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下周六（4月23日）在纽约曼哈
顿，海外50多个民主团体、华侨团体和《大纪元》共同举行《声援百
万人退出中共、自由民主大游行》，声援百万中华民众脱离中共，走
出恐惧，摆脱暴政，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党退团高潮。《大纪元》记者
辛菲4月17日采访了中国上海知名民运人士李国涛先生。

李国涛先生代表上海的民运人士及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们，声援
百万人退党，支持纽约的大游行。他表示相信此次大游行必定能够更
加有力地推动告别中共、退出中共、瓦解中共的进程，对早日实现中
国民主、人权、自由起到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

李国涛先生请记者代他在《大纪元》网上发表公开退党（团队）的声
明。他表示郑重宣布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收回宣誓，和共
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永远告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他说，虽然名义
上、事实上已经不是中共的一员了，但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
污点，有过宣誓，走过了一段弯路，所以有必要正式宣布和它彻底划
清界限，并且对其他人也是一种以身说法的教育和启示。

李国涛先生认为目前的退党活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不但对中华民族是个福音，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和平理性地向民
主自由转型，而且也对彻底瓦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告别共产主
义，彻底埋葬共产集权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李国涛先生认为《九评》是非常精彩的历史文献，从理论上彻底摧毁
了共产极权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大量的客观事实，从理论的
高度，对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本质的分析。

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上海民运人士声援纽约大游行

我（指李国涛先生；下同）觉得纽约的这次活动很有意义。我和上海
的朋友们前几天已经研讨过这个问题，我们都很支持。在此，我代表
我们上海的民运朋友及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们，声援百万人退
党，坚决支持纽约的大游行，我们预祝大游行圆满成功，

我相信，我们的这次大游行必定会得到国际友人、国际社会民主世界
的强力支持，也必定能够得到海外爱国侨胞，以及海外一切关心和支
持中国走向民主化的朋友们的大力支持。我们衷心预祝游行圆满成
功。

共产党55年的统治给中国老百姓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共产主义早
应该结束了，中共和其它几个小国家的共产党虽然还在苟延残喘，但
也已经到了末日了，没几天日子了。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应该坚决声援
这场退党运动，这场退党活动非常有意义，和当年印度甘地发动的
“不合作”运动有异曲同工之效。

共产党之所以凭借谎言把它那套邪恶的东西维持了那么多年，欺骗了
世界上那么多人，主要是因为庞大的组织基础。要想使它没有立足之
地，首先就要从舆论上批判，并且在组织上对它进行瓦解。也就是
说，已经在里面的要退出，不在里面的不要再加入，这样它也就没有
市场了。

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

┌────────────────────────────┐
│　我在此郑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我年轻　│
│　的时候由于受共产党的欺骗、蒙蔽，曾经在上世纪60年代加　│
│　入过少先队，70年代初期又加入过共青团，随着年龄的增　　│
│　长，自动脱离了少先队和共青团，但是因为我没有正式履行　│
│　过脱离手续，所以我今天郑重宣布退出少先队和共青团。　　│
│　　　　　　　　　　　　　　　　　　　　　　　　　　　　│
│　由于受中共的欺骗宣传，自己年轻糊涂，受骗上当，我曾在　│
│　1973年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后来到了80年代，自己在西方民　│
│　主思想的启发下，在中国民主墙运动的启发下，我觉悟到共　│
│　产主义运动是人类的一场邪恶运动。共产党是邪教，对内压　│
│　迫，对外欺骗，作恶多端，我们老百姓应该跟它划清界限。　│
│　　　　　　　　　　　　　　　　　　　　　　　　　　　　│
│　由于我参加89民主运动和90年代的人权运动，在94年10月被　│
│　中共开除出党，虽然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共党员了，虽然我从　│
│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事实上已经反对共产党的邪教思想了，但　│
│　考虑到我自己并没有主动公开宣布过退出，另外，我在以前　│
│　入党时曾经宣誓过，所以我现在郑重宣布，收回自己的宣　　│
│　誓，和共产党彻底划清界限，永远告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　│
│　　　　　　　　　　　　　　　　　　　　　　　　　　　　│
│　同时，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奉劝中共高层领导和所有共产　│
│　党党员：要认清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彻底抛弃共产党，彻　│
│　底和共产邪教决裂。　　　　　　　　　　　　　　　　　　│
│　　　　　　　　　　　　　　　　　　　　　　　　　　　　│
│　同时也借这个机会希望目前还不是中共党员、团员、少先队　│
│　员的所有中国公民，大家尽早觉悟起来，不要再受共产主义　│
│　和共产党的欺骗，尽快地和共产党彻底决裂，同时尽自己的　│
│　一切努力促使中国向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和平转型。　　　　│
│　　　　　　　　　　　　　　　　　　　　　　　　　　　　│
│　以上是我本人的郑重声明，从今天开始，立即生效。　　　　│
│　　　　　　　　　　　　　　　　　　　　　　　　　　　　│
│　　　　　　　　　　　　　　　　　　　　李国涛　　　　　│
│　　　　　　　　　　　　　　　　　　　　2005年4月17日 　│
└────────────────────────────┘

公开声明的重要意义

从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某些组织也好，原来已经由于自然年龄的到期
自然退出，或者由于从事的事业被共产党被开除，虽然名义上、事实
上已经不是中共的一员了，但是由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污点，有
过宣誓，而这个宣誓在我们自己本身的思想经历当中，我们也是走过
了一段弯路。我们有和它彻底划清界限的必要，这是必不可少的总
结。

更重要的是，对目前还不是中共党员的人，是很大的启发，我们的前
车之鉴对后来人是个参考，相信对帮助后来人避免走我们这样的弯
路、受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是一种很好的以身说法的教育和启示。

同时，也在彻底摧毁共产党高层领导的自以为是的把邪恶认为美好、
把错误认为正确的错误的思维方式，推动他们翻然悔悟、回头是岸。

退党活动的重大意义

目前开展的如火如荼的退党运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义，不但对我们中华民族是个福音，有力地推动中国社会和平理性地
向民主自由转型，而且也对彻底瓦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告别共
产主义，彻底埋葬共产集权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
历史意义。这次退党活动也必将对世界残存的朝鲜、古巴、越南等共
产集权国家产生极大的冲击，也促使他们尽快和平转型。

现在国际国内和平民主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尤其是有法轮功这样的有
良好国际信誉、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凝聚力的团体，在推动民主人权
运动，我相信中共的寿命不长了。

《九评》有理有据是精彩的历史文献

《九评》是非常精彩的历史文献，从理论上彻底摧毁了共产极权在中
国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共产主义理论在《九评》没有发表以前，对
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和世界人民还有所欺骗的话，那么《九评》发表以
后，通过大量的客观事实，从理论的高度，对共产党进行了深刻的本
质的分析，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使我们任何人都可以看
到：共产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9 06:47；http://www.dajiyuan.com〕

《九评共产党》发表以后，中国人开始认清共产党的脸了。但共产党
的灵魂确依然存在，那就是共产党的思想和文化。

真正维护着共产党的光辉形象，不是共产党内的政客，而是他们操控
的意识型态领域；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以及
下设的各省市宣传部、文联、作协、文化局和出版社、杂志社和网络
监查站。这些组织的有效运作封死了中国人的头脑，使人民渐渐变成
了党的驯服工具。警察和军队只是后备军而己。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己经习惯了读共产党提供的精神食粮，而那
些为党创作的作家群体等于是党的喉舌，只是以作家的身分被包装了
起来。更容易骗人。

试问新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脚下是踩着8,000万中国人的尸体，哪位
名作家写过在共产纳粹统治下的死亡和反省。象巴金、老舍、夏衍、
矛盾、丁玲、沈从文等作家应该是国家的良心，起码的职业道德也是
同情和关怀人的。甚至诺贝尔文学奖的宗旨；“文学的作用就是见证
历史”，这一点他们都用各自的人生技巧躲开了。

象当代的王安忆、莫言、王蒙等党员作家们都狡猾地不谈中国事。数
不清的良心犯、政治犯、法轮功修炼者，大量的还在监狱里呢，但我
从未见到他们为中国的无数人灾拍案而起。连表面的同情或签个名说
句公道话的都没有。真是自从鲁迅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有点骨气的
中国作家了。

一个残忍的专治国家，作家本来是要出来说点话的，捷克的作家哈韦
尔就是一例。作家先要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具备了人道和正义的观
念，才能一字千金：风格就是人格，那活在专治里如鱼得水的中国名
作家就都是些麻木的犬儒。

自己被改造了的作家，己经不再写对社会提出批评的作品，也就不能
再去读这种假大空的小说了，更不能叫孩子们看。劝家长们先打听一
下，凡是共产党员作家的书一概拿出去丢进垃圾桶，因为它包着文学
的外衣，比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邓小平选集》更能坑害人的良
知。

普通百姓们仅仅注意到武装警察的残忍，其实文化警察更狠，任何一
句话，一点思想，都是由文化警察阅读发现并通知武装警察抓人的。
傻子都知道警察或中央领导们是从来不读书的，他们只管来单照抓而
己。

中国的每个文化部门都坐满了那些文化审查干部，用他们训练有素的
嗅觉，发现哪一行攻击了党，哪一段为平民说了实话。被他们设定的
关健词太多了。

中国的名作家就是那些坏文化干部的领导。消灭个人思想和可能出现
的反对者是文联作协经常开会研究的工作。他们不仅老奸巨滑，投机
取巧，象舒婷、张贤亮、贾平凹、韩少功、张炜等都是党的高层领
导，直接消费着完全没人民参与选举的特权，不愁下岗，充当专治制
度的守护神，使极权仍然保持着国际信誉。

凡是在专治国家最畅销的书，是缺乏思想和党一致或小闹大帮。获共
产党的“矛盾奖”的文学作品只能是毒草，而被查禁的书才是我们需
要读的。

中国人，不要再受骗了，做一位不与狼共舞的读者吧。

流亡作家马建曾说过“活在专制齿缝里的作家，人们会希望听到他的
言论看法多过看他的小说，更多的是欣赏他的思想和人格，甚至理
想。人们期待作家能诉诸个人的真实感受，对当代的事物有参与，起
码有情感上的关切，从而也给读者一些自信。这种关切和道德责任是
分不开的。连练法轮功的人都知道，面临政治压迫，不能不抗议，而
这在大陆官方上百万名作家群里从未出现过。中国作家的作品读不到
批判自我的激情，更没给中华民族创造走向文明的道德勇气。没有批
判或建立一种文化规范，使共产党收敛些，相反，劳教和洗脑已成为
整治文人思想的传统了。”

那些满世界演讲的中国作家大都备有一套为人处事的能力，讲的和做
的肯定不统一，出国说的和回国说的完全两个版本。他们只在证明共
产党统治下仍有文学和思想。但说到“6．4”大屠杀就装傻，说到中
国现实就说文学就是文学，不谈政治，用保持着集体沉默，在骗老外
呢。作家余华一边描写人被权力迫害了，一边说中国完全自由了，和
美国没什么区别了。这些人根本就不诚实。

我看，只要是共产党员作家就是道德流氓。他们不会为法轮功受害写
一个字，吃共产党狼奶长大的作家就是一群文痞。

假如你碰上个没医德的大夫，你会躲开，那你就远离没文德的中国作
家，别掉进了道德的陷阱，保持点做人的良知吧。

共产党的思想不会散播在刀枪上，而是散在眷养的作家的脑子里，再
让他们写出作品去毒害着人民。今天的留学生们己经不知道中国和美
国有什么不一样了，他们看中国作家写的清代的故事，上中国新浪
网，女孩学妈妈崇拜周恩来，男孩17岁就准备入党，他们国和党完全
不分，己成了放在哪儿党都放心的“名优品牌”了。

不能既当共产党的婊子，又立中国作家的牌坊了。没有勇气退党的作
家不是个有道德的好作家。

请中国人立即行动起来，把共产党员作家王蒙、王安忆、莫言、韩少
功、池莉、方方、铁凝、贾平凹、邓友梅、张炜等等写的所谓的中国
文学的代表作都扔出家门，掀起一个道德自洁运动。

请各网站的文友把知道入了党的作家的名字，都暴露出来，以警示读
者不再上当。

〔转载自《大纪元》2005.4.8；http://www.dajiyuan.com。
提供者：（美国）蔡楚〕

看到近两周来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游行示威浪潮，我们感到欢欣鼓
舞。刘亚洲等少壮派将领发表的声援游行示威的声明，更让我们对中
国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相信，中国又象89年“6．4”时期一样，又
一次处在历史的重要关头。作为曾多次参与过历次中国民主运动的
人，我们认为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推进中国象
东欧各国一样，尽早以和平民主方式完成制度转型。

我们完全赞同刘亚洲等军方进步将领关于中国当前政治形势的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各地目前进行的游行示威完全是好得很，而不是遭得
很。这个抗议示威的主流是自发的、健康的。这是一场在新时期的爱
国民主运动。如果引导得法，必将大大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作
为中国的民间反对力量，我们坚决支持广大爱国同胞在各地举行的示
威活动。我们一直认为，要将中国的事情办好，不能只有一个积极
性，而应当有两个积极性，即政府与民间共同的积极性。尤其在当前
抗议日本右翼的蛮横挑衅中，中国政府应当从民间吸取力量，应当尽
最大限度地保护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这个前提下，才谈得上对民
众的爱国抗议示威游行作秩序和法制的引导和规范。

为了便于参与、组织、协调和引导各地自发抗日爱国民主示威活动，
我们特发起成立“中国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我们将联络各地的游行
示威的发起者和参与者，统一目标，协调行动，以便更有效地促使中
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强硬起来，迫使日本就二战期间的侵略罪行认罪道
歉，并在此基础上，捍卫我国的包括钓鱼岛、东海200哩经济专属
区，以及战争赔偿等等一系列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尊严。

为了更有效地调动官方和民间两个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族的
力量，同仇敌忾地对付日本右翼的挑衅，我们特向中国政府严肃呼
吁：

（一）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思想犯、宗教犯。
（二）有步骤地废除网禁、报禁、言禁，并从废除不让媒体报道抗日
　　　爱国民主示威的游行禁令做起。
（三）无论何人，谁再阻挡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体制的改革，谁再阻挡
　　　我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就让他靠边站！

最后，我们呼吁中共党内有识之士，及军中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将
领们，能够学习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政治智慧和胆识，尽早地同中
国民间民主进步力量结合，共同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
奋斗。

抗日救国联合阵线 2005年4月18日

张凡、刘辉、刘毅、高泽利、杜万萍、阎家鑫、王蓓、张树彬、
李丁、战心、王文江、杨量、陈秋生、王洋、林红梅、赵振开、
江明华、张英雷、肖利君、全力、杨福文、王小刚、赵坚、薛宜轩、
王蓓、王洋、陈秋生、赵振开、冷万宝、许万平、曾宁、李任科、
杨天水、任权、李运生、田晓明、何兵、王明、卞循和、王德丰、
李维、白一含、李杰、梁立维、杨建冰、何振春、刘少坤、王艳生、
李金福、王德丰、黄大川、赵铭铭、武慎、乔依行、李曦光、
黄嘉奇、蒋世华、李家华、李伟、吴琴华、吕祥振、向月应、
张向阳、杨炳光、王文武、廖双元、莫建刚、方家华、吴玉琴、
全林志、韦登忠、黄杰、贾三友、陶玉平、孙光全、杜和平、
覃礼尚、朱正元、徐国庆、康成、高小军、杨亭芳、谢卫东、
李小建、吴郁、杜和平、张重发、黄燕明、陈德富、卢勇祥

【附录】刘亚洲等十位军中少壮派将领：
　　　　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日本人为何对我猖狂？

（2005.4.18 21:49）

日本人为什么屡屡欺负我泱泱中华？甲午甭说、二战甭说，就是今
天，它也竟敢小瞧我们！咱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吗？不是手中握有
否决权吗？不是核俱乐部成员吗？没错，可这些却挡不住日本人骨子
深处对咱的鄙视。反过来，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却完全是另一幅模
样。它吃了两颗原子弹，却反而更加服气，更佩服美国人。这原因究
竟何在？

近日面对中国民间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怒潮，日本政府竟敢顶风挑衅，
悍然宣布开采东海油气田，其气焰之嚣张，态度之横蛮，莫此为甚！
其他如教科书事件、靖国神社事件，钓鱼岛事件，将台海纳入其防卫
圈事件，安理会入常事件，……等等，其实都统统不过传递着一个讯
息：惹了你中国又怎么样？

甲午战败，中国向日本赔款2.3亿两白银，折合为3.65亿日元。此外
还割地台湾、东北。可是二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政府受困于内战结
局的国际承认，都先后轻率地放弃了对日索赔。可这慷慨与宽宏所换
来的竟是对手的拒绝认罪、极度轻蔑和公然挑衅。若再对比战后德国
赔款880亿美元、首脑下跪忏悔和全民族的反省，这云泥之殊的反
差，又怎能不让国人倍感窝囊，倍觉屈辱？！

日本人的傲慢、放肆、猖狂和挑衅，难道不是以我中华民族200年来
的自卑、自大、自缚和自乱为前提的？而这一切，都最终铸成了、甚
至还在继续铸造着彼强我弱。而弱，就说不起硬话；弱，就要被人鄙
视；弱，就得受制于人。

请看如下一些数据：

日本以其仅中国1/25的国土，1/10的人口，创造出今天3万美元的人
均产值，这是中国900美元的33倍（2002年）。按ＷＢ于1995年的新
计算法，中国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位，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13。

而每1美元产值的能耗，中国为日本的12倍。2003年中国贡献世界经
济总量不到4%，而能源和材料的消耗却占到全球总量的1/3。

日本文盲率为0；中国为10%，1.3亿，超过日本人口总和。日本1905
年适龄儿童小学就学率就达96%；而中国1997年则仅为65%。日本的教
育经费近10年一直保持在国家总预算的约8～9%，而中国则徘徊于2%
我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的1925年，这在当今世界151个国家
中，名列第149，落后于许多非洲穷国。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7%（世界平均为22%），且已禁止作商业性采
伐，木材全靠进口；中国森林覆盖率为12%，且仍大肆采伐供出口，
如日本的一次性筷子全来自中国。在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
中国占4个，日本为0。

约200年前即1800年，中国ＧＤＰ是世界第一，占当时全球总量的
33%，1900年降为6.2%，1955年降为4.7%，1997年降为3.5%。在1913
年，中国经济总量是日本的3倍，而到1995年日本则为中国的8.5倍。

2004年全球贪污/清廉指数，在146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71位，日本
则为第21。这里还不包括我国每年天文数字般的决策失误和公款吃喝
的浪费数据。

另外，日本是亚洲媒体自由度最高的国家，而中国则在193个国家中
排名第173。

由此应当不难得出结论，我们中国人弱在哪里了。

直到前清，日本还不过被视为东夷海盗、疥癣之疾。日本文化，则不
过是华夏汉唐文明的一个分支。既然我们中国人不懒不笨，那他日本
人凭什么能后来居上？

凭什么？凭励精图治，凭优胜劣汰的制度优势。我们中国人这200年
来弱就弱在制度，输也就输在政治制度上。

当年，正当日本洞开大门迎接西学的时候，我们却来个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正当日本全民勒紧裤带追求船坚炮利的时候，我们却全国上
下在把玩着鸦片烟枪。而今天，日本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用公款赌博
和公款嫖妓或腐败曝光后执政党敢不谢罪下台？而我们的贪官污吏则
如雨后春笋，前仆后继。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在这个谁站在信息科
技之巅就站在全球之巅的时代，彼方是信息无障碍地交流、碰撞、激
励和竞争，而我方则是绞尽脑汁地封网、过滤、钳制和内耗；彼方是
最大限度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而我方则是最大限度地将民
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这彼我双方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文社会体
制，难道不最终都会反映到国民的综合素质上？难道不最终都会落脚
到综合国力上？那种认为只要西方技术，只需引进硬件就行，那种将
先进技术与产生这种技术的先进人文环境分离的思维，从当年的“洋
务运动”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一条将
中华民族引向自甘落后、自取其辱之路，可今天却还是有人要硬着头
皮继续走。

古人云：欲人尊我，必先自尊，欲人重我，必先自重。所以，我们要
日本人不敢轻侮我们，首当其冲的是我们自己要自尊自强！既然世界
各民族国力的较量，归根结底是政治制度的较量，既然政治制度的落
后，归根结底要落脚到经济效益上，那么，我们今天就再不能坐视我
们的政治制度再继续停滞落后下去了。因此，在这个日本右翼竟敢放
肆向我们挑衅的时刻，在这个百年国耻远未过去的民族危难之秋，我
们呼吁：

第一、全体国民，上上下下，都一道来反思导致中国落后、受日本人
轻侮的深层原因，都一道来探索能最大限度地激励全民族创造性活力
的制度环境问题，都一道来推动真正能使我中华民族崛起的中国政治
体制的改革和转型。

第二、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立法，立即无条件否决并废除此前
中国政府所通过的任何放弃对日索赔的条约或承诺，必要时可考虑启
动全民公投机制，赋予法源。

第三、全民支持政府强硬向日方交涉，不得染指我东海油汽田，必要
时我军可派出舰队保卫祖国海疆。

第四、我国政府立即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华战争罪行之战争
赔偿与日本政府展开谈判。必须向日本政府强硬指出，战争赔偿是战
争认罪的前提；并将钓鱼岛问题、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和
联合国入常问题，通通纳入这个谈判。

第五、创造一种机制，展开中国政府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对话，共商国
是，以形成全民共识，寻求一种有步骤、有秩序地推动中国政治体制
改革的方案。

（2005年4月14日）

（消息灵通人士来源：流产的军方《中日关系青年研讨会》）

中共独裁政权利用暴民的反日浪潮看来已经到了尾声，因为有消息
说，中共开了政治局会议，于是中国官方喉舌新华社发表《聚精会神
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评论员文章，而《人民日报》则发表
《从构建和谐社会看稳定》的署名文章，为人为的反日“怒火”灭
火，因为文章再次强调邓小平时代的“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
动摇”与江泽民时代的“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再加胡
锦涛时代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日中外长会谈针锋相对

为了灭火，新华社把4月17日中国外长李肇星与日本外相町村信孝的
针锋相对会谈与双方没有握手的紧张场面说成是“町村表示，日本在
近代历史上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对此深感痛
心，再次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日方愿深刻汲取历史教训，继续走和
平发展道路”。以此营造中国政府已经取得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小
日本”投降了，愤青们不用再上街了。

深刻道歉不知内容为何

英国《经济学人》统计过自从中、日建交以来，日本曾对当年的侵华
战争作过17次正式道歉，但是中国始终认为“不深刻”，如今的“深
刻”，不知内容为何，应该公布出来，提供当年曾经侵略中国的列强
争取中国政府谅解时作为“道歉教科书”。但是既然新华社批准这次
的“深刻反省和道歉”，那就立此存照，将来就不要再拿这个问题做
反日文章了。只怕在需要民族主义来转移民众视线时，这次的道歉又
不算数。

实际上这次的反日浪潮自始至终都是在中国政府一手操弄之下。这点
从北京的反日游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第1次有上万人；因为当局的
化解，第2次只有10几个人上街。就是使用的暴力也没有失控，由参
与游行的便衣武警制造与掌握暴力的分寸，不会危及人命，损失也轻
微，真要赔偿，也不要多少钱。但是所形成的“声势”或可以给国际
一个深刻的印象，使得以后不可再忽视中国政府而得罪中国的“民
意”；至于给日本人造成的恐惧感，或可以象台湾一样造成“以商围
政”的效果。然而结果却可能是国际把中国画入不文明的“暴力国
家”，而拒绝赔偿则为无赖国家，引起投资者却步；而日本商人也不
会象台商那样不争气，因为日本有武士道精神的传统，而台湾却感染
中国人的懦弱。

中、日青年会胡严词喝止

香港媒体还报导，共军高层原拟近日组织一场《中、日关系青年研讨
会》，邀请解放军内的高级政治工作者和军内、外青年学者，研讨近
几年中、日关系的困境、走出困境的新思维、中、日关系的前景等，
以谋求对策和发展。研讨会得到军方高层主管部门批准。胡锦涛4月
10日从山东视察返京后，获知此事非常生气，立刻严词喝止。

这宗事件可以看出两个问题：第一，胡锦涛学毛泽东那样，在有重大
事件发生时故意离开北京，然后出来“收拾残局”。反日浪潮已经从
连署签名开始酝酿几个星期，胡锦涛何不一开始就压制？

暴民形成压力迫日让步

第二，4月10日“严词喝止”后，为甚么16日、17日在上海、深圳等
地还发生大规模游行？因为町村信孝17日才来中国访问，所以要将暴
民形成的压力维持到那一天，迫令日本让步。町村信孝17日下午到达
北京开始会谈，《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在当天16:55上《新华
网》，新华社的评论文章则在16:59上网，表明这些文章早就写好，
町村信孝一到北京上谈判桌，那些暴民的威胁已经不需要而被下令解
除了。

中国要反日，如果理直气壮的话，不妨学韩国那样，政府直接出面。
政府不出面而私下纵容与组织暴民向日本政府施压，事后又一再撇清
关系，徒显作贼心虚的无赖面目，表明这个政府的无耻与无能。

一再撇清中共作贼心虚

世界上所有国家中，也只有日本对中国最了解。所以虽然出现暴力行
为，日本还一直“刺激”中国政府，包括坚持修改教科书、坚持油田
勘探开采、坚持中国道歉赔偿，使中国政府下不了台而继续纵容暴力
行为，让日本民众认识到日本有一个恶邻对安全的危害，以便为修改
宪法凝聚民意。

欺软怕硬

其实中国最在乎的是《美、日安保条约》维护台海和平与安全阻止了
中国的军事扩张，但是在中、日两国外长的会谈中，中国似乎不敢提
出这个问题，因为美国是主角。李肇星虽然从“红卫兵大使”升格为
“红卫兵外长”，但是欺软怕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所以还不敢组织
反美示威。

〔原载《台湾日报》2005.4.19。提供者（美国纽约）凌锋〕

中国应该正视中、日断交的严重后果，立即停止反日动乱。在中国反
日动荡风潮中，日本外相町村信孝昨天抵达北京访问，在会见中国外
长李肇星时，就示威群众骚扰破坏日本驻中使、领馆，要求中国依照
国际法“道歉、赔偿”，但遭到拒绝。据闻，日方已作出最坏打算，
准备召回日本驻中国外交使节，透过外交中断抗议民间反日风波中中
共官方的提出种种无理要求，并不惜在最后时刻宣布中、日两国断
交，停止对中国一切经济援助与金融贷款。

细究原因，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某些地方因为税收问题与中央意见不
和民众联手发动示威。也有人说是中共官方无力控制党内保守派与军
方，才联手煽动民间反日风潮引发社会动荡。这表明他们在对日外交
上有其路线斗争；江泽民与李鹏等保守集团拥军自重；胡、温两人借
力使力在对日交涉过程中进行民族大国和个人英雄造神，以巩固其权
力，并压制社会上的反对力量，去继续稳定维持共产党政权的合法
性。

胡、温之所以不敢依法向日道歉，是因为他们害怕，一旦党内煽动和
军队包庇反日活动的真相大白于世，种种谎言必将不攻自破而酿成党
内派系分裂的危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波反日动荡之后，
胡、温极可能发起另一波反腐整风运动来整肃、清算异己。史有明
鉴，在邓小平上台发动“惩罚”越南的侵略战争之前，学生两次动员
斗垮华国峰和其他邓小平的政敌，邓小平事后立即严管民众、镇压民
主运动。况且，民族主义高涨、社会长期动荡的后果，必会迟滞中国
民主改革的进程，使军方和保守派坐享其成。

胡、温还没有牢靠地掌握枪杆子。军系大老在对日本与台湾事务的看
法仍然与他们相左，他们不惜与美、日交恶，企图利用“联合印度、
俄国以制衡日、美、台三国同盟”，让几个核武大国在东亚互斗而破
坏区域稳定。另外，他们并故意在北韩核武问题上拖延谈判时间，反
对日本修宪恢复拥有正常化国家的防卫武力。不过，明眼人不难看
出，所有这些行径与当年腐败的满清一般无知：凭靠满目疮痍的中国
内政和军纪焕散的解放军，就妄图要求日本称臣纳贡，岂非忘却了自
强运动后中日甲午之役的历史教训。

我们可以推知，如果日本全面停止对中共经济援助，并宣布中、日两
国断交，日本凭藉它在中国的投资比例、海外援助贷款、经济成长的
贡献角色，以及它在欧、美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只要日本全面对中国
进行国际政治斗争和经济抵制，并且重组自己的商品生产线，从而引
发台商、欧、美各国生产线得不得不相继退出中国市场，并在进出口
与消费产品上抵制中共，可想而知，中国必将立即发生经济大衰退，
让改革成果一夕化为乌有、而返回过去锁国时期。这绝非危言耸听，
中国的有识之士应引以为戒啊。

因此，我们在此严正谴责那些为争权夺利而掀起暴力反日动荡的人，
诚恳呼吁中共官方停止煽动一切不理性的反日活动，勿再误用民气而
假戏真做，以致于玩火自焚，造成亡党害国的大悲剧，陪上了得之不
易的今日中国现状。中共应该充分明白和共同体认当前日本已由经济
大国迈向政治大国的不争事实，而中国自身必须在市场经济下不断追
求开放、竞争，并在政治上坚持深化民主改革。

总之，改革中奋进崛起的中国，不应该害怕失去政治大国的传统角
色，更不容许只因中国内政经改革或社会经济发展不顺遂，就掀起仇
外、仇日的动荡。中、日两国的未来不应该是玉石俱焚。两国人民只
有怀抱宽容，谅恕上一代的恩恩怨怨，让一切归零，重新出发，以利
中、日携手重新修好，透过选择合作竞争方式成为全球夥伴。这才能
在新世纪走出历史悲情而开创长久和平幸福。

（陈宜群：台北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研究生）

一、

年初，国务院第431号令晓谕国人，新修订的《信访条例》2005年5月
1日起施行。令初下，语焉不详，揣摩字里行间语气，“信访群众”
误解为黄金假期到时，青天敞亮，苦日子将到头。

为澄清误解，打消群众的故意（非顾虑），上面刻意南下，通过广东
省信访局以咨询活动之时髦方式，在广州某公园吹风，宣传新条例主
要精神，唱响了《春天的故意》。

二、

着重宣传的主要精神大约有两条，一是信访人数禁超5人，“信访一
般应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等书面形式；如采用走访形式的，应
到相应机关设立或指定接待场所；如有多人提出共同的事项，应推选
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

与时俱进，“一般应采用”既针对《把“信访”打回原形》，又符合
《上网上访好》，诚心诚恳，值得赞许，然而，狗尾续貂的“禁超5
人”却莫名其妙。

首先，精确制导出“5人”限额，根据何在？是不是结合信访群众泪
水长流之特征，兼顾互联网时代到来，“55555~~~~~~”引发
了《条例》炮制者的灵感？或者，三人为众，五人成虎，《条例》制
定者视信访群众为洪水猛兽？

而事实上，在时下中国，到底上访和上访群众是洪水猛兽，还是被控
告，被上访方是洪水猛兽呢？

推行“5人”配额，官方的解说词是，上访群众“方式有时比较激
烈，冲击接待场所，围堵党政机关，拦截公务车辆、堵塞铁路、公路
交通等行为时有发生”可为什么出现类似情形，类似情形多还是少，
官方未到位解释。但官方准备推广信访5人制，到位地实施反冲击，
反围堵心态却十分明显。

这成什么了，官逼民访，民不得不访，却遭遇民访官逼，是良性循
环？新《条例》的最高理想是支持贪官肆虐，腐败横行，最低纲领是
助长官僚主义，为不作为或者胡作非为减压减负？

还有，一相情愿的5人制信访推行得开吗？群众智慧无限，代表不超
过五名，非代表可Ｎ名啊！再不然，大事化小，化整为零，我们分期
分批前往，行不？我既非代表，亦非非代表，不到办公室，不进办公
区，我陪同前往，我冷眼旁观行不？群众智慧无限，更重要的，群众
力量无穷，被压迫群众力量更无穷，群众是什么，群众就是天，就是
最大！你五人制有多大，你说5人就5人？

问你吧，信访超过5人，你将会怎样？1到6人，就算冲击和围堵？于
是，文斗改武斗，你出动国家机器，击之，镇之？

以信访群众为敌，其实有很具体很好的办法，没有必要制定实质指定
必将臭名开来的新《条例》。比如，为壮声威，为震慑信访群众，各
级信访部门完全可设在公安机关，甚或武警驻地，乃至军区军分区防
区，一蹴而就，一劳永逸，看刁民“团结就是力量”掺和“集体主义
精神”还放不放得出光芒。

南北联动，在广州着重宣传的另一条精神，大约是“可下访，禁上
访”。根据“信访总量上升，群众越级走访增多；信访反映问题集
中，多涉及群体性利益，呈现反复性、组织化等新特点”，新《条
例》强调逐级信访，三堂分审“结案”原则。从最基层信访开始，不
服者，可以“复查”一次，“复核”一次，但必须逐级进行，而且，
三堂分审结案后，“对复核意见不服……各级人民政府信访机构和其
他行政机关不再受理”。举例说明，我到乡里信访了，我不服，我可
到县里要求“复查”，我仍然不服，我还可以到市里“复核”，但我
对“复核”意见仍然不服，那我就完蛋了，叫天天不会应，喊地地也
不灵，各级政府有权不搭理我了，我别指望到省里去讨说法，更别奢
望到首善之区去辩善恶了。

为什么要越级上访？为什么要集体上访？为什么要长期上访？最近的
佘案之类，恐怕都没有说服力，因为我们处在盛世，没有冤假错案，
惟有吏治清明，歌舞升平。比如，与广州比邻，与《春天的故意》一
字之差，《春天的故事》奏响的深圳，你能想象有上访吗？你能容忍
越级、集体和长期上访在深圳出现？脾气暴烈的深圳前市长现书记李
鸿忠有名言，“深圳出租屋成丑恶之源、犯罪之源！”兼“谁砸深圳
的牌子就砸谁的饭碗，谁破坏深圳形象就让谁臭到底”之类，治下则
有先新条例一年而施行的地方法规，《深圳规定上访禁拉横幅喊口号
违规信访将被驱散》之类。一言九鼎，动辄砸，动辄禁，有关谁罪谁
恶谁信访谁违规，李大书记会和你坐而论道，细说周详？

首善之区到首富之区都不能容忍信访特别是“上访”，新《条例》自
然要顺乎官意，制定“可下访，禁上访”之准则了。

新世纪，新信访，“禁超5人”结合“可下访，禁上访”，你势单力
薄，最好孤家寡人，从乡里折腾到市里，我市里再把你仍回乡里，我
敷衍塞责，从容应对，防火防盗防信访，我看你还访不访，我看你
急，看你闹，看你“55555~~~~~~”，看你自焚终有了（可别
忘了，首善之区还禁止为信访而自焚）。

（2005.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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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把“信访”打回原形


一、

为根除自焚现象，连“驻地”在香港的喉舌《大公报》都使用“沉迷
上访”之类字眼直接间接地批评“上访”了，我顿时觉得有掺和“上
访”的必要了。

二、

据说，建国初，人民群众不断给毛泽东写信，毛的秘书田家英负责挑
选一部分送毛批阅，其余的则由自己代拟回信。

在代回人民来信过程中，田家英为群众的信赖和殷切期盼感动，遂提
出各级领导机关成立专门机构认真处理人民来信的建议。为此，毛泽
东专门批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讯，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
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
系的一种方法，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

于是，各地逐步建立信访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也成立了信访局。

掂量当年“信访”二字，很清楚：信在前，不远足，举手之劳，八分
钱邮票，可以解决问题；迫不得已而后访，来防不是来求，访是调查
与查访，先信后访有些先礼后兵，兴师问罪的意思。

换言之，先前的信访，形式到“交办”，人民群众完全掌握了主动
权，有名（分）有实（效），一般不需要“上访”。

三、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8分钱普通邮资已经翻了10倍，没有官方数据，难以统计人民来信翻
了多少倍，但绝对不是十倍数能够明断的。可以明断的是，普遍的石
沉大海杳无音讯遭遇，导致“信访”二字错位，即便数量暴涨，来信
已经式微，来访日趋势众。

来访要与恭迎“拍档”，受访者地位骄贵但态度必须谦卑，很不正
常。时移世易，主仆位置拨乱反正，不受欢迎的来访已经归位为来求
与乞访。受访者居高临下，反守为攻，完全取得主动权，御乞求者于
千里之外。来访成乞求，信访和平演变而正名为上访，理所当然。路
漫漫其修远兮，无奈上下而求访。无奈求访终无用，与上访同行，小
过激静坐到大过激自焚，顺理成章。

当年，毛泽东时常亲复群众来信，而且，惜墨如金的他往往纠缠于细
节，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可参见毛复江苏小学教员吴启瑞例）。当
今，不清楚中央领导的做派，于信访，地方上的传闻倒听到不少。据
说，某省新任省委书记交代，省内来信，无论以何种形式寄交他本
人，一律由秘书拆阅，秘书则向传达室交代，省内寄交给书记的信
件，除公函外，一律由“下人”（秘书下面的一帮子人）拆阅。换言
之，连省委书记的秘书，都不屑直接搭理群众来信，更不要提及书记
老爷本人了。我感到很奇怪，万一是书记大人的私信呢？知情者言，
书记大人先前是京官，从未在本省工作过，本省亦无亲朋好友……

大约在省委书记心里，信访已成公害，避之惟恐不及，不要提接见上
访者，连接触上访者信件都怕脏了眼。治理污染，书记们放心、放任
手下人的高明——对付“沉迷上访”者，或以太极推掌，或以泰山压
顶。近日传闻之“上海警方于北京大规模搜捕上访民众”如果属实，
可视为“压顶”代表作，既有高压严打的风采，又有地方压中央的态
势……

由于书记们旗帜鲜明，从党委到政府，信访办都在边缘化。冷眼旁
观，机构设置上，信访办仿佛外围组织，“行政区划”上，则明显成
为外围建筑。仔细想来，倒也合法合理合情，信访办不边缘外围化，
混同于党委政府的办公部门，上访人员得以进出拥塞行政办公区，人
民政府与人民公仆还有时间和情绪办私吗？

坊间传言，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府和市政厅，所在国民众可以自
由半自由地出入。我不知道，其中有无上访者，上访者会不会闹事扰
官。我们到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专门侧门机构，专业文字工作
者，按部就班，流水线作业，转移和打发上访者，有效避免了上访者
自由散漫，“进出拥塞行政办公区”。也因此，作为敷衍上访者（或
许还有舆论）的工具，相当长时间内，信访办依然是人民“官场”必
不可少的摆设，哪怕在虚拟世界也不例外，被网民引为笑话的中纪委
举报网站便是明证。

当然，边缘外围化的结果，工作在信访办的干部，自觉晦气和丧气的
居多。直面仕途到头，发落刺配的“走势”，免不了憋闷与窝火。自
己苦大仇深，哪有雄心壮志与闲情逸致为上访者请命，解上访者倒
悬，有的不过麻木不仁，吃饱了混天黑的人生哲学。

稍有心有肺者，则深感无权无势，尴尬于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境
遇：信访办有承上启下名义，实质外（外围）引内联，但大内高官厌
倦厌恶“外围”“沉迷上访”者，推崇赞赏信访办不引不联，矛盾下
转与上交，以上上下下来回折腾，即便“周转不灵”，也鼓励堆积上
访信件和案件……

四、

中国人厚道善良，但凡得过且过，大多“安居乐业”。腐败过头，欺
压太甚，逼迫上访，一些政府与官僚却恼羞成怒，一副天下本无事，
庸人乱扰之的敌对心态，何曾记得“群众利益无小事”“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类训导。

倡导“三为”了，承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了，信访工作应“打
回”原形了。我以为，新一届政府应象建国初期的“新政”一样，重
视信访工作。但愿胡温垂范，走遍祖国大地，不如坐而治访，以真抓
实干，抚慰民心。

“要把这件事看成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加强和人民联系的一种方法，不
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只有蔑
视群众甚至仇视人民的政府与官员，才会炮制“依法治理上访”“防
火防盗防上访”“对这些上访及自焚者应采取不理睬或者坚决打击的
措施”之类歪理邪说。

“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我们的一些地
方政府和官员却高高在上，官官相护或者官商勾结，轻视、漠视、无
视群众利益和意见，于群众呼号央求，非不能乃不为，可为而不为。
其实，上访很少直接越级，大多为逐级上访，上访者汇聚北京之类现
象实乃不作为或者胡作非为的部门以及官僚推委扯皮矛盾上交的直接
后果。

重视信访工作，首要的是“辞旧”：清理上访案例，对历史遗留问题
进行专项治理。建议中央政府开始，各上级受理单位把上访案件“发
回重审”，层层施压，各司其职，以免职、撤职、开除公职之类“刑
罚”侍侯，杜绝推委和扯皮，限期审结。对老大难问题，新闻媒体介
入，被控告方、处理方以及上访者三角鼎立公平陈述，人民群众监督
“陪审”，是否无理纠缠，胡搅蛮缠，人民群众自有公断。了断旧案
各级部门要有把上访案办成铁案的决心，力争那些“上访专业户”口
不服心也服。

万事开头难，“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
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一旦“回零”，“辞旧”之后
是“迎新”，“迎新”要把“信访”打回原形，让人民群众重新掌握
主动权：一封信，除非诬告与诽谤，必受理，必受访，必受益！长此
以往，民心必然大服。

（2003.10.7）

〔原载《世纪学堂》。提供者：（北京）张耀杰〕

连战和宋楚瑜二位在野党领袖计画先后访问北京，两岸即将进入政党
对话的时代。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即使口头上宣称这样的交流是
为了两岸人民的福祉，实际的议题却完全回避了中国人民的基本人权
问题。

在中共政权统治下，全球五分之一人类仍无法自由生活。维吾尔人民
无法学习母语，西藏人民无法崇拜达赖喇嘛，内蒙古人民失去千年牧
野，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被歧视的少数。即使汉人，也没有言论、集
会、结社、信仰和迁徙等等基本自由。“6．4”事件的冤情尚未平
反，连前总书记赵紫阳都被软禁到死。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估
计，因为在网路上发表政治异议而被中国政府关押的新闻工作者，至
少60人。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国死刑犯被处决人数高居世界首位。
美国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国监狱虐待人犯问题仍严重，对法轮功的
打压持续进行，并以反恐为藉口打击和平的维吾尔族分离主义人士。

面对这样的事实，连宋或其他任何政治人物都不应该沉默。

对于中国恶劣的人权现况，世界各国均予高度关注。欧美各国政治领
袖凡到中国访问，必然提起人权问题，甚至要求建立官方的人权对话
机制。江泽民、胡锦涛到美国访问，首先要回应的是人权问题。美国
前总统柯林顿、现任国务卿莱斯到了北京，也必然要求中国改善人
权。近来欧盟有意开放对中国军售，欧洲各国人权团体均大力抵制，
绿党籍的德国外交部长费雪甚至为此罕见地公开反对总理施若德的政
策。台湾的朝野各党派既自许为民主政党，若对中国人权问题不闻不
问，能不令人匪夷所思？

近年来，台湾民间对中国人权关注提升，国内人权团体曾公开声援以
下案件：杨建利因争取回国权利被非法逮捕判刑，至今被拘禁将近3
周年；王炳章因长年在海外为民运奔走而遭绑架回国，被判无期徒
刑；丹增德勒仁波切因支持达赖喇嘛而遭构陷，被判死刑（因国际压
力而暂缓处决）；无数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虐待等。

台湾能够贡献于世界者不多，但民主化的阶段成就确实值得同为华人
社会的对岸参考。且台湾饱受中共打压，本应最理直气壮地监督中国
改善人权。陈总统当选之初虽揭橥人权立国的口号，但至今对中国人
权问题的关心仍相当有限。既然在野党说要去做执政党做不到的事，
连宋二位主席有义务将台湾民间对上述案件的关切带到北京。同时，
他们更应向中共领导人施压，要求以真正的自由开放来落实其“一切
为民”的改革承诺。

保障人权是两岸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党领袖急切登陆为的是私心还是
公益，这就是试金石。

（王兴中：作者为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生）

〔原载《中国时报》2005.4.19。提供者：（台湾台北）曾建元〕

一、前言

在影响两岸关系的因素中，有一项重要变数较少得到充分的讨论，那
就是两岸各自内部的政治发展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实际上台海冲突的
基本根源在于中共政权的专制独裁本质，国共斗争乃至于两岸分裂分
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制度之争，近10年台湾民主化的迅速推进，
更深刻的影响到两岸的互动及未来的发展。

1987年11月蒋故总统经国先生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开启台海两岸民
间的大量交流，民国80年李登辉总统修改宪法宣布废除动员戡乱时期
临时条款后，两岸关系正式的从“国共斗争”迈进“两岸互动”的时
期。同时，1987年7月经国先生宣布解除戒严，反对党获得合法地
位，自此，台湾也进入快速民主化的时期，可以这么说，两岸互动与
台湾的民主化是同时间一齐起步开跑，形成李总统主政10年的两条主
轴。

所以，观察90年代两岸关系的发展，台湾政治民主化成为不可被忽视
的重要变数，并且是展望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起点。在台海两岸政府
均有意愿追求中国未来统一的情况下，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使
得统一与民主成为相互关联的不可分割物，任何主张或关心中国统一
的人，都不能无视于这个现实，且有义务沿著民主的道路来规划中国
统一的进程。

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家统一纲领”明订统一的目标是“建立民主、自
由、均富的中国”，李总统多次重申“中国必须统一在既照顾全体中
国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的理念，辜
振甫先生在去年（1998）访问中国大陆时，亦当面向中共总书记江泽
民先生提出“大陆民主化是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显而易见，两岸
至少有一方把民主视为统一的目标，如此，在未来的两岸统一谈判
中，民主已经是不可回避的议题。

中共对台政策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目前实行于香港，香港
的政治地位与台湾大不相同，香港的回归由宗主国英国与中共进行谈
判即可进行，台湾则是主权独立的民主体制国家，这样的统一模式无
法套用在台湾。“一国两制”本身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暂时安排，所谓
的“50年不变”，50年以后如何，无人可知。更重要的是香港以“特
别行政区”的名义统一于大陆，这种统一方式的真实含义是以“特
别”一词为统一后的大陆与香港划下一条不可跨越的界线，所谓的
“特别”之意最重要的是香港“基本法”第1章第2条及第5条所规定
的“实行高度自治”及“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及政策”。

香港回归只是名义上的主权统一，它的实质意义就是在统一后维持一
个“井水不犯河水”的格局，大陆与香港仍是两个地方，祖国母土的
制度与政策不能实行于香港，香港的制度及政策与它的祖国母土也没
有关系，这种“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的统一方式，非
但不能带来国家的长治久安，甚至在情法理上为将来香港的分离留下
一条出路。

“和平统一”则是两岸的共识，也是最符合两岸人民福祉的统一方
式。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人已经流过太多的血了，以致于每一个登上
政治舞台的领袖，莫不把争取和平当作一个政治要务。如众所周知，
中国大陆直到本世纪的80年代开始，才终止动乱争取到和平的时间进
行现代化建设，因而缔造了人类史上的经济发展奇迹。台海局势则早
了20年维持了基本和平稳定的形势，使得台湾比大陆多了20年的时间
进行现代化建设，因此也创造出举世所称道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奇迹。

回顾过去中国人50年的历史，就可以发觉，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遗训
“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确是对中华民族的宝贵教诲，值得每一
个中国人深思。

两岸的统一，肯定是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如果两岸
统一要用和平的方式，并且又要达成实质上而非形式上的统一，那么
民主可能是唯一的有效手段，就此而言，本文将分别从民主与和平的
关系、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与内政对两岸关系的影响这三个方面，重新
反省两岸关系的本质，进而得到本文的结论：“实现民主、巩固和
平、追求统一”。

二、民主与和乎的关系

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方式，与其他政体相比，民主更有
可能消除以暴力手段解决社会内部争端的必要性，这种作用直接来自
民主政府的特性，因为：一致同意通过某种参与的体制处理社会事务
时，所有参与者便都承担服从决议的义务，即使这些决议某些人并不
满意。民主不仅通过发挥参与承担某种义务来鼓励和平解决争端，而
且创造一种使诉诸暴力以达到目的成为不必要的和战略上不明智的局
面。.民主鼓励和平解决争端，因为民主从来不会做出任何使少数派
有正当理由诉诸暴力的决定。所有政治社会，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面临
急剧而重大的变革，在实行民主的社会内，这种变革较少产生暴力的
反应。

即使是不同的社会之间，甚至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民主体制更有利于和
平。对于民主与和平关系，当代西方人做出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研究，
逐渐形成“民主和平理论”（democratic peace theories），其意
即有民主体制的国家之间，比较不容易发生冲突或是战争。它主要有
两种理论型式：

民主国家跟其他政治形态国家比较起来，较少涉及对外战争、危机或
是暴力争端；民主国家间极少彼此发动战争。为什么民主国家比较酷
爱和平？解释原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类：

由于民主制度的限制及民主国家的决策结构限制，主要是反对党的作
用、决策权威的分散、决策者可能付出代价太大与民主决策的资讯公
开等，使得民主国家的领袖们不太容易使用暴力或是战争的方式去解
决争端，于是安全产生于彼此国内的限制，和平来自于民主的政治结
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与规范，使得民主国家的领袖、政治菁英与公
民习于日常发生的、和平的有限制的竞争（bounded competition）
这种公开公平的竞争系统所指的不仅是选举，它有广泛的型式与行为
者涉及在内，包括所有形态的立法与行政工作、公民的组织过程及表
达利益的方式，这其中所展现的民主与自由的价值与规范，使得和平
解决争端成为一种常态。

对于民主和平理论尽管还存在许多因果关系或是操作上的争议，但是
上述的理论原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一般共识。并且它对中国大陆内
部、两岸关系或是亚太局势的安定都具有特殊的意义。从正面积极的
方向来看，由于民主政府的制度结构限制及价值规范的影响，使得民
主国家倾向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相反的，极权国家恰恰是因为缺
乏制度限制，没有以人权为重的民主自由思想，使得独裁者容易甚至
习惯以暴力方式解决问题。

从亚太安全来说，战略学家席格尔（Gerald Segal）极力主张东亚地
区要建立一种网路性的安全架构，从长程的眼光来看，经济成功与社
会稳定是区域安全的必要条件，却远非充分条件，只有在东亚的主要
国家国内建立了健全多元的政治系统后，东亚和平才能有较大的保
障。从欧洲的情况看，只有在法国与德国建立了完全的民主体制之
后，对战争的选择才真正的从议事日程上去除。

在这个地方，他质疑中共：“中国如果不能正确的对待它自己的人
民，将被认为它也不能正确的对待它的邻国”。

的确，和平（或是稳定）的问题必须从大陆内部、两岸关系与亚太局
势一并观察，中国大陆如果出现动乱，就没有两岸或是亚太的和平稳
定存在，相对的，如果亚太区域不安定，就没有两岸关系及大陆内部
的和平稳定。从外部环境来说，国际社会对中共的不信任即在于它不
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这在“中国威胁论”中体现的很清楚，中共被视
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其主要根据之一是：中共仍是一个有意向及能力
控制其人民所有层面的思想、行为与沟通的极权政体。

为什么中共在经济、军事与文化上各个层面的发展会被外国认为是
“威胁”？显然其中的关键还是在中共政权的本质，只要中共维持专
政独裁的本质，这是说中共没有有限政府的观念、不保护个人权利、
没有司法独立及中立的媒体、政府不在被统治者同意与多数人的意志
下运作，那么亚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就不可能。尤有甚者，中共现在把
民主改革视同社会混乱，在大陆社会要求民主的压力下，中共会更趋
向强调爱国主义式的团结及不可质疑的共产党的领导，这样一来，台
海的紧张不可避免，因为中共政权将无法尊重台湾人民决定自己未来
的政治权利，否则如何面对将来大陆人民比照台湾要求中共尊重对自
己未来做选择的政治权利？

民主对于中国大陆内部的和平稳定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从89年
“6．4”天安门事件开始至今，中共当局就把“维持稳定”视为最重
要的施政方针，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事实上，民主体制就是一
种维持社会稳定的最有效的机制，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国内和
平的维持与巩固也有赖于民主的建立，对于这一点，中共的第一代领
导人毛泽东曾有过详细的讨论。

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用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的主张，他
认为“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
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民主与和
平是互为条件的”。不仅于此，他还明白指出“一时的后退现象，不
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
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
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

可惜的是毛泽东虽然有这样的想法跟主张，但是在中共建政之后，他
并没有这么做，反而是朝党的集权、个人独裁的方向发展下去，终于
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悲剧。80年代以来中共的“改革开放”虽然断
断续续的进行一部分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观察其内容，中共
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但不等于“民主政治改革”，甚至中共政治改
革（包含“党的建设”的改革）的目的是在强化政府的施政效率及共
产党的控制能力，建政50年来，中共没有在民主的道路上走多远，反
而在强化“党的领导”上大有斩获。

回到两岸关系来看，两岸原本具有实现“民主和平”的条件，因为两
岸中国人同文同种，具有重要相同的文化根源，在种族与文化认同上
没有冲突存在，而这正是伤害民主和平最严重的地方，非但如此，两
岸中国人具有特殊的情感，有着显著的经济交流与大量的民间交往，
具备了民主和平的充分条件，只要中国大陆进行有意义的民主政治改
革，那么，大陆内部的稳定、两岸的统一与亚太的和平则可能一同到
来。

三、民主与统一的关系

台湾的辜振甫先生到中国大陆访问时，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先生当面
提出：“大陆民主化是实现两岸统一的关键”后，中共中央的反应相
当强烈。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评论文章，猛烈批评台湾的民
主经验，并把台湾要求大陆民主化视为台湾要求独立的藉口，这种
“中国人敌视中国人”的心态，是让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宁愿相信
这种误解是来自于两岸制度与观念的差异，而不是来自于党派或个人
政治利益而故意的加以歪曲。

台湾的民主经验的确还不是完美的民主政治模式，但是不能就因此全
盘否定它的民主成就，甚至放大台湾的部分缺点，进而抹黑丑化台湾
的民主实践，无论如何，台湾的民主经验是中国人进行民主实验的一
大试点。台湾的民主经验至少有三项成就，为我们所珍惜，并认为可
能可以当作中国百年来追求国家稳定人民安乐的一个解答：

第一，这是在中国人的土地上，第一次赶上世界现代化的潮流，建立
由全体国民直接选举政府的各级领导人的制度，这种制度真正的意义
在于，把政府的政策、领导人的操守，定期的直接的交给人民来检
验，由民意来监督，以确定责任政治原则，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比定
期直接选举更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第二，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人自己的土地上，用“数人头代替打破人
头”的和平方式，来解决政治权力转移的问题，来决定国家的政治事
务，摆脱了中国现代史上赞成者与反对者相互残杀、相互消灭的革命
陷阱，以后关于政治事务，不再是敏感的事情，而是人民日常生活的
一部分，用选票来决定权力归属，不必动用公安武警军队力量，用暴
力流血的斗争手段来解决矛盾，这才是国家社会求稳定的根本办法。

第三，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建立体现“多数统治，尊重少数”的民主政
治制度，民主的意涵不仅在于多数统治，更重要的是尊重少数，尊重
少数人的意见不能依靠领导人仁心雅量，而是需要制度保障，保障少
数的意义不只是让少数人的意见能存在，而是少数人意见有没有经由
公平制度的竞争而成为多数的可能，保障少数成为多数的可能性，才
是尊重少数的真义。

台湾的民主经验正是在责任政治、和平转移及尊重少数这3个意义
上，凸显出民主的价值与涵意，摆脱台湾悲情历史的束缚，迈向新台
湾人的境界，进而希望自己所珍视的台湾经验能够与中国大陆共享，
这不是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强加于人，而是分享中国人的民主经验，关
键的地方不是什么模式的问题，而是判断民主与不民主的价值标准问
题，不能说因为有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人民素质等等
条件的不同，就把所有的政治型态，都用“民主模式不同”这句话含
混带过，台海两岸的差异不在于所谓的民主模式的不同，而在于政治
价值理念的不同，这正是两岸制度与观念差异的根本所在。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20年，不能说在政治现代化上面一点进展都没有，
但是中共所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不是政治民主的改革，体制改
革的目标在于提高政府的效能，民主改革的目标则在于提高人民权利
的保障，严格的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后果可能造成更有控制效能的政
府，这跟民主改革完全是不同的事。即使是使用“社会主义民主”或
是“协商式民主”等概念，这些概念里面恐怕都必须包括“责任政
治、和平转移及尊重少数”等价值，才能符合世界所公认的民主定
义，也才是真正的民主政治。

中共认为台湾“以民主作为不要统一的藉口”，两岸之间不是民主与
不民主之争，也不是民主的形式之争，而是要不要维护国家的主权与
领土完整之争。

中共的这些想法不只误解了台湾主张的用意，甚至有意的忽视了中国
统一所包含的意义，中国将统一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严肃思考的课题。

中共的看法，是回避了中国统一的实质问题，而只关心统一的形式问
题，按照中共的想法，两岸只要名义上统一就好，之后台湾继续享受
民主自由生活，而大陆老百姓则需要在社会主义法制政治下，继续拥
护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仅仅是从新华社文章的这种说法来看，就可以
知道他们对民主的误解很大，这种“一国两制”的思维方式，并不能
保证国家主权和领土的长久完整，中国历代的分裂，乃至于国共斗争
的原始理由，不就是为了一个制度之争？中国统一的实质问题，即在
于如何寻找一个能使国家长治久安，不再陷入中国历史上分合治乱的
循环悲剧。

中共认为“一国两制方针体现了对两个制度的差异性的尊重与包容，
是符合民主精神的统一方案”，这种想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最
近，香港的“一国两制”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香港终审法院裁
定港人在大陆的婚生或非婚生子女均享有《香港基本法》所赋予的居
港权，中共新华社随即发表文章，强烈批判香港法院的判决，指称这
判决违反基本法，严重挑战中共全国人大地位及“一国两制”，简单
的说，中共认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而不是香港法
院，换言之，什么东西符合“一国两制”，什么不是，也由中共决
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国两制”只是形式上的民主，而不是实
质上的民主，香港的案例说明了，在一个国家之下，你走你的阳关
道，我过我独木桥，是根本行不通的。

（董立文：中华欧亚学会研究部主任；new_tw@hotmail.com）

一、

目前民运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是要最终地在祖国建立民主的制度，这一点没有任何怀
疑的余地，也不存在问题，但是在民主制度建立时（这并不是遥不可
及的事情）中国是要实行共和制还是联邦制的确是一个问题。如果这
样的问题是一个小问题，那么，情况也许例外，只是这个有关国体的
问题实在重大，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也轻视不得。所以，我在构思这
个篇文章的时候并不是认为这样的问题就不重要，可是，如果读者们
耐心读完了全文后，你就会发现我对这样如此重要的问题竟然采取了
置之高阁的做法是否正确？

问题就在于从国家或者民族的角度讲，国体问题的确是一个特大的问
题，这样的问题建立在人民广泛讨论的基础之上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
幸事。把这样的情况和以前中国在重大问题上的独裁者的一锤定音的
情况联系起来思考，进步的事情就不在是一个行而上学的字眼可以搪
塞的了。就这个意义而言，海外民运人士中间兴起的有关国体问题的
研究是十分自然的。在海外自由的环境下，这个只有在自由讨论不受
任何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够结出果子的问题在我们民运人士的智慧中发
出光亮也是一桩好事。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将近100年的时间之后，有人
重新提出讨论联邦制的问题表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实行共和制的
那个时间上，我们民族的智力和政治水平还很幼稚，以至于这样如此
重要的问题事实上“逸”出了民族的讨论和争论。在实行革命，搞共
和制的问题上，我们能够发现的只是政治家、革命家的一句话或者一
个意向，看不人民和专家学者们参与的事情。正因为情况如此，所以
在共和制已经快有100年的时间里，人们重新提出了联邦制的问题就
一点也不奇怪。站在民族和国家的立场上，讨论的结果即使绝大多数
人最后地接受了共和制，但是讨论的价值也还是显然易见的，在一部
分人坚决主张联邦制的情况下，共和政体非但不会削弱，而且会在反
对的呼声不断的得到加强。

上述的问题不过是说明了在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上争论和讨论国体问题
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原封不动的移到民运队伍中，认
为我们民运人士也应该围绕这个问题展开讨论那就大可不必，在下面
的议论中，我将要详细地说明之。

二、

共和制和联邦制作为国体都有它成立的理由，就理论上讲，共和制的
思想更多的与民主有关，而联邦制的思想一般的都与自由有关，因此
在民主和自由有着区别意义时，这两种制度的内在区别也就容易辨
认，在那些长期具有民主革命传统的国家中大都实行共和制，而那些
具有长期的自由传统的国家中，一般都愿意实行联邦制，在这里，制
度本身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可言，它的价值同采取它的国家与民族的历
史、风俗、文化与习惯有关，因此，如果说这里有一个选择的意义的
话，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采取某一种制度而排斥另外一种制度的事
情就不是“任性的自由”观念可以解释得的。

如果说我们对于问题要作深入的研究，那么就会发现，在实行共和制
的那些国家中，民主的思想在一个偶然的时间中有一种突飞猛进的发
展，这种发展造成的结果是民主的立法形式造成了共和体制，在这种
体制中建立在普选制度上的民主保证了各阶级和各民族公平参与政治
的可能性，与此相关的是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和制度本身的性质之间存
在的差异往往会被人们忽视，于是共和制的存在就好象要求自己必须
一次又一次的更新，更新的结果是共和国的面貌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和
变化，民主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一步又一步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这
样，在实行共和制的国家中，大都有着一个民主进程中的“倒退”，
而每一次的“倒退”都好象同进步有着连带的关系，但是这样的现象
又往往会促使共和国中的有思想的人考虑与共和制不同的联邦制的问
题。问题的焦点在于：如果讨论是自由的，那么，共和制与联邦制孰
优孰劣的问题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大概的情形来看，联邦制国家的前身一般都有一个封建主义小国家
的历史，在这样的小国家中实行统治的封建政权大都缺乏一个强而有
力的中央集权的传统，由此而形成的存在于地方的自治精神和自治思
想一般都比较地活泼，政治生活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政治权力的分
散和多权力单元的自治。与这个现象一致的是人的自由的观念也就比
较地发达，权利的思想也比较昌明，而“国家”这个封建主义的单元
也就被无意识地蒙上了一层自由主义的色彩，于是那些在民族和国家
的发展过程中起无比重要作用的风俗习惯之类的东西就潜移默化地发
生作用，以至于一个“造物”性质的东西好象逃出了人们视野。其
实，它是有自己的性质的，这种性质的东西不是任何一个外在的模仿
可以模仿得了的。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可以这样说联邦制国家是公民自由在小国家
中的闪光，它的本质是“自由”，而共和制呢？则更多地体现出“民
主”，尽管在今天，民主和自由是同一个价值，但是在价值形成的历
史上它们还是有区别的。大凡在那些具有长期的中央集权传统的国家
中，革命自由观念的不发达往往会酝酿粗“民主”的“革命”，而“
革命后”的社会却又常常产生出“民主”的欠缺，于是，在“民主”
的不断的“补充”和“完善”时共和制的生命也就在延续之中。世界
上实行共和制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次性的建设成共和国的，因
此，许多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共和国都无不面临一个扶正共和的问
题。

三、

如果不就事物的表面现象看待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种看法就一定会赢
得很多人的赞成，即一个国家是实行联邦制还是实行共和制好象是这
些国家中的“精英人物”的选择。其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在表面上
的“精英人物”的选择的背后一个很难露出“真相”的同时也是隐而
不见的东西是民族的“自然之所为”。所以制度所赖以生根的土壤，
不是人为的“创造物”之类的东西所能够比拟的，一个“天意”、
“自然”的存在物是绝对容不得否定的。

在上一个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中，中国其所以没有建立联邦制而走上
了共和之路，这与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分不开
的，因此即使在今天共和制还是个架子，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一定就
要求我们实行联邦制呢？从理论上讲，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可能的，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80、90年的的时间中一个没有建设成功的
国家制度有可能被人们判断为“不适合中国的体制”，所以重新选择
与此种体制不同的另一种体制，在理论上无论如何是能够讲通的。就
这样的情况来分析问题，目前在海内外呼声很高的“中国应该实行联
邦制”的舆情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说这个现象同时也与中国民主的风
气开通中的言论自由有关的话，那么这样的现象绝对不是消极的东
西。特别是在目前民运人士的队伍中，一些很有名气的人卖力的主张
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的事情很引人注目。

我不主张中国实行联邦制，主张扶正共和制，我也不主张民运人士队
伍中展开有关联邦制和共和制的争论，因为，我认为这样的争论在国
家和民族这个大的范围内展开，毫无疑问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在我们
民运人士这个团体内争论却是有害的。民主运动是要为中国人民争取
民主而努力奋斗，而争取民主的运动的成功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广义上
的“人民参与”，这样的“参与”必然要淘汰那些分歧很大的诸多问
题，在这些问题之中，联邦制与共和制就是一对。如果说这个问题放
到了中国民主化之后，那么在广泛的人民讨论的基础之上用民主的方
式让人民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自主地选择国家体制，而这样的选择一
定会在事实上打破了中国以往的政党“包办”，民运人士为之努力的
目标也就最后地达到了。到那个时候，当我们在国体问题上所投下的
那一票同普通选民的一票一样时，民主是什么就不再会成其为一个问
题的了！

四、

上面的意思是说国体问题在民运队伍中的争论应该“搁置”，“搁
置”到中国实行民主化之后，而不是在它之先或者在它之中。这个意
识如果要表达的更加清楚的话，那无非是说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和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时扶正共和是我们最好、最方便、最有利、最
有益的选择。

共和制本身就许诺了广泛的民主，因此，在民主化运动中高举起共和
制的旗帜，不但是富有“战略意义”，而且也是民主运动要达到的真
正的目的，特别是在人民还处于被压迫的不当权的境地时舍过共和制
而重新提倡联邦制就有可能造成运动自身的混乱。在我们中国最基本
的事实是共和制已经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漫长的时间内，共和
制虽然没有被“落”到“实处”，但是它对于我们中国的13亿人来
讲，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如果说这个概念因精神的缺乏而显得
空泛的话，那么，它比联邦制这个许多普通人陌生的东西来说它就更
加适合运动的需要。民运人士的“职业”如果是要造就中国民主运动
的话，那么，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不就成为民运的“外行”了吗？

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可以造就任何一个观念的，也不是任何一个政党
或者任何的一些团体可以随时造就任何观念的。共和观念既然是我们
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们造就的，此后又经过了无数次的宣传和宣
扬，那么在今天我们立于其后用民主的运动而收获其“果实”，又何
乐而不为呢？假如我们的民运队伍现在一致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联邦
制，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时自己的肩上就无异于担当了两副担
子：一副担子是宣传联邦制的观念和思想；一副担子是推翻共产党的
虚伪的共和制。两副重担在肩，我们走得动路吗？

因此如果说民主运动要求我们在组织民主的大军的时候，自己所能够
掌握的东西不是广大人民群众陌生的，那么给共和制充实民主的内容
就是我们最方便的选择，又如果说在此之前建立的共和国因缺乏其精
神的话，那么在民主的运动中发扬共和精神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的
了。又假如我们对于这些如此现成如此方便的事情“搁置”不闹，而
把民主的运动当成了一个建立联邦的运动不就是走错了路了吗？我们
应该认识到，自由不是一个在瞬间中能够建立和发挥影响的东西，但
是民主却是一种可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上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的
制度，因此即就是在民主化运动成功的那个日子里，公民以法律的方
式选择了联邦制，民主运动的目的不是建立联邦制的事情也是用不着
论证的事情。

五、

就理论来谈论上述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出一种完全不同的话来
的，但是我们如果就民主运动的实践来看，情况就会如我们所说的那
样。在“89民运”中，我就碰到一个类似的问题，值得跟读者们商量
商量。1989年5月18日下午，我所在的咸阳市人民广场的近上万人围
绕从一支西安市而来的“大学生演讲团”的行为展开了争论，许多人
认为“演讲团”来咸阳演讲，要求咸阳市民支持绝食的大学生是正常
的民主行为，没有任何错误，其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但是还有那
么个别人认为这是大学生们在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大串联”行为
“搞动乱”，因此，他们说这是“非法”行为。在这一场观点的冲突
中，我赞成前一种观点而反对后一种。

就在这一场辩论的开始，我要求那些说大学生们行为“非法”的人出
示法律根据，我质问对方：“你们根据哪一项法律的哪一条哪一款判
断大学生们的行为非法？”在对方当时拿不出有关法律的时候，我拿
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第35条，我就用这一条中的有关规定
为“演讲团”行为的“合法”性作了一个辩护，虽然到今天为止我不
敢说我的辩护就很好，但是，我可以说它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在我
的辩护发表之后，人民广场被“中国大学生万岁”的民主的呼声充
满。在这里，如果你认为我的辩护行为的性质是为专制国家的法律的
正确性唱赞歌，那你就是民主的门外汉。

的确，我在作上述辩护的时候不是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35条是一个“虚设”的东西，但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民主运动可以使
“虚设”的东西变成为“实在”的宪法不就是运动的意义之所在吗？
就这样的事情来看，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共和制是一个“骗人的玩
意”，这一点用不着否定，但是走出了“骗局”的公民们要扶正共和
体制，使共和制实现其完全意义，却是民主化任务中的最省力的事情
了。若不是这样，我们假设在上述的场合中，我在参与辩论时，首先
批评“虚伪的共和国法律”，然后拿出广场上没有多少人能够听懂的
联邦制法律（这个法律只能在“胎中”），再用这个法律（它的确是
自由的法律）去为“演讲团”的行为辩护，能行吗？

民主的运动要能够最后成功，就必须要具备民主的潜在精神和潜在意
义，而这一切“潜在”的东西和当时的人民的可能理解和可能赞同属
于同一事物，因此，民主之于人民大众来说虽然有一个“提高”的意
义，但是绝对不能够走到“亢龙有悔”的地步。不了解这一点以为领
导民主运动的人的手里只要拿着完全真理，其他的人的任务就是“追
随”，那么民主运动和共产党运动就没有什么区别的了。民主有着一
种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普通公民对民主的理解和民主的领袖们的理
解应该具有同一的价值水准，若不是这样的话，民主就是一种充满了
歧义的东西了。

六、

我认为民运人士的队伍中不应该主张中国应该实行联邦制的理由还在
于，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在遇到民主化变革时往往会造成分裂。因此如
果在同等条件下，联邦制国家分裂的可能性是要大于共和制国家的。
在实行民主的变革中，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解体，也与这些国家的
联邦制体制有关。这样如此深刻的教训如果能够在我们中国民运人士
中间引起足够的重视的话，我们在国体问题上所持的意见就不能不慎
之有慎。

在前面的议论中，我已经说到联邦制国家中公民的自由观念比较发达
而在共和制的国家中公民的民主意识比较强的问题，在这里，我还得
进一步的说，自由在实践中所容易引起的歧义同民主的实践可能产生
出的问题有着一种可以对比的内容。因此这些内容如果受到我们的高
度重视，在民主化运动之前我们就对其中的某些问题保持警惕的话，
那么未雨绸缪的中国先哲之训诲我们就掌握了。从理论上讲，我们把
某些在未来中国民主化运动中有可能对国家造成危机的因素事先的作
一个考虑，我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大事业上就转不了向。现在
的情况是我们的民族国家同我们中国人一样地受到了共产党专制的奴
役，因此民主化的内容还有一个解放国家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我们
对于那些有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危险因素绝对如何都不能够掉以轻
心。

在这篇文章中，我个人并不是以为宣传联邦制思想在未来的国家民主
化进程中就意味着危险，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否定民主化运动同任
何事物一样也有它的“负面”的东西。一般来说极端民族分裂主义
者、宗教极端分子都有可能象我们民运人士一样地利用民主化间歇时
出现的混乱而兴风作浪，因此我们鼓动中国民主化运动的大潮的行为
一定要有防患于未然的准备。如果我们遵照同样的思路，分析一下民
主化运动的有关呼唤其所以很难在我们中国人民中间立即到广泛响应
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民主化所引起的国家解
体在我们许多人的心理蒙上了严重的阴影，无视这样的阴影而一味的
按照自己的喜好而随心所欲乱发议论，怎么能够完成民主化的大业
哩？因此从策略和战术的意义上讲，我们民运人士与其卖力地鼓吹联
邦制，不如全力以赴地扶正共和制。在共和制中我们中国人可以寻找
到民主同在联邦制中可以享受自由一样，都要求我们需要努力和付
出。

在联邦体制中，存在着一个十分活跃的地方利益，当这种利益处于专
制政治的压抑状态时，它自然的酝酿着不满，因此当这种不满在民主
运动展开的过程中有了释放的可能时，过度释放会造成难以调解的地
方利益冲突的事情就有可能导致分裂；也恰恰在这个时刻中，不成熟
的联邦制宣传可以使宗教极端分子和国家分裂分子找到方便的借口。
出于这样的考虑，扶正共和要比呼吁重新建立联邦制有着很现实的利
益。从这个方面讲，民主运动虽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爱国运动”，
但是它要最后的成功“爱国主义”因素的最大发挥是无论如何也少不
了的。

就原则而言，我们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但是这样的乐
观情绪如果把我们引导到无视民主化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种种危险和
危机的地步，就非常的不好。对我们而言，民主化意味着我们中国的
一项福音是自不待言的，但是这福音中也有可能孕育着灾难却是我们
应该警惕的事情。情况果然如此的话，我们在开展民主的宣传方面应
该注意什么？掌握什么？不就是心中有数的了吗？在民主问题上我们
有好多的话要说，有好多的事情要作，但是在这些“好多”之中也有
一些需要排斥的东西我们应当有所意识。有的话我们可以少说，或者
不说，有的事情我们可以少作或者不作，这里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
题，民运的智慧也就体现在这里。具体的讲，那些适宜于“专家学者
们”讲的话，我们就少讲或者不讲，适宜于文学家和诗人作的事情，
我们就不要作，不要把我们自己弄成同共产党人那样的“烂包袱”，
什么都想包，结果什么也包不了。

（2005.4.16）

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收容所殴打致死案，从而揭露了全
国普遍存在着的收容遣送部门的司法黑暗，引发了国内外广大网民与
法律界人士的一致谴责。在众多舆论压力下，中国政府取消了收容遣
送法。而在此之前，安徽20多岁农民郑义胜在上海打工被上海公安局
收容，在上海公安局收容遣送的过程中，郑义胜竟然神奇的“丢失”
了。其家属经过长达7年的寻找上访，得到的是上海最高法院法官出
面调节的“谅解协议书”，协议以郑义胜亲属放弃寻找和以法律程序
维权为代价，可得到上海市公安局收容遣送站10万元补偿款。在郑义
胜的父亲郑道宏3次拿着中国最高法院的督办函，可到上海二中法院
得到的判决竟然是“上诉人认为应告知‘事实下落’的理由，本院不
予支持。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据郑道宏表示，其家
乡在上海打工而丢失的至少还有6个人。

农民工上海打工被收容，民工神奇失踪

1999年4月，安徽省庐江县陈埠乡新田村农民郑义胜离开了妻子和仅
出生4个月的儿子，跟随本乡工头董长建等人到上海打工。11月19日
郑义胜的父亲郑道宏突然接到领郑义胜打工工头董长建的报信，郑义
胜被上海公安局收容后失踪了。董长建称9月6日深夜12点多钟，上海
普陀区石泉公安派出所的警察突袭了他们居住的上海联真招待所，将
他们全部拘留，并在9月7日上午以无“暂住证”、“打工证”为名送
往普陀区收容站。董长建被上海收容遣送站拘留，11月18日才由家人
拿钱保释回来。在收容拘留期间，董就没看到过郑义胜。为了证实董
的说法，郑道宏又到和儿子一同打工的李青、齐冬生等人家里打听。
据李青等人介绍，当天被收容的10多人都被带到收容站的院子里，大
家都被警察带上中巴车，唯独郑义胜没有让上中巴车，自此大家就在
没看到过郑义胜。

相互推诿，都不承担民工丢失的责任

为寻找儿子，郑道宏在11月23日赶到上海市。上海普陀区公安分局石
泉派出所工作人员承认曾经拘留过郑义胜，但第二天移送给了上海市
普陀区遣送站。在上海普陀区遣送站郑道宏得到的答复是，9月8日收
容的“三无”人员中确有郑义胜的名字，并在当天遣送到了安徽蚌埠
收容遣送站。12月2日，郑道宏赶到安徽省蚌埠市收容遣送站查询郑
义胜的下落，但从蚌埠收容遣送站提供的9月份上海遣送来的遣送人
员名单上没有郑义胜的名字。自此，郑义胜在上海遣送站到安徽蚌埠
遣送站之间神秘失踪。

2000年3月，郑道宏再次到上海市普陀区遣送站查询儿子的下落，而
上次接待他的副站长梅某却改口说，郑义胜是被他们移交市遣送站
了，责任应该由市遣送站承担。郑道宏又到上海市收容遣送站查询，
市遣送站的人说他们根本没有接收过叫郑义胜的人。但是在普陀区民
政局的登记资料上，确实有郑义胜被移交市遣送站的记录。就这样上
海普陀区遣送站和上海市遣送站相互推诿，都不承担郑义胜丢失的责
任。

上海法院无视国法，拒绝受理郑道宏的起诉

2000年5月9日，郑道宏在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起诉了上海普陀区公
安分局和上海市收容遣送站，要求两被告履行职责，告知儿子郑义胜
的下落。而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贯彻执行〈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3条“由于行政机
关的原因致使原告无法举证的，举证责任由被告承担。”的规定，以
“原告不能提供两被告对其儿子郑义胜做出收容遣送决定的证据，无
法证明收容遣送这一具体行为的存在”为由，拒绝为郑立案。为此，
郑道宏非常气愤，和郑义胜一起打工的10多位民工都可以到法庭证
明，郑义胜被上海普陀区分局拘留和被遣送站收容的事实。为什么上
海普陀法院不顾事实存在，无视国家法律，拒绝为一个普通农民主持
正义与公道，天理何在？法院知法犯法，谁来管？

在接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拒绝立案的通知后，郑道宏又上诉到上
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但结果诉讼又被驳回，维持原法院的裁定。
郑道宏茫然了，上海市是谁的天下？那些法院前面还道貌岸然的挂着
“人民”2字，可“人民”的权利却被他们剥夺的体无完肤，“人
民”到那里才能找到公道？

自己收集证据，北京上访

对失去儿子的痛心，对上海法院司法腐败的痛恨，郑道宏在家乡东挪
西借了些钱（此时，郑家为寻找儿子已经负债累累），独自开始四处
搜集儿子被收容遣送的证据。在搜集到上海普陀区石泉派出所对郑义
胜的讯问笔录、收容对象情况表，上海市收容遣送站收容郑义胜的证
明材料，安徽省蚌埠收容遣送站的未接收到郑义胜的证明材料以及上
海两级法院的裁定书，证据确凿。2000年8月10日，郑道宏北上北
京，到最高人民法院喊冤告状。在北京郑道宏把事实经过写成材料送
到人民日报社，人民日报社的负责人看很重视，考虑上海法院的形象
问题，没有进行相关报导。但是，人民日报社给上海高级法院发函，
希望上海法院尊重事实，查明真相，为郑道宏主持公道。

最高法院的复函在上海法院成为废纸一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接到郑道宏的申诉和查明证据后，立即
致函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充分考虑接谈，依法处理”。可上海高级
法院却又将案件转给普陀区人民法院（这正是中国上访案件不能解决
的真正关键所在，北京国家上访机关的复函被层层下转，最后又落实
到被告那里办理，不用办，其结果都已经明了。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
脑袋，除非那个人是精神病患者，如此周而复始的上访与下转，才
使中国上访民众越来越多，越访越被迫害）。2000年10月14日，上海
普陀区法院通知郑道宏案件涉及到上海遣送站不他们管辖，所以不予
受理。郑道宏又到上海收容遣送站所在地卢湾区法院起诉，但卢湾区
法院又以此案是上海市高级法院发回普陀区法院重审案件，所以不能
重新立案为由，拒绝受理。被踢来踢去的郑道宏无奈再上北京告“玉
状”。

在北京最高法院旧药重开，再次给上海高级法院复函“认真接谈，依
法处理”。2000年10月底，郑道宏拿着最高法院的复函再来上海高级
法院，上海高级法院接待人员让郑道宏回家等候。

长久的等待，等来上海高法出面调节“私了”

回家等待1个多月后，郑道宏再次来到上海高级法院问旬，负责办案
的李婕法官声称经调查证明，1999年9月9日郑义胜确实被遣送回安徽
蚌埠，当天上海遣送到蚌埠的“三无”人员共有909人，其中就有郑
义胜。郑道宏当场拿出安徽蚌埠市收容遣送站出具的证明材料，证明
蚌埠收容遣送站没有接收到上海遣送站移交的郑义胜。当时，李婕法
官表示，法院会再到蚌埠核实，要郑道宏回家耐心等待。

在家等待焦急的郑道宏无论怎么电话催促上海高级法院，但上海高级
法院都以工作繁忙为由，声称案件还没有调查清楚。2001年9月，上
海高级法院法官由安徽高级法院工作人员陪同，在安徽省庐江县政法
委在场的情况下，上海高级法院法官告知郑道宏，经过多方查找，确
认郑义胜失踪。上海高级法院愿意为被告和原告调节，上海收容遣送
站愿意赔偿失踪者家属10万元人民币，但前题必须是，家属撤回诉讼
请求，并且保证不再坚持要上海遣送站承担郑义胜失踪责任，不再为
上海遣送站过失向政府部门要求权利。

2001年11月2日，在上海市高级法院信访接待办公室里，上告2年无果
的郑道宏无奈的在调解私了和解书上签字。

孙志刚案起风波，郑道宏再进京上访

2003年3月，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收容所殴打致死案，引起了全国人
民对公安收容遣送站的一致谴责之声。看到孙志刚被收容遣送站殴打
致死的凄惨报导，郑道宏一家又不能平静，儿媳不停的哭泣，孙子也
嚷着要爸爸，郑义胜的母亲更是几乎哭瞎了眼。郑道宏一狠心再上北
京上访，一定要知道儿子的死活，一定要将迫害儿子的凶手绳之以
法。

2003年6月，郑道宏在搜集到一些新的证据后3上北京上访，最高法院
3发复函上海高级法院要求认真办理。2003年10月14日，上海高级法
院做出〔2003〕沪高行再字第1号裁定，撤销〔2000〕普行受字第2
号、〔2000〕沪二中受终字第45号行政裁定，指令上海普陀区法院对
原告郑道宏起诉立案受理。经过长达4年的起诉，最高法院的3次督办
函，郑义胜失踪案才开始立案。在2004年4月30日，郑道宏才迎来了
上海普陀区法院“被告上海市救助管理站（原收容遣送站）于本判决
生效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告知原告郑道宏之子郑义圣（胜）的下落”
的判决。

接到判决后，上海救助管理中心（原收容遣送站）把已经重复了多遍
的郑义胜被收容后遣送回蚌埠的经过以书面形式通知给郑道宏。郑道
宏再次上诉到上海第二中级法院，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告知郑义胜真
实下落。2004年8月12日，上海二中法院判决声称：“原审法院判决
上海救助中心（原收容遣送站）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以书面形式
告之郑义圣（胜）的下落，并无不当；上诉人认为应告知‘事实下
落’的理由，本院不予采纳。本院对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4次北京上访，维权无期，长住上访村

2005年2月，为了找到儿子真正下落，郑道宏4上北京上访。4月6日，
郑道宏在与笔者交谈中透露，在其家乡安徽省庐江县陈埠乡至少有6
个去上海打工的青年丢失，家人在寻找多年无果，又没有被上海收容
站收容的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在家独自落泪没有办法。已经60多岁的
郑道宏表示，这次来北京，不得到儿子的真实下落决不回家，宁可长
住上访村。

此事件透露出上海法院的蛮横专权，上海高级法院竟然会在人命关天
的大案上出面做调节人，签订私了协议，要求原告放弃自己依法追究
的权利，为被告开脱罪责，在高级法院的压力下，普通的农民如何不
弯腰？在这个事件中，上海高级法院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利用
法律的尊严压制公民放弃依法维权，这样的高级法院如何能把法律天
平上的砝码摆平？

郑道宏4次在北京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公函，可在上
海法院却依然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其中反映出中国上访案件不能解决
的弊端所在，北京国家上访机关的复函被层层下转，最后又落实到被
告那里办理，不用办，其结果都已经明了。用自己的刀削自己的脑
袋，除非那个人是精神病患者，如此周而复始的上访与下转，才使中
国上访民众越来越多，越访越被迫害。

（2005.4.13）

〔转载自《观察》2005.4.14；http://guancha.org〕

“5．4”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
化，追捧两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
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
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东总是说“5．4”的好话，
因为他自以为是“5．4”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5．4”的
坏话，因为在他看来“5．4”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
一。自延安以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5．4”精神，大会
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
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
“5．4”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的教科书
上，“5．4”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
术研究中，“5．4”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象都从这里
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还原到“5．4”的原点。什么“救亡与
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
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5．4”，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5．4”恰好发生
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
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
到，“5．4”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
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
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
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
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5．4”和
“5．4”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
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5．4”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
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
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象还是挺中
姓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
下去，大概还有10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
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
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5．4”前
和“5．4”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
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5．4”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
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好象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
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
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
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
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
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
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
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
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
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
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
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
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10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
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5．4”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
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
做秀，一边做“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
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
“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
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
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
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
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
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
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
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
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
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
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
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
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
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
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
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
头上的，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
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
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
会组织象“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
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
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
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
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
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
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
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
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
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
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
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粱漱溟的某些
作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
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
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时，实现干部年轻
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5．4”以后的2、30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
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
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
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带过，每人还不止一个（古代的皇
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没
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
政权，就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
闓，说人家从来不做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
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
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
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
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
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
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滥。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2003年6月25日深夜，于京北清林苑）

〔提供者：（北京）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