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部设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2005年5月25日发布“年
度报告”（http://web.amnesty.org/report2005/index-eng），警
告世界人权状况严峻。

报告批评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政府的人权纪录。

报告说，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未能给普遍违反人权的严
重现象带来多大的影响。“大赦国际”认为中国在政治制度上不搞改
革，这是人权落后的根源。大赦国际年度人权报告的中国章节指出，
胡锦涛的新政府自2003年3月上任后，特别是在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
主席的职务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作了一些司法改革，比如，制定
了禁止公安在拘留所使用酷刑的规定，并在04年3月份修改了宪法，
增加了“国家尊重并保护人权”的条文。但是，由于中国当局没有在
政治体制上进行必要的改革，严重妨碍了措施这些法规和宪法条文。

大赦国际报告中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滥用“颠覆罪”、“泄露国家机密
罪”等定义含糊的罪名迫害和平争取合法权益的活动人士、律师、记
者、艾滋病健康权益活动人士等；继续剥夺民众的言论和结社的自
由，对妇女的歧视和暴行仍然普遍；任意羁押政治异议人士和网络自
由作家；迫害宗教组织；广泛使用死刑和酷刑以及不公正的审讯；以
反恐为名加强在新疆的镇压、严厉限制西藏地区的宗教自由等。

（2005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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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通讯》是公民维权自愿者（Chinese Rights Defenders）的开
放信息交流平台。由李健、之灵、薇泉义务编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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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http://www.gmwq.org/web/index.asp

5月24日，《纽约时报》官方网站刊登了该报专栏作家、前驻中国记
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从北京发回的两组报导，在图片和电
视报导中，纪思道介绍了率先在自己的网站揭露“下跪副市长”的一
名“编外记者”。接着又在文字报导中介绍了中国庞大的互联网的现
状，再从中共对网络言论严厉控制，到胡锦涛近来的强硬言论令江泽
民和朱镕基都惊骇不已，从而预测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共，可能将
在这场互联网大战中败北。

纪思道说，与国民党展开的殊死较量，同美军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激
战，以及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大规模民主示威，最后都让中国共产党
“幸存”下来。可是，眼下共产党可能才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
网。

互联网与中共政权间所发生的较量，是历史上重大的较量之一，从中
国的舆论监督网（yuluncn.com）便可略见一斑。这家网站是由一位
自我任命为记者的、名叫李新德（译音）的人开办的。李新德当初靠
着在全国各地卖药，获得了一些财富。现在他把赚到钱用来开办这个
舆论监督网，象李新德这样的由自己创办的博客式网站，中国已拥有
400多万个。

李新德随身带着他的ＩＢＭ手提电脑和1台数码像机，在全国调查中
共官员违法乱纪的案件，然后把这些文章贴到他的舆论监督网上，并
在那些地方官员可能会逮捕他之前，逃之夭夭。李新德所调查的最大
的案件就是轰动一时的济宁市“下跪副市长”李信贪污受贿案，此案
的1名女受害者曾遭到这名副市长的骚扰和企图绑架。

李新德的舆论监督网发表了一篇有关“下跪副市长”的调查报告，并
登出了1组副市长下跪求饶和痛哭流涕请求受害者不要向警方报案的
照片。这些照片随后轰动了中国互联网，不久，这位“下跪求饶”的
副市长被先遭到“双规”，最后被正式逮捕并接受审判。

李新德卷入的另一起案件调查是，一名农村妇女被计划生育官员绑架
案。这名农村妇女最后被官方关进监狱，并强迫给她戴上宫内节育
器。李新德的调查报告令官方感到尴尬，那些对此案负有责任的官员
最后被判刑1年。《纽约时报》说，在纪思道找到李新德时，他正在
调查另1起有关1名商人神秘死亡的案件。这名商人曾与1名警察发生
过的金钱纠纷，最后商人被逮捕并神秘死亡。

《纽约时报》称，李新德所做的一切表明，互联网如何正开始在中国
扮演着西方媒体所扮演的监督角色。不过，中国的互联网正在被官方
的信息垄断侵蚀着，也在被中共传统的“内紧外松”政策困扰着──
假装着对外国人广泛开放，但对本国老百姓却实行严厉镇压。

纪思道在报导中指出，他在中国新闻界和中共内部的老朋友，绝大多
数人都对胡锦涛重新提出的意识形态口号，以及近日称赞朝鲜的政治
制度和镇压媒体的言论，而深感惊骇。据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
朱镕基也被胡锦涛的这番言论而惊骇不已。

然而，令人感到幸运的是，现在的中国已大于它的皇帝，此外还有1
亿多网民，电子信件和网上聊天室早已无所不在了。尽管中国所逮捕
的网络持不同政见者的人数正在上升，但却没有足够的警察来控制互
联网，当一些网站被中国官方查封后，网民还可以通过代理服务器再
次登陆。

《纽约时报》的报导还介绍了几名在互联网上发表政论文章的知名人
士，如已获释的天安门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陈子明，现在就定期在互
联网上发表文章。此外还有已被官方列入黑名单的着名学者焦国标，
仍在撰写一些措辞严厉的文章，并在全中国的电子信箱内流传着。一
名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向纪思道表示，不读中共文件也无所谓，但绝对
不能不读焦国标的文章。

为了测试一下中国网络的反应，纪思道讲述了他的一段亲身经历。他
先在搜狐的一个论坛用汉语发表几句评论，“如果海峡那边的中国人
可能挑选自己的领导人，为什么海峡这边的中国人不能选择我们自己
的领导人？”象其它评论一样，纪思道的言论也自动出现在论坛上，
不过10分钟后，这几句话便从网上消失了。

纪思道说，在上边的言论被删除后，他又用中文打出“在伟大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如果再过20年，
党就会允许反对党出现，因为那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尽管这
些言论暗示着多党制，中国的网民也都能看出来，但这段“明显歌颂
党”的言论没再被网管删掉，一直保留在论坛上。

那么，中国在走向何方？纪思道在报导中自问自答说：我认为互联网
正推动中国走韩国、智利以及台湾所走过的相同的道路，这几个国家
和地区都曾经历了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一批中产阶级，提高了教育水
平，增加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触，甚至对迫害异已人士都越来越感到气
愤。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私下讲话中称猛烈抨击说，外国“敌对势力”
正企图改变中国。纪思道说，既然这样，也把他算进这个“敌对势
力”，因为他象所有热爱中国的人那样，反对胡锦涛再穿上空空的毛
式外衣。但正在自掘坟墓的中国共产党，不能怪罪任何人，要怪也只
能怪他们自己，谁让他们允许中国上亿网民拥有宽带了。

〔原载《纽约时报网站》（多维编译）。
转载自《观察》2005.5.25；http://guancha.org〕

冼岩最近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执政集团两条“决策明规则”决定了政
治改革只能缓行》的文章。其全文推导是这样的。“从政治本身出
发，政治决策可视作是决定利益分配的游戏。”游戏规则“取决于价
值和利益，即被价值观所认可的利益。”因为“‘家天下’已成为历
史陈迹，”所以，专制“执政集团以公众利益作标榜，……成为了对
执政集团的公开行为具有规范力的‘明规则’（之1）”。“决策遵
循‘在保证执政集团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兼顾社会公众利益’的逻辑”
是执政集团决策和施政行为的“明规则”（之2）。于是得出结论：
“中国执政集团两条‘决策明规则’决定了政治改革只能缓行”。当
今中国最高执政者并不认同政治转型，其理由有2。一是，戈尔巴乔
夫政改有害邓小平反政改有益。当公众利益与党益不能调和时“最高
执政者及部分执政集团成员可以从执政集团中分离出发，背离执政集
团本身的利益立场，站在社会的公众利益一边”，例如戈尔巴乔夫。
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行为导致“‘自由民主’的普世道路从理论到实践
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而“当社会的公众利益与执政集团
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而执政集团作为一个整体赞成舍公众利益而取
集团本身利益之时”，“当时中国的最高执政者邓小平，却作出了
（与戈尔巴乔夫）完全不同的判断和抉择。”“历史似乎印证了邓小
平的判断，肯定了他的选择。”二是，“‘政治转型有利于社会公众
利益’这一命题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社会矛盾积淀深厚的中
国始终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论证；……”

冼岩此文摆出中立客观公正样貎，却包含祸心，颇具欺骗性，故借议
报一角作些评议。

本文先澄清几个被冼岩混淆的概念，然后剖析其结论部分。

一、澄清几个被冼岩混淆的概念

（一）“‘家天下’已成为历史陈迹”

　　　家天下在中国并没有成为历史陈迹。表现之一，文革后经陈云
　　　批示要培养高干子女成为权力接班人后，现今中国政军经文各
　　　界的高中层掌实权者，大部分是高干子女（这些数据很容易在
　　　网上搜查到）。是隐蔽的家天下、是没有爵衔的高干新贵族
　　　“集体家天下”。表现之二，宪法序言中出现5次“中国共产
　　　党领导”，赤裸裸地明文规定是党垄断一切，把原本“家天
　　　下”的中国代之以明文法定“党天下”。何止只是“执政集团
　　　以公众利益作标榜”那么简单。家天下与党天下只有形式的差
　　　异，没有实的区别。明明是变种家天下，想轻轻地用“‘家天
　　　下’已成为历史陈迹”一句话否定，办不到！

（二）“‘自由民主’的普世道路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深刻质疑。”

　　　这是栽赃式命题。冼岩为了把自由民主放到枮板上砍，曾经无
　　　中生有地夸大宪政自由已经在中国大陆成为舆论主流，经我反
　　　驳后改称为是在民间成为主流。现在为了贬低自由民主在中国
　　　的存在，又来个360度大转弯，说成是“‘自由民主’的普世
　　　道路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请问，既
　　　然自由民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这种自由民主又
　　　怎么会在国内外都占主流？可见冼岩理论的随意性和不可信。

　　　请冼岩回答，自由民主受到怎么样的“前所未有的深刻质
　　　疑”？最有资格回答的是被哥尔巴乔夫“出卖”的苏东人民。
　　　你说这些被“出卖”的人民愿意回到前共产政制制度还是维持
　　　现今的自由民主制度？所有前苏东国家的民主选举完全证明他
　　　们不质疑民主自由而是彻底否定共产党专政制度。最有资格回
　　　答的是现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告诉冼岩们，他们全在争取自
　　　由民主！请问有那么多反抗专制要求民主的颜色革命，可有一
　　　个反民主要专制的民众ＸＸ运动？能举出一个例子来吗？若有
　　　信心相信人民真是“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自由民主普世价
　　　值，请冼岩叫你所保的权力相信一次（只要求一次就够了）人
　　　民，让人们在讯息、观点自由交流中独立自由地做一次对自由
　　　民主的“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然后由人们决定要自由民主
　　　还是要目前的共产党一党专政，如何？你们有这个胆量吗？我
　　　肯定你们没有这个胆量。为甚么呢？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相信自
　　　己过坟场吹口哨的“质疑民主”，相反极之担心正在被质疑的
　　　专制及其政权的生死存亡。

　　　实情是自由民主在2千年以来都受到古今冼岩们的“前所未有
　　　的深刻质疑”，只是民主在他们的质疑中成长壮大，一波又一
　　　波地向前推进；质疑却一浪弱于一浪，由原本指称自由民主是
　　　敌对意识，要灭之而后快，到今天死死气地签定人权公约、在
　　　国际场合谈民主、在国内搞虚与委蛇民主村选……实情的另一
　　　面是专制制度合理性与专制政权合法性在今天货真价实地“从
　　　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质疑”，而且是被质疑到
　　　了生死存亡关头。否则的话，何需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何需恶
　　　行颠覆政府罪？

二、剖析“政治改革只能缓行”

冼岩由“中国执政集团两条‘决策明规则’”的论述得出“决定了政
治改革只能缓行”的结论，这逻辑似乎是无懈可击。此文的危害性和
欺骗性就在此。其欺骗性在于让人误信无需民众的压力，专制统治者
会出于良心和意愿施行民主政改，人民可以静待中共恩赐民主。其危
害性在于让人入信后放弃争自由民主的斗志和行动。

（一）冼岩提出“中国启动政治转型的最低必要条件是最高执政者认
　　　同政治转型有利于社会公众利益……”在排除一切外来因素条
　　　件下，从专制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冼岩的“政治改革只能缓
　　　行”是对的。实际上，现今中国政改行止进退决定于中共的　
　　　“准”或“不准”。既然党现在已经重复申明不准政改了，因
　　　此结论是“政治改革只能缓行”。对冼岩来说致命的问题是，
　　　中共并非生活在“中共”中，而是生活在中国和世界民众包围
　　　中。你中共不准，民众要，怎么解决？现存解决样板是“颜色
　　　革命”！请问乌克兰、格鲁吉亚、吉尔吉斯的民众颜色革命可
　　　曾得到专制统治者的“准”或“不准”？你不准，人民要，人
　　　民行动起来，你的“最高执政者认同”还能成甚么“最低必要
　　　条件”？
（二）终于由这位保权左派冼岩之口说出了今天中国可否即行政改取
　　　决于中共的准或不准；原来，中国不能实行民主的罪魁祸首是
　　　中共，是中共为一党私利所致！正好说明冼岩过去说的中国中
　　　产阶层尚未形成，不宜民主转型、本文讲的“‘政治转型有利
　　　于社会公众利益’这一命题在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社会
　　　矛盾积淀深厚的中国始终得不到有说服力的论证”等等民主不
　　　宜论，可能是废话，起码是未经试验过证明它是必要条件。

冼岩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党天下这个极权制度和政府，虽然已经被民
众质疑和反抗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但是，它不会认同自由民主普世价
值，而是顽抗到见棺材为止。冼岩还告诉我们，民众压力和专制统治
者让步政改意愿和行动成正比，你要自由民主唯一可行方法是靠自己
奋斗争取。

（2005.5.17）

〔转载自《议报》2005.5.23；http://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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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胡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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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学者将现在的反腐局势归纳为：一方面，反腐倡廉的呼声越来
　　越高，查处腐败案件速度越来越快，揪出的赃官越来越多，制裁
　　的手段越来越严，遏制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贪污之
　　风却越来越盛，腐败领域越来越广，赃款数额越来越大，赃官级
　　别越来越高，贪者越来越不计后果。在您看来，这两方面为何会
　　交叉出现？
胡：主要是因为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大量
　　的无序现象，虽然我们制定了许许多多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
　　但毕竟改革开放只有短短的20来年，还不足以在中国形成敬法畏
　　法、遵纪守法的局面，所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十分突
　　出，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带头违法，更是在人民群众中起到了
　　反面的引导作用。而我们的反腐败过去多是采用传统手段——通
　　过思想教育反腐败、通过运动反腐败、通过杀鸡儆猴反腐败，当
　　然效果不彰。我们反腐败也制定了很多的制度，但大多流于形
　　式，无法真正地落实，形成了制度反腐华而不实的局面。所以，
　　我认为中国反腐的关键还是要把制度反腐和监督反腐落到实处。

二、在众多思考中国反腐机制建立的观点中，不少学者指出中国目前
　　的反腐败还处于“追惩式”的反腐，反腐败具有运动型、权力型
　　和结果型的特点，这导致反腐机制落后于形形色色的腐败行为，
　　您对这种观点如何看待？您认为我国现在的反腐机制存在哪些问
　　题？
胡：的确，中国目前的反腐主要是事后追究和惩罚，报纸媒体也是痛
　　打“死老虎”，凡是一个腐败分子被纠出，就会连带出许多丑
　　闻，也会有一大批人卷涉其中。但是，出事之前，媒体舆论鲜有
　　批评报道的，即使媒体想监督，也囿于体制的惰性和官僚的权
　　威、专横而不敢。其实，这样的局面是害了我们的领导干部。平
　　常没有人敢监督，社会风气又腐败、不正，官僚们往往很难长期
　　抵抗腐败，甚至会出现廉洁者被淘汰出局的事情，因此，有的人
　　同流合污是在“情理之中”，而一旦出事，又身败名裂，甚至是
　　死罪，这叫“不教而诛”，不是太可悲了吗？我说的“不教”不
　　是不教育，而是平常不管教，不约束，不监督。所以，反腐败应
　　当注重事前、平常和过程的监督，应当充分发挥媒体和人民群众
　　的力量，才会有效果。中国应当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也就是公
　　开行政、透明决策、新闻独立监督、司法独立审判、金融实名、
　　财产申报、招标投标、独立审计、公共财政、问责弹劾、权力制
　　约等制度。中国的反腐机制缺的正是这些东西。

三、无论在官方还是学者，都意识到我国反腐机制要走向制度反腐。
　　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被学者认为是
　　反腐败斗争从依靠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变。但据统计，在党
　　风廉政建设方面，近年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制订的规范性文件
　　已有2,000余件，并有新规陆续出台。可以说，在反腐方面的规
　　制性文本并不少，但在制度的执行力上却大大欠缺，许多制度被
　　淹没。在您看来，要如何改变制度虚置的状况？怎样提高制度的
　　执行力？
胡：一方面我们出台了很多的反腐败的文件制度，但另一方面又有很
　　多的关键的制度、规范没有出台，没有建立起来，如官员的财产
　　申报与公开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现代公务员制度、人民
　　代表大会的独立监督制度、民主评议与质询制度、选举监督制
　　度、独立监控制度、网络曝光制度等。还有一些制度经常是有名
　　无实，如述职述廉、重大事项报告、组织监督与内部监督制度
　　等。为了改变制度虚置的状况，必须强化制度的落实，必须在制
　　定有关规定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可操作性、可实施性，以及后续的
　　监督，而不能象是作秀，如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只是
　　要求填表，对于瞒报的，只规定了批评教育和处分，既不需要向
　　社会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也没有规定需要接受组织内部的后续
　　审查，完全是凭自觉申报收入。这种制度怎么可能落实呢？当初
　　怎么会出台呢！

四、去年我国纪检监察体制做了重大改革，例如，中央国家机关各部
　　门的“派驻机构”由过去中纪委监察部和所驻部门“双重领导”
　　改为由中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中央巡视组将监督重点集中
　　在省级党政领导班子，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上，目前已完成全国　
　　2/3省市区的巡视。现各省市也纷纷建立巡视组，检查下属单
　　位。但层级式的纪检监察体制还是没有有效的避免机构虚伪，功
　　能虚化。对此，您有何改善建议？国外廉政机制有何经验可取？
胡：纪检监察部门的垂直领导、巡视组制度有助于独立地开展反贪工
　　作，避免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但仅靠这种外部的偶尔一次的检
　　查不足以遏止腐败，国外的廉政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借鉴。如澳大
　　利亚等国在招标时有独立的舞弊控制小组参与全过程，德国官员
　　办事实行“四只眼睛”制度，即必须两人同时做出决策方有效，
　　芬兰等国实行审查官制度，行政官员的决定只有在审查官签字后
　　才具有法律效力。许多国家还强化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如财
　　政预算决算、每一笔稍大一点的财政支出都必须经过议会的批
　　准；议会还设立监察专员对政府进行日常的监督；建立对议会负
　　责的申诉专员制度以独立、有效地开展调查，监督问题的解决，
　　保护举报和上访。

五、从宏观制度上看，规范的制度在官场中得不到遵循，而各种黑色
　　的、灰色的“潜规则”却大行其道的体制性原因何在？
胡：中国几千年是一个人治社会，其遗患是规范、制度、法治不昌，
　　人情、关系、面子盛行。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在不断地进步，在
　　逐步地推行法治，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的社会仍然是人治大
　　于法治，譬如我们的干部人事制度存在着上级任命、一把手说了
　　算等问题，自然会让买官卖官、阿谀奉承、行贿送礼等“潜规
　　则”、“潜行为”盛行。

六、有消息称，我国将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
　　系。在您看来，这套体系最终能得到行之有效的落实应当怎样处
　　理好与宪法、党章、上位法、现有国家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之间
　　的关系？
胡：中国必须建立现代反腐败制度，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党风廉政和反
　　腐败法规制度体系。现代反腐败制度必须符合宪法的精神，落实
　　党章的先进性要求，同时在现代反腐败经济制度、现代反腐败政
　　治制度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体现民主、分权、制约、监督的原
　　则，完善反腐败法律体系，狠抓法律和制度的落实，这样，中国
　　才能遏制住腐败，建成一个清廉的国家。

人类的教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一个自然的人，这个自然的人，其生命
体与其所生长的土地，具有息息相关的关系。人类的文明，必须以高
度的爱与严肃的态度，来看待这种相互的关系。

这种关系，就如同母亲对子女的关系；两者的关系，应该具有无条件
对应爱的本质，如此才能建立起理想的亲子关系；人与“大自然的环
境与土地”，也应该有理想的对应爱关系，如此才能建立人与自然和
谐的关系。

大自然的环境与土地，提供了人类生命体，一切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
件。人类应该对大自然的环境与土地，表达高度知恩、感恩与报恩的
心情，否则人类就是属于背弃大自然的环境与土地恩养的人；这样的
人，一定会受到天谴的。

爱大自然生命、爱土地与爱人类，是人类个体对应个体之外世界的3
大命题。人类有责任，做好这3项对象工作，如此才能创造人与人、
人与大自然生命、人与大自然环境3种和谐的关系。

很不幸的，有很多的国家，他们的教育体制与内容，不断地悖离上述
3大命题。许多学生，在这种教育体制与内容之下，逐渐对大自然生
命、土地与人类的对象，产生了各种疏离的意识。

尤其是专制文明国家，这种背弃大自然生命、土地与人类恩养意识的
情形，十分严重。许多专制文明国家，为了巩固政权与控制人民，他
们会用各种教育的谎言与暴力，来异化人的人性与思想；使所有的
人，能够顺利成为专制政权的拥护者。

一、人类必须先建立爱土地的意识，才能够建立普遍爱人、
　　大自然生命与环境的意识

人类的爱，必须从爱身边的人与土地开始，才能逐步扩大到爱人类、
大自然生态系统与地球环境。这个心灵成长的过程，就如同婴儿逐渐
长大成人的过程一样；它绝对不是一种跳跃或跨越的方式，而是类似
生命体逐渐成长的模式。

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没有爱身边的人与土地的意识，那么他不可能在
未来，产生爱人类、大自然生态系统与地球环境的意识。

以我个人为例，我是在国民党专制时代长大的，我接受了国民党专制
教育的洗礼，这种专制教育的形态，使我深感痛苦，我必须用一生的
力量，来洗清这种违反人性与毒害式的教育内容。

二、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教育，不断在毒害台湾的学生

国民党的专制教育，是大中国意识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仅歧视各种
地方文化，而且具有非人的特质；所谓非人的特质，就是专制政权，
用一套毁灭人性的方式，来建构对专制政权的拥护意识。

例如，不断地歌颂中国过去各种专制文明，将屠杀异族的汉族将领，
称为民族英雄；甚至高度赞许，那些为保卫专制政权的人。至于那些
被中国专制政权压迫的人民，或者那些成为中国扩张领土下被屠杀的
异族，好象并不是问题。他们的生命，似乎成为伟大中华帝国下的陪
葬品，竟然没有任何汉人，感到良心不安、忏悔与认错，难道这些所
谓的汉族，是如此泯灭人性？

我无法想象，在一个不尊重人性与生命的教育体系下，能够教育出什
么样正常的人？我必须沉痛地提出，我的心灵反省与思想重建历程，
根本就是一个非人到正常人的重新建构过程。

这样的专制教育，比邪恶的魔鬼还要可怕。很不幸地这批崇尚专制思
想的人，并没有因为台湾1996年的公民直选与民主宪政，而有任何的
改变。

即使到了2005年的今天，这些外来的政党，如国民党、亲民党与新
党，也没有任何爱台湾土地的意识，他们除了对夺回执政权与取得分
配社会利益的权利外，丝毫没有任何对台湾人民与土地，有长治久安
的意识。

为什么他们高喊爱台湾，而却在害台湾呢？他们高喊爱台湾，是因为
要骗取人民的选票；他们害台湾，是因为要在台湾榨取所有土地与人
民的利益。这就是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教育，在台湾毒害台湾人民的根
本原因。

在国民党专制教育体制下，所有的台湾人民，都必须学习中国的文
化、历史与地理。这些课程，已经繁重到无法想象的地步；每一个学
生，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每一年都必须不断重复学习这些课程。

当我研究美国的教育课程时，才发现美国学生与台湾、中国学生，所
学习的课程，完全不同。美国的小学上半天课、初中与高中只上5个
小时课、美国学生不用参加任何补习课程、美国学生可以有许多课外
活动、美国学生作业并不多、美国学生可以在九点前睡觉。

为什么美国学生，活得比台湾与中国学生还轻松？难道他们的教育，
办得比台湾与中国还差？

事实上不然，美国学生，小学有社会科学、六年级学世界历史、十年
级学美国历史、十一年级可以选修欧洲史（90%以上学生并不选修）
十一年级可以选修心理学或社会学、十二年级学美国宪法与政府学
（American Government）；其它的课程，除了语文课程之外，大都
是科学性的课程，如数学、生物、物理与化学等。

美国学生绝对不会象台湾与中国学生一样，每一年都在学中国历史与
地理。这种属于资料性的课程，可以在图书馆、百科全书或网上找
到，为什么要浪费学生的时间去学习？为什么不让学生，有多一点自
己的时间，能够学习教科书以外的知识或经验？

美国的小学，从三年级开始，就教学生如何使用图书馆、百科全书与
网络，进行各种课题的研究；他们也教学生动手制作工艺与实物，培
养学生创造力与手脑并用的能力。他们认为学生掌握知识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远比记忆知识材料更重要。

美国每一所小学、初中、高中与大学；每一个社区，都有完善的图书
馆，可供学生作研究。此外，美国政府对网络建设的投资，十分巨
大，学生可以透过自由上网的方式，进行各种课题的研究。

直到2005年的今天，台湾国民党威权时代的教育体制与内容，仍然未
被改变与铲除。台湾学生，依然继续受国民党专制教育体制的毒害。
台湾人民，不能象美国人一样，只上自己国家的历史；那些代表外来
政权的民意代表，不断在议会之中，反对台湾人民学台湾史，也反对
台湾人民认同于土地的意识。

所有的学生，为了升学，必须无条件地接受，被各种繁重的中国文
化、历史、地理与各种填鸭式的教材，压得透不过气来；他们白天上
课，晚上还要参加各种补习与写作业，不到深夜不能睡觉。我真不知
道，这样的教育体制与内容，要摧残学生到什么时候？

三、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教育，
　　否定台湾的主体文化与意识

在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教育之下，所有的学生，只能学习大中
华的文化，而没有办法学习台湾的历史、文化、地理、音乐、艺术、
文学与各种大自然环境的知识等。

国民党的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教育，其目的，在于彻底毁灭台湾人的本
土意识；它透过建构各种中原文化的主体意识，来贬抑与消灭台湾人
的自主意识。这个贬抑与消灭台湾人文化记忆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惯
用的手法，即是以虚构的大中国意识，来消灭中国境内各地区与民族
文化记忆的方法。

一个不认识自己家乡历史、文化、地理、音乐、艺术、文学与各种大
自然环境的知识的人，如何能够爱自己的乡人与土地？如果一个人不
能够爱自己的乡人与土地，那么他怎么有可能产生爱人类、大自然生
态与地球环境的心态？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除了世世代代生长在台湾的人民之外，那些外来
的移民，并不真正关心台湾的建设，例如，各种社区建设、水土保
持、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环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性等。这些外来的
移民与外来政权，只关心政治权利与掌握分配资源的能力，他们从不
关心上述的问题，在他们的心中只有掠夺、剥削、榨取、偷盗与强占
台湾土地资源的想法，并没有任何善意或长久建设的意识。

这套国民党威权时代遗留下来的教育体制，有效地消灭了台湾学生对
土地的真实认知与关怀意识。它的目的，非常简单，根本在于使台湾
的学生，有效地成为继续拥护大中国意识的工具。

这些外来政权与移民，正是借着不断宣传这种大中国意识与中原文
化，来建立他们代表正统中原文化的意识，如此他们就可以合法地统
治台湾人民与榨取台湾土地的资源。他们的逻辑，十分无耻与可笑，
他们认为中原文明有权统治各地方人民，地方人民必须无条件地服从
中央专制政权的统治。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在国民党军事统治之下，台湾人民对国民党
外来政权，各种不公不义的做法，例如，贪污腐败、特权横行、偷盗
国家银行资产、榨取地方资源、携款外逃、渡船心态、豆腐渣工程、
对生态系统破坏、制造环境污染、滥伐森林与渡船心态等，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他们胡搞瞎搞，实在无法有效制止与对抗。

为什么这些外来政权与中原移民，会这么明目张胆地干这些坏事？因
为这些人，被中共赶到台湾，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除了夺取
政权与掠夺当地资源之外，他们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2000年与2004年的两次总统大选，国民党失去了执政权，他们透过他
们所长期掌控的媒体机器，不断地制造台湾问题。甚至用各种栽赃、
谩骂、侮辱、破坏与造谣的方式，来打击代表本土政权的执政党。他
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政权，因为只有夺回政
权，才能够拥有对历史最终的解释权，也才能够继续榨取台湾人民与
土地的资源。

四、国民党想利用联共卖台的方式，夺回台湾的执政权

近日来，国民党与亲民党纷纷赴大陆朝拜，有些中国人，仍然对他们
有许多幻想。他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关心中国民主化，甚至有人建议
国民党能够对中国人民伸出道义之手，例如，要求中共开放党禁报
金、释放关押的政治犯与宗教人士、提出“6．4”平反问题、提出三
民主义统一中国、重提孙中山民主共和的想法等。

这些中国人，根本不了解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本质，他们都是一群土
匪、帮派分子与流氓。虽然孙中山与两蒋，都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现
在的国民党，与过去并没有两样；他们依然崇尚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思
想，他们依然反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

中国人民过去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专制，选择了共产党；现在共产党干
得不好，又想回过头来选择国民党。中国人民不论如何选择，都逃脱
不了选择崇尚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思想的政权，这就是中国人100多年
来苦难的根源。

除非中国人民，能够象认同与本土价值的台湾人一样，誓死对抗大中
国意识与专制政权，否则中国人民，仍然要受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政权
的奴役。

现在国民党想利用联共卖台的方式，重新夺回台湾的执政权；国民党
想利用这次中国之旅，来增加代表中原文化的光环，他们认为这种光
环，可以帮助他们夺回台湾的执政权。国民党绝对不会站在中国人民
永久幸福的立场，伸出道义的援手，帮助中国民主化；国民党从来就
没有改变其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政权的意识，千万不要对他们寄予任何
的希望；就好象人类不要向魔鬼，要求爱与正义一样，因为他们根本
就没有这个东西。

五、台湾的土地，就是台湾的母亲

台湾有不同的族群，例如，原住民、闽南族群、客家人、外省族群、
南洋移民等；台湾历史文化，依年代顺序，可区分为：史前文化、荷
西殖民文化、明清闽南移民文化、日本殖民文化与1949年后大陆移民
文化等。

台湾岛四面环海，地处中、低纬度，又为热带及亚热带领域，因此具
有丰富的动植物物种。例如，全世界的植物约30万种，台湾就占有
4,000多种；在这有4,000多种植物里，约有1/4为台湾特有的品种，
这些都是台湾丰沛自然资源的证明。

让我介绍一下台湾各种稀有及濒危的植物，如恒春红豆树、台湾云
杉、尖叶水丝梨、三翅萼、太鲁阁黄杨、屯鹿月桃、方茎金丝桃、台
湾红豆杉、紫黄、百蕊草、竹柏、老虎心、舌瓣花、何氏松兰、克拉
莎、卵叶刺果卫矛、铁锈叶灰木、彎花醉魚木、鳞叶石松、榄李、艳
红鹿子百合、叉脉单叶假脉蕨、黄穗兰、台湾火刺木、铁色、铁钉
树、丛花百日青、土沉香、土樟、大丁草、日本卷柏、日本筋骨草、
日本卫矛、月芽铁线蕨、止宫树、毛禾叶蕨、毛柿、毛碎米蕨、毛叶
蕨、大井氏灯心草、大安水蓑衣、大吴风草、大果厚壳桂、秀柱花、
念珠藤。

又如，大武猫儿眼睛草、大花艾纳香、大花赤楠、大叶玉叶金花、大
叶捕鱼木、大叶越橘、大叶罗汉松、子弹石栎、小水玉簪、小石积、
小冠熏、小叶罗汉松、山柑、山橙、川上氏忍冬、中原氏鬼督邮、五
梨跤、分枝莎草蕨、天竺桂、天长乌毛蕨、太平山细辛、太鲁阁千里
光、太鲁阁小米草、太鲁阁小蘗、太鲁阁木蓝、太鲁阁胡颓子、日本
山茶、日本水杨梅、日本冷水麻、毛蕨、毛瓣石楠、毛药花、水禾、
水杉菜、水社柳、水虎尾、水冠草、爪哇凤尾蕨、牛樟、加拉段柯、
北京铁角蕨、台湾吊钟花、台湾高山铁线蕨、小苙原卷柏、金草兰、
金锦香、阿里山樱花、大武新木姜子、四照花。

再如，尼氏拟马偕花、二型凤尾蕨、布朗藤、布烈氏黄芩、玉山瑞
香、玉山卫矛、玉铃花、瓜叶马兜铃、田代氏黄芩、白木通、白果鸡
屎树、白桐、交力坪铁色、交趾卫矛、伊泽山龙胆、三叶花椒、三叶
埔姜、三蕊草、下花细辛、上花细辛、伊藤氏原始观音座莲、印度苦
槠、地芛、多果鸡爪草、八角莲、八脉臭黄荆、三星果藤、多枝霉
草、多花山柑、多沟楼梯草、安旱草、尖尾长叶榕、尖嘴蕨、灰带叶
紫珠、灰莉、吕氏菝、吕宋毛蕊木、角板山月桃、杉叶蔓石松、阿穆
尔葡萄、南湖大山紫云英、小垂枝石松、小莕菜、小叶鱼藤、小叶瑞
木、屏东铁线莲、桃园马兰、香杉、雪下红、兰屿野茉莉等。

让我介绍一下台湾各种稀有及濒危的动物，如樱花钩吻鲑、山椒鱼、
绿蠵龟、帝雉、蓝腹鹇、台湾黑熊、云豹、水獭、台湾狐蝠、朱鹂、
兰屿角鸮、黄鱼鸮、赫氏角鹰、林鵰、褐林鸮、灰林鸮、百步蛇、玳
瑁、革龟、绿蠵龟、赤蠵龟、高身铲颌鱼、宽尾凤蝶、大紫蛱蝶、珠
光凤蝶等。

以上所介绍的植物与动物，都是台湾各种稀有及濒危的品种。这些植
物与动物，虽然不能向人类表达语言，但是从自然法的观点，它们也
是台湾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台湾人民有责任，保护他们的生存空间，
如此才能建立人与大自然的合理生命共生关系。

台湾在外来政权统治之下，这些稀有及濒危的动物与植物，不断地被
破坏与毁灭；这些外来政权，绝对不会为了保护这些植物与动物，而
愿意减少滥取、滥砍、滥伐、滥建、滥倾倒垃圾与制造污染。

这些外来统治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用各种的手段来榨取土地
资源，例如，纵容各种生态的破坏以取得短期利益、纵容各种污染以
收取利益献金、纵容破坏环境以取得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等。因此台
湾的环境，越受破坏，这些统治者，越能从其中取得各种利益。

此外，台湾尚有许多民俗，例如，乡土小吃、歌仔戏、乱弹戏、布袋
戏、客家戏、北管戏、南管乐等。古早调的台湾歌谣，如卜卦調、下
江陵、台北调、台南调、宜兰调、彰化调、游子吟、车鼓调、茶山相
褒、五更鼓調等。

台湾的自然歌谣，如《六月茉莉》、《天乌乌》、《牛犁歌》、《丢
丢铜》、《走路调》、《思想起》、《恒春调》、《摇篮歌》、《一
只鸟仔哮啾啾》（嘉义民谣）、《西北雨直直落》等。台湾早期文学
性的歌谣，如《心酸酸》、《孤恋花》、《河边春梦》、《雨夜
花》、《秋风夜雨》、《望你早归》、《望春风》、《港边惜别》、
《补破网》等。

台湾是个美丽的地方，台湾拥有宝贵的文化，也拥有许多治国的精
英。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之后，已经培养出许多的人才，这些人才，绝
对能够把台湾治理成为一个现代化优秀的国家。然而，台湾人民却在
国民党近半个世纪威权统治下，使文明倒退了半个世纪；国民党那套
汉族中心主义与专制思想，不仅曾经在1949年前，残害过中国人民，
而且在1949年后，继续残害台湾人民。

什么伟大的中国？什么伟大的中华民族？什么伟大的中国文化？对台
湾人民而言，都是没有意义的。只要台湾这块土地，不是由这块土地
的人民来治理，那么它就没有真正自由与幸福可言。

六、要活在真实之中，要说自己的故事

在国民党设计的教育体制下，所有的台湾人，都不能够活在真实之
中，也不能说自己的故事。这样的人，实在太可悲了，他们如同奴隶
或被压迫者一样，没有所谓的尊严与幸福可言。

所谓的活在真实之中，是指人可以用自己真实的感情，面对自己世代
生活的土地与人民。一个人受土地的恩养，而却不能够将自己的土
地，视为母亲，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尊严？

例如，台湾人要唱国民党编的国歌（相同于党歌）、要用国民党制定
的国号、要用国民党设计的国旗、要用国民党半个世纪前在南京制定
的宪法、要用国民党编订的国民学习教材、要相信国民党的国家领土
概念（含中国大陆及外蒙古）、要学习大中国的历史与地理；而台湾
人民，却不能学习台湾史、文化、语言、地理、歌谣、艺术、文学、
河川、动植物学等。

所谓的说自己的故事，是指人可以用自己真实的语言，说出自己世代
生活的土地与人民的故事。一个人生活在如同母亲的土地上，却不能
说出自己心中的故事，这样的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例如，台湾人被迫学习大中国的教育，只能说黄帝的故事，只能谈三
山五嶽、长江与黄河，只能研究大汉文化；台湾人民无法说出自己祖
先的故事，不能爱台湾的中央山脉、浊水溪与淡水河，不能研究自己
土地的文化。每当听到陈达唱《思想起》时，那段记忆台湾先民，从
闽粤来到台湾垦荒辟土的故事，许多的台湾人民，竟然说不出当时那
些先民的心情，为什么台湾人民不能够说自己的故事？

一个人不能够用真实地感情，面对自己生活的土地与人民；也不能用
自己的语言，来说出自己生活土地与人民的故事。这样的人，就象茫
茫人海中的外来移民、海上漂浮的树叶、宇宙中飘浮的花絮；这样无
根的人，如何能找到安顿自我生命的价值与灵魂的意义？

在台湾的教育体制之下，许多的人写出来的文章，不是歌颂中国文
化、怀念中国家乡、逃避对台湾土地与人民的责任、逃避面对自己生
长土地与人民的感情、建构虚幻的象牙塔文学、建构无根与无生命的
文学、表达虚无的人生态度等；就是那种以大中国文化的倨傲态度，
来轻蔑或羞辱台湾本土的文化。

从严格意义而言，台湾没有办法产生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中国各
地区，也没有办法产生伟大的文学家与思想家。这都是大中国文化意
识教育下，所产生的结果；所有在这套教育体制之下的人，都无法活
在真实之中，也无法说自己的故事。

作为一个自然人而言，他必须对他恩养的土地，表达真实的感情，也
必须对他家乡的人民，说出他心中的故事。如此这个人，才能真正面
对自己的生命价值；否则他的生命，可能成为某一个虚拟的国家或民
族，所利用的工具。

在国民党大中国意识与专制的教育体制下，有很多台湾人并不知道，
台湾在日本投降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国际贸易总值、国民经济力
国民教育普及率、国民民主素养、文化发展、工业化、公共工程建
设、音乐、美术、艺术、体育（如参加奥运会的成绩）等的发展水
平，在亚洲国家之中，仅次于日本，并且远远高于中国各省。台湾有
许多的建设，如公路、铁路、道路、水坝、工厂、工业等，都是日本
人所建；至今台湾的铁路，依然是靠左边行，这都是日本人建设的结
果。

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尚未来台，其中有3个月的时间，全台湾秩序
井然，因为台湾人民已经从日本人那里学会了治国之道。当时的公
路、铁路与各种交通，都是由台湾人民自发性所管理的。

国民党部队来台湾接收时，台湾人民夹道欢呼，没想到这群军人，素
质低劣与纪律散乱，到处偷抢与欺辱台湾人民，并且拼命抢夺了台湾
所有的资源，如工厂、开发性事业与各种公共财产。

台湾人民在这种被外来政权，高度掠夺与欺压之下爆发了“2．28”
抗暴事件，国民党部队有选择性地，屠杀了台湾约两万个精英分子，
剩下的人民，虽然大多已不是精英分子，但是他们的素质，仍然普遍
比这些外来的人民，要高很多。

自从2000年开始，台湾取得了第1次政党轮替的机会，台湾由代表本
土政权的民进党执政。由于这个本土政党，希望能够认真建设自己世
代居住的家园，因此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工程公开招标，避免国
民党特权分子与黑道绑标；用心整治地下水源污染（如高雄地区）；
致力于恢复生态建设；致力于维护各种环保的工作；建设地区生态农
场与休闲中心；保护森林与水资源等。

自从民进党执政之后，台湾人民开始有了笑容，人民开始认真思考各
种长治久安的工作。那些国民党时代，各种贪污腐败、工程围标、偷
盗国有资产、国库通党库、买官卖官、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等现象，
明显地减少了。

虽然如此，至今国民党，还在同为这块土地上，继续作孽。例如，近
期内国民党与亲民党赴中国，他们为了对付执政党，竟然采取了民主
的焦土政策，3个月之内，竟然杯葛了执政党所提的所有民生法案，
使台湾的民主建设工作，陷入完全停顿的状况。这些吃台湾米、用台
湾资源的外来人，竟然做得出这种事情！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凡是外来的政权，他们不会为当地的人民谋福
利，他们只想用各种方法夺取统治权与榨取当地的资源；唯有来自于
本土的政权，他们才会为当地的人民谋福利，为勒谋求世代子孙的幸
福，他们会认真地经营当地的政治。

七、大中国意识下的中央集权，
　　就是建构各地区外来政权的理论基础

中国每一个专制的朝代，那群统治者，都会用大帝国的意识，来成立
中央集权的体制，然后以此建构各地区的外来政权。

事实上，只要分析它的本质，就会立即发现，所谓的统治者，只不过
是一小部分的人，并不是大多数的人民。除了那一小部分的统治者之
外，其他人都是被统治者；除了中央集权政治的所在地之外，其它被
统治的地方，都必须忍受外来政权的掠夺、压迫及统治。

这种透过建构乌托邦大帝国神话的方式，正是一小部分人，掌控对大
多数人，绝对统治的惯性伎俩。不论是古代的秦始皇、刘邦、项羽、
刘秀、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顺治、张献忠、李自成等人，或是
近代的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都是这些中央专制政
权的代表。

例如，以现在的中共政权为例，除了北京之外，其它被中共所统治的
地区，基本上都是属于被外来政权统治的地方。如果再进一步分析，
对北京人民而言，那些一小撮的中共统治者，也属于外来政权。

所谓外来政权的定义，十分容易了解，凡是不是由居住在土地上的人
民，依照他们的意志，所选举出来的政府，就是外来政权。从这个定
义可以推出，所有人类的专制政权，都属于外来政权。在人类大部分
的国家，都已经实现民主宪政与公民直选的今天，那些仍然违逆人民
意志，而坚持中央集权专制的政府，实在应该立即被所有的人民所推
翻。

我反对外来政权的原因，在于这种政权，完全不尊重人民选择的权
利。这种政权，只会创造出一群没有尊严的人，这些人不能真实地活
在现实之中，也不能说自己的故事；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可悲？

在大中国意识与中央集权专制之下，许多的中国人，会丧失基本的人
性与判断力。例如，许多中国人会咒骂中共六四屠杀人民，也会咒骂
日本人屠杀中国人，但是却很少人咒骂王阳明屠杀中国南方人、左宗
棠屠杀新疆人、中共屠杀新疆与西藏人；有些四川人会咒骂满清人的
“扬州十日”与“嘉定屠城”，但是却很少有四川人，会咒骂张献忠
与李自成屠杀四川人；有些中国人会咒骂满清人为异族，但是却不咒
骂中共为苏维埃政权与外来政权。

人的生命，都具有相同的价值，绝对不能因为他是异族或外地人，而
轻视他的价值。换言之，自己的生命是人命，家人的生命是人命，陌
生人的生命也是人命；汉族人常将异族人的生命，不当成人命，这种
对生命的差异态度，就是人丧失基本的人性的证明。

有些人一边喝茶，一边笑谈中国古代的历史，例如，刘邦与项羽、三
国故事、朱元璋与陈友谅、左宗棠西部大开发、中共占领西藏、盛世
才统治新疆、国民党的“2．28”战争等。这些人完全没有任何怜悯
之心，因为在大中国意识之下，人的人性与良心，都必须埋藏起来；
那些汉人屠杀人民或异族的行为，都是为了扩大汉人生存的领土，因
此杀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是什么样的人，还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竟然能够让一群国民，完全
忽视杀人的行为，还有历史上屠杀异族的事件。如果这个专制的政
权，它所屠杀的对象，是你我或你我的家人，那么你我还能够如此从
容与悠哉地谈论上述的历史吗？

对台湾人民而言，国民党的“2．28”大屠杀行为，就如同中共对
“6．4”人民的大屠杀行为；对新疆人民而言，左宗棠的大屠杀行
为，就如同日本大屠杀华人一样；对西藏人民而言，中共1989年的大
屠杀，就如同蒙古帝国大屠杀汉人一样。上述历史上的大屠杀，并没
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别，它都是轻视人命的做法，也是某一个族群扩张
领土的行为。

所谓的大中国意识，必然产生大中华帝国的意识；大中华帝国的意
识，必然产生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必然反对
地方本土政权；凡是反对地方本土政权者，必然反对公民直选；凡是
反对公民直选者，必然反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
和平的价值。

中国近代10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诠释这种大中国意识，最好的例
证。中国人苦恋民主与自由，但是又不愿意放弃大中国意识；他们并
不知道，前者代表民主与自由，后者代表中央集权与专制，这两者并
没有任何相容的空间。

普遍的中国人民，并不知道，所谓的“民主与自由”与“大中国意
识”，只能选一个，绝对无法同时并选；否则就会产生类似国民党或
共产党，那种所谓“民主训政”或“民主专政”的政治形态。这两种
政治，根本就是中国中央集权专制的复辟。

八、台湾对抗外来政权的经验，可以作为后共产时代，
　　东亚各地区人民独立建国的参考

半个世纪以来，台湾人民用各种方法，对抗外来政权。这些宝贵的经
验，可以作为后共产时代，东亚各地区人民独立建国的参考。

1911年民国革命，孙中山实行假民主，随便找几个各省的省代表，便
组成所谓的国民大会，让这个国民大会，推选他为大总统。这些各省
的省代表，根本不是民选，因此他们绝对没有行使公权的合法性。

蒋介石也以同样的方式，由各地方党部，推荐各县代表；然后组成国
民大会，选举总统；再由总统安排军警人员，担任各省的省长与地方
官员。这些县代表，大部分都未经县人民的公投选举；只有少部分的
大城市的县代表，是经由象征式的人民投票所选出。这些县代表与所
组成国民大会，由于并非经由公民直选的民主选举程序所产生，因此
并不具备有民主的合法性。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党专制下所导演的闹
剧罢了。

然而，这种专制体制下的假民主，却成为继满清皇权政治后的新皇
权，成为延续中国改朝换代与专制复辟的新模式。换言之，国民党的
孙中山、蒋介石与蒋经国，只不过是新皇帝罢了；国民党如此，共产
党也一样，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是新皇帝。

为什么中国的民主宪制，最后都会走向新专制？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因为在中国无论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最后都有可能被大中国意识所绑
架。事实上，这个意识，包含了大汉沙文主义、中原文化中心思想、
大中国帝国主义等概念。

孙中山所倡导的中华民族主义，就是这种大中国意识的延伸。只要这
个大中国意识出现，中国人就会乖乖地放弃良心与道德意识，也放弃
追求自由、平等、民主与人权的信仰，最后成为新专制政权的共犯分
子。

为什么中国人，不愿意接受德国邦联、美国联邦或欧盟的概念？例
如，先让中国境内各地区的人民，举行公民投票，选举自己的政府与
独立成为国家，然后在透过各国的外交程序，逐渐商议建立邦联、联
邦或盟邦的形式。

这一套民主的建国模式，在西方已十分普遍。然而在中国，却被视为
洪水猛兽，为什么中国人宁可接受大中国意识，而愿意放弃自己的良
心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每当我想到大中国的罪恶，心中便悲愤不已。例如，国民党为了建立
大中国，宁可选择东征、北伐与屠杀异族；共产党为了建立大中国，
宁可屠杀超过8千万个人民，并且屠杀新疆、西藏、内蒙与宁夏回族
人民等。他们宁可杀人、宁可放弃民主、宁可放弃自由、宁可放弃幸
福、宁可放弃良心、宁可被异族诅咒，也不愿意放弃大中国意识，这
就是大中国意识下，中国人真正的面目。

九、伟大的爱与慈悲心，可以拯救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

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不可以成为某一种国家或民族意识的牺牲品，
人不可以成为某一种国家或民族意识的工具。

从台湾人民对抗国民党大中国意识与专制政权的经验可知，台湾人民
能够在1996年，举行全民公投，并且直选自己的总统，在亚洲中国文
明圈里，那是多么意义非凡的成就？

台湾人民牺牲了多少先烈与鲜血，才能取得这点成绩？然而，台湾人
民至今仍然受大中国意识的摧残，例如，各种外来政权所掌控的媒体
暴力、外来政权所设计的教育内容、外来政权危害台湾人民的行为、
国民党联共卖台的心态、国民党贪恋权利的做法、外来汉人欺压台湾
人民的意识等。

这些邪恶的人，他们也是被大中国意识所绑架的受害者，台湾人民，
除了用伟大的爱与慈悲心之外，并没有其它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反
省、忏悔、认错、救赎与重生。

我不希望后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也受到台湾那种痛苦的命运，因
此，我将台湾国民党的罪行与外来政权心态，介绍出来。我认为，后
共产时代东亚的人民，也必须面对自己的土地与家乡，他们是否愿意
放弃虚拟的大中国意识，而用自己的选票，来选举自己的政府与建立
自己的国家？

人有选择的权利，人也有追求爱、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与快乐的
权利。人可以用自己选择的权利，来创造一个充满爱、正义、自由、
平等、幸福与快乐价值的社会；这种选择的权利与追求自由、幸福的
权利，是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其它任何国家、民族或人，可以用任何
美丽的借口，来剥夺他的权利。

我相信，唯有从自己土地上的人民，用自己的选票，所建立的政府与
国家，才能真正为这块土地上的人民，谋取最大的爱、正义、自由、
平等、幸福与快乐。

（2005.4.29）

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主要负责人陈西先生被中共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
诬控枉判10年后于2005年5月26日上午9点20分在贵阳监狱刑满出狱。

中国贵州民运知名人士前往迎接。

陈西先生身体状况良好，精神不亚于当年，在狱中省吃俭用购买了许
多自由民主的理论书籍，由此而奠定他出狱后继续投身民运，成为民
运的中坚力量。

陈西先生自诩他出狱后，首先要孝敬母亲，报答妻儿，再适应中国贵
州民运的情况下，与大家一道共同努力，为中国自由民主运动作出自
已应有的贡献！

（2005年5月26日中午于贵阳）

“6．4”快到了，加上我关心了一下张林、许万平、马晓明（西
安？），通了几封电邮，与他们家属通了电话。

从上周四社区主任带了街道警察找我，天天中医学院派出所找我，我
都在外面回避，昨天自己进去，我实在无法控制怒气。

所长不在，政保科说市局找我，要我下午去，我说对不起，我在外面
流亡，每年“6．4”都要找我麻烦，要见“6．4”以后再见。去年把
我秘密关押1个月（从9月18日到10月19日整31日）凭什么。

后来又说是派出所戴所长找我，我说：我现在要去北京赵紫阳故居凭
吊，要找我要全国通缉。

公安局天天来电话，家中电话有显示：87623011。去年电脑扣押半年
整。到今年3月才找回。我还有信箱……。

（2005.5.26）

又逢“6．4”

“6．4”之后，中国社会摇摇晃晃地走过了16个年头，如果说就目前
看来这个样子看不出现有很大的变化迹象出现的话，那么，再摇晃上
3、4年，中国杀人犯的有关“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的刻毒预言就
可能会变成为现实！念起这一点，所有具有正义感的人谁不为之酸鼻
呢？因此每逢“6．4”这个日子，我总是想说一些话，但是话到了嘴
边却又有说不出的感觉。我和我身边的几位在韩国的民运朋友们作了
个交谈，发现有此感觉的人并非我一个人。情况尽管是这样，我还是
勉强的想借此机会说一点话，因为在这样重大的问题和如此重要的纪
念日上，即使写一点自己的感想也是好的。

到今天为止，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89民运”的直接的参与者，但是
我得承认我自己在这一个“感天动地”的伟大运动中和所有善良正直
的中国人一样是以“精神”的方式参与了运动。这种“精神参与”的
行为如果是“89民主运动”中当时中国人民最主要的参与形式的话，
那么它就应当在今天得到肯定的评价。运动中我没有去过北京，只是
在西安市和咸阳市的小范围活动，是民众参与行为中的最普通的一
种，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在事后值得炫耀的事情。但是如果仔细的检
查，在运动中我的行为到底同身边的人也有些区别，那就是我在5月
18日下午4点30分，在咸阳市人民广场上“跳”了出来，发表了“中
国大学生万岁”的即席讲演，虽然这样的讲演是一种普通的讲演，但
是如此这般的举动在当时的咸阳市民中算是“第一个”用“公开表
态”的方式支持大学生运动的市民。因此在事后，我被当局和我所在
的单位看成是“动乱分子”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就因为这件事，我在
运动后也喝足了脏水。

在那个伟大的永远值得我们中国人纪念的5月，我坐在陕西省机械研
究院党委办公室的椅子上如坐针毡，总想为大学生们说一点话，或者
作点事，也正在这个时刻，新闻报道报出了大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举
办“民主大学”的消息，它刺激了我一个奇特的想法：不能不把我对
大学生们运动的一点意见以讲稿的形式写了出来，好拿到“民主大
学”去讲。你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书呆子，既然把自己这个三无人物
（“电视上没有影，报纸上没有名，广播里没有声”）想象成为有资
格去“民主大学”讲课的名人了。其实呢，象我这样的人如果真的到
了北京的话，有可能落个象鲁得成、喻东岳、余子坚（湖南青年）一
样的下场，连接近学生们绝食现场的权利也没有，何谈能够找到“民
主大学”哩。但是这个奇特的念头没有在而后我所知道的“事实”面
前碰壁之前，我竟然提笔写了起来，并且一连写了好几篇。按照计
划，这样的写作可能持续2个月，一共能写10篇，如果不是“6．4惨
案”发生，它有可能如期写成。

后来发生是事情就用不着我说了，“民主大学”在寿终正寝了之后，
这样的小事情还用得着再回忆吗？在“6．4”度过了16周年的时候，
那些在“89民运”中发挥了重要影响的名人和领袖们在纷纷地撰写文
章的时候，我的那几本未曾见人的讲演稿到底值得还是不值得一提也
是个问题。但是，在这里如果我引用孟德斯鸠曾经引用过的别人的话
“我也是画家，”情况又当怎么样呢？不也是应该说一说的吗？又如
果认为“89民运”是我们民族的一项公共的财富的话，那么享用这笔
财富的权利也应当是公共的，因此，我即使把那些当时要说可惜却没
有说出的话在事后说出来，也许可以看成是我对“6．4”的一个纪
念。

关于《中国的困惑》

在这个题目下，我主要地讲解了以下3个问题：

（一）民主运动的困惑；
（二）大学生们的困惑；
（三）中国人的困惑。

（一）民主运动的困惑

　　　关于“民主运动的困惑”。1989年5月，中国大学生们是要以
　　　政治运动的方式真诚地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这一点是没有
　　　任何疑问的，也不存在任何的疑义。但是这样的行为同邓小平
　　　为首的一伙党内实权派所一再宣布的“中国不搞政治运动”的
　　　声明相冲突的事情却没有被人们注意到，而在这以前，参加5
　　　月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也是拥护上述主张的，认为中国其所以
　　　走到了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步与中国过多地搞了政治运动的原因
　　　有关系，特别是发生在1966年的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造成了“
　　　极大的伤害”被认为是前车之鉴，更不用说，中国大学生们一
　　　直都是“伤痕文学”的热衷的读者。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们
　　　却要违背自己的初衷，用走出学校的方式去组织一场政治的运
　　　动，而这样的方式不管怎样变化，它是当年我们这些曾经当过
　　　红卫兵的人的传统方式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在这里我认
　　　为已经发动了民主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的心里有两个律在作
　　　战：一个律是中国不允许发生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
　　　乱”；另一个律是中国应该发动一个和“文化大革命”类似的
　　　政治运动来解决中国社会的不民主问题。如果认为前一个律是
　　　因为他们是中国人和中国大学生而“自然”获得的，那么后一
　　　个律则是他们从“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得来的。那时这
　　　两个律的冲突就造成了正在发生着的运动的深层的困惑。

　　　如果我们对中国的事情有一个深刻的认识的话，那么就应该看
　　　到，在20世纪的80年代，关于“民主就是动乱”这样的教育不
　　　仅仅是借助于理论的说教，而是有一个被邓小平们所“否定”
　　　了的“文化大革命”的样板存在于前的。因此，只要对“文化
　　　大革命”定下了“动乱”的性质，那么所有的类似于“文化大
　　　革命的运动”被放入到“动乱”中去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从这个意义上你去解读“4．26”社论，你说它是错误的，要
　　　为反驳它提供证据那么你不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不行
　　　的。如果说在此之前，邓小平等人已经在中国成功地制造了
　　　“民主即动乱”的政治上的“紧箍咒”的话，那么，我就透过
　　　事情的表面发现了缠在了大学生们头上的那个白布条原来就是
　　　“紧箍咒”，它的“民主、自由”的字样其实掩盖着“民主即
　　　动乱”的意义。在5月运动中，这个由“紧箍咒”所发出的“
　　　魔力”牢牢地控制着大学生们。所以，在没有解除这个“紧箍
　　　咒”的时候，你想在民主的运动中获得自由，那你就太不懂中
　　　国的事情了，虽然你是中国人。

　　　其实，1989年参与运动的中国大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发生
　　　的时间上大都还没有出生，因此邓小平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动
　　　乱”的东西可以用“政治胎教”的方式解读。把这样的情形同
　　　他们在学校教育中所接受的“正式教育”对比地看，教育（胎
　　　教+学校教育）所施加于他们的东西是没有希望在一个运动的
　　　瞬间中可以改变的。现在他们在学校现有的共产党组织、共青
　　　团组织之外要成立什么“高自联”，这和当年红卫兵在学校党
　　　团组织之外成立“造反队”又什么区别呢？“高自联”认为自
　　　己是“正确”的，在“国家大事”上发表意见的行为是一种权
　　　利，这和当年的红卫兵也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把红卫兵的
　　　“革命的权利”换成了“天赋人权”，到后来他们想要把共产
　　　党总书记赵紫阳推出来作自己的领袖，这和红卫兵拥护毛泽东
　　　为领袖的事情都有着一种“历史的联系”。说到这里，我就可
　　　以总结：困惑之于他们就在于：他们是这条线上的人而他们却
　　　又不认同它，竟然想着要在此之外去创造一个新的运动。就他
　　　们的年龄来看，是达不到理解“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到
　　　书》第1章第9节）的真理的。

　　　仅就时间来看，1989年5月13日的大学生绝食运动和1966年5月
　　　16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我叫它“66运动”）有着历史的
　　　“巧合”，排除“巧合”后，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89民
　　　运”与“66运动”的关系了（去年“6．4”纪念日，我写作了
　　　这样的文章，今年一提即可）。

（二）关于大学生们的困惑

　　　这个困惑如果说得简单一点，那就是“邓小平的一代人反对邓
　　　小平”。发动和参与了“89运动”的这一代大学生们诞生于邓
　　　小平为首的右毛派人物（其对立面是左毛派）的“复辟时期”
　　　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社会上再有实力的人也不敢公然违抗“66
　　　运动”所造就的解放性潮流，因此，用经济上给人“松绑”和
　　　给社会“松绑”的政策以赢得对人心的控制，就是在“89运
　　　动”之前人们对邓小平政策的“肯定”的内在原因。分析这种
　　　原因，大学生们作为社会上的“娇子”所获得的感受自然是深
　　　刻的。因此即使在运动已经发动了的时刻上他们也没有对邓小
　　　平们丧失信心。正因为如此，当一个伟大的运动在需要伟大的
　　　经验的时候，他们竟然忘记了23年前“66运动”的造反派战士
　　　对邓小平这些当时的“落水狗”们的“反动本性”的揭露和批
　　　判的事情。

　　　这样的问题如果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那么这些在过去似的时
　　　间中完全拥护邓小平的政策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横幅的人不
　　　就是在“89运动”中在喊出了“小平您好糊涂”的声音吗？如
　　　果说添上这个2个字费去了将近10年的工夫，那么在如何认识
　　　中国的统治者这样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民的经验与教训的事
　　　情就是第一等重要的东西了。可是，在我的观察中，大学生们
　　　对这样的如此重要的东西却掉以轻心，好象中国的民主──在
　　　他们看来是和“动乱”毫不沾边的──就始于他们的脚下。也
　　　就是说他们在这样作的时候，丝毫都不怀疑自己要在我们民族
　　　的历史之外去作成一个十分标准的“中产阶级的民主”。这
　　　样，我在这本讲稿中就想着要解读出大学生们当时所站立的
　　　“中产阶级立场”，尽管“中产阶级”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子
　　　虚乌有式的存在。

　　　说“邓小平的一代人反对邓小平”这样的话没有丝毫的贬义存
　　　在。这样的话如果能够为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提供研究线索
　　　的话，那么，我作为红卫兵的那一代人不也是“毛泽东教育出
　　　的人反对毛泽东”吗？如果说我们那一代人从毛泽东的红卫兵
　　　到变成反对毛泽东的人，用去了整整10年的时间，那么，这个
　　　情况同“89民运”的大学生们的情况恰恰是一样。正这里，我
　　　们假设后者在“89运动”之前就借鉴了我们的教训，那么，在
　　　运动中他们对邓小平这些疯狂的杀人的刽子手们就可以不会抱
　　　那么大的幻想，也正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作，所以他们绝对不会
　　　想到自己和广大的北京市民会受到正规作战部队的野蛮镇压，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开放”的人怎么会作出如此野蛮凶残、伤
　　　天害理、遗臭万年的事情呢？

　　　如果说学校教育推崇逻辑的话，那么，这个年龄段上的人相信
　　　逻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批评的。更为重要的是当他们把目前
　　　进行的这一场运动不是象1966年的红卫兵那样的定位在“革
　　　命”的坐标上，而是看成一个“正常”的民主运动的话，那么
　　　不民主的社会能不能容忍一场民主的运动──这样的事情就具
　　　有不符合逻辑的内容了。如果说在大学生们的潜意识中，对不
　　　民主的社会已经作出了“民主”的“假设”的话（民主政府是
　　　可以接受人民和平请愿的），那么他们自己参加运动的行为就
　　　等于对“假设”的“求证”了。又如果说“正常”民主运动的
　　　“代数学”和“革命的代数学”究竟有着性质上的不同的话，
　　　那么困惑也就存在于其间的了。

（三）关于中国社会的困惑

　　　8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被认为是一个实行了“改革开放”的社
　　　会，这样的社会如果用“进步”这样的字眼去概括也没有什么
　　　错误，但是这样的现象如果掩盖了另外的一个现象即社会是在
　　　政治“退步”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改革”的那会就暗伏下许多
　　　的问题，在1989年当这些暗伏的问题浮出水面后，社会矛盾就
　　　会以非常尖锐的形式表现自己。就此去理解“6．4”惨案的发
　　　生，你就会认识那些暗伏在突然事件背后的种种问题是推行
　　　“改革开放”政策的人们所无法解决的。就经济政策和经济制
　　　度来看，不是没有“进步”的内容，也不是没有“改革”，但
　　　是这些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中有可能被看成是“进步”和“改
　　　革”的东西需要一个更大的政治上的“开放”来与之“配套”
　　　的话，共产党的“改革”走到了“尽头”！这样的事情不是出
　　　现在今天，而是发生在16年前。可见，在我们中国，对共产党
　　　制度和共产党行为的认识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若
　　　得不到科学的解决，我们要最后地成功地“推翻”共产党的一
　　　党专政，是不可能的。

　　　如果说到1989年5月的那一刻，中国社会的“改革”已经涉及
　　　到了需要“改变”现有政府的共产党专政政府性质的问题，那
　　　么，在向政府请愿的行为中所隐藏着的“反政府”意义被邓小
　　　平那一伙人发现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了。我和大家一样地承认大
　　　学生们的行为没有一个“反政府”的故意，可是行为本身中的
　　　那种“反政府力量”和“反政府性质”却是人们难以否认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的“构想”已经为承
　　　诺了人民对政府应有的权利，尽管这样的权利不被解释成为反
　　　对共产党政府的合法权利，问题就在于某些事物的出现具有它
　　　自身的力量和自身的发展趋势，而不会轻易地以权势人物们的
　　　意志为转移的，权利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如此。一些没有权利意
　　　识的人们，匍匐在专制政府权威之下是自然的事情，但是一些
　　　多少具有权利意识的人们因坚持自己的权利往往站到了政府的
　　　“对立面”的事情也有着一种类似于“自然”的性质。于是，
　　　这样的事情就决定了一代没有“反政府意识”的大学生们在没
　　　有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步上了“反政府之路”的事件的出现，这
　　　样的情况可以一同23年前，我们当年那些造反的红卫兵们没有
　　　反对共产党的意识而步上了“炮打”共产党各级党组织和“打
　　　倒”共产党各级当权派的道路的事情有些相似。因此，看着这
　　　些年轻的大学生们的行为，我个人产生了相当强烈的“似曾相
　　　识燕回来”的感觉。

　　　所以，从1989年5月13日起，社会不能不同情大学生们，但是
　　　这种同情要走多远或者要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没有人能够掌握
　　　的了。进一步说，这种如此广泛的社会同情要不要发展成为一
　　　个新的各个阶级都参与的社会运动（如“66运动”）或者它应
　　　当它仅仅是维系在学生运动上的一个同情的冠冕──这也是困
　　　惑的一个方面。到今天为止，许多研究“89民运”的人都忽视
　　　了运动发生时所出现的这么多的困惑，殊不知正是这些困惑在
　　　运动被镇压之前已经重重地压迫着运动。

《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说辞》

第2本讲稿的名称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中国说辞》。就这个名称
来看，我对正在进行的大学生运动所表现出来的“西方情调”是有微
词的。在这个所谓的“邓小平时期”“学校教育”虽然不允许正面的
教授中国的民主，但是却解除了不许教授“西方式民主”的禁令。因
此这一代大学生在大学阶段接触了比较正规的有关西方民主的教育是
一个无庸讳言的事实。由这种“事实”联想起5月运动的浓厚的西方
色彩，你就不会象共产党政府一样地把“爱国的运动”说成是“卖
国”的了。如果在80年代，上述教育对中国的年轻人来讲不失为新鲜
的话，那么在“89运动”中我们处处可以闻到这种“新鲜”气味就非
常自然的了。因此，在这个特殊的“中国民主的春天”，天安门广场
上到处飘扬着美国星条旗，喇叭里放着英国ＢＢＣ电台的广播，学生
们喊着“天赋人权”的口号，广场上树立了“自由女神像”等等情形
都释放出了由刻意模仿而来的“新鲜”气息，把这一切同广场上的大
学生们联欢会上所演出的刚刚在中国开始流行的摇滚乐联系起来看，
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问题就不止这些的了。

在这部手稿中，我不认为上述的东西就是“错误”的，或者干脆说它
“不对”（我不习惯于这样简单的看问题），而是说一个刻意的模仿
的行为如果把我们引导到脱离中国民主革命之路和中国民主运动之路
那就会最后地铸成其“错误”了。因此，当这种东西还处于“萌芽状
态”时我为此而发的微词就具有几分的矫正的作用了。我告诫我们的
大学生们：你们是在中国搞民主的运动，借鉴外国的东西固然重要，
但是在中国不可能闹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如果说这样的行为和这样的情感一旦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话，那么这
些东西可以造成大学生们和中国人民大众的隔阂却是致命的因素。同
当时的大学生们一样，我虽然看到了正在进行中的运动不是一场单纯
的大学生运动，它所提出的诉求，已经是我们民族的诉求了，因此，
这样的诉求在那个感天动地的5月象用魔法一样地牵动了我们中华民
族中几乎每一个成员的神经的事情就没有任何可以值得怀疑的地方
了，但是于这样的情形协调不起来的是，我们这些学生运动之外的
“社会闲杂人员”却是没有办法“参加”运动的。上述3位湖南青年
在“参加”运动的想法失败之后所作出的举动（向毛的画像投掷污
物）被广场上的大学生们的纠察队员（而不是警察）“扭送”到广场
派出所的事情就已经预示了“89运动”的悲剧意义。

谁都知道大学生们的民主是在课堂上学习来的，所以他们在把自己认
为是最正经的民主的理论“天赋人权”当成中国民主的“正经”拿到
广场上去念的时候根本就忽视了另一个问题，即这样的做法有可能把
我们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那个长长的历史当成了对这个17世
纪出现于英国的政治“假设”的背书。如果说这样的行为把中国民主
革命和革命运动的历史意义“悬空”了的话，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
就会突了出来，在“空白”历史出现的时刻，民主就必然地面临着新
的出发点；而在这样的出发点上面建立民主的历史的行为就会在某种
程度上复活了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断代的历史观，而恰恰是这样的历史
观和民主的历史观是有许多的冲突。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从17～18世纪的英国
哲学中吸取了皮毛式的价值，就有可能导致我们把在以往的时间中中
国人民用“枪杆子”争取民主的革命斗争和用“政治造反”的方式要
求解放的行为看成是“错误”的，以为人权在现代条件下也还是停留
在“天赋”的传统“假设”之上，这就有可能使我们回避人权的制订
法特征，所以在一个完全有希望用制订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
我们却要求着解决问题的哲学方式，且不用说这种哲学方式是17世纪
的。

对自由的纯粹西方式看法事实上走得被这还远，好象我们中国人们就
没有经历过自由这样的东西。其实呢，在这里，存在的错误是我们的
看法和观点，而不是事实本身。别的不说，就以1966年的中国运动来
说吧，在今天出现的这个名叫“高自联”的组织同“66运动”的红卫
兵组织的区别我实在是看不出来，如果说红卫兵崇拜毛泽东的话，那
么，赵紫阳如果公开地、大胆地表态支持“高自联”，并且模仿毛泽
东写作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利用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名义下达
“绝对不许动用军队镇压人民运动”（如毛泽东在1966年8月21日、
22日下发的两个通令那样）的指示，我看“高自联”不呼喊“赵紫阳
万岁”才怪呢。在这里判断自由（结社自由）的标准如果不是结社中
的人的行为是对于传统的、现有的禁忌或者束缚的一种冲破，而使结
社者本人处于一种随意或者任意状态，也就是说他愿意同谁结合，就
同谁结合，愿意同哪一个种类的人结合，就同他们结合，其它的外在
的东西都不足以作为衡量它的标准。

在许多的场合中，自由这样的东西也许只有在“滥觞”的情况下才会
被人看得清楚。譬如，“89运动”中的“高自联”在“占领”了天安
门广场之后，一连出现了10多个“指挥部”的现象是一个例子，就抓
住这样的“例子”攻击自由的人的口实已经是够多的了，同样的事情
使我们联想起了1966年的红卫兵运动在没有得到这些于新条件称自己
为“高自联”的大学生们的认可时，他们不也是抓住了我们的自由“
滥觞”时期以批评我们“无法无天”吗？如果说他们对我们的批评是
“官方教育”所引导出来的结果，那么就这个结果来看，当学生运动
在1989年注定要变成为中国人民运动的“导火索”的时候，“官方教
育”的力量在历史的道路的自我表现中显得苍白无力就是我论述的问
题。可见，专制教育在平常的时候可能是有效果的，但是在非常时
期，特别是在大的政治运动时期它就抵不过那个以专制教育的方式难
以捕捉的“历史性”东西了。“高自联”其所以走上了红卫兵之路，
是“历史”的原因所致，这就是我理解“89民运”的一个要点。

“89运动”是一个民主的运动，但是发动和参与的这场运动的大学生
们对民主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在这之前，他们是钟情于“中产阶级
民主”的，所以对于那些中国历史上由普通中国人民群众参加的民主
革命和民主运动持着一种非价值的看法，在这样的看法中，中国民主
革命的不成功和民主运动的失败都有可能在为民主的“零历史”准备
着条件。正因为如此，当一个由他们发起了的伟大的人民民主诉求在
已经使许多人的热血沸腾起来的时候，他们却向人民泼冷水。他们的
本意也许是要作成这样的一种民主：由他们这些真正懂得民主的人进
入政治的运动，而使广大的人民变成为他们的运动的同情式的“围观
者”，情形如我在去年我写作的文章中说的那样，若不是解放军进城
这样的意外事件的发生，北京市民会以怎样的方式参与运动就没有人
能够说清楚了。也正是由于广大北京市民的参与，一场“学生运动”
才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民主运动”，即使这样我们在检查运动“设
计”的全过程也不会发现有任何的大学生们为市民、农民和其它阶级
的人进入运动所作的准备，运动的“设计意图”是纯粹的“大学生运
动”，没有存在哪怕半点允许其他人乘机进入运动的意图。

在这本讲稿中，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理解民主是一回事，理解民主的
运动又是一回事。理解了民主并不等于理解了民主的运动，但是能够
理解民主运动的人却是已经理解了民主。在1989年伟大的5月，大学
生们已经是民主运动中的人，但是他们却完全地缺乏对民主运动的理
解，他们仅仅有的是民主的知识，这种知识的有限性也在于它是一种
完全的“书本知识”，就运用这些“书本知识”去指导民主的运动是
没有多少成功的希望的。

《66学说简介》

“89运动”的一个奇特的地方还在于除了发动运动和直接参与了运动
的中国大学生外，其他的社会阶级都不约而同地发现了正在进行着的
运动是“第2个文化大革命”。这个现象用通俗的话讲，就叫“当事
者迷，旁观者清”。因此，以邓小平等为首的“8老集团”认为如果
继续坐视运动的发展就会在中国出现“第2次文化大革命”的判断是
完全正确的，这样的判断如果引出他们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
广大的造反派人民所“打倒”的痛苦回忆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
是一个“打倒”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以至于共产党在运动中受了“严重
的内伤和外伤”的教训就警告他们应该及早地镇压它。由此而在社会
上引起的另一种反映是，当人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社会大动
乱”时支持正在进行的大学生运动就好象存在着支持“第2个文化大
革命”的嫌疑。所以，当社会同情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内没有产生出
社会上其它阶级的参与时，认识民主的运动和认识“动乱”就在时间
上把相隔23年之久的2个运动给联系起来了。

大学生们的真实想法和做法是避开“66问题”，但是当运动已经变成
为事实的时候它自己却陷入了“66问题”而不能够自拔。社会上的所
有的人也都是以“66经验”和“66传统”看待运动的。别的的不说，
就拿“学生运动不犯法”这一点来说吧，哪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或者不
明白呢他是“66运动”的伟大遗产呢？所以，在这一年的5月可以说
是全国各地的学生们（包括小学生们在内，他们相当于“文化大革
命”中的“红小兵”）都上街游行了，与此相应的是各地警察也都容
忍了未经“批准”的学生们的游行，并且他们在维持游行秩序时露出
了明显的善意，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23年前的“66运动”中才能够找
到，所以应该是正儿八经的“66故事”。“89运动”就是以这个“故
事”为其开端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正在继续作这个“故事”中的
事情的人却在执意地要回避这个“故事”。

也正是为了回应上述的问题，我才写作了这一本讲稿。这本讲稿如果
说有什么新义的话，那就是它想以我个对“66运动”的认识为样本说
明我们中国人在认识民主运动的时候有可能面对的各种困难，其实，
我个人在认识“66运动”时何尝不是如此呢？起先，它是一场有组
织、有预谋的中国共产党运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只是到后来，这样
的运动中出现“红卫兵”这样的“计划外生育”的现象时，共产党运
动才在“一夜之间”转变成为我们自己的运动。在运动中，我们这些
在校学生们第一次用自己的方式把学校中的从来也没有犯过错误的各
级共产党组织当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拦路虎”来“打”的时候，
民主运动的性质就这样的产生了。与之相关的是，当我们被组织在以
我们青少年人的偏好为其特征的自治组织中时，自由也就被我们抓住
了，即使这样，我们也还是没有把运动的“真面目”认识清楚，因为
我们是用毛泽东的那一套理论理解运动的，于是在“66运动”失败之
后的很长的上内毛泽东的错误还是“套住”了我们，以至于要想认识
我们自己的运动就非得“打破”毛的那一套不可！

“66学说”的第一个形态是非毛的，它是要告诉参与运动的那些人这
样的事情：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它是一场人民群众“合法”地反对共产党
的运动，解决的是人（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问题，其性
质是民主的，其方式是自由；如果说在这一场运动之前存在着一个把
罪名让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背起来的前共产党阶段的话，那就是说在
这个阶段上共产党当权派们为保全自己而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社
会上那些不幸的人群（那时叫“地、富、反、坏、右”）就给而后的
与共产党运动完全不同的人民运动套上了一个“罪”的冠冕。这样，
表面上看，一个“文化大革命”其实已经被分成为3个：一个是共产
党的，一个是人民的；而属于在共产党的，又可以分成为刘、邓阶段
和毛泽东阶段。因此，我告诉那些没有参加“文化大革命”而对它乱
发议论的人：第1个运动是“有罪”的，第3个运动是“无罪”的
（那时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而第2个运动是介于前
后两个运动的过渡性运动本身也就不具备它的长远意义或者长久意
义。因此在历史的长河中，它必地要遭到来自共产党方面和人民方面
的双重批评。就这个意义来讲，在“89运动”中即使赵紫阳派战胜了
邓小平派，中国不会发生“第2个毛泽东运动”是可以论证的事情，
因此，所有怕“第2个毛泽东运动”的来临的人都不过是没有任何历
史观念的胆小鬼。

上述的话，讲在了1989年5月，我的用意是很明显的，是要以我个人
的经验为“镜子”照一照1989年的运动。如果说这样的“照镜子”行
为对于正在进行着的运动有一个益处的话，那么，把发生于后毛泽东
时代的运动同前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联系起来看，1966年人民政治大解
放运动中所揭露的邓小平等“8老集团”的“反动嘴脸”就具有“醒
世”的作用了。不光是这样，如果说在这里有一个前后贯通的普通人
的政治经验可以鉴戒的话，那么，学生运动应该怎样发展？如何发展
的问题，不就是可以看得清楚一点的了吗？全部的问题可以这样的
说，已经走上了“66之路”的大学生运动却又要想着要脱离它，不是
显而易见的错误又是什么呢？

今天，“89民运”已经过去了16年，但是我们对这个运动的认识又如
何呢？这就是我一直思考着的问题。其实，在大的方面我们认识它是
一个民主的运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这样的认识再前进一步，我
们就谈不拢了。在这里我们缺少的是民主的实践方面的知识，而不是
纯粹的书本知识。所以在认识民主的问题上，我们没有意识到民主的
运动既产生民主的理论，又普及民主的知识的双重职能，这样，我们
把日常时间上的民主同江泽民、胡锦涛的“民主”混放到一起，这就
是16年以来中国人民从血泊中爬不起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关于“马后炮”的说明

如上所述，这3本讲稿在写作好了之后并没有出版，因此在过去了16
年后把它的内容阐述出来会有可能给人留下“马后炮”的印象，如果
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认为“89民运”失败了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惟
独难以理解的是它为什么在16年之久的时间内起不来？我所在的韩国
也发生过类似于“6．4”的大屠杀事件，但是在7年之后韩国就开始
恢复民主化的正常进程，今天，“5．18”这个当年的屠杀日已经被
定为韩国“民主纪念日”。把这样的情况和我们中国的事情对比的
看，我们的差距在哪儿，不就是可以令人深思的吗？

当然，我不认为造成目前这样的局面是单一的原因所可以解释的，因
此，我同朋友们一样地主张深入地研究“89民运”失败的原因，只是
我个人倒是在寻找原因时更多的是注意运动自身方面的因素，也就是
我们大家所经常说的“内因”。我认为“6．4”刽子手们的疯狂镇压
是“外因”，就“外因”讲，中国的邓小平集团和韩国的权斗焕军人
独裁集团一样，都是以古代的“亚洲式的残暴”出名的，只是韩国人
民同我们中国人民不同，他们在“5．18”光州惨案后没有任何的抱
怨学生和人民行为“过激”的怨言，而是异口同声地声讨刽子手们的
罪行，并且用用“5．18”精神继续同独裁集团作斗争，而我们呢，
有许多的自认为是“民运人士”的人竟然糊涂到如此的地步，以为学
生们再“温和”一点，或者说在解放军戒严以前就回到学校，就可以
保证“民主的力量”不被屠杀，赵紫阳为首的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也不
会“全军覆灭”，因此等邓小平一死，中国民主的“果子”就会象成
熟了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中国人民就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它了……。

照上面的思想和逻辑去推理，那么到最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民主
革命也完全可以被放到“历史的错误”那一栏去理解的了，于是，把
中国民主化道路上的这些“错误”的东西清扫干净的行为不就是造成
了民主应该从“我”开始的现状吗？在这里，我们中国人认识民主的
事情如果脱离了我们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
史，那么我们的民主一再被耽搁的情形就有着一个来于我们自身方面
的原因；研究这些原因，就是民运人士的要作的事情。质言之，我们
如何把中国人民在以往时间内历次民主运动中所形成和积累的那些经
验与教训真正地总结出来，并且可以运用它指导未来的民主运动，就
是写作这篇“马后炮”式的文章的用意。

（2005.5.26）

掸邦军ＳＳＡ领导人姚色克上校与掸邦民族军ＳＳＮＡ领导人公布两
军合并，共同抗击仰光的种族屠杀军政府。这是一项鼓舞人心与值得
缅甸联邦各族人民仿效的壮举──即使不是对世界而言。

我们现在必须考虑：能否组建没有民族霸权主义者（即沙文主义者）
在内的缅甸联邦？

让我们回顾一下缅甸简史：

缅族起源于印度南部。缅族自古以来就采取种族灭绝政策，陆续消灭
了骠族、羌族、氐族（Pyu, Kanyan, Thet），在1044年建立了第1个
缅甸王朝。缅甸最后王朝雍籍牙王（U Aung Zeya），继续施展传统
的种族灭绝政策，他诱骗孟族和尚与男丁，集合一处，杀个精光，目
的是毁灭孟族文化与种族。这些都有史为证。

向英国争取独立时期，为取得联合独立，有的民族就加入缅甸联邦。
克伦族、若开族、孟族、克伦尼族等，则以史为鉴，避不加入。

果然！缅甸联邦一旦成立，缅族就开始夺权抓权、横行霸道，加紧推
行种族灭绝主义。他悍然公布其明确目标：一个国家（缅甸Burma）
一个种族（缅族Burman）、一个宗教（佛教）。缅族强订佛教为国
教，改国名为Myanmar（缅甸），对其他民族（非缅族），缅族则运
用战争予以消灭，用其军队集体强奸其他民族之妻女，野蛮地推行缅
化政策──这些都是事实，铁证如山，不容狡辩。

在种族、文化、宗教、团体、甚至见解、性行为等方面，多数的缅人
都患有不治之症：即“统一症”与“同化症”。这些绝症制造了各式
各样的社会问题与政治争端，终于形成了永无休止的种族纠纷与仇
恨。

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缅甸本部（Burma Proper缅族地区）在其反对
殖民主义运动中，使用“民族主义”进行抗英（见Dharma Vappa）。
该民族主义版本，是基于种族与宗教：运用缅族与佛教的人文、语
言、认同感，来激发人民反英。请看当时的抗英团体名称：我缅人团
体（Doh Bama Azi Ayone）。所有非缅人族群，即其他民族并不包
括在内。我缅人团体唤起了缅族过去的光辉岁月，激发了缅族的文化
优越感，但同时养成缅族高高在上的种族优越感──不仅仅对英国，
同时也对其他兄弟民族昂首挺胸。在缅族的意识内永远挥之不去的
是，其他兄弟民族都是被历代缅王所征服的臣民，缅族君临天下。这
是缅化的精神支柱──在文化、历史、意志或民族认同感等方面，必
须强行缅化其他民族。国内外众多的缅族民主人士口口声声一律自
称：“我们反对军政府的种族主义”。但他们的实际行动、外在态度
与内在世界观却是另一回事：大多数总是不自觉地流露出大缅族沙文
主义。

当大家谈到在缅甸恢复民主时，缅族总是强调：“恢复民主无疑优先
于兄弟民族的被压迫问题”。有时，他们甚至不承认在缅甸社会、风
俗、历史、精神意志等方面，存在着缅族与非缅族的不平等问题与民
族压迫问题。他们不大愿意听兄弟民族痛苦倾诉自独立以来所遭受的
种种不平等对待。他们常爱打断控述，说：“哦！我们理解你们的
痛苦──与我们的经历一模一样！你们并不孤立呀！”。当听到兄弟
民族的妇女被缅军集体强奸时，他们不是义愤填膺，有时还赶紧替缅
军兽行辩护、解围：“缅军内也有其他民族”。他们不敢正视他们与
现存制度的关系，他们处身、受教育于军政府，受现存的民族压迫制
度所侵蚀、塑造、养大。

另一典型实例：最近宣布掸邦独立的只是Sao Hser与Khun Hom几个孤
家寡人而已。绝大多数掸族与兄弟民族领导人都是拥护 Federal联邦
制的。然而我们痛心地发现：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领导的国内外多数
缅人，其言谈与军政府人士大同小异：混杂着沙文主义。

在缅甸社会与政权机构，缅族占统治地位，自古以来，缅族的策略
是：“以少数民族克制少数民族”。缅族最善于挑拨离间与分而治
之。君不见：他们叫瓦族攻打掸族？用瓦族与拉咕族（Lahu）对付其
他民族？利用战利品让克伦族与孟族争吵对骂，继而大打出手？他们
唆使佛教克伦族民族军ＤＫＢＡ攻打克伦族联盟ＫＮＷ，挑拨克伦族
ＫＮＬＦ去取代克耶族克伦尼族ＫＮＰＰ，催逼孟族Honsawaddy派去
袭击新孟邦党ＮＭＳＰ、克钦族团体、若开族组织等等等等。他们不
时制造事端，让族群与团体互相仇恨与残杀。例如：攻击克伦尼族
ＫＮＰＰ时，逼迫克伦族ＫＮＬＦ打头阵，在攻打克伦族根据地
Manearplaw时，叫佛教克伦族ＤＫＢＡ带领缅军去屠杀。

他们一边让人同流合污，另一边挑拨离间，让民族与民族、团体与团
体自相残杀，他们坐收渔利。当你不愿继续被利用时，他们就施展最
后毒招：干掉你。围剿时，从来是杀光、烧光、抢光，不留后患。

所以，众兄弟民族若不团结，下场一定是：被各个击破，种族被灭
绝，或永远俯首称臣。

当然，我们兄弟民族之间，总会有这个或那个痛苦难忘的历史恩怨。
但与被军政府按序先后屠宰相比，这些算什么呢？一个民族被穷追猛
打、赶尽杀绝，不是最可怕最痛苦的吗？因此，停战部队必须提高警
惕，尤其是拥有18,000军队的瓦邦联军ＵＷＳＡ。当其他弱小叛军一
一被吃掉后，缅军的血口就会对正你们。军政府已多次与泰国暗中交
易，一心想干掉你们这些烫手的瓦族叛军──这些你们不是不知道。

现在瓦族青年知识分子已走上岗位，他们鲜明地表示在民主未莅临之
前，永不放下武器。这是先辈们用血换来的教训。对极了！在制度还
不民主的时候，与缅甸军政府打交道，手中一定要握紧武器，不然一
不小心，肯定人头落地！

众民族组织ＥＮ应尽力团结瓦邦联军。瓦族也应该尝试与众民族组织
携手合作，看看民主会不会加速到来。另一方面，众民族组织应扮演
领导角色，团结众民族的停战组织与武装斗争组织，共同创建和平，
并进一步让各族人民更紧密团结。

众民族ＥＮ领导人必须看到：长期所追求的3方对话，已成功无望。
军政府永远不会真心要3方对话，他最怕分出手中权利。国内外的缅
族组织，对众民族的事业与荣辱，多数只是耍耍嘴皮而已。即使为国
际社会所迫而坐到谈判桌，也难望他们的真心支持。他们多多少少都
混有沙文主义思想。

众民族组织ＥＮ的唯一选择，是领导与团结众民族的武装力量，努力
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让国际社会知道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
量，其发言能让军政府不得不听。

一定要让缅军知道，不是只有他穿军装，也不是只有他说了算。最近
的仰光爆炸案，清楚地显示了一幅插图：有人用军政府听懂的语言说
了话，使将军们惊惶失措。为了同仇敌忾，军政府正在努力制造一个
共同敌人：军政府谴责众民族组织，逼迫停战组织要嘛缴械投降，要
嘛回森林打游击。军政府按计划从弱小组织吃起，一个个被迫缴械。
停战组织走投无路，终于反抗，掸族组织都纷纷团结在一把大伞下，
只欠昆沙。

17个停战组织参加军政府召开的全国大会，原本追求真正的缅甸
Federal联邦制，现在希望落空了：原来一切是假戏。克钦族团体是
最先背叛众民族组织的，他们现在陷于混乱。但其领导人两眼只向钱
看，再也不顾全体克钦族人民的幸福了。我们希望克钦族新一代领导
人，主动向众民族组织靠拢，共同奋斗。

做众民族的团结工作，说易行难。在共同反对缅甸军政府的旗帜下，
我们必须对众民族宽宏大量，不要染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亦即不
要种族主义挂帅。我们反对种族歧视与文化偏见，我们反对仇外性、
排他性，我们要学会容忍异己，容纳不同意见，顾己也顾人。我们必
须采用缅文缅语做沟通工具，互相交流思想感情与想法做法。我们必
须以民主、平等、宽恕待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惟有极
端主义者，才会敌视中庸与厚道。

众民族组织ＥＮ必须竖立正确的思想与长远目标，想方设法说服沙文
主义较少、拥护Federal联邦制的缅族民主人士，与他们携手，共同
为真正的Federal联邦制而奋斗。

如果争取不到这么做，缅甸联邦只可能是乌托邦，我们只好建立不包
括缅族在内的众民族联邦。

【译注】本文稍有删改。Win博士是清迈大学教授，欧委会欧洲学院
　　　　亚洲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学者。亚洲论坛的助理编辑，流亡美
　　　　国的缅甸联邦民族联合政府的前顾问。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中大量使用了中国民族音乐以及西洋名曲。配
乐黄英华对这些乐曲之运用自如，配乐和影片内容配合之精到，为影
片增色不少。其实，正和电影中的角色设计和剧情一样，《功夫》配
乐中也有很多隐喻。

影片开始时，在一段爵士舞曲配合下，西装革履，实则衣冠禽兽的斧
头帮众在各种各样触目惊心的犯罪现场的闪回中狂舞，并日渐壮大。
斧头帮显然是恶势力的代表，而具有爵士乐风格的曲调和带有暴力色
彩的怪异舞蹈来表现斧头帮当然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而猪笼城寨则是
平民百姓所居住的这么一个平静的地方，猪笼城寨和斧头帮之间的较
量，贯穿了整个电影，它代表了正义了和邪恶之间的这种较量，在电
影里我们可以看到，表现这正义和邪恶两派势力的音乐主题是不一样
的。

字幕之后，贫困社区猪笼城寨出现在人们眼前，这里使用的配乐是
《东海渔歌》。《东海渔歌》是一首筝独奏曲，是根据浙江东部民间
音乐并以渔民劳动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影片采用了《东海渔歌》的引
子及第一部分。乐曲开始，以连续上、下行历音伴奏号召性音调作为
引子，展现了一幅大海汹涌澎湃的画面。在引子后，乐曲的第一部分
运用长摇技法奏出开阔优美、赋予歌唱性的主题，并从末句派生出欢
快跳跃的对《东海渔歌》比性的曲调。经反覆演奏后，主题用左手移
低八度再现，右手用历音技法奏出颠簸激荡的音型作陪衬，表现了渔
民愉快出海的情景。

这段乐曲的运用在这里至少有两个含义。首先，在斧头帮来到这个猪
笼城寨以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没有受到恶势力的骚扰，过着平静而
又自得其乐的生活。其次，《东海渔歌》的后半部分还描述了渔民们
在海上与风浪搏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情节。这预示着，风暴即将降
临猪笼城寨，但是猪笼城寨的居民们一定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同时我
们还看到，相对于斧头帮出场时邪恶和滑稽的音乐，代表猪笼城寨的
音乐则祥和而柔弱。这两种音乐的对立，正代表了猪笼城寨和斧头帮
之间的较量，代表了正义了和邪恶之间的较量。这种对立和较量贯穿
了整部影片。

猪笼城寨的平静不久就被破坏了。这说明，在斧头帮这种黑恶势力存
在的地方，任何的平静都只能是暂时的。斧头帮窜入猪笼城寨，不但
一通打砸，甚至劫持了1对母子，浇上煤油，威胁居民们交出打伤斧
头帮老二的人，否则就将点火杀人。这时的配乐是《将军令》。《将
军令》有很多不同的演奏版本，主要表现古代将军升帐时的威严庄
重、出征时的矫健轻捷、战斗时的激烈紧张。影片采用的是四川扬琴
演奏的版本，鉴于以前此曲经常作为四川扬琴（一种地方民间曲艺形
式，类似说书）的开场曲，所以又称为《四川将军令》。乐曲共分4
段，其散板引子用扬琴模拟古代战争作战前擂鼓3通，强而有力的鼓
点节奏，由慢而快，阵阵频催，渲染了战斗即将开始的紧张气氛。在
影片中，从斧头帮恶棍向母子身上浇煤油开始，气氛渐渐紧张。慢板
段采取“句句双”式地重复旋法，加之常出现低8度音的衬托，本来
描述将军升帐时那种威风凛凛的情状，但是这里却用来衬托斧头帮大
老的狠毒和不可一世。斧头帮大老数到3，仍未有人站出来，于是扔
出点着了打火机。眼看着火源飞向那对母子，平日灰头土脸，被人看
不起惯了的猪笼城寨居民，谁又能出手相救呢？气氛到这里紧绷到了
极点。第3段快板是第2段的变奏，主要采用快速的16分音符节奏，拍
子中的强音位置常用重捶扣击琴弦以加强力度，表现将士们雄姿英发
的情景。这预示着英雄将要出场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苦力强挺
身而出。他救下母子俩，自己却卷入了一场恶战中。第4段急板用板
式变奏的技法将第2段旋律成倍紧缩，变4/4拍为2/4拍，连续不断的
16分音符节奏，气势剧烈紧迫。随着3大高手相继加入战局，战况不
断出现一个个小高潮。乐曲中扬琴击弦后余音很长，其余音与后面击
发的乐音混相交响，加之打击乐器的配合，音响宏大，振奋人心。这
段乐曲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用在这里简直是绝配。

遭受了挫败的斧头帮当然不甘心。拿斧头帮大老的话说，“从来只有
我们斧头帮欺负人，没人敢欺负我们！”斧头帮不惜重金请来了琴魔
兄弟。他们没想到的是，琴魔兄弟虽然取得了有限度的成功，杀死了
敢于反对斧头帮的3大高手，但却牵出了2位隐蔽更深的绝世高手。斧
头帮大老阿琛几乎被吓破胆，加之自己“引火烧身”，不得不祭起
“终极杀人王”火云邪神这张牌。火云邪神对黑社会的小混混儿们显
然看不上眼，却最终被迫表演“徒手抓子弹”。伴随斧头帮众目瞪口
呆表情的吹奏乐是《闯将令》。和本片中其他民乐曲目不同的是，这
首曲子是一首真正的“红色经典”，创作于1960年，据说是用来“歌
颂在蓬勃兴起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的热潮中各条战线上的英雄”。
不能不提到的是，这首曲子的作者，还曾在1959年中国大饥荒将要达
到高潮时创作了一首名叫《喜报》的曲子，反映“广大人民不屈不
挠、誓把灾神赶走、已优异成绩向党报喜的动人事迹”。

据说中国有人因为《功夫》中使用了《闯将令》而感到欣喜若狂，因
为这似乎代表了海外电影界对中国当年“红色成就”的一种认可。其
实恰恰相反。在影片中，火云邪神排在杀手排行榜第一位，又被称为
“终极杀人王”。此人据说杀人无数，星将他带出精神病院（影片中
的精神病院中文称为“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可英文名称却是
“Atypical Pathology Centre”，直译“非典型性疾病中心”）时
看到遍地蛤蟆，还恍惚看到血潮汹涌。住在精神病院，火云邪神还在
看中共在香港的嫡系报纸《大公报》。这种人的邪恶程度，用斧头帮
出场的那种音乐可能已经无法描绘了。而在中国大饥荒高潮时代诞生
的《闯将令》，在中国百姓纷纷饿毙时还要向中共唱赞歌，抒发那种
“饿着肚子也要干革命”的豪情，实在是邪恶至极！用这首曲子来配
火云邪神，再也恰当不过了。中共大跃进一开始轰轰烈烈，但最后中
共终于承认失败，代价是4,000～6,000万中国人的性命。影片中的
《闯将令》以高亢的唢呐开始，听起来气势磅礴，好象是摧枯拉朽。
火云邪神用手抓住射向自己的子弹，看似不可战胜，斧头帮帮众们也
是个个打心眼里佩服，但最终要遭到和大跃进一样的可耻失败。这可
能才是配乐使用《闯将令》的原因。

包租公婆夫妇和火云邪神交手，开始火云邪神占尽上风。包租婆不得
不使出其绝招－狮吼功。火云邪神的确邪恶非凡，狮吼功甚至都不能
奏效。包租婆只好用大钟配上狮吼功，终于将火云邪神击败。影片中
使用的配乐是《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有的人又因此而兴奋不已。
其实，这首曲子根本不是甚么“红色经典”，而是根据地地道道的四
川民歌《放牛调》改编而成。放牛调还是西南地区民歌调式的一种，
不但在汉族地区，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流传。中共“绑架”了
这一在西南地区脍炙人口的民间乐曲，旋即给它带上了“红色经典”
的帽子。对于这首民间小调来说，岂不冤哉！

火云邪神的毒辣手段并没有杀死星。相反，他间接打通了星的任督二
脉，把星变成了1位“万众无一”的绝世高手。随着1只美丽的蝴蝶破
茧而出，星也挣脱了绷带的束缚。星安顿好包租公婆夫妇，走出房
门，环顾四周楼上楼下布满的虎狼之徒。这时，《东海渔歌》的旋律
再度响起。所不同的是，一改首次猪笼城寨居民出场时的软弱，虽然
不时还有恶风恶浪，但这时的《东海渔歌》充满了欢快和豪迈的气
概。这预示着星将不负猪笼城寨百姓的众望，以正压邪，彻底铲除斧
头帮一夥以及邪恶势力的代表人物火云邪神。与斧头帮和火云邪神不
同，星并没有至其死地而后快，而是给了他们一条生路。火云邪神输
得心服口服，善与恶，正与邪的斗争终于圆满的化下了句点。

纵观《功夫》全片，国乐的使用和影片情节配合浑然天成－不但在旋
律方面，甚至各自涵义均可以匹配。配乐技艺的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
止。

（梵宫：angong@safe-mail.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