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衷情“六．四”周年祭

　　　　　　悲年怒众非怅望，歃血表衷肠？
　　　　　　肝胆欲化民意，洒泪祭“国殇”！

　　　　　　家不幸，天未亮，弃彷徨。
　　　　　　何期重振，华夏精神？又驰疆场！

　　　　　　（90年6月4日凌晨（丑时）夜不寐于囹圄中）

　　　　　　无题

　　　　　　古人苦学载青史，《正气歌》词天下知。
　　　　　　铁窗述怀抒豪气，一鸣惊人胜写诗！

　　　　　　（丙子秋8月17日写于省看守所11号监室）

　　　　　　神曲

　　　　　　西门神曲独先奏，南国圣乐早前鸣。
　　　　　　借得愚公移山锄，难山苦海尽填平！

　　　　　　注：贵州地处祖国的大西南，这里人才济济，
　　　　　　　　人杰地灵，思想，乃志士仁人的天然操练
　　　　　　　　场所。

　　　　　　（96年8月21日写于省看西陆地）

　　　　　　重读辩护辞──《人权简论》

　　　　　　人生平等想智远，权益得来非等闲。
　　　　　　简洁语言精明达，论述别重一知见。

　　　　　　（96年11月19日于金华囹圄中）

　　　　　　天安门血案缅怀
　　　　　　　　──痛悼“六．四”

　　　　　　沉冤十载何时昭？山河洒泪京都晓。
　　　　　　天安门前表民意，纪念碑旁扬子骄。
　　　　　　痛悼健儿赴黄泉，追思烈女染红袍。
　　　　　　风卷残云倍怀念，年年我哭豺狼笑！

　　　　　　（99年6月3日夜久思不眠愤笔于寒寓中）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导〕16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枪
声、北京街头高速行驶的坦克车、成千上万的军人（戒严部队）、军
车、学子门的呼号、血肉模糊的伤员、路边变形的车辆、残缺不全的
尸块、火光冲天烧军车、重重路障……往事不堪回首然刻骨铭心。16
年前一个就读于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的应届毕业生方政，“6．4”凌
晨在坦克车、手持枪械的军人暴力驱赶下与数千请愿绝食的学生最后
撤离天安门广场，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站附近自行车道行走的他，被解
放军坦克车从身后撞倒在地，双腿被高速行驶的坦克车碾过，齿轮链
条死死咬住他的双腿，碾烂撕碎，整个身体随坦克车履带的转动而颠
簸……听听方政16年掩藏在心里的话。

血气方刚的体育院校优秀学子

记：您好方政先生，听朋友谈起您曾经在16年前的苦难的经历，而且
　　由于这个事件的发生影响到了您后来的生活、工作、学习、幸
　　福、家庭和前途。您是否愿意向海外媒体说出这个事实的真相？
方：好的，我愿意。

记：请问学潮发生的时候您当时正在北京上大学是不是？具体的情况
　　请谈谈好吗？
方：1985年我从安徽合肥考到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
　　业，89年那年正好是我大学快毕业，4年级面临毕业。当时我的
　　工作去向已经都落实好了，都定下来了，毕业后将到广州华南师
　　范学院体育系当老师。由于后来受伤而被取消了做教师的资格。

　　◆6月3号夜里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3、4千人

　　我当时受伤的情形是这样的。89年5～6月我参加了学潮，经常到
　　天安门声援，从5月20几号开始到6月3号这些天我连续在天安门
　　广场，一直到3号晚上解放军到广场镇压开始。6月3号，镇压当
　　天夜里，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还有3、4千人，他们包
　　括北京和外地进京的高校大学生，大部分人是围坐在纪念碑周
　　围，另一部分人坐在纪念碑北则自由女神像周围，当时那里还有
　　不少帐篷。我当时就在广场里面，对于外围发生的事情一无所
　　知。

　　3号晚上10点多中，我们在广场的人得到外部的第一个消息就
　　是：军人正在从北京的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挺进，一
　　路上他们开枪射杀了很多无辜百姓，很多人倒在血泊中，当时有
　　人还拿着一些物证带血的衣物等展示，广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
　　来。

　　◆6月4日凌晨：戒严部队子弹在我们头上飞过

　　到了4号凌晨2点多种，戒严部队包围了整个天安门广场。一部分
　　拿着中锋枪的先头部队，也可说是特种部队，这些军人冲入广场
　　中心地带，向帐篷和一些设施比如高音喇叭扫射，当时子弹在我
　　们头上飞过，很清楚。当时学生都在很和平的静坐着，军人冲击
　　学生，连打带踢，暴力驱赶学生，他们把一部分学生给冲散了。
　　当时有的学生拒绝离开就受到军人的暴力驱赶，打的很厉害。后
　　来戒严部队、指挥部的人谈判，让学生从东南角方向撤离天安门
　　广场。部队的坦克车也从四面开过来，坦克车慢慢的把我们往东
　　南角方向赶，逼退我们一样。到达广场东南角这个地方，已经有
　　2辆坦克车停靠那里，象门一样，我们的队伍就从两辆坦克的中
　　间通过，撤出天安门广场。

　　◆撤退路上血迹、碎玻璃、破损的车辆、路障，一片狼籍

　　离开天安门广场我们的队伍就往西走，由前门大街的方向到新华
　　北街，到了一个南北巷的路，又走到西长安街。这个时候已经4
　　点钟。在这走过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军人、军车，遇到的市民
　　就给我们讲3号晚上军队进入北京的情况，当时市民与军队的对
　　抗、军人的屠杀已经发生过了，撤退的路上我们看到很多惨不忍
　　睹的情形，血迹、破碎的玻璃，一片狼籍、破损的车辆、路障、
　　还有老百姓含着眼泪给我们讲屠杀的事情……这些事情的发生是
　　在3号晚上，我们由于当时都在广场上，没有亲眼目睹北京街头
　　上的这些情况。

　　◆一颗毒气弹就在我身边爆炸并且发出一股黄绿色浓烟

　　我走在队伍的后1/3的地方，就是比较偏后。走倒西长安街时，
　　六部口附近，我们听到在我们后面有爆炸声，随后浓烟滚滚，很
　　呛人。原来是军人在放毒气弹。正在彷徨中，突然一颗毒气就在
　　我身边爆炸并且发出一股黄绿色浓烟，一下子笼罩着2～3米的范
　　围，当时人就感觉到头晕、令人窒息。

　　◆为救学妹，好男儿坦克车下断腿

　　当时我身边有一位我们同学校比我低1个年级的女生，她在天安
　　门广场时，由于惊吓、害怕、紧张，我就让她跟在我身边，作为
　　学长的我，又是男儿，责无旁贷的一直在保护她，安慰、鼓励
　　她，撤离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一起。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声援时，我
　　们体院有20多个学生参加静坐。毒气炸弹爆炸时，这个女学生当
　　时就吓坏了，加上毒气，我就一边扶她一边抱起她，往人行道上
　　移动。但自行车道与人行横道之间有1个1米多高的护栏，这个学
　　妹个头也挺高，有1米7左右，是打手球还是排球的，我也不清
　　楚。我转身把她扶到边上，在我一转身时，我的余光看到一辆坦
　　克正急速行驶过来，它是从我们身后边开来的，当我抬起头来再
　　看时，坦克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了，大炮筒子就在我头上，躲避都
　　来不急了，我赶紧把学妹推靠到护拦上，我躲闪不及倒地，坦克
　　压到我的双腿，就从我的双腿上碾过去了，坦克履带都是链条、
　　齿轮，我就感觉到裤子被卷到履带的链条上面，很紧很挤压的感
　　觉，当时我意识还有一点，只觉得身体咚咚咚的在地下被往前
　　拖，被拖行了一段距离，头部、后背、肩部都被擦伤（到医院后
　　医生说的），拖行中头、身体咚咚的一震动，坦克车的履带链条
　　把我的腿撕拉掉了，裤子也扯烂了，我就从履带上掉下来了，掉
　　下来之后，我就滚到了路边靠到护拦上……

　　这个情景，后来我用动态网上网时偶然看到了，看到了我自己当
　　时的这个情形。国外的网站上应能看到这张照片，一个人躺在地
　　下，双腿被压掉，靠在护拦下。我的很多朋友都看到了，我在一
　　个叫海峡网的上面也曾经看到过这幅照片。那个人确实就是我。

　　◆我的双下肢被截肢，右则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受伤后，我被送到北京积水潭医院抢救，事后参与抢救的人告诉
　　我说：当时医院来的受伤的人很多，血库非常紧张，由于失血太
　　多，我已经接近死亡了。费了很大周折，当时的医生护士都尽了
　　全力抢救我。曾经有1个北京市民是《建筑杂志》的编辑，还来
　　看过我，到了95年时他通过朋友又找到我，我们还见了一面，他
　　告诉我他在当时参与救我的过程，这些年一直很挂念我，所以费
　　了不少周折才见到我。我当时被送到医院后，我的双下肢被截
　　肢，右则截肢到大腿上部，左腿到膝盖位置……

　　我4号早晨到的医院，手术后5号醒来，我当时并没有在病房而是
　　躺在一个很大的会议室的地上，医院的伤员太多，没地方住，医
　　院就搭起很多的地铺。地铺上全是伤员，病床、病房肯定是不够
　　用的。几天后我才被转移到病房。9号北京市公安局人来，当时
　　我不能动，他们把我放在担架上抬到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进行笔
　　录。20天后，6月24日就让我出院了。我们北京体院有自己的校
　　医院，我就被接到那里继续治疗。当时伤口还没有愈合，但总体
　　上说问题不大了，身体有了一定的恢复了。

　　◆中共坦克从背后追杀

　　回校后就是清查、清理、审查。我在大学二年级就入党了，是学
　　生党员。这个时候我就退党了。院里让我写交代，我就写了真实
　　的情况，就象我告诉您的这样，但是在学校这一关就通不过，当
　　时学校领导告诉我：不要写是坦克压的，写是军车或者是装甲车
　　压的。不知道他们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不愿意承认这个现
　　实还是另有什么政治上的原因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改变我是不
　　同意的，事实就是事实我没有必要去掩盖他改变它，坦克从我们
　　背后向我们冲来压的，我所有的交代都是按照事实写的。但具体
　　为什么还要从背后追杀我们的原因到现在都是谜，我们当时是很
　　和平、理性的从天安门广场撤离的。为什么还要追杀我们？

　　◆六部口有多少人死伤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数字

　　当时知道的在六部口坦克压死压伤10多个人。压死的学生包括北
　　京大学的，北京政法大学的，北京钢铁学院的，有清华大学的，
　　知道的压死有11个人，压伤的就不太知道了，轻重都有。到底在
　　六部口有多少人死伤我们也没有确切的数字。丁子霖老师那里的
　　数字也不是准确的。我知道的受伤的就有3～4个，我是伤势比较
　　严重的。我们体育系还有一个叫孔维真（音）的，大概是运动系
　　的打篮球的，比我低2个年级，他是一条小腿被子弹打掉了。

为她失去了双腿，她却不能为我做证

记：您保护的那个女生呢？她怎样了？
方：她没有受伤。说起来也挺让人失望的。刚开始她还到医院来看望
　　我，感谢我救了她的命，回学校后校方不承认我的这个情况，问
　　我是不是有什么暴力举动，为什么坦克车会压到我。我告诉校方
　　我经历的事情都是真实的，你们可以了解调查。学校就找这个女
　　生做证明。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当我出院回到学校后找到她，
　　她说：我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当时我没有看到坦克压人，我昏
　　过去了。她不做证，也不承认当时跟我在一起。后来也就没来往
　　了。我当时能够感觉到她的无奈和逃避。学校就揪着我这点不
　　放，对后来分配工作等有受到影响。直到92年学校也没有解决我
　　的问题。后来学校就不让我住了。

　　◆遇贵人相助

　　北京钢铁学院一个叫吴培（音）的老师和一个曹姓职工到我们学
　　校为我做证，他们也是六部口同时同地的目击者，他在医院里就
　　认出了我，对我非常关心，当他得知那个女生不为我做证时，非
　　常气愤，他说，我们来做证。于是他就到我们学校找校领导谈。
　　他的做法使我特别感动。我感到了正义的力量。

记：92年离开学校去哪里了呢？

　　◆海南10年蹉跎岁月

方：上面谈到的吴培老师看到我一个人在北京没有工作，生活没有着
　　落，很同情我。他爱人当时在海南工作，海南当时是特区，政治
　　上可能宽容一些，自由度大一些，谋生可能好一些。92年我在广
　　州代表北京市参加了第三届伤残人运动会，拿了2个第1名。运动
　　会后我就没有回北京，因为学校已经不让我呆了，尽管那个时候
　　我已经毕业，但他们不发给我毕业证，不安排工作，没有收入，
　　我就决定到吴培老师介绍我去的海南一个物业管理公司去工作，
　　92年3月24日我到了海口，在那里曲曲折折、砍砍坷坷一直到　
　　2000年我结婚才回到安徽合肥父母身边。

　　在海南这段日子也挺蹉跎的。刚开始去还比较好，正赶上海南开
　　发的投资热潮，政治宽松，经济也不错。物业管理工作做的也挺
　　好、挺顺利的。到了94年海南进行了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紧缩，
　　房地产业泡沫经济破灭对大家影响很大，合作的朋友都分散了，
　　有的离开了海南。我一直就在那里坚持着，后来自己开过小店，
　　跟朋友一起办过旅游公司，自己谋生度日。

　　◆投身伤残人运动事业遭封杀

　　1992年我参加了全国伤残人运动会，拿过2面金牌，轮椅上的投
　　掷项目，铁饼和标枪。成为全国的冠军也是全国记录保持者。

　　94年9月在北京要举办远东及南太平洋伤残人运动会（简称远南
　　运动会），我就报名参加了，在93年94年分别在广州和湖南湘潭
　　2次通过全国选拔比赛。94年5月我从海南到了北京参加集训，刚
　　开始还比较正常，中残联的组织者在我训练期间私下跟我透露
　　过，这次远南运动会可能有关部门不让你参加，当时我也没有介
　　意，我想不应该有什么影响，我本身就是学体育的，又爱好体
　　育，投身伤残人体育运动很适合我，我代表中国人参加远南国际
　　运动会，也是为国争光呀。

　　◆残联的“约法三章”

　　到了7月份，中残联理事长、还有体育部的副部长贾永（因）现
　　在是中国残疾人运动中心主任。他们就找到我跟我谈话，他们
　　说：有关方面认为你受伤背景有“6．4”原因，可能不让你参加
　　这次运动会，当然我们残联系统会为你争取参赛，是哪些部门不
　　让我参加，他们也没有说，但作为残联我们要跟你约法三章：
　　（一）在集训中不要讲“6．4”的事情（因为当时来集训的人是
　　从全国各地来的）、包括“6．4”在北京参加的活动受伤的原
　　因；（二）你在北京期间不要跟有“6．4”背景和民运背景的人
　　接触，要回避他们，不要跟他们联系；（三）如果你得了冠军可
　　能会有记者采访你，但你不能说出你伤残的原因，隐瞒伤残原因
　　或你回避提问。

　　我认为，体育是纯洁高尚的运动，不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色彩干扰
　　她，她倡导的就是公平公正的奥林匹克精神，我说我参加运动的
　　目的很单纯，我是大学生学体育理论的，我是残疾人，我代表国
　　家参加比赛，其他的我没有想。也没有任何目的。我答应他们我
　　可以作到他们提出的条件，不会将自己与“6．4”天安门事件联
　　系起来。当时他们说，行，可以让你参加比赛。

　　◆“参赛项目被取消”返回海南

　　我以为我答应了他们的条件，我已经做出让步了，应给没有问题
　　了。可是没过1个星期，有一天，他们突然来人来车要我立刻离
　　开训练基地，我问：怎么了，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他们说：不
　　行，你必须得走，回海南去。你们海南残联理事长已经到北京，
　　来人接你来了，机票已经买好了，明天上午10点你就走，我们送
　　你回海南。当时他们把我还有行李拉到了西直门国务院第2招待
　　所。我当时很恼火不甘心，质问他们，他们回答说，项目设置有
　　变化，你的项目被取消了。自然参赛资格也取消了，这也是经
　　过领导多次协商决定的。

　　我当时告诉他们，我明天走不了，因为我的妈妈，姑妈到北京旅
　　游，还有妹妹妹夫都到北京来了，我跟他们目前还联系不上，我
　　不能让他们没有见到我，我就走了呀。明天我不走，坚决不走，
　　你就是抬我走，我也不走。我要见我妈妈，我还要跟我的同学朋
　　友打个招呼呢。他们不同意说：明天你必须走。没办法我跟他们
　　说推迟一天走行不行？他们答应了。我自从92年到海南后就没有
　　回过安徽。第2天我跟我妈妈等人说了发生的事情，后来我就到
　　人民大学见了丁子霖老师。第3天中残联派人把我送回了海南。

　　◆路给堵死了，没有机会了

　　我当时为了这个事情非常气愤。我觉得他们严重违背奥林匹克精
　　神，我已经答应他们的约法三章了，可他们还这样做，对我还不
　　放心，突然取消参赛资格。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到残
　　疾人体育运动事业当中去了，地方残联也不再找我了，我也失去
　　了在这个领域发展的机会。路给堵死了。没有机会了。关系也就
　　断了。关于这个事件，《纽约时报》一位记者专程来海南采访过
　　我，1994年9月5号《纽约时报》作过一个比较大篇幅的详细报
　　导。

记：这些年，您生活的自由吗？政府对你有什么特殊的政策吗？

　　◆监视、干扰、搜查、传讯都时有发生

方：我离开北京到海南这么多年，很曲折磨难很多。包括公安对我的
　　监视、干扰、搜查、传讯都时有发生，一到了敏感日期，就来人
　　家访、或把电话断掉，95年5月我妹妹和外地北京、西安来的朋
　　友7～8个人都给拘禁起来，这种干扰就没有断过，我自己在海南
　　做事情一直不顺利，没有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也没有一个好的
　　环境。94年以后海南整个经济形势的滑坡，我的状况一直很艰
　　苦。

　　◆拘禁

　　99年2月底过完年了，北京的1个朋友让我去北京发展，我同意了
　　就准备前往。把海南的东西都处理了，房子也退掉了。97年海口
　　市公安局曾经因为我的身分证过期为由给没收了，这个身分证还
　　是在上大学时期办理的，是10年期限。到了96年就到期了。户口
　　也由北京迁出，没有地方落下，落到海南，海南不同意，落到合
　　肥，合肥也不同意。我当时身上只有一份北京开的户口迁出证
　　明。没有户口没有身分证，就买不了机票。于是我计划坐船做火
　　车到北京去。于是我就坐船从海口到湛江，在湛江坐火车到武
　　昌，再想由武汉坐火车到北京时，在武汉火车站我正准备买票转
　　车时，被当地公安给拦截了，一下子就把我给包围了。他们把我
　　带到1个很远的郊区的1个别墅里，武汉公安把我拘禁了1个星
　　期，海口市公安局来人，是海口公安局政保科的人，我一看都认
　　识，他们都是曾经监视我的人，经常传讯我抓我的人，我跟他们
　　很熟悉，见到我，他们问我：你怎么不打招呼就走了？他们的意
　　思就是你不能擅自离开海口。后来海口市公安有把我带回海南。
　　我身无分文穷困潦倒的回到海南，还大病了一场。我就住在一个
　　朋友提供的别墅里落脚，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个比我小10岁的江苏
　　女孩，2000年我们就结婚了。

　　◆漂泊10年后结婚、生女、回到父母身边

　　99年是“6．4”10周年纪念。3月北京正在开两会，他们很紧
　　张。这样99年我没能离开海南。

　　2000年我申请结婚，就写信给公安部，希望落实我的户口问题，
　　我是共和国公民，没有户籍我就是个“黑人”，没有户口、就没
　　有身分证就结不了婚，没有自由、哪也去不了。5月份我父亲来
　　信告诉我户籍落在了安徽父母家里，当地派出所还给我补了身分
　　证，于是8月我坐飞机回到合肥一直到现在。2001年5月我女儿出
　　生了。回到父母身边感到生活安定一些。

　　◆“待控人员”

　　但麻烦还是有的，当地派出所把我视为“待控人员”，要求我1
　　个月向派出所汇报一次情况。他们到家里来，取了我们的头发、
　　指纹、血样，作为ＤＮＡ数据。3个月他们来一次家访。看我是
　　不是在家里，在做什么呀，跟什么人联系呀，做什么事情呀，有
　　没有到外地去呀，他们有的时候看到我父亲，跟我父亲问问情
　　况，直接跟我接触还不是太多。去年12月我去海南一趟，到今年
　　1月赵紫阳去世，正好我没有在合肥，没有在他们的监控之下，
　　他们很紧张，找到我父亲，也打电话到海南找我，让我不要去北
　　京，1月31日我回到合肥。这种干扰一直存在我们已经是见怪不
　　怪了。当初邓小平去世时，海南的公安也是陪着我在我家呆了一
　　天。我在海南前前后后呆了有10多年。当时有“6．4”背景的人
　　在海南谋生的人很多，后来都陆续离开了。

拒绝遗忘、说出真相

记：请问：您经常上网吗？
方：上。一个朋友给我的，是他淘汰的电脑。

记：《九评共产党》您看过吗？
方：我看过了。包括最近的一些消息，真是退党大潮，100多万了。
　　我想我是“6．4”时期就提出退党了，也是退出中共的一员。当
　　时我是学生党员，87年入党。我当时受到一些思想包括方励之先
　　生的影响，我们当时天真的认为：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入党就是要
　　给共产党换血，成分变化了，是不是他的宗旨主义就会变化，我
　　们是这样想的。但“6．4”事件打碎了它，我就提出退党了。有
　　个问题我很困惑，有时候我跟很多人聊天包括我上网聊天，我就
　　问过他们，好象35岁以下的人甚至不了解不知道“6．4”真相。
　　我觉得非常痛心，真是民族的悲哀。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居然就这
　　样销声匿迹了，问20来岁的在学校的大学生几乎没人了解这段历
　　史。也没有人想去了解。很多人已经不关心这些了。他们的政策
　　就是遗忘，不提它。

记：丁子霖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呼吁：拒绝遗忘、说出真相，一些
　　“6．4”伤残者、受害人也都在发表文章揭露事实真相，目的就
　　是提醒人民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方：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声援退党

记：现在《大纪元网站》每天都有2万多人声明退出中共，您要不要
　　也公开声明一下？用笔名化名都可以的，上网声明就是彻底消除
　　兽记。
方：对，消除它，网上签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事实上我在10几年
　　前就退出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外面广而告之，就用我的真
　　名真实状况退党。你就帮我写一个，贴吧，我在这里也不方便
　　写，没问题完全可以。你就做吧。因为我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
　　有很多人是看了《九评》后才退出的，如果拖到现在才退对我而
　　言也是不对的，我早就退了，我是“6．4”之后就退了。

不久的未来我要做的事情

记：“6．4”的血不会白流，对共产党的清算已经开始，“6．4”真
　　相大白于天下之时即将到来。
方：是。我已经准备起诉他们，跟共产党打官司，要求国家赔偿。

记：感谢您讲出真相，感谢您接受采访。
方：感谢《大纪元》为我们发出正义之声。

附：方政公开声明退出中共

《大纪元》的《九评共产党》我看过了。事实上我在10几年前也就是
“6．4”之发生后就退了。那个时候我没有机会向外面广而告之，现
在就用我的真名、真实状况退党。网上签名会造成更广泛的影响。

我郑重声明退出我曾经加入的共产党，还有少先队、共青团，消除兽
记，干净、明白的做人。

声明人：方政

〔转载自《大纪元》2005.5.31 5:13；http://www.dajiyuan.com〕

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吴官正、曾庆红、贾庆林、
黄菊、李长春、罗干等第四代领导人你们好！

自从你们第四代领导集体上台执政以来，先是提出在党内首先实现民
主化，你们给人以无限的期盼；接着在萨斯瘟疫猖獗时，你们亲临重
疫区不畏艰险，树立了新一代领导人的亲民形象；你们果断地撤销了
隐瞒疫情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要求人们实话实说，给人留下一种
实干果断的形象；在孙治刚案后一举废除了臭名远扬的实行了几十年
的罪恶滔天的收容遣送制度！这一举动是一个了不起的德政，是你们
提出的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表现。最近，胡锦涛主席邀请
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大陆访问，对国民党的
几十年血海深仇竟然能做到一笑泯恩仇，这需要多大胸怀！令人钦佩
感人至深！为了化解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大和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为
和平统一的大业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系列作为都应称之为深得民心
的德政了。你们有那么多的得民心的德政都做了，为什么平反
“6．4”冤案这一举世瞩目伟大功绩却迟迟不敢做呢？你们提出的首
先在党内实现民主化，这就意味着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进而推而
广之，不就实现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了吗？这不就是“6．4”所提
出的实现中国民主化了吗？怎么只闻雷声却不见下雨呢？最近你们在
全国所有的媒体上宣传胡锦涛主席邀请了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
党主席宋楚瑜来大陆访问，让我们的人民明白了中国除了共产党以外
还有独立的国民党和亲民党！这是中国允许在野党存在的一个重要标
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进而也应该把在“6．4”以后，追求民主
因建立中国民主党而遭关押的大陆异议人士全部释放，使得中国真正
走向民主化！怎么只叶公好龙呢？你们提出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和谐社
会的主张很好，很有人性化值得推广，但应该先从自己做起，先从政
府做起啊！有许许多多的“6．4”遇难者的家属的冤情没法申诉，还
继续受到打压，我们这些“6．4”受害者还在背着巨大的“6．4”的
精神包袱，我们能和谐吗？有无数的被拆迁户在自己世世代代居住的
地方，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能和谐吗？有无数为社
会主义建设奋斗了大半辈子，贡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一切的人们，到
头来自己成了一无所有的新时代的新名词──下岗工人！他们生活在
极度的艰难之中，他们能和谐吗？还有……

平反“6．4”是大快人心的事，是我们民族重新融入文明世界的最重
要一步。“6．4”平反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明白主要责任在中国共产
党，这是体制造成的，是体制在犯罪，至于当时是谁提出镇压，还是
谁反对镇压只能作为一种意见，不能作为责任的依据，要不然以后遇
到什么危机就没人敢开口了，什么事都不能解决了，“6．4”本身就
是缺乏民主机制造成的，再也不能重蹈覆辙了。第二步就是邀请老一
辈仍然在世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前国家领导人，及同“6．4”有关的责
任人一起来平反“6．4”，这样有利于他们消除顾虑，主动忏悔自己
的过失，同时也有利于化解民族仇恨，实现我们民族的大和解！让我
们的子孙后代生活在一个没有仇恨，充满和谐的国度！只有做好以上
二步，“6．4”就不是禁区了，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卸下这个沉重的包
袱，坦然面对世人。一个大国的政府如不能光明磊落对待人民，又如
何能取得民心？那又如何能推行政令！

平反“6．4”后，就可以召集天下英才共同商讨治国大计，使得许多
流亡海外的民主精英回国效劳，共图民族复兴大业！如出于策略需要
也可效法邓小平，还可以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你们的新
三民主义。邓的理论同马列毛是完全不同的理论，他把自己的理论与
马列毛挂在一起，当时完全出于政治上的策略需要，他的做法在当时
是可取的。而三个代表是具有新时代的意义，有它的合理性，它于时
俱进。但同马列毛这些独裁专制理论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了！如这些都
是发展了的马列毛，我们干脆用最新的版本就得了，何必背那么长的
话，要是经过几十代我们每次开会非得背几个小时这些套话不可，这
样累不累吗？这层纸迟早还是要戳破的，我倒认为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及新三民主义不适合共产专制社会，而完全适合自由民主社
会。中国经过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努力，大力发展了私有经济
即资本主义经济，民主改革客观条件完全具备，现在主动改比被动改
好，出于策略需要也可以从党内民主化开始，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
音，最后推而广之再实现党外民主化，最后实行国家民主化，彻底结
束一党专制！但这一切都要等“6．4”平反后才能实现，所以平反
“6．4”已经是刻不容缓了！我的建议有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本
人不胜感激！

祝愿我们祖国民主繁荣昌盛

“6．4”受害者之一：薛振标

联系电话：13807814924
2005年5月26日于南宁

〔提供者：（广西）东海一枭〕

三、第一声呼喊

1991年大年初二，遗孀尤维洁由一位熟人陪同一起来到人民大学家属
宿舍看望丁蒋。这位熟人就是丁在“文革”前的学生、原中国新闻社
记者高瑜。她因卷入89天安门运动被秘密羁押15个月，刚于不久前获
释。高原先认识尤维洁的的丈夫杨明湖，杨曾是高瑜弟弟的同学。这
一天下午，丁蒋与尤、高4人又一起去紫竹园航天部宿舍看望了张先
玲夫妇。这是3家“6．4”难属第1次在一起过春节。

同年清明节前夕，高向我们介绍了香港《新报》记者张结凤女士。张
女士希望丁能接受她的采访，丁同意了张的要求。这次，同时接受采
访的还有张先玲女士。这是丁、张以死难者母亲的身分第一次接触境
外媒体，向外界披露“6．4”大屠杀的真相和她们儿子遇难的情况。

清明节那一天，香港《新报》以大半版篇幅报道了该报记者张结凤女
士对丁、张的采访，并配发了死难者蒋捷连于1989年5月17日参加游
行的照片及其父母为儿子举行百日祭时所设灵堂的照片，该报同时刊
出了遇难者王楠生前的照片和张先玲女士的一首悼诗。

同年5月初，丁蒋在自己家里接待了来访的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
电视记者赵爱素（中文名字）女士。赵表示希望丁能接受她的电视录
像采访。她说她曾接触过几位“6．4”死难者的亲属，但他（她）们
出于恐惧都拒绝接受她的采访。她同时声明，接受此类采访双方都会
冒很大风险：她作为外国记者有可能被驱逐出境，而受访者则有可能
被关进监狱。她要丁自己来作出决定，并给予半个月考虑的时间。

经慎重考虑，丁决定以死难者母亲的身分接受拟议中的采访。

5月15日，丁在自己家里接受了ＡＢＣ记者赵爱素一个小时的电视录
像采访。

在这次采访中，丁披露了儿子蒋捷连遇难的经过。她说：我的儿子还
只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可是在6月3日夜晚离家不到1个小时就结束
了他年轻的生命，竟没有来得及给父母留下一句遗言，只留下了一件
浸满鲜血的Ｔ恤衫。

她说，两年来我在生与死之间几度徘徊，有时真想一死了之，但最终
还是选择了生。她说她既不需要怜悯，也不需要安抚，但要等待历史
作出公正的结论。

丁还在此次采访中谴责了两年前政府当局发动的那场大屠杀，驳斥了
当时任总理的李鹏在两代会期间面对海外媒体散布的有关“6．4”事
件的谎言（他声称政府不公布“6．4”事件死难者的名单是为了尊重
死者亲属的意愿，因为这是一场“暴乱”）。丁要求政府公布“6．
4”事件的真相，要求国家主席江泽民兑现诺言，公布“6．4”事件
中的死者名单和死亡人数。

最后，丁呼吁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不要忘记中国1989年6
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那场悲剧，不要忘记那些永远被剥夺了生存权利
而再也不能为自己申辩的亡灵。

丁的这次访谈后来整理成一篇短文《我的话》（参见《丁子霖——
“6．4”受难者名册》一书，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94年出版）。

6月3日，丁又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受了英国《独立报》记者贺安雷的采
访，并向贺提供了蒋捷连生前与父母的合影和1989年5月17日蒋捷连
参加游行声援绝食大学生的照片。6月4日《独立报》以“迫使父母去
寻求真相——一位两年前遇难青年的家属与贺安雷·西金斯的谈话”
为题，详细地报道了这次采访。这是丁第1次向英国媒体直接披露
“6．4”大屠杀的真相和儿子遇难的情况。《独立报》同时刊登了
《我的话》一文的英文译稿，记者所加标题为：“不要忘却那些再也
无法为自己申辩的死者——1989年6月3日夜晚被人民解放军射杀的17
岁高中生蒋捷连的母亲丁子霖致函《独立报》发出呼吁”。

这一年的6月4日，香港《新报》撰文介绍“6．4”事件的遇难者、中
学生蒋捷连。同时刊登了丁的《向一切有良知的人呼吁》（即《我
的话》）、《家属辞灵哭别祭文》（即丁在儿子火化时给儿子的送别
信），还配发了蒋捷连与父母的最后合影及灵堂照片。

6月15日，在香港出版的《当代》月刊6月号“6．4”专题刊出了丁蒋
提供的3篇文章，其中《我们的儿子蒋捷连》（署名方林）为第1次发
表。同时，该刊还配发了一组照片：其中蒋捷连于5月17日参加游行
声援绝食大学生及其遗体照片系第1次发表。

《新报》和《当代》所刊出的这些文章、照片，后来成了当局用来惩
处丁的所谓“罪证”。

这年7月的一天傍晚，刚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广场绝食者刘晓波来人大
宿舍看望丁蒋，并在蒋捷连的灵前致哀、献花。第2天，他又送来了
当夜写成的1首悼诗《给十七岁》。刘为这首诗写了一个题记：“你
擎着旗帜倒下时；我却活下来，已经36岁。活下来就是犯罪，给你写
诗更是一种耻辱，耻辱应该让语言沉默。我甚至于没有资格给你写
诗，我不配。因为你的17岁已经超越了语言，超越了所有人为的造
物。”

这一年的秋天，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生、“6．4”伤残者张亚来
来人大宿舍看望丁蒋。张谈到了他受伤的经过和受伤后的情况，同时
提供了1位死难者和2位伤残者的名单。随后，丁蒋与那位死难者的妻
子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两位伤残者作了初步接触。

第2年年初，丁蒋又认识了本校、本系的博士生江棋生。江在89学运
中为高校对话团成员，在“6．4”后的“清查”运动中，他因拒绝
“说清楚”自己在学潮中的所谓“问题”，校方以态度顽固移送北京
市公安局秦城监狱关押，17个月后因难以罗织罪名以“不予起诉”释
放。出狱后，江一直关注着丁蒋所从事的“6．4”受难者寻访、救助
活动，并开始协助丁蒋做一些事情。

四、惩罚的开始

从1991年起丁在境外媒体的多次“曝光”，极大地激怒了中共执政当
局。1992年1月20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在没有说明任何
理由的情况下作出决定：“暂停”（实际上等于取消）丁子霖的硕士
生指导教师资格。1月30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就这一决定向
哲学系签发了通知。4月20日，哲学系向丁通报了这个决定。

丁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作出此项决定侵犯了一个教师的
合法权益。4月25日，丁发出了“致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的
公开信”，就学位评定委员会1月20日的决定提出了严正抗议，指出
这项决定是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对宪法的公然违背和践踏。但学位
评定委员会对丁的此项抗议置之不理。

2月，有香港友人托人转给丁一笔人道救助捐款，丁随即把这笔捐款
转给了“6．4”遗孀尤维洁。尤的丈夫遇难后家庭收入遽降，却有1
个才5岁的儿子需要她抚养。这是丁第1次帮助境外人士向“6．4”
难属转达人道救助捐款。

这年的春节期间，张亚来、尤维洁与张先玲夫妇来人大看望丁蒋，这
是“6．4”难属和伤残者第2次春节聚会。春节后不久，张亚来去了
美国。

3月，丁又收到香港方面托人转来的一笔人道捐款，她把这笔捐款平
分给了2位难属遗孀。

这年的春夏之间，丁蒋在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未来与发展》杂志上读
到许良英先生的一篇文章《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该文
谴责了“6．4”大屠杀，列举了希特勒片面追求发展经济而政治反动
所导致的恶果，以此说明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中国就不可能实
现现代化。几天后，丁蒋去中关村科学院宿舍拜访了许良英先生。他
们向许先生介绍了当时正从事的寻找“6．4”死难者亲属的情况。许
先生告诉丁，他曾与死难者萧波（北大化学系青年教师）的妻子有过
接触。

5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针对丁的抗议，对该
委员会1月20日所作出的“决定”作出书面“说明”。该“说明”
称：“暂停丁子霖硕士生指导教师资格，是基于下述考虑：丁子霖在
1991年通过境外新闻媒体，对我国政府平息1989年6月4日北京发生的
反革命暴乱一事，发表了严重背离中央精神的言论。根据国家教委教
研〔1991〕2号文件《关于哲学社会科学部分学科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若干意见》的规定：‘对于不能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
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能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指导教师，应给予批评
教育，切实帮助改正。不称职者应暂停招生或取消导师资格。’根据
国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有关规定，中国人民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有权
自行审批硕士生导师。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常委会的决定是符合实际
情况和有关文件精神的。”

5月21日，丁向当时的国家教委学位委员会递交了要求撤消人大学位
办1月20日“决定”的行政复议申请书。7月29日，国家教委学位办拒
绝了丁的复议申请。

“6．4”3周年前夕，即5月26日，丁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召开支部大
会，给予丁“党内除名”的处分。理由是丁通过在境外发表文章、接
受境外电台采访，发表了严重背离“中央精神”的言论。在大会所作
的处分决定中，大量摘录了1991年丁发表在《新报》、《当代》等香
港刊物上的一些言论，尤其是同一年丁在美国广播公司（ＡＢＣ）电
视节目中所说的话。至此，拖延了将近两年时间的丁的党籍的去留问
题有了最后结果：丁被正式开除出共产党。丁在此次支部大会及随后
的总支委员会上分别作了数小时的陈述性发言，驳斥了上述种种指
控，并再次表明了她对“6．4”大屠杀所持的观点和立场。

从此，丁与曾为之服务了30多年的中国人民大学除了名义上还保留一
份公职以外不再有任何关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丁把寻访和救助
其他死难者亲属的活动当做了自己的一项主要社会活动。

7月8日，丁终因心力交瘁首次引发心绞痛，不得不住院治疗。

这一年秋，伤残者张亚来赴美并加入全美学自联。之后不久，他受全
美学自联委托，负责所属ＩＩＦＣ（爱抚思）人道救助基金会的工
作，并与丁建立了联系。

年底，张亚来托一位留学生带给丁一封信，信中附有一份以ＩＩＦＣ
（人道救助基金会）名义给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信件复印件。在给江的
这封信中，说明了ＩＩＦＣ救助基金的非政治人道性质，希望政府有
关部门不要扣留或没收ＩＩＦＣ给予“6．4”难属的救助捐款。张在
给丁的信中，告知ＩＩＦＣ的救助计划正在逐步走上正规，一些筹备
工作也已经有了头绪，要丁提出意见。

这一年的年底，丁蒋从北京大学1位朋友那里获知该校化学系青年教
师、遇难者萧波的情况，又转辗了解到萧的妻子的下落。在第2年的
春节期间，丁终于与萧的遗孀及其父母取得了联系。萧遇难时留下了
一对仅出生70天的孪生子遗孤，萧的妻子为了谋生无力抚养这对遗
孤，托给了远在湖南西部的父母抚养。

这是丁找到的第4位“6．4”难属。

1993年春节期间，回国探亲的两位留美学生来人大看望丁蒋，并带来
了由全美学自联（ＩＩＦＣ；爱抚思）捐助的3,500元人民币人道捐
款。这次见面，来人还向丁提供了郝致京、段昌隆、袁力等3位死难
者的情况。丁随即与这几家死难者亲属取得了联系，给这几家送去了
人道救助款。

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寻访的线索不断增加，张先玲女士接受丁的邀
请一起投入了“6．4”死难亲属的寻访活动。至6月份，寻访到并建
立起联系的死难者亲属已扩充到了10多家，其中包括死难者王超、王
一飞、叶伟航、张瑾、安基等人的亲属。

2月，有计划的人道救助活动在ＩＩＦＣ的帮助、支持下正式启动，
最早一批寻找到的死难者亲属得到了数额不等的人道帮助。

这年年初，丁从一些“6．4”羁押犯亲属那里获悉，北京市第2监狱
关押有200多名“6．4”后当作“暴徒”被判重刑的学生和市民，其
中大部分为年轻人；又听说每月有一个固定的日子让这些羁押犯的亲
属去探监。丁当时想，这些人的所谓“罪名”绝大部分是强加的，他
们同样是那场劫难的无辜受害者，于是产生了要去寻访他们亲属的念
头。为此，丁会同“6．4”政治犯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女士于3月1日
那一天一起乘车去了第2监狱，目的是探路，为下一个规定日亲自访
问羁押犯亲属作准备。但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丁把自己的精力全部投
入了寻访“6．4”死难者亲属和伤残的活动，也就把寻访羁押犯家属
的事情放下了。在以后的年月里，丁曾通过大赦国际为这类羁押犯向
国际社会进行过呼吁，并与其中一些刑满释放着有过联系，也曾给予
其中个别人人道帮助。

这一年的春天，丁在从事寻访和救助活动的同时，还就中国人民大学
“暂停”她的导师资格一事向北京市中级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但
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却对此项诉讼作出了“不予受理”的裁定，理由
是所控告的对象——人大学位办和国家教委学位办“不具备行政诉讼
被告主体资格”。自1992年1月开始的这场关于取消丁的导师资格的
“官司”至此以毫无结果告终。

五、第一份“6．4”死难者名单

这年6月上旬，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在维也纳召开，丁被邀请参加大
会的非政府组织论坛。但是，终因大会发给丁的邀请信及机票被中国
政府当局扣没而未能赴会。

为此，丁于6月17日向大会提供了一份书面发言。这个发言以大量事
实驳斥了中国政府所宣称的“人权就是生存权”的虚伪谎言。丁指
出：“政府口口声声尊重公民的生存权，然而在4年前，无数优秀中
华儿女的生存权竟在一夜之间被机枪、坦克所剥夺，难道这不是一种
虚伪吗？”

在这个发言中，丁首次披露了当时已经寻找到的16位“6．4”死难者
的名单。这个名单中的男女青年都是倒在由天安门广场向左右延伸、
素有“神州第一街”之称的东、西长安街上的。丁提供了这些死难青
年的姓名、年龄、职业、遇难情况及经过，披露了这些遇难者的亲属
在大屠杀后所经历的痛苦、绝望以及在恐惧中挣扎的艰难境遇。

这次丁所提供的死难者名单，是“6．4”大屠杀后由死难者亲属自己
收集、整理并向世界公布的第1份名单。

丁的上述书面发言公布以后，引起了际社会的广泛关注。6月中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等海外媒体就“6．4”大屠杀和丁
的儿子的遇难，以及当时已经找到的其他死难者亲属的景况等，对丁
进行了电话采访。

丁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孙承的采访中，详细地谈到了儿子遇难4
年来的心路历程。她说：“在我儿子刚走的最初2年，我在生与死之
间几度徘徊……对我来说，确实活下去要比死困难得多。但是，我的
儿子是无怨无悔地走上街头与那些追求民主理念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
起倒下的，为了儿子的遗愿，为了与他一起倒下的人们，我必须学会
坚强，必须强迫自己接受这份磨难，不仅要选择生，活下来，而且还
要做一些符合我儿子遗愿的事情，这样我才无愧于做蒋捷连的母
亲。”

在这次采访中，记者提出希望能采访其他死难亲属。丁答应帮他征求
其他难友的意见。但由于当时整个社会仍处于人人自危的高压恐怖之
下，死难亲属中绝大多数尚不敢以公开身分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惟
有死难者段昌隆的母亲──周淑庄女士答应了这个要求。她不顾个人
及家庭的安危，毅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孙承的采访。在这次采
访中，周女士为自己死去的儿子作了名誉辩护，公开谴责了4年前政
府发动的“6．4”大屠杀。从此，丁所进行的为“6．4”死难者寻求
正义的抗争又有了另一位勇敢母亲的声援和支持。在以后的岁月里，
周同丁一起，义无返顾地承担起了为受难群体代言的责任，直至99年
周因突患脑栓塞失去语言表达能力为止。

6月20日，《美国之音》记者孙承就中国的人权状况第2次采访丁子
霖。在对丁的采访结束时，记者又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政府所持人
权观念为题与蒋作了长时间的讨论。蒋指出：中国政府现在提出的所
谓人权标准，即把人权定义为“生存权”，这不过是为自己侵犯人权
的记录做辩护。蒋说，人权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普遍性概念，凡是
人，都应享有做人的权利。蒋指出，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只讲阶级斗
争，不准提人性，不准提人道主义，不准提人权，这在理论上是一脉
相承的。近年来可以谈人权了，但中国政府对人权作出了自己的解
释，这种解释的核心就是取消人权的普遍性。

记者希望在报道时引述蒋的一些原话。蒋表示同意。第2天，《美国
之音》播出了蒋驳斥中国政府否认人权普遍性的有关谈话。

六、终为中共政权所不容

蒋的这次谈话引起了执政当局的注意。7月15日，蒋所在中国人民大
学哲学系领导受上级指派找蒋谈话：指控蒋不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接
受境外媒体采访，并声称蒋有关人权问题的谈话严重背离了“中央精
神”，要求蒋作出检讨，并保证今后不再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蒋表示不能接受上述指控，并拒绝作出检讨。他声明，就人权理论发
表个人见解属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政府有关
部门不应限制公民行使这份权利。

紧接着，于10月26日，哲学系领导奉上级指示以口头方式向蒋宣读了
学校对蒋的处分“决定”。“决定”列出2条所谓错误：

一、擅自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违反了国务院规定的外事纪律；
二、在人权问题上，发表了与政府不同的看法。

“决定”对蒋的处分也是两条：

一、免去中国人民大学美学研究所所长职务；
二、暂停招收研究生、进修生、访问学者。与此同时，学校取消了蒋
　　的国务院专家津贴。

蒋当即提出两点要求：

一、给本人一份书面的处分决定，以文字为证；
二、对他的处分决定，按学校常规公诸全校师生。

但对方的答复是：校方的这个决定只做口头传达，也不向全校公布，
并声明这是上面的指示，系一级领导只是执行上级的指示。

之后，哲学系又奉校方指令于11月4日召集了美学研究所除丁、蒋之
外的全体人员，通报对蒋的处分决定（内容如上）。同时还传达了上
级的有关讲话：蒋接受外电采访，反对政府的人权观点，反对我国的
人权状况（原话如此），属重大政治问题。这件事不是偶然的，是有
背景的。早在1990年（可能有误），美国一个政府代表团访华时，就
曾提出过蒋、丁一家的问题，以后即发生了一连串的事件。现在，国
家安全部、北京市安全局、公安局、北京市委、国家教委都十分重视
他们的问题。你们不要去他们家，保持同他们的距离，不要给他们火
上加油，这样对你们也没有好处。

再接着，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发出内部通知，禁止丁、蒋在国内报刊
上发表文章，在国内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凡出版物均不准出现丁、
蒋的名字。

至此，丁蒋终于为中共政权所不容，但他们也因此获得了一种精神上
的解脱。

这一年的夏天，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流亡人士盛雪女士委托其丈夫趁回
国探亲之便看望丁蒋。在此后的数年中，盛多次给“6．4”难属转来
美加地区的人到捐款。

9月，西单民主墙时期的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来人大宿舍看望丁、
蒋。徐不久前获释，去外地作了一次考察刚回北京。这次见面由其夫
人贺信彤（康彤）陪同。丁与贺曾因受邀参加世界人权大会之事有过
接触，她也是那次大会的被邀请者。这次会见，徐谈了他在狱中的情
况，丁向徐介绍了当时正进行的有关“6．4”受难者的寻访及救助活
动。

这一年的夏天，经许良英先生介绍，我们认识了当时刚从海南回京不
久的吴蓓女士。许先生对丁说：你身体不好，吴蓓可以帮你做些事。
以后，吴陆续向丁提供了一些伤残者和死难者的线索，并帮助丁与其
中一些受难亲属建立了联系。丁也曾委托她给一些受难家庭转送过人
到捐款。在以后的年月里，吴蓓女士还向难属群体提供过不少帮助。

这段时间，丁与张的寻访活动全面展开，不少难友主动加入了此项活
动。她们不分寒暑，奔波、穿行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向外地发出一封
封信件，根据来自各方面的信息和线索，取得与死难亲属的联系，所
记录下的死难者名单迅速增加。

在寻访过程中，丁记录下了一桩桩、一件件血和泪的事实，并据此着
手撰写《“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11月18日，丁收到全美学自联第一笔大数额捐款3,000美圆。此笔捐
款由刘晓竹（刘当时任全美学自联秘书长）经手汇寄。刘随支票还附
上了一份“敬启邮检者”：“此信所寄款项为救援“6．4”无辜受害
人，仅从人道主义角度帮助他们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更无它意，请勿
扣押或滞留。硬性扣留，只会进一步损害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且无
大用，因为我们还会通过其他方式将此款送达这些人手中。”

此信最后说：“救人一命，福及子孙，助人一难，尽结善缘，望检信
诸君三思而后行。”署名为“爱抚思人道基金”。

同月28日，丁接到茉莉女士从瑞典寄来的圣诞卡。她在信中作了自我
介绍：她于“6．4”后因在反对政府镇压学生的追悼会上演讲，被定
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3年。出狱后流亡海外，最近定居瑞
典。她说，她也一直在呼吁全世界人民勿忘“6．4”，因此不能回
国。

同月，丁蒋在许良英先生家里与西单民主墙时期另一著名民运人士魏
京生见面。在这次见面中，魏提到，他出狱后不久就听到有人谈起有
一个叫“丁子霖”的人大老师，儿子在“6．4”时被打死了，她神经
有点失常，疯疯癫癫到处寻找“6．4”死难亲属……。魏说他不相信
这样的传说，倒是想尽快地见到这位“丁老师”。

在这次会见中，丁蒋向魏介绍了几年来寻访和救助死难者的情况，还
介绍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蒋与魏有较频繁的接触。魏曾在提供“6．4”死
难者线索、与境外媒体取得联系以及向海外募集捐款等方面给
“6．4”受难者提供了帮助。

这一年的年底，法国汉学家玛丽．侯芷明女士经魏京生介绍来人大宿
舍看望丁蒋。在这次与丁蒋的见面中，侯芷明女士对“6．4”受难群
体深表同情。她向丁蒋详细询问了有关死难者亲属和伤残者的景况。
几天后，由丁蒋安排，侯芷明女士又在丁蒋家里与6、7位“6．4”伤
残者见了面，向他们了解了各自的情况，最后同他们合影留念。

在侯芷明女士回国之前，她与丁蒋又有过多次见面的机会，但自95年
以后，她被中国当局拒绝入境。在以后的岁月里，她始终保持着与丁
蒋的联系，也始终没有放弃过对“6．4”受难群体的关注和帮助，除
每年转来由她帮助募集的人道捐款外，还在向法国、欧洲乃至联合国
人权委员会介绍“6．4”受难群体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12月15日，在京的一些“6．4”难属收到了一封署名为“一群中国公
民”的春节慰问信。信中说：“我们是一群正直、善良、真诚的中国
公民。我们难以忘怀4年前那些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献出了年轻生命
和惨遭伤害的同胞。当年我们有着同他（她）们一样的信念，而且也
是他们中的一员，今天我们仍然执着于这种信念。岁月的流逝是无情
的，但历史是有情的。值此西历圣诞和我国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谨向
你们“6．4”受难者及家属致以节日的问候，并表示敬意。我们离你
们很近，就生活在你们周围；也许我们并不认识，但并不陌生;我们
心是连在一起的。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1个多月前，在浙江的龙泉市，发生了1件刑事案件：2005年4月20日
龙泉市公安森林公局以涉嫌非法占用林地罪，对村民林樟旺林樟法毛
根寿梅善良予以刑事拘留。4月30日，林樟法等3人取保候审，独对林
樟旺执行逮捕。林樟旺等人做了一些什么事呢？在这里，有必要简要
地叙述一下。渐江省龙泉市有个岩樟乡金沅村姚坑自然村，该村共26
户人家，100余村民。该村是一个地处偏僻的山区小村，山高路远，
与外界的交通一向不够畅通，村民与外界进行物品交流只能以肩挑手
提的方式进行，由此，小山村的经济发展与村民的生活均十分困难。
多年来，村民们为图自救，希望走上富裕之路。他们深知，要致富，
先修路，对他们来说是真正重要与无法回避的事情。于是他们自筹资
金开凿道路，力图打开阻遏他们通向光明生活的通道。但终因所需资
金巨大，他们力不能支而作罢。留下100余米的所谓的半拉子工程。
后该村村民多方联系到林樟旺等人，村民与林等人于2004年1月18日
签订了修路合同，由林等人出资帮助姚坑村民修路，修路投资则以路
修成之后对出村贷物收取一定的手续费作为回报。修路的相关手续由
姚坑村办理。1年过后，林等人费力尽心将路修成，就在此时，龙泉
市森林公安出现了。其后还发生了一些十分古怪的事情，比如，森林
公安既以刑事立案，却又以治安的名义向刑事被控告人收取了高达6
万元的罚款。

本人以为，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刑事案件。有权威的法律专家已对该案
的相关法律问题作了精辟分析，在此不再重复。我想说的是就事情的
表象与实质而言，如下的结论应当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小小山村的穷苦山民为改变自已长期落后不幸的生活命运，想方
　　设法力求自救。他们没有向国家要1分钱，自已请来投资者投资
　　修路，此种行为无疑应该得到鼓励与支持。结果他们得到了什么
　　呢？他们得到的是请来的投资者身陷囹圄，巨额的投资化为乌
　　有，投资者债台高筑，妻子儿女在飞来的灾祸面前悲苦的哭泣;
二、我们的好政府──龙泉市森林公安是其杰出的代表──在此事中
　　的表现。当村民们筹资自救努力修路的时候，他们没有出面，而
　　当路修好之后，他们却以修路违法犯罪为由开始严厉惩治修路
　　者。当然，惩治是以神圣的法律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如果说修
　　路是违法犯罪的行为，又何以不在道路开始修筑的时候或者道路
　　修筑了一段路程之后进行制止？直到路修好了，政府出面了，开
　　始以法律的名义向可怜的山民挥起了铁拳，既抓人又罚款。
三、龙泉森林公安向3位村民收取的6万元所谓治安预交款完全是非法
　　的敲诈与抢劫。龙泉森林公安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合法理由向被
　　控告村民收取什么预交款。龙泉森林公安依靠国家的强制力以治
　　安名义强制村民交纳什么预交款，完全类似于强盗的暴力夺取与
　　敲诈。

我不相信，正义可以为执法者任意的胡为所消灭，相反正义原则可以
在坚守她的人们的推动下发扬光大。事实上经常地处于无助境地的山
民为了脱贫致富，奔向光明，奋力自救，修筑对于他们来说关系重大
的道路，有什么罪错可言？当然，据说姚坑村民在履行相关修路手续
方面存在缺漏之处，这完全可以通过补办手续来进行弥补，为什么要
张冠李戴，对黄塔村林樟旺他们施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在这里，我
们看到的不是执政为民，而是滥用职权，胡作非为。

〔提供者：（广西）东海一枭〕

┌────────────────────────────┐
│　为受工伤民工袁增和代笔上书以来，影响颇大。一个突然的　│
│　机会，使我再次为袁增和代笔此信，寄至广州市、番禺区、　│
│　钟村镇三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监察科、工资保险福利　　│
│　科，以及广州翠宏木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民工们精神振　　│
│　奋，自觉团结起来，自愿签名、打指模，声援袁增和，场面　│
│　实在感动！袁增和自信地说：“如果在今晚签名的话，起码　│
│　还能再签100人，可惜时间紧急，已经来不及了。”面对所 　│
│　有在场签名者，我高声赞叹：“民工们，你们再也不是一盘　│
│　散沙！再也不要一盘散沙！”以下是我代笔的全文文本，及　│
│　民工亲笔签名。　　　　　　　　　　　　　　　　　　　　│
│　　　　　　　　　　　　　　　　　　　　　　──作者按　│
└────────────────────────────┘


市、区、镇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翠宏木业公司：

为受工伤之后的具体权益而争，我所参阅的同类案例、法律法规、政
策解释、学术研究、调查报告，基本填满我休息之余的一切时间。昨
日，我接到番禺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工资保险福利科的急电，今天下
午将前往番禺区市桥镇平康路48号1号楼，与劳动局共议工伤解决之
事。顾及到这前前后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决意借此机会郑重提
出我的意见，请作认真参考。

一、我受工伤不是一个简单的个案

短短几日之内，我为受工伤而维权之事便在民工群体之中激起强烈反
响，与其说这是民工们为争取生存权利而感受到的有史以来的第一个
导火线，不如说他们已经渐渐觉醒！

工伤，在广州翠宏木业有限公司的此前早有数例，据我所知，最高者
仅赔15,000元左右，最低者甚至反而被罚款200元，更多的是几乎未
解决赔偿，或者仅区区千余元、数千元私下了事而已。公司对民工生
存权的态度，时时唯有以“冷血”来形容。就连对劳动纠纷案件最为
熟悉的律师朋友，也曾毫无保留地用“极度冷血”来严斥那些富甲一
方的广东老板。为了公司利益，公司的集体思维乃视弱势民工在维权
事项之中为无力之辈，凭借牺牲、剥夺、漠视民工的多项合法权益，
至今仍旧得意、侥幸。为此，我与民工们感屈辱，决意坚决维权，并
敦促公司尊重民工权益和国家法度，善待血汗浸泡下的所有同胞。现
结合法律法规，我提出本案的关键法律依据。

（一）《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广州市职工工伤与职
　　　业病残废等级评定标准》。八级伤残，是器官部分缺损，形态
　　　异常，轻度功能障碍，有医疗依赖，生活能自理者；九级伤
　　　残，是器官部分缺损，形态异常，轻度功能障碍，无医疗依
　　　赖，生活能自理者。我的伤残情况，实可定为8级伤残与9级伤
　　　残之间。所涉赔偿金额中的主体，如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
　　　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误工费，其计算
　　　基数是2004年番禺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标准。在广州市社会保险
　　　基金管理中心最新公布的2004年7月至2005年6月广州市社会保
　　　险及福利待遇的计算基数之中，番禺区为1,292元/月（43.07
　　　元/天）。而我自2004年12月至2005年3月，此80天之内，总工
　　　资才1,350元，即506.25元/月（16.88元/天），不但远远低于
　　　2004年番禺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标准，而且低于番禺区最低工资
　　　标准574元/月。若伤残程度定为9级，截至5月17日，仅赔偿主
　　　体中的4项，即是：1,292Ｘ（8+8+2）+70Ｘ43.07=26,080.9
　　　元。
（二）《违反〈劳动法〉有关劳动合同规定的赔偿办法》。第2条1
　　　款：“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赔
　　　偿劳动者损失：（一）用人单位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即
　　　招用后故意不按规定订立劳动合同以及劳动合同到期后故意不
　　　及时续订劳动合同的。”

　　　第3条第3款：“本办法第2条规定的赔偿，按下列规定执行：
　　　（三）造成劳动者工伤、医疗待遇损失的，除按国家规定为劳
　　　动者提供工伤、医疗待遇外，还应支付劳动者相当于医疗费用
　　　25%的赔偿费用。”公司未曾与我订立过任何劳动合同，工伤
　　　之后，医疗费用是5,600元左右，若依此法，则还应增加这项
　　　赔偿：5,600Ｘ25%=1,400元。
（三）《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工伤保险条例》、《广东
　　　省工伤保险条例》、《广州市社会工伤保险实施办法》及其实
　　　施细则、司法解释、行政规定等。这些赔偿，包括：2005年3
　　　月9日至2005年4月14日我住院期间与护理人樊勤敏（我的妻
　　　子，同系公司职工）的生活费（含护理费）、交通费、通讯
　　　费，以及出院后我个人负担的药费。若是再增加护理人樊勤敏
　　　的误工费（6+2=8天），则这些费用为：1,500+100+100+300+
　　　8Ｘ43.07=2,344.56元。

以上以“9级伤残”赔偿标准计算的赔偿总额，总计为：29,825.46
元。由于各法律法规的明细宽窄及管辖地区差异等特点，29,825.46
元这个总赔偿金只是作为一个重要参考；先前上书之中的另一个赔偿
总额13,556.32元，也是一个重要参考。例如《广州市社会工伤保险
实施办法》规定：住院期间的伙食费补助标准可参照出差补助标准掌
握；工伤职工的工资视同工伤津贴或工伤生活费；工伤职工在工伤医
疗期内，如本人进食、翻身、大小便、穿衣和洗漱、自我移动5项中
至少两项不能自理的，每月由单位以不低于职工工伤前上年度本市职
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发给医疗护理费。若做如此计算，则赔偿总额又
是另一个数字。

原则上，我以不低于赔偿总额13,556.32元为最、最、最起码的标
准，最终赔偿在13,556.32元与29,825.46元之间取值。尤其是赔偿主
体的四项赔偿，绝不能有丝毫含糊！

对此，我及大量声援者均无异议。

二、解决我之工伤案的可行性方案

以协议为主，这是各方均可接受而且追求时效性的最佳方案。次之，
则是严格走相对快捷、速决、强力、主动的行政程序乃至司法程序。
最次之，便是非常漫长、难熬，而且被各种莫可名状的不作为、不帮
助，乃至“鸡蛋里挑骨头”式的刁难苛刻的行政司法之路。为深度了
解本地受工伤民工的具体解决之道，我探询多名民工，他们竟是一致
性地深感无奈：大多数是自动放弃权利，恰好正中“不告不理”的下
怀；至于勇敢举报投诉者，实在是寥寥无几，但就连这寥寥无几的民
工，也多因人力、财力的匮乏和对法律的一知半解，以及行政苛刻、
僵化、非主动、少热情的死板程序，被迫放弃权利。在日益对行政者
办事素质提出质疑与呼吁的今天，我对现实之中发生的林林总总悲凉
之惨剧深感悲哀，但也绝不屈服，因此我立志必须自我开始，创造一
个新的局面。

（一）协议，即是在劳动行政部门（可以是工资保险福利科，也可以
　　　是监察科，或者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主持下，我、
　　　公司法人代表林先生（或其授权委托人），两方协商，彼此谈
　　　判，行政官员从中协调，签订协议，并当即一次性全额支付赔
　　　偿金。

　　　此种做法，犹如民事诉讼，原告与被告签订协议，并共同到法
　　　官面前当面交付赔偿金，而后原告撤诉或书面承诺不再追究被
　　　告民事责任，甚至许多“判决容易，执行困难”的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案件也是屡用此法，如此，则控辩双方既心悦诚服，国
　　　家司法资源也节约不少。否则，一边是原告一告再告，而且越
　　　告越厉害，越告越波及深广；另一边是被告坚决不服、再坚决
　　　不服、还坚决不服，随你如何“强制责令”、“强制执行”，
　　　也视同白纸一张，僵局愈大；再一边，便是审判方受够了麻
　　　烦，时间越拖越长，反倒毫无信任度，被视为吃白饭的闲人、
　　　无能之辈。最重要的是：国家人力资源浪费严重。一件小事竟
　　　也酿成大事、烂摊子，何必、何必呢？
（二）若公司的赔偿意愿和赔偿金额能令我接受，则在最快时日之内
　　　速决此事，乃为最佳。否则，此事波击面之大，将不堪设想。
　　　这不是胁迫之辞，而是客观上的必然结果：任何一个权益受害
　　　者，但凡主动捍卫自身合法权益，必是异常坚决，那是一个无
　　　知者在突然觉醒之时的必然反应，这种反应将引起高度扩散、
　　　反复循环的“连锁反应”，而且时日越拖得久，反应越激烈，
　　　连锁更广泛、更深远。由行政投诉的逐级，到舆论传播的广
　　　阔，再到群体性的抗争，这是许多社会群体事件的普通过程，
　　　尤其在一个可控度并不大的特殊地区和特殊群体，人一旦丧失
　　　心理的平衡和对现制度的信任，社会稳定便被埋下祸根。所
　　　以，公司若还有哪怕一丁点远见卓识，都应邀请并主动配合劳
　　　动行政部门主持的“协议会”，3方拿出诚意与平和，在追求
　　　“和谐社会”的现阶段，迅速解决此事，变漠视为热情，变敌
　　　对为友谊，变保守为改革，不要因利益的驱使和对丧失利益的
　　　恐惧，而放弃了目前最为关键的解决良机。
（三）若公司近日仍未有任何积极而主动的意愿的表示，反而保持一
　　　种“随你怎么闹，都没用”的妄自尊大的漠视姿态，继而自信
　　　到存在“哪里都有我们的人”的“关系权力主义”心理，那实
　　　在是一种愚迁，这不仅仅关乎情感、道德、法律，更关乎智
　　　力。若如此铁石心肠，且铁石心肠到此种程度，则公司必不得
　　　人心，人心渐离，其损失绝不是今日的1万余或2万余。何况，
　　　依附于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与盘剥而成就生财之道，并非民工
　　　不知觉，乃是民工无奈何，然而这种无可奈何的局面会因为一
　　　件普通的事情而渐渐打破，继而形成另一种心理与习惯，这将
　　　影响决策；实际上，历年法治的前进都是如此，由量变而质
　　　变，那些被彻底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都是不得人心、激起公愤
　　　的众矢之的。我但愿这种历史性的思考，被公司接受。如果它
　　　并不接受，甚至视之如废纸瓦砾，那么我受工伤这个案件的解
　　　决，唯有申请劳动行政工作人员到公司强力调查，包括“取
　　　证”在内。证据，是立案或受理的必须要件，我能力有限、权
　　　力有限，取证之责，唯有请劳动行政工作人员担负。这并不是
　　　刑事侦查的那种高难度，只不过是简简单单的核实罢了，如公
　　　司注册资料、社会保险号、Ｘ光片等。我毕竟是普通公民，而
　　　且还是受工伤的普通公民，值此时日，请劳动行政工作人员取
　　　证，已成绝对的必要。

一句话：法律并不是死的，其方式应在原则内保持灵活，发挥其具有
人道主义精神的生力，尤其要以重视民众普遍心理为要著。

当然，对于行政官员主持下的“协议会”，我仍须强调它是一个最佳
选择。

上书人签名：袁增和；
代笔人：杨银波上书，
日期：2005年5月

以下是逐渐了解案情，目前暂住在番禺区钟村镇石壁境内的民工们的
亲笔签名和手指模，以此示意对我的强烈声援（36人）：

江旭兵、徐　飞、胡在康、张正兵、袁贵财、张　刚、
李开洪、陈　浩、黄石贵、朱兴全、樊勤敏、梁如成、
杨庆华、万忠全、李超平、夏德勋、赵太均、卓万奎、
夏祖远、李世华、胥印芝、徐朱成、郑中会、黄从华、
郑君贤、倪　伟、何雪利、何亮荣、朱维华、周守德、
周之兰、王秋喜、温绪伦、田志秀、张李谓、李小芬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盛雪、逸君、严明等各位同仁：

获悉民阵加拿大分部于5月22日成功举行换届改选代表大会，并产生
了新一届理事会。在此，民阵总部热烈祝贺逸君、刘云霞、韩文光、
严明、王丹当选理事，土尔逊、梁伶当选候补理事；祝贺逸君当选为
理事会主席；祝贺盛雪当选为监察员！

近年来民阵加拿大分部全体同仁团结奋斗，取得了可喜成绩，在海外
侨学界和民运界获得了一定的声望。

去年“6．4”15周年，民阵加拿大分部举办的纪念活动，无论在声势
和规模上，还是活动的形式和宣传的力度上均达到了相当水准。参与
者多并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有很强的参与感。这一范例成为民阵总部今
年“6．4”纪念活动全球推广和参考的模式。

去年6月，民阵加拿大分部在协助民阵总部与加拿大外交部和议会的
外交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联络和推动作用，为民阵总部重新恢复与西
方各民主国家政界的沟通和交流，为将中国的民主化纳入世界民主化
的漩涡中心而做出了贡献。

在人道援助国内异议人士方面，民阵加拿大分部策划了行之有效的
“援助基金”计划，

将民阵的人道援助程序化。目前，这一计划已经推广至民阵各国分
部。

一个政治组织在社会活动中能脱颖而出，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必须有
明确的政治追求和目标，懂得体察民心、感悟民意、反映民情，要具
备“天下事天下人管”的气魄，理直气壮地表达观点、意见、诉求，
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你们已经走在了民阵各国分部的前面。希望你
们再接再厉，为推进中国的民主化取得更大成绩！

近年来，中国民主运动陷落谷底。这有客观上大环境的因素，一些西
方民主国家的政客鼠目寸光，争权夺利，被眼前的经济利益绑住了手
脚，违背基本人权思想和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英
法等国对德国纳粹采取绥靖政策一样，对中共专制政权采取绥靖政
策。他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由积极支持转为不闻不问，甚至刁难抵
制。更糟糕的是我们民运组织内部出现了许多问题，对中国民主运动
的长期性和曲折性缺乏思想准备，被内斗搞怕了，被漫长岁月拖疲
了，有些朋友消沉了，有些朋友离队了。而民阵加拿大分部顶住了消
沉和颓势，不放弃理念，不放弃追求，仍然保持了一支精干的民运队
伍。拜伦有这么一句话：“逆境是达到真理的一条通路。”它始终提
醒著我们每一个民阵人！

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合理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实现民主制度这一过
程，是一项整体社会的改革工程，是一项宏大的利国利民事业，中国
人谁都知道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然而100余年的漫长实践，为此流
淌的血泪已经汇成了多少湖泊，为此献出的身躯已经垒成了多少山
头，而这历史的门槛却仍然横在中国人面前──一党专制。

前赴后继，征途迢迢，民阵人以天明志，实现民主宪政制度是我们坚
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民阵前主席万润南先生有这么一句座右铭：“成
功不必在我，耕耘我在其中”，愿我们全体同仁以此为鉴，相互共
勉！

费良勇

民主中国阵线

（2005年5月27日）

大家好！

今年“6．1”，东珍将开始一个新的长期性的项目，为艾滋病儿童寻
找治疗和药品的资助者。

目前，中国大陆虽然在艾滋病高发地区免费发放一部分国产的鸡尾酒
药物，但是不仅药物的副作用很大、没有适应儿童服用的剂型，而且
只有极少部分幸运的感染者才能得到。如果服用进口的鸡尾酒药物，
虽然副作用非常轻，但是药费极高，以张夏清为例，每年需要18,000
元人民币，这对农民家庭是将近10年的收入，同时没有儿童剂型，只
能减半服用，当然这是一个小问题，因为张夏清这样服用已经4年，
身体状况良好；如果服用从泰国、印度购买的儿童剂型药品，虽然最
适应儿童服用，但是却存在走私的嫌疑。这就是中国儿童艾滋病感染
者服药的现状。

总之，由于药费和获得药品的难度，绝大部分感染了艾滋病的儿童仍
然不可避免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我们的项目将每次带2～3名来自农村的艾滋病儿童，到北京、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通过志愿者网络、媒体宣传等途径，为艾滋病儿童寻
找长期稳定的治疗费用资助者。鉴于药费的巨大，每年18,000元左
右，我们募款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企业、公司和事业单位。

此次活动将在“6．1”期间开始。2名艾滋病儿童和他们的父母来
京；张夏清也将来京，因为同学家长对艾滋病的恐惧，她直至现在还
不能进入任何一所学校上学，也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参见《南方周
末》2004年报道《活下来了，却难上学》http://www.nanfangdaily.
com.cn/zm/20041202/xw/xz/200412020038.asp），只能在东珍的办
公室由河南大学的志愿者偶尔来进行家教，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为
夏清的教育寻找机会。

希望大家支持东珍的活动，此次活动可以做的志愿工作包括：

１、介绍更多的媒体支持
２、将东珍的此次活动介绍公司、企业和事业单位，寻求治疗费用捐
　　助。
３、撰写艾滋病儿童的故事，真切感人的故事，以增强媒体报道效果
　　和可能的资助方的兴趣。
４、陪同艾滋病儿童在京游戏、游览。
５、带和张夏清同龄的学生陪同张夏清学习。

和参加活动的儿童接触的注意事项：

１、不提倡直接赠款、赠物给孩子和他们的父母。长期工作经验表
　　明，这样会起到反作用，使孩子和父母不会珍视别人对他们的关
　　心和爱，反而产生依赖思想。──改变人一生的不是钱，而是健
　　康的人生观。
２、如果对艾滋病存有恐惧，最好不要参加活动，不然这种恐惧会对
　　孩子们的心理产生不利影响。
３、不要对孩子们溺爱，千应百允。他们的命运可怜，但是正因为可
　　怜，才更需要自强自立。
４、不要对孩子们开空头支票。如果没有把握能够保持通信或者到村
　　里看望他们，就不要随便答应。

李丹

（2005年5月29日）

东珍纳兰文化传播中心
北京100055信箱23分箱，100055
010-86804429

在酒店前台询问到瑞典来的张裕先生入住的房间号，乘电梯上楼，寻
到房间按门铃──应门的是一位年约5旬、风度儒雅的长者。

“是张裕先生吗？”我问。

“我是张裕。小乔吗？快请进！”张裕先生热情地招呼着。

彼此握手，寒喧落座，初次见面的我们相互做了简短介绍。我告诉张
先生，郭国汀律师已联系上并说四点钟左右会到宾馆与张先生会面，
张先生对此表示欣慰。同时我将张先生的房间号发手机短信通知了郭
律师。张裕先生谈起此番回国探亲访友前一阶段在北京、武汉的一些
活动情形，在北京张先生与国际笔会悉尼笔会访华成员一起会见了独
立中文笔会刘晓波会长和王怡、余杰等人，也见了小老鼠刘荻并拜访
了刘荻祖母刘衡老人，均未受到阻力。只在约见刘京生先生时不知何
故对方为所在地公安阻挠未能前来，不得已刘先生的夫人代表丈夫会
见了笔会的几位朋友。武汉是张裕先生的故里，他在家乡见到了久违
的国内亲朋故旧，自有一番热闹。我问及张先生有否抽空去孝感访问
同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的杜导斌先生（杜先生现尚处于所谓“缓刑
期”无法外出旅行），张先生表示因行程时间太紧而未能安排，只得
留待下次机会了。

正说着郭律师打电话给我：“‘他们’来过我这里，让我不要参加今
天的活动。这样吧，一会我尽量赶去宾馆见张裕先生一面，晚上的宴
会我就不参加了。”我心里未免遗憾！因为当天刚得知消息郭律师已
办妥出国手续，第2天即将离沪赴加拿大做短期学术访问，原本打算
借晚上欢迎国际笔会来访贵宾之机一并为郭律师饯行的，而郭律师也
是笔会来宾点名要见的人。看来无法达成这个愿望了。

我将手机递给张先生，请他们聊上几句。挂机后张先生摇头叹息，对
上海市公安部门的小气感到莫名其妙。我告诉张先生，适才我到达宾
馆之前，也接到家父打来电话劝我马上回家，不要去会国外来的朋
友，我问“是不是有人来家里找过？”家父在电话里不愿多言只反复
劝我“回来吧，就跟朋友说家里临时有事，不要去了。”当时我告诉
家父已到了国外客人下榻的宾馆门前，只是见几位海外来的作家朋友
晚上一起吃顿饭就回去，不会有事。

因张先生中午乘飞机才从武汉来沪，只在机上吃了简餐，他提议到大
堂酒吧吃点东西。我为自己的疏忽道歉，便陪张先生去楼下大堂吧喝
茶聊天。这之间接到张迈老先生的电话──他也预备参加当天的晚
宴：“小乔，下午两位公安同志来我家了，劝我不要参加晚上的活
动。你那里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下午离家以后曾接到父亲的电话
劝我回去，看来公安同志也“关照”过了。我若迟半小时出门说不定
就会被拦在家里。我问张老先生能过来吗？他说尽量赶来。

4点钟左右，郭律师再次打来电话告诉我们他大约在20分钟以后赶
到。于是4点20分时我和张先生回房间，等待郭律师来访。岂料刚进
房间，我便收到郭律师一条简短的手机短信：“被迫取消会见。”我
心中一沉！看来郭律师还是被“有关部门”拦住无法前来了。我用房
间座机拨打郭律师的手机，未及拨通，我的手机响起，是郭律师打来
的。

“小乔，请你转告张裕先生，实在是对不起！没办法过去了。”郭律
师的声音充满了身不由己的无奈。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只得简短地表示很遗憾不能为他送行了，希望他
明天旅途顺利。然后将手机递给了张先生。

接连出现的“意外”情形令我和张先生感到扫兴和无奈。张先生打开
手提电脑用酒店的网线上网，我则发手机短信问事先约好碰面的几位
朋友那里有无异常或何时能到。

果不其然，王建波（在读研究生）告诉我他下午3点多被学校保卫科
找去，现正和辅导员谈话中，估计晚上来不了。看来预备参加活动的
朋友都有可能受到骚扰。约好下午从杭州赶来相聚的温克坚先生没有
回复短信，不知能否正常到达。我又拨打了张迈先生的电话，问“公
安还在您那里吗？”张老说“没有，他们下午来过又走了。”我请张
老早点过来先到酒店房间碰头。一连串的“异常”令我预感到为晚宴
预定的酒家包

房也有可能出问题，打算先邀可以前来参与活动的朋友在张裕先生这
里聚齐然后一道赶去酒家。

约5:20，门铃响起，我估计是温克坚或别的朋友到了，张裕先生去开
门──意外地，进来几位穿制服的警察先生，进来后对张裕先生说：
“我们是黄浦分局的，接到110报警电话举报，说你们这个房间有异
常情况，过来查看一下。请两位协助。”接着要求我们出示证件。张
裕先生也提出要求看一下警官先生的证件，其中一位出示了给张先生
看。我见张先生看过了，便将自己的身分证递给一位警官。另一位查
看了张先生的护照，似乎有些意外：“中国护照？不是外籍？”

“是，我是持中国护照。”张裕先生答道。

　　　　　──────◆──────◆──────

适才的交流中我得知，张裕先生1981年出国，现在瑞典一家大学任
教，旅欧20余年仍持中国护照，看来是有着颇深的“故土情结”。

这时候警察说：“我们需要向2位单独了解一下情况。这样吧，请她
跟我们换个地方。”他指向我。

我明白“意外”而又意料之中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于是对张先生说：
“那好吧。张先生待会儿我若是回不来，你知道我是跟他们走的就可
以了。”

　　　　　──────◆──────◆──────

接着我跟几位警察来到3楼一间小会议室，其中1位警官又要了我的身
分证说要“登记”一下，另外两位穿制服的警官和一位便衣陪着我东
拉西扯地胡侃，并未询问什么房间里的“异常”情况。倒是我反复询
问他们为什么带我到这里，几时可回我朋友那儿。

那位便衣警官说：“连我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到这里来！接到通知让
来一趟我就过来了。你干什么工作的？今天来酒店什么事情？”

我告诉他我本行是做证券咨询的，来酒店是因为一位国外来上海的朋
友住在这里，约我过来见面。

他饶有兴致地问起我对股市前景的看法，并发牢骚说自家的股票也套
在里面。我告诉他我的看法不乐观，都打算放弃自己原来的职业另谋
出路了。除了这位便衣警官对股市比我牢骚还多之外，谈话气氛始终
融洽，几位警官对我态度友好。我注意到其中的几位身穿制服的黄浦
分局同志警号为017577、017585和001159。

半小时后，又来了一男一女穿便衣的，那位男士冲我打招呼道：“李
剑虹呵，好久不见了。”

　　　　　──────◆──────◆──────

我一见，是浦东分局的一位“老熟人”周某，立刻明白了。

与周某是3月底见过面的，至今2个月不到，不算太久。“5．1”长假
时见过他们的基层同志小区片警，当时片警见到从家乡来沪探亲的家
父，还“热情地”邀约家父去派出所“座谈”了一回，据家父回来说
与他谈话的就有这位周警官。此次随周警官一同前来的是一位陌生的
女便衣，与我是初次见面。

周说要找我好好聊聊，我客气地说明一会儿我要在饭店宴请几位远道
而来的客人，今晚我是东道主不便失约，我向警察同志提出了2个
“方案”：一是欢迎警察同志参加我们今晚的晚宴！共同把酒言欢
“警民一家亲”岂不甚好？此方案被周某摇头否决，说不可能的他们
有纪律不准接受市民吃请；我又提出来那就麻烦你们先让我去饭店招
待客人，稍晚十点钟以后安顿好来宾我会去与警察同志做个别交流。
此建议再度被拒绝。

他们让我下楼，说找个地方和我好好谈谈。我说一会我得陪朋友吃
饭，无特别理由我不能离开，提出要去楼上见我的朋友。周某道：
“你朋友那里就不用你操心了，会有人招待的。”

我有些担心张裕先生会否也遭到警方劫持？又觉得人家好歹是海外归
侨，在国外有些身分地位的，谅他们不至于胡来将他怎样。这时又有
人告诉我说：“你朋友不在房间里，出去了。”

此时已是晚上6点多，而我们与国际笔会悉尼笔会来宾约定的晚宴时
间是6点～6点半在酒家包房碰头，我想许是张裕先生担心上海的朋友
都无法赶到，悉尼客人来了无人接待，先赶去酒家包房了吧？（第2
天与张裕先生联系时他告诉我，他一直在房间里等我到6点半多，并
一直问他们要人，看来警官同志又骗了我一回。）

我给温克坚打电话，他告诉我已到晚宴预定的酒家，包房正常他现正
坐在里面，但上海的朋友一个都没有来，张裕先生也还未到。我稍稍
松了口气！温克坚能平安到达，总算不至于让悉尼的贵客来酒家后找
不到一个人了。我告诉温克坚我正与警察同志交涉争取晚上的“请客
权利”，让他方便的话可否开车过来到酒店门口接我？他说“可以”

接着警察同志“簇拥”着我下了楼，我坐在酒店大堂一角的沙发，说
要等朋友过来接我去吃饭。一大群穿制服和便服的警察同志围着我，
竭力劝说我离开此地说不要影响了酒店正常营业，我声明不是我要影
响酒店正常营业的。酒店的一些宾客此时已好奇地围拢来看这边发生
了什么，大堂一位服务人员也过来面有难色地跟我打招呼：“不好意
思……”

我不愿让酒店服务人员为难，走出酒店大堂打算步行去离此不远的预
定晚宴的酒家。但一群警察拦住我，将我堵在一辆黑色警车门前。

我说我要去饭店跟朋友吃饭，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去。

周某说你上车再说。

我说不上车。

又有一位警官说你上车我们送你去。

我说谢谢好意！很近的不需要你们送，你们可以开车跟着我。

这时他们打开车门，左右拥着我要我上车，我用身体抵住车门不肯就
范，质问他们“你们有什么理由让我上车？请出示法律手续！否则我
不会跟你们走！”并大声对近旁围观的路人道：“各位，我今天要宴
请几位国外的来宾，他们上海的警察就这样对待我！他们凭什么不让
我请客？凭什么绑架我？”

周某在旁用沪语冲我小声嘀咕道：“难看哇？”

我说：“难看不是我造成的。请你们注意国际影响！”

人群中有人质问警察：“你们这样做不对的你们凭什么绑架人家？”
更多的人则对发生在眼前的状况感到困惑茫然。

5、6个警官“里应外合”（从车里拽和从外推搡）终于将我塞进车后
座，浦东来的1男1女将我夹在中间关上车门（当夜回家洗浴时发现两
臂、腰、腿等部位多处青紫淤痕并连续数日有酸痛不适感）。我已无
力维持“淑女风度”，破口大骂道：“强盗！流氓！我抗议你们这种
绑匪行径！”

车到延安东路，果不出所料根本不会送我到对面的预定酒家，而是转
弯往浦东开去。周某一边打手机电话大概是在向领导汇报“抓”到我
了或是联络浦东的同事。我随身包里的手机响起，我拿出查看，来电
显示是张裕先生打来的，因为手机随时可能被抢走，我按了接听键未
等张先生开口，也未及问他是否去了晚宴的酒家，急急地道：“张裕
先生，很抱歉晚上无法请你了！我被浦东分局的绑架回浦东了，请您
向国际笔会反映……”

周某一把夺过我的手机切断通话道：“好了！让你说一句够意思了。
你也算是对朋友有交代了。手机暂时交我保管行吗？”说完将手机关
机。

我有气无力地道：“我无话可说！我现在是绑匪手中的人质。人质跟
绑匪能有什么可好说的？”

车到我所住小区附近的某物业管理处，他们将我带到了“老地方”
──1月因悼念紫阳活动受阻及3月探访蒋美丽女士家被绑架，他们都
带我来过这里。

进了屋，周向我介绍车上坐在我左侧的他的女同事“姓钱”。我拒绝
回答他们的问题，并告诉他们：“我说了我现在是绑匪手里的人质，
我只关心两件事情：第一你们什么时候放我出去？第2是不是需要多
少‘赎金’才肯放我走？如果要请说个数，并请把我手机还我或是借
个电话用，我好跟朋友联系让他们备‘赎金’来接我。”

──倘若我如同郭律师3月份那样被弄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
嫌疑（因为3月4日我和其他几位朋友前去参加市司法局对郭律师行政
处罚的听证会并被警方扣留，事后“有关部门”认定我们是被郭律师
“指使”，居然以此所谓罪名嫌疑“刑事拘留”了郭国汀律师后被家
属取保），我希望能由我的朋友将我“保释”出去而不要惊扰了我年
迈的父母。

岂料几分钟后，出房门打电话的周某进来告诉我，已打电话给我父
亲，说警察找到我了正在谈话，可能要晚些时候送我回去。

我气急败坏！冲他吼道：“你们就有能耐吓唬老人！我父母身体都不
大好，吓出问题来我要找政府负责任的！”──父母知道我现在不是
跟朋友而是跟警察在一起，不知道会担心成什么样子！实在是对不
起！我只能在心里说。

周某似乎很委屈：“我完全是一片好心让你的父母放心，说了只是跟
你谈谈了解一下情况晚点会送你回家的。”

我问周某和钱女士：“你们做这种事情就不觉得很丢脸吗？”

周反问：“什么意思？你解释一下。”

　　　　　──────◆──────◆──────

我说：“我一直并没把你当傻瓜，对聪明人是不需要多废话的。”

周说：“我是不明白呀，我们执行任务有什么丢脸的？”

“那我只好将你当傻瓜了，对傻瓜同样不需要多废话。”

未已后到的洪警官（女）带来了几份肯德基快餐，我也拒绝了，告诉
他们在重获自由之前我不会吃任何东西。他们3人无计可施，只得自
己吃了快餐。

接着周又出去打电话大概是请示上司，回来后告诉我：“李剑虹，我
们也是奉命调查。希望你配合别为难我们。待会我们还是做个‘询问
笔录’，向你了解一下今天的情况。早点做完你也好早点回家，你父
母还等着呢。”

对父母的担忧无疑对我是具有“杀伤力”的，我终于让步同意做“询
问笔录”，并告诉周某，上次3月听证会时，他们的上级部门市局同
事李某为我做“笔录”时，我曾提出来要查看经办人证件而未获允
准，结果笔录最终也没有做。我上回说过查看经办人证件是今后给我
做任何笔录的先决条件，今天也不例外，所以虽然和他也算是“老相
识”了，但没看过证件确认其身分，我要求行使我作为当事人的权利
查看证件。

周某在这点上比3月那位市局的同事爽快，他说“行”就马上掏出了
警证递过来。我查看了一下，不是我想象中的小本本，而是身分证一
样的硬卡片，上面简单地写着“上海市公安局”、姓名、证号、有效
期等信息，没有具体的工作部门，我记下周先生的警证号是510288。

询问笔录开始，依例问了姓名、住址、身分证号等基本信息，因为已
经不是第1次，我将身分证递过去让周先生抄写，当问及“工作单
位”时，我报上前一家上班的公司名称、地址，又补充道：“你也可
以写上‘无业游民’或‘社会闲杂’，因为最近没去上班。”他问我
原因，我说你知道的我原先的工作是做证券股市咨询，老板让我负责
业务，但中国股市情况你也了解一些，在我看来已经“崩盘”无可救
药，所以我告诉老板这样的大势下我实在无法完成公司业务指标，只
得向老板辞职。而且据我所知公司现已停业。

周某故意问道：“国内做你这个行业的人也很多吧？不会人人都象你
现在失业吧？”

我说，我失业不假，但我不认为这是自己工作不努力或工作能力有问
题造成的。中国经济号称连续10几年“高速增长”，可理论上是“国
民经济晴雨表”的中国股市却自2001年以来至今连续五年走下坡路，
很多大的券商都承受不住，连年亏损，被迫裁员。去年1家巨无霸券
商“南方证券”也已被行政接管，我能有什么回天之术？股民更是叫
苦连天！去年以来我接触的股民客户连续3、4年本金亏损高达70、
80%的不在少数，封闭式基金价格已跌至4、5毛，开放式基金净值也
已跌到7、8毛。“5．1”后我在网上还看到，有3位股民因不堪保命
钱在股市里血本无归，在证监会门前自焚！还有网友跟帖道：估计会
被当作法轮功信徒处理。我无法证实此消息真假，如果是真我对这3
位股民表示同情和遗憾！我同情他们的不幸，但不赞成他们采取如此
暴烈的抗议方式──钱没了，生命还是可宝贵的。但我理解现在很多
股民朋友对政府有想法：我们拿出养老、保命的血汗钱投入股市，也
算是支援国企改革和国家建设，赚不到钱也就罢了，政府怎么把股市
弄成这样害我们血本无归？原还指望这些钱保证后半生的养老、医疗
费呢。

我告诉周警官：这倒的的确确是目前有碍“稳定”的一个很大的因
素。我对中国股市“起死回生”不看好，网上也有传言“为了您的健
康和生命，请远离股市和毒品”。有朋友向我咨询对股市的看法时，
我都请他们早点离场。中国股市现已成了“高危地带”，所以我也无
法从事原来的工作谋生，自己感到再做下去简直是在“谋财害命”，
所以打算另谋出路了。

我提出的关于中国股市的问题自然非周先生工作职责范围，他也无力
解答，只问我个人今后有何打算，我告诉他，也许做回教师本行（我
是师范类大学毕业且做过教师），不行就先赚稿费了。

周某不屑地问你那种文章卖得出去吗？我说维持温饱应该不难，只不
过难以以此发财罢了。我这人物质生活上要求不高。

他又问我是否收到过国外的稿费，我说这个问题好象与今天的询问主
题无关，如果下次你们要专门就此问题询问，我再回答。

他也觉得话题扯得太远，于是拉回到“正题”──

──知道为什么带你来这里吗？

我说“不知道”，直到现在我还为此疑惑呢！这问题应该由你们向我
解答。

周某说我们黄浦局的同事不是告诉你了吗？是他们接到110报警电话
举报，说你们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所以去查看，他们查验了
你的身分证发现你是我们浦东辖区的，就通知我们去接人，这符合工
作规程。

我问周：那到底是什么“异常”情况？总得有个名目吧？举报的人是
以什么名目举报的？抢劫？盗窃？

周说：“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你说能有什么‘异常’？”

这等低级的诬蔑和栽赃气得我直乐！我正色告诉周：“第1、纠正一
下你的不正确说法：不是‘一男一女去酒店开房’，而是张裕先生从
国外回国来上海去酒店开房。张裕先生大老远的从欧洲回国，来上海
不住酒店难道你让人住在大街上或是你周先生家里？张裕先生来上海
旅游访友，他请本地的一位朋友到酒店见面聊天这有何‘异常’？
第2、你的这句话我会原原本本放在网上，我相信‘群众的眼睛是贼
亮的’，无耻的不是我李剑虹。”

接下来他们问到我和张裕先生什么时候如何结识，平时有哪些交往，
这次又是怎么联系上的等等。我说和张先生是在网上结识，大约1个
月。又问在什么网站认识，我说是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网站。对方问
得极细致，我见他们没完没了，索性说出来原本不想告诉他们的一些
情况，我说张裕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海外会员，我是独立中文笔会
在上海的会员，所以此番张裕先生回国，以及国际笔会悉尼笔会的2
位作家访沪，我受独立中文笔会委托接待安排他们在上海的行程。本
来这是很正常的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朋友聚会，你们却如此无理地粗暴
干涉破坏，我认为此事已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并严重伤害到
上海以及中国的国际形象。

周某说你了解独立中文笔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我说独立中文笔
会是隶属于国际笔会的一个中文作家民间社团，该社团的宗旨、背
景、成立过程和主要人员、机构等情况，其网站上俱有详细介绍，你
可以去网上查询，这里我就不做知识普及了。

周某说网上的东西未必是真的，据我所知独立中文笔会“很有问题”
不是一个很积极、很正面的组织。

我问那你如何评价国际笔会？

周说这我不做评论。

我告诉他，据我所知，国际笔会是国际上认可的一个作家民间组织，
中国政府认可的正规社团“中国作家协会”也是其下属社团，倘若国
际笔会有“问题”，那中国官方认可的、在您眼里应该是“很积极”
“很正面”的“中国作协”怎么会成为其下属会员单位？而倘若国际
笔会这一组织没有问题，它又怎么会接受一个“很有问题”、在您眼
里不“积极”、不“正面”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为其下属机
构？

周无言以对。

最后周让我看一遍笔录并签名。看完后我提出：“第1个问题‘知道
为什么带你来这里’，答曰‘是因为我和一位朋友（男性）在朗润酒
店房间里的一些情况’，这个答案不是我本意的表达，我不能签
字。”

周问我那你本意如何表述，我说我的回答一直是不明白你们为何要带
我来，是你自己告诉我黄浦局的同事通知你们有人打110电话举报酒
店那个房间里有“异常情况”带我过来查问的。周某大概为了让我签
字画押，依我的意思补充说明了我被警方告知警察接到110电话举报
而带我来查问。我在笔录前3页签署了名字和日期，第4页最后1页笔
录文末，我按照周某的要求写上一句“规定程式”：“以上4页笔录
我已看过，与我表达意思相符。”然后补充：“我不认可……”

周某一把抢了过去，说不可以，我只能写规定要写的文字并签名，不
能另外添加文字。我说我不认可他们所说的那个“理由”，我要表达
“抗议”，否则我拒绝在最后1页上签字。

周说你的“抗议”我可以给你一张纸另写，你不能在笔录上添加文
字。我说那好吧。

周将最后1页笔录誊抄一遍，然后让我在上面写上规定程式的文字并
签名。又给我一张空白纸，我写上：“我不认可警方今天将我带来问
话的理由，我对警方采取强力将我从酒店带往某处问话的违法行为表
示抗议！李剑虹2005.5.19.”

我告诉周某一定要将我的“抗议”转达其领导，我不需要他“好心”
替我掩藏什么。

然后周某又出去打电话，回来让我又坐了约半小时，终于说送我回家
了。

周与同事开车送我到住处的楼道，将扣留的手机还给我，看着我上楼
了才离开。我一边缓慢上楼，一边打开手机查看，一连串朋友关心的
短信和未接电话显示出来（我的手机有“秘书台”功能，关机状态未
接电话会发短信通知），令我温暖且感动！心里又有些不甘，好好的
一场故雨新知的聚谈交流，就这样硬生生给搅了！看看时间约10：20
我抬头望望楼上家所在的方位，不知道父母是否在焦急不安地等我？
手机上有张裕先生和温克坚兄好几个未接电话，想来他们的晚宴也因
我的被绑而心存阴影无法尽兴。不知道别的几位上海朋友怎样了？能
否顺利参加活动？我突然想出去找个公用电话打给温兄或张先生问一
下情况──手机和家里电话明显都有监控，不想被他们听见。犹豫了
几分钟，我下了楼，先向往小区门口相反的方向走了几步，查看一下
动静，四周围静悄悄的，没什么异常。我于是轻轻往小区门口方向走
去。才过了小区居民楼之间的一个路口，停在我身后的一辆原本“黑
灯瞎火”的小车突然亮起车灯，紧接着车里传来话音：“李剑虹呵，
这么晚了还要到哪里去？”是适才“审问”我的便衣警探之一洪小姐
（也是“老相识”了），紧接着，周某开着另一辆小车从我可能出小
区的另一路口过来──真叫是“天网恢恢”！我算是孙行者逃不脱如
来佛的手掌心了！郁闷至极！我告诉他们我想出去吃点东西再回家，
免得父母看我这么狼狈这么晚了饭也没吃地回去。

他们说我们送你去。

我说不必了看见你们我就没胃口。

我独自往小区门外走，几个人开了一辆车缓缓跟在后面。出了小区
门，周某在驾驶座上打开窗对我说：“李剑虹，这么晚了你1个女孩
子到处逛多不安全！还是我们送你吧。”

我想反正今晚是逃不脱他们的控制了，无奈上车，他们带我去了一家
还在营业的面馆，我自己点了一碗面，没领他们的“情”自己付了
帐，他们也在另一桌要了点宵夜陪我吃。吃完后开车将我送回家里。

这次我没有情绪再玩什么“花样”，又记挂着父母，上楼用钥匙开了
门。时间大约是11:20，父亲还在亮着灯等我（平常他和母亲10点钟
左右就休息了），神情显得担忧而疲惫。我听到房间里母亲压抑的抽
泣声。父亲告诉我自听到我被警察带走后，母亲就一直哭泣，并对父
亲说小虹若是回不来你就进去陪她。

在此我严正抗议：

一、抗议上海警方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即非法窃听公民电话，严重干扰
　　公民通讯自由、侵犯公民通讯隐私的违宪行径！──预备参与是
　　次国际笔会交流活动的上海本地几位公民无一例外均遭到警方骚
　　扰，警方能事先预知活动安排时间和所有参与对象的唯一合理解
　　释是窃听了有关人等的电话通讯信息；
二、抗议上海警方无理粗暴干涉正常的国际文化交流和私人聚会、野
　　蛮绑架合法公民的违法行径！警方竟当着独立中文笔会旅欧回国
　　会员张裕先生的面并在酒店门口众目睽睽之下野蛮绑架作为独立
　　中文笔会上海接待人员的我，并非法扣留6小时；同时独立中文
　　笔会邀请参与是次交流活动的上海本地人员，包括已在电话里明
　　确表示因忙于其他事务可能无法分身前来参加活动的北海舟（王
　　继海）和31415926（《民主与自由论坛》版主）无一例外均遭到
　　警方软禁或传唤，致使作为“东道主”的上海朋友竟无一人能够
　　依约出席当天欢迎国际笔会来宾的晚宴，警方之不近人情令人匪
　　夷所思！

　　　　　──────◆──────◆──────

谨在此道歉：

一、本人被迫无法依约尽“东道主”之责，谨向张裕先生和两位澳大
　　利亚贵宾道歉！
二、实在是对不起我年迈的父母！尤其母亲这次受了很大的惊吓，又
　　一直患有高血压等不能受刺激的慢性病症。面对他们我只有愧疚
　　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实在是罪过！我为了维护自己做人的起码
　　尊严，却不得不带给我至爱的亲人以至深的伤害──此种心情实
　　非言语所能表述！

（作者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现居中国上海。）

（2005.5.23于上海）

〔原载《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通讯》2005.5，第2卷第2期。
提供者：（瑞典）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