徙自由就其最早的成交法渊源来看，可追溯到1215年英
　　国的《自由大宪章》，1791年的法国宪法最早以成交宪法的方式
　　规定了公民迁徙自由权。二战后，居住和迁徙自由成为国际人权
　　宪章所确认的国际人权之一。《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在我国，1912
　　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6款最早规定了人民居住迁徙自由
　　权。1954年宪法第90条第2款明确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
　　由”。但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尤其
　　是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遭到了空间的限制。1958年通过的《户
　　口登记条例》，其实质就是严格限制农民向城镇自由迁徙和居
　　住。1975年宪法历史性地将居住和迁徙自由权从宪法条文中取
　　消，1978年和1982年宪法也没有予以恢复，现行宪法的四次修改
　　都没有涉及到这一权利。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打破
　　了长期以来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旧制度缺口，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客观上加速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但远远落后于实践的体制
　　改革，使本来已经工作和生活在城市的亿万农民却被人为地刻上
　　了农民工的特殊印记。人为限制和剥夺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
　　权，不仅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也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空前
　　的损失。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居住和迁
　　徙自由权已经显得尤为迫切。

　　再看农民的结社自由权。结社自由权是人作为政治人的基本权
　　利。《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
　　社的自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2条规定“人
　　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我国现行宪法第35条也规定了
　　公民有结社的自由。现在我国工人有工会，商人有工商联，学生
　　有学联，青年有青联，妇女有妇联，而人口最庞大的农民却没有
　　农会。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十分擅于组织农会来动员
　　农民参加革命。建国初期，农会与工会一样仍然发挥着独特的功
　　能。1950年7月，政务院通过并公布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
　　但由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认识偏
　　差，在乡以下，农民协会成了事实上的政权组织，这也就埋下了
　　日后农会被取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被组
　　织到人民公社进行集体劳动，农民协会的有无似乎无关宏旨。随
　　着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的深化，社会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不
　　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和利益实现程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利
　　益集团自身的组织化程度。1990年代以来，农民逐渐演变为改革
　　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和利益的最大受损阶层，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
　　达组织无疑是其重要原因。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宪法
　　权威的不断确立，成立表达农民利益诉求和维护农民正当权利的
　　农会组织已经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关于人身权。人身权是指公民依法所享有的涉及其生存和发展空
　　间安全的自由度。人身权也属于自由权的一种，与其他自由权相
　　比，人身权又具有独特的地位。从狭义上来说，人身权包括人身
　　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从广义上来说，人身权主要包括人身自由
　　权、生命健康权、人格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
　　监护权、代理权、住宅不受侵犯权、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权、知
　　识产权、环境权等。在当前，由于农民的人身自由权显得特别突
　　出，所以我们在本文中所说的人身权主要侧重于人身自由权。公
　　民的人身自由权，是指公民的人身由自己支配和控制，非经法定
　　程序不受逮捕、拘禁、搜查和侵犯。最早将人身自由权写入宪法
　　性法律文件并提出对之限制须经正当程序要求的是1215年英国的
　　《自由大宪章》，该法第39条规定：“任何自由人，如未经其同
　　级贵族之依法裁判，或经国法判决，皆不得被逮捕、监禁，没收
　　财产，剥夺法律保护权，流放，或加以任何其他损害。”1628年
　　的《权利请愿书》，1679年的《人身保护法》，1789年的《人权
　　宣传》等宪法性文件都对人身自由作了保障规定。《世界人权宣
　　言》第3条规定“人人享有生命，自由与人身安全”。《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规定了“人人有权享有人身自由
　　和安全。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
　　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我国宪法第37条对人
　　身自由权有着明确的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
　　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
　　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
　　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在社会转型
　　时期，由于体制的不完善等多重原因，农民的人身自由权遭到了
　　很大的侵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农村，基层政权
　　的暴力行政使农民人身自由权遭到侵害。1990年代以来，随着农
　　民负担问题的尖锐化，一系列涉农恶性案件频频发生。基层政权
　　尤其是乡镇政权在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税费收缴以及计划生育工
　　作中，往往对农民暴力相向，动辄牵牛、抬猪、抢粮食、拆房子
　　以及捆绑、关押、拘禁、殴打农民，逼死打死农民的恶性案件时
　　有发生。据中办、国办关于涉农恶性案件的通报，2002年下半年
　　至2003年上半年，全国上报的涉农恶性案件15起，逼死农民15
　　人，对此负有责任的142名党政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其中
　　市（地）级干部3人，县级干部30人，6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另一方面在城市，一些执法部门非法收容遣送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严重侵害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1982年5月国务院颁布《城市流
　　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91年收容对象扩大到“无合法证
　　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经济来源”的“三无”人员，外出务工
　　的农民成为主要的收容对象。据民政部统计，全国700多个收容
　　遣送站每年有100多万人被收容遣送，1999年北京市共收容遣送
　　14.9万人次；2000年广东省共收容遣送58万人次。收容权力的肆
　　忌扩张，导致农民人身自由权的严重侵害。2003年3月20日武汉
　　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收容遣送殴打致死的事件发生后，引发了
　　全国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声讨。2003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签署第
　　381号国务院会，公布施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管理办法》，废止了实行21年之久的收容遣送制度。另外，劳动
　　教养制度与《宪法》、《立法》、《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相抵
　　触，它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审判而由行政机关以行政处罚的方式长
　　期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这与现代法治是相违背的，应当予以废
　　止。

──关于参政权。参政权是指公民依法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利。参
　　政权一般称为政治权利和政治自由，即狭义上的政治权利。根据
　　中国宪法第16、34、35、41条，参政权主要包括选举权、被选举
　　权、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取得赔偿权、
　　民主管理企业权等。《世界人权宣言》第21条从三个方面规定了
　　参政权：（一）人人有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治理本国
　　的权利。（二）人人有平等机会参加本国公务的权利。（三）公
　　民的意志是政府权力的基础；这一意志应以定期的和真正的选举
　　予以表现，而选举应依普遍和平等的投票权，并以不记名投票或
　　相当的自由投票程序进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25条作了类似的规定：（一）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
　　共事务；（二）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
　　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
　　意志的自由表达；（三）在一般的平等的条件下，参加本国公务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
　　业，管理社会事务。对中国农民来说，在参政权上，既实现了几
　　千年来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性的突破，又存在着人为的旧制度和
　　习惯做法的明显限制。在选举人大代表上，农民可以直接选举县
　　乡级人大代表，但不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1953年
　　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选举法》，中
　　国历史上第1次空前规模的普选全面展开，选举产生乡镇、市辖
　　区和不设区的市的人大代表。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重
　　新制定选举法，作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由乡镇扩大到县一级、确
　　立差额选举制度，规定无记名秘密投票等六大改革。1980年前
　　后，中国农民第1次直选县级人大代表。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上，一方面，各级人大代表中农民代表的比例与农民人口占绝大
　　多数的现状不相符合。1953年《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个人
　　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
　　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1995年选举法修改后，农村与
　　城市每人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改为4：1。从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来
　　看，真正属于农民身分的人大代表不足5%。在十届全国政协
　　2,238名委员中，真正的农民委员只有1名。另一方面，农民既不
　　能直接选举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也不能直选各级政府的行政
　　首长。在参与本国公务上，农民被长期限制和剥夺了担任公职的
　　权利和机会。自从1950年代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建立以来，从中央
　　到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录用工作人员，首要条件就是具备城镇户
　　口，这就使拥有农村户口的广大农民被完全排除了担任公职的可
　　能性。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在报考公务员时开始突破传统的窠臼，
　　把眼光投向了农民。2002年9月8日山东省1413名农村青年与城市
　　考生一样参加了全省公务员录用考试，这是山东省农民第一次获
　　得竞考县级党政机关工作的权利和机会。另外，在信访上，农民
　　遭到打击报复的比较普遍。信访权是我国公民特有的参政权，它
　　是公民以信访的方式向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映问题，提
　　出要求和建议，进行申诉、控告和检举，促使有关部门处理解决
　　并给予答复的权利。农民在行使信访权时，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农民反映的问题迟迟得到不解决，有的上访农民还遭到了严
　　重的打击报复和迫害。

──关于自治权。自治权是指公民自我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自
　　治权的实行意味着国家权力退出其不应当干预的社会领域。在当
　　代中国，农民的自治权主要体现在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被誉为
　　是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并称的农民三个伟大创造之一。1980年
　　2月广西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大队6个生产队各提一位候选人，
　　125户有85户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出中国第一个村委会，
　　中国乡村民主自治由此发端。1982年宪法规定村委会是基层群众
　　性自治组织。1987年11月24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
　　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1998年11月4日九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5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新法规定了直接选举程序，使中国农民第一次获得了直接选举
　　“村官”的权利。虽然村民自治在推行过程中有不少村流于形
　　式，也面临着乡镇传统思维习惯和权力惯性对村民自治的强力干
　　预，但从权力的自上而下授予到权力的自下而上选举，村民自治
　　无疑是世人理解中国农民实践民主政治的伟大标本。毫无疑问，
　　村民自治是当代中国农民正在实践着的一个重要自治权。对农民
　　来说，另一个可以预期的自治权应该是乡镇自治。乡镇自治已经
　　成为学术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
　　乡镇体制的演变大致可分为三大时期，一是从公元前221年秦王
　　朝建立到清末，2000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国家政权止
　　于县政，县以下实行皇权下的乡绅和宗法自治。二是从1908年到
　　1949年，40多年纷乱的“地方自治”探索。1908年清王朝颁布
　　《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从此，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的“地方自
　　治”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也都延
　　续了这一自治的努力。三是1949年至今。50多年来全能主义主导
　　下的万能政府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掌握全国政权后，建立了历史
　　最强大、最集权的中央政权和渗透最深入、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和
　　基层政权组织，并且突破了几千年“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第一
　　次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镇一级。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虽
　　有利于维持统治和秩序，但却大大增加了统治的成本，扼制了民
　　众的创造力。当前，依据历史传统和国际惯例，将政府的层级由
　　现在的中央、省、市、县、乡镇五级缩减到中央、省、县三级，
　　在乡镇实行乡镇自治，是扩大农民自治权的重大现实选择。

三、日常抵抗、依法及以法抗争与宪法关怀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和国家始终倡导和推行人
民当家作主。在公开的文本中，尊重、保障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
利，具有不可挑战的强势话语地位。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是一
个具有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加上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使
中国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项政治权利远没有得
到应有的尊重、保障和实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是1990年代以
来，此起彼伏的农民抗争和维权活动进入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视野。对
于权利受损后农民展开的抗争和维权活动，主要有斯科特提出的“日
常抵抗”、李连江与欧博文提出的“依法抗争”、于建嵘与李连江讨
论提出的“以法抗争”等解释框架，我们则提出和强调“宪法关怀”
这个概念。

“日常抵抗”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的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
科特在《农民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抗与生存》中提出的重要概
念。为了具体描述农民的隐蔽的抵抗，斯科特又出版了《弱者的武
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
部重要著作。斯科特认为，贫困本身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只有当农
民的生存道德和社会公正感受到侵犯时，他们才会奋起反抗，甚至铤
而走险。斯科特对农民的反抗作了两种区分：一种是“真正”的反
抗，一种是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反抗行动。真正的反抗被认
为是（a）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b）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
（c）具有革命性的后果并且／或（d）将观念或动机具体化为对统治
基础的否定。象征的、偶然的，或附带性的行动则是（a）无组织
的、非系统的和个体的；（b）机会主义的、自我放纵的；（c）没有
革命性的后果而且／（d）就其意图或意义而言，含有一种与统治体
系的融合。斯科特以自己在马来西亚农村的田野工作材料为证据，认
为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了，
因为那即使不是自取灭亡，也是过于危险。所以农民更多的是日常抵
抗，即平常的却持续不断的农民与从他们那索取超量的劳动、食物、
税收、租金和利益的那些人之间的争斗。这些日常形式的反抗通常包
括：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
火，怠工等等。这种被称之为“弱者的武器”的日常的抵抗形式是一
种没有正式组织、没有正式领导、不需证明、没有期限、没有名目和
旗号的社会运动。〔５〕

“依法抗争”是香港浸会大学李连江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欧博文在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这一重要论文中提出来的。李连江等考
察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反抗；认为除了种
种政治参与活动以及个人或集体的暴力或非暴力反抗以外，中国农村
许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农民抗争，他们将这种“以政策为依据的
抗争”称之为“依法抗争”。依法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
央政策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不受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侵害的政
治活动。依法抗争的特点是，农民在抵制各种各样的“土政策”和农
村干部的独断专制和腐败行为时，援引有关的政策或法律条文，并经
常有组织地向上级直至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以促使政府官员遵守有关
的中央政策或法律。依法抗争的典型例子包括：拒绝缴纳违犯中央政
策和法规的地方政府收费、抵制或冲击不符合《村委会组织法》的村
民委员会选举、迫使乡镇政府执行受农民欢迎的法律或政策，废止土
政策和罢免违法乱纪的村干部。

依法抗争处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抵抗”和“政治参与”之间的灰色
地带，它在内容上基本属于政治参与，但在形式上则明显地兼有“抵
抗”和“参与”的特点。依法抗争所依的法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法律和
政策，抗争的目标则是地方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法律、政策或“中
央精神”的种种“土政策”和其他侵犯农民“合法权益”行为。农民
以上级为诉讼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
直接对抗他的控诉的对象。这种反抗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
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的权威来对抗
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６〕

“以法抗争”是于建嵘与李连江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共同探讨形成并在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一文中提出的。于建嵘根据自
己在湖南衡阳等农村的长期调查后认为，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
反抗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所谓的“弱者的武器”的“日常抵抗”
形式；自1992～1998年，农民的反抗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
法的反抗”这种形式；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了
“有组织抗争”〔７〕或“以法抗争”阶段。于建嵘对以法抗争和依
法抗争作了区分，认为两者虽一字之差，但有实质性差别。他认为，
这里说的“法”，仍然泛指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但“以法”是直接
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武器，“依法”是间接意义上的以法律为抗争
依据。“以法抗争”是抗争者以直接挑战抗争对象为主，诉诸“立法
者”为辅；“依法抗争”则是抗争者诉诸“立法者”为主，直接挑战
抗争对象为辅甚至避免直接挑战抗争对象。在“以法抗争”中，抗争
者更多地以自身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而在“依法抗争”中，抗争
者更多地以立法者为实现抗争目标的主体。“以法抗争”作为有关农
民维权活动的新的解释框架，上访、宣传、阻收、诉讼和逼退、静坐
和示威是其主要方式。于建嵘认为农民以法抗争的基本目标已经从资
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政治性是农民以法抗争的
一个显著特征。以法抗争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抗争精英的维权活动
具有明确的组织性。以法抗争的宗旨就是维护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赋
予农民的种种合法权益。〔８〕

“宪法关怀”是张英洪在《给农民以宪法关怀》一文中提出并在《宪
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论文中展开阐述的。〔９〕现在看
来，我们认为无论是“日常抵抗”，还是“依法抗争”和“以法抗
争”，都是对农民在合法权益尤其是政治权利受到基层权力侵害时的
事实描述和行为概括；“宪法关怀”则兼有农民抗争的终极诉求和国
家或政府应对农民抗争的根本方略选择的特征。

宪法关怀的核心就是限制和约束公共权力，尊重和保障农民人权。几
千年来，中国农民始终在“兴亡百姓苦”的历史怪圈中循环，要么逆
来顺受，要么揭竿而起。这种对立的二元性思维，使中国历史成为不
断重复上演农民起义的“武侠剧”，它只是以暴易暴地更改国号和主
人，缺乏对社会文明进步的实质性推动。宪法关怀的意义在于既超越
了历史上农民暴力颠覆政权的反体制诉求，又超越了执政者暴力镇压
农民反抗的统治观念，它使农民坚守着抗争的生存底线，也使执政者
认识到治国的价值目标。

当代中国，对农民政治权利的限制和侵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
层面上的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丧
失了许多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机会；二是微观层面上的基层暴力行政倾
向。在基层的暴力行政中，农民的政治权利遭到了严重的侵害。给农
民以宪法关怀，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破除二元社会结构，约束公共
权力的滥用，使农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平等的保障。建立违宪审查制
度，及时纠正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违背宪法精神的部门法规和“土政
策”，对于保障农民的政治权利具有十分现实的积极意义。现在的关
键是要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实施宪法，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落到实
处，落到每一个农民头上。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已经
凸显为权利问题。历史上暴力式的农民起义不能解决农民问题，统治
阶级暴力式的镇压农民同样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农民自觉进行的日常
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核心价值在于农民在宪法的框架内对不
受约束而侵害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公共权力说“不”。这就充分体
现了中国农民从臣民意识到现代公民意识的转变，折射了中国农民权
利意识的觉醒和社会文明进步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
流的民主诉求被边缘化后，90年代以来以农民为主体的维权活动在接
过中国民主火炬的同时明显改变了中国民主化的激进路向，这种来自
底层民众自发性的维权活动，或许是民主在中国本土化的崭新起点。


【注释】

１、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
　　月第一版，第118～119页
２、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3月第1
　　版，第9～10页，以下引自现行《宪法》条款皆参照此处
３、参见朱晓青、柳华文著：《〈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
　　其实施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第42
　　～102页
４、对当代中国农民身分的三个阶段划分是本文作者张英洪与湖南省
　　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的田必耀2004年初共同研讨农民政治权利问题
　　时由田必耀先生概括提出的，在此向田必耀先生致谢
５、参见郭于华：《“弱者的武器”与“隐藏的文本”——研究农民
　　反抗的底层视角》，载《中国社会学网站》
　　http://www.chinasociology.com/rzgd/rzgd046.htm
６、参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国光
　　编：《九七效益：香港与太平洋》，（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
　　所，1997年版，第141～170页
７、于建嵘：《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Ｈ县调查》，
　　载《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3期
８、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
　　究》2004年第2期
９、张英洪曾先后在《南风窗》2002年1月上和《湖南公安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2002年第6期上分别发表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和
　　《宪法关怀：解开农民问题千千结》，这两篇文章已经收入长征
　　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的张英洪文集《给农民以宪法关怀》一
　　书，参见第208、215页

（2004年5月18日）

〔原载《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1期。转载自《新世
纪网》2005.4.8 17:02；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