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赦”坚决支持和充分肯定即将于美国纽约举行的民主自由大
集会。

“中国大赦”坚决支持那些真正认清了中国共产党邪恶本质的人，自
发自愿的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大赦”也尊重那些尚未彻底认识邪
恶本质，或对中共还抱有一丝幻想，或因其个人利益与中共有着千丝
万缕关系的人继续留在中共党内与狼共舞，直至他们痛下决心脱离中
国共产党为止。

“中国大赦”所追求的是一切政治、宗教、思想信仰的自由和在中国
大陆彻底结束一党专制。正因为如此，“中国大赦”以为《九评中国
共产党》的发表对正面揭露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本质有着重大的现实意
义，由此而引发的退党风潮更使千百万中国人民从中国共产党50多年
的强制洗脑中清醒过来，弃中国共产党如敝履。

“中国大赦”认为：目前在中国大陆追求新网自由、言论自由、创作
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资信流通自由以及保障人权等等，
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中国大赦”坚信：总有一天象“4．23”这样中国人民追求民主、
自由的大集会一定会在9,6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火如荼的展开。
中国人民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唾弃中国共产党，并把它丢进历史
的垃圾堆中。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任何极权政府、任何反动势力
所无法阻挡的，“中国大赦”愿为此而不懈努力。

（2005年4月19日）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自《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九评
共产党》以来，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许多中共党（团）员纷纷在
《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发表退党（团）声明，评共声浪高，退党潮更
涌，退党人数已趋90万，每天以1、2万的速度快速增长。

《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16日采访了王军涛先生。他表示这次退党大
潮是大家自觉的、有道义水准的同步行为，标志着中共的严重危机。
他认为退党者都是比较正直的人，追求更高的道义境界，觉得共产党
在他们的道德标准面前是一种罪恶、腐烂、邪恶的东西，所以选择退
党，这也是在弘扬正气。

王军涛出身于将军家庭。1976年在“4．5”运动中，17岁的王军涛因
四处讲演及在天安门张贴4首自己创作的诗歌而被捕入狱。“4．5”
事件平反后，他获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王军涛考入北京
大学技术物理系。在西单民主墙时期，他与周为民、陈子明等人创办
《北京之春》。1986年陈子明创立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王军涛
担任该所负责人之一。

89民运中，王军涛被各界推荐参与“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的
工作，协调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北京知识界自治联合会等组织的合
作，因而被中共视为89民运黑手，以“阴谋颠覆政府、反革命宣传煽
动罪”被通辑，89年10月王军涛被捕，91年2月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
院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北京当局迫于国际压力，94年4月以“保外就医”的名义直接将王军
涛送往美国。他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从《中国“六．四”真
相》一书英文版《天安门文件》的编辑黎安友教授，获得政治学博
士。

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退党大潮标志中共的严重危机

共产党从夺取政权后，为了维持统治，一直在搞政治迫害，后来完全
堕落成一个利益集团，对民众进行各种大规模的迫害，迫害直接导致
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对共产党失望的人退党，不再加入，另一个，就
是被共产党开除。这在中共历史上一直有，而且每一次大的历史事件
之后，都会有退党、脱党或者被开除的现象。但最近出现的退党潮不
一样，因为很多人在主动的用公开声明的方式选择离开中共，标志着
中共的严重危机。

退党者具有高尚的道义境界，弘扬正气

现在的退党者都是比较正直的人，追求更高的道义境界，觉得共产党
在他们的道德标准面前是一种罪恶、腐烂、邪恶的东西，所以选择退
党，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我觉得在弘扬正气这一点上也很重要。

我自己过去在北大，我本人曾经在同龄人中有很多机会，但是当时有
很多人说：你不去说违心话，不去做违心事，不去干一些老百姓都说
是坏事的事，你就没办法在共产党里面保住你的位置，你也没办法得
到升迁，而且在里面，大量的时间要浪费在没有用的事情上，比如政
治学习等，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道德操守，而且
珍惜自己生命价值的人值得去做的事情。

为中华民族而退党

退党大潮使人们更加正视中共的邪恶的本质和丑陋的现状，以及它对
中国社会发展起的消极作用。一个好的社会，除了经济发展，还应该
有一种比较融洽的社会气氛，民主和自由的理念，高尚的道德标准。
但这些，共产党都做不到，包括人们普遍的道德也都是在它的影响下
败坏掉的。

正直的真正思考中国社会未来命运、中华民族前途的人，应当考虑到
在共产党之外或者共产党之后怎么去做的问题，那么第一步应该跟现
在的共产党告别。

我有一些校友目前还在共产党内，他们当时对于共产党的认识相对还
算比较深刻，也知道共产党在历史上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但他们当
时的想法，就是想在共产党内进行改造。我觉得在共产党内改造很困
难，几乎不可能。

89年以后有很多正直的人离开了共产党，包括一些在海外的人士。现
在这些人都在讲，其实当年把共产党推向执政高峰的很多死去的人，
这些人如果现在还活着，可能也会退党。这些人不仅把自己的命断送
了，而且为中国做了一件坏的事情。

这次退党大潮是自觉的、有道义水准的同步行为

历史上也有退党、脱党的，比如张国焘、陈独秀等，但这次退党是一
个集体行动，大家达成了共识，认识到这个党的现状是腐烂、腐败、
邪恶的。这是个很大的特点。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班上46个人，除了一个党员之外，只有两个人交
了入党申请书，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人加入共产党，真正相信共产
党，但不象这次这样成气候，这么有影响力，因为这次是一个自觉
的、有道义水准的同步的行为。

一个大的事件发生，有各方面的社会条件的促成，包括经济的、社会
的、体制的、历史遗产的、国际的，但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是领袖的作
用，协调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退党大潮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和声势，《大纪元》和《九评》，
以及人们的自觉的举动，对更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对中华民族未来的
美好的希望，都在促成大家的同步行为。

人心的原因早就有了，但没有人去协调，也很难实现。现在《大纪
元》以及《大纪元》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开发了一种机制，很
多人都同步了。

〔转载自《大纪元》2005.4.17 08:26；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本周六（4月23日）在纽约曼哈
顿，海外120多个民主团体、华侨团体共同举行《声援百万人退出中
共自由民主大游行》”，声援百万中华民众脱离中共，走出恐惧，摆
脱暴政，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党退团高潮。《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19
日采访了湖北知名民运人士刘飞跃先生。刘飞跃先生表示代表湖北的
民主民运人士声援百万人退党，全力支持纽约的大游行活动。同时，
刘飞跃先生请记者代他在《大纪元》上声明退出共青团。

刘飞跃先生表示，退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很有正面积极的意义，公
开地勇敢地表达对中共当局、对时局的看法，也在影响和带动别人，
在不断唤醒人们的正义良知，传播自由、民主、人权的理念，促使更
多公民关注社会，为自己的权利积极抗争。退党的人数越多，越能达
到实质性的效果。

他认为，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共产党在阻挡着自由民
主的潮流，共产党对民主人士的打压、对法轮功的迫害，等等，做了
很多坏事，在经济、文化、信仰等各个方面都在阻挡中国的进步。

刘飞跃先生对《九评》给予了高度赞扬，他表示写得非常好，能促使
人们觉醒，真正认清共产党的面目，认清共产党在各方面给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他认为，中国人在表达自己观点、维护自己权利的方面很薄弱。通过
退党的活动，能够不断唤醒大众，使人们不断觉悟，加强人权意识，
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而共同努力。

刘飞跃，1970年2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随州市。1996年，撰写《中南海
是中国腐败的根源》，遭当局拘留15天。1998年，成为中国民主党湖
北省党部7名成员之一。1999年～2002年，致力于非暴力理论研究，
发表一系列有关非暴力的文章。2003年，开始致力于在中国大陆开展
非暴力运动。现为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东关学校教师。

〔转载自《大纪元》2005.4.20 06:41；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本周六（4月23日）在纽约曼哈
顿，海外120多个民主团体、华侨团体共同举行《声援百万人退出中
共自由民主大游行》，声援百万中华民众脱离中共，走出恐惧，摆脱
暴政，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党退团高潮。

《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19日采访了内蒙知名民主人士丁贵雄先生。
丁贵雄先生表示代表内蒙的民主人士、民主党员声援百万人退党，支
持纽约的大游行活动。他说，很赞成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共产党党内的
人士退党。引发退党潮的《九评》写得很好，完全符合实际。

丁贵雄先生请记者代他在《大纪元》上声明退出少先队。他说：“少
年时代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少先队，那时不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
是共产党，后来在实际中逐渐看清了共产党的面目，89年以后，我从
思想上就完全退出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成立了中国民主党，走的是
民主宪政的道路，在民主这条路上已经走了10几年。但是我今天还是
要正式、公开地声明彻底跟共产党决裂，推动民主宪政道路。”

他说，“中国存在很多问题，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贫富差距很大，
所以的问题都是共产党一手造成的。共产党说一套，做一套，它说自
己代表广大公民、工人的利益，实际上只是代表极少部分利益集团的
利益，奴役欺骗老百姓。”

丁贵雄先生表示：“退党对唤醒老百姓的觉醒，促进中国民主自由的
进程很有作用，有良知的共产党员看清了中共集权制度的腐败和不适
合中国国情的性质，因此选择退党，我认为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道
路。”

他认为，“世界的潮流正在向民主宪政发展，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
走的这条路，唯有中国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走的是中央集权这种制
度，在不久的未来，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会向民主宪政的道路发
展。”

他说，“共产党连普通的老百姓都不如，是因为共产党这个制度决定
共产党员本身，他们说是‘为人民服务’，实际上是为自己的一党利
益，根本不代表最广大的老百姓、工人和农民。在基层或在高层，有
很多有良知的中共党员，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选择了退党，这
是合情合理，也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他说，“我他生活在农村，很多农民也看透了共产党，农民大道理不
一定会讲，但实际中的情况看得很清楚。比如：2003年，美国的化肥
一斤是1块钱，100斤是100块钱，到了2004年，100斤是130块钱，到
今年，就增加到150块钱。这个例子说明，对农民的负担名义上减轻
了，但是却把这个负担加在化肥里面，实际上负担不但没有减轻，甚
至还增加了。共产党说得一套，做得一套。共产党撒谎愚弄老百姓，
农民在实际过程中也都看清了这一点。”

丁贵雄先生认为，“共产党就象得了癌症的病人，需要动手术，但共
产党不信任别人，一个再高明的医生也不会给自己动手术，所以这个
制度已无药可救，不会长久下去。”

〔转载自《大纪元》2005.4.20 07:30；http://www.dajiyuan.com〕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这周六（4月23日）在纽约曼哈
顿，海外120多个民主团体、华侨团体共同举行《声援百万人退出中
共、自由民主大游行》，声援百万中华民众脱离中共，走出恐惧，摆
脱暴政，迎接更大规模的退党退团高潮。《大纪元》记者辛菲4月19
日采访了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胡佳先生。

胡佳代表民间团体人士、民间公益组织的人士声援纽约的活动，祝贺
纽约大游行集会活动开办得成功！他相信海外朋友在大洋彼岸点燃的
火苗一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火焰。他表示很感激海外朋友，已在
海外自由的社会，但还在想着苦难深重的国家，还在想着千千万万被
压制、被奴役的中国老百姓。

胡佳正式宣布退出少先队。他表示：当年加入少先队完全是由于年幼
的无知和中共集权统治阶层对人思想的禁锢造成的。无论是少先队，
还是共青团，这些共产党的附属组织，都应该解散，因为它完全不是
出于人的自发意愿，而是出于一个统治的需要，出于一个权力和工具
的需要，是对人精神禁锢的需要而产生的畸形东西，是共产党统治人
思维、扼杀灵魂、禁锢思想的最基础的、年龄层最低的一个工具，对
整个中国青少年的身体、心里、信仰的健康等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害
的。

胡佳认为大家都要脱离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彻底摆脱中共集权体制的
束缚，应该自发地组建不被共产党操控的民间、公益性的团体，那才
是真正有益于青少年健康的，有利于中华民族的。

胡佳认为从孩子就开始的入队、入团、入党的这么一个畸形阶梯，实
际上是使人逐渐违背人的灵魂、违背自己道德的堕落过程，所以退党
（团队）是使道德回升，使精神觉醒的最好方式。他认为退党大潮会
给中共党内的官员敲响警钟，给他们一个启迪和震撼，启发他们觉
悟，促使他们有勇气决裂中共，而选择正义良知。

胡佳奉劝共产党党内还有进步思想、良心未泯的人士：舍弃暂时的眼
前利益，会看到更广阔的前景，希望他们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天
理民意而行，退出共产党，放弃以前的那种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真
正地为老百姓和中华民族着想，为未来中国的自由民主着想。

下面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代表民间团体声援纽约大游行

我代表民间团体人士、民间公益组织的人士声援纽约的活动。我们首
先向海外的这些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很感激海外的这些朋
友，自己已在海外自由的社会，但还在想着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
家，还在想着千千万万被压制、被奴役的中国老百姓。我们祝贺纽约
大游行集会活动开办得成功！我们相信海外朋友在大洋彼岸点燃的火
苗一定会引发更多、更强烈的火焰。

共产党往往把这群在海外的朋友定义为海外反华势力，其实这是最大
的诽谤，海外的这些朋友才是真正忧国忧民的爱国者，是弘扬正义良
知的先锋，是海外反对共产党的力量，海外朋友反对的目标和中国老
百姓、中国生活在社会底层被广泛压制的民众的反对目标是一致的，
就是反对共产党。

基层的民运、异议人士以及老百姓普遍对共产党不满，不原意与之合
作，离得越远越好。但在共产党内的官员，出于自己乌纱帽和利益的
考虑，走出退党这一步确实需要勇气。我也想奉劝他们：舍弃暂时的
眼前利益，退出共产党，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样做之后，会看到
更广阔的前景。共产党继续存在下去，只能伤害这个国家，伤害整个
中华民族的利益。

年幼无知入队，誓死不入团

我曾经加入的跟共产党有关的团体就是少先队，当时我们年级只有两
个不是团员的，我就是其中一个，誓死也不加入，我就觉得那个挺没
劲的，挺虚伪的。我以前就非常憎恶共产党这个体制，就象皇帝新衣
里的小男孩一样，我总是觉得共产党不对劲。

那时，学校要求是百分之百地加入少先队，那时还都是孩子，什么都
不懂，就被稀里糊涂地加入了。其实发展团员也是分期分批的，最后
那个辅导员对我说：我给你一份申请书，你只要签个名，你就可以加
入。即使是这样，还是坚决不加入。中共标榜着团员多么坚定，我看
到那里面，也是乌烟瘴气的，头一批入团的往往都是干部、领导的孩
子，或者就是溜须拍马之类的人，里面有很多问题，都是交换的利
益，谈不上任何的先进性，完全是虚伪的。

那时辅导员跟我们说：整个年纪就两个人没有加入了，不知道为什
么。我说：我不加入，我真的没兴趣。老师后来都有点生气了，说：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会对将来升学有影响？我说：那就有影响吧，我确
实不想加入。

正式声明退出少先队

我现在正式宣布退出中共少先队，当年加入少先队完全是由于年幼的
无知和中共集权统治阶层对人思想的禁锢造成的。当时加入这个组织
是完全错误的。那时真是孩子，什么都不懂。

我现在31岁，到现在来讲，我一生中有6年的时光与共产党有关，因
为当时宣誓的队旗是跟共产党有关的，是共产主义少年的团体，但那
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也恰恰是因为加入了这个机构，发现这个
机构并不是它所宣扬的那样，而完完全全地是一个虚伪的、流于形式
的、统治青少年的组织，是共产党统治人思维、扼杀灵魂、禁锢思想
的一个最基础的、年龄层最低的一个工具。

我觉得任何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团体，都不具备它的合理合法性，象这
样的机构应该解散，无论是少先队，还是共青团，这些共产党的附属
组织，都应该解散，因为它完全不是出于人的自发意愿，而是出于一
个统治的需要，出于一个权力和工具的需要，是对人精神禁锢的需要
而产生的畸形东西，对于整个中国青少年的身体、心里、信仰的健康
等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害的。

我认为我们都要脱离共产党控制的组织，彻底摆脱中共集权体制的束
缚，尤其是这种统治年轻人的工具。我们应该自发地组建不被共产党
操控的民间、公益性的团体，那才是真正有益于青少年健康的，有利
于中华民族的。

奉劝党内人士退党，认清历史发展的方向

共产党组织是邪恶的，培养出来的是畸形的人：小时候削尖脑子加入
少先队，再削尖脑子进入共青团，然后再削尖脑子进入共产党。这一
路走下来，尤其是那些每次都是头一批入的人，往往是所谓的官运亨
通，其实培养出来的是畸形的党棍。这么一个从孩子就开始的畸形阶
梯，实际上是使人逐渐违背人的灵魂、违背自己道德的堕落过程，所
以退党（团队）就是使道德回升、使精神觉醒的最好方式。

退党大潮会给中共党内的官员敲响警钟，给他们一个启迪和震撼，启
发他们的觉悟，扪心自问：共产党，这个专制残暴的组织，是否是顺
天理、顺民意的？会促使共产党内部的官员觉醒，促使他们有勇气决
裂中共，而选择正义良知。

共产党不允许任何其他的政党、团体、组织的存在，它没有这个资
格，它所用的全都是暴力和阴谋，见不得阳光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允
许它继续蹂躏中华、蹂躏中国的老百姓。

我尤其奉劝共产党党内还有进步思想、良心未泯的人士，希望你们认
清历史发展的方向，顺天理民意而行，退出共产党，放弃以前的那种
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真正地为老百姓和中华民族着想，为未来中国
的自由民主着想。

〔转载自《大纪元》2005.4.20 12:42；http://www.dajiyuan.com〕◆……

┌────────────────────────────┐
│　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中国宪政协进会主席王丹最近致函　│
│　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以下是公开信全文。　　　　　　　　│
└────────────────────────────┘

连战先生：

获悉贵党正在积极争取你访问大陆，展开国共第三次和谈，作为流亡
海外，仍然关心大陆发展和两岸关系的我和我很多朋友，都表示高度
关切。

就我们的基本立场而言，任何有助于缓和两岸紧张局势，有助于两岸
民主进步的主张与作为，都是为我们所乐见的。因此，对于你即将率
团访问大陆，我们也持乐观其成的态度。但是，基于我们长期与中共
交手的经验，基于我们对两岸关系健康发展的期待，我们还是有一些
意见希望提供给你参考。

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和国民党，建设民主中国是宗旨之一，民权
主义也是国民党历来的立党基础。记得当年国共内战的时候，著名民
主人士储安平曾经精辟地指出：“民主，对国民党来说，是多少的问
题，对共产党来说，是有无的问题。”这个论断为以后的历史发展所
证实。也就是说，对民主的坚持程度，是判断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
所在的重要标准。同时，两岸关系走到今天，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
到，两岸制度上的落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台湾主流民意，普遍对中
共的极权政治制度有抵触和不信任心理；换句话说，如果今天的大陆
是一个已经实现民主转型的新国家，我们相信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
会大为改观。任何真心盼望两岸关系有健康发展的人或团体，都不应
忽略这个事实。

总之，无论从国民党的建党理念还是从两岸关系的现实出发，我们都
殷切期待在你的访问中国之行中，能够代表国民党向大陆直接地提出
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国民党是主张有一天两岸实现统一的，但是
我们认为如果大陆不实现民主化，这样的前景是不现实的。今天，既
然国民党有机会与中共展开面对面的会谈，明确地让中共领导人知道
台湾人民对大陆民主化的期待，就应当是国民党责无旁贷的义务。国
民党对台湾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很强调民主价值的意义，这
一点我们印象深刻。我们衷心期待这样的理念也一视同仁地用于国共
会谈中。反之，如果国共第三次会谈的内容，只是局限在保护台商利
益，或者台湾农产品登陆这样的技术层面的问题上，而回避两岸关系
中间存在的根本问题，或者不敢对中共的政治制度提出正面的批评，
那么不仅我们会深感失望，对贵党的地位与形像也不会具备积极意
义。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贵党与中共交往了80多年，应当知道中共的本
质。他们欢迎贵党访问，当然是希望获取对他们有利的效应。如果贵
党不能坚持自己的立场，就会有被中共利用，作为宣传工具的危险。
我们当然无意影响贵党的决策，只是就我们多年与中共打交道的教
训，希望给你和国民党提出作为参考。如有冒犯之处，敬请原谅。

王丹

（2005年4月19日）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4.20 01:37；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这是一个沟通对话的时代，一个妥协谈判的时代，在政治问题上，谈
总比打好。因此，我们赞赏国，亲两党和中共在双边接触的方式上，
采取了开放的心态，搁置半个多世纪来你死我活的斗争，终于愿意坐
下来谈。

既然坐下来谈，那么谈什么、怎么谈、如何能谈出积极的结果来，这
就是双方必须要考虑的问题。本人作为流亡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愿
意就此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一些思考，以供各方参考。

我想双方会谈的内容，除了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等等之外，核心问题
应该是两岸关系的终极解决办法，也就是所谓的“和平统一”问题。
但就目前两岸的状况来说，要马上进行统一，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是
不可能的。主要的障碍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实行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
度。

我认为解决两岸关系的关键不是“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因该是“一
种制度”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在两岸都实行了相同的民主制度的
原则下，才有可能进入两岸统一的实质性谈判。中共提出以“一国两
制”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根本是行不通的。因为民主和专制是水
火不相容的两种制度。一个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实现了民主政治转型
的台湾民主政府，决不会甘愿把自己统一到一个专制政府之下，向独
裁者再次俯首称臣。即使政府领导人答应了，台湾人民也不会答应。

实质上，“一国两制”的设计是要在制度上永远分裂中国的计划。这
种制度性的分裂方案，就象要把一座大楼按两种不同的材料结构来建
造，一半是水泥钢筋的结构，一半是土木的结构，如此将永远不可能
建成一座和谐一致的建筑物。林肯当年说过，一座大厦如果中间被劈
开，大厦就要倒坍。美国不可能在北方实行民主制，而在南方实行奴
隶制。民主制和奴隶制并存，决不可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美国国家。美
国的历史已证明“一国两制”行不通。

中国大陆当局对自身没有应有的反省，反而在最近推出《反分裂法》
企图以战争的方式，把专制制度强加给民主的台湾，这将是更加野蛮
的做法，将为两岸人民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中国当局首先要反省的是，为什么台湾人民不愿意做中国人？可以说
造成台湾人民离心离德的最根本问题是大陆的不民主。从电视上可以
看到，这次“3．26”反《反分裂法》大游行中接受采访的参加者，
都异口同声地说大陆不民主，不自由。台湾已经很民主自由了，大陆
还想要用导弹来打台湾，怎么可以接受。我想大陆当局如看不到这一
点，反而进一步的要以武力犯台，台湾人民投奔怒海都来不及，谁还
愿意和你统一？打个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谦恭有礼的绅士，向一个
淑女求婚，自然有可能抱得美人归。如果你是一个粗野的山寨大王，
强抢良家女子作压寨夫人，则小女子宁愿上吊，投井也不服从，这是
同一道理。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中国当局，要想解决台湾问题，必须要拿出诚意
来，启动民主政治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两岸和平民主统一的条
件。眼前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领导人都将先后赴大陆商讨两岸关
系，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可以就大陆的政治改革进行建议讨论。当
然，民进党作为目前台湾的执政党，也不能落后于人。也应该积极就
这方面作出相应的政策，促进大陆的民主化。

据有关报道，连战主席有意就两岸之间签订30年“不独不武”的和平
协定进行商讨。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构想。不过还要加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即大陆方面做出承诺，将设定实现民主政治改
革的时间表，要在这30年内实现民主政治转型，达到和台湾一样的民
主水平。如果30年后，大陆还是坚持一党专政，则统一免谈。只有大
陆30年后实现了民主政治，为两岸之和平统一提供了“一种制度”的
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商讨统一的具体事宜。此等条款必须明确列入
条约之中。至于“一国两制”的条款，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和平协定应包括两方面的精神，一是不独立，不动武。
二是不民主，不统一。可简单的谓之：“不独不武，不民不统。”如
果这条约只有“不独不武”这一保持现状的消极条款，而没有“不民
不统”的前瞻性积极条款，这到时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大陆当局说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为什么就
不能谈民主政治改革问题呢？所以国，亲两党应把握这个登陆的时
机，认真的把这问题提出来，才能从根本上解开两岸关系的死结。这
才是你们这次和平之旅的意义所在。否则，你们去大陆干什么？

回想6年多前，本人也有过一趟赴大陆的“和平上书之旅”，向中国
当局提出一个30年民主政治改革方案，建议民意代表按比例逐步开放
给党外参选，行政首长按层级逐级地递进直选，以30年的时间达成中
国民主政治的转型。只是本人没有你们荣幸，结果被中国当局“请
进”监狱，蹲了3年多的大牢。我想你们这次绝不会有坐牢的风险，
所以不必以我为鉴，尽管放心地提出对大陆民主改革的要求，无需自
律！

如果这次中国方面真的有诚意解决两岸关系问题，对民主改革做出承
诺，达成协议，则两岸问题，予以时间，定可和平解决。试想30年之
后，中国实现了民主政治，加上经过30年的经贸往来，两岸的经济共
同体业已形成，再加上历史、人种、血缘、民族、语言、文化、习
俗、宗教等等因素，双方自有可能和平的坐下来商谈如何统一的问
题，如联邦、邦联、国协等形式都可以讨论。只要给与时间，创造条
件，水到渠成，自然能得到理想的结局。这正是，经过30年的爱情长
跑，山大王修炼成风度翩翩的绅士，何愁不能赢得美女的芳心。何必
非要一味用强，斗争到两岸血流成河、寸草不生、民生凋敝、经济萧
条。

另外，我也希望中国大陆方面也要抓住这个机会，放下身段，顺势把
民主政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民主改革的事，不仅关系到两岸关
系的化解，还关系到中国大陆人民的前途和中共自身政权的生存问
题。我认为中国大陆政权现在面临着三大危机：一是内部社会危机，
二是两岸关系危机，三是国际大环境危机。

只有民主化才是化解这三大危机的唯一办法。

从社会危机来说，中国当局由于共产党一党专政，造成贪污腐败、执
政无能、社会不公、贫富悬殊，人权遭践踏、环境受污染、道德被破
坏。社会动荡、民怨沸腾，而没有民主的渠道给与宣泄。近来更出现
百万人退党、上千军人上访。还有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蒙冤的
百姓，上访示威、冲突不断。专制统治大有岌岌可危之势。

从两岸关系危机来看，由于中共的独裁统治和不当的政策，造成台湾
人民的分离倾向愈来愈严重，独立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共制定了《反
分裂法》反而激起台湾人民更大的反感。现在中共对台湾是打也不
是，不打也不是。真的是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要不打的话，台湾
对专制的大陆说不，走向独立是迟早的事。要打吧，引起美、日的军
事介入，定将导致自身政权的垮台。

这样说来，这第二个危机又是同第三个危机密切相关。从国际大环境
的危机来说，自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共产主义集团解体后，中国的共产
政权，则成了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集团的心腹大患。美国的战略重
心已从原来的欧洲转向亚太。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日本、南韩、澳大利
亚、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都有相关的军事联盟条约。近来又积极
改善同印度的关系，并在阿富汗和中亚各国取得军事据点。可以说以
美日安全军事条约为核心，形成了类似当年针对苏共的北约军事同
盟，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共产政权的围堵之势。最近又明确的把台海
安全列入他们共同关心的对象。

在西方民主国家集团看来，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日益强大、而在政治
上坚持共产专制的中国政府，必然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台湾问题
正处在专制阵营和民主阵营矛盾的焦点上。台湾经过民主转型后，已
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西方社会并不认为中国进犯台湾只是中国的
内政，占领台湾是对美日安全防卫链的突破，是对国际安全格局的破
坏，所以也不会允许中共去吞并它。中共一旦出兵台湾，以美日为首
的西方军事力量的介入是必然的。这就是中共政权面临的国际大环境
危机。

那么要化解这第三种危机，也只有中共当局主动实行民主化。只要你
变成了民主的政权，国际民主社会就不会认为你是他们生存的威胁。
如前东欧集团的共产国家，在民主化后都先后被接纳入北约和欧盟，
成为国际民主大家庭的一员。中国也只有融入国际民主社会，才有可
能同国际上的民主大国平起平坐而不受歧视。前些日子，中国的外长
抱怨说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是对中国的歧视。那你要问声自己，人
家为什么要歧视你？因为你不民主、你的政治制度落后。你拿到更先
进的武器，就会构成对民主阵营更大的威胁。一旦中国民主了，人家
还会歧视你吗？象罗马尼亚这样的穷国，民主化后也被接纳为欧盟成
员国，何来歧视？一旦中国民主了，出现美、中、日三国军事同盟也
不是不可能的事。那时候美国还会反对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禁吗？所
以，中国要化解这第三种危机，想要在国际社会里和平崛起，也只有
走民主化的道路。

总之，中国大陆当局现在正面临着三大危机，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
社会矛盾之激化，两岸关系之困境，国际大环境之围堵，都不允许中
共政权再继续专制下去。它必须对民主或专制作出明智的选择。如果
走民主化的道路，这三种危机都可以逐步一一化解。如果坚持走专制
之路，则必然导致战争，自身政权的灭亡和疆土的分崩离析，使中华
民族再遭浩劫。可以说，民主与专制的选择，即是战争与和平的选
择，也就是生与死的选择。何去何从，望大陆的当政者深思！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4.19 12:00；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
│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　│
│　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甚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甚么量器　│
│　量给你们。为甚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　│
│　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　│
│　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　│
│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
│　　　　　　　　　　──《圣经．马太福音》第7章1至5节 　│
└────────────────────────────┘

反对日本篡改历史的人，究竟知不知道日本“篡改”了些甚么？我很
怀疑。日本文部省今次检定了8本历史教科书，其中关于南京大屠杀
的段落，我从日本驻港总领事馆取得中文课本，兹节录供大家参考。

东京书籍：战火由华北扩大至华中，同一年的年尾日军占领南京。在
占领过程中，大量杀害了中国人，当中包括女性和小孩（南京事
件）。【附注】这件事件称为南京大屠杀受到国际批评，但当时国民
并未获悉。

大阪书籍：日军虽在各地遭到激烈反抗但不断扩大战线，12月占领了
首都南京，在此除了俘虏之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多市民
（南京事件）。【附注】在日本，人民并不知道南京事件的事实，直
至战后的极东国际军事裁判中，才首次明确了事件的规模和牺牲者的
实际情况。但是，经过各种调查和研究，对于受害者人数仍未能确
定。

教育出版：日军逐渐扩大战线，同一年12月，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南
京。当时，日军在混乱当中，杀害了许多俘虏和市民，受到国际批评
（南京事件）。【附注】这件事件当时国民并未获悉，到了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国民才知道。

帝国书院：在南京，日军除了兵士以外，还杀害了包括妇孺在内的许
多中国人，对此，各国批判称“日军的野蛮”（南京大屠杀）。但
是，当时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日本书籍：日军占领了首都南京，当时被杀害的俘虏和平民据称有20
万人，暴行和抢掠其后仍继续，遭受国际社会严厉批评（南京事
件）。【附注】被杀害的中国人人数众说纷纭。

清水书院：抢掠物资、放火、屠杀等行为不时发生，尤其是在占领南
京的时候，俘虏、弃械投降的士兵、老弱妇孺等市民毫无区别地遭到
杀害。加上战死的士兵，估计死亡人数甚多。各国均对南京大屠杀提
出强烈批评，但当时的日本人几乎无人知道这件事实。

日本文教出版：日军占领南京的时候杀害大量中国民众（南京大屠
杀），虽然遭受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国民并未获悉。

扶桑社：日军认为攻陷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蒋介石就会投降，于12
月占领了南京。【附注】其时，遭日军攻击，中国军民死伤者众多
（南京事件）。此外，有关该事件的牺牲者人数，有众多见解，至今
争论未休。

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亚洲诸国，不容抵赖。但大家不要忘记，日本人自
己也遭军国主义毒害，战后日本人对政府一言堂式的钦定历史很反
感。加上日本成为自由民主国家，尊重言论自由，所以政府不能禁止
民间言论（尽管某些言论大错特错）。

反日怒火掩盖了很多事实，听示威声音，还以为日本政府规定所有学
校必须采用有问题的教科书。事实上，民间出版商各有不同写法，南
京大屠杀这字眼也有出现，选用较有争议版本的学校只占极少数。中
国人可以不满一些日本教科书语焉不详，但不能说日本政府篡改历
史。指日本篡改历史，已是篡改历史的做法。

活在不自由国度的人，无法明白言论、思想自由的真谛。受中国共产
党长期奴役的人，深受党八股洗脑，以为东京可以象北京一样任意篡
改历史。谁不知在民主自由之地，没有人可以独霸解释历史的权利，
在百家争鸣下，历史反而才较接近真相。

中国共产党教训人要尊重历史，太好了！请先处理自己眼中的梁木
吧。

〔原载《苹果日报》2005.4.20。提供者：（美国纽约）凌锋〕

教宗若望．保禄2世蒙主而召。我们亦喜亦悲，喜的是他终于不再承
受人间的苦难，到天国侍奉在主的身边，悲的是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
到中国大陆认同梵蒂冈的天主教教友们有真正的自由。

在梵蒂冈枢机主教们选举新的教宗期间，我重温了教宗若望．保禄2
世所做的2005年世界和平日的文告。在这篇题为《勿为恶所胜，应以
善制恶》的文告里，教宗若望．保禄2世再次申明“暴力是一个谎
言，因为它违反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人性的真理。暴力其实毁坏掉
它声称所要维护的人性尊严、生命与自由”。

若望．保禄2世生于波兰，对家乡故土的热爱和特别的惠顾情理之
中，他以一代教宗受人景仰的高位和常人难以及第的精神力量支持了
当年的波兰团结工会，对东欧共产主义阵营的全面崩溃也起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若望．保禄2世是同专制主义做不妥协斗争的巨人，1986年，他在接
见一些关心中国教会的神职人士时，只说了一句叮嘱的说话：“不要
对共产主义心存幻想！”

他还给了梵蒂冈更新力量，让全球的天主教徒都获得了新的团结感，
作为教会的唯一领导人，他坚持了和平、正义和团结这些人类共同的
价值观。

他不仅是天主忠实的仆人也是凡间的圣人。若望．保禄2世是真理的
维护者，不畏强权，爱护弱小，珍惜世上所有人的生命，为世人争取
以公义。

若望．保禄2世将罗马天主教的生命赋予了新的意义，那就是对不同
宗教的尊重与宽容，同时也为天主教历史上的种种荒谬之举表达了坦
率而真诚的歉意。

这种对全人类的终极关怀是超政治的，然而又不被一些畸形的意识形
态所不容。

中共自从建政以来一直对梵蒂冈采取敌意的立场和态度，对境内但凡
与梵蒂冈有联系的天主教徒的镇压不遗余力。尽管整个西方包括美国
在内都因为利益驱使向邪恶有所倾斜，尤其在中国近年的经济发展过
程中过于重视中国巨大市场的机会而放弃民主的价值和原则，梵蒂冈
到现在为止与中国大陆仍然没有相互承认的关系，也没有一位教宗曾
经踏上中共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的土地。

欣悉来自德国枢机主教拉青格被获选为新一任天主教教宗。我们深知
天主教教宗对世俗世界的影响非常巨大，因此期待新的教宗能够如同
刚刚离去的若望．保禄2世，一如既往的坚持对专制主义的对抗立场，
为那些生活在极权专制社会里的人民亮起爱与希望的灯。

我们深信世界上仅存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专制主义集权的国家政权完
全有可能在全球民主化浪潮和所在国人民的觉醒后斗争的多重打击下
土崩瓦解。顽固的中共专制主义，更需要各种不同的合力的作用，才
能最终退出历史的舞台。

（2005年4月20日星期三）

保权极左派是这么一批人，他们逢权必力保，见民主（或任何对权力
持异见者）就追杀。冼岩就是其中一位。

冼岩拿焦国标来说事，写了一篇题为《“焦国标现象”引发自由主义
极右翼与民族主义对撞》的文章。以违背事实、悖于逻辑的理论来保
权和追杀她所谓的“自由主义极右翼”、“自由民主主义”。冼岩这
篇文章的理论判定自由人士必然依靠美国等外力反中国崛起、自由主
义与民族主义必然势不两立等等诸多结论。藉这些结论借民族主义之
刀杀自由民主人士。

一、

一个国家实现“宪政民主政治模式”是决定于“美国足够的软硬实
力”还是靠本国人民？

冼岩说：“当今之世，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宪政民主政治模式能否一统
全球，主要取决于国际格局是走向单极还是多极，取决于“国际新秩
序”的主导者美国是否拥有足够的软硬实力。”若美国有足够软硬力
量，“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也将把历史定格在一个方向。反之，
如果世界走向多极化，则必然出现多条道路与多元方向，尤其是如果
已经明言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也成为新的一极的话。”冼岩的意
思是：如果美国拥有足够的软硬实力，那么宪政民主政治模式就能实
现，就能把历史定格在一元方向，否则就是民主专制并存的多元世
界。含有美国把民主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受到其他国家反抗的意思。

历史、现实、理论和逻辑果真如冼岩所说？

在民主第三波中，近百个国家实现了宪政民主政治模式。是美国（有
足够软硬力量）强加的，还是这些国家人民出于自愿，自发地实现
的？冼岩敢不敢用事实回答这个问题？请看事实。从1974年起，第三
波，民主国家从30个增加到现在的120多个，其中近百个国家除了日
本阿富汗现在的伊拉克等极少数国家外，都由本国人民为主力实现宪
政民主的。美国等外国势力只有从外部施压和支持的作用。就拿台湾
实现民主来作例说明。台湾实现民主是美国强加的还是由台湾民众
（主要通过民进党）争取得来的？请勿忘了，美国支持的是蒋家国民
党专制统治的。人民自主争取和实现民主，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
来也必然如此。冼岩把今后各国能否实现宪政民主说成决定于美国实
力，有事实支持吗？大不了也只能搬出诸如美国“阴谋”、“围堵”
掀动……等等从外部施压的事实。除极少数国家之外，冼岩根本就不
能够从整体上或多数国家的实情中找到由美国（或其他国家）强加别
国自由民主的历史和现实作理据。所以说冼岩的理论是建立在对历史
和现实的极大歪曲基础上的。

除了对历史和现实歪曲外，更重要的是冼岩对实质的误导。宪政民主
之所以在民主第三波中对专制制度摧枯拉朽所向披靡，是因为“人心
所向民心所归”。之所以人心所向，是因为它能提供人们争取利益最
大化的件条（这里的“利益”不单单是指物质利益，更重要的是指精
神利益），而这正是人性本质体现。自由民主符合人性是显然的；符
合人性就必然人心向往。现在一百多个宪政民主政权没有一个担心自
己的制度被人民推翻。众所周知无庸质疑，全世界所有专制制度的统
治者无不惶惶不可终日，时时刻刻都提妨人民推翻他们的制度和政
府。不论他们有没有提出诸如稳定压倒一切、把不安定因素消灭在萌
芽状态中等等口号，但都必定有这种意识，也必然有相应的行动。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心所背！就是因为人性使然，小小的台湾香港的
民主就足以主导大陆的政治走向。不信请你说说，除了李傲等几个人
外，有多少台湾人希望在台湾实行冼岩所说的权威政治？如果让讯息
和观点自由流通，你说说，有多少人会舍大陆一党专政制度取台湾民
主制度？这个人心取向是美国强大软硬力量强加的吗？如果冼岩真的
相信宪政民主是由美国强加而不是人心所向的话，你就应该相信人
民，相信他们在认识事实真相和真理后会强化自己的抵抗外力强加的
能力。那么你应该做的事是写些劝你所保的权力开放言禁以增强人民
抵抗美国强加于人的文章。你有让民众在有充分讯息和观点参考下作
出独立判断的胆量吗？我就敢说你没有！为甚么没有？因为你压根儿
就不相信你自己所说的宪政民主要由美国强加的谎言。你根本就不是
怕美国强行推销而是怕人民自觉要求民主！

这一个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宪政民主是人们天然的需要，人们必然
会争取。正如人们都自发地相争用电脑手提电话，没有人说这是甚么
国家靠强大实力强加于人。民主也是一样，人人心中向往进而争取和
实现之。这是黑白分明的道理。说它是美国强加于人，与说某国强迫
人们使用电脑手提电话一样荒唐。自由民主浪潮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至今还方兴未艾，并不是取决于一个美国，而是取决于全世界所有国
家和所有人。冼岩把第三次民主浪潮之进一步推进说成是由美国单极
主导和独力完成，请提出你的理据！提不出，就是对事理的歪曲，是
无稽之谈。

宪政民主是美国（以足够软硬力量）强加于人的论调，不管冼岩主观
想法如何，客观上起到一石三雕的作用。一是，藉此诋毁自由民主，
这是你追杀自由主义的必做的功课。二是，建立你以下的“自由主义
极右翼与民族主义对撞”理论和自由主义者依靠““自由国家利用强
大的武力”“推翻暴政””说立下前提。三是，把宪政民主说成是强
加于我们的美国私货，可挑起民族主义者的愤恨情绪，借正在狂烧的
民族主义之刀杀宪政民主。

二、

什么是单极或多元社会（或世界）？

有乡下人如是说：“我们乡下有流氓集团，你们没有，所以我们是多
元乡村，你们是单极乡村。”冼岩认为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将把
历史定格在一个方向，就是单极世界，而专制制度，“尤其是如果已
经明言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也成为新的一极的话”，就是多极世
界了。不论道理或逻辑都与上面所说的乡下人并无二致。都是把没有
流氓的世界说成是单极世界，有流氓的世界说成是多极世界。把专制
政府说成是今天文明世界的流氓，恰如其分。

冼岩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她脑子里装满了专制思想，以
为自由民主意识和制度也和极权主义思想和制度一样必然禁绝其他思
想和制度，所以将来只有美国一制和美国利益，没有其他。这是骗人
的鬼话。除了只有一极存在这个事实外，还要这一极不准其他异极存
在，单极世界才是事实。文明是一个自由表达和自由维权的世界。在
这个世界里面，并没禁止任何意识或利益，任何意识形态，任何权
利、利益都可以自由生存和竞争；自由本质就是反对“定于一尊”，
怎么会在自由世界产生冼岩所说的美国够强大“两千年前中国社会的
“定于一尊”就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

冼岩不知道或者装作不知道，现实中的自由民主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如
假包换的多元世界。就今天而言，有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有强调
共和与自由偏右的如今天的美国、有强调民主的某些欧洲国家；有总
统制、内阁制……更重要的是，在自由民主世界里面，有极多的利益
集团形成利益多元竞争。起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际联合组织，
每一个区域组织，都是为利而争的集团。这些集团在自由民主社会是
必然存在的事物，所以自由民主世界多极化是必然的。在这个多元世
界里面有流氓强盗集团多极世界里面固然是多了一极，少了一个流氓
制度（国家），它仍然保持原来的多元现实。不能说少了一个专制流
氓，它就变成单极世界。

三、

拒绝认同自由民主是谁的共识？

冼岩有如下三句话：

“尤其是如果已经明言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

“如果美国的软实力足以同化其他的意识形态、瓦解其他国家对共同
体的认同，硬实力足以覆盖全球，那么宪政民主的普世化就是大势所
趋，……”

“如果争取自由、民主需要借助外力、需要摧毁已经形成的国家（张
按：指中国）认同，那就宜于缓行，”

三句话，两个大谬概念。

“拒绝西方政治模式”的“中国”是指谁的中国？“拒绝西方政治模
式”的行为主体（即冼岩所说的“中国”）是包括你冼岩我张三的全
国人民选出来的吗？谁给权力他代表人民了？一个不是由人民选出来
的统治者，“拒绝”前没有征求过人民的同意，“拒绝”时不准人民
参与，“拒绝”后又不准人民表达意见，这到底是全中国人民的拒绝
还是一小撮统治者的拒绝？这是强行代表，是强奸民意！千万不要忘
记，你的“中国”曾由泽东强行代表过人民“拒绝”了资本主义、
“拒绝”了修正主义、“拒绝”了自由市场经济、“拒绝”了分产到
户、“拒绝”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拒绝”了人权观念……现在的继
承者还坚持强行代表中国人民“拒绝”自由民主法治等“西方政治模
式”！

冼岩的“国家认同”是谁的认同？请问，你冼岩何时表达过认同了？
我张三何时表达过反对了？全国人民何时用过法定程式表达过意见
了？这个认同是在党强行代表13亿人民声音的情况下形成的、是在人
民吞气忍声的和谐社会主义下形成的、是在坦克加步枪高压下形成
的、是在人民没有选票下形成的……请不要忘记，冼岩在最先批判焦
国标时先给自由主义加上负面色彩，然后硬把自由主义说成是中国舆
论主流，经我用事实抨击后改口说是在民间成为主流。目的是给它添
加“霸气”以便作为追打的理据。这是那时为追杀自由主义需要而即
时编造事实。既然自由主义是中国舆论主流或民间舆论主流，而这主
流与“权威政治”相对立的。这就强烈地证明一个问题：没有形成国
家认同，即人们在政治上没有共识！更没有在“拒绝”宪政民主问题
上有任何认同或共识。但是，现在呢，为了给“拒绝自由民主”披上
一件“民意”、“共识”的外衣，又得新编事实了。自由主义、民
主、右派……的言论马上无影无踪了；原来占全国主流的反对专制、
要自由民主的舆论和民意都变成“拥护权威政治的国家认同”组成部
分了。事实就这样随手编造出来了。所以要实现自由民主，根本就不
是冼岩所说的“需要摧毁已经形成的国家的认同”，而只是“需要形
成全民对国家的认同”；更准确地说是建立有全民共识的国家。

冼岩判断实现自由民主是借助自由国家的强大的助力推翻本国暴政的
结果。事实是，民众自力更生反抗暴政的结果。绝大部分国家都寄望
于自己、以自己力量实现自由民主。当然并不拒绝外力；当外力起作
用时，欣然受之。

四、

专制统治借民族主义之刀杀人时，自由民主主义才会与民族主义深刻
对立！

冼岩在营造了中国人民形成拥护专制共识，并全力抗拒美国用强大软
硬力量把自由民主强灌给我们的“特定情境”的语境下，就水到渠成
地作出了如下结论：“在这种“特定情境”下，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
及其政治主张与中国遵循现有轨道“和平崛起”的民族振兴目标形成
了深刻对立”。冼岩必须偷偷地塞进了两个前提，这个命题才能成
立。这两个前提冼岩是不加证明直接采用，所以可以称为“公理”。
这两个“公理”是：

其一，“权威政治”必然导致中国崛起（中国崛起的充足条件）
其二，中国崛起一定要依靠“权威政治”（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

有了这两个前提，就可进一步推论：既然只要有“权威政治”中国就
能崛起、只有“权威政治”才能保证中国崛起，你自由民主人士反对
“权威政治”就是反对中国崛起；所以必然和拥护中国崛起民族主义
“深刻对立”。

这两个“公理”是伪命题。

为甚么不可以“崛起中民主化”？为甚么不可以“民主政治转型中崛
起”？为甚么不可以民主后加速崛起？有甚么保证“权威政治”不会
破坏中国崛起（请不要善忘2、30年前的一次又一次的史无前例民族
大灾难，现在面临非和平手段统一台湾）？你能保证中国崛起不会为
“权威政治”送葬？中国的前景有很多种可能的变化，为甚么只能选
择你冼岩指定的那一种？除了冼岩指定的那一种外，其他各种可能的
变化都不会导致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深刻对立！？崛起引致专政结
束、崛起同时民主化的事实多的是。

事实上，民主只是反对“权威政治”，所以有权威政治与自由民主政
治矛盾。自由主义从不反对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昌盛”，所以在正
常状态下，民主与民族主义不会有严重的冲突。只在专制统治借民族
主义之刀杀自由主义时两者才会深刻对立！现在通过诸如愤青民表现
出来的族主义与民主矛盾是被“权威政治”扭曲了的民族主义与民主
的矛盾。这正和希特勒纳粹民族主义与自由民主矛盾同一性质。

我认为没有宪政民主，中国就不可能崛起，起码，不能在政治上崛
起；即使在经济军事上崛起了也会成为国际众矢之的。

五、

社会矛盾都是由于极权的极端行为造成的。

冼岩说：“极端者即那些感觉自己独力完成宪政民主大业无望、却又
迫不及待者，他们视“尽早让沉沦于权威政体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早见
宪政民主之光明”为最高目标，为此可以不顾一切、不择手段。从目
标效果来评判手段，当然以“自由国家利用强大的武力”“推翻暴
政”最具可行、最为理想。”“极端者即那些感觉自己独力完成宪政
民主大业无望”是冼岩在以专制“权威政治”万岁思想指导下得出的
结论。在这一个厢情愿结论下，再推出自由民主要依靠““自由国家
利用强大的武力”“推翻暴政””的插赃嫁祸式的结论。这个结论可
以借助现今被煽起的类法西斯民族主义狂潮中的愤青们的仇恨，借民
族主义之刀杀自由民主，图以强大压力逼迫民主人士闭口。

是专制还是自由民主“极端”？

极权的源起、形成、操作和本质都是极端的。这本质决定它不能温
和、不能“顺乎自然”，必然用极端办法去进行统治。这就是民主世
界的管治者不会象极权者那样开坦克辗学生的理由所在。现今所有
“极权政治”的统治都不可能“顺乎自然”，而必须急于救命。相
反，不论在野或在朝，因为无制度被推翻或失权之忧，就不用疯狂救
命，因而绝大部分自由民主人士都是温和理性的。请问，这50多年来
“急于求成，就易于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易于践踏其他的价值或底
线，”的是我们的极权统治者还是民主人士？我可以举无诸如种种政
治运动、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坦克辗学生、镇压法轮
功、违法抓捕异议人士……等等数不尽的事实，证明到底是谁“行到
人伦圆圈之外，践踏了底线”。除了用武断上纲上线，象对焦国标那
样打成极端外，冼岩敢用事实回答这个问题吗？你能举出那几件民主
人士“急于求成，就易于不顾一切、不择手段，易于践踏其他的价值
或底线，”的行为？把明摆着的极端的极权者视作温和，把从没有极
端行为的自由民主人士视作极端，这就是你的论据。你的理论就是建
立在这样违背事实，悖于逻辑的基础上的。

（2005.4.19）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4.19 10:13；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
│　此文系由2004年12月初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和洛杉矶分校　│
│　讲演内容基础上扩展充实而成。自去年12月写起，断续写到　│
│　今天，3月10日，差不多是4个月，与去年写《讨伐中宣部》　│
│　时间完全重合，真是太巧了。这里引用的资料和事实未必特　│
│　别准确、特别典型，概括也肯定不够全面，希望朋友们读了　│
│　后给我提提意见。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信息壁垒（信息　│
│　猪圈）是最不和谐的一个现象，也是中国社会一切不和谐的　│
│　总根源。奉建和谐社会之名，而效建和谐社会之力，我们责　│
│　无旁贷。　　　　　　　　　　　　　　　　　　　　　　　│
└────────────────────────────┘

中国大陆对民众实行的严密的信息封锁，我为此感到特别痛心！他们
为什么要搞信息封锁？目的显而易见，要愚民，要他们的食物链下端
永远这么愚昧和软弱。德国18世纪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曾经声讨过当
局的愚民行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们不应当变得
更聪明和更优秀。……我不愿变得更文明，我不愿变得更高尚；黑暗
与撒谎是我天生的爱好，我愿使尽最后力量，不使自己放弃这个爱
好。……这些人类的敌人阴险无比，比圣经给我们描写的那种敌视人
类的东西还狡猾地思考着，盘算着，在最神圣的深处搜寻着他们向人
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１〕

在我想来，除非我把民众想象成可以宰杀肉食的猪羊，否则我干不下
这样狠心的事。可是他们不是猪羊啊，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啊，我
们有共同的祖先。你们每年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地祭祀黄帝，说我们
都是炎黄子孙，子孙对子孙就这样啊？食物链是永远的，民众永远是
统治者食物链的下端，可是下端与下端内涵不一样啊。夏桀殷纣食物
链的下端与文帝景帝食物链的下端过的日子能一样吗？隋炀帝的百姓
与唐太宗的百姓心情不同，乌干达的人民与瑞士的人民生活完全不一
样。所以这里我不忍心用文绉绉的词信息封锁或信息壁垒，而宁肯采
用义愤色彩浓厚的词──信息猪圈。有网友说见过我，说我脾气很
躁。请原谅，我要反唇相讥了，你脾气很肉，你很麻木，你很迟钝，
你很冷血，你很弱智。

那么大陆信息猪圈都有哪些石头砌起来的呢？石头很多，有大有小，
是全方位的、无孔不有的，不能尽举，想到多少说多少吧。大陆信息
猪圈起码可以分两层，就象过去的城市有城有郭一样，又象过去富人
的墓葬，有内棺和外椁。大陆信息猪圈的外郭是一道把中国民众与外
国隔绝开的信息壁垒。所谓外国，其实就是西方，不可能是黑非洲，
也不可能是拉美。所谓与世界接轨，其实是与西方接轨；所谓全球
化，实际上西方化，可是大陆不许这样实际着说，要不实际着说。不
然不是太长西方的志气，灭我们的威风吗？不然不是让西方资本主义
和帝国主义做我们的老师了吗？再说我们社会主义优越，逻辑上讲不
通啊。

一、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外郭的16块臭石头

这道隔绝中西的猪圈外郭有下述几块大顽石构成。第1块是不许西方
记者自由进入中国采访。建国后20多年，中国境内几乎没有西方记
者。既没有西方记者，国内把老百姓折腾成什么样也没有人知道。既
屏蔽西方信息，所以国内民众谁也不知道西方什么样，只知道除中国
人民之外，其他全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援救。实际上，
即便是中西隔绝的5、6、70年代，大陆上层仍然可以吸洋烟，喝洋
酒，仕女用洋货，穿洋装。这些资料你可以在零散的历史资料里面看
到。我看《往事并不如烟》，罗隆基被打成右派，还有洋雪茄抽，不
是因为他留过洋，是因为他当过林业部长。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记者可以进来了。可是并不是西和西方媒体都到
中国来开记者站的，哪些能进，哪些不许进，要经过政治挑选。具有
重大国际影响的媒体不许进来是说不过去的，如《纽约时报》、路透
社、《读卖新闻》之类。除此之外，那就看对大陆的态度了，只有那
些对大陆比较“友好”的媒体才准许进入。所谓“友好”媒体，实际
上是只讲商业道德，不讲新闻职业道德的媒体，或者准确说是新闻职
业道德让位于商业道德的媒体。它们首先考虑的是在大陆扩大其覆盖
范围，如果一定程度上做大陆官方的应声虫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不妨
就做一把应声虫。进入大陆的海外中文媒体基本上都要过这道良心
关。香港媒体最有代表性，捧大陆官方臭脚越下作，在大陆就越有发
行空间，那些对大陆官方持批评态度的香港媒体进入不了大陆。

《美国之音》勉强可以在大陆设记者站，《自由亚洲电台》就不可
以。

《自由亚洲电台》一位记者，中国南通人，曾写过一篇大陆报导，批
评了外交部某位官员，被划入黑名单。父亲病重，申请回国探望老
爹，睚眦必报的家伙们终于得到一个可以施展报复的机会。折腾一个
多星期，人可以入关了，可到家老爹早咽气了。这桩个案，不仅违背
起码的新闻文明，记者本来就不是专职吹喇叭的，更不是全世界的记
者都是为你吹喇叭而成此行当，而且摧残了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伦理
亲情。在这帮家伙眼里，真的是无所畏惧，人类文明准则狗屁都不
是，传统的亲情更是一文不值。他们不仅是人类文明之敌，也是民族
文化之敌。所有能够被绑架的东西，从广袤的领土，到巨大的商业定
单，到传统的伦理亲情，都被他们绑来用作伤天害理。有人说伊斯兰
恐怖主义分子绑架了整个穆斯林世界和伊斯兰教，我说中国的一切，
从物质财富到精神文化，都正在被要挟，被绑架。

外国记者能进大陆，那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多的考验还在后
头。大陆信息猪圈的第2块顽石就是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必须件件
都要打报告写申请。驻北京的记者，不能随便出京采访，要采访什么
必须向有关方面申请。如果出京采访，必须有地方外事办工作人员陪
同。总之，按规定，你没有任何自由采访的余地。采访突发新闻也要
申请吗？当然。这个规定显然并不现实，许多新闻特别是土法新闻是
容不得层层打报告写申请的，因而外国记者实际上并不完全按这个规
定行事。一般说来，如果采访正面的、不太有时效性的新闻，他们就
会打报告申请采访；如果欲采访负面新闻，只能“偷偷摸摸”，违规
行动。按道理说，既然一项规定不现实，那就快点改呀。不，人家不
改。如果不现实就马上改，怎么才能体现我官僚主义呀，怎么才能体
现我逆潮流而存在呀。

一位日本记者告诉我，前不久他去江西瑞金采访，一切按规定行事，
向瑞金政府外事办申请。外事办答应了他的采访要求，他高高兴兴去
了。结果，外事办狮子口大开，采访5天，收费8千元人民币。每天有
3个外事办的官员陪他一个人采访，只能在瑞金城里瞎转悠，乡下还
不能去。更近一些时候，大约是我们这次谈话前的一个月，他想去河
南开封采访刘少奇的遗迹，好象一个纪念馆开张了，他想去看看。人
到郑州，省外事办告诉他，这个纪念馆没有开张，不能去。他想，既
然到这里，不能空手而回，不开也去看看，于是就决定游客身分去一
趟开封。到开封一看，纪念馆一直开着张呢。堂堂正正的省直政府机
关，怎么可以这么骗人呢？

你瞧，有资格在大陆设立记者站的外国媒体，在中国采访有多麻烦，
多窝心。《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
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
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２〕你外
国记者想“不论国界寻求消息”，去美国可以，去中国，对不起，不
可以。

还有一个与外国记者和外国媒体相关的问题是，这些驻中国的外国媒
体，不得聘任中国人做它们的正式雇员。也就是说，中国人不得在驻
中国的外国媒体机构里做正式记者，只能做辅助性的工作者人员，没
有采访新闻的权利。

第3块顽石是把大陆分为开放地区和非开放地区，开放地区外国人可
以进，非开放区外国人包括外籍华人都不能进。北京王府井、上海南
京路当然都是开放地区，河南的爱滋病村当然都不开放，一家人只有
一条可穿的裤子的地方，生了孩子没东西包扎、直接埋进灰窝里吸干
的地区，外国人是不能进的。我们知道，越是贫穷落后的人们越需要
外界知道他们、关爱他们、帮助他们啊，可是你需要，他们“有国
者”不需要，他们需要脸面。殊不知，对外国人封锁贫穷落后地区之
举本身已经是最可耻、最愚昧的行为，因而也是最伤体面的政策。
“一国两制”被说成是最伟大的思想，是邓小平的首创，实际上这是
我们的国糟，一点都不伟大，我们到处都在玩两制啊，城市和农村一
分为二，不是一国两制吗？开放区和非开放区也是一国两制，港澳与
大陆的两制只是简单的顺延而已，生在大陆的傻子都能想到这个招
数。在贫穷落后的地区，见人时脸上搽着粉，点着胭脂，不见人时土
坷拉擦屁股，一个身体还两种待遇呢，所以一国两制是非常普通的主
意，一点都不伟大。

隔绝中外的第4块顽石是干扰外国电台。改革开放以前，境外一切电
台，包括欧美、台湾、香港电台，都被称为“敌台”。大陆民众收听
这些电台叫做“偷听敌台”，那是吓死人的罪名，跟“美蒋特务”差
不多，一听就叫人心惊肉跳。改革开发后，不叫“偷听敌台”了，听
者不被治罪了，但是采取技术干扰，让你听不清楚。

这种手段，越想越觉得下三烂，越想越觉得可恨。干扰外台的中国
人，与收听外台的中国人，都是一样的人，都是成年人，都是具有法
定行为主体能力的中国人，都是具有同等辨别是非能力的人，你有什
么资格不许后者收听呢？你有什么权力决定他们哪些可以听、哪些不
可以听？你比他们聪明吗？你智商更高吗？如果不是这样，那只有一
个理由，就是：你是统治者，他是被统治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什
么关系？是不许他自由收听信息的关系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
是赤裸裸地把他们当成猪羊一样圈养吗？在你眼里他不就是猪羊供你
吃肉、喝奶吗？如果是这样的关系，你不觉得你的这种统治是当今时
代最野蛮、最落后、最愚昧的统治吗？而最野蛮、愚昧的统治术难道
不该或主动抛弃，或必然被唾弃、被埋葬吗？

大陆信息猪圈隔绝中西的第5块顽石是卫星电视出现以后，大陆又开
始封堵卫星电视。广电部曾有明文，四星级以上宾馆和司局级干部才
可以收看境外卫星电视。等级制真是深入骨髓！人人平等是全方位
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信息面前也是人人平等的。由于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喊得太久，所以不会再制订一项按级别区别对待的法律，可是
信息是个新玩意儿，一出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就露出尾巴。

第6块顽石是国际互联网出现以后，又开始封堵互联网。封堵互联网
之法具体有多少，我不确知，我知道的起码有4种：一是屏蔽一些境
外网站，让你上不去；二是过滤掉一些关键词，让你看不到相关的信
息；三是随意关闭国内一些网站，象不久前的北京大学《一塌糊涂》
网站；四是随意干扰电子邮件通信的自由。在美国上网，什么网站都
可以上去，什么关键词都会有回应，真是觉得“新旧社会两重天”。
难道中国天生就这个德行吗？我不相信！她会变的，她一定要变，她
一定得变。

2004年12月21日《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一条新闻，说《北大警告学生
不得在境外网站论政治》。消息主要内容是：“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名
学生因为登录境外中文网站多次，遭学校网站老师警告。该名被警告
的学生表示，他与北大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并不相识，但上月，该名
老师竟然叫出他的名字，并警告他说，不要以为在互联网上说甚么都
行，因为学生的一举一动都在学校监督之下；还明言，他不应该再关
心政治，不要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而耽误了前程。该名被警告的学生起
初并不为意，继续登录境外中文网站。结果，班上的老师直接在课堂
上点他的名。上周，他再次登陆境外中文网站，翌日，他被叫到学校
教导处，被教导主任严重警告，并威胁他说，若再屡教不改，将开除
其学籍。有关北京大学监控学生使用互联网的消息并不罕见。今年9
月，北京大学学生讨论区《一塌糊涂》，在发布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
委员会关于官员腐败情况的内部文章后，被校方勒令关闭。此事引起
校内老师和学生的关注。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更发表致北大校长的
公开信，指责校方的做法。不过，《一塌糊涂》讨论区至今仍未解
封。”

这条新闻说明，网络警察也是封堵互联网的重要手段。更可怕的是，
每一个网络管理者，哪怕是大学里负责网络管理的老师，都自觉不自
觉承担着网络警察的责任，成为看管和控制他人精神世界的黑手。网
络管理者全员成为网络警察，正如新闻从业者全员成为新闻检查者。

这个猪圈上的第7块顽石是海关，禁止携带他们认为敏感的任何出版
物入关。这次从美国回来，入关的电子显示屏上出现的入关须知，我
扫看一眼，没看仔细，好象没看到关于出版物的信息，最起码写得不
突出。可是据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却是你携带什么出版物是他们最关
心的。还是那句话，你有什么资格决定我能看什么书、不能看什么书
呢？用马克思《评普鲁士书报检查令》里的话，除非证明你比我更聪
明，更知道美丑香臭。试问你敢说这个话吗？

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初成立时，台湾几位新闻传播学老教授给该院
捐赠一批图书，揆诸常情，这该是一桩美谈吧？可是大陆这地方邪得
很，美谈能自然变成丑谈，这批赠书在海关滞留了大半年、1年的样
子，才到达目的地。人家好心好意捐书，你大陆把人家当贼，把人家
当驴肝肺，不是成心伤人心吗？你海关一本一本翻，能翻出什么大毒
草来？也许根本就没翻，只是放在那里，以在海关滞留时间之长，表
明他们审查之严。什么都与世界接轨，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接轨呢？
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天天挂在口头上，实际上各个职能部门时时处
处都在糟践国家形象。

3月10日这天，我收到香港《明报》出版社寄给我的样书《回望农
民》20本。书装在一个非常结实的纸箱子里，可是箱子却被撕开一个
大口子。显然，里面的书被检查过。那个口子值得推敲，不是刀子割
开的，不是剪刀剪开的，是用手撕开的。要撕开它是非吃力的，别说
是人，就是野兽也不容易把它撕开。如果用刀剪，就很容易。那么为
什么不用刀剪？我想是畏惧吧，宪法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所以不敢
用刀剪。可是又特别“好奇”，怎么办？就在宪法与“好奇心”之间
搞平衡，用手撕开，冒充野蛮装卸所导致。明知这不是文明社会的行
为，还要这么做，这是最可悲的。明知什么是人的行为，却偏偏抛弃
不开禽兽的手段，就象吸毒者明知吸毒是错的，却戒不掉一样。中国
到处都是这样的非理性存在。你们就不能别对人家读什么书、想什么
事那么“好奇”？入关时，检查人员要看电脑里都是什么东西；抓了
余杰、王晓波等人，要把电脑里的东西拷贝走。你们怎么对人家的心
灵生活那么“好奇”？既然如此“好奇”，怎么不拿出搞两弹一星的
劲头，搞一项技术攻关：在人头盖骨上开天窗，然后可以趴在“窗
口”往里看个一清二白？堂堂的一国之政府机关怎么可以这样卑鄙无
赖？

第8块大顽石，是严格限制订阅外报外刊。大学图书馆本是信息蕴藏
量最丰富的地方，可是事实上那里的外报外刊极其有限。有心人不妨
做个专题研究，看看大陆大学图书馆里订阅外报外刊的情况。即便是
北京大学这座中国最好的大学里，它图书馆里订阅的外报外刊也少得
可怜。北大图书馆的期刊阅览室里，香港、台湾的刊物只有10来种，
可能不足10种，《明报月刊》、《开放》都没有，《动向》之类就更
不会有。我相信其他大中专学校里会更少，中专学校很可能就没有任
何境外报刊。

大陆什么级别的单位能订什么级别的境外报刊，是有明确规定的，普
通个人不能订阅外报外刊。1996年，我到《中国文化报》工作，报社
阅览室里订有《明报月刊》。1997年，发现不订了。问为什么，管理
员说，香港回归以后，订阅《明报月刊》的单位级别提高了。我们报
社是司局级单位，现在不行了，必须部一级单位才可以。我继续问为
什么，管理员说《明报月刊》在香港回归问题上的态度不能令大陆满
意，所以提高了它的订阅级别。级别越高，订数越少，影响力越小。
我相信这个解释是确实的。一直到2001年我离开文化报，再没见过
《明报月刊》。

大陆大学新闻专业的学生，无论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没有见过外
国大报什么样。2004年上半年，有一次一位法国驻北京记者说，他们
订阅的一些英文报纸，看过了可以寄给我一些，让学生们看看那些世
界大报什么样。我说这是好事啊。收到两次之后，他们说再寄的报纸
总是被退回，说查无此人（焦国标）。其他邮件都能正常收到啊，我
至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事实。想来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
是邮政上的，每次一大包，送到我的单位，怪累人的；一个是意识形
态上的，我给学生们分看的外报可能惊动了某些人，索性指示邮局，
查无此人，退回完事。第一种原因可能性极小，第二种原因也无从证
实。无论是哪个原因，我都非常难过。本来是出于让学生们增长见
识，新闻学院的学生嘛，外报都没见过，学什么新闻，到头来却落个
“查无此人”。

第9块臭顽石，是国际长途费用奇高，以高额长途电话费阻断中西。
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费用极高，比美国打进来还高。我刚刚（2004
年12月31日）咨询过，中国打往美国的电话是每6秒8角钱。可是美国
打往中国的电话每分钟才几美分。打进打出是同一条线，而且中国人
的收入与美国又不成比例，为什么会这么高？就纯粹的经济角度看，
中国国际长途基本还是垄断行业，缺少竞争，价格居高不下也可以说
得通。可是看了李希光的《新闻学核心》一书，对中国国际长途的高
价现象我有新的领悟。该书中说，大约是上个世纪90年代，大陆还严
格控制复印机的销售，不是谁都可以购买复印机的。据北京大学一位
教授讲，80年代北京大学各学院不得购买传真机，全校只有学校宾馆
有一部传真机，收发传真都得跑到那里去。为什么？因为它可以扩大
信息传播的速度啊！看到这里，我特别心惊。一个社会怎么可以这样
敌视信息传播？太可怕了。朝鲜的收音机只有一个频道，最近又有新
规定，民众不准用手机了。去年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古巴抓一
个美国外交官，为什么？他卖收音机给古巴人。数百年前，谷登堡用
活字印刷《圣经》，教会打压。更早几百年，基督教世界有人用阿拉
伯生产的纸张替代羊皮纸抄写《圣经》，也被罗马教会限制。为什
么？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信息垄断就不易了啊。大陆国际长途价格居
高不下，是不是出于类似的目的呢？是不是几百年前欧洲天主教教会
拒绝活字印刷的借尸还魂呢？

除了以高额电话费阻断中外之外，大陆还设置另一个电话障碍阻断中
外交往，就是境外来电不显示号码，或显示的号码经过了转换，你根
本不可能根据境外来电显示的号码回拨。境外来电，在手机上通常显
示为“受限制号码”，在座机上显示的是经过转换的号码，只可以境
外打进来，你想拨回去是不可能的。你们狗日的有什么权力限制这些
号码？

第10块顽石，是出版社严格审查外版书。凡是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外
文书籍，都是经过严格的意识形态把关的。有神论的书不翻译，不买
马克思主义账的书不翻译，反共产主义的书不翻译，暴露大陆问题和
罪恶的书不翻译，肯定西方文明的书不翻译，诸如此类。只有用人类
全部的知识财富丰富自己，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才能建成社会主
义，这是大陆官方挂在口头的一句话。可是我们都知道，《圣经》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遗产，然而直到今天，大陆过去50多年出版的几十亿
册书里没有一本是《圣经》，几十年千千万万个新华书店的书架上没
有卖过一本《圣经》。简直是骇人听闻！简直是罪该万死！由此足见
大陆官方意识形态挑食挑到什么程度，足见他们说得是多么动听、多
么通情达理，而实际上又是多么愚昧昏庸，不可救药。

仅以《圣经》在中国的命运论，大陆这50多的意识形态比清末慈禧太
后时候还封闭，还落后愚昧和反动。慈禧太后时候《圣经》可以在中
国自由流通，慈禧太后60大寿那一年她本人还接受过一本由全国女性
信徒募捐特制的作为寿礼的《圣经》。慈禧太后比中国共产党的意识
形态官员心胸还要宽广、开明！中国大陆学术界没有争鸣，思想僵
化，近“亲”结婚，兄弟姐妹“私通”，致使所谓的学术著作出一本
是个怪胎，再出一本是白痴，谬种流传，品质退化，弱不禁风，永远
不可能生出一本周周正正、在国际学术界拿得出门的学术著作。

即便是严谨的西方学术著作，翻译过来时也要在前言里交代一句，要
读者有批判地阅读云云。我手头就有例证。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的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每一本书前面都有一页《出版说明》。
其中写道：“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
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
多说。”10年后商务印书馆的译着仍然有类似的话。1993年第1版，
2001年第3次印刷的《武士道》，日本新渡户稻造着，张俊彦译。在
汉译序言中有一段话：“由于本书是在将近1个世纪之前写出来的，
其中有些观点不免有过时之感，同时，由于作者本人的立场所限，有
些观点也很值得商榷。这是希望读者们注意的。”〔３〕出版者或翻
译者一定要这样在序言里“打预防针”或“喷药消毒”的。或者也许
他们根本不认为有病、有毒，可也要这样走一下形式，表一个态，这
出版和翻译才安全。

实际上这样的交代难道不是画蛇添足吗？“时宜”、“过时”、“立
场”、“商榷”之类说辞，不是自然而然的吗？谁和谁能完全一致
呢？此刻的你和彼时的你也不会完全一致。再说，过时不过时，立场
不立场，商榷不商榷，糟粕不糟粕，都是读者的事，与你出版者和翻
译者何干？用得着你们提醒吗？《武士道》原以英文写成，1899年在
美国出版。我手头这本汉译本系由日文翻译而来，日译序言里就没有
这些浮赘悬疣。出版者和翻译的职责就是译好、出好书，至于读者怎
么看作者的观点，那不是你们的事，不劳你们费词。可是长期以来，
大陆的出版者和翻译者就是这么咸吃罗卜淡操心，不厌其烦，一定要
跳出来提醒读者，告戒读者。否则他们就可能自认为没有立场，或被
书籍检查官认为立场有问题，就可能惹麻烦。这是企图控制读者思想
的一种体现，就象人类尾骨是猴子时代的遗迹。

图书进口也严把意识形态关，有神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不拍大陆
政治马屁的书，肯定不会进口。

第11块顽石，是不许中国公民接受外国记者采访。这条不成文的行为
规范，完全是非理性的传统在作怪。国家领导人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
访，官员有时也可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普通人却不行，除非那外国
记者采访的是新中国建设的巨大成就。可惜外国媒体不是大陆的机关
报，他们不会完全按你的笛音跳舞，外国记者向大陆民众采访的内容
通常是负面信息，因而外国记者一接触中国普通民众，官方就本能地
竖起耳朵，扎煞着手，准备打压、封口和事后算帐。久而久之，中国
民众几乎不敢接触外国记者，避之如瘟神。不仅是中国普通民众，即
便是高级知识分子也都闻外国记者电话而悚然，不敢轻易接受采访。
据一位法国驻京记者称，中央党校外事办甚至规定该校学者一律不得
自行接受外国记者采访。外国记者是魔鬼，他能把你们的人活剥了？
美国之音驻香港的一位记者告诉我，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不敢接受美
国之音记者任何话题的采访，说这是清华大学的规定。我为清华大学
感到悲哀。

第12块顽石，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或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传唤和抓
捕那些自由写作、自由表达的中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例子如《纽约
时报》的中国雇员赵岩被抓，自由作家刘晓波、余杰被传唤。

隔绝中外的第13块臭石头是中国外交部比中宣部的“觉悟”还高，意
识形态甚至比中宣部还要敏感，它严格审查境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研
究领域，凡是它认为对中国“不友好”的学者，拒绝签证入境。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教授林培瑞先生，哈佛大学中国史博士，
美国汉学家中屈指可数的中国通。1972年，中美“乒乓外交”时，为
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美担任中文翻译的人就是他。1989年年“6．4”
期间，林培瑞出任美国科学院中国办事处主任。据说严家其先生在他
的帮助下，逃到美国使馆的。有的人说得更具体，是他帮严拎一个
包。后来他是《天安门文件》的3名编辑之1，由此被中国外交部列入
拒绝入境的黑名单。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也是3编辑之1，
也是外交部不予签证的黑名单中人。另有一位美国教授，名字忘记
了，2000年北京大学新闻学院筹备组曾邀请其来中国参加该院的成立
庆典。报告打到外交部，经过外交部“政审”，发现该教授“对我不
友好”，不予批准。不仅如此，外交部认为邀请这样的学者来中国，
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就因为这个原因，或者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北大新闻学院被推迟1年成立，成立时再不敢邀请外国学者。后来据
说这是一个冤案，是一个误会，该美国教授实际上并不象外交部掌握
的那么“坏”。2004年12月我到纽约时报社拜访该报著名专栏作家、
中国问题专家吉思道先生，他告诉我使馆拒绝了他的签证申请，因为
他最近写的专栏文章“有问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位教授写
了一部学术著作，外交部却要拿去审查，一审竟审了一年多，书中关
于国际政治问题的许多论述已经失去时效，变得毫无意义。这简直就
是践踏学术，蹂躏学者！

“新中国”的外交官，简直不如清末的外交官开明和文明。那时的外
交官写过不少文章，向国内介绍驻在国的长处，鼓吹借鉴西方文明；
“新中国”的外交官谁写过这样的文章？起码我几乎没看到过。他们
是当今中国被过份敏感的、畸形的政治意识形态污染最重的一个职业
群体。外交部本应是最开明的部，外交人员本应是最应具有“向洋看
世界”心态的人士，可是在中国则相反，他们比中宣部还更“讲政
治”，更抱残守缺、闭目塞听，甚至更反动。所以当初《讨伐中宣
部》出笼时，就有北大教授说：中央各部该讨伐的实在太多，象外交
部难道不该讨伐吗！

隔绝中外的第14块臭石头是不许海外流亡者回家，有些流亡者国内的
亲人也不许去海外探亲。这些流亡者据我在美国的感受，实际上是两
个群体：一个是民运人士，一个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申请回国，或
者不被允许，或者入关就抓。

第15块臭石头，宗教隔绝。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都是外来宗教，1949
年以后，无神论的中国就斩断了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与西方的联系，
实行所谓自传、自养、自治的“三自”政策。“三自”的结果是，起
码在改革开放以前，各地当局撒着欢儿地毁坏教堂，迫害教徒，西方
的“兄弟姐妹”谁也说不上话、帮不上手。在我早期的记忆里，基督
教都是神经病，不是被迫害成神经病，就是社会上把他们歧视成神经
病。上个世纪70年代末，我外祖母皈依基督时，起码在我当时生活的
地区，对信徒的歧视和迫害还很厉害，资格老一些的信徒动辄就被派
出所抓走了，仿佛就象猫抓老鼠一样简单而天经地义。

第16块臭石头，一些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以推进人权为志业的各种非
政府组织，被拒于中国国门之外；甚至是联合国要求各成员国应尽的
义务，比如在每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向本国人民，特别是在校学
生，宣传人权思想这样的义务，中国政府竟胆敢几十年里一点都不
尽。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有一个世界人权日，我也是在2003年前后偶
然查阅《世界人权公约》才知道，这个世界性节日是半个多世纪以前
确立下来的；上面明明白白写着，各成员国有义务在每年世界人权日
期间宣传这个节日。可是我读了22年全日制的书，活了40岁，学校和
新闻媒介从来没有宣传介绍过这个节日。禽兽统治人类，才拒绝向人
谈人权！

二、构筑中国大陆信息猪圈内城的12块臭石头

上述16块臭石头构成中国信息猪圈的外郭，把中国与外国隔绝起来。
下面谈中国信息猪圈的内城，其功能是把中国民众与中国媒体隔绝开
来。这个信息猪圈的内城第1块最宏观的臭石头就是新闻媒介国有
化。中国所有的新闻出版机构都是国有的。3大传统媒体，报刊、电
视和广播，都是国有的，出版社也都是国有的。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
有非国有的网站，但是没有采访新闻的权力，还不算是真正的新闻媒
体。2004年12月，《新京报》刊载一条消息，说中国将出现一个民营
电视台神州电视台，挑战中央电视台独一的局面。中国广播电视局马
上出来辟谣，说在中国，民间开办电视台是非法的。官方拥有一切新
闻出版机构，也就封锁着与官方观点不一致的一切信息的出口。

第2块最宏观的臭石头是党控新闻媒介。从人事权上，任何主流新闻
媒体的社长和总编，都必须是共产党员，都必须经过宣传部和组织部
考察和任命。中央级媒体的社长和总编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组织部考
察任命，各部委和各地方媒体的社长和总编辑，由各部委和各地方党
委的宣传部和组织部考察任命。西方记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宣部对新闻
机构的控制那么有效，金正日来华，中宣部说不许发消息，全中国没
一家媒体敢发一个字；等金回国了，中宣部说可以发消息了，于是铺
天盖地中国媒体都报导说金正日前两天来了。来时不报，走了疯报，
这是新闻的品格吗？与其后报，不如根本不报。还有汉源事件，境外
媒体都在热报，可是中国大陆的媒体真叫滴水不漏，没一家吭声。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说，这很简单，因为中国新闻媒体的领
导人都是一级政府官员，你说政府官员的行为特徵是什么？当然是惟
长官的意志是听了。他们问，有时中国的媒体为什么也会做一些出格
的报导呢？我说那是因为长官的手还没有伸到那出格的地方，即便长
官一手遮天，有时还有指头缝漏风。有一点确定无疑，只要宣传部明
确说某事不许报导，就绝对不会有媒体去碰它，那是绝对令行禁止、
其应如响的。所以你要问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新闻自由的发展程度
如何，我说，就中宣部命令不折不扣的权威性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改
变，与文革时，与战争年代，与军事战场上一样，没有自由。国有和
党控的必然结果就是，无论什么样的消息，只有他一张臭嘴对民众聒
噪。

第3块臭石头是一旦发生负面新闻事件，从警察系统到各行政部门立
即行动起来，封锁事件发生地，把新闻发生地与各地赶来采集新闻的
记者们隔绝开来。记者到不了事发现场，采访不了位于前列的当事
人，就只能放弃这条新闻。据一位法国记者朋友说，汉源事件时，他
以访友的身分前往汉源。当地武警提着冲锋枪围追堵截他，把他扣在
汉源县公安局一个晚上。莫说是外国记者，就是中央电视台记者，遭
遇地方官方封锁消息的经历也是家常便饭。重庆万州事件、四川汉源
事件，官方还采用阻断电话、手机、手机短信等方式，构筑信息围
城。

第4块臭石头是新华社通稿。一旦发生重大新闻或敏感新闻，全国各
媒体一律采用新华社通稿，各媒体不得使用自己记者采写的新闻稿。
新华社一家捏造新闻或扭曲新闻，全国媒体都要跟着捏造和歪曲。新
华社一家打定主意欺骗全世界，全中国就没有一家媒体能做到真实。
这看不是封锁，实际就是封锁。那么新华社捏造和歪曲新闻的概率有
多少？看看新华社的历史就知道了。大跃进放卫星时新华社做了什
么？“3年自然灾害”饿死3千万中国农民时，新华社发过一条饿死人
的新闻吗？新华社发布过一张饿死人的新闻图片吗？远的不说，说近
的，法轮功练习者遭受的酷刑，冬天冻死在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
的上访者，新华社发过一篇消息或一张新闻图片吗？这样的新闻通讯
社，我呸！

第5块臭石头，出版社严格审查书稿。大陆一本书能不能出版，第一
重要的是政治上正确不正确，只要政治上没问题，无论什么烂脏玩意
儿，总能找到出版社。可是如果你政治上“有问题”，不管你的著作
学术含量多高，思想含量多大，也不管你怎样努力，磨破嘴，跑断
腿，都不会有出版社敢接你的书。政治上正确不正确也没有一定标
准，完全是出版社编辑根据各自的感觉。我在大陆出版社出版了5本
言论集，没一本是我的“亲儿子”，想起来本本让我恶心。为什么？
出版社编辑把你的书稿抽得、删得面目全非。否则不出。结果是书虽
然出来了，可那书被强奸凌迟得连你自己也不疼爱它了。解放军后勤
部一位朋友，工作之余写作言论文章，一部25万字的书稿，出版社给
他又抽又删，最后只剩下12万字。对这样的出版机构，他感到愤怒和
绝望。

或者即便是你的著作政治上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这个人因某篇文章被
中宣部盯上了，划入另册，就休想再出版你的著作。笔者本人的经历
就是最好的例子。2004年初我有两本书被天津和上海两家出版社相
中，都签了出版合同，可是因为《讨伐中宣部》，出版社都毁约了。
这两本书都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一本是《回望农民》，是我近年写的
为农民吆喝的言论集，几乎都在大陆报刊上发表过，另一本是关于明
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的影视剧本。另有我的两本言论集，也是原
定2004年出版，全都泡汤了。

第6块臭石头，大陆出版机构还有严格限制书号一说。新闻出版署统
一掌管每一家出版社的出书数量，假如2005年给你这家出版社50个书
号，一个号一本书，出不够50本书可以，出51本却决不可以。过去给
你出版社50个书号，具体出什么书，出版社有一定自主权；从2004年
下半年开始，50本是什么书，书名和大致内容要上报新闻出版署，经
其审查同意之后，方可出版。这意味着出版审查、信息控制更紧了。
据2005年《新京报》丁东先生的文章《给优秀图书弹性的出口》，
“不少出版社一到年底就为书号不够用发愁，有些书因为没书号只好
推迟出版，有的出版社乾脆对编辑实行经济责任制，要求用书号创
收，一些读者面较窄、专业性较强的书稿，学术价值再高出版社也不
太愿意出，除非交很高的赞助费……虽然明令禁止不许买卖书号，但
出版社和民营书商的合作一直存在”。

有学术价值而没读者的书，尚可以交赞助费出版，可是有思想价值且
肯定也有读者的书，却是无论交多少赞助费也没出版社敢接你的活
儿。书号本就是一个数字，而天下的数字是无限的，因而书号本来也
是无限的，可是在大陆图书出版界，天地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数
字也被用来限制和钳制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处于前锋地位的出版物，
真是天理不容。

第7块臭石头，大陆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高度保密，许许多多的历史真
相被官方有意遮盖。而且从图书馆到各单位的档案室，对于查阅档案
资料的人的身分和资格都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就
很难被提供查阅有关档案资料的方便；或者你不到某一专业职称级
别，就享受不到查阅某一类图书资料或档案资料的权利，等等。位于
北京的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就严格限制北京以外的读者的查
阅范围，对低学历的读者也有许多歧视性条款。这个号称国家图书馆
的地方，历来以敲诈勒索的手段盘剥读者而知名，它的复印费1页5
块，而世面上只有几分钱。

第8块大石头，大陆各图书馆负责图书采购的人士，也都有值得信赖
的政治敏感性。2005年1月3日《新京报》刊载徐友渔先生的文章《国
图软件比硬件重要》，“我所在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图书馆，
和国图、北大图书馆一道被称为北京社会科学图书馆的3大重镇，但
我几年来研究西方政治哲学，几乎全部英文书不能借到，全靠我自己
在国外购买。举两个例子：罗尔斯的原著，我在本单位一本也没有借
到过，马克斯．韦伯再经典不过了，现在每个大书店都摆着中译本，
但我院图书馆大半没有；相反，唐浩明的《曾国藩》，以及许多内地
作家的小说，除了内地版，还有港台版。我们知道，港台书贵得多，
为什么要这样使用采购资金呢？”西方思想政治经典著作，能少办就
少办，省下钱来正好可以多多采办垃圾出版物。在一个谈正义就是罪
过的时代，罗尔斯的《正义论》之类那就是教唆犯罪，怎么可以采办
这样的出版物。

第9块臭石头，中宣部明确限制某些题材，这些领域不能碰。比如影
视制作单位不得摄制西洋传教士题材的作品。汤若望是明末清初非常
伟大的一位来华传教士，我偶然读到他的传记，被他一生的传奇经历
所感动，决定将其生平写成影视剧本，摄成影视剧，以传扬其美名。
可是写好才发现，这样的题材犯忌。拍摄影视作品不行，出书是可以
的；可是因我写了《讨伐中宣部》，我出书是不可以的。书不犯忌，
可作者又犯忌。

媒体对一些历史信息的报导也受中宣部严格控制，哪些历史问题不能
提，哪些历史旧帐媒体不能算，中宣部都有要求。即便是学者研究，
也受到限制。比如你的研究课题如果涉及敏感的历史问题，你就接触
不到第一手的资料，你申请不来研究经费，你的研究成果出版不了，
等等，造成事实上的信息封锁。学术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
科研项目必须政治正确，而且事实上分成三六九等，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是特级学术研究项目，科研经费多
多。在这些特级课题里，你越是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煞有介事地弄出
些似是而非的学问，你就越受青睐，越享实惠。一些学术领域禁止
“生育”，另一些学术领域则实行“生育刺激”，人为地制造学术生
态的失衡。

第10块臭石头，用专家学者误导公众。大陆信息控制越来越专业化，
他们深谙传播学上的二级传播理论，即舆论领袖的导向作用，一有大
事发生，媒体即组织专家、学者点评。专家点评当然是无辜的，有辜
的是只许用一个声音点评。有立场也是无辜，有辜的是只能你有立
场，别人不能有立场。这样做的结果是封锁了不同的信息，钳制了受
众的思想。在许多国内国际重大问题上，中国受众几乎成为白痴甚至
罪人，象为恐怖主义叫好，为“9．11”拍手称快，就是证据。

第11块臭石头，大学本来是自由论学的地方，可是大陆各大学的学术
活动也都被严格控制，必须层层打报告。学生自己组织小范围的学术
探讨，也要团委、党委地层层审批。在美国的几所大学巡回演讲时，
我问他们这些演讲是否也要审批。他们告诉我，根本不用任何审批，
都是学生一张罗，找个场地，发个消息，然后演讲者准时一来，就是
一次演讲。可是在中国大学里，这种做法是“非法的”，事后会受到
指责和批评。

第12块臭石头，是严格限制印刷企业的资格。在中国大陆，印刷企业
属于特殊行业，除了接受工商行政管理之外，还要经过公安局批准才
能营业。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工商局、文化部、轻工业局和公安
部，都是印刷企业的管理者。凡是能造成文字扩散、传播的工作和业
务，诸如排版、印刷、装订、复印、影印、油印、誊写、打印等等业
务，都归属于印刷业务，都要接受上述部门的管理。任何一个部门认
为你的工作有问题，都能轻易导致你关门。对承印报刊和图书的印刷
企业要求更为严格，必须有省级新闻出版局颁发的业务许可证。当年
共产党地下发行《布尔什维克》，封面印刷成《少女怀春》。而今，
谁如果再想钻这些被当年共产党钻过的空子，是不可能的，全给堵上
了。

三、中国大陆信息猪圈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

前面也有所提及，中国信息猪圈的本质是把人不当人，把人当畜生；
把人不当人的人也不是人，把人当畜生的人，自己首先得变成畜生，
否则干不出来这活儿。人类显然不愿意畜生更聪明，因为畜生更聪明
了，人对畜生的地位就会发生动摇。那么怎么才能保证畜生不危及人
类的地位呢？让它们永远愚昧，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信息猪圈就是使
人什么也不知道之举，因而也就是以待畜生之心待人之举。这样的人
还是人吗？构筑信息猪圈的目的是要把中国搞成一个无菌环境，准确
说是要把中国搞成只有一种毒菌生存的环境，务必要让这种吃人的毒
菌吃独份，并且永远吃独份；要中国老百姓只被一种毒菌吃，并且永
远只被一种毒菌吃。

费希特说：“任何把自己看成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
即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
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我要说，任何把民众当
成牲畜一样企图永远愚弄他们的人，他自己就是牲畜。信息猪圈的本
质就是把人当成牲畜，而殊不知把自己的同类、同胞当成牲畜的人，
自己也已堕落为牲畜。“谁受到欺骗，谁就是被当作单纯的手段。”
“人可以利用非理性的东西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但是却不可利
用理性生物（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甚至不可利用理性生
物作为达到理性生物自身目的的手段；他不可象对待无机物质或动物
那样，对他们施加影响，以致不顾他们的自由，而只是利用他们去实
现自己的目的。他不可能使任何一个理性生物违背自己的意志，而成
为有美德的、聪明的或幸福的。”〔４〕

现在人类最前沿的文明甚至已经把动物都当成亲人看待，而你们却把
作为理性生物的国民当成食物链下端，确保他们永远愚昧无知下去。
然而“人类可以放弃一切，……可以剥夺人类的一切，只是无法剥夺
人类完善的可能性”。企图剥夺人类完善的可能性的人，将因此得到
报应。

费希特还对当时的学者放弃自己的使命表示愤怒和谴责。他说他们
“既不重视正义，也不重视非正义，既不重视神圣的东西，也不重视
渎神的东西……（他们）丧失了对于正义和非正义的任何理解，……
把贤明变成谋取自己利益的狡计，把职责变成他们满足他们贪婪的手
段，……（他们）在屈辱中寻找自己的高尚，在羞耻中寻找自己的光
荣，……本来应当成为民族的教师和教养者的人们，沦为甘愿败坏自
己的奴隶，本来应当对于自己的时代发出明智和严肃的声音的人们，
谨小慎微地听命于最专断的愚蠢和最专断的恶行所发生的声音……他
们丧失了最后一点预感能力。”“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
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那里
去寻找道德善良呢？”〔５〕

费希特在《向欧洲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一文里写道：
“君主，你决没有任何权力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是的，建造中国
大陆信息猪圈的人们，你们也同样没有权力！

四、我们现在怎么办？

中国这个信息大猪圈，现在简直比古希腊神话中五百年没有打扫过的
牛圈还脏！光说狠话气话没用，千锤打锣，一锤定音，最后总还得落
实到怎么办上面。怎么办？太简单了，按宪法规定的来。宪法规定新
闻出版自由，就让新闻出版自由。那位说了：宪法上都是条条，中国
几千年没有新闻出版自由这玩意，具体怎样才能让宪法里的条条落到
地上？同样非常简单。中国没有，外国也没有吗？外国有啊，向外国
学习就是了。大陆没有，台湾、香港有啊，向台湾、香港学习就是
了。要全盘西化，要全盘港台化；港台的老师还是西方，所以还是要
全盘西化，要象房檐滴水那样点点不差地全盘西化！那位又担心了：
全盘西化可不行，那可是坏东西！是的，全盘西化是坏东西，是慈禧
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眼里和嘴里的坏东西！因为别说全盘
了，就是半盘，他们也不可能那样一意孤行、肆无忌惮地干坏事了，
或者是号称的所谓“把好事办坏”了。

【注释】

１、〔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
　　2003年。
２、张宏良编：《改变人类命运的八大宣言》，中国社会出版社，
　　1996年。
３、〔日〕新渡户稻造：《武士道》，商务印书馆，2001年。
４、同注〔１〕。
５、同注〔１〕。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4.20 01:43；
http://www.ncn.org/zwgInfo/index.asp〕

据4月20日《广州日报》报道，4月19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河北聂
树斌可能被冤杀一案出现了新的进展──聂树斌家人告诉记者，他们
已经通过可靠途径得知了河北省公检法的联合调查结果：“‘聂树斌
案’不是错案，王书金的供认是在说谎”。而且，在一周前，河北省
有关部门已经将该调查结果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向公、检、法三家下
达。

聂树斌案终于有了一个结果，然而却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当然，
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笔者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因为什么？因为作为
聂树斌案关键人物的王书金一直关押在河北省的司法机关，因为一个
聂树斌的冤案要牵连上不知多少个尚在职或已退休了的司法机关工作
人员，而且严格意义上说，公、检、法三个部门作为一个组织也无法
置身事外。然而，如果聂树斌的案子维持原状，那么，这一切的担心
便都不存在了，让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继续冤枉，比让许多活着的人来
为此负责，或许更符合有关部门及有关人员的利益吧。

其实这样的担心早就存在了，记得不久前《中国青年报》曾撰文指出
聂树斌的案子应交由异省管辖。为什么？就是担心这里面盘根错节的
利益关系。巧合地是，聂树斌案恰恰出现了人们预料中最不应该出现
的结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一个制造聂树斌冤案的机制在继续发
挥着作用，说明了一个比聂树斌强奸冤案更大的冤案被制造了出来。
如果说聂树斌的冤案是法律的耻辱的话，那么今天河北省公检法的这
个调查结果就是一个更大的耻辱。他们之所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据
说是认定王书金在说谎。然而，聂家家人对这种调查结果的质疑显然
是调查组无法回答的，即：“王书金如果是说谎，为什么王书金的供
述和当年的作案现场高度一致？如果不是他作的案，他怎么可能对11
年前的作案现场指认得那么准确？很难想象一个人只是道听途说会对
现场这么熟悉。”其实笔者也还有一个质疑，即王书金为什么要说
谎？

坦率地说，虽然早就有对目前这种局面的担心，然而，在佘祥林冤案
的迅速进展影响下，笔者一度认为聂案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的可能性
变得越来越小，因为笔者不敢想象在全国媒体、全国公众的关注下，
河北省公、检、法机关需要多大的胆量才敢制造今天这样一个局面。
然而事实是他们制造了，事实是他们至今还扣压着聂树斌一案的原始
判决不给聂的家人。我很纳闷河北省的人大代表都在做什么，他们难
道没有看到他们身边存在的这个典型的司法不公事件吗？我很纳闷中
国的最高司法当局，难道他们不知道这个案子由河北省司法机关审查
会出现不应出现的问题吗？如果说没有人提出这一点，也还好说。而
恰恰是早就有人指出由河北省审理王书金一案不利于聂树斌一案的昭
雪，我不知最高司法当局对这样一种状况的存在又做何解释？

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给聂的家人、给全国的媒体和公众一个坦坦荡荡
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