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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4月10日下午，由于接到国内参加深圳反日示威的一 　│
│　位朋友的委托，我匆忙从蒙特利尔《九评》讨论会上赶回写　│
│　字台前整理这篇访谈。这位朋友因为与一些爱国者争论，希　│
│　望能尽快“参考”一下我的有关评论——他们在北京时间11　│
│　日上午还有一场论战。我现在把这两天就程益中获新闻自由　│
│　奖和中国反日游行答法广记者的内容整理出来，希望能对这　│
│　位朋友有所帮助，并总结一下我本人对这两起新闻事件的基　│
│　本看法。由于行文方便，我省略掉了记者的提问，仅把我的　│
│　回答写出来，并在发表时进行了个别的补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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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程益中、网络时代与后极权社会的言论管制

在我们向程益中先生表达敬意的同时，我也呼吁人们同时密切关注
《南都》副总编辑喻华峰和《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务委员李民英的
命运，喻华峰在去年6月中以“经济罪”被判8年监禁，李民英则以同
样罪名被判刑6年。我希望人们能够为改善他们的处境继续努力

1997年以来，中国先后有两位记者获得新闻自由奖（高瑜，1997），
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中国八年来言论自由状况没有得到任何改善，这一
事实也足以反驳任何关于中国人权逐渐进步的空话。更多的事实显
示，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是在逐步改善，而是在逐步后退。我们可以用
一组数据来证实这一点。根据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今年均发表的年度观
察报告，去年全球有122名记者被囚禁，而仅在中国一地被拘押的新
闻工作者人数几乎占全世界被关押记者总数的1/3，共42人。中国已
连续6年成为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6年内增加了1倍。

我今天主要想请人们注意一个新的事实，在中国政府迫害言论的强度
增长1倍的6年里，正是中国网络媒体从无到有，网络自由从兴起到被
管制的6年。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系呢？

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相关性。网络自由无疑对中国威权社会构成了
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管制危机中，中国最高当局的恐惧也在增
强，这种恐惧表现之一就是担心传统媒体在网络媒体的冲击和推动下
失去控制。因此，《南都》案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它表明，
在网络时代，由于政治恐惧，中国对言论的控制没有放松反而在强
化。从江泽民时代到胡锦涛时代，中国言论控制都在不断加强。这一
趋势与人们一般的看法也许正相反。但这个逻辑并不奇怪，因为这就
是专制本身的逻辑。当然，这毫无疑问是最后的疯狂。

我想提醒人们注意的第2个特殊现象是，《南都》案也代表中中国专
制主义控制言论方式的某种转型。在邓小平、特别是在毛泽东时代，
迫害言论自由至少表面上主要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但从江泽民时
代开始，中国政府打压言论，一方面继续考虑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另
一方面更可能是个体权力对记者的报复。这种变化的大背景是，中共
已经从意识形态的政党沦为一个牟利组织。这个牟利组织早已经丧失
了意识形态热情（因此说中共是个邪教几乎等于是对他精神生活的表
扬），它几乎可以对意识形态的挑战和批评有所“宽容”，但如果言
论自由触及个体权力的利益，你将遭遇疯狂的报复。当然，对于最高
统治者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利益就是他的个体利益。但总
的来说，从基层到高层，越来越多的言论迫害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
虑，而是出于利益上的考虑。

这一背景也可以佐证刚才的结论，即中国言论迫害愈演愈烈，这是与
中共从意识形态政党堕落为分利集团这一过程密切相关的。这个过程
还在深化，因此，中国言论自由的冬天将会继续相当长的时间，任何
对对中国言论自由的乐观评价都可能是失真的。中国专制政治的内部
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也强化了言论迫害，由于缺乏公正的解决记者揭
发出来的问题的机制，消灭记者就成为当事人保护自己不被政敌搞掉
唯一的理性选择。

二、“反日游行”：一个政治矛盾，一个道德矛盾

怎样理解中国的主流媒体对各地反日游行的一片沉默，这的确是一个
有趣的现象。了解中国政治的人当然明白，中国的反日游行显然得到
了官方的支持和许可。那么怎样理解这个矛盾呢？它说明，中国政府
为了捍卫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更是为了统治利益，必须煽动反
日情绪，并希望讨好民间的反日情绪（它一直是这种情绪的养殖者）
而占据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位置。因此，它必须支持或容忍反日运
动。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政府最清楚目前国内的各种危机都已经达
到了沸点，因此它担心任何街头政治和公共抗议都可能将其他抗议卷
进来，造成真正的抗议运动和社会动荡。因此，它又要千方百计地防
止抗议运动的蔓延。这种矛盾展示了胡锦涛政权在政治上非常值得
“同情”或非常可怜的一面：他的合法性已经脆弱的到这个程度了，
连符合自己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运动，他都不敢光明磊落、理直气壮
地加以支持。

这里也可以说说胡锦涛。他想学习江泽民政治控制上“成功”的经
验，但这注定要失败，因为江统治的15年已经把更多危机积累下来
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各种分析足以表明，中国的政
治变革一定会发生在胡时代。遗憾的是，胡锦涛可能要坚定地走江的
路线了，这必然意味着他不仅不会取得江的成功，反而成会为江和自
己的统治的牺牲品。有时候想想胡锦涛真为人性感到悲哀。他也算年
富力强，但却完全成为了一个政治动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和抱
负的守权奴，他唯一盼望的就是巩固权力然后平安死去。如果是这
样，他现在已经死了，因为继续活下去已经与人的尊严无关，那仅仅
是活着，而不是人的意义上的活着。如果他真的想获得内心平安或外
在平安，除了主动推动政治变革以外没有任何办法。2005年这个春
天，胡锦涛已经表明自己绝不会走这条路了。有人可能希望他彻底巩
固权力后会放手改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体制的逻辑不允许这
一点。权力巩固之后的政治时代是个人崇拜的时代，而不是政治革新
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时间已经不在他那边了。

我们再谈谈抗日民众一边的道德矛盾。这个运动是钦定的，因此它包
含着不可克服的道德问题：它不能对国内的政治黑暗，对最近发生的
那些骇人听闻的司法罪恶提出抗议，而只能按官方的意见表现自己的
伪勇敢。这种“勇敢”无论如何强调自己“不过激”，即使扔石头等
打砸抢的丑恶不论，它仍然是具有奴隶和流氓性质的。这种道德上的
矛盾因面对佘祥林等冤的整体寂寞，足以显示这种民族主义的反人类
本性。我不知道，如果我的台湾人，当我想到佘祥林的命运，想到这
些钦定游行的道德麻木，我为什么要与你统一？

（2005年4月10日整理）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继成都、深圳等地先后展开反日示
威活动、攻击日资商店之后，北京4月9日上午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
有抗议者向日本使馆扔石块。《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10日采访了北
京维权人士胡佳，胡佳认为此次游行是由中共当局操控的，企图转移
矛盾，并借此在国际社会上打民意牌，但又惧怕由此引发其它矛盾的
爆发，所以掌控严密。

游行规模罕见，政府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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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记者
胡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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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胡佳先生，您好。北京9日的反日游行，您知道大概情况吗？
胡：据我所知，这次游行主要是学生参加，现场的朋友对数字的估计
　　差异很大，有的说2、3千人，有的说一万多人，据说当时现场游
　　行的发言人说是两万，但也可能是官方事先设定好的。

记：交部发言人说此事与政府无关。
胡：怎么可能与政府无关呢？现场布置了很多警察、急救车、急通讯
　　车等，都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这套东西没有一个强力部门的协
　　调，是不可能的，没有强力部门是调拨不来的。

　　在中国申请游行示威，都要把你的口号、路线，向上申报的。上
　　万人的游行，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在北京这个地
　　方。全国各省的暴动、罢工不断，都是民众自发的，但都受到警
　　方的镇压和压制。

　　共青团、学生会，最善于搞学校之间的联合，共产党最反感、惧
　　怕学生自发地搞跨校级联合。如果能形成跨校级联合，那后面必
　　然有团委的控制。中共几十周年大庆的时候，天安门也有学生去
　　联欢，那都是选的中共党员、先进分子，里面的潜规则特别多。

　　有曾经参加过“保钓”活动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特意保持与这次
　　活动的距离，因为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所以朋友欲言又止，说
　　他们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是纯民间的，是“保钓”群体一
　　起搞的，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说明这次不是民间搞出来的。

记：前段时间包括悼念紫阳的游行，都被压制了。国内的矛盾很多，
　　其它的矛盾或者民意也没有能够诉诸于这么大规模的游行。
胡：是啊。叶国柱想搞一个游行，是什么样的结局，说他扰乱社会秩
　　序，是不成立，抓他就是因为他申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示威的事
　　情，就为了这个，中共拼凑出所谓的证据，判他4年，多冤屈
　　啊。共产党最怕民众搞公民运动，他允许你搞，必然它就是他有
　　目的的。

　　这么多年，只有两场比较大的示威游行允许，一次是99年美国轰
　　炸中使馆。开始只是小范围的学生愤怒，在校园里游行，后来政
　　府纵容，把警戒线拉在离美国领馆5米远的地方，让学生完全有
　　能力把石块砸到美国使馆的玻璃上。

　　这其实和美国轰炸我们使馆是一样的性质。当时有很多公交车停
　　在大学里面，把大学生拉到那边去。

　　有的民众确实有反日的情绪，但如果你要想因此进行一场游行示
　　威的话，那没有政府给予的空间，在政府的完全控制下，是根本
　　做不了的。

当局企图转移矛盾，打民意牌

记：那您认为当局这么做，是什么目的呢？
胡：（一）中国政府要疏导民意，其实也是控制的一种方式。在现在
　　　　　的中国国情和社会状态下，也唯有反日还有点空间，开了
　　　　　这个口子，其它的根本不可能。它想拿民意当牌打的时
　　　　　候，才让民意出来，否则它会压制你。其实就是中共一只
　　　　　无形的手，在背后掌控着。
　　（二）转移视线，转移矛盾。99年那次针对美国的示威活动，中
　　　　　共是为了转移“6．4”10周年的危机。这次是为了转移国
　　　　　际国内的矛盾，尤其是从现在4月5日清明节，曾经北京大
　　　　　学生提出清明节去天安门悼念紫阳，4月15日，胡耀邦纪
　　　　　念日，也是“6．4”活动的开始。

　　　　　中共就是要把人积蓄在心里的东西都引向反日上面，企图
　　　　　使人们对社会不公、分配不公、人权受到侵害等各个方面
　　　　　的不满情绪减弱，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很少能同时出现几个
　　　　　热点。在4、5、6几个月最敏感的时期，把热点集中在日
　　　　　本方面，对中国政府是有利的。
　　（三）中共还可以利用这件事对国际社会说：我们中国政府尊重
　　　　　人权，允许民众游行示威，从而在国际社会上造成中共尊
　　　　　重人权的假象。另外，向国际社会说，这是中国的民意。
　　　　　向日本政府说：不是我们中国政府不给面子，将来我们动
　　　　　用否决权，就不怪我们了，是中国人民的意愿。

　　　　　在国际上打民意牌是很占优势的，大家对于中国政府说的
　　　　　话不在意，但如果是中国的学生或者老百姓出来的话，那
　　　　　国际社会就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当局惧矛盾总爆发，控制严密

记：据说中宣部下令控制中国媒体对此事的报导，您怎么看呢？
胡：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搞“保钓”的活动，不用经过中国政
　　府的严密监控，到日本使馆通畅地游行示威，顺利地回来了，那
　　给我自己建立的自信是什么？就是我也可以通畅地到天安门为
　　“六四”呼吁。

　　也就是说，当局只要是让公民走上街头了，对别的公民就是一个
　　信号，现在允许上街游行示威了，我们也有很多问题，那我们也
　　走上街头呀，到时中共就不好控制了。

　　这次，里面主要是学生，而且控制在中关村那一带，如果政府想
　　把活动搞大，为什么不让到三环路上、二环路上，甚至天安门上
　　去搞？为什么仅控制在中关村大学区的核心地带，让附近的学
　　生，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都跑到这里来？这里是一个商业气
　　氛特别浓厚的地方，但政治气氛很淡，来来往往的主要是做生意
　　的。海龙大厦在十字路口，是一个很好的疏散人的地方，来去都
　　方便。而且那个地方离海淀区公安分局近在咫尺，离海淀区交通
　　大队也不远，警方控制起来非常容易。

　　这个事情在开始就发布的通知很少，也没有在报纸上发通告，因
　　为政府就是要把你严密地控制在它可以操控的范围内。

记：看来部署很严密啊，中共自己也畏惧到时控制不了，搬起石头砸
　　自己的脚。
胡：是呀。在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真的就只是冰山上的一小角。底下的
　　协调，对参加游行的人都有严格的控制，各个学校来的时候也有
　　严密控制，不能呼喊其它口号，从各个环节严密地掌控。

　　政府在外面布置了很多警察，急救车，急通讯车，防止发生以
　　外，防止学生在喊反日口号时，突然喊出：贪官污吏，祸国殃民
　　之类反中共的口号来。

　　各个学校的团委、学生处都参与了，党委、教育局、教委，各个
　　渗透在高校里的国家安全的这些人员，昨天肯定都集中到那儿去
　　了，他从一开始就研究了学生的情绪，他怕学生爆发出来可能针
　　对别的矛盾。比如：为反日的贴一张大字报，可能把别人的情绪
　　点燃了，别人可能就贴一个社会不公和腐败的大字报，对共产党
　　来说就麻烦了。

　　而且还有象学生类型的便衣，混在学生队伍里面，严格地从内部
　　听学生的反应，回去还要汇报，对这此游行要有总结，控制得好
　　在哪里，有哪些地方有毗漏，都需要上报，都要评估。

　　政府国家机器花费了很大的心血在里头。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1 02:55；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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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受辱的理由，受起辱来就要恬然许多。──题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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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成为“常任”的运动，颇令一些国人体会到
了“自由”的爽快，甚至认为这是一次民间自发表达民意的行为，对
此，我大不以为然，但是，甄别这次运动是否是“自发”的，还是
“被灌输的自发”、“被批准的自发”、或“被控制了的自发”已经
无关紧要。网络签名在过去的几年中曾经进行过好多次，唯独反对日
本的签名最红火、最霸道。这次居然还能够大规模的游行，令人有彷
佛回到1976年前之感，真是奢侈之极。

可是这样大手大脚地浪费弥足珍贵的“自由”，究竟能给中国人带来
些甚么呢？又是甚么原因使得中国人在日本问题上如此执着呢？反日
者们能够说得出口并且冠冕堂皇的理由大概只有“爱国”两个字。

可是，爱国的先决条件是爱自己的族人，看看国内高昂的教育收费、
医疗收费、遍地的假货、强行拆迁导致的血案和遭遇极端歧视的农民
和农民工，这分明是对自己族人的蛮横掠夺与戗害；其次爱国要爱自
己的故土，看看中国环境迅速恶化的严重程度，其毫不留情若此，哪
是对待自己国土的态度？第三，爱国当然不能恶意欺骗自己的百姓，
我们的教育和新闻媒体等却虚构历史与现实，篡改真相，让老百姓在
重大问题上蒙在鼓里。谁见过中国人因为自己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去
游行示威、去签名来着？虽然爱国还应该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然
而有这些理由，即使不足以证明国人完全不爱国，也足以证明这次
“抗日”签名并非出自爱国的初衷。我不相信不爱自己的族人和故
土、面对谎言欺骗的现实和同胞的苦难无动于衷、甚至亲手造成同胞
苦难的人却能够爱国，他爱的是甚么国？

结合“9．11”事件发生时，中国人在网络上的一片欢呼，再对比这
次“抗日”网络大签名，似乎这二者确实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都
是把观赏别人的痛苦作为取乐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对待日本则是因
为惧怕无法再观赏到它的痛苦而陡然愤怒。这愤怒却也有些来由。

日本以弹丸之地，一度占领了数十倍本国的中国领土，这不能不说是
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一个真实原因。如果是以俄罗斯那样大的版图来侵
略中国人，或许要好受一点，毕竟我们比人家小些，有了受辱的理
由，受起辱来就要恬然许多；最后日本人因为美国人而战败，中国人
又大大地遗憾了一把，中国人没能充分享受手刃仇敌的快感，自然要
归罪于好事的美国人了。而这种手刃仇敌的快感的丧失，一直积累了
下来，压抑成为今天我们反对日本的病态情结。

国人大多认为，仇恨日本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本不肯忏悔。
我不知道谁给了中国人权力，能够要求日本进行忏悔，就是因为中国
被日本占领过吗？中国人在要求日本人忏悔这一点上特别的理直气
壮，却不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样要求的权利。忏悔本来纯粹属于个体行
为，他忏悔不忏悔，完全不干别人的事。至于他侵略了别人，你自可
打败他然后要求他进行赔偿，如果你是以放弃赔偿来换取对方的忏
悔，那么这还讲得通，可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契约，谁有理由要求他忏
悔呢？日本的政府已经不是那时候的政府，日本的军人也不是那时候
的军人，我不知道侵略中国的日本与现在的日本政府有甚么关系。否
则应该有更多的民族和国家应该为他们的先辈向世人忏悔，中国也不
例外，而在我们的中小学课本上，根本看不到这样的忏悔之意，所有
的侵略行为反而成为我们的自豪，被一代又一代地灌输下去。总纠缠
于别人忏悔与否这样问题不肯放手的人，心理怎么会健康呢？

总之，通观这次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行为，表现出了国
人一系列的病态特征，粗列如下，供患者自省之，供善医者处方之：

１、角色错位：中国人的签名要求应该是针对自己的政府，要求中国
　　政府履行代表人民。

　　的诺言和职责，在联合国投反对日本加入“常任”的反对票，彻
　　底改变那种不管自己国民的意愿，独自在联合国投弃权票或是投
　　赞成票的消极做法。
２、起哄：这是国人多年形成的恶习之一，不管是对还是错，只要自
　　己不冒险，不承担责任，就先起一通哄再说，文革中的表现即如
　　此。
３、嫉妒眼气：眼看着常任理事国的扩大，本国的份额必定要被拿出
　　来分一块分出去给日本，日本一旦加入进来，由于其国际经济大
　　国的地位，必定会对中国在联合国的权威产较大影响，于是妒从
　　中来。
４、自恋：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却狠命揪住人家的过去不放，用
　　声嘶力竭的方式表达对别人的缺点的难以容忍，用义愤填膺的气
　　势夸大别人很久以前的错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而又不知道究竟
　　想要达到甚么样的目的。
５、奴性：反对日本的行为不是出自爱国的初衷，而是出自对权力的
　　忠诚。中国人民最关心的是甚么，绝不是日本是否加入“常任”
　　而是国内的各种问题。见不到有人出来为国内问题列队游行，却
　　有空为一个国际问题动了肝火，难道中国人真的成熟到这一步了
　　吗？

６、狭隘报复：因为日本侵略过中国，就挟冤报复，而这报复又不走
　　正当途径，总是想在其他方面对日本出一口恶气，比如有的人就
　　希望与日本再打一仗，甚至要占领日本，把日本列为中国一省，
　　有人又提出要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等等，还有人对日本的不
　　忏悔行为进行分析，列出日本民族的种种性格弊端以自骄，不健
　　康病状表露无遗。
７、不平衡：感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看到日本就要替代中国的部分
　　国际作用，内心产生极端不平衡。
８、精神虐待：这是一种阿Ｑ精神。因为现实中自己的极端虚弱无力
　　导致幻想产生，网络术语称之为“意淫”，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进行虐待对手的行为。
９、神经质：本来有国家加入常任理事国，这应该被视为正常的事
　　情，可中国人的激烈反应，已经超出了应该的强度，似乎日本一
　　旦加入常任理事国，整个世界都会被日本吞并了似的。
10、自闭：如此强烈地反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是中国人自闭的恶
　　果。长期遭受封闭和言论控制的折磨，已经失去了从容对待国际
　　事务的能力和心态。

11、幼稚：由于缺乏思考，行为就表现出幼稚和狂热的特征。日本加
　　入常任理事国与否，是否能够使用这种方式进行阻止呢？一个国
　　家的国民能够直接介入国际事务的话，要政府何用？上千万的签
　　名又能够说明甚么？
12、狂热而轻率：类似文革旧病。
13、愚蠢：不知道为甚么反对日本，也不知道反对日本的结果，甚至
　　自己的行动有甚么作用，根本都不知道。
14、自欺欺人：把自己都无法证明正确东西强加给别人，用爱国的幌
　　子发泄虚伪和偏狭的情绪。
15、不宽容：本来，侵略行为本是旧事，既然中国人连赔偿都放弃
　　了，那还有甚么不能放弃的呢？又何必苦苦纠缠于其他的那些不
　　重要的事情呢？时代已经不同，即使中国真有那个能力，也不能
　　去占领日本的领土，那么中国人究竟想要日本人怎样做才满意
　　呢？不会是希望日本举国投降，合并到中国来吧，连台湾都不肯
　　合并过来呢！

16、落后：中国在联合国中所去到的作用，表现最出色的就是替自己
　　的人权状况进行辩护。可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不是仅仅替
　　自己辩护，还要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发挥作用，然而中国无论是在
　　北约轰炸南联盟、还是美国出兵阿富汉和海湾，都没有去到作
　　用，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反对，好好的常任理事国权力不去运
　　用，却使用国内的媒体对这些国际行动频烦地进行攻击，这实在
　　是一重落后的行为方式，我们希望日本进入常任理事国后，能够
　　迫使中国改变这种落后的外交思路，使中国的外交能够主动并富
　　有创意起来。
17、恬然于被操纵：把自发的行为让度给别人来进行操纵，这就如同
　　青蛙们向上帝请求派个国王一样。整个事件，没有民间的意愿，
　　没有民间的行为特征，没有民间的声音，都是官方的意志的转
　　嫁，而这些人还在自得其乐。
18、放纵：不是在进行一次活动，而是在发泄自己内心卑怯的愤怒。
19、无奈：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可是面对日本的行为又无可奈何。
20、冲动：表现出群体冲动的心理特征。

21、暴露：没有理由的暴露会因为有伤风化遭到禁止，而找到一个合
　　适的场合把自己“私处”暴露出来，却可一举两得。把嫉妒、自
　　恋自虐和放纵心理等暴露出来，再没有比反日签名这样的场合更
　　合适的了。（2005.4.6）
22、盲目从众：谁是因为经过自己的深入思考才反对日本加入常任理
　　事国的呢？谁又能讲出他反对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的理由呢？不
　　过是盲目的从众心理在作怪而已。
23、逃避：面对国内严重的民权问题、公平和公正问题、社会发展的
　　畸形问题、就业问题、面对国内个人权力遭受严重侵害等等问
　　题，敢怒不敢言，藉此机会发泄心中扭曲的不满，逃避对国内问
　　题责任，逃避对自己的责任，以便接受不敢也不能面对自己的现
　　实是合情合理的。
24、封建权力情愫：不能以正常心态对待权力，认为加入“常任”便
　　是大权在握，便能随便动用一票否决权而在国际事务上成为中国
　　的劲敌，其实，一个“常任”所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1 11:00；http://www.dajiyuan.com〕

法国Eutelsat电视公司
的女士们，先生们！

当巴士底监狱的囚犯们正在暗无天日的牢房里遭受折磨的时候，他们
最希望的是什么？如果没有人能够立刻解救他们，他们至少希望外界
的人们了解他们的冤屈，为他们奔走呼号。1789年的革命终于冲开了
巴士底监狱的铁门，专制腐败的波旁王朝覆灭了。《新唐人》电视台
的节目正是中国巴士底监狱之外为中国人民奔走呼号的声音。你们决
不应当忘记法国的历史，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兰西民族最宝贵的价
值观！

面对中国人民在共产党专制下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痛苦，你们
纵然不能如著名作家左拉那样大声疾呼：“我控诉！”至少不要去切
断中国人民已经少得可怜的信息手段──《新唐人》电视节目。它是
世界上唯一一家不受中国共产党监控的电视台。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苦难时刻帮助过他们的国际友人。东方的报应思
想则相信，帮助恶人的人，也决没有好下场。

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重新审视“中止有关《新唐人》电视节目”
协约的决定，收回成命，重新续约。

谢谢！

全德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主席  彭小明

（2005.4.9）

因儿子王金波在山东第一监狱生死不明而日夜揪心眼泪哭干的老母
亲，清明节又罹大难。

清明节晚19时20分左右，王金波母亲在村西加油站附近的公路边被一
辆摩托车撞倒，肝、肺损伤、腰椎轻度骨折、右腿胫骨腓骨粉碎性骨
折，现正在医院治疗观察。肇事者驾车逃逸。

王金波母亲是一位善良和蔼的老妈妈，自王金波入狱后终日以泪洗
面，身体非常衰弱。尤其是近半年多来，山东省第一监狱隔断了家人
与王金波的一切联系后，这位老妈妈整日神情恍惚精神已到崩溃的边
缘。

在此，我们再一次强烈谴责济南监狱藐视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行为；我
们再一次强烈要求山东省第一监狱归还王金波家人的探视权通信权；
我们再一次吁请海内外朋友、人权组织、新闻媒体关注生死不明的王
金波，关注这个即将被暴政压垮的家庭。

王金波家庭经济状况极为困难，仅靠父亲王秀玉先生工资和2亩承包
地维持。现在王金波母亲遭遇车祸，更使家境雪上加霜。吁请经济条
件许可的朋友，在经济上对王金波多灾多难的家庭给予援手。

王金波父亲：王秀玉

住址：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十字路镇东良店村
电话：0539-7237164
邮编：276600
帐号：中国工商银行1610045101012584888

公元2005年4月2日教宗约翰．保罗2世与世长辞，全世界人民无不为
此感到万分沉痛，连鳄鱼也挤出了几滴眼泪，古巴政权居然能做到举
国哀悼3天，这充分说明教宗约翰．保罗2世的人格魅力非同寻常，已
经获得了全人类的普遍尊敬。对比之下当年的毛泽东梦想当全世界人
民心中的红太阳，虽然当时确实赢得了一批狂热的追随者，但死后其
罪行就逐渐被人民所揭露和认识了，他身边的幸存者也争相著书立说
揭露其伪善的真面目。教宗与毛泽东身后命运的强烈对比将不断证明
善恶终有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最后的公正裁判。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在胡温政权下的中国大陆，教宗保罗2世去世两天
以后出现在主要门户网站上的大量网民悼念留言和相关评论一夜之间
全被删除，网友试图发出与教皇有关的信息也全都无法传送，就连我
这样看透了胡温本性的人都看跌了眼镜。他们怎么敢如此跟世界的主
流价值取向唱对台戏呢？细想起来倒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胡温
政权表面上看似镇定自若，实际上是暗流涌动，危机四伏，随时都有
崩溃的危险，他们的紧张心情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他们的愚蠢
行动立刻就让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台湾陈总统乘机出席了教宗保
罗二世葬礼让北京政府先丢一局而更大的损失会接踵而来。

其实大陆民众对教皇的认识本来并不多，政府企图通过控制舆论让人
民无法了解世界人民对保罗2世的景仰，因为在他的伟大光环下那些
政治骗子们必然会显得无地自容。尤其是保罗2世对欧洲独裁专制制
度崩溃所发挥的重大影响作用更使一切反动势力感到严重不安。但逃
避救不了他们的命，他们每次搞新闻封锁都是一次反宣传活动，更多
的人会因此而看透了他们的本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绞索套到了自
己颈上而将另一头丢给了人民，他们的命运正在掌握在人民的手中。
现在只等待中国大陆人民――这头巨大睡狮从百年的昏梦中逐渐醒
来。

细心的大陆同胞应该发现了胡温政权正在将一切人民可能发出怨言的
渠道都加以封锁。近些日子以来大陆报纸上有关股票市场的版面和电
视台的正常证券节目突然被砍掉了8成之多！这一方面表明人民对政
府的信心丧失殆尽形成了怨声载道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是经济形势的
严重预警信号。我们知道温家宝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背水一战誓言已
经发出很久了，如果没有捷报传来显然就很危险了。而这样的改革与
政治体制的牵连越来越紧密，所以出一点毛病都会危及现政权的生
命。

在五毒俱全的中国大陆严峻社会现实下，宗教本来可以担当改善社会
风气的历史重任，但共产党中的反动派却偏偏与宗教信仰势不两立。
这种现象看起来有些不可理解，但可能是上帝准备在中国灭掉共产党
所以令其疯狂而不给他们留出任何后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的日子
就更短了。

我感觉中国大陆的精神真空状态也许将需要依靠宗教的力量来加以弥
补，除此还能依靠什么呢？而且中国人有矫枉过正的民族传统，所以
一旦共产党政府突然垮台宗教势力必然会超常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
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以应对社会的反复冲击。我们相信教皇保罗2
世的光辉形象一定会使人类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而又高尚。

（2005.4.9）

新年给国内的老友打电话。老友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在前年的一次矿难中，井底的一个矿工临死前把自己的帽子交给身边
的同事，希望这个遗物能够最终落到自己的妻子手上。当妻子拿到这
顶帽子时，人已经不在了。细看帽子内面，写着几行字：“孝敬父
母，带好孩子。还欠张主任200块钱……”

这是什么？这就是惊天动地的道德情操，这就是中国的人文精神。

所谓“人文精神的失落”，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就喊得震天响。
文人墨客，都在那里煞有介事地寻找失落的人文精神。你见有人到矿
井底下找的吗？

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的现代精神传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文精神失
落在哪里。鲁迅的《阿Ｑ正传》，写的是他自己并无亲身体验的下
层。在他笔下，阿Ｑ们是一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道德、没有自尊甚
至体会不到死亡之痛苦的动物存在。其实，动物对痛苦也是很敏感
的。我去超级市场的龙虾柜台前，看到售货员一打开水缸的盖子，那
些龙虾就惊恐地缩到一角，生怕自己被逮去。阿Ｑ真会象鲁迅描绘得
那样在被斩首前还糊里糊涂、不知道死之恐怖吗？显然不会。

再看日本。日本的现代精神，被追溯到江户的国学家本居宣长。本居
宣长是个民族主义者，他认定下层的“小人物”（他常常这样自称）
更有真性情，是日本的国魂所在。到了明治年间，又出来一位柳田国
男。此公出身书香门第，东京大学毕业后成了政府官僚，后在《朝日
新闻》当了10多年记者，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上层精英。但是，他却认
定，真正的“日本精神”，在大都市已经消失，但保存在偏远农村下
层百姓的生活起居之中。于是，他走遍日本乡间，记录这些精神遗
产。

所谓现代性，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小民百姓的文化翻身，使他们和过去
的王公贵族、士大夫、武士平起平坐。美国的建国之父杰佛逊，说欧
洲的国王没有一个在美国能选得上一个小教区的行政长官，一钱不
值。他认为自耕农的道德和价值，才是国家的精神基石。就连一向以
精英主义著称的日本，也要通过挖掘小民百姓的精神价值来建立自己
的现代性。如今一些口口声声要捍卫中国文化价值的人，开始鼓吹读
经，以为这样我们的文化就得救了。其实，真要复兴中国文化，背那
些一知半解的古书是没有用的。而湖南老汉李绍为，为了让客死他乡
的同乡的遗体回家安葬，千里背尸，其信义与忠诚，感天地泣鬼神。
我们的传统派中，有象柳田国男那样跑断了腿来调查这样的民俗、保
存和挖掘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吗？当然不会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
德草”，在那些读经派眼里，几千年圣贤就那么几个，就那么几本
书，李绍为岂足挂齿？在我们的士大夫文化中，哪里还有柳田国男那
样对下层社会的虔卑？

不管是传统派还是反传统派，“5．4”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生产的
“现代思想”，从来没有清算过这个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中的
一些人才可能把人口占大多数的农民视为二等公民，至今还对之倍加
歧视。老友电话里告诉我，一个发了财的读书人，街上看见一大群找
不到工作的民工，不屑一顾地说：“这些没有用的人都该被车给撞
死！”听到这话，仿佛是到了中兰汀。

在国外体验多年“现代生活”，才明白所谓“中国人素质低”是中国
知识分子创造的最大的谎言。不久前看《纽约时报》，报导南方一个
我根本不知道的镇。那里1970年代末还只有1,000户左右人家。农民
种田之余，织袜子去附近的公路上叫卖。那时这叫“资本主义尾
巴”，被当地禁过好几次。如今，这个镇生产世界一半以上的袜子！
如果不是有国际纺织品配额这种不公平的贸易保护，在自由竞争的市
场上，他们在这个行当肯定会征服世界。你看美国的报纸，时时能够
感受到人家对这样优秀的国民是多么羡慕、惊叹。

事实上，那些下层农民，那些拿不到工钱的民工，正是中国近20年的
经济起飞的头号功臣。而那些低素质的中国人，实际上就集中在我们
这些长期把持了文化权力的“知识分子”之中。这也怪不得，在民工
干的行当中，中国是最有国际竞争力的。

面对那位矿工的临终留言，生活在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们，很少有道德
上的劣等感。面对民工们参与创造的经济奇迹，他们也从来不会感到
自己的无能。然而，在这个新世纪，我们应该重新确认一下：究竟谁
才是我们社会中的英雄？谁是我们文化的道德领袖？中国的现代精
神，只有回到基层社会，才有更生的可能。

〔原载《真名网》。提供者：（北京）张耀杰》

一、引言

中国大陆的人权现状是非常令人不满的，原因就是历史留给了我们这
样一个现实：中国大陆官吏合法伤害、剥夺能力极强，能够轻松对民
众横征暴敛，这是中国人的基本常识。中国各地官吏已经表现出的凶
暴以及能够随便找个名目就收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且，在意识
形态上和现实中，中国大陆的法律不是限制官员权力的，而是根据拥
有权力官员的意见制订的。由于现在大陆官吏腐败严重和官吏数量太
多，导致的现状是中国官员既有很大、迫切的剥夺、横征暴敛的需要
又有很强的剥夺力量，中国大陆普通民众的人权状况非常糟糕。

二、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的外在困境

以2003年孙志刚案，2004年南方都市报冤案为例，中国大陆网络维护
人权活动要成功，需要的条件很苛刻，大致如此进行：

网络是匿名的地方，发布信息者的信誉和信息的交流核实以及关注情
况是几个大问题。真实信息必须能够得到传播交流，而且必须能够让
其他人核实；事件要引起许多人的愤怒或不安，往往必须同时引起国
内人士和海外中文媒体的关注（如果只有海外中文媒体关注常常是不
够的，中国共产党是把民族主义作为法宝的，单靠海外中文媒体对中
国共产党的压力不大，单靠国内人士的力量，信息的传播很局限，引
起的关注与支持也不够，两者结合影响就大。）必须有一些知识分子
撰写文章进行理智、尖锐而又中肯的分析评价，甚至要提出更好的解
决办法，引起关注和进一步的评论和行动。常常必须要有人出面发起
呼吁书，才能够得到更多关注，也表明支持力量。一批信誉卓著者、
名人进行了签名呼吁，表明了关注面的扩大，也常使得被严格控制的
纸面媒体介入的危险降低，一些媒体为了信誉、名气和利润之类的原
因，就会有纸面媒体等介入，这样，网络就引领了媒体，而且，媒体
记者的介入，进一步加强了信息发布与交流，相互影响，网上人士的
影响就越来越大。这样，也许就能够获得社会其它重要力量的支持，
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得到成功，也许还必须继续努力谋求更多支持；

所以，除了自己的研究外，本人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保护知识分子（包
括自己）的表达（言论、出版）自由，司法公正，2003年我发起黄
静案网络呼吁，也与黄静案的网上帖子被删除有关，其原因我的《出
版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华民族的两只眼睛》中阐述了：“信息公开
化以及交流、讨论、辨析是一个国家公平与效率最重要的保证条件之
一，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是成本极低，收益很高的权利，是必须象
生命安全权那样受到最高保护的人权；民众拥有出版自由、言论自
由，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其它的权利，利国利民。再加上纸面媒
体上的文章是单向的，民众是被动接受的，网上文章、言论特别是论
坛上的是双向互动，易于相互辨析，难于欺骗民众，造成恶果的，因
此，网上的言论自由是不可退让的底线。”有了表达自由，司法公
正，就能够有更多知识分子依照自己的判断，运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
维护民众的人权，这样就能够形成良性循环，国内维护人权的力量就
会越来越大。

作为2002年以来参加了每一次中国大陆重要网络维护人权活动的人，
在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黄静案中起了首要作用的人，我的判断
是：现在中国大陆的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已经陷入了全面困境，这是因
为中国共产党使用了非法手段压缩网络言论自由的空间，也因为集体
行动的困难。

2004年，网络论坛的言论自由空间在不断被压缩，缩小。2004年暑假
期间，警察机关的所谓网络扫黄行动，对已经剩余不多的言论比较自
由的论坛，只要找到犯忌的帖子，就采用扣押、没收提供论坛空间服
务商的服务器，甚至罚款的办法，破坏了言论自由，践踏了服务商的
的合法财产权，违法执行者（警察）得到非法利益，关闭了一些论
坛，而且迫使一直存在的著名论坛言论空间进一步紧缩，还使得他们
心有余悸。中国大陆网络论坛全面沙漠化，水准急剧下降。

似乎共产党也意识到了问题，2004年9月起，就再也没听说有这类事
情了。但记者赵岩被抓，作家师涛因其在海外发表的文章被抓，刘晓
波、张祖桦、余杰三人以及顾则徐因文章、言论被传讯，李柏光、杨
天水被抓等事件，中国大陆网络全面进入严冬。据网上消息等可以判
断，目标之一是切断海外媒体与大陆网络人士的联系与结合，但结果
却必定是相反的：由于大陆网络论坛水准急剧下降，人们讨厌愚民政
策，网络的言论自由空间在不断被压缩以及对自身和相关人士命运的
关切，大陆高水准文章更多在海外媒体发表，结果却是：海外媒体对
国内网络人士影响越来越大，信誉更高了，大陆网上人士的信息交
流、建立信誉更加依赖海外媒体，结果只会是海外媒体对大陆网络人
士更加重要；共产党口称依法治国，却食言而肥，进一步加剧了国内
人士对它的不满与愤怒。

例如，在2001、2002年因为网络言论自由空间比较大，信息交流比较
正常，文章水准比较高，我很少上动态网，现在，我发现动态网所提
供网站上说真话、水平高的文章越来越多了。

现在，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困难重重。国内网络论坛发布信息
者的信誉很难建立或提高，信息的交流核实非常困难，已经建立信誉
的人发布呼吁书进一步引起国内人士关注几乎不可能了。这使得把国
家保护人权写入宪法变成了一个讽刺。

到现在，中国共产党采取如此毫无必要、加剧紧张气氛行动的原因还
不清楚。胡锦涛虽然是因为邓小平的隔代交班而成为江泽民后的总书
记，但他能够成功提前接班而没有重蹈胡耀邦、赵紫阳的覆辙，原因
是中国共产党内存在一个强大的共识，希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移
交能够平稳、规范化地进行，也与太多人对江泽民失望甚至绝望有
关，也与他高明的自我保护有关，胡锦涛没有历史债务，没必要做这
样的事情，如此事件，只不过疏远了因对江泽民失望而支持他的自由
知识分子，另外还显示了他在知识分子中所得到的信任和民望还不够
高。

三、集体维权行动的困难以及解决办法

在集体维权行动中，道德高尚、理想主义始终是重要的，但只依赖道
德高尚理想主义是远远不够的。门瑟．奥尔森教授（Mancur Olson）
的研究说明了使得集体都获得利益的集体行动是难于产生的。由于搭
便车（享受别人进行集体行动的成果，自己却不付出成本）行为的存
在，理性、自利的个人一般不会为争取集体利益作贡献。中国网络维
护人权活动困难的另一个原因当然是集体行动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的
成果具有公共性，参与集体行动维护人权和司法公正的人特别是带头
者付出高额的成本，如时间、资金、精力以及被迫害的风险，而且还
有机会成本：带头者往往是水平、信誉高的，把时间用在学术研究上
对个人对社会实际上都是更值得的；但结果是社会所有人至少某个类
型团体的成员都能从中平等受益，司法公正对每个人的保护是一样
的，言论自由的权利是一样的，包括那些丝毫没有分担集体行动成本
的成员。

如何克服集体维权行动的困难？门瑟．奥尔森教授认为集体行动在两
种特定条件下比较容易产生。一是集体成员收益的“不对称”，即某
些成员从集体行动中得到的利益比其他成员大很多，为集体行动作贡
献的积极性也就越大。在这方面，非常明显，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
的。基本上只有海外媒体能够提供这种利益补偿而且一般最多是平等
的稿费。但一般除稿费外，海外媒体等给予的资助很容易变成共产党
对维权活动带头人进行迫害的借口。

二是“选择性激励”的存在，可以分为正向激励和反向激励两种。正
向激励提供额外的奖励，在这方面，网络不是不能够提供信誉、名
气、影响力等的激励。在这方面，在我看来，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和发
起签名呼吁书还有改进的余地，在网络上，最大的问题是信誉问题，
而且，文章、呼吁书在网上发布一般不必要在意字数，所以，我认为
必须这样做：发起人和签名者有代表作和工作单位的，就尽量列出，
既保障信誉，也为发起者和签名者包括代表作扬名，扩大影响，发表
文章也尽量如此做。当然，这牵涉到发起者、签名者相互平等的问
题，但是，由于网络是匿名的地方，为了保证信誉和提供参加集体维
权行动的正向激励，我认为很有必要这样做。还有，信誉卓著、水平
高、名气大的人尽量牺牲一部分时间，客观公正地做评论，帮助后来
者。最后，海外学术机构等不是不能够提供学术探讨研究之类的活动
帮助，但在这方面，他们的眼睛只盯着名人和体制内的人物或者是对
抗性的人物，在国内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根本不要想有一点指望。

反向激励是惩罚搭便车者的措施。最常见的是禁止搭便车者享受集体
行动的成果。独立知识分子的网络维权活动，努力维护了自己这个类
型人士的权利，更没有禁止其他类型人士的搭便车者，恐怕有一些搭
便车者享受了独立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成果。但对有组织的民运人
士、对法*轮*功练习者，实际情况正是没有出现独立知识分子的集体
网络维权活动对他们的权利进行保护。这一点很麻烦，有多种原因，
牵涉许多问题。象本人，目前的情况基本上关注于知识分子的表达自
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以及有关的司法公正，其他人各有自己关
注的重点。平等的权利和司法公正对普通老百姓也应当是一样的，象
我这样的人，恐怕要被批评为对普通老百姓特别是政治敏感人士平等
的人权和司法公正漠不关心，只关心知识分子的人权。我个人对此批
评很容易回答，我自己的时间、精力、力量就那么一点，只能够用在
对民族、对国家最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也尽自己的一份力为他人
创造良好的言论环境。

但独立知识分子整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很无奈的迫不得已。独立知识
分子和民运人士在政治观点方面比较接近，目标都是中国的自由民主
化，主要的区别是有没有组织。对于法*轮*功练习者的被违法迫害，
大陆知识分子只有余杰、任不寐、郭国汀等几个人发出反对的声音，
在江*泽*民基本退休后，才终于看到高智晟、李健等人的努力呼吁。
原因当然是中国大陆虽然宪法上写着结社自由，但谁都知道中国这么
大，中国共产党的部门和地方部门执法犯法是常事，中国共产党还有
组织恐惧症，对国家、对民族很明显非常重要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尚且要冒坐牢的风险来争取和捍卫，结社自由、组党就更不用提了。
独立知识分子人数很少，力量很小，救得了一个、两个因言论被治罪
的人，但连究竟能够营救得了几个都完全心中没数。

赵岩、李柏光、俞梅荪等人在法律的范围内，理智地运用规范、法律
的途径帮助农民维护自己的土地等财产权利是独立知识分子维护人权
的又一重要部分，而且他们的走出书斋，把他们知识、理性的力量与
农民的力量结合，是于国于民都非常有益的另一条重要道路。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人权在什么时候都不是政府的敌人，而是有利于政府的，
但赵岩、李柏光的被抓，显示了知识分子理性、规范、遵守法律、有
秩序地进行维护人权的另一条道路也岌岌可危。

总之：中国大陆网络维护人权活动在受到全面非法打压下，也由于集
体行动的困难等问题，现在已经陷入全面困境，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大陆知识分子还会继续努力维护人权，海外媒体包括海外民运对大陆
人士的影响将越来越大。

（2005.1.30）

〔本文首发于《人权论坛》。提供者：（江西德兴市）徐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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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新

◆2003年中国网络第二大案黄静案网络呼吁首要发起人
◆代表作：
　◇《政府执政能力问题研究──中国的政治体制如何平稳过渡到自
　　由民主体制？》
　◇《全面退步的中国中小学教育》、《中国科学研究教育的缺陷与
　　改进办法》
　◇《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的科学研究标准问
　　题》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三权分立论》
　◇《创造性思维的核心是凝聚性思维》（这是本人水平最高的心理
　　学纯学术论文）
◆江西省德兴市一中；邮编：334200
◆电邮地址：kongfuzi2@yahoo.com.cn；xjxxjx6@yahoo.com.cn

订立《反分裂法》，是出于维护一党专政的私心，还是基于国家统一
的公心？倘若为了国家统一要损害党执政的私利，党愿意干吗？

一、《反分裂法》的理论分析

（一）越权立法

“凡是由立法机关以正当程序通过的文件，都应该被视为法律。”这
是“法制”观点，据此，由立法机关以正当程序通过“对某些人杀而
烹之”或“盗窃奸杀免责”，也是正当法律。“任何人为所立的法都
必须符合自然法（正义）”、“不得立法侵犯人们的自由权利”，这
是法治观点，据此，则所立的法当然要合符正当程序，但更要实质内
容符合“正义原则”，否则即使符合程序所立的法也是非法。

《反分裂法》“第1条为了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和平稳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这里，
有些逻辑无法理清：只有在事实上国家处于已经统一状态，才有出现
“分裂国家”活动的可能，以“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
民族的根本利益”，才是有所实指；例如，若是指新疆、西藏等地就
是如此。既然对台湾有需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这个判断不可少
的前提是台湾与“国家”处于不统一的分裂状态。既然处于不统一的
分裂状态，“分裂国家”活动是无所指。所以，“分裂国家”只能是
对既存静态事实或历史的客观描述，不能指现在的活动进程。

《反分裂法》第2条界定：“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
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在台湾没有在法理上
宣布独立情况下，这是一个正视现实的界定。这一界定清晰无误地指
明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地位对等的政治实体：“一个中国”是目前还没
有形成的实体，是将来的“国家”；将来由“大陆和台湾”组成。但
是，“第7条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这
里原本是未来的“国家”又变成现在的中共了；由中共一方强行代表
国家了。自己明明界定自己是组构中未来一个中国这个国家的其中一
部分，同时又自行代表这个“国家”去立法，这就是越权。被北京立
法要求“不准”者，若是在一国之内的，例如维藏蒙港独等，合理且
有效；因为他们是在北京政权管治下的次级政权。在一个国家两个政
治实体间，发宣言，声明要求对方统一或要求独立是正常合理。若组
成“一个国家”中的一方立法要求不在他管辖下的对方遵守（不管是
统是独）则不合理、不通、无效。这好象上海立法要广东遵守一样不
合理。倘若你强行代表别人，而又能做到符合别人的心意，虽则不合
理合法，大概多少会取得人们的忍受。现在的情况是中共所“代表”
的却是完全违反台湾人民意愿，与台湾人民诉求相对立。民意调查表
明，台湾人民要求的，其一是独立于专制政权之外，其二是民主的统
一；赞同统一于专制政权之下者，少之又少！在（《反分裂法》第4
条）“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
职责”中的“统一”，是指民主统一还是指专制统一？北京领导人已
经一而再再而三公开宣称反对民主，众所周知，无可置疑其统一是专
制统一；是95%以上台湾人反对的统一。凭甚么说完成专制统一是“
全”台湾人民的“神圣职责”？北京订立《反分裂法》非正义性就是
表现在这样一种“强行代表”台湾实情中。

“凭什么中共可以为台湾人民“当家做主”，而且是对台湾进行伤
害？如果中共可以如此，那么台湾是不是也可以制定一部《收复大陆
法》？二者都是一样的，那么凭什么《反分裂法》是正当的，而《收
复大陆法》是不正当的，仅仅因为大陆的武力强大，道义曲直就由拳
头来说？”（陈永苗：《反分裂法》──台湾人民高喊向我开炮）

在目前事实分裂状态下，可行的办法是：双方订立统一或独立条约。
我相信若订立一个“民主和平统一条约”，台湾方面应该会接受的，
问题是大陆方面有没有这份把民族统一置于一党专权之上的“公心”

（二）单方面改变现状

《反分裂法》第二条定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
“主权不容分割”概念，就“一国”而言，不论是历史、现实或理论
都不成立。国家主权不可分割，是国际法律原则，而不是对一个国家
内部的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对外国说：我的国家“主权不受侵
犯”，但一个国家首领对其国民说：你们不得侵犯我的国家主权，就
荒诞不经。事实上国家主权分割或统合是正常之事。否则的话，几千
年前的版图和今天应该是相同的了。中国和全世界不断的分分合合，
中共凭实力改变原本是中华民国一国为两个中国的事实，都是证明。
谈两岸统独问题，不能不正视历史真相：中华民国（台湾）从来就没
有“从中国分裂出去”；真相正好是相反：《反分裂法》“第3条台
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这个“内战的遗留问题”的实质就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国分裂出去”，所以现在反指中华民国（台
湾）“从中国分裂出”是颠倒事理的。

现在的情况是，双方和国际都认同两岸现在事实上还是处于分裂而不
是事实统一的国家，要维持历史余留下来的现状，不由任何一方单独
改变现状。所谓单方面改变现状，指的是单方面宣布在法理上独立或
者单方面以强行武力统一。若由一方立法，把用武力进行统一（即把
分裂战争进行到底）法律化，就是单方面改变现状。有违各方共识，
也有违国际法精神，所以不获台湾和国际社会接受是自然的事。

（三）设下先决条件的“平等”协商和谈判

其一，“第7条国家主张通过台湾海峡两岸平等的协商和谈判……”
国家都给你中共一方代表了，台湾一方就只能落得居于地方的地位。
中央对地方，哪来“平等”可言？

其二，“平等”，起码要做到不把自己意愿强加于对方，但是，《反
分裂法》第5条规定“国家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以实行不同于大陆的
制度，高度自治。”就是因为经香港7年污染得，台湾人民不能接受
的“一国两制”。注意，这是“法律规定”，是绝不可改，必须落实
执行的，而不是在“平等的协商和谈判”中可取可弃或修改的参考内
容。也就是说“一国两制”是“平等”协商和谈判的先决条件。

其三，谈甚么？若是平等的话，应由只方商定议题。但现在可以谈甚
么都由代表国家、中央的中共一方立法规定了（第7条）。就是说将
来谈甚么，台湾没有置喙余地，只能按照代表国家、中央的一方所立
法规定的条文来谈。这与叫对方无条件投降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哪
来平等的影子？有人为之解围说：中央已经说过了，只要承认一个中
国，甚么问题都可谈；意思是法律列明的条文外的可以谈，列明的也
可以不谈。这个辩解把另一种严重性更加凸显出来。北京定的法律不
严肃、没有威信，可以有法不依，法律成为具文。掌权者的意志高于
法律，是人治的典型。人治的特点是因人、因时、因势而变，无法建
立制度性的权威和领导人的诚信。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怎么让人有信
心与你进行协商？

§二、草民（书生）之见

草民之见、书生之见是贬意词。从某一较短时段观察，草民书生发表
的异见多被时人指为不合理，一般都是不合时宜，不切实际的，其见
解并没有可行之道；因而书生之见含有贬意。其实，多数情况下，书
生之见符合真相和接近真理；只是不可行。不可行并不是因为它不合
理，而是不合既得权力（和利益）者的意愿，是“权力不准行”。相
反，一些缺钙的读书人，依傍权势，当御用文人，创设歪理谬论、色
厉内荏；做的尽是阻碍地球转的事，但却名利双收。不过，若取较长
的纵向时段观察，我们会发现，初始，有一两个草民、书生发表异
见，没人认同；异见持继，听者多了，信者也出现了；异见者增多且
再持继，信者更多且有行者；信者普偏，行者众多，异见已经转变为
众见了；最后来个突变。于是社会就向前跃进了。整个人类进步史就
是这样循环演进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书生草民之见是人类进步的源
头。

如下就谈谈草民（书生）对两岸统一之见。

（一）由罪己开始统一

前面谈过，中国今天分裂局面是由共产党进行武装暴力活动，把大陆
从中华民国分裂出去造成的。我建议中共公开高姿态向全国人民和全
世界人民道歉，承认分裂国家的历史罪责。

有人会说，你这不是叫共产党下不了台，而且还把已经坐稳的江山拱
手让出来了吗？绝非如此，事实恰恰相反。

请问，中国历史上皇帝罪己诏的结果是贬低了还是加强了皇帝的威
望？因罪己诏解决了问题取得正面成果还是把问题搞得更糟，把事情
弄得不可收拾？再看现代的，德国总理在世人面前跪下向犹太亡灵忏
悔道歉贬低了他的身分和威望没有？他的党因此被削弱了吗？他损害
德国国家利益了吗？他伤害了日耳曼族感情吗？相反，他这一伟大光
荣正确的下跪，对他丝毫没有损害，倒是为他竖立了光辉的政治家形
象，让他名垂千古流芳万世；他这一伟大光荣正确的下跪，把日耳曼
民族丑恶面目转变提升为优秀民族形象。若中共真个敢于公开认罪道
歉，人们绝不会不讲情理，要求中共交出现政权。相反，因为这一行
为会导致其占尽道德优势，威望极度提高，自会得道多助；人们也能
淡化或原谅共产党过去的劣行，消除敌意和戒心。在这种形势下，商
两岸统一问题时，（包括台湾人民）支持共产党的人可能会比支持国
民党民进党者多。共产党既提高了声望，又增长了实力，还赢得了祖
国统一大业。若中共领导人能如此做，他将成为中国甚至是世界伟
人、社会主义国家史上第一伟大领袖人物：万古流芳是必然的事。只
是，不知道现今中共领导群中，在心胸开阔、政治远见、政治魄力方
面有没有一位能达到古封建皇帝和今德国总理的高位？

（二）由公心开始统一

从毛泽东的解放台湾，经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的和平统一，宣
称民族统一高于一切。平心而论，要是由中共讲句天地良心的话，在
他们的心目中，到底是国家的统一还是他的执政地位摆在第一位？统
一高于一切，是国家民族神圣任务，若是真的，人们就找不出不能统
一的理由。今天之不能统一，最基本的原因是大陆方面把一党专政私
心摆在民族统一公利之上，台湾则把保住本岛既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权益置于统一之上。台湾的取“小公”舍“大公”意识，虽不能让人
认同，但是，可以谅解；大陆的一党私念则难叫人认同，也难令人谅
解。只要双方，特别是大陆方面稍有公心，和解统一并不是一件没法
完成的事。

实行两岸民主统一、邦联（或联邦）统一可以吗？民主或邦联或许会
损害一党专政之私（事实上，从长远看，利远远多于害；且暂不论）
很明显，长期以来，党都不愿放弃党私而谋统一的公利。比如说，早
年国民党的民国政府一直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后来是“民主均
富”统一中国，共产党一直公开反对。现在轮到大陆方面鼓吹和平统
一了。前后两个统一有甚么相同相异处？相同的是：都是意不在“中
国”统一而是在“我”统一；相异的是：过去是国民党要统一共产党
的大陆；现在是共产党要统一台湾人民（民进党、国民党）的台湾。

拿出一些公心，两岸就可以统一了；但是，就是不愿舍小私而利大
公。胡锦涛说，在一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那么：在一国前提下
谈民主、邦联（或联邦）统一可以不可以？谈订立大陆民主进程时间
表和两岸统一时间表可以吗？但现在已经立法规定即使在一国前提下
也只能谈一国两制的统一（《反分裂法》第5条），这样为一党之私
的统一，为破坏有余，建设欠供。

为甚么总是为了一党之私全力堵杀民主、邦联（或联邦）统一的公
利？这种为党私的立法，有何作用？

三、《反分裂法》的负效应

（一）对台湾的负效应

古今中外的统一或分裂，从来不是硬要找什么法律依据，而是决定于
军事优势在谁的手里，依靠实力达至目的。中共之所以不能解放台
湾，最主要的阻力是美国有能力制止你对台战而统之；或者说是决定
性的因由是中共没有制胜或避开美国的实力。大陆若有这一分能力，
“非和平手段”是家常便饭；台湾统属于中共是指日之事。统一就不
是问题了。若局势转变令台湾强于对方，继续老蒋的“反攻大陆”是
理所当然的行动。国家的独立或统一从来都不是依靠法律完成的；而
是遵循人们的意愿或力量或两者结合的结果。两岸不会因为有了这部
《反分裂法》国家就统一，也不会因为没有这部法律国家就无法统
一。中国过去统一和现在分裂、德国统一、捷斯分立、朝鲜分裂，无
不如此。在互不统属之权力之间的统独问题，并不决定于各方所立的
甚么法，仅订立《反分裂法》，没有实力，法律只不过是一纸具文，
何用之有？想一下，若在瑞金苏维埃时代，中华国民政府立了一部
《反分裂法》，中共瑞金苏维埃会为了遵守这部法律，停止以武力推
翻合法政府，不再建立共产党政权的行动？同理，现在的中华民国也
不会为了遵守北京的《反分裂法》而实行一国两制的统一。再幻想一
下，若台湾现在也来订立一个甚么“反攻大陆法”、“反对分裂中华
民国法”、“中华人民共国和平回归中华民国法”你中共又如何？这
些动作同属闹剧而已。

《反分裂国家法》，中共公开表明的理由是为了沉重打击台独势力的
嚣张气焰，迫令台独悬崖勒马，促进统一，维护台湾海峡地区稳定。
那么，《反分裂法》能否达到这个目的呢？问题是定出的法律能否在
立法对象台湾境内实施。答案明显是否定的。除了对台湾在心理上作
出阻吓与抑制作用、在情绪上引起激愤外，并无实效。既然一个为台
湾而立的法无法在台湾境内实施，这个法还有甚么作用？所以，反裂
法没有实效。其作用仅是自己给自己的武力统一设置了条件和程序，
以便动武时“有法可依”、只有给自己“心理上”觉得行动方便而
已。

本来台湾在2004年立委选举之后，特别是谢长廷上任后，提出“和中
国大陆和解共存”的政见，台湾社会上弥漫和解的气氛；民进党的政
策也有回归中间路线的迹象。《反分裂法》一出，全台反统情绪高
涨，据报导，根据民调指出高达95%的台湾人民反对《反分裂法》。
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反对自不待言，连在理论上或多少在感情上是统派
的国民党、亲民党，也表示强烈反对。难得的不那么反统的谢长庭也
显得比陈水扁更反统急独，主张修宪。明显的负效果是立法违反台湾
朝向中庸和解的社会主流，进一步促进台湾朝野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在
两岸问题上向独立倾斜和凝聚，沉重地打击了统派。给台联、民主
党、陈水扁的台独意识加上一剂兴奋剂。又一次在道义上给陈水扁助
一臂之力。可见，《反分裂法》令台湾人民伤心，也分裂了两岸的人
心，分裂了两岸的亲情，加深裂痕，背统一的目标而行。两岸的裂痕
也会因此越裂越大。反分裂立法的动机导出的是裂法后果。

在实际方面，即可行动操作的效果是，为台湾军方购买美国的先进武
器提供坚实和令人信服的理由。

（二）对外负效应

西方传媒几乎全是负面响应，正面的绝少。《反分裂法》实际上助长
了国际间早已存在的，现在主要是对著北京的反专制同盟的诉求和提
供行动的新理据。北京要做很多工作去消解这些负面效应，是得不偿
失。从网上摘录如下讯息可见国际的负效应。

其一、“国务院发言人包润石和白宫发言人麦克莱伦的措辞相同。他
指出，人大通过这项法律和华盛顿最近看到的台海关系缓和趋势背道
而驰。包润石说，“中国领导人决定让全国人大通过《反分裂法》是
令人遗憾的。这对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没有好处。这和我们最近看
到的台海关系缓和的趋势背道而驰，只会使立场更加强硬。”

其二、“日本与亚洲其它国家并不愿意见到台海爆发战争。尽管中国
制定《反分裂法》，等于是警告日本和其它国家，要他们别插手台湾
议题；但美国和台湾的盟友也会传递讯息给中国，制止中国采取武力
行动；如最近美日联合声明，将台湾安全列为共同战略目标。”

其三、“中国刚刚通过《反分裂法》对付台湾之际。德国外交委员会
成员自民党的莱柏瑞希特（Leibrecht）也表示，《反分裂法》让中
国有法源基础攻台，这是片面改变了台海现状，增加双方紧张，对战
争说“是”。”

“英国外相施仲宏说，由于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令欧盟解除
对华军售禁令，变得更困难。施仲宏接受电视访问时说，北京基于他
们的理由通过法律，授权军队一旦台湾分裂，可行使武力，但就为解
除军售禁令，制造困难的政治环境。”施仲宏“表示，英国会再促请
欧盟解除对中国实施15年的军售禁令，不过未能预知禁令何时能解
除。较早前他曾表示，禁令能在半年内解除。”

（2005.3.18）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根据李剑虹小姐昨天提供的消息，郭国汀律师将可能被送往海外，师
涛将可能被判重刑达10年有期徒刑，江棋生现已返回安徽老家。

有民运侠女之称的李剑虹小姐昨天与本人联络，她刚刚接到有关其友
人、被拘押在上海的郭国汀律师的电话，电话告知郭律师将可能在不
久被送往海外，大致可能是美国。这应该是屈于海外声援的压力中共
担心对郭国汀判刑会造成势态扩大所作的权宜之计。

李剑虹同时告知，另一民运人士，师涛有可能被判刑10年有期徒刑，
如果如此这将是近年来中共因言论罪对异议人士判刑最重的案件之
一，对此李剑虹深为愤懑。具体情况李剑虹正追踪了解。

另外，李剑虹刚刚自安徽探望民运人士江棋生返回上海。江棋生于10
天前已与夫人返回安徽老家，目前江棋生的行动仍受到当局监控，出
门办事都有监控人员随行。

（2005.4.10）

〔提供者：（美国洛杉矶）蒋品超〕

┌────────────────────────────┐
│　献给真正关心国有企业改革、关心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改革的　│
│　专家、学者；同时献给中国企业家。　　　　　　　　　　　│
└────────────────────────────┘

（注：以下所涉及的部分资料〔内容〕出自今天〔星期三〕早上张维
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119教室在其研究生课上所说的话）

我向来很关注国有企业改革的动向与发展的情势，更关注的是它进行
改革的目的。对现在所谓的“著名经济学者”所鼓吹的“实行股份
制”而推动的“产权改革”是持相当怀疑而否定的态度，总觉得这些
奇论怪调本身纯粹就是一套向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和信仰共产社会的亿
万人民犯罪的歪理邪说。今天，也就在刚才，我终于更清楚的理解了
它的本质——实质就是为了制造资本家、为把社会主义中国渐化成资
本主义社会而在无意无形之中正推翻着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
事业。

对这套歪理学说有太多的要批判，可让这些占据了整个舆论的话语霸
权的现实中国社会，我们也有太多的无奈。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埋
藏在人民头顶的恐怖邪恶的阴霾总会散去。还是先来看看，所谓的
“经济学教授”怎么说的。我今天忘记带ＭＰ３，没有把全话录制下
来，但我还有清晰的记忆。

产权改革是物归原主，不叫国有资产流失？

今天我终于从张大教授的嘴里听到了他自己亲口说出的ＭＢＯ与国有
资产流失的关系，终于搞清楚了为什么要推行产权改革和暗中纵恿企
业高层进行的ＭＢＯ。

张维迎在提到ＭＢＯ和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的时候，他说，ＭＢＯ就
是这样的事，本来就是物归原主的过程，它本来就是从资本家手中抢
过来的，现在市场化了，通过程序退回给人家，人家买回去，怎么又
叫国有资产流失呢？（好象还说这就是事实的发展的过程）

当时在场我就对这个问题向他提问，他先问我是哪个学院，干什么
的，因为我不是他（院校）的学生，在他的眼里也仅仅是个游学者，
所以当场回答得很直接，也不知含含糊糊瞎说了些什么。

当我第二次再向他提问的时候，他说这是课内的讨论，不属于开放课
堂，这我理解。可等到下课问他。我说：“张老师，刚才的ＭＢＯ和
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就是把生产资料通过一
定的形式，就是指你所说的通过产权改革回到资本家的手里，而不存
在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他见我有点来真的了，也许认识到自己说
错了，可能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又否认并不是这么说。说什么
这就是一个过程，原先从人家手里没收过来，现在人家买回来，就是
这么一个过程。（说得模糊不清，敷衍了事）

我再想请他说清楚，他说没有时间还有其他事，要我自己慢慢想。想
尊重他也没有办法结果含糊了事。

批判他的学者就不是学者？

作为一名“著名”学者，是应该就自己的观点向不明事理而又真正想
了解的学子阐释清楚的，可他没有，连根本的都没有，看来在网上看
到的关于说现在的一些学者道德丧失确实不是假的。对这样的学者，
我不能再说什么，只能为当今的中国学术界感到悲哀，我也知道了什
么是学者及学术界的堕落与腐朽。

更让我惶恐的是张大教授还在课堂上直接对其他学者（可能因作为学
术辩论而批判过他的理论的人）表示出极大的蔑视。还指名道姓的特
别点名了左ＸＸ，杨Ｘ，说什么人家只会批判，不懂分析研究，所以
没有人理，就只会骂；说什么一些人说是学者什么的（如果我没有理
解错的话，张大教授的意思就是那些学者根本就不配称学者，学者只
是幌子，我横进一步的认为，象他这么说，可能中国的学者就只有他
戴上了“洋帽子”的张大教授一个，其他批判他的人就不是！），还
提醒学生不要犯这个错误，（就是说不看这些人——确切的说是不看
批判他的理论的文章）。

难道这就是一个学者的观点吗？不是，因为在他们的眼里容不下其他
的声音，更不容忍其他人对他们那歪理学说的批判，更不用提出质疑
而否定！这让我更知道他前段时间对郎咸平提出的质问回答不上，自
知理亏而又毫无羞耻地指责媒体，瞎喊“舆论环境恶化”的丑态！

也许，也仅仅是也许，这就是可能牛津帽子的“威力”与腐化的知识
权贵在中国的表演，可惜的是在下的学生没有一个人对此问题提出质
疑，甚至连觉得一点不正常都没有，当然了，也许大家都被染化了，
都争着想日后去吃国有企业而变成大资本家。遗憾啊，世界的牛津—
—为您培养出这样回来反人民大众、无理鄙视同僚而遭国人反对的
“高才生”而遗憾；遗憾啊，中国的知识界——为您沉沦了10几年而
真实的声音却发不出来而不能很好的拯救这个已经充满各种危机的社
会而遗憾！

难道真的要回到资本积累的资本主义社会？

对腐化了的知识分子——对不起，在我眼中，这些还不能算是专家学
者。我也不想说太多，可能这个也不该说，本来自己向来就知道那是
西方那边向社会主义中国伸过来的一双妄图摧毁中国国有经济命脉进
而实现对上层政治演化的罪恶之手，可今天无意之中碰上的课程让我
理解得更透彻，更看到了真正的实质。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生产资
料国家所有，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是消除不平等、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可张大教授在牛津拿了个“博士帽”，似乎就忘
了，也似乎就看不见，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私有化10几20年来，贫富
两极分化更加严重，直至现在正威胁着这个以一切生产资料为公有的
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我始终认为作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公有制失败就
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失败，公有制发展不顺利，而所要的共同富裕
就是天荒夜谭！可人家就不想看这些，要的是改产权，要的是把生产
资料还回给人家，而所有一切就是借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效率低下
职工积极性不高（这值得说一下，什么时候你们所推行的企业改革有
职工说话的分）而以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的谬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
致命处——生产资料私有化。也一切都很顺利，股份化确实富了很多
官僚与奸商，当然，也富了你们这些向权力和资本献媚的知识权贵，
可怜的，竟然连中央都给你们骗了，所以就有了保护一切私有财产，
而叫苦连天的都是些遭无理之法买断工龄的下岗工人，和对国有企业
都有分的每一位中国人民共和国的纳税公民，只有你们在狂笑！连国
有企业的性质和目的都弄不明白的东西，却对每一位公民都拥有的国
家财产大动宰刀，国家的财产你们为什么不保护，人民的财产你们为
什么不保护？

我也很清楚，也很能理解你们的初衷，也知道马克思先生所说的人类
社会的发展规律，其中必须要经过了原始资本的扩张才会走向社会主
义，不过真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50年前根本就没有必要闹革命，或
者干脆说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但也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果不是“帮闲者”太多而占据显要位置的
话，这样的选择没有错，始终是历史的必然，可遗憾的是，10几年的
开放，特别是出了个“89风波”之后，“只谈经济，勿论政治”为这
些“帮闲者”提供了绝好的社会条件与舆论环境。殊不知，这会是更
大的灾难，是在缺少了相对的真实的政治理论制衡下的而所出现的那
一种不和谐的改革音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决定着社会危机。在经
济改革理论的庇护下，实质是否定和反对公有制的私有化改革大行其
道，如果以后中国社会真的会出现变革或是有所危机的话，这就是根
本原因之一。

其实说白了，就是通过经济手段而回到私有的资本主义，这到底会不
会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我看还是要问问老祖先。不过，从宪法的内
容来看，要改变社会的性质，这是宪法明文禁止而强烈反对的。可
是，所谓的经济学家是不会理会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原本就只有西
方式的经济学理论（甚至都不象），而所谓的政治理论，国家应遵循
的政治原则他们是不会看的，所以说，“只谈经济而不谈政治”确实
也存在着很大的危害，可惜的是邓公已经走了，不然事情可能会好一
点。

我不知这到底是不是反对国家，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但从我看了好几
遍的《共产党宣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看来，这确实有点问
题，这就只有让各位学者去研究了，最好是多几位宪法学学者。

都说中国的社会在变，可以后变成什么样，我们能想得到，他们心里
面更清楚，但是以现在的宪法及书本上的一些天天被大力宣传而作为
立国之本的文字看来，这确实是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混乱。

很值得向各位学者问一句，现在的中国是否真有回到历史的必要——
这个问题中国的知识界必须要向中国共产党、向全体中国人民回答清
楚！

私有制能救得了中国吗？历史责任逃脱不了！

很美丽的谎言啊——改革必须要让一部分人付出代价。是啊，改革要
付出代价，这个中国人民都能理解，可为什么付出代价的都是无权无
势的工人和毫无所有甚至连土地都给随意抢去的农民呢？为什么你们
就不能为改革付出代价？为什么只让工人和农民？到底工农跟你们有
什么仇，这可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基石啊！当然，你们的用心人民
大众还是理解的，但无论如何，在这诚心的奉劝一句：物极必反，工
人农民确实是容易让人宰割，可他们的忍耐也有限，到时逼急了他
们，真正弄到出来游行示威，要真正行使和争取作为国家主人翁地位
的时候，希望到时你们不要外逃，希望那个时候不会很久了，因为所
有矛盾、危机的火种都是你们点燃的，相信历史到时会公正的裁决，
真的希望到时你们不要逃，而在工农民众面前与他们论博弈和谈改产
权！你们只知道谈效率，谈善待企业猪，到时你们会知道被压迫和剥
削的人民的力量的强大，这个运动到来的时候你们不要跑！

推行股份制啊，产权改革啊，一切都在私有化。开始是拿国有企业开
刀，现在知道国企股份化了，仍旧是一潭死水；随后就向国有银行拿
出气，又搞什么上市，（中国的股市本身就乱糟糟，本身就是小投资
人的陷阱，是国家没有办法填的满的无底洞，社会主义银行的性质与
目的仍旧弄不清，死帐坏帐一大堆还是要往一塌糊涂的股市上挤，该
需要借钱的银行不贷，硬是毫无里头的筹集资金，我不知以后的业务
（客户）是些什么人，总之，客户的不对称，该吃定的市场却毫不重
视，我想2年后在欧美银行巨头面前也是扶不起的阿斗）只可惜的是
人民的存款，更痛心的是中国计划经济这几十年来重在积累而积攒下
来的钱不明不白的抛进没有声音的旋涡之中，受损失的仍旧是亿万为
社会主义事业而脚踏实地辛勤劳作的底层民众；银行的改造，在我看
来，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可救的药，所以就又说，国有银行要实行民营
化，这可以提高竞争力——又是罪恶的图谋，私有化把国家财产分
完，银行（金融系统）的崩溃就足以可让公有制的彻底灭亡，就足以
可使公产政权倒台，好阴险的图谋！所以对他们提出的国有银行什么
民营化，什么上市就是要公有制的命，要社会主义的命，看来，对于
国有银行，他们只是拿百害而无一利的歪理来胡套，可能也是救不了
国有银行的；银行改革现在既然是搞得一头雾水，他们对公有制的颠
覆是不会死心的，所以就想到了土地，以也出现了“圈地运动”，把
农民的土地以国家的名义统统“抢”过来然后再卖给个人而使土地私
有化，有良心和对社会主义还有信仰的专家、学者也呼吁过，可私有
分子的鼓吹者一直默认而纵恿着，使国土私有化差点席卷华夏大地，
直把炎黄子孙逼得跳楼的跳楼，跳水的跳水，拿刀自杀的自杀……把
一派“歌舞升平”的社会搞的民怨连天，怨声载道，整个神州大地似
乎都在鬼哭神号——土地私有化是最后的博弈了，输的是这个国家和
生活的土地上仅仅依靠那两亩地的农民，而油腔滑舌的他们永远都不
会输，遗憾的是现在却有权力在捍卫着他们，这是不是社会的反常？
！土地是最后的赌博了，政府和农民都会输的，很遗憾很少有工人和
农民的代言人，即使有也有很狭小的舆论环境，这可以说是工农革命
的失败，现在的执政党所说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应该不会再是空话
啦！因为这也是决定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对共产主义有所信仰的
专家学者，沉默了10余年，真正要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而站出来大胆的
说话了，这样下去确实对不起先前为共产主义而牺牲的烈士啊！中国
人民为美好的共产社会努力过，也疯狂的信仰过，因为大家都有共同
的目的和共同的信仰，都是为实现同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生而
平等的社会，而现在私有化的推行，更加拉大社会的贫富不均，各位
危机在俱增，各种矛盾也在无声的激化，直接的砸碎了人民对共产主
义的信仰，无情的撕破了人民在心中的共产主义的美好的蓝图，更直
接严重的威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政权！所有的这些与和社会主
义性质格格不入的私有化进程是脱不了干系的，到真正危机爆发的时
候，他们的责任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历史的责任是无论如何也要追
究的！

被边缘化的其他学者，应振作起来！

现在全民都在谴责，作为知识分子，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沉默的，所
以私有化的无理肆意横行，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有制的失败，
这意味着我们这一代（如果没有能力挽回，或是连根本的想挽回的决
心都没有）是在向老一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奋斗而牺牲的无产阶级犯
罪。我们要大胆地站出来说几句真实而响亮的话——因为要是社会主
义失败，他们那些家伙脱不了干系，我们也照样脱不了干系！所以，
凡是还有对社会主义有所信仰，对共产政权有信心的知识分子应该更
大胆的站出来，不能再让亡国害民的伪学说占领时代的舞台而为所欲
为啦！

太多的无须再说，各位关心国有企业改革的专家、学者，重新振作起
来吧，10年2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误，对于中国的经济学界，国内的
人民、学者在质疑和痛苦着，国外的政客、学者也在有意无意之中鄙
视和嘲笑着。肩负起你们的社会职责吧，说句难听的话，为中国的国
有企业改革，为社会主义改革，作为知识分子，足以死而无憾，只要
还有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道德，能唤回人民大众对知识界的信任！

新时代的来临，决定了那些歪理学说定会退去历史的舞台，定会成为
历史的垃圾，这就需要各位的振作，我相信大家的学术造诣和研究水
平，郎教授已经向我们打响了第一枪，你们不要沉没，应该前赴后
继，卷进时代的潮流！新时代的来临，更需要你们的胆识和勇气，坚
决地向一切毒害社会主义中国的歪理学说斗争，重新嬴回中国知识界
的理论权威和坚决地捍卫学术尊严！

股份化、改产权对企业家是在善待还是谋杀？

来北大最大的收获还是认清了所谓的这个家和那个家，认清了一个个
“著名”学者的真实面目，更清楚的理解了现在的知识界。现在就向
你们糊里糊涂说这么多，总之，新的时代和无数的实践证明（在这更
值得说的是，他们口口声声说要善待企业家，要义无返顾的实行产权
改革而推行股份制，但相当遗憾而悲痛又使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的
是，他们却又是在残害和谋杀着中国的企业家！——他们很会骗人，
不用解释太多，可以后越来越多经过股份化所谓“改制成功”的企业
董事、老总将会送上审判台——这将会是很现实的事实，毕竟所谓的
改制成功的“现代公司制”都是违法操作的，都是人家邪恶者布好的
陷阱，可一些老总还真的以为是为他们送钱是善待他们呢！这也很
好，反正就会更快地摧毁他们现在正在自负得意的歪理邪说——你们
看吧！）决定了那些谬论的邪说可耻得滚出国有企业，滚出中国改
革！

遗憾的是中国的大多企业精英也上当了，很天真的认为股份化，私有
化真的是为他们改好公司而送钱？还真的以为有“德高望重”的“一
流”经济学者在为他们说话，天真的以为真的是善待。可无论如何也
想不到，改了产权而“成功上市”的“现代公司”的老总们仍旧惶恐
不定——在国外正规的公司上市过程做到了吗？现在上市只是为了
“圈钱”而上市，哪有不栽的道理？我也不知现在中国的改制“成
功”而上市的集团公司的董事们有几个能弄懂这一套——我想不会很
多，因为现在的拖出的正在审判的“企业精英”就可以说明。

遗憾啊，企业家们，应该清醒了，这并不是善待你们啊，人家是农民
的儿子，连自己出身的农民群众还没有说善待，你们想，真的会善待
你们吗？你们应该看清真实的目的和意图。我知道你们是不满的，是
对这个社会不瞒没，可能是认为你们呢没有错，是社会（体制）害了
你们，我也觉得是。可要想想，到底是有什么魔鬼的音符在指引着你
们那样做，甚至那一套歪理连他们自己都不会信——至少在现在的中
国。引起了你们的不满——连你们所谓被他们称创造社会财富的精英
都不满了，那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什么都不用说，除了引起整个社
会不满制造社会不稳定之外没有什么更好解释的。

看来这个改革你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应该清醒了，为什么你们
就会被送上审判台，而他们放火的却仍旧在瞎说、仍旧在蒙骗公众，
为什么就不能把他们送上审判台？

企业家，你们要看清楚啊，这些歪理邪说仍旧救不了你们，对你们并
不是善待。在这也要请你们向中国的知识界、向全体中国人民，甚至
想我们的党，这样的改革你们满意吗？说句实话，你们心里面恐慌吗
——这个也很有必要回答！

其实这也是真正的善待和拯救你们自己！

这信件就快完结了，也很不愿结尾——那句恐怖而荒谬的“物归原主
和哪有国有资产流失”的话却一直回荡在耳边，使我很有向国家资产
管理委员会或是向胡主席和温总理上书的冲动（这肯定会的！），可
就是不知到时候张大教授是怎么解释的，在真正的场合可能有点委屈
——因为涉及到名誉和职务，不过，我相信倘若他真是学者的话，是
说话算数的话，会很坦白的承认的——因为在他的课堂上张大教授还
说过了，他对他的观点自80年代以来向来是不妥协的，这很好，我相
信这也包括他所说的话——特别是2004年12月29日在光华119跟学生
在课堂上所说的这些话。

太多的，以后有机会再和各位研讨！另外的，还值得提一下，我不知
你们当中有那些人能参加明年3月的“两会”，我要向中央政治局和
全国人大写点很值得研究的东西（我也可以和党一起改革中国的问
题！），我不是人民代表，仅仅还是个刚上19岁的年轻人（确切都说
是校内游客），所以，请你们之中的哪位帮我一个忙——向党的领导
和最高权力决议机构亲手递上我以后写的信函。若能如愿，则万般感
谢！

〔原载《人民网》2004.12.30 21:18〕

还是在很多年前我失去行动自由的时候，有一天的下午，我突然听到
轻轻的叩门声。当时我心里想，在这样非常的时候、这样非常的情况
下会有谁来找我呢？我的住宅外面有安全部门的“便衣”警察日夜监
视着，一辆监视车就停在楼门的对面，我熟悉的朋友是不会在这样的
时候来我家里的。

既然有人敢于来访，我自然敢于接待，不管来访者为何许人。

来人是一位30出头的陌生男子。他觉察到我的狐疑，随即从口袋里掏
出两张照片和一张象购物单据（俗称“发货票”）那样的纸片，又把
他本人的工作证放在了我的面前。

我一切都明白了。来访者是来向我提供一位“6．4”遇难者情况的。
在那些年里，我已经找到一批“6．4”遇难者并且与他（她）们的亲
属建立了联系。但当时的那些死难者都是我和我的朋友经过许多艰难
与曲折寻找到的，还没有亲属或旁人主动上门提供一位受难者，现
在，终于有人主动找上门来了，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

在来人所提供的2张照片中，有一张是一位留着长长头发的小伙子，
英俊、和善的面孔透露出几分稚气，看样子才20多岁。然而另一张却
使我好象一下子跌落到了漆黑无底的深渊。那是一张小伙子的遗体照
片，可以明显看到头部弹孔渗出的鲜血。而那张“发货票”模样的纸
片，原来是一份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

经与来访者交谈，我才知道，死者是个地道的北京青年，家住城南一
个居民大杂院，在离家不远的一个服务单位当工人。他是1989年6月3
日夜间在天桥附近遇难的，头部中弹，抢救无效，于4日凌晨身亡。
来人告诉我，死者的名字叫刘春永。

死者父亲早亡，与当工人的寡母相依为命。据来访者说，如今，死者
的老母亲也已退休了，靠在马路边摆小摊卖茶叶蛋为生。那些年我寻
找到不少这样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遇难者亲属，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和艰
难是常人难以体察的。如果不是那位陌生男子登门相告，这位苦命的
寡母也许会永远被我们这个“文明”社会所遗忘和遗弃。

我常想，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存在种种人为的隔阂。有许多许多生活
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他们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有什么苦，有什么
冤，无人知晓，也无人过问；他们也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那些自以
为肩负“治国”重任的大人物，以及那些甘愿为大人物们充当吹鼓手
的人，天天都在“代表”老百姓说话，就是不准老百姓自己说话。当
时报纸上公布过国家主席江泽民有关“6．4”的一个谈话，说“如
果‘6．4’的时候军队不采取断然措施，就不会有今天中国的稳定局
势。”（5．13）这叫“代表”人民？那是强奸民意。对于这样一种
荒谬绝伦、丧尽天良的说法，居然还有人为之辩护，说什么当年政府
开枪是出于“不得已”。中国古代的帝王尚且懂得“人命关天”、
“勿开杀戒”的道理，难道一个堂堂“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不懂
得？！我觉得，在是非的判断上，在道义和良心上，大人物与小人物
往往有天渊之别。

那位陌生的来访者也是一个小人物。他是听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有关我向国际社会呼吁给予“6．4”遇难亲属人道救助的消息后决心
来找我的。由于电台播音速度较快，他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丁子霖”，误听为“北京大学……”。第一次他到北京大学找我，当
然无法找到。当他再次从外国电台听到有关我的消息时，才弄清我是
人民大学的。第二次他到人民大学找我时，学校传达室居然告诉他人
民大学“没有这个人”。

第3次他没有再去询问转达室，而是径直闯进校门，在校园里打听了
一位老者，是那位老者把他领到我的家门口。一路上老者没有说一句
话。

那天陌生人离去后，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北京人没有忘记
“6．4”，没有忘记在那场杀戮中死去的人们，没有忘记那些死去亲
人的遗属们。他们也许不常提起那段令人心悸的往事，但他们的内心
从来没有平静过；他们也许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他们良知未
泯，爱憎尚在。我想，这人世间最伟大的力量，皆源于这基于人性的
良知与爱憎。

那位陌生人后来又来过我家里两次，向我提供另外两家遇难亲属的情
况，也都是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百姓。为此他受到了警察的警告，但他
并不畏惧。他说他是凭良心做事，没有什么好怕的。

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从收藏中翻出那2张照片时，都会想起那位
陌生的来访者。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留着他向我提供的那两张照片，
我把它们同其它死难者的照片一起置放在最安全的地方。1995年我和
我先生在家乡无锡被关押的43天时间里，“办案人员”反复追问并逼
着要我交出来的物品中，就有我收集到的“6．4”死难者的照片。当
然，我断然拒绝了。

1999年“6．4”15周年的时候，我们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控告“6．4”
大屠杀的元凶李鹏，作为其罪行的证物，我们公布了一批“6．4”死
难者的照片，其中就有那位陌生人提供的死者刘春永的2张照片。

（丁子霖执笔2005.1.13）

几年前曾经集中阅读过胡适著作，唐德刚编译并加写长注的《胡适口
述自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印
象是，流亡美国的胡适遇到这样一位对谈者，实在是他一生中的大不
幸。这一印象时至今日依然不能释然于怀，只好动笔说上几句。

《初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的学生生活》一章中，胡适谈到自己这一批
留美学生抵达美国后，受到北美基督教青年会主席约翰．穆德等有远
见的美国人士的接待，通过这个协会接触了“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
女”，并感受到了“在美国基督教整体中的美国家庭生活和德性”为
这件事，唐氏写下了他的注解：

　　“1949年春初，当我衣袋内只剩7元现款，而尚欠1周房租未付之
　　时，一位年轻而多金的中国同学向我说，他如是我，他早就‘发
　　疯’了。……就在这人路将绝之时，忽然接到在‘华美协进社’
　　做事的老同学艾国炎先生的电话。他说纽约郊区一个教会团体，
　　组织了一个‘中国学生辅助会’，来‘辅助’绝粮的中国留学
　　生。……这一批基督教会内的善男信女，他们不是传教士，也没
　　有向我们传教。他们只是一本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帮助我们
　　渡过难关罢了。……笔者当时便时时反躬自省，我觉得美国之有
　　今日富强，实在不是偶然的。”

唐氏之所以交待自己的这段往事，是因为“与老辈经验相印证，该也
是个有趣的比较”。这“有趣的比较”落到实处，却是唐氏偏要压胡
适一头的抢占制高点：“30年来我对这批美国友人的尊敬，真是始终
如一。……我的今日邻居，多半也还是这种人。但是今日我也知道，
这也只是复杂的美国文明中的‘豹之一斑’。……我们如果把这一环
当成全貌，那就难免以偏概全了。”“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
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
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的基督文明的
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

胡适的一句“美国社会中最善良的男女”，足以证明他并没有“以偏
概全”。唐氏把胡适形容为“言必称美国”，恰恰犯下了“以偏概
全”的毛病。稍知胡适的人都知道，他除了谈论美国之外还谈论过苏
俄，而且他一生中所花费的最大精力就在于整理中国的国故。自以为
已经跳出“以偏概全”的“那个阶段”的唐氏，并没有正面交待出美
国的“全貌”，反而在〔注8〕中，用自己的“以偏概全”来压倒胡
适：“任何宗教信仰，如果发展到狂热的程度，都是会走火入魔的。
我国佛教里便有吃粪、饮溺的和尚。道教里也有狂热的白莲教、义和
拳、一贯道等等狂热的支派。他们也各有其秘密的怪行。基督教走火
入魔的支派，当然更多。洪秀全的‘拜上帝会’便是在我国发生的一
个例子。……胡适之先生那一辈子的革新志士，口口声声要打倒孔家
店；他们不知道西方的耶家店，更应该打倒！”

好在唐氏对自己刚刚说过的极端话语并不当真，于是便有了替“耶家
店”说公道话的如下文字：“美国毕竟是个超发展国家。她底许多中
世纪遗留下来的落后制度，都会在社会文化生活不断演进中，而现代
化起来，不过他们今日的现代化生活，与他们早年的迷信，却是社会
发展中两个阶段，二者未可混为一谈。”

对于自己刚刚说过的“道教里也有狂热的白莲教、义和拳、一贯道等
等狂热的支派……”一番话，连唐氏自己都不予当真，于是，在接下
来的〔注9〕中，又有“犹太人也是个有宗教狂热的民族──就整个
民族文化来说，我们中国人就未吃过这种‘狂热’的亏……”的便宜
话。好象令中国人死伤无数直至丧权辱国的太平天国、义和拳之类的
“宗教狂热”，反倒成了造福中国人的大好事一样；更好象1958年以
共产主义天堂为神圣目标却造成数千万中国农民活活饿死的大跃进和
1967年以捍卫伟大领袖为神圣天职而毁灭文物、滥杀无辜的文化大革
命，从来没有在中国本土发生过一样。

《青年期的政治训练》一章中，胡适谈到自己因为放弃农科，转学哲
学，“留学的生活费被减缩；同时我还要抽点钱接济母亲，所以生活
甚为窘困”。在为此事所加写的长注里，唐德刚继续对胡适的留学生
活施以“存天理灭人欲”式的压倒清算：

　　“那时的庚款留学生，学杂费之外，每月生活费为80美元。实在
　　是个了不起的大数目。……由留学生变质的官僚，因而逐渐形成
　　一个标准的职业官僚阶层，他们眼中那里还有汗滴禾下土的老百
　　姓呢？结果弄到民不畏死，铤而走险，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再者，笔者这一辈，原也只是前辈的余波。……如果时代不
　　变，学位如常，留学返国之后，职业上得意与不得意之间还不是
　　向‘老辈’看齐？管他老百姓死活！这原是时代的悲剧；时代不
　　变，留美学生有几个会对镜子诅咒自己呢？”

而在实际上，象胡适、赵元任那样的庚款留学生，虽然在中国国内享
受较高的待遇，他们对于国家民族的建设性贡献，远远大于他们的个
人所得，称他们是中国历史上贡献率最大的文化人，也并不为过。在
这一点上，靠着国家的巨额助学金跑到美国并最终加入美国国籍的唐
氏，无论如何也是不可以“向老辈看齐”的。“管他老百姓死活！”
之类的“对镜子诅咒自己”，不过是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
“阿Ｑ心理”的变态发泄。换言之，就是唐氏在没有力量压倒胡适的
情况下，不得不象鲁迅笔下的阿Ｑ那样，满足于在“对镜子诅咒自
己”甚至于自打嘴巴的自虐中抢占身分制高点和精神制高点：

　　“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热剌剌的有
　　些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
　　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个一般，……”

写到这里，笔者不得不佩服鲁迅的小说天才，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样
一个铁的事实：中国的阿Ｑ即使跑到美国换个国籍，也依然是恨不得
把一切人都当成小尼姑来抹黑压倒的阿Ｑ！

〔原载《读书时报》2005年3月2日。提供者：（北京）张耀杰〕

对鲁迅，林贤治倾尽心力，可我还是不得不说他研究的成果未能令人
解惑。但这是一个旁题，可撂下不谈，而切力议论一下林贤治的《中
国作家群与精神气候》这篇文章。“反省一下，知识分子失败在什么
地方？战场上的失败倒不是最主要，在毛泽东的统治下，他们进一步
失去了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失去了批判的精神和能力；在被改造、
长时期的淘汰和自我淘汰中，所余的仅剩平庸与卑贱。一言以蔽之，
角色已经丧失，知识分子不成其为知识分子”，这是林贤治这篇文章
从毛泽东一段话语引论下来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并不能解释知识分子
当初为什么不逃离反而归附，甚至说是顶礼膜拜地投奔这个历史事
实。

我从来不相信有一种叫做“知识分子人格”的东西，倘若中国知识分
子有一种共同的人格，此前也不大可能那么热爱内讧。其实林贤治研
究鲁迅，对鲁迅的人格极为崇拜，但愣是没有发现他自己竟然要从一
个知识分子的鲁迅研究出一个另外的人格。其实，即使林贤治用“独
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来武装文字，依然容不得别人对鲁迅的批判
或另待。从我的视角来看，林贤治更期待全中国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
都应该统一装备上鲁迅的人格，也就是统一的“独立人格”和制式的
“自由思想”。虽然又跑到鲁迅的地界里说了两句，但这还是为着理
解林贤治对“中国作家”的价值判断。

林贤治立论说知识分子“在另一方面，由于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所以
难免抱有隐忧，甚至产生畏惧情绪”脱离历史事实，至少在重庆和南
京时期，知识分子的“首领”们就是周恩来的高朋，这些首领们也曾
经奔赴延安考察过，在“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的运动中也不断
呼唤和期待新政权的冉冉升起。我们大可查阅那个时代的留言，首领
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这些新政治、新主义和新制度，如此，断言
“对新政权缺乏了解”，显然和历史不符，是后人的凭空推断。

知识分子应当执力于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我相信林贤治同意这个说
法，这个说法历史证据就是知识分子对国民党的现实政治不满，而且
长期就不满，从北伐战争前开始就不满，一直地不满。可知识分子批
判了那么多的现实、提出了那么多的理论、坚持了那么长的主见，中
国在他们的手里改变了么？说中国知识分子对旧社会沉重地失望，其
实，大约在北伐夭折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自己的失望了。中国知
识分子，但凡对政治抱有参与或批判的，大致分为两类，一个是胡适
类西方格调的向往；另一个呢，就是鲁迅类莫斯科性格的瞭望，但这
不是人格，而是意识形态的选择。

确实来讲，这两大派的主张和实践，谁都没有改变中国。当1948年末
到来的时候，势态已经证明那个曾经寄望的也是曾经未被寄望的力量
改变了中国。这个事实还能不有力地证明知识分子是一帮空谈的政治
家和幻想家么？还不能强烈地令知识分子们自己自觉惭愧下去么？还
不能令知识分子们真切体会到自己的卑微和孱弱么？难道还不让知识
分子揶揄自己一事无成么？要知道，这些知识分子们至少从新文化运
动开始就努力地改变中国、改造社会，此时已经四十年，甚至可以说
一代的抱负都早已落空，无所事事地好似游手好闲，甚至羞辱在罪过
感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想象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自欧美的贵族精神，也就
是胡适式的，崇拜制度设计、法治构建和精神解放；另一个呢，则来
源于日本，立意整治国民性、相信改造和期待底层。更重要的呢，从
孙中山时代，以人民的名义，或者说就是“底层主义”就成了政治正
确的基本标准。知识分子，这个词汇之所以在中国变得很有历史分
量，就在于关于“人民”而言的标识。弱迹穷乡僻壤的，进而割据偏
荒一隅的，这个以农民为自己最大成色的力量，最终铺天盖地地席卷
而来，究竟是“人民”的力量来得人间正道，还是知识分子们的苦心
冥想来得风起苍黄？这还用说么？

即使在当时，民心所向或是历史潮流，就是那么浩浩荡荡，若风卷残
云一般浩浩荡荡。在这个历史转变中，即使多么残酷、多么惶惑不
安，谁能不承认它气势恢宏地震撼这个国度、这个世界和每个人的心
胆。即使我们想象知识分子有一种刚毅的共同人格，在这个历史性的
转变的大潮中，这样的人格价值还有几何？他们的信仰或理念还能价
值几何？还用得着毛泽东们来傲慢地羞辱他们么？诚惶诚恐地羞辱自
己，这就是必然的时尚，不是表演而是心悦诚服地羞辱自己，羞辱自
己的见解、羞辱自己的主张、羞辱自己曾经的想象，直至把自己羞辱
得卑鄙龌龊，扪心自问为什么20年前不投奔共产党。

知识分子，今天有模有样地自信起来，其实何尝不是以上一代知识分
子的惨痛代价为自己的话语权力么，用上一代悲惨无奈的牺牲为自己
身分骄傲着的么。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这和当年进城大军那种受过
伤、吃过糠的自豪心态又有什么不同呢？当话语被引渡到“无数革命
先烈……”这个铁打的事实面前的时候，那一代知识分子除了为自己
安逸舒适的情调、自在自如的生活和奇思怪想的虚幻作沉痛而真实的
检讨之外，林贤治还期望哪些资本可以令他们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
人格尊严？

想一下，如果顾准没有可以令他自豪的阅历资本，顾准还能保持它独
立的思维么？还能坚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么？顾准的气质，仅仅就是发
自性格或人格的么？他之所以能批判，源于他曾经真诚地信仰；而当
时的知识分子们呢？不正是因为曾经的怀疑和摈弃而争先恐后地转变
和洗脱么。这当然和林贤治所谴责的制度有关，但和历史事实与进程
无关么？胡风之所以首先罹难，就是因为它以为自己是鲁迅的正传，
有话语资本的资源，而他对文艺的主张，其实何共产党别无二致。根
本的冲突中有着延安窑洞豆油灯的艰辛对上海亭子间电灯泡舒坦的讨
嫌，用毛泽东的语录来讲，就是这只胡风从上海滩爬上来摘桃子了，
人家当然不干了。

之所以说“林贤治还在昏迷中”，就是觉得他抛开历史真实和过程来
判断、单纯判断政治、单纯判断人格、单纯判断是非、单纯判断好
坏、单纯判断真理。

〔原载《真名网》。提供者：（北京）张耀杰》

〔《自由时报》记者邹景雯/特稿〕中国到底如何千方百计阻挠台湾
陈水扁总统访问意大利？据了解，直到陈水扁总统的专机已经启程飞
往罗马了，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还待在意大利外交部不愿离去，企图让
陈水扁总统无法直接落地，不达“不让陈总统来”的目的绝不终止。

陈水扁总统这次访问教廷与意大利，与梵蒂冈交涉的主导者是台湾驻
教廷杜筑生大使，在取得教廷同意后，接下来的入境签证问题，重担
则落在台湾驻义林基正代表的肩上，而这场外交战虽然只有短短不到
48小时，过程却是高潮迭起。

台湾驻教廷与意大利馆处在意大利时间4月6日获得台北训示陈水扁总
统将亲来吊唁教宗后，林基正开始与义方联系，教廷外交部欢迎到访
是交涉的重要依据，但中方的“反制”几乎也同步展开。

回顾中国的攻防，共分为三部曲，第一阶段是不准陈水扁总统到访；
但无法顺遂后随即进入第二阶段，即另一具有国家重要象征意义的外
交部长陈唐山不准陪同前来，企图降低官方色彩，使总统即使到达也
成为私人的非正式访问；在仍难以如愿后，中方改为施压陈水扁总统
一行不可以搭乘专机，必须改搭乘正常航班前往意大利。

面对中国百般“去主权化”，台湾前线人员的应对也绵密进行，对于
对岸不让陈水扁总统亲自带团，意大利外交部发言人在7日中午的宣
布，最能透露个中三昧，他说：“关于意大利政府发给台湾的陈总统
一行来义签证，是基于国际条约的惯例，拉特朗条约规定，梵蒂冈邀
请的贵宾，意大利有义务给予签证。”

拉特朗条约是在1929年订定，之后已经过多次修正，意大利拿出这纸
条约做为挡箭牌，表面上冠冕堂皇，实质用意则在向中国强调，邀请
的人是教廷，意大利不得不配合办理，而这也是台湾在游说时的关
键。

此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官方特别称“台湾的陈总统”，则让
代表处格外的兴奋。

同样的，对岸挡不住陈水扁总统、改挡陈外长的部分，台湾则在提
列给教廷参加追思弥撒的名单中，已经把陈唐山列入，使之成为教廷
的正式宾客。

这次，梵蒂冈给台湾5个名额，与美国完全相同。台湾分别是总统、
外长与3位教长。美国团即因布什、老布什、克林顿都要前来，致使
卡特前总统被挤出代表团之列，不高兴的卡特还曾发表声明表达“遗
憾”，可见台湾所受待遇确实与各国平等。

既然陈唐山也是教廷的客人，意大利无由否决教廷的决定，对岸的第
二阶段打压当然也失败。不过，中国并不因此放弃，他们的驻义大使
甚至想“搞飞机”。

陈水扁总统搭乘专机前来意大利，是林基正的一大挑战，因为这次全
世界为了追思教宗，共有150多国元首与特使、200多个吊唁团集中于
几天内来到梵蒂冈，罗马机场的接待是意大利的沉重负荷，中方以此
攻坚有其政治目的，但颇能对准义方的弱点下手。

因此台湾代表处的防守更加要滴水不漏。这段期间，台湾与意大利外
交部持续进行热线联系，直到陈水扁总统的专机在义时间7日上午9点
45分于中正机场起飞了，此地仍不敢掉以轻心。

果然，7日当天林基正与义外交部多次通电话中，获知中国的大使一
直待在外交部不走，坚持义方要给个交代，即使专机已经起飞，也要
让陈水扁总统无法直接降落。

这位中国大使3月才刚上任，面对此一“困局”，当然使出浑身解
数；尤其意大利总统、总理才陆续访问中国，3月14日通过《反分裂
法》后，中国18日就到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来解释说明，中义关系并非
冷淡。

也许，中国在情急之下，日前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出面抨击“不准意
大利政府下次再有这样的情况”，足见其担心国际骨牌效应的愤怒；
不过，如此措辞在意大利方面引起不佳的感受，一位人士私下就说，
如果中国基于内部需要，事后骂一骂可以理解，但是由外交部公开讲
话，未免太不尊重意大利。

陈水扁总统抵达台湾后，意大利报纸仍在报导这次台湾总统的首次到
访事件与影响，“台湾出席、中国缺席”、“台湾造访、中国抗议”
的论述基调回荡在此间，台湾被提上枱面讨论，从未有如此盛大局
面！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1 04:33；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