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象平时一样被强迫坐在冰凉的铺板上，遭受周而复始的体罚
时。监道里传来喊声：“冷万宝，打行李。”我知道喊这连我都要忘
记的名字时，对我意味着将要离开囚禁我22个月零10天的不见天日的
非人道的监牢里。牢房的铁门“吱呀呀”发出铁锈般的声音打开了。
我试图抱着行李走出牢房。但我没有抱动行李，由于长期的缺少任何
有助于身体的活动的关押，我的身体已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左腿肌肉
明显畏缩，左腿不仅无力支撑着身体，而且成了身体的负担。好在喊
我出去的警察，可能是出于对我们的遭遇有些同情的原故吧，喊来一
个留在看守所服刑的刑事犯来帮我拿行李。走出牢门，穿过一段幽暗
的长长的监道，来到了看守所院内。

这一天是1991年4月19日早晨7点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
市铁北看守所。

4月中旬的末尾，按季节来说是春天，但我却感觉不出来一点春天的
气息。低沉的天空，充满了灰蒙蒙黄乎乎的色彩，冷风带着一股酸腐
的气味夹着尘土在我的周围肆虐，并不断的侵袭我的身体。在冷飕飕
的风中，我不由的打了一个冷颤，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已到了弱不禁风
的程度了。孱弱的身体在走到院内的过程中不断的踉跄，我知道我身
体的能量差不多在为的无情的岁月里被挥霍得精光，而能够补充身体
能量的来源，又被一只带有血腥气味的野蛮的铁手给截断了。尽管如
此，我还是挣扎着走出了虎口挪出了监牢。然而这以前的一切和我们
以后所发生的遭遇来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

我被带到看守所院内，院内已停放两辆吉普车。在车的周围站着几名
穿着囚服的人，另外还有几名着装的警察和几名穿便服的人。我被带
到几名穿囚服的人跟前，其中有1个人认识我，他向我介绍：“我叫
李杰。”一提名字，我就知道此人是谁了。李杰在1989年5月间因印
发《民主之声》刊物遭到逮捕，并被判刑5年。李杰把我介绍给另外
几个穿囚服的人之后，然后向我介绍另外几个穿囚服的人。有两个是
来自北京的，1名是被当局通缉的第3号人物──学生领袖并被称为秦
城铁血汉的刘刚。另1名是当局通缉的19号人物──学生领袖张铭。
另外3名是来自吉林市因结社成立《民主社会主义同盟》而遭判刑5年
的安福兴、判刑3年的李静娥，和来自通化市的因反对政府暴力镇压
学生运动而判刑4年的司伟。

我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李杰告诉我：“是从长监来的。”“我
说：“我以为，我是被送往长春监狱。既然你们是从那里来的，那我
们肯定是要送到别的什么方去了。”

这时李维、唐元隽、梁立维背着何振春（一个下肢全部瘫痪，生活不
能自理的人。他在89年由于参加学潮游行并喊了几句口号，而被认定
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5年。）相继从牢里步路艰难地走出来。在
当时，我以为送到本地某个偏僻的地方去（如白城地区的镇赉劳改
营），并没有想到被“流放”到千里迢迢之外的外省某个偏僻的山区
劳改营。没有这种想法，只是说明本人对当局认识的还不够彻底。世
人皆知搞“流放”是不得人心的的事情，也是不人道的做法。当然，
如果当局是得人心的、是人道的，北京就不会发生大屠杀，我们这些
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的人，也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

东北4月中旬的尾声，依然是寒气逼人。暴虐的风不停地从政治犯的
身上掠过，似乎要掠夺这些人身上仅有的一点与当权者不相容的思
想，然而可怜暴虐的风，那里会想到思想一旦在人的头脑中形成，不
仅是掠夺不走的，而且也是消灭不掉的。那些一相情愿地认为思想是
可以扼杀在萌芽之中的“天才”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自
掘坟墓罢了。

此时的天，仍是昏沉沉的，没有明净的感觉。冷风不停地刮，不时地
掠过人们苍白的面庞。不时地把政治犯单薄的衣角掠起。当我们这些
政治犯都被集到一起的时间不长的时候，便把我们11名政治犯塞进狭
窄的吉普车里，顷刻间我们成了沙丁鱼。在上车的过程中，每两名政
治犯被扣上一副手扣，我们刚刚上车，车门就“啪”的一声被关上
了，并被上了锁，车厢内两边有两个不大的带有铁条的窗眼，算是通
气口。

车开始启动，然后缓慢地驶向看守所的大黑漆铁门，铁门慢慢地打
开。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一眼望到了李维的母亲韩凤兰伫立在冷风
之中，向车望来，望着被风吹得零乱的李维的母亲。我的心理顿时涌
出凄楚而又苦涩的感觉，作为60多岁的母亲，处在这个年龄阶段的老
人，本应享受平静、安稳、愉快的生活，然而这简简单单的要求，由
于当局的专横霸道，不仅化为泡影，反而却别无选择地过着为李维四
处奔波，而又苦苦期盼的生活。囚车开出了看守所大门，李维的母亲
依然站在冷飕飕的风中。

囚车一开出看守所的大门，便拉响警笛风驰电掣地驶向我们都不知道
要去的地方。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牵引下，在公路上疯狂奔驰。

在囚车飞驶的时候，坐在囚车内的政治犯，由于长期关押在空间非常
有限的牢房里，并且身体又长时期的得不到活动的原因。很多人的身
体都经不起囚车的颠簸，出现了晕车的现象。尤其从北京送到吉林省
长春市监狱、从长春市监狱送到别的监狱去的张铭，已经不是停留在
晕车的程度上，而是在不断地呕吐，呕吐得脸色苍白，周身无力。张
铭在1989年学潮期间是北京高自联主要成员之一，89年“6．4”之后
遭到逮捕，在91年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3年，他高高的个
头，充满灵气的大眼睛，嘴总是微微地张开，象是不甘忍受沉默而给
人一种随时要呐喊的感觉。“张铭，用这个漱漱口。”刘刚把从长监
带来的一瓶饮料地给张铭。在外省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王丹、吾
尔开希、柴铃等一些知名的学生领袖。对于刘刚的名字，除了在通缉
令上知道以外，我对刘刚的情况了解的很少，但从通缉令的排名来
看，刘刚在这次民主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举足轻重的，否则当局
不会以颠覆政权罪对刘刚大动肝火，显然刘刚的存在，已经让当局感
到头疼。

囚车在刺耳的警笛的笼罩下，在公路上狂奔。路两旁的白杨树也许是
在沉重的底矮的天空的重压下，大多数的白杨树长的矮矮的歪歪扭扭
的，只有很少挺拔高耸的白杨树伫立在寒风中。“哟”，是唐元隽想
站起来，活动一下腿，一抬头，头就碰到囚车的棚上：“我还没有站
起来，就把头撞了。”我说：“要想站起来，先把车棚拆了。”“与
其说是拆车棚，还不如拆天棚，”刘把话接过来：“治标不治本，人
的脑袋躲过车棚，却躲不过天棚。”

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囚车驶进了辽宁省沈阳市大北监狱。在我们刚
刚下车之后，一名警察指着梁立维身上背着的何振春问：“他怎么回
事？”梁立维说：“他下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妈了个Ｘ，瘫
痪不在家里好好的呆着，还他妈的闹事。把他扔在地上，让他自己爬
着走。”梁立维没有理睬那个破口大骂的警察。“我他妈的，跟你说
话，你没有听见。”警察说到这里，上来踹了梁立维一脚。

下车之后，我们一行11名政治犯去所谓的身体检查，每一个人边透视
带询问都不超过1分钟，身体就检查完毕。然后被带到一个二层楼中
的走廊里，由几名刑事犯点名，点到谁，谁就跟刑事犯人走。在被送
到监号之后，全身和行李遭到号内的刑事犯人的搜身和检查。搜身和
检查结束后，把我的牙膏、肥皂、手纸、餐具等一些日用品被他们集
中起来，说是充“公”。随后我便在大铺上开始坐板。坐板这种体
罚，看样子在中国的监狱里是“必修课”。

1991年4月22日清晨，我们坐着1辆大型的囚车从沈阳大北监狱驶向辽
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山区的劳改营。车上坐着依然是被“流放”的11
名政治犯（不同的是何振春因下身瘫痪辽宁省司法部门拒收又送回吉
林省。换上另一名由北京送到辽宁省服刑的政治犯孔险峰。孔险峰原
北京某学校的学生，在“6．4”期间被学生推选为敢死队队长，后遭
逮捕被判刑3年）。

当天下午15点左右，囚车到达了两边环山的“流放”地──辽宁省凌
源县第二劳改营。囚车在劳改营的院内刚刚停住，一群杀气腾腾的警
察和刑事犯人就蜂涌倒车前，不停地喊叫：“动作快一些，下车下
车。”“一字给我排开，快……”“谁让你站着？”警察指着穿着囚
服的刘刚等人说：“我说的话，你们没有听见？”脚随着说出的话踢
出，“怎么不懂中国话语？不叫你们站着，就不知道蹲着。还他妈的
念大书的，连中国话都听不懂，狗屁不如。”这个嘴一刻都没有停下
的警察，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李扬，“蹲下。”又踢了政治犯几
脚。我们没有蹲下，对这种自以为让别人蹲在他们的脚下，就觉得比
别人高出一等的做法，深感厌恶。追求平等，是我们不可改变的原
则。我们的做法也许可能大大的伤了警察一贯认为囚徒在他们的眼里
狗不如的“自尊心”，于是他们暴跳如雷，对政治犯大开杀戒。李维
被一个叫刘“事儿”（此人没有警籍，但穿警察服装，在劳改营里常
常以惹是生非、凶狠残忍为能事，因此犯人私下称他为“事儿”。）
伸手拽住李维衣领，似乎没有用多大的劲，就把瘦小的李维拎了起
来，很很地摔在地上：“小兔崽子，没有半今八两重，就想颠覆我们
的红色江山。摔不死你，算你便宜。摔死你，算是为国家除害。”
（国家这个概念，按着人民主权的理论来解释的话，国家存在的目的
是以保障公民权利作为自身存在的基础和依据的，然而在中国却常常
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国家常常是作为迫害公民为目的的工具而存在
的。而这种打着国家旗号来行迫害为目的的现象，在劳改营里发生在
政治犯身手就更成为家常便饭。）刘“事儿”摔够李维之后，又伙同
其他警察对其他政治犯一边不停地施暴、一边恶狠狠说：“我要不把
你们一个个收拾废了，就对不起共产党培养我几十年的恩情。”在警
察不停地施暴过程中，被“流放”的政治犯都不同程度地收到了“见
面礼”，不是遭到电棍的电击，就是遭到“电炮”（用拳头打人的下
巴）或者挨脚踹。施暴的结果造成李维身手多处疼肿。刘刚的脖子被
电棍烧焦的痕迹，在一个星期之后还依然清晰可见其他人的身上青一
块、紫

一块也是随处可见。警察的这种做法，在当天晚上劳改营的支队长张
爱笃在给政治犯开会时，称之为是送给政治犯的一个小小的“见面
礼”。

对政治犯一阵下马威之后，我们这些政治犯就被塞进一间40多平方米
的监号里，原来的监号里已经有20多人（近一半是刑事犯人──政府
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晚上6点，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一大批警察来到监号里召开会议（
实际上就是训话），支队长张爱笃讲了这里劳改营的特色：“这里是
全国闻名的监狱，我们曾经成功地改造了一大批历史反革命、战犯、
76年天安门事件中反革命分子，以及‘四人帮’的爪牙至今没有出狱
的白卷先生张铁生。另外，我们还成功地改造了我省那些监狱里认为
改造不好并送到这里的反改造尖子、牢头狱霸。总之，凡是来到我凌
源二支队的犯人，没有不改造成新人的，我相信并且也有决心，能把
你们这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改造好，使你们重新热爱中国共产党、热
爱社会主义，否则我们就不会用力气把你们争取到这里服刑。只要你
们服服贴贴的听话，你们就会顺利度过改造的日子。否则，你们就会
体验出什么叫生不如死的感受。我想没有什么人放着不遭罪的日子不
过，去自己找苦头吃。今天，我听说们来的时候，就开始抗拒管理，
要不是干部们及时地对你们帮助一下，给你们一个小小的见面礼，你
们就有可能犯下滔天的罪行。在我这里，决不允许新的犯罪行为出
现。否则的话，我们就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监狱是稳定社会的一
个重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对你们进行改造，可以说是神圣的使命。
今天，你们来了，坐了1天车，可能有些累了，我就不多说了。总
之，一句你们来到了二支队就得照二支队的章程去做。”

支队长张爱笃的软硬兼施的伎俩，对我们当时并没有起到什么的作
用。我们依然准备在当天晚上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实施的暴行，然而
我们的计划流于破产，其原因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给我们开饭。
（也许他们认为得知我们要绝食的消息，因此才故意不给我们开饭。
也许他们这样认为，你们不是绝吗，不给你们吃的，看你们绝谁的
食。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知道洗脸、洗手、洗脚、洗澡是怎么回事。但是
有几人知道“洗脑”是怎么回事吗？尤其是强行对人进行“洗脑”又
是怎么回吗？从《人类行为大全》一书，我们知道了强行“洗脑”的
定义：“在施加压力（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条件下，实行的一套强
化的宣传技术。”在下面部分里我向人们描述对劳改营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时，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
脑”的目的。

“洗脑”主谋

当政治犯在恶劣的环境里关押近达2年的时间里，无论是在精神方
面，还是身体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被“流放”之后，不仅不给
政治犯恢复身体的时间，反而又进一步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迫害，尤
其是变本加厉地对政治犯在精神方面的摧残，对政治犯强行灌输专制
思想和犯罪意识──也就是用杨国平（凌源县第二劳改营为关押政治
犯而新成立的教导大队大队长，此人37、8岁，在部队当过兵，中共
党员，自称自己是有野心的人。）在给政治犯开“洗脑”会时的话来
说：“是对你们（政治犯）进行洗脑，也就是洗去你们头脑中的反革
命思想，重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你们的头脑，你
们不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吗？那好，我让你们人手一套新版的4卷
《毛泽东选集》，每天让你们背诵一段，背不上来，”杨国平说道这
里用鼻子“哼”一声，他的“哼”外之意，不用说也是昭然若揭，后
来所发生的一系列迫害政治犯的事件，也证明了杨国平的“哼”声所
包含的内容（这些是后话），“关于《毛泽东选集》之事，我在你们
来之前，就已经在新华书店发行部门预定了几十套，我想很快就会到
来。至于书钱，你们有家的赶快写信要钱。没有钱的，对不起，每月
不是发有买日用品的3快钱吗。总，钱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你们脑袋
里装的东西，那东西存在一天，就存在着对国家危害的一天。话又说
回来，那东西在你们脑袋里存在一天，对我们赫赫有名的劳改二支队
也是抹黑。昨天支队长的讲话，你们也不会忘记吧？为了二支队的荣
誉，我想你们也知道怎样去做，你们不自认为是聪明人吗？是精英
吗？今天说好听的，是动员接受改造思想的大会，难听的的也就是命
令。我现在把丑话说在前头，谁要和我过意不去，”杨国平又用鼻子
“哼”了一声，“有关背诵学习《罪犯改造规范》强化认罪意识及日
常事务方面的安排，由管理你们的犯人（刑事犯）会告诉你们的，说
道这里我强调一下，这些管理你们的犯人是政府安排的。他们所做的
一切安排，你们必须服从。不服从管事犯人的安排，就是不服从我杨
国平的安排，也就是不服从政府的安排，说白了就是抗拒改造。我想
你们到了什么时候，也别忘了二支队的特色，也别忘了你们的小名
（也就是犯人）。以后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我本人也有一个特点，大概你们不知道，在这里我不妨透露一点。别
看我今天和颜悦色地你们讲话，要是和我过意不去，我这个人是翻脸
是不认人的，都知道孙悟空厉害，”说到这里，杨国平伸出一只手心
向上张开的，“但孙悟空何时逃出如来佛的手心。”说完把手心向下
一翻。

“洗脑”帮凶──刑事犯管理制度

杨国平对政治犯召开的“洗脑”大会一结束，一群刑事犯人按着杨国
平的指导，在刁烈的指挥下，雷厉风行地开始了对政治犯进行紧锣密
鼓地“洗脑”行动。

在描述政治犯怎样被“洗脑”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的组成人员的情况。

劳改营教导大队大队长杨国平在监狱的授意下，在整个对政治犯进行
“洗脑”的过程中起着具体的“总设计师”的作用；原凌源第二劳改
营支队长的儿子刁烈是教导大队一中队队长，在整个“洗脑”过程中
起着“执行主席”的作用。

刑事犯人在对政治犯“洗脑”过程中起着“车轱辘”、“打手”、
“特务”等帮凶作用，其主要成员有：

吕红军──统管教导大队一中队、二中队（矫正队）全部管事犯人，
也就是管事犯人的“头领”。吕红军原辽宁省某单位保卫科干部，因
非法拘禁他人、强奸妇女罪等4项罪名被判刑16年。他每当谈判刑的
结果是，都洋洋得意地说：“那些罪名也就是落在他的头上，换上另
外一个人早就被毙10个来回了。“在劳改营里，没有几个人知道他有
多大的能量。别说犯人不敢若他，就连一般的警察也不在吕红军的眼
里，在劳改营里他打警察不算是新鲜事，结果挨打的警察倒霉（92年
初吕红军对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小队长司二大打出手，事后，吕红军象
没事一样，司二庆反而调出教导大队。）。一般的警察在他的眼里尚
且如此，政治犯在他的眼里就更是可想而知了。我在劳改营3年半的
时间里，吕红军就多次度打过政治犯，如：唐元隽、肖斌、李杰、司
伟、李树深、王贵生、徐佰泉、迟寿柱等人，有的被打过多次。对政
治犯的侮辱、谩骂更不在话下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尽管吕红军在劳改
营里劣迹累累，但他每年都是被评为“劳改积极分子”外加“学习雷
锋标兵”，在3年半不到的时间里，由于在管理政治犯方面有
“功”，获得劳改营嘉奖并减刑五年，此人的绰号叫“小炒
（吵）”，此绰号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他本人不吃劳改饭自己炒菜作
饭吃，另一种是与人经常的吵架。此人是杨国平在组建教导大队时亲
自要到自己身边的。

白恩才──辽宁省抚顺市原知识青年下乡办公室的一个厨师，在文化
大革命期间借工作之便强奸下乡女知识青数十人被判死缓。此人也是
杨国平亲自从别的大队调到教导大队一中队的，并任命为纪律委员会
主任负责管理政治犯一切具体事情的安排。此人来教导队之前，在别
的大队伙同几名刑事犯人逼死一名犯人，但此事不了了之。刑事犯人
背后称他为白“坏水”。

刘国军──辽宁省人因强奸杀人碎尸被判死缓，从法的角度，他的犯
罪行为，应该处死。但抓他的时候，刘正在为另一罪名服刑，也许是
那件大案案发时间已有多年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就不得而知
了。他的绰号叫“小特务”，据辽宁籍的政治犯介绍，此人专爱向政
府打小报告，造谣生非。在我们被“流放”去之前，因刘打小报告说
徐佰泉整天喊要杀死李鹏，徐佰泉为此遭到刁烈的暴行，胳膊被打脱
臼。李德军因徐被打之事说句不平的话，被打小报告后，刁烈的父亲
刁小天（当时是没有退休的支队长）亲自率领一群警察对李德军实施
暴行。尽管刘的报告假的成分远远超过真的成分，但对政府来说，宁
可错罚几十个被打小报告的人，也不错放一个被打小报告的人。政府
心理明白，小报告里的内容是真是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收拾人的
“依据”，这样做的结果，可以起到威慑的作用。至于错误，用刁烈
的话说：“为党工作，就不怕犯个人错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则支
配警察管理犯人的心理，监狱里的风气，可想而知了，这也许是中国
不断地制造冤假错案的原因吧。

曲爱国──辽宁省沈阳市人，因是流氓集团的头子被判刑15年，此人
的绰号叫“黑手”。此人肥硕高大如谁要是在他的眼里看不顺，瞧对
方不注意时，照心口就是一拳，政治犯王贵生、徐佰泉等人不一次地
领教此人的“绝技”。

孙权──辽宁省盘锦市人，因暴力强奸自己的小姨子被判刑15年，此
人经常在教导队扬言：“我是杀猪的，怕过谁。”而且在他睡觉的褥
子下放着一把菜刀（菜刀直到孙权调出矫正队之后，才“搜”上
去），此人的绰号叫“黑无赖”。

王老头──名字不详，辽宁省人，60多岁，因强奸幼女被判刑12年，
绰号“老色鬼”。在监号里他常常与其他刑事犯肆无忌惮的大声谈论
他过去的“艳史”，此人还常常对政治犯赵军路搞下流动作。

以上就是组成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一班人马成员。至于其他的成
员由于走马灯似的调来调去的原因，名字几乎都记不清了。由这些杀
人、抢劫、强奸、流氓等组成的管理政治犯的成员，政治犯的处境可
想而知了。为了让世人进一步的了解监狱的警察伙同刑事犯是怎样挖
空心思，“管理”政治犯的细节，以及政治犯所遭受的种种惨不忍睹
的虐待。在此，我把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尽自己的努力把他描述
出来、展示出来。让有良知的世人对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去做自己的评
判。

早晨没等外面的起床的铃声响的时候，在监舍里站岗放哨的管理政治
犯的刑事犯人就把政治犯喊醒起床（这里稍作解释，在其他大队的监
舍里，即不设岗也不放哨，而把岗哨设在走廊里，唯教导大队与其他
大队不同，在监舍里安排刑事犯人值宿并设岗放哨）。而这些站岗放
哨的刑事犯人的主要任务是监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政治犯出去解
手，绝不允许俩个人在同一时间去解手。有一次，政治犯王贵生拉肚
子，一天晚上去数次，一次正要去厕所，正赶上另一名政治犯去厕
所，在这种情况下，硬是不允许出去上厕所，等到另外一个人回来
时，王贵生已经便在床上。刑事犯规定政治犯不允许在夜里离开床上
在地上停留。刑事犯在管理政治犯的时候，还要完成一项很绝的任
务，就是把政治犯在夜里说的梦话记录下来，有一个名叫刘允伸政治
犯，原来是英语教师。梦话说的是英语，也被记录反映上去，说刘允
伸用英语说刑事犯听不懂的反动宣传，听不懂能说出刘的话是反动宣
传的话，真是咄咄怪事、无奇不有。为此，这个教师，第二天还真的
被警察审了一顿，教师已是60多岁的人了，很难想起夜里说的是什么
梦话。说不出来，这好办，去坐小板凳好好想一想。以上是站岗放哨
的刑事犯人在夜间所做的“正大光明”的事情。另外再简单地介绍一
下他们在夜间所作的鬼鬼祟祟的事情，就是趁监舍的政治犯睡着之
后，站岗放哨的刑事犯人开始偷政治犯的东西：衬衣、毛衣、毛裤、
线衣、线裤袜子、罐头、方便面、香皂、暖瓶等物品，偷的东西有的
明目张胆地自己用，有的拿偷的东西和别的监舍里的刑事犯人进行交
换其他的一些东西。在教导队里，谁如果敢报丢失东西，轻的说你诬
陷，给二支队抹黑（此着跟中国政府一样，如果你说他侵犯人权，他
就说你是在搞反华活动，两者相比异曲同工。），重者遭受体罚。有
一名叫李德军的政治犯，新袜子刚穿1天，第2天早晨就不见了，找白
恩才说了此事。白恩才说李德军是在制造坏影响，让他坐小板凳反
省，并警告李说：“如果再有下一次，上一次的节目让你重演。”
（指李德军因徐佰泉遭毒打说句不平的话，而引来的“电”身之祸之
事。）每当刑事犯人对夜里站岗放哨所带的好处，自觉不自觉地流露
出自己夜里创作的杰作表示欣赏时，总是得意地说：“在政治犯队里
改造，用日用品想发愁，都没有办法发愁。”让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
还是看一看被喊醒后的政治犯在做什么。刑事犯人把政治犯喊醒起床
后，就让政治犯把被子叠的有棱有角。唐元隽叠的被子常常被杀猪出
身的孙权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不是这里没棱，就是那里没角。然后把
唐元隽的被子不是给抖了开，就是把唐元隽叠好的被子掀开扔在地
上。对唐元隽的肆意挑衅，不用说，是上面唆使的，认为元隽的刑期
最长（89年民主运动被镇压后，以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
判唐元隽20年徒刑，创当时被判刑人员的最高记录。），国际上有影
响的人物制服、压住他，其他的政治犯就好对付了。唐元隽先是和孙
权理论。孙权说：“你以为自己的刑期长，就什么也不怕了。告诉
你，我是杀猪的，还没有怕过谁。”唐元隽觉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
清，就去找刁烈去说，刁烈不但没有制止孙权的行为，反而指责唐元
隽：“还是你有毛病，你把被子叠好不就没事了。”事情很明显，并
不是唐元隽的被子没叠好，而找唐元隽的麻烦，而是出于别有用心找
唐元隽的麻烦，才无理地认为唐元隽的被子有问题。

除唐元隽之外，其他不少政治犯每天早晨反反复复地叠被子。等到叠
好被子再去打饭时，饭桶早已经没有了，当我们质问管理我们的刑事
犯人：“为什么没有我们的饭？”刑事犯人说：“这事只能怪你们自
己，不能怪我们，谁让你们磨磨噌噌的，这是给你们的教训。”刑事
犯人的话刚说完，外面的起床铃声才开始响起来。此事反映到刁烈
时，刁烈面带愠色地说；“谁让你们不遵守作息时间了。”教导大队
一中队吃饭的时间一过。白恩才就开始制造紧张气氛，不是说今天什
么上级来这里视察检查，就是什么狱政科来抽查政治犯被“洗脑”的
进度等。可以说是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白恩才宣布完“指示”，其
他的管理政治犯的刑事犯人便威逼政治犯赶快行动。不是让政治犯清
理监舍的卫生，就是“训练”政治犯怎么迎接所谓的上级领导。稍有
怠慢，轻者说你对管事犯人“不理需”（也就是不重视）或者说你是
拒绝改造，重者拳脚相加。在白恩才一次宣布上级领导要来视察，让
政治犯赶紧收拾卫生（监内的卫生由刑事犯人全部分配给政治犯承
担，甚至是他自己的床铺以及桌子等的卫生也分配给政治犯清理。）
然后由刑事犯人先检查一下是否合格。刑事犯人检查工作之“认真”
劲可以堪称世界之最，上吉尼斯大全都绰绰有余，如牙膏的小盖盖周
围是否有牙膏，床的四腿是钢管做的，曲爱国、孙权两人把床抬起
来，让另一名刑事犯人去抠钢管床腿里是否有灰尘，结果就不想而知
了，刑事犯人的企图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当曲爱国、孙
权把焦致军的床抬起来检查是否有灰尘，结果是很清楚的，曲爱国二
话不说照焦致军心口就是一拳。焦致军山东人，60多岁，被认定犯有
领导、组织反革命集团罪被大连中级法院判刑10年。刑事犯人打骨瘦
如柴而又上了年纪的人，无非是想证明一下，要死的人，都敢这样对
待，其他的人那更不在话下，同时也无非想说明一下，在教导队里别
说有怨言，找你别扭，就是象焦致军这样没有怨言的人，其结果又怎
么样。刑事犯人通过毒打焦致军是在向政治犯传递一个信号：政治犯
不过是一群任意宰割的羔羊。

早晨6点30分到晚上8点30分，政治犯被刑事犯人命令坐在水泥地上放
着的小板凳上，这段时间美名其曰称之为“学习”。实际上，也就是
每天的体罚和“洗脑”。每天“洗脑”的内容就是灌输政治犯要有犯
罪意识，背诵由司法部制定的、由司法部部长蔡诚签发的《罪犯改造
行为规范》共56条，其中多数条款是凌源第二劳改营提供的，实际上
司法部制定的规范也基本上是以所谓的凌源第二劳改营的特色经验作
为制定监规的蓝本，这一点以罪犯改造行为规范的录象就可以证明。

“洗脑”洗到什么程度为标准呢？用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杨国平的话来
说：“那就是你们在睡着了、在梦里都在不停地背规范，达到那种程
度，你们才算达到标准的40%，剩下的60%，我不说你们也会明白
的。”

在“洗脑”的以后时间里，刑事犯人常用“车轱辘”战术，想以使政
治犯达到滚瓜烂熟地背诵《规范》的程度。“车轱辘”战术的具体内
容就是让数名刑事犯人考一名政治犯，没有时间限制，直到被考的政
犯能把《规范》被熟为止，刑事犯人把这种方法叫“软处理”。如果
软处理不行，就来硬处理。也有时两套结合着使用，也就是所谓的
“软硬兼施”，政治犯王贵生就是这种方法处理的对象。王贵生山东
人，在监外常年过着乞丐的生活，不仅谈不上有文化，而且根本就不
识字，只是在89年看不惯当局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把掉在地上的一张
传单检起来张贴在墙上，而遭逮捕并以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在
“洗脑”的过程中，王贵生由于不识字，“车轱辘”战术也就是软处
理方法对他收效甚微，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孙权、曲爱国等刑事犯
人把王贵生拽到前面摔到在地上，随即一阵狂踢乱踹，也不管踢什么
地方，踹什么部位。孙权觉得踢踹不过瘾，抄起板凳接连不断地对王
贵生砸下去。王贵生在一次上厕所之机，趁刑事犯人不注意，跑到楼
下，把此事向狱政科领导汇报，结果不仅没有把王贵生挨打之事当回
事，反而指责王贵生下楼违反《规范》，当既遭到狱政科和直属队犯
人的殴打，然后由直属队犯人把王贵生拖回教导队。教导队的刑事犯
人为了报复王贵生出去汇报，给王贵生开了一个“小灶”，让王贵生
在半夜12点之前不准睡觉，坐在小板凳上背《规范》。象用这种“软
处理”或“软硬兼施”方法对政治犯进“洗脑”的，不过是在遭受虐
待过程中的一小部分，更多的政治犯是遭到“硬处理”方式的虐待。
刘刚事先宣布不接受“洗脑”；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等人宣布
自己无罪，因此，所谓的《罪犯改造行为规范》对无罪的人不适用；
张铭、孔险峰等公开说：“被改造的不应该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人士，
而应该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螳螂。”安福兴、李静娥认为：“洗脑”是
对人精神上的一种折磨”；司伟、李杰对刑事犯人置之不理。我们在
刘刚起草的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上写到：对没有犯罪的人灌输犯罪
意识，那是一种严重的侵犯践踏人权的行为，那是对人意识的一种强
奸。并郑重地告诉当局，我们的大脑是属于自己的，决不作别人的跑
马场。声明交上之后，狱警和刑事犯人便把在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与
没有签名的政治犯分开，以免被认为强硬的反革命或反改造分子影响
其他人的思想。被分开之后，形成两个小组，并分别安排在楼下两间
教室里继续进行“洗脑”。

一组是在没有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他们分别是：

◆辽宁省大连市的某厂工人肖斌，因亲眼看到北京“流血事件”，并
　把“流血事件”用语言表现出来，而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并被
　判刑10年。
◆辽宁省丹东市某厂工人田晓明，因不满当局镇压学运动，寄信表明
　自己观点，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判刑7年。辽宁省本溪市某
　校教师李德军，因在戒严前张贴支持学生运动的传单，被认定犯有
　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3年。
◆辽宁省辽阳市某校英语教师刘允伸，因在89年“6．4”期间，把收
　听到的《美国之音》录下来给学生听，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
　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抚顺市某厂工人阎兴安，因醉酒时指着兜里的酒瓶对一名警
　察说：“赶快下令，让北京停止开枪，否则把兜里的东西弄响。”
　此行为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铁岭市农民徐佰泉给沈阳军区某司令员写信，要求沈阳军区
　阻止北京镇压学生运动，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
　8年。此人在被关押期间由于长时间遭到残酷的虐待，精神上已经
　出现问题。92年之前，徐佰泉至少两次被砸上铁镣、带上手拷被关
　押在严管队里，常常被打的卷缩在铺板下。在我一次被严管时，刑
　事犯人胡伟提起这件事时说：“你们就不能学学徐佰泉，让他站着
　不敢坐着，让他趴在地上，不敢仰面躺在地上。”从胡伟的话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徐佰泉遭受虐待的过程。徐佰泉曾经是个装甲兵，
　身体非常健壮，然而由于徐佰泉不断地遭到迫害，他的精神几乎是
　崩溃了，徐泉常常处于那样一种状态，深更半夜在惊叫中醒来，然
　后面对着墙伫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白天常常躲在厕所里的一个
　角落处，脸部朝墙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徐佰泉略有些清醒时，
　为了减轻自己一点点的痛苦，竟然用烟头灼烫自己的手腕的方式。
　尽管徐佰泉的状况已经这样，但狱警和刑事犯人还是不断地对他打
　骂。
◆辽宁省锦西市某厂工人李树深，在“6．4”期间出差坐车时，看见
　车厢里有不少从北京逃出来的学生，并劝学生返回北京继续斗争，
　为此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4年。
◆辽宁省丹东市的小流浪汉赵军路，因89年在阜新市鼓动学生游行示
　威，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十年。判刑时赵军路不到20
　岁并很快被送到凌源第二劳改营，在他到教导队之后，刑事犯常常
　欺他年龄小，尤其令人愤怒的是刑事犯人张武和把他骗到僻静处玩
　弄了他。赵军路把此事汇报给大队领导，但大队领导只是把张武和
　从教导大队调到别的大队当管事犯人，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此事
　的发生对赵军路的精神上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导致心脏病严重而此
　病，每当受到刺激时，便不知不觉地昏迷过去，如在“5．29”罢
　考事件后，由于劳改营当着政治犯的面前，对参加罢考的人士进行
　施暴时，赵军路的心理法承受那种场面所带来的压力而昏迷过去。
　又如94年3月份，王伟对他搞下流动作，他向教导大队领导汇报，
　领导反而指责他：“王伟怎么没有向别人搞下流动作呢，还是你那
　里有毛病。”赵军路当时气得心脏病复发昏死过去。
◆辽宁省沈阳市的待业青年魏寿忠在89年“6．4”期间阻拦沈阳军车
　前往北京镇压学生运动，被以刑事罪名判刑13年。
◆山东省某地农民郑全利、焦致军在89年因成立“中国民主政治党”
　被认定反革命集团罪，被分别判刑15年、10年。尽管按集团的性
　质，两个人根本就构不成集团罪，集团罪至少应有3个人以上才能
　构成集团罪，可见中国的司法部门到了何种荒唐地步。焦致军送到
　劳改营时，虽然60多岁，但身体还算硬朗。据同他一起来的人说焦
　致军在建筑施工“暴乱楼”（辽宁省的政治犯在来之前，专门关押
　政治犯的楼房还没有施工。原打算建“暴乱楼”，准备关押大批东
　北三省以及北京等地判刑的2千多名的政治犯。但由于条件发生了
　变化，两幢5层高的楼房虽然建了起来，但关押预计的人数流产
　了。北京以政治的罪名判刑的人没有原计划的人多，并由此放弃了
　把原籍的政治犯“流放”到这里。而东北在判刑的过程中也压减了
　人数，后打算只关押东北判刑的政治犯，但黑江后来得知凌源劳改
　营残酷地虐待吉林籍的政治犯，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也许是怕承担
　历史的责任，而没有把黑龙江的政治犯送到这里任人宰割。所谓的
　“暴乱楼”在最后也只用了一幢楼房中一层楼的一半监舍，关押吉
　林籍的和辽宁省判刑的政治犯。由于政治犯在劳改营里，无论是警
　察还是刑事犯人都被称之为“暴乱分子”。因此，为“暴乱分子”
　盖的楼房，也就被“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暴乱楼”。）的时候，
　天天挥动铁镐打地基，身体却不觉得怎样。然而，在我们到了凌源
　劳改营的时候，焦致军已是骨瘦如柴，没有多长时间就卧床不起，
　据医生透露他患的是胃癌，已经是到了晚期，拖了很长的时间，在
　他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保外回家。现在情况不明，但我想是凶多吉
　少。
◆吉林省吉林市某厂工人迟寿柱，在89年因不满当局镇压学生运动，
　在大街上进行演讲，被认定犯有反革命煽动罪，被判刑10年。

以上这些政治犯组成一组在一间教室里继续被“洗脑”。

在刘刚起草的声明上签名的政治犯组成一组，被刑事犯安排在楼下一
间潮湿并带有一股呛人气味的已是仓库的原教室里，准备对我们继续
进行“洗脑”。“洗脑”时间，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中间
两次吃饭时间除外）。每天下来。政治都腰酸腿疼、脖子硬邦邦的。
经过20天左右的从早晨6点到晚上8点30分强行“洗脑”之后。5月16
日教导队开始让政治犯进行笔试，以此来检验政治犯是否答到40%的
“洗脑”标准（也就是滚瓜烂熟）。在这次考试当中除张铭一人一字
未答外，其他“流放”的政治犯基本上都通过了这次考试（在这次考
试之前，有人建议罢考，刘刚说：“这次给他们一次机会，如果在考
试之后，再继续对我们进行强行“洗脑”，那性质就更变了。）。由
于张铭拒答这次考试，而遭到体罚并一直延续到5月29日再次罢考被
关押到小号里而遭到更残忍虐待的时候。

这次考试之后，并没有停止继续对我们这些政治犯进行“洗脑”的行
为。并想借对张铭的体罚虐待，对我们施加更大的压力。杨国平多次
警告我们说：“上次的考试对你们来说，仅仅是一个开始，以后的考
试还在后头了。以后，对你们不是三天一小考，就是五天一大考。”
我们说：“考试已经通过，在对我们进行这样的考试，是没有任何道
理的，而政府所说的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更是有意刁难我
们。”杨国平厉声说道：“这里不是天安门广场，不是你们讲话的地
方，在这里我说向东走，你们就不能向西走。”从这以后，杨国平、
刁烈等人伙同刑事犯人开始每天到政治犯“洗脑”的地方来，对我们
开始轮番“轰炸”，以此想达到对政治犯进行“洗脑”的目的。5月
29日下午，杨国平又开始给政治犯开会：“今天晚上考试，也是进一
步检验你们是否达到滚瓜烂熟的标准。今天的会，我也不想多说什
么，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几个个别人，我奉劝你们要放下臭架子（指政
治犯不认罪），不要再把拒绝改造的思想放在脑海里。我杨国平不怕
你们几个人嘀嘀咕咕的，在二支队的过去，也曾经有人嘀咕过，结果
怎样，嘀咕出反革命集团来。脑袋搬家了，也不嘀咕了。实话告诉你
们，在这里搞反革命活动，那就是自己找死别以为我是在吓唬你们，
你们不妨向老犯人打听一下，这点自由我还是给的，还是那句话，没
事什么都好办。有事，我杨国平是翻脸不认人的，”他说到这里，把
伸出的手心向上的手朝下一翻：“今天，我也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
剩下的时间，你们可以继续学习《规范》。

1991年5月29日6点钟，政治犯被带到考场，每人桌前发放一张考试
卷。6点30分左右，以凌源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为首的，率领至少有
20多名的警察队伍，闯进考场。张爱笃在考场巡视一周之后，站在前
面的讲台前，手插着腰，他身边一左一右站着两名警察。另外20多名
警察，有的在考场的过道上来回不停地走动，有的站在政治犯的身
后。张爱笃站在讲台前用凶狠的目光直视刘刚，刘刚泰然自若地坐在
考场的椅子上用蔑视的目光回敬张爱笃。

考场上，除了来回走动的警察的皮鞋声，几乎没有别的动静。“现在
是7点30分，”杨国平在考场报时：“时间是足够用的。”政治犯知
道杨国平的用意。

“8点整，答完卷子的，可以回监舍。”我起身想回监舍，一名警察
按住我的肩膀说：“你不能走。”

交完卷的人走了之后。考场剩下的是4月22日被“流放”到凌源第二
劳改营的政治犯。我们这些政治犯为了拒绝强行“洗脑”采取了用罢
考的方式进行了集体抗议，答了一张让个人、让社会、让历史满意的
合格答卷。在中国当代史曾有人交过一张白卷，但那张白卷却给中国
的文化带来一片苍白，成为愚昧百姓的包装和工具，而答这张白卷的
“先生”此时正在凌源劳改营里服刑。而今天的治犯交的这张白卷不
仅是向野蛮、专横、霸道的劳改营的管理制度的一次挑战，同时也为
打破个人心理恐惧界限，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与野蛮、专横的制度进
行斗争，如果不首先打破心理恐惧这道防线，那么作为一个人将要永
远生活在专制铁蹄的制度里。恐惧不是天生就存在人们心理之中的，
而是和专制制度进行合作的产物。

参加“5．29”这次集体罢考抗议的人士有刘刚、张铭、孔险峰、唐
元隽、冷万宝、李维、梁立维、安福兴、李静娥、李杰、司伟等11名
政治犯。

拳打、脚踹、电棍、铁镣

等到其他答卷的政治犯一走。张爱笃走到了刘刚面前，两名警察也跟
了过来，其中1名警察对刘刚进行搜身，把刘刚兜里的东西掏出来，
并把一张纸条递给张爱笃。张爱笃看了一眼纸条说：“心脏病诊断
书，也帮不了你逃脱抗拒改造的惩罚。”张爱笃话音未落，那两名警
察对刘刚就大打出手，随着对刘刚毒打的开始，其他罢考的政治犯张
铭等人也相继遭到警察的殴打。站在我身后的那个警察伸手拽住我的
衣领：“你给我站起来。”然后在我的脸上、胸部、心口处用拳头很
很地打来，没有几拳就把我捶倒在椅子上，每当我站起来之后，随后
又被捶倒，反反复复多次站起、捶倒。杨国平走过来对我说：“你答
不答？”“不答。”“这可是你说的，敬酒不吃吃罚酒，押出去。”
在我被打的过程中，刘刚、张铭、唐元隽已经被押走，杨国平的话刚
说完，上来两名直属队刑事犯人把我的胳膊往后用劲一扭，把我押到
大门口外，把我往地上一按，随即皮鞋就重重地落在我的头上、脖颈
处。我脸朝下被踩的紧紧地贴在地上，地上尽是碎石、玻璃渣儿之类
的东西，脸不是被擦伤，就是被划伤。我的衣服不知被谁掀起来，随
即就感觉后背火烧火燎的，大约被折磨摧残20分钟之后，我被砸上一
副带有铁锈的重30多斤的大铁镣子，然被押到小号。

当天被砸上脚镣子押到小号的还有唐元隽、张铭、安福兴等4位民运
人士。

严管队

当天，另外两名民运人士刘刚、孔险峰被砸上脚镣，押到了严管队。

严管队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有反改造行为而被押到这里受虐待的
犯人而设立的。该队也称直属队，由劳改营信任的犯人负责管理。每
当被押到这里的人，一般首先是由直属队犯人对押到这里的人进行
“开荤”（也就是由刑事犯动手毒打被押到严管队里的人。），打的
程度，惨不忍睹。刘刚、孔险峰被押到严管队之后，也毫无例外地遭
到刑事犯更加凶狠地毒打，然后警察再加入摧残政治犯的行列之中，
在这时，刑事犯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刘刚、孔险峰的衣服扒光，把两人
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几名警察的皮鞋踩在刘刚、孔险峰的脖子上、
肋条部位上，然后用几根上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刘刚、孔险峰，一电
就是后半夜（当天晚上押到严管队是8点30分左右）。以后两人除了
在严管队遭受拷打之外，就是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吃完饭后，就坐
在两根手指宽的长条凳上遭受体罚，一直坐到晚上9点睡觉时间（中
间有两次只允许蹲在地上吃饭时间，再就是定时上厕所的时间。）。

小号

小号是凌源劳改营专门为认为构成犯罪并准备加刑的犯人而设立的，
其面积长2米、宽不到1米（其中含便池面积），里面不仅阴暗、潮
湿、阴冷，而又狭窄，故起名称之为小号。

罢考的当天，我被押进小号。在进小号之前，把衣服全部扒光，光脚
站在水泥地上。然后由刑事犯把裤衩、线裤里的松紧带全部抽去，把
裤腰带拿走。再把扒下来的衣服一件件仔仔细细地搜查，在搜查的过
程中，把搜查衣服的速度放慢到最低的程度。站在阴冷潮湿的水泥地
上的赤身裸体的政治犯冷的直打哆嗦。小号那地方特别怪，天气虽然
到了5月末，但那个地方还是特别的冷，冷的在小号里不穿棉衣都受
不了，那里终年不见阳光，而且自来水管的凉水不停地流淌。由于这
阴冷的原故，导致唐元隽发烧并加重了肺结核病，安福兴也由于被强
迫裸露身体长时间受凉发起了高烧。然而两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唐
元隽、安福兴也没有免去遭受酷刑的虐待，只是两人连续发高烧，再
不断遭受暴行之后，出现了几次昏迷，而且在唐元隽的两根肋条被踹
折后，两人才被送进了医院，但在医院里两人没有退烧的情况下，便
送回教导队一中队，继续遭受体罚和虐待。

当天，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同样遭到扒光衣服，按在水泥地上，皮鞋
踹、几根上万电棍电，有时刑事犯人拖着砸在脚脖上的铁镣子，在冰
凉的水泥地上来回不停地拖拽。

鉴于劳改营对我们实施暴行之故。我在第2、3天采取了绝食，以此抗
议法西斯的暴行。第3天提审我时，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审问我：“为
什么不吃饭？”“抗议政府对我们实施暴行。”王银山避开这个话题
问：“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不答卷的想法？”我说：“在发卷的时
候。”“不对，你说谎，”王银山从坐着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你们
这次行动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一次反革命行动。”我说：“既然认
为我说的真话，被视为是假话。那好，从现在起，我拒绝回答你们提
出的任何问题。”我的话刚一说出口，王银山顿时暴跳如雷，窜到我
面前，左右开弓打了我几个大耳光：“你给我说。”我用眼睛愤怒地
盯着王银山，一言不发。另一名警察刘国东拿起电棍，就往我的脸
上、脖子周围上电，“我们科长让你说话，你敢不开口，我让你不开
口。”刘国东说到这里，竟然把电棍塞进我的嘴里。几个人对我反复
折磨之后，让我在所谓的口供上签字。我说：“除非，你们把毒打我
逼供的事情写在上面，否则的话，我绝不签字。”“你这个反革命分
子，你说我们打你，那好，我们今天就好好地打打你，否则的话，你
以后走出二支队的时，会印象不深的，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听说有谁对
二支队印象不深的人呢。”从这一点不难看出，他们不愧是中共的阶
级斗争理论培养灌输出来的人，说话是算数的，并且是说到做到，王
银山、刘国东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拳头、皮鞋对我一起上来……

暗无天日

那些罢考没有被关押到严管队或小号里的政治犯的情况，也同样是暗
无天日、惨不忍睹。杨国平、刁烈伙同刑事犯人孙权、曲爱国、吕奉
刚、王连生等一群刑事犯人，把身体瘦小的李维扒光衣服，几根电棍
一起往身上电击。梁立维手脚被捆上，不仅按在地上来回不停地拖
拽，并且用他的皮带不停地抽打赤身裸体的梁立维，直到把皮带打
断，幸亏不是新皮带（此皮带现在保留在梁立维手中）。梁立维为此
抗议暴行，并进行绝食两天。李静娥被刑事犯人庞宪文、王连生、吕
奉刚等人按在地上，几根电棍不停地电击。司伟、李杰也同样没有逃
脱酷刑。在对这些政治犯实施酷刑时，是当着其他政治犯的面前进行
的。并且强迫他们进行观看。赵军路由于受不了刺激，心脏病爆发昏
死过去。以上的政治犯一连被折磨几天之后，便开始从早晨6点到夜
里十点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直坐到超时间超体力强度的劳动的时
候。

克扣囚食  禁止放风

在中国有关的法律极其政策有明文规定被禁闭的人的伙食标准和其他
犯人是一样的，并且在禁闭期间，每天允许上下午各有1小时放风时
间，而且规定小号关押不允许超过半个月。

我和张铭在被关押进小号之后，不仅偶尔给犯人改善生活的细粮不见
了，而且粗粮到了我俩的碗里也被克扣的所剩无几。早晨，每人大半
碗能数出米粒的细粥，一小块没有洗过的咸菜。中午，每人一块绝对
不到3两重的玉米面饼子，而且几乎不是当天做的，有时都有霉味，
但想吃饱这样的玉米面饼子，在小号里也是一个大奢望。晚上也差不
多如此，所不同的是，每人多半碗菜汤，说清水也不过分。端午节那
一天，据说给我俩改善了一次，尽管那是据说，但我和张铭每人得到
一勺带油花的菜汤。后来有个刑事犯告诉我，原来菜汤里有两小块
肉，但不过到了我们碗里之前，被曲爱国挑出去吃了。小号里潮湿阴
冷，在水泥地板上铺着一层薄薄的褥子（在劳改营里不允许铺厚褥
子，说铺厚褥子影响监容。），我俩各睡在上面。几天下来，薄褥子
都能捏出水来。我们曾指着小号值班室墙上挂着的小号禁闭规定说：
“那上面写有允许禁闭的人，每天上下午放风各一次。”而我们每一
次的提出都遭到一次毒打。在小号里，我和张铭每天从早晨6点晚上9
点钟（吃饭时间都不例外），都被强迫盘腿坐在水泥地板上，有时伸
腿活动一下，如被警察或刑事犯看见就用劲踹小号的铁门，就差不多
吓一跳，我们坐的时候，头是冲里边的墙。在小号里，我和张铭一直
关押到远远超出政府规定关押小号的期限。

狱中狱

我和张铭在小号里关押了近1个月后，被解除禁闭。然而这种不过是
转换成另一种迫害形式而已。被解除严管的刘刚和小号禁闭的我和张
铭，并没有回到政治犯集中的地方──教导大队一中队，而是进了教
导大队二中队──矫正队。矫正队的特点正如政府安排管理政治犯的
刑事犯人的头领（管事犯人的头）王连生，在给我们开“改造”会时
说：“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监狱中的监狱。”言为之意，
谁一旦进到矫正队这个地方来，谁的身体就象被捆住一样，可以让人
任意践踏。

先介绍一下矫正队的人员的概况：在矫正队里有两种人，一种是政府
安排的所谓的管事的犯人，这一些管事的犯人多数是心狠手辣的亡命
之徒。

◆管事犯人的头领王连生是一名被判死缓的杀人犯；
◆庞宪文在沈阳70年代被称谓“杀手”，因团伙多次作案和杀人，被
　判死缓；吕奉刚因抢劫银行被判死缓；叶百灵抢劫被判15年；
◆赵建抢劫被判15年，以上这些刑事犯组成负责管理被矫正的人的日
　常事务。另一种人是劳改营认为有反改造行为的犯人，如在监内无
　恶不做而又有逃跑行为的刑事犯人王伟、李明（两人后来都留在矫
　正队里管理其他被矫正的人，在监狱里往往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对无法管理的刑事犯人，往往给予非优惠的政策，这样的结果，一
　方面让那些蛮横无理的刑事犯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利用刑事犯的恶
　性为管理监狱起到服务的作用，这可能是共产党的“以暴力对暴
　力”的理论，在这里活学活用的结果吧。但这种以恶治恶的监狱管
　理方式，真的会有长治久安的效果吗？稍有一点心理学常识的人都
　明白，人在某种被压制情况下，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的，这种心理
　状态一旦释放，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狱中出现的杀人等现
　象。就是最好的例证。），还有私自向前来视察的上级领导含冤的
　刘荣威（后成了精神病），以及总要寻死的王长江等刑事犯人。再
　就是被劳改营认为有反革命行为的我和刘刚、张铭、李静娥、司
　伟、李杰等政治犯（后3人在我们解除小号或严管之前被送到矫正
　队进行“矫正”的）。后面这种人到矫正队来，全由刑事犯人负责
　矫正和其他的日常事务。

在矫正队里被矫正的人，每天的程序是这样的：每天早晨5点30分起
床、吃饭、收拾卫生，6点开始坐小板凳遭受体罚和继续对被矫正的
人进行“洗脑”，一直到夜里10点（中间吃饭时，依然是坐在原地方
吃饭，中间解手时间是上下午各一次）。一天坐下来，不仅是腰酸腿
痛，而且又不断的受到刁难。一次刘刚出去解手，正赶上张铭被谁找
去训话，回来去厕所时，两人正好碰上。看押刘刚解手的犯人，向王
连生报告说：刘刚与张铭在厕所里密谋什么。当时王连生没有什么反
应，到了后半夜时，让政治犯起床，不让穿外衣，坐到小板凳上，然
后给刘刚、张铭每人一张纸，让两人写出白天在厕所里密谋的事情，
并开始夜审刘刚、张铭，折腾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审出什么结果，
就让刘刚、张铭站在水泥地上，让我们几名政治犯坐在小板凳上，然
后王连生叮嘱管事的刑事犯人看着我们，不要让我们动一动，自己就
到在床上去睡觉了。我们几名政治犯站着或坐着一直到早晨5点30
分，也就是到了矫正队起床的时间了。

张铭有一次要去解手，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不知去向，张铭在左等
右等管事的刑事犯人没有回来的情况下，张铭便独自一人去解手。回
来时正赶上管事的刑事犯人叶百灵回来，看见张铭没有跟他打着呼就
出去了，顿时火冒三丈，上去就对张铭一顿拳打脚踢，打完之后，就
让张铭弯腰大头朝下撅着，长达3个多小时。

一次矫正队让政治犯捐款，当时司伟没在监号。等到晚上，王连生带
着矫正队中队长李银龙气势汹汹地闯进矫正队，直奔司伟跟前，劈头
就问：“为什么不自愿捐款？”司伟说：“不知道捐款之事，”司伟
话还没有说完，王连生上就照司伟的下巴两拳，“别人都知道，就你
不知道。”李中队长对司伟厉声说道：“把手放下，站好。”司伟把
手从嘴边放下，嘴角的血还没有被手擦尽。“不是说自愿捐款吗？”
刘刚从旁边说道，李银龙瞪了刘刚一眼说：“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吗？这里是监狱中的监狱，在监狱里，只有命令，根本就不存在着什
么自愿。念书真不知道念到什么地方去了。”说道这里又转头冲着司
伟：“捐多少？”“别人捐多少，我就捐多少。”“你现在能和他们
一样吗，你必须多捐一份，以此证明你有改正错误的决心。”每天夜
里10点钟睡觉，即便是睡觉时间到了，你也别想安宁，刑事犯人不是
把电视声音开的很大（但电视不允许政治犯看，我们睡觉的脸必须冲
着看不见电视机的方向。按规定电视每天10点一律关闭，但这个规定
对政府信任的刑事犯人无效。），就是几名管事的刑事犯人坐在一起
穷侃他们过去的“丰功伟绩”，几乎每天短侃到后半夜2、3点钟，长
侃到起床时间。

在矫正队里的政治犯要受到双重的改造，不象刑事犯人直接受政府人
员管理，而政治犯除受政府的“改造”之外，更多地要受刑事犯的
“改造”。这也许是中国监狱管理政治犯的一大特色吧。

对于我们“5．29”那次罢考，杨国平始终是耿耿于、伺机报复。一
次杨国平在给我们六名政治犯开会时说：“你们不是罢考吗，那么，
我就让你们三天一小考，五天一大考。别人考试60分算是及格，但是
你们几个必须最少达到98分才能算合格，每个人至少合格10次，才能
结束矫正回到一中队。”杨国平讲完话之后，刑事犯人就按着他的指
示，3、2天让政治犯口答一次，3、5天发一张考卷，让政治犯笔答一
次。在7月1日过后的一天，晚上6点钟，突然把我们6个人集中在一间
屋里，说要考试。卷子发下来一共10道题，9道是灌输犯罪意识方面
的题，另一道题是有关江泽民在“7．1”讲话的指导思想是什么，见
他的鬼，鬼才知道江泽民在“7．1”讲什么鸟话。很明显这是政府又
在寻找借口，对我们进行迫害。考试10道题，每题10分，而要求我们
达到98分才算合格，就算我们把九道灌输犯罪意识的题一字不错地答
上，每人才能得90分。另外一道题，我们几个人是闻所未闻，在凌源
劳改营里，政治犯不仅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就是官方的报纸，
我们也看不见。在我们即不了解外界的信息，也不知道江泽民在
“7．1”讲什么鸟话的情况下。你不答，他说你是抗拒改造，你答不
知道题的内容，肯定是风马牛不相及，政府就趁此上纲上线。出题的
意，很明显，可见无论是你答，还是不答，都是错的。既然是错的，
那好……，刘刚在考试卷上答道：“如果想要迫害政治犯，不必用这
些雕虫小技，直接了当的来。”果然不出所料，我们几个人的考试没
有一个人是及格的。当晚我们几个人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杨国平、李银
龙等人的电棍电击，并且又罚我们坐了一宿冷板凳。 

事后不久，刘刚的父亲来探监，刘刚向父亲讲述此事。刘刚的父亲谴
责杨国平的行为。杨国平不以为言地拍着刘刚父亲的肩膀说：“老
刘，你也是当警察的，监狱里的情况，你不会不知道。古今中外的监
狱，你听说过不打人的监狱吗？话又说回来，我们这样做，还不是为
了挽救你的儿子吗。老刘，你该和监狱进行合作。”刘刚的父亲告诉
杨国平，电棍是不允许滥用的。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大笑起来，
然后说：“老刘，你说电棍不用来电人，那么我们国家生产它干吗？
干吗花外汇进口呢？”刘刚的父亲说：“那还发你枪呢，你怎么不
用？”杨国平听了刘刚父亲的话后，露一脸严肃的样子：“老刘，我
怀疑你是不是中国警察，谁说发枪不用，镇监时，少枪行吗？罪犯逃
跑时，少枪行吗？”从杨国平的讲话里，不难看出支配狱政管理的指
导思想是什么。苏共发生的“8．19”政变，给由东欧发生巨大恐慌
的中共打了一针强心剂，这一点在监狱也反映了出来。从来不让政治
犯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新闻内容的劳改营，在苏共发生的
“8．19”政变的当天一反常态，大发“慈悲”地给召集起来的政治
犯一遍遍听苏共发布的《告苏联同胞书》。醉翁之意不在酒，听过几
遍之后，坐在政治犯前面桌子旁的杨国平，脸阴沉，就象谁欠他似
的，那摸样就跟电影里卷土重来的土匪表情差不多。杨国平抬起手，
然后把手又放下，一个刑事犯人把录音机关掉了。“你们听清楚了
吧？”杨国平停顿了一下，然后慢声慢语地说：“东欧变了，走了资
本主义道路，使那里的人民重新又回到了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旧社
会，又开始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说到这里，低下头显出一副痛苦
状，猛地抬起头，厉声说道：“不是有人希望苏联也发生变化，以此
推动中国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的进程吗，”说到这里杨国平又停了一
下，便大声喊到：“这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你们也太不知天高地
厚了，一个强大的苏共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想颠覆就能颠覆吗？苏联
的红军是干什么的，吃醋的吗？今天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苏共面前，
你们的脑袋不是撞得头破血流吗，我就不信，你们的脑袋比子弹硬。
该收场了，也该到了我们新帐老帐一起算的时候了，你们不是总想和
我过意不去吗？那好，我成全你们。”说完把手一挥，几名刑事犯人
把我们几个被“矫正”的政治犯拽到前面，按在水泥地上，扒光衣
服，杨国平手持两根上万伏的电棍，刁烈、李银龙等几名警察也是各
持电棍，开始对我和刘刚、张铭、等政治犯进行疯狂的电击起来，皮
肤被电棍烧焦时发出的令难闻的气味充斥在整个监号里，久久才散
去。劳改营制造的恐怖气氛，再一次笼罩在政治犯的头顶上，使更多
的政治犯见着我们几个人退避三舍，仿佛是灾星似的，似乎随时随地
给他们带来灾难。一次唐元隽在走廊里给了我一盒罐头，这事马上反
映到政府那里，为此，唐元隽又遭到一顿暴行。

在矫正队除遭受体罚酷刑之外，又开始强迫政治犯参加超时间超强度
的体力劳动。在我们还在严管队或小号关押时，在教导队里的政治犯
就开始了没白天、没夜晚的繁忙劳动。教导队一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
方，除了早上6点到早上7点30分遭受体罚外，其余的时间除了睡觉、
吃饭、上厕所之外，全部用在劳动上。政治犯每个人收工的时间不
等，最晚的，有常常到夜里11点多钟，象60多岁的焦致军和他的搭档
（糊火柴盒两个人一组，1个人刷浆子，1个人组合。）韩炳林（沈阳
市某银行职员，因90年“6．4”期间，在北京往各处寄发要求为
“6．4”平反的信，遭到逮捕，并被北京中级法院判刑3年。）几乎
没有一天不糊到夜里十点钟以上。其他的政治犯每天糊到晚上9、10
点钟，算是平平常常的，如果要是遇到大队或中队开会，政治犯算是
倒霉透了（因为开会所耽误的时间，并不扣除劳动时间，而是延长干
活时间。），政府虽然规定政治犯的劳动时间是10个小时，但由于规
定糊火柴盒的数量，就是糊的速度最快的人，也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
完成，而且糊火柴盒的数量也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的上长，800、1
千、1千5、2千5……，无论是在三伏天里，还是在寒冷的冬天，2、
30人在夏热冬冷的屋子里，一坐一糊就是13、4个小时。刑事犯干活
超过8小时之后，还有时给一顿加班饭呢，而政治犯的劳动时间远远
超过刑事犯每天的劳动时间。每天不过就是窝头、白菜汤、萝卜汤来
度命，别说吃这点东西，一坐就是13、4个小时，就是坐几个小时也
是相当折磨人的。肖斌是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手掌就跟一个蒲扇似
的，小小的火柴盒，在他的手里根本用不上劲，他本来是一个急性的
人，在加上他以前的痔疮，由于整天坐在凳子上，干活没有多长时
间，病不仅复发，而且更加严重了，并且不断地便血，便池里几乎是
血流成河。他曾经把便血之事跟杨国平反映，杨国平说肖斌造谣，并
嘲讽肖斌说：“在北京造谣血流成河，到现在恶性不改，又跑到劳改
营来造谣，”并警告肖斌说：“你知道这样做，属于什么性质吗？说
轻了是逃避改造，严重一点说，你是反革命行为，在天安门造谣判你
10年，在监狱里造谣，轻的是加刑，重的是镇监的。”肖斌听完杨国
平的话火了：“镇监，也比这活人受死罪强。”“肖斌你说什么，还
反了你呢，去，给我坐小板凳去。”有病不仅不重视、不解决，反而
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

在89年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并被判刑最重的唐元隽，他的身由
于在看守所长期非法关押之中染上了肺结核、肝炎等疾病。在即缺少
有效的治疗，又缺少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活动，再加上“5．29”罢考
时肋骨被踹折等一些原因，他的身体现在是遭透了，经常不断地发
烧、咳血。在这多病缠身的状况下，唐元隽依然没有逃脱中共当局对
他的进一步迫害，每天劳动都差不多在13、4个小时。李维、梁立维
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在劳动时，彼此之间不准讲话，不许喝水，不许
抽烟等一系列的不允许。长时间的劳动造成很多人的睡眠出现问题。
据司伟、韩炳林等人讲：晚上睡觉几乎每天都做梦，并且梦到的总是
不停地糊火柴盒，做这样的梦，早晨起来，总是有精疲力尽的感觉。
肖斌在半夜里常常重复一句梦话：“终于又糊完一个。”从肖斌的这
句话里，不难想象他做的是什么梦。

矫正队的情况，在矫正队被强迫参加劳动的政治犯，没有休息日，管
事的刑事犯人分给政治犯糊火柴盒的材料，不是原先一捆捆整齐放好
的材料。而分到政治犯手中的材料都是相当凌乱的，等到政治犯把手
中的几千个条子（糊火柴盒用的材料）整理好，不仅要用很长的时
间，而且也破坏人的情绪。一次，李静娥发了一句牢藻：“分给刑事
犯的材料是整整齐齐的，分给政治犯的材料，为什么是乱七八糟的找
别扭怎么着。”李静娥的话刚说完，脸上就重重地挨了刑事犯一拳，
“知道是找别扭还敢吱声，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不揍在脸上，是不
是心理发痒啊。实话实说，条子是故意弄乱的，就是找别扭，有不服
气的，尽管吱声，来一个，我们陪一个，来两个陪一双，看谁能陪得
起谁。”司伟有一次痔疮疼的厉害，正赶上杨国平到劳动现场，司伟
对其说要看病，杨国平瞪着司伟说：“40多岁的人，一点规律都不
懂，你在家里隔着锅台上炕，找你们管事的去说。”说完扬长而去。
司伟转过身来对管事犯人说看病，管事的刑事犯人说：“你不是找政
府吗？还跟我们说什么，将就点吧，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瘌。屁眼烂
掉了，也没有拳头大，死不了，不算病，话又说回来，死人在这里也
不算是件新鲜事。”

随着苏共“8．19”政变的失败，监狱中管理政治犯的干部的表情，
也象霜打的茄子有些蔫了，并在几天之后，我们几个人被解除了“矫
正”。虽然，我们几个人从“监狱中的监狱”里出来，回到教导队一
中队政治犯集中的地方。但对政治犯的高压政策依然没有减轻，依然
不准政治犯之间说话，不准政治犯进行娱乐活动（即使允许的话，也
没有多余的时间。），劳动时间维持原先状态。不准看电视、没有报
纸、家里寄来的书，以及随身入监带来的书，也被狱警扣留，即不说
明理由，也不开清单，并把那些书堆在一个旮旯处，在一次下大雨，
大水涌进堆书的地方，使很多书差不多变成纸浆。每天早晨6点到早
上7点30分坐小板凳继续遭受体罚之外，其余时间统统参加劳动。即
使超长时间、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压在政治犯身上的情况下，警察还是
不断地制造恐怖气氛。在这段时间里，政治犯普遍感到有一种恐惧、
压抑的心理，并且觉得喘不过气来。

9月中旬，我母亲曲雅坤、李维母亲韩凤兰、梁立维母亲李春华一同
来探监。我看见几位老太太的脸上呈现出惊慌失措的样子（后来得
知，在接见之前，杨国平、刁烈找家里人“谈话”恐吓家里人，不要
问劳改营里有关情况，说那是机密，否则家里人走后，儿子有什后果
自负。），那次接见的时间很短（政治犯与刑事犯接见的时间不一
样。政治犯接见时间是相当的短，而刑事犯接见时间可以是一整天，
并且可以进监舍里长时间接见。但政治犯的家人是不允许的。），刁
烈说他们有事，便强行把几位母亲赶走了。每当我母亲谈探监的感受
时：总觉的蹲监坐狱的不光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当我接见回来后，把一些吃的东西，分给刘刚、张铭等人，管事的刑
事犯很快把此事告诉了杨国平。晚上9点多钟，我在劳动时，杨国平
把我找去训话，说我违反“伙吃伙喝的监狱规定”。我说：“你们安
排的管事犯人白恩才曾经说过，家里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可以分给其
他的人。”（当时我对分给他人这句话，理解成给谁都一样呢，实际
上远不是这么回事。白恩才的这句话不过是一个暗示、一个圈套。分
给他人所指的并不是政治犯，而是管事的刑事犯人。再此之前，辽宁
籍的政治犯在接见时带来的东西几乎都“分”给刑事犯人，如果分给
政治犯，显眼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我的话刚一说完，杨国平便加
大嗓门说：“在二支队，白恩才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说：
“你在一次开会时，不是说，管事的犯人是你们安排的，不听他们的
话，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吗。”“我说你这狡辩，我说你违反了监规，
就是违反了监规，你先给我写一个检讨再说。”在教导队里刑事犯人
可以相互要东西，互相在一起吃喝。白恩才和吕红军几乎是天天晚上
用警察的电炉子炒菜，在警察的办公室里伙吃伙喝。刑事犯可以勒索
政治犯的罐头、香烟等物品，政府官员视而不见、不闻不问，而政治
犯所做的事情，哪怕是难友之间的一点点人情往来，都被视为大逆不
道、违反天规地律，横加挑剔。

由于长时间的遭受迫害，政治犯体内的能量一天天被消耗，而又缺少
补充能量的东西，政治犯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天也渐渐的冷了，
干活的屋里虽说不是四面透风，但也是三面透风（干活的屋子是把一
头，西边、北边、东边有多扇玻璃残缺的窗户，还有经常不关的屋
门。）。我们这些后到劳改营的政治犯都穿着单衣服，寒风不断地从
残破的玻璃窗口刮进来，很多人的手裂成一道道口子，象被刀割似
的。尤其是靠近窗前干活的人，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干活的地方是刑
事犯安排的，政治犯一旦被安排在什么地方干活，就象板上钉钉一
样，一动不能动。谁要是提出靠窗前不能干活，就被视之为是反改造
行为，轻者是不堪入耳的叫骂声，重者是四个刑事犯把提建议的人拽
到四个刑事犯人中间，然后把中间的政治犯，你一拳他一拳的，被4
个刑事犯人来回不停地毒打，直到几个刑事犯人打得筋疲力尽为止。
“5．29”罢考被镇压之后，形成的恐怖气氛一直笼罩在政治犯的心
理。一天刘刚说：“这样下去，我们谁都难以活着出去，劳改营整我
们，我们自己不能助他们整自己。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任何人没
有权力对我们的嘴进行封锁。”刘刚的话说完不长，刘刚就被人找
去。大约过了1个小时之后，刘刚回来了，并带回一份中国政府发布
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刘刚被找走，原来是去接见家人。刘
刚家里人在探监时带进来一份《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成
了我们抗暴自救的导火索。（家属的帮助，对囚禁狱中的政治犯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1月份的某一天，刁烈在监号里给政治犯
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时，刘刚站起来说：“在一个顶多有猪
权的国度里，践踏人权的警察讲人权，那是对人权的亵渎。”刘刚又
说：“人权不是从专制的报纸里产生的，而是争取获得的，一个人不
受奴役、一个人不遭受不公正的审判、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得到保障，
这些目标的实现，绝不是靠施舍恩赐得来的，而是靠抗争实现的。”
刘刚的一番话，使刁烈感到尴尬、不知所措，目光有些发呆地望着刘
刚一直没有说什么，只是纸在他的手中发出轻轻的悉悉声响。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的那一天。在其他人还没有起
床的时候，刘刚穿好衣服，在屋里来回走动，等到教导队起床时，刘
刚把矫正队的孔险峰找回教导队一中队（劳改营为了打击与刘刚关系
密切的政治犯，把孔险峰一个人送到矫正队，以此教训孔险峰，并想
借此打击与刘刚接触的政治犯。）。刘刚回到教导队之后，政治犯已
经起床，刘刚站在屋里的前面向大家宣布说：“我决定今天绝食和罢
工，要求与辽宁省劳改局的领导进行对话，以落实人权白皮书宣布的
犯人应享有的权利政策，并要求解决下列四个问题：（一）人权白皮
书规定被判刑的人应留在当地服刑，为此，我们要求回原籍服刑；
（二）从我们到劳改营之后，几乎每天都要遭到体罚虐待，因此要求
禁止体罚虐待；（三）取消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监狱制度；（四）要
求撤换不尊重人权、不讲人道的、对政治犯长期实施暴行的杨国平等
人，并要求禁止对这次合理的抗议行为进行报复。如果大家同意我以
上提出的4点要求，请与我采取同样的行动。”刘刚的话音未落，我
和唐元隽、张铭、孔险峰等人先后响应刘刚倡导的抗议行动，参加这
次行动的还有李维、梁立维、安福兴、司伟、迟寿柱、李杰、田晓
明、李德军等3名政治犯。

抗议行动刚一开始，就上来两名着装的警察，其中一名叫陈林（此人
根本就不是警察，但穿着警服、干着警察的工作。在劳改营里有相当
多的这样“警察”。象前面提到的那个刘“事儿”。这类人多数是警
察的子弟，这类不是警察的人，为了早日获得警籍，他们在劳改营里
是不择手段地为自己创造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因此工作起来特别
“卖劲”。在监狱里的犯人对这类“警察”，总是有如鼠见猫一样的
感觉。）。两名“警察”不由分说把刘刚绑架走。眼看一场抗议行动
出现危机，然而在这关键时刻，刘刚挣脱“警察”的绑架，逃回教导
队一中队，政治犯抗争的气势顿时大增。刘刚在政治犯之中不断地穿
梭。提示政治犯预防抗议中出现的问题，并让政治犯做好应急准备。

早晨7点30分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问抗议的政
治犯是否有人跟他谈话，杨国平的用意，被刘刚当场揭穿：“你不必
煞费苦心，你们没有权力干涉我们的抗议行动。我们要求与省劳改局
领导对话，解决教导队存在的诸多践踏人权问题。”杨国平说：“管
理你们是我们的神圣的权力，就象丈夫可以任意强奸自己的妻子是丈
夫的权力一样。所以说，你们服从我的管理是你们天经地义的义
务。”杨国平话没有说，张铭就给了杨国平一句：“你无耻，中国那
条法律允许你丈夫可以强奸妻子，我郑重地告诉你，你任意强奸妻
子，也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杨国平见同时瓦解政治犯抗议行动
无法得逞、办不到。又采取另一种方式，向初次参加抗议的人施加压
力，并问他们是否自愿的，被问的政治犯不是不理睬，就是说是自愿
的。杨国平看来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我现在命令你们赶快停止反
革命行动，这里，也是你们要人权、讲人权的地方。别说，你们这些
小小的反革命，国家主席刘少奇怎么样，不是说整死就整死。”“我
告诉你杨国平，历史是公正的，并不是随着专制者的意志为转移的，
尽管你们可以胡作非为。为了结束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代，
我们将抗争到底，直到一个公正的、理性的、公民的社会建立起
来。”在刘刚与杨国平进行针锋相对的时候，刘“事儿”走进监舍，
这明显是劳改营想利用他来到教导队一中队制造恐怖气氛，以此来削
弱抗争人士的斗志。刘“事儿”刚一坐下，二郎腿还没有放好的时
候，刘刚走到刘“事儿”跟前，对大家说：“我们来的当天，有人
（指刘‘事儿’）不是说要废了我们吗，”刘刚说到这里往地上很很
地啐了一口，“呸！想废我们的人多了，也不是我们来的那天开始，
今天我不是照样地堂堂正正地站在这里吗。”刘“事儿”没等刘刚的
话说完，觉得自找没趣，往日那股丧心病狂的嚣张劲，在正义者面前
荡然无存，悄悄地从刘刚的背后灰溜溜地走了。此次的抗议行动，向
人们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无论在你面前出现的是多么凶狠残忍、霸道
专横、吃人不眨眼的家伙，如果你软弱，那么你随时随地就有可能被
侮辱、被强奸蹂躏，甚至被杀掉。然而如果你理直气壮、不屈不挠、
置生死于度外地进行持续不懈地去努力抗争，那么你就会逐渐地形成
一股自我保护的力量，你会获得你的尊严、你应有的基本权利。

当天下午，正赶上中央电视台（警察当天破天荒地把电视机打开一
天，其目的，并不是让谁看，而是想通过电视的声音，一方面干扰刘
刚的讲话，一方面也为了掩饰他们自己黔驴技穷的窘竟。）正好播放
电影《王子复仇记》，当哈姆莱特说那段著名的“生存还是毁灭”的
道白时，刘刚说：“生存还是毁灭，我们勿须考虑。为了自由，我们
何惜此身，为了人类社会的进步，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留下一
个完整的形象。”又说：“现在，也该是到了知识分子长出骨头的时
候了。”

晚上8点左右，杨国平走进教导队一中队的监号里说：“你们不是要
对话吗？”杨国平话音未落，教导队一中队的门就被踹开，随后，凌
源县第二劳改营支队长张爱笃率领几十名着装的警察杀气腾腾地闯进
监号里，坐在为他摆好的桌子前说：“我来不是和你们对话的，我是
来宣布二支队命令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布，以刘刚为首的反革命分子
在监狱里带头抗拒改造、哄监闹狱，为了稳定监内的良好秩序、打击
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为此，我宣布，把刘刚给我押下去。”随后
又把张铭、唐元隽和我本人押到小号里关押。在小号里又得知李维、
孔险峰、司伟、李杰、田晓明、李德军等九人也被押进小号。迟寿柱
因小号已押满民运人士，便把他押到了严管队与刘刚一起关押。梁立
维在押送的过程中，由于梁立维拼命挣扎，恼羞成怒的警察，把梁立
维很很地摔在马路上，脑袋磕在马路牙子上，梁立维立即昏死过去，
被送到医院抢救。刁烈为掩饰警察这一做法，说梁立维吓得心脏病复
发，自己摔倒昏迷了过去。梁立维虽然没有被送往小号或严管队，但
被送到了矫正队，仍没有免遭酷刑待遇。

在被关押进小号的当天夜里，警察再一次大规模地对政治犯大开杀
诫。政治犯被刑事犯人扒光衣服，把赤身裸体的政治犯按在冰凉骨的
水泥地上，然后警察用几根万伏的电棍，同时电击一个人的身体。在
东北11月的中旬，已经是相当寒冷的季节。尤其小号那个地方，在夏
天不穿棉衣都无法维持，何况已是冬天，小号里的温度跟冰窖没有什
么区别。

劳改营发誓要把“金刚石”碾成碎末

刘刚再一次被关押进严管队，然而，这次的押进之后，直到在我出监
前，也没有走出严管队。

当狱政科科长王银山对刘刚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就对刘刚破口大骂：
“你觉得你有个臭名，谁就不敢把你怎么样了，别忘了，这里是二支
队。老子今天就收拾、收拾你这个有名的，如果二支队没有金刚钻，
也就不揽你这个瓷器活。”刘刚打断王银山的话：“可你们揽的不是
瓷器，是金刚石。”“你真的觉得自己象金刚石一样硬吗？就算你是
金刚石，今天我也要把你碾成碎末。不把你收拾的下跪求我，从今以
后，我王银山这个科长不当了，回家抱孩子去。”在上次“5．29”
罢考抗议行动之后，狱政科在所谓的提审时，还装点门面，而这一次
不找任何借口，开门见山就对政治犯实施暴行，在这次对刘刚施暴的
过程中，刘刚全身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肩关节被扭打错位。王
银山为兑现让刘刚跪下来求饶的诺言，竟厚颜无耻地让几名警察，把
刘刚按在地上，然后，两个人踩在刘刚膝盖后面的回弯处，两个警察
抠住刘刚肩膀的锁骨往起拽，这样就使刘刚形成了下跪势，又有一个
警察把刘刚的头往下按。两个踩，两个拽，又有一个按，这就使刘刚
形成了磕头求饶势。“我就不信碾不碎你这块金刚石。”王银山对自
己创作的杰作，感到非常满意之后，就让刑事犯把刘刚拖回严管队。
刘刚在严管队里，除了持续不断地遭到毒打之外。每天早晨6点，到
晚上9点，一群刑事犯在警察的指挥下，把刘刚强行按在两根手指宽
的长条凳上进行体罚虐待。刘刚为抗议劳改营的暴行，从被关押到严
管队之后，就进行了6天绝食，严管队长李扬说：“你有本事，你就
绝，看绝坏谁。北京不是绝食吗，到头来怎么样。”

在以后的严管中，刘刚经常不断地绝食抗议劳改营队虐待政治犯的做
法。并在一些重要的日子里，如“5．4”、“6．4”、“7．1”、
“10．1”以及西方民主国家的高级官员访华时都要进行绝食纪念或
抗议。另外又不断地向民主国家首脑写公开信，敦促他们对中国政府
施加压力，释放政治犯，结束专制制度。由于刘刚在严管队里不断地
抗争，由此受到更加残酷的虐待。刑事犯经常不断地把他按在水泥地
上，进行毒打。由于这样的现象经常发生，刘刚不堪忍受毒打，在92
年4月11日的一天，跑回教导队一中队。但随即被两名巡警带着一群
刑事犯人，把刘刚拖回严管队，其后果不难设想。从刘刚通过非正常
渠道寄给妹妹刘明的信中，不难看出刘刚所面临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
……

　　刘明：

　　近日的新闻中常报道家乡发生水灾的消息，家中一切都好吗？虽
　　然我心中十分惦记，但我始终相信，经历了这场许多风风雨雨，
　　我们全家一定能在家乡人民的帮助下，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平安
　　度过这灾难的一年。更何况我们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洪水猛
　　兽！

　　暑假即将过去了，我本以为你会在暑假其间来看我，但至今都未
　　见任何消息。我见光明的日子不远了，希望你能在这短短的10个
　　月中，多多地来看我。近日与我同住一个监舍的一个自称是“不
　　怕杀头的驴”，一再扬言要不惜掉脑袋，也要致我于死地。以此
　　达到他调往他处或再减刑的目的，而他本人就在两月前，因“经
　　常主动地向政府汇报情况”而被破格减刑两年。况且我们中队在
　　3个月前，刚刚发生了犯人王维佳将另一名犯人郝戈残暴地杀
　　死，又自杀身亡的恶性事件。这种事在监狱中是不足为奇的，监
　　狱中想自杀的人大有人在，而临死之前再捞几个垫背的，那就是
　　大赚特赚了。那个自称为“驴”的家伙，以向政府提了10天的最
　　后通牒，扬言在10天后，也就是在8月16日以后，就随时准备动
　　手。面对这样的“驴”之狼，我只能是束手就范了，他毕竟是上
　　级领导特意安排与我作“伴”的，又受政府信任的人，我身无法
　　逃避，又防不胜防的，因此我希望家人过来看我，以便在那家伙
　　狗急跳墙之前，能见上家人一面。当然，我更希望政府能采取有
　　效措施，停止这种游戏和防止不测事件发生。

　　刘刚
　　94年8月8日于凌源劳改营

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刘刚在那种环境中也难免产生一种身不由己的
恐惧心理，尽管刘刚是一个意志十分坚强的人，但也难保持一点不被
恐怖气氛所左右的心理状态，而这种心态，对于我们这些被关押的政
治犯来说可以说是普遍的，政治犯毕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所不同
的是，政治犯敢于面对这样的现实，不用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去逃避。
在监狱当我们直接面对警察向我们实施有形的暴行时，我们几乎是无
所谓惧。但是，当我们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东西，在不知道什么时
候向我们侵袭的时候，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不免出现减弱，恐怖的
阴影就会在我们的脑海里萦绕。这种现象，就是常人所说的精神折
磨。因此说：对一个人采取肉体上的折磨，并不是最残忍的。而对一
个人进行精神上的折磨，那可以说是最残忍的。

在94年9月16日这一天，劳改营又突击对刘刚进行了一次大搜查，把
刘刚写的有关劳改营的“人权报告”以及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人的
公开信等几万字的书面材料统统拿走，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而且还
一方面对刘刚实施更加严厉的全天候的管理，另一方面把刘刚的细
粮、放风取消。至于以后刘刚的各方面状况如何，在我释放之后，就
无法知晓了……

强弩也要转化成之末

王银山在对唐元隽进行所谓的提审时，开门见山地说：“唐元隽我告
诉你，在89年你也许是呈一时强弩，在二支队，我要把你转化成之
末。”唐元隽不动声色地回敬王银山：“如果我成为当局射向民主事
业的强弩之末，我是会感到欣慰的。”“今天，老子让你好好地欣
慰、欣慰。”王银山话一出口，刘国东等几名警察一起动手，把唐元
隽的衣服扒光，按在地上，有的用军勾皮鞋踩在唐元隽的软肋、头
部、颈椎等要害部位，有的用军勾皮鞋照着唐元隽的身体猛踢乱踹。
以此同时，王银山大等几名警察手持电棍猛烈地电击身体孱弱多病的
唐元隽。当唐元隽身体遭到强大电流的电击下，感到全身的血液往头
上涌，心脏跳动不仅剧烈地加快，而且还往一起凝聚，头脑昏眩、呼
吸急促，仿佛生命在窒息。经过反复折磨，唐元隽的身体没有感觉
了，他昏死了过去。为了让唐元隽快点苏醒过来，警察把狱政科的窗
门大开，寒风顿时灌满全屋，侵袭大汗淋漓赤身裸体的唐元隽，王银
山见浑身打颤的唐元隽，幸灾乐祸地说：“在强大的专政面前打哆
嗦，够不够欣慰？”说完让刑事犯把赤身裸体的唐元隽拖回小号，狱
政科到小号的距离足足有一百米远。

98年民主运动期间，这位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唐元隽，由于早年
提出“扫除封建、实行民主、改造共党、建立联邦”的政治主张，以
及在89年在长春率先发难组织领导一汽两万工人上街游行、示威声援
学生爱国运动，反对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等正义行动，然而这些宪法允
许的行为，竟被当局认定犯有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
两项莫须有的罪名，遭到20年刑期的重判。然而正是由于唐元隽有深
邃的思想、勇敢的行为，将必然成为专制者迫害的对象，而且这种迫
害无论是在看守所，还是劳改营里始终没有停止过，这些现象尤其是
反映在唐元隽被单独关押后所遭到的一系列的迫害中不难看出……

附：有关唐元隽及有关民主沙龙的一些情况：

在1983年初冬的一个傍晚，我们几个不相识的人，把一个乱醉如泥瘫
在雪地上的人送回家。通过这件非常偶然的事情，我认识了唐元隽。
在回家的路上，我把醉酒人（此人文革前毕业于南京南开大学而且是
个高才生，只是在文革间说了几句话，而受到迫害，导致精神异常，
成了酒鬼。）过去的一些遭遇告诉了唐元隽。唐元隽听完我的介绍之
后，说：“他本来应该是个有所作为的人。”我说：“是令人遗
憾。”唐元隽站下来对我说：“我们不应该心安理得地生活在遗憾的
社会里。一个人因几句话，而落得一个行尸走肉的结果。一个具有理
性的人，面对着熟悉的陌生人，是不应该保持沉默的，而是应该进行
深刻的反思，检讨一下过去支配自己行为的准则。我们应该把一些志
同道合的朋友聚在一起，努力改造不公正的、不合理的社会。”

初次的相识，唐元隽的坦诚、直率、有着正义感的性格，以及富有理
想主义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次我们相识之后，，我
就开始参加唐元隽发起的民主沙龙活动。唐元隽不仅是发起人，而且
还是召集人、主持人。据参加聚会的唐元隽同学郭某某介绍说：唐元
隽在中学时期，就对卢梭契约论、洛克的自然权利学说以及国的“戊
戌变法”感兴趣，并常常流露出致力改造社会的想法。

最初的聚会地点，差不多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某某人的家
里，厂区花园的小亭处，厂房外的小树林里。采取“游击”的方式，
一方面是考虑安全问题，避免遭到象“西单民主墙”一样的镇压，当
时那一年也是中共“反精神污染”年，长春市的一名诗人曲有源因诗
的内容有异己成分，而首当其冲遭到逮捕；另一方面，没有可供我们
聚会的公共场所。我们称自己的行为是石头下的种子。刚开始聚会的
人，不是很多。每次聚会的人数，只有7、8个人左右，而且每一次聚
会出现的人都是新面孔的人多于老面孔的人。我们谈的话题，可以说
是“无主题变奏曲”如：“人大机构和党的机构谁的权力大？”、
“一个普通人从生下来到死都天然的被领导，是否能体现出在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准则”、“一个人多占公房据为己有，算不算是一种贪
污行为”、“待业与失业是否等量齐观”、以及“戊戌变法”等历史
话题。

◆1985年，唐元隽第1次提出了政治主张，其内容是“扫除封建、尊
　崇人权、实行民主、改造中国”。
◆1987年，唐元隽经历了一段长时间对社会问题进一步研究与探索，
　他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和完整。唐元隽在原有的主张础上，进一
　步地系统地提出了，并为之奋斗的政治主张：“扫除封建、实行民
　主、改造共党、建立联邦。”唐元隽在阐述其主张时说：“中国历
　史上，除了孙中山建立的短命的共和国之外，其它的历史时期，无
　论称之为什么主义的社会，那不过是专制的代名词罢了。中国封建
　社会的专制思想，一天不扫除干净，中国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就一天
　不会结束。在专制的制度下，在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现
　行的选举制度，不过是遮掩专政的美丽面纱而已。当选举与公正的
　平等的竞选规则没有任何联系的前提下，产生的，任何权力机构，
　都不具有政治的法律的合法性。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在枪杆子操纵
　下产生的权力机构，绝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权力机构。而对人民直接
　负责的权力机构，只有在人民的意志的基础上，自由选举产生的情
　况下，才能做得到。”当唐元隽谈共产党时说：“现在的共产党已
　经成了特权阶层，”并尖锐地指出：“一个政党如果不受任何法律
　制约，而成为执政当时，那无疑是腐败、暴政的开始或延续。为了
　结束这种现象，必须改变由法律强行制定的特权地位，改造成为议
　会党。也就是说，政党的执政地位，应该是由自由的公正的民主选
　举的程序来决定。”谈到末句时，唐元隽说：“考虑到中国的具体
　状，如地区之间的差别，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历史遗留下来的台
　湾、香港、澳门等问题。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单一制的
　体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建立联邦政体，我
　认为联邦的方式，即可以解决上述问题，也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当唐元隽阐述他的政治主张的同时，又强调了一点：“这些主张是
　我奋斗的目标，但我声明一下，支配我实现目标的原则是理性、和
　平、非暴力的。”
◆1987年、唐元隽发起的“民主沙龙聚会”有了长足的发展。每次聚
　会的人不仅能保持老面孔，而且还不断地有新面孔转成老面孔的趋
　势，聚会的人数有时多达6、70人。在这一年里，李维也开始了与
　我们共同聚会，聚会的气氛越来越富有生机和朝气。聚会的人一多
　产生的想法就自然地多了起来，为了能让聚会的人充分表达自己的
　思想。唐元隽建议办一份刊物，我们把刊物的名称定为《解剖》。
　然而也正是这一年，我们的行为引起了当局的注意（正如后来对我
　们提审时，办案人员所讲：“87年没抓你们，就算便宜了你
　们。”），并派了一个内线混进我们的聚会，搞起特务活动来。
◆1988年以后，我们的聚会已经是公开化了，夏天的时候，唐元隽建
　议把我们的聚会的情况，通报给当时任长春市第汽车厂党委书记李
　玉堂，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并能提供聚会的公共场所。当唐元隽
　把建议对李玉堂说完之后，李表示说：“青年关心国家大事，是件
　好事，应该给予支持。”（但在89年“6．4”之后，李矢口否认此
　事。）
◆1989年春中国北京发生学生运动后，唐元隽在长春第一汽车厂率先
　发难，组织长春一汽上万工人的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运动。当
　局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发生“6．4”流血事件后，唐元隽并未因此
　而畏惧，这位已被工人称之为工人领袖的唐元隽，在6月6日再次组
　织长春一汽上万工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镇压民主运动，在游行过
　程中唐元隽走在队伍的前面。随着当局镇压民主运动范围的扩大，
　唐元隽于1989年6月10日在长春家中遭到长春市公安局逮捕。
◆1990年11月27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唐元隽犯有反革命集团
　罪、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并被当厅宣判20年徒刑、剥夺政治权
　利5年。在法庭上，唐元隽用现行的法律条款，在为自己进行无罪
　辩护的过程中，不是受到公诉人侯书志野蛮无理的打断：“你说无
　罪，难道是省市委领导的决定错了吗？”就是受到审判长杨守易的
　不断干扰：“唐元隽你不能少说两句吗？”
◆1991年4月7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驳回唐元隽等人的上诉，并问唐
　元隽最后还有什么话可说。唐元隽说：“对我们的审判是不公正
　的，是无视、践踏人权的一种野蛮的行为。”
◆1991年4月19日，唐元隽等人遭到被“流放”。4月22日被“流放”
　到千里迢迢之外的辽宁省凌源县一处偏僻的劳改营里，开始了长期
　遭受迫害的劳改营中的生活。唐元隽在劳改营里长期坚持自己无
　罪，并在狱中多次绝食抗议对他的迫害，即使在及艰难的环境下，
　唐元隽在每年的“6．4”里，都要采取绝食的方式，以此纪念那些
　为民主事业而献身的烈士们。

由于长期的狱中生活，现在的唐元隽已是多病缠身，如患有肺结核、
肝炎等病。而劳改营对唐元隽的病，不仅不进行有效的治疗，而且根
本不承认唐元隽有病。唐元隽现在的病，靠家里接见或寄来的药来维
持。

附：民主沙龙成员遭到逮捕或被判刑的人员的名单：

◆唐元隽：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改装厂工程师，被以反革命集团罪、
　反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刑20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
◆李维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发动机厂工人，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反
　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刑13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冷万宝：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发动机工人，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反
　革命煽动罪两项罪名判8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3年；
◆李忠民：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少年宫老师，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判刑
　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梁立维：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热力厂工程师，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
　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以下人员被关押1年到几个月：

◆王功权：原省委宣传部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押半年；
◆黄学锋：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外经处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
　押半年；
◆林语行：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轿车厂工人，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
　押半年；
◆吕忠良：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工具厂干部，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
　押半年；
◆董梦祥：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设备厂工人，在长春市铁北看守所关
　押1年零10天；
◆张  义：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工具厂工人，在汽车厂大广收容所关
　押4个月；
◆隋  东：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散热器厂工人，在长春市南关区看守
　所关押近1年；
◆张小磊：女、原长春市第一汽车厂基建处干部被多次传讯，并长时
　间不给长工资，被迫外出谋生；

上述未判刑的人大部分被迫离开原单位，到别处去谋生。然而我所不
熟悉的成员或其他被拘捕的人员到底有多些，目前，我还没有搞清
楚。

撞南墙也不回头

在当天遭到镇压受到暴行之后的第2天、第3天，我和孔险峰继续坚持
绝食。一方面要求解决我们所提出的4点要求，一方面抗议监狱对政
治犯实施的暴行。

第3天晚上，我被带到狱政科进行所谓的夜审。杨国平对我说：“你
们也太天真了，不知天高地厚。也不搬鞋底照一下，还要和首长对
话，吃一百个豆还不知腥味。在天安门广场，不是有人嚷着要和首长
对话吗，”杨国平说道这里“哼”了一声，又说：“对话，对你们只
有子弹、电棍、脚镣。”说到这里，停顿一下，“我看你还是现实一
点，停止绝食。与人民政府合作，是你唯一的一条路。”我说：“除
非我们所说的四点要求，得到解决。”杨国平听完这话，对我说：
“你不撞南墙，不回头。”我告诉杨国平：“就是撞南墙，也不回
头。把墙拆了，继续走。”杨国平气得嘴直打哆嗦，说了一句：“你
拆，你拆。”就不说话了。坐在一旁的的狱政科之一科长杨保玺装摸
做样地问：“你为什么不吃饭？”“抗议你们的暴行。”杨保玺眼睛
发直地盯着我一会说：“少跟他废话，给我灌。”在一旁的狱政科的
一般干部李扬（不久被提升为狱政科科长）把手一挥，一群刑事犯冲
进夜审室。李扬、杨保玺、杨国平、刘国东伙同杨立军、郝玉国、盖
某某等一群刑事犯对进行灌胃。在灌胃的过程中，这些人各显神通，
搬脑袋的、扭拉胳膊的、拽腿的，当时的感受，就觉得战国的商鞅变
法失败被车裂时，大概也不过如此吧！刑事犯郝玉国用大拇指和食指
形成八字，抠住我的脸腮处，企图让我的嘴张开，另一只手拿着一把
螺丝刀去撬我的牙。等到撬开一条牙缝后，用一个小千斤顶似的东
西，伸进螺丝刀撬开的牙缝中，然后小千斤顶一压一压，把牙缝顶开
一个大口，再把一跟又长又脏用来灌完孔险峰的一根食指粗的塑料
管，从我的嗓眼插进我的胃里，胃里顿时如翻浆倒海一般，引起了强
烈的反应。胃中突然插进一根与胃中不相容的东西，胃很自然地进行
反抗，尽管胃里没有什么食品之类的东西，但还是从胃里不断地反上
来一口口酸楚苦涩的黄水。尽管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把管拔出。这些
共产党员确实不愧是党多年培养教育出来的铁石心肠的人，真是特殊
材料造成的，面对着惨遭迫害的场面，硬是脸不变色、心不跳。李扬
说：“你不是有本事绝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本事制服你。你不信，你
就较量、较量，你绝，我们是求之不得，你绝吧，你绝的时间越久，
我们的酒钱还省下来了。”（晚上收拾人，给加班费，有了加班费，
酒钱就自然就省下来了。）每灌一勺玉米面粥，我差不多就吐两勺
──一勺玉米粥、一勺酸水。吐出来的东西，全部吐在我身上（身体
是向后仰着），上身穿的衣服的前面差不多湿透了。这样的灌吐方式
大约进行了30分钟左右。李扬让刑事犯把我拖出去，让我“消化、消
化”，我被灌的米面粥，是赶着灌，赶着往出吐，不仅灌的玉米面粥
全部吐出，而且还把胃里的一些东西全部吐出。“消化、消化”，天
知道警察让我消化什么。从楼上被拖到楼下，几个刑事犯拖着我在寒
风凛冽的监院里不停地“消化”了20分钟左右，又被拖到楼上的夜审
室。“怎么样，这回不绝了吧？”李扬问。“除非，我们所提的四点
要求，得到解决，否则的话，我决不停止绝食。”“既然这样，那我
们只好是请‘仙’请到底，送神送到肌底了。”李扬手一挥，“继
续”，说完点着一只烟，坐在旁边。这回我被灌的时候，这群人没有
象第1次那样费劲地灌我。3天水米未进，3天里多次遭到摧残，再加
上我拼命地反抗对我进行及其残忍的灌胃行为，我已经是精疲力尽
了。我除了急促的喘息之外，身上是一丝力气也没有了。在第2次插
管灌胃之后，喉管随即反上来的是咸滋滋的东西。刑事犯盖某某对李
扬说：“不知道是胃壁，还是食管什么地方插破了，怎么办？”李扬
毫不犹豫地说：“死不了，自作自受，继。”我被“继续”了一阵灌
一勺，吐两勺的重复之后，又被拖下楼，在监院里被拖着“消化”几
圈之后，便又把我塞回小号。在小号里，我要求把灌胃时吐在身上湿
透的衣服拿出去凉一凉时，当即遭到看管小号的名义“警察”的谩
骂：“没ＸＸ，找茄子拎，活该。”（名义“警察”是指穿着警服、
干着警察工作，实际上是工人编制的一些人。在劳改营中有许多不是
警察，而干警察差事的人员。这些人多数都与劳改营里工作的警察，
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他们既没有受过警校教育，也没有受过监狱
的培训。这些人多数靠老子在警察系统中的权势，在社会上就横行霸
道、鱼肉乡里。这些人一旦做警察工作，做起事来真是如鱼得水、有
恃无恐、肆无忌惮。警察的工作对他们来说，除了收拾人之外，其他
方面就不知道干什么事情。在劳改营里的犯人，没有几个犯人不怕他
们的。如平时，在门口放风的刑事犯一见他们的影子，就望风而逃。
他们在监院里一出现，监院里没有犯人敢走动。劳改营让这些人负责
看管小号，关押在小号里的人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在当时那种
情况下，衣服就是能拿出去凉一凉的话，我也没有力气能把衣服脱下
来。两个多小时惨无人道的折磨与摧残，已经使我有些昏昏然了，我
合衣倒在铺在水泥板上薄薄一层的褥子上。只是到了第2天早上，小
号的铁门被踢得震山响时，我才被惊醒。我醒了，但没有起来。我感
觉周身冷的直打冷颤，我发起了高烧，瘫在水泥地板上的薄褥子上，
门被打开进来1名刑事犯（在小号里看押政治犯的既有名义“警
察”，又有刑事犯人，每班有3名名义“警察”、3名刑事犯人组
成。），刑事犯人进到小号里，把我的被子拽出小号（被子白天不准
许放在小号里，无论是天气多么寒冷，还是被关押的人有什么
病。），又进来1名刑事犯把我拽起来。当刑事犯拽我左胳膊时，我
就觉得胳膊被猛烈地电击一下，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去摸我的左胳
膊，发现胳膊肿得跟腿差不多一样粗，并且在左胳膊肘关节处一块骨
头明显地支了出来。我意识到昨天夜里，在对我进行灌胃时，左胳膊
肘被再次扭拉脱臼（绝食罢工当天被镇压时，我被两名警察从监号背
扭着胳膊架出，在下楼梯时身体悬空，导致背扭着的左胳膊肘关节脱
臼，当晚姓郭的院长找人给我推上。）。当我要求治疗时，劳改营里
的警察再没有任何反应。多次的要求，只有一次得到了李扬的答复：
“伤筋动骨100天就好了。”由于胳膊肘关节脱臼一直没有得到治
疗。致使胳膊肘韧带严重损坏，造成今天的习惯性脱臼。1个人仅仅
是因为使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仅仅是在狱外提出取消经济上的双
轨制，建立市场经济；仅仅是提出“人民代表大会”与共产党，那一
个是最高权力机构，要求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名副其实的最高地位
的想法；仅仅是倡导建立一个理性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法治的公民社
会；仅仅是不愿助纣为虐、3次组织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人游行
示威，反对流血、反对屠杀、反对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行为；仅仅是
因为与朋友聚会关注国家、社会的原故；仅仅……这些就被认定犯有
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煽动罪，而遭到判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并且又成为长期被继续被迫害的对象。试问：中国的法治何在！人道
何在！！公正何在！！！

骨头硬  铁拳硬

疯狂的镇压并没有摧毁政治犯抗暴的决心。王银山在对李维进行所谓
的提审时说：“李维，本政府今天第1件事，就是命令你低头认
罪。”“你没有权利让我认罪。再说，我何罪之有，有罪的是你们这
些任意违法、践踏人权、助纣为虐的家伙们。”对王银山的恐吓，李
维毫无畏惧地与之应战。王银山见李维反唇相斥，便恼羞成怒：“你
还嘴硬。看你骨头硬，还是政府的铁拳硬？贱货。”在大骂一句之
后，就操起电棍，照李维劈头盖脸的砸去，在一旁助阵的警察一哄而
上，用拳头、皮鞋、电棍，对李维进行长时间的惨无人道的殴打与摧
残，然后由刑事犯把李维拖回销小号。12份的一天，李维被关押的小
号里漏水，李维喊人没有人管。到晚上刑事犯打开小号门往里送被子
时，小号已成水牢。水泥地板上都是水，铺在水泥地板上的褥子成了
水垫子了。李维趁开门之机，挤出小号，要求离开水牢。“警察”刘
“事儿”说：“反了你，你要越狱怎么。”话出手到，李维顿时眼冒
金星，随后上来几个刑事犯对李维猛踢之后，刘“事儿”说：“把他
赶回去，不进去往里拖，我不信制服不了你。”在李维遭毒打时。政
治犯敲击小号的铁门，呼喊着：“反对虐待李维，停止实施暴行。”
刘“事儿”不但对政治犯的抗议置若罔闻，且下令不让刑事犯把政治
犯盖的被子送进小号里（小号里每天起床之后，被子就被刑事犯抢
走，晚上睡觉时，再拿进小号里。）。那一天，李维不仅在水牢里住
了一宿，而且其他抗议刘“事儿”的政治犯，由于睡觉没有盖被子，
足足冻了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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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我和唐元隽、李维、梁立维
　　在89年民主运动期间撰写的一些呼吁书

　　《告车城人民书》

　　近几日的情况，各位有目共睹，难道我们还要“理智”的观望
　　吗？！难道学生们不惜生命，我们还要无声无息吗？！难到一个
　　有良心的中国人还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有“秩序”地倒下去
　　吗？！（几十个倒下去了，数百个倒下去了，上千个倒下去了
　　……）难道还要让没有倒下去的同学继续倒下去吗？！不！车城
　　不能在沉默了，朋友们，真正到了该行动的时候了。学生为了什
　　么？！爱国无罪！民主无罪！我们并不主张罢工，白班的朋友下
　　班后，少休息一会儿，夜班的朋友早起一会儿，利用休息时间声
　　援北京的学生们。

　　为了让学生们少倒下一个，为了祖国，朋友们，行动起来吧！

　　由此愿的朋友，请于19日晚5点到一号门集合，共同前望人民广
　　场，声援北京学生。

　　一汽声援团
　　1989年5月18日

　　《海报》

　　职工同志们：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官倒不除，国无宁日！腐败不去，人民倒
　　悬！民主救国，工人阶级责无旁贷！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民主
　　运动，兹决定五月19日下午5点，在汽车厂一号门前，发起集会
　　游行，望有爱国之心的职工，踊跃参加。参加集会游行的各单
　　位，推举几名代表，便于会场联系和组织。

　　一汽声援团
　　1989年5月19日

　　《急告车城人民书》

　　6月4日，惨无人寰灭绝人性的惨案，在举世睹目的北京城中发生
　　了。北京在流血，眼泪和愤怒已无济于事。反动政府已把我们的
　　同胞当做任意宰割的羔羊。车城的同胞们，难道北京人民的鲜
　　血，还不能唤醒我们吗？！政府的流氓和卑鄙，法西斯的暴行，
　　已经让我们再不能容忍了。1分钟的沉默，就会有上千人流血，
　　血！血！！血！！！

　　同胞们起来吧！反对暴政！反对流血！！反对屠杀！！！

　　一汽工人号召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迅速行动起来，举行总罢工。

　　一汽工人决定于6月6日晚4点40分举行“抗议暴政”游行。希望
　　长春市的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一起投入到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中
　　来。起来吧，长春市的工人阶级！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
　　昌，逆之则亡！

　　一汽工人声援团
　　1989年6月5日急草

　　《募捐爱国学生倡议书》

　　星转斗移，日月沉沦，可我们的同学还忍受着风雨冷热的摧残，
　　在为祖国的命运奔波着。同学们的爱国之心在燃烧，他们的热量
　　在祖国的大地上扩散，他们的希望之光正在照耀着共和国的天
　　空。然而，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他们饥肠辘辘，病魔缠绕他们。
　　同学们为了整个人民，不惜生命，不顾身体。他们的健康在一天
　　天衰退，他们的生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难道我们能眼睁睁的看
　　着他们象流星一样陨落吗？难道我们能让未来成为洪荒远古吗？
　　不！我们作为国家的主人能冷眼旁观看世界吗？不！不会的，我
　　们敬请工

　　人兄弟们，慷慨解囊，拯救我们的同学，我们的未来……

　　主人们，请伸出你们的手来！

　　一汽职工
　　1989年5月18日

　　《致车城同胞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车城同胞们：

　　卢梭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
　　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的一切的主人，反而比其他更是奴
　　隶。”

　　当我说卢梭先生的这段话，仍然是恰如其分地概括出我们今天的
　　状况时，那些曾经并且现在依然是被冠之为“主人翁”的人们，
　　一定会认为我是在蛊惑人心或是妖言惑众。但是我想，人们如果
　　抛弃现成的陈腐的答案，用理性的思维，冷静地思考一下所走过
　　的人生之路以及所经历过的种种史无前例的破天荒的不幸的灾难
　　和悲剧时，人们将不仅不会认为我所说过的话是言过其辞，而且
　　还会在自己反思之后,得出“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
　　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鲁迅语）。中国人的大脑不过是独夫
　　的跑马场，中国人的生命不过是那些自以为是“伟大”、“英
　　明”、“巨人”的专制者的影子或木偶这样的结论而感到惊心动
　　魄，并且还会有一种被侮辱被迫害过的感觉，在人们的胸膛里冲
　　撞。

　　我们生活在拥有宪法的时代，然而宪法赋予我们的基本权利有那
　　一天兑现过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宪法
　　第2条）的形象，在我们享有的过程中，在其结果这面镜子面前
　　显得是那样的暗淡无光和自形惭愧、无地自容。言论自由不过是
　　上到国家主席、元帅，下到一文不值的知识分子或普通人的“掘
　　墓人”。结社、游行、示威等权利不过是打手手中的大棒或刽子
　　手枪膛中的子弹……这就是赋予我们基本权利的宪法，一部在海
　　壬（荷马史诗中的女妖，其常用歌声诱人上钩然后把人吃掉）美
　　妙歌声中诞生的宪法，对我们具有服用可卡因效应的宪法，这部
　　宪法就象独眼的山洞巨人吕波斐摩斯（荷马诗中人物）对没有任
　　何权利的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虎视耽耽，而对无视、藐视、践踏我
　　们人权的特权阶层的腐败、谋杀、掠夺以及一切的肮脏行为不仅
　　袖手旁观无动于衷，而且还往往赋予神圣的革命名义加以歌功颂
　　德。这个特权阶层就是用美妙的歌声诱噬生命的海壬，这个特权
　　阶层就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约而又受自制法律保护的贩卖可卡因的
　　犯罪集团。──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宪法，一部反反复复导演《悲
　　惨世界》以及《狼和羊》剧目的宪法。

　　我认为，我们国家今天这样的现状，就是我们众多的人们在美妙
　　的歌声中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天赋的人权造成的。今天，我们应
　　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现实，我们放弃自己的人权，就是放
　　弃自己做人的资格，就是放弃人类的权利，就是放弃自己的义
　　务，甚至就是犯罪，我们的犯罪就是特权阶层的土壤，我们的犯
　　罪开始就是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作为羔羊拱手让给刽子手任意宰割
　　的开始。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什么神仙皇帝”，
　　拯救我们免于因行使公民基本自由权利
　　或在不知为什么的情况下而带来的不幸或灾难的，
　　只有我们自己努力才能争取获得到。
　　因此为了世界的和平、人类的福祉与繁荣，
　　也是为了我们个人挣脱精神枷锁获得自由的原故，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尽全力而努力奋斗！

　　最后，我想说一句，尽管我们追求的目标，道路是崎岖、坎坷、
　　困难重重。但是，我们坚信，只要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时
　　时刻刻地在我们的行为中体现出来，那么在我们的国家里拥有尊
　　严、平等、自由的这一天，必将到来！

　　人民争取人权、民主、自由的正义事业万岁！

　　此致！

　　韩流（冷万宝）
　　1989年5月于子夜

花样百出的报复和百折不挠的抗争

警察为了报复政治犯对他们违法的抗议，不断变换花样对政治犯进行
折磨。警察指使刑事犯把警察值班室里的炉子的拐脖添满，让炉子烧
不起来，并不断地往外冒烟，所有小号里被灌满了呛人的煤烟，政治
犯常常咳嗽的上气不接下气，几乎窒息。我们常常谴责他们这种行为
跟日本鬼子的731部队一样歹毒，是在把我们当做“马路大”（实验
品）和德国的法西斯一样，是在给政治犯制造毒气室。

12月份的一天，张铭发高烧，要热水喝，警察、刑事犯不给。张铭就
不断地敲打小号的铁门要水喝，刑事犯吕奉刚打开小号的门（按规定
刑事犯是不允许私自开门的）闯了进去，对张铭大打出手，又用双手
掐住张铭的脖子。各号的政治犯齐声敲打小号的铁门。王银山很快来
到小号，开口就骂：“X你们妈的，想暴动啊。”政治犯高喊：“严
惩打人凶手。”“我们要求保障生存权。”尽管我们的做法是与虎谋
皮，但是，只要我们的生命还存在，面对暴力、面对专政一天，我们
就要抗争一天，直到获得自由。92年1月1日，被关押在小号里的全体
政治犯又开始了集体绝食，抗议监狱对我们进行长期的迫害，并要求
严惩实施酷刑的凶手，要求回原籍监狱。张铭在小号的铁门上，用卫
生纸撕成条拼成一首思念家乡的短诗，被李知道后，把张铭从小号里
拽出来，让刑事犯把张铭的衣服扒光，让张铭赤身裸体地站在寒冷的
小号外，然后，李扬亲自动手收拾张铭并骂张铭：“敢在老子管辖的
地方，借诗抒发反革命思想。我看你他妈的是活腻了，活腻了也不找
个时间，敢在大过节里，跟老子找茬，耽误老子喝酒，真是胆大包
天。你他妈的，给我在这里老老实实地站着，等我回去，喝完酒再来
收拾你。”说完又冲着小号里的政治犯骂喊到：“有种，你们就他妈
的绝，你们能豁出去死，我们还豁不出去埋。死一个，埋一个。死两
个，埋一双。你们他妈的这些臭虫、烂虾、破蒜、小丑，死了，国家
到干净。他们不是不吃吗，把那些吃的东西，都给我倒进猪圈里，养
猪还能解馋。养你们白浪费粮食。我就不信，在这个地球上，少了你
们这些害人精，地球他妈的，还不转了。”说完把张铭一个人赤身裸
体地扔在寒冷的小号外，扬长喝酒去了。在寒冷的小号外，张铭足足
冻了3个小时之久。残忍的、没有人性的镇压，并没有使政治犯屈
服，反而使政治犯更加坚定信心，与之抗争下去。

在关押小号2个多月后的一天，狱政科另一名科长栾照荣（此人92年5
月份以后任教导队的大队长）对我说：“我们承认你们多年在头脑中
形成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能造过来的，考虑到这一原因，我们决定
解除你的小号禁闭。”

在劳改营二支队被禁闭关押的人，在不认罪、不认错的情况下，而被
解除小号关押，这还是尚属首例。尽管这次抗暴自救的过程中，政治
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在政治

上终于给了这个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改
营的狱政管理制度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里，说一不二的警察受到了
人类尊严的挑战。并且也让警察感受到一切以自己意志（特别是专横
霸道、野蛮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

在这次抗暴自救过程中，所提出的4点要求，除了回原籍这一点之
外，其他的3点要求都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刑事犯管理政治犯的制度
暂时结束；劳动的时间缩短了；可以看电视新闻、报纸了；杨国平不
久也调出了教导队。

这一次的抗暴自救的行为，不仅打破了警察制造恐怖气氛的器焰嚣张
的思想，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道理：对待野蛮、专横、霸道哀求叩首，
只能助长野蛮、专横、霸道的威风。要使不可一世的野蛮、专横、霸
道垮台或者有所收敛，有效的方法，只能是抗争、抗争、再抗争。理
性的非暴力的抗争是被迫害者、被奴役者自我拯救、获得自由的最佳
的选择。

从“11．15”抗暴自救事件之后，对政治犯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虐待不
见了，但是对一些人的迫害依然是断断续续地没有停止过。

刘刚在其他政治犯解除了小号或严管之后，唯独没有解除对他的严
管，而是被单独地把刘刚关押在严管队，依然受刑事犯管理。

92年初的一天，王银山对刘刚向法院起诉其迫害政治犯一事，深感恼
火。为此事，王银山在严管队的走廊处把刘刚毒打一顿，并同时威胁
刘刚说：“你告一次，我就收拾你一次。你以为法院是为你开的，不
信你就告。”刘刚在遭到警察任意毒打的同时，还经常遭到刑事犯人
张悦、胡伟等人的毒打。刘刚为了不堪忍受对他实施的虐待，他于92
年4月11日跑回教导队，但随后被一群刑事犯和警察拖了回去。从此
受到更加严厉的看管，没有放风时间，伙食经常遭到克扣，来往的家
信被中断，家属的探监被取消（只是93年3月份，美国记者到凌源视
察时，刘刚才得以见其弟刘勇一面。）

刘刚被拖走之后，唐元隽、张铭等人找杨国平等人要求刘刚回到教导
队，遭到拒绝。

随后，唐元隽起草一份要求刘刚回到教导队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上签
字的有唐元隽、冷万宝、安福兴、张铭、李维、梁立维、孔险峰、李
静娥、田小明、司伟、李杰、迟寿柱、全利等人。请愿书递交之后，
劳改营不予理睬。

在劳改营里明文规定，允许被关押的人，可以发挥自己的技术特长。
张铭正好是学习汽车专业的，并以其理由，要求下车间干活，但教导
队的警察却要他糊火柴，张铭申辩了两句，于是杨国平脑羞成怒（恼
羞成怒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张铭在11月15日对他的怒斥的报
复），用上万伏的电棍，电击张铭。杨国平一边电一边恶很很地说：
“这里是二支队，如果你提要求就得到满足，那我的面子往那里放。
在这里，想要尊严，我给你，你有。不给你，你连狗都不如。”把张
铭毒打教训一顿之后，便让跟政府合作的人监视张铭，并不允许别的
政治犯接触张铭。当我的知张铭遭到毒打后，和司伟一起去看望张
铭。我们和张铭刚谈几句，就被杨国平找去威胁一番并禁止们和张铭
接触，否则后果自负。我当时没有理会这一套，依然和张铭接触，并
鼓动孔险峰、李杰等人和张铭接触，直到禁止其他政治犯与张铭接触
之事不了了之。

92年4月5日，李维因反对无端增加糊火柴盒的数量，拒绝糊增加的数
量，而被送到矫正队“矫正”，直到5月1日前夕，政治犯联名要求解
除李维的“矫正”，李维才得以重新回到教导队一中队。

92年10月中共召开“14大”前，劳营为了瓦解政治犯在召开过程中准
备采取绝食请愿活动，为此，在10月9日把唐元隽调往五大队单独关
押。我们为唐元隽被强行调走一事，深感愤慨与不满时，安福兴又被
强行调往八大队。与此同时，九大队（原教导队现已改为九大队，其
目的是想把政治犯混为一般的刑事犯。）大队长栾照荣又把我找去并
说准备把调到病号队（由于我在劳改营里长时间遭受虐待与迫害，使
我的身体受到严重的损害：（一）左胳膊肘被扭拉脱臼，由于得不到
治疗，韧带损坏，至今已成习惯性脱臼；（二）左腿在看守所时就开
始出现肌肉萎缩，到凌源劳改营之后，不仅得不到治疗，反而倍受摧
残，致使左腿肌肉更加萎缩，膝盖周围长期痛肿；（三）颈椎、后脑
部分在91年的两次事件的过程中，由于警察皮鞋的踢踹受到严重损
坏，不仅造成颈椎、脖颈、左脑下部等处疼痛不断，而且还常常导致
两只胳膊过电般的酸痛麻木，92年底犯医王建成给我拍一张片子，说
左脑下部有异物，当时我怀疑是损伤后形成的血块，后刁烈告诉我是
长一个瘤，但我怀疑刁烈说的是谎话；（四）由于长时间坐在冰凉的
水泥地板或小板凳遭受体罚，以及长时期得不到洗澡的原故，造成肛
瘘疾病。由于以上多病缠身之故，致使我在92年8月间就丧失了劳动
能力。）当时，我听栾照荣借口我有病把我调到病号队时，我态度强
硬地对栾说：“如果把我送到‘细菌室’（病号队里住着的不是残废
犯人，就是传染病犯人，并且都挤在一间屋子里。无论是病人，还是
其他的犯人，甚至连警察都称病号队那个地方是“细菌室”。）我将
以死进行抗争。把多病缠身的我送到那里，无疑是置于我死地，既然
是一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栾照荣就放弃了这个打算。尽管唐
元隽被调走了，但依然有几名政治犯在中共召开会议之际，进行了绝
食请愿，并要求：（一）释放政治犯；（二）要求回原籍；（三）结
束刘刚、唐元隽等人的单独关押；（四）要求保障政治犯的身体健康
（其中包含两项内容：Ａ、解决政治犯治病问题；Ｂ、改善政治犯的
伙食问题。）我和李维、迟寿柱、田晓明等人绝食2天，但劳改营无
视政治犯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

唐元隽单独关押之后，依然没有放弃在中共开会之际的绝食斗争，唐
元隽的绝食同样遭到的不理睬。唐元隽的单独关押，对他来说，完全
倒退“11．15”事件之前的状态，恢复刑事犯对唐元隽的管理。在五
大队里唐元隽成年累月地出工加班，每天劳动时间达10个小时以上，
并且是常常晚上出工干活，直到第2天早上收工。在收工回来路过一
道监狱大门时（监舍与出工地方中间隔道高墙电网。），常常遭到直
属队犯人，以及站在门口的朱小林等警察的刁难，强行对唐元隽进行
灌输犯罪意识（背诵《罪犯改造行为规范》），每当唐元隽拒绝“洗
脑”时，就遭到毒打、电棍电击。然后又有几名犯人按着唐元隽的脑
袋，让唐元隽头朝下弯腰撅者，一撅就是1个小时。这种非人道的现
象，一直持续到94年3月份，5名美国记者到凌源劳改营之后，唐元隽
的情况才有所好转。

92年11月1日，唐元隽回到九大队一中队找我借书看（唐元隽被单独
关押临走时，九大队一中队队长张某某再三对唐元隽说：“你有什么
事情可以随时回来办理。”），我还没有把唐元隽要看的书找出来，
狱政科科长杨保玺、狱警朱小林率领一群刑事犯人闯进九大队一中队
第二监舍，杨保玺进屋二话没说，就给了唐元隽几个大耳光，朱小林
也不断地踢踹唐元隽的腿部、生殖器部位。屋内的政治犯见警察伙同
刑事犯人对多病的唐元隽实施暴行，一起冲上去，把唐元隽围在中
间，想制止暴行。然而政治犯的义举，让杨保玺等人恼羞成怒，对帮
助唐元隽的政治犯打大出手，而且还在事后，对政治犯采取了报复行
为，当天把唐元隽、迟寿柱关押到冰冷的小号里。把李静娥关押到矫
正队进行“矫正”，一直关押到93年1月19，也就是说关押到李静娥
出监的那一天，。李杰一方面坐小板凳遭受体罚，一方面又恢复了10
多个小时的劳动。我和李维被禁止放风。

随着不断报复的开始，政治犯在91年11月15日通过抗暴自救所得到的
一些改善，在渐渐地被劳改营剥夺。刑事犯的魔爪也在渐渐地伸到政
治犯所在的领域，并不断的对政治犯实施暴行。

92年8月的一天，因刑事犯克扣政治犯的囚粮，肖斌找说理，被吕洪
军把1只眼睛打成“熊猫眼”。92年10月的一天，吕洪军对司伟大打
出手，致使司伟全身有明显的青肿创伤。94年7月的一天吕洪军闯进
李杰住的监舍里对李杰拳脚相加，矫正队刑事犯人王伟、庞宪文、姜
洪伟等一群刑事犯见吕洪军1个人打李杰觉得不过瘾，便蜂拥进李杰
住的监舍内，与吕洪军一起对李杰施暴，致使李杰被打昏死过去，当
有些政治犯如迟寿柱上前阻止时，也随即遭到孙权的毒打。事后当
天，数名政治犯起草一份指控书，控告刑事犯违法行凶的行为并要求
惩罚打人凶手，保障政治犯的人身安全，要求不准刑事犯插手政治犯
的一切日常事务，更不准出现虐待政治犯的行为。教导大队的大队长
栾照荣接到控告书之后，不仅不给转往法院，反而随即撕掉，并扬言
如果把事情扩打下去，把你们拆散全分到刑犯大队去。政治犯对栾照
荣所做出的恐吓及对刑事犯采取纵容的做法，深感愤慨，并对此举行
集体绝食抗议活动。住在楼上的刘刚（93年4月搬到所谓的“暴乱
楼”并住在5楼的严管队里，我和其他的政治犯与矫正队的刑事犯人
同住在4楼）闻讯后，乘人不备跑到楼下绝食助阵，但不久就被拖回
严管队。两天的绝食抗议活动在劳改营里没人理睬，在绝食的过程
中，赵军路发现住劳改营的检察官在楼下溜达并告诉了李杰。李杰跑
到楼下对检察官述说此事时，但检察官一甩袖子走了，对此事根本就
不过问，可见劳改营设立检察机关，不过是个“花瓶”作点图有虚名
的点缀而已。

在这次抗暴时间之后，九大队一中队又开始恢复了以往的状态，楼梯
口处的大铁门1天24小时几乎紧锁着，钥匙由刑事犯掌管，刑事犯可
以自由出入。九大队一中队又开始恢复了刑事犯的管理，在刑事犯管
理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出现刑事犯随意毒打政治犯的现象。一天刑
事犯孙权说迟寿柱用不好的目光瞅了他一眼，随即对迟寿柱一顿拳打
脚踢。刑事犯王伟在94年3月初的一天，对赵军路做下流动作，赵要
告王，王反而危胁赵：“我无期徒刑怕你，惹急了我，我宰了你。”
赵军路把此时反映上去，上面反指责赵军路有问题。赵军路一之下心
脏病复发，昏了过去。在九大队的监道处经常有几名刑事犯来回不断
往关押政治犯的监舍里窥视政治犯的一举一动，或者有时开门闯进监
舍骚扰政治犯的正常生活。刑事犯不断的肆无忌惮的行为，对政治犯
无论是对生命、身体，还是精神方面上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对刑事犯
的所作所为，政治犯多次要求警方制止刑事犯这种野蛮的做法，但劳
改营对政治犯提出的保障政治犯的生存权一事置若罔闻或者对政治犯
进行威胁。从刁烈下面这种做法，就可以看出劳改营对政治犯所持的
态度如何。

刁烈每当找政治犯训话时，常常让刑事犯王伟等人站在身旁，而且刑
事犯还可以在旁边“煽风点火”、“添油加醋”。另外刁烈每次到关
押政治犯的监舍进行巡视时，总是要带上一群刑事犯助威。刁烈的这
种行为明显地是放纵、纵容刑事犯对政治犯采取各种野蛮的做法创造
下手的条件。在这样狱政管理制度下，政治犯的任何抗议要求，不是
石沉大海，就是遭到不断的报复。

94年夏季的一天，狱政科长李扬（此人因管理监狱“有方”被擢升为
科长）等人为了给自己创收，从沈阳廉价购进一大批7块钱一件的衬
衫，衬衫不仅是库压过时的，而且质量很差的半袖衬衫。然后用15块
钱的高价出售给劳改营中的2千多名被关押人。政治犯拒绝购买强行
推销给政治犯的半袖衬衫，为此狱政科对此忌恨在心、耿耿于怀，伺
机寻衅进行报复。94年8月4日这一天，杨保玺悄声地出现在三楼门
口，一眼看见正向厕所一边走，一边从兜里掏卫生纸的李维，随即大
声喊到：“李维，你给我站住，”并快步窜到李维跟前，“见到本政
府为什么插兜？”李维说：“我这手不是在兜外吗。”“你敢嘴
硬。”杨保玺说道这里，就踹了李维一脚，“刚刚看见你把手掏出
来，就不承认，我叫你不承认，”便打了李维几个大耳光，这时矫正
队的刑事犯人一涌而上，认为这是讨好杨保玺的好时机到了，不份青
红皂白，对李维打大出手。事后，李维上书朝阳法院控告杨保玺随意
践踏人权，要求惩罚打人凶手。李维将控告信交给栾照荣并让其转
发，但是直到今日没有任何结果。在劳改营里任何一项控告侵犯人权
的正面要求，不是与虎谋皮，就是石沉大海。

94年9月16日，劳改营对刘刚进行突击搜查，强行搜走刘刚所写的有
关《凌原劳改营的人权报告》及一些写给西方民主国家首脑的公开
信，并扬言要给刘刚加刑，至于结果，由于刘刚被严加看管，外界就
不得而知了。

从以上的时间顺序来看，劳改营对政治犯的迫害依然如故，从来就没
有停止过……

劳改营设立的医院如同设立的检察机构一样，不过是一个点缀而已，
根本就不解决病人的问题。医院对待有病的犯人的态度，是这样的，
要不就是不承认病人有病，要不就是说治不了。病人要说，既然治不
了出去治疗或保外的话，轻者说你是逃避劳动改造，重者就要遭到酷
刑。93年初，我因颈椎、脖颈、左脑等部位疼得我后背、脖子都不能
动的情况下，去医院去检查。等过了几天，刁烈告诉我说：“院长说
你的病是装的，是想逃避劳动，（我在92年8月间就丧失了参加劳动
的能力，已经不参加劳动多时了。）”用电棍治一治就好了。

劳改营四大队犯人杨立国一只眼睛被一名无驾驶执照的警察开车撞
瞎，当时只给简单地处理一下，就算完事。事后，杨立国觉得另一只
眼睛出现模糊现象，要求保外。在一次支队召开的电视会上，杨保玺
提起这件事时说：“杨立国你别觉的因工受了点伤，就想跟支队讨价
还价，瞎了你的狗眼，别说瞎了你1只眼，就是要死了，也不能给你
保外，二支队是你说话的地方吗？”从杨保玺讲话的态度上，劳改营
的医院对病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一次，我左手食指有黄豆粒大的地方化脓，到医院去看病，犯医用自
来水冲洗就算消毒的手术刀和剪刀，挑开化脓的皮。没有几天整个指
的表层都化脓了。9月年7月份的一天，行政医生孙晓春到监舍来看
病，我让他看一看我左手腕上长了一个手指盖大小的硬块是什么，孙
晓春瞅了一眼，说没事。我说：“没事，疼的受不了，有事会怎么
样？”然后我问他是什么病并说告诉我是什么病之后，以便让家里人
寄药（在劳改营里，被关押的人有病，医院多数时候开这样一个药
方：向家里要ＸＸ药。我家里每年给我寄的药品要用2、300元钱。）
孙晓春见我话说的多些，就有些不耐烦了，少跟我说废话，别说有
病，就是死了，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医院里每年因病得不到有效治
疗，死亡人数不少于5、6人。）当孙晓春说完这话之后，我就谴责孙
晓春违背医德准则，根本不把政治犯当人来对待。象孙晓春、杨保玺
把被关押的病人，不当成人来对待的，在劳改营里绝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93年8月13日，刘刚因低血钾病，导致刘刚一天卧床不起如同瘫痪一
般。当时一个有良知的医生建议让刘刚出去治疗。但劳改营的领导拒
绝这个医生的建议，任刘刚的病情发展。在以后的数月里，刘刚常常
因低血钾病，双腿失去知觉，身体不知不觉地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
尽管如此，但刘刚的低血钾病以及其他的病（如心脏病）至今得不到
治疗。

元隽90年在长春铁北看守所染上肺结核、肝炎等病，由于长期得不到
有效治疗，再加上在凌原劳改营里长期遭受迫害，这对唐元隽的病来
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在劳改营里，唐元隽的多种疾病不但得不到
有效的治疗，反而不承认唐元隽有病，致使唐元隽的病情一天比一天
严重。

我的病在以前介绍过一些，但为了反映劳改营在对待病人方面的所作
所为，这里集中地介绍一下：我左腿在看守所就已经出现肌肉萎缩。
在劳改营由于长期遭到虐待迫害，不仅左腿肌肉日益萎缩，而且膝盖
周围长期出现痛肿。左胳膊肘关节，在91年11月15日抗暴自救过程中
被扭拉脱臼，由于得不到及时处理和治疗，造成韧带损坏，至今已成
习惯性脱臼。颈椎、脖颈、后背等处由于在两次事件过程中，遭到警
察皮鞋的踢踹，导致以后经常出现剧痛（出狱之后到现在始终是这样
状态），并在拍片时发现左脑下部有异物，但至今没有最后诊断。另
外，长时期遭受体罚，如坐水泥地板上、小板凳等一些体罚，造成肛
门处出现肛瘘。以上所患的各种病，在劳改营里不仅得不到有效治
疗，还险些遭到院长的电棍的“治疗”。

另外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政治犯还有：李维患有低血钾病，常常痛
得彻夜难眠，严重时靠扶墙走路。梁立维患有重的胃病。孔险峰患有
胃病，尤其在小号关押期间，吃高粱米饭时，更加剧他胃病的发展。
安福兴患有肝炎浮水。李静娥患有心脏病。迟寿柱患有胃病。焦致军
患有严重胃病，并导致胃癌。徐佰泉患有精神病。田小明肝部常常疼
得他脸色如白纸、汗珠满地滚。赵军路患有经常昏死过去的心脏病。

以上等人的病，在劳改营里不是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就是不承认病人
有病。由于劳改营持有的不把病人当成人来对待，以及不负责任的态
度，致使病人的病情状况，每况愈下……

在劳改营里被关押的人，每天无论劳动多长时间，在伙食方面，基本
是以窝头、米汤、白菜汤、萝卜汤为主。这些食物只能是维持度命的
程度，然而这些度命的食物在质量上是相当差的，窝头经常是没有作
熟或者是有霉味的玉米面作成的。高粱米汤里的小白虫子，也是随处
可见。菜汤极不卫生，每次喝完菜汤，碗底剩下的都是泥汤，菜汤里
的苍蝇，也是屡见不鲜、不足为怪。94年7月的一天，我乘放风之
机，到伙房里看了一下，刚一进门，就一股酸腐霉臭味迎鼻而来，呛
得人都有些喘不气来。耳朵充满着苍蝇的嗡嗡声响，放眼看去，那里
简直是苍蝇的世界。犯人打饭用的大桶一字排开放在墙边，成了苍蝇
暂时的栖息地或产卵室。作饭菜的犯人无论是穿的衣服，还是手和脸
都是脏兮兮的。如果外面的人要是进到劳改营的食堂走一圈，保你要
恶心几天。但对一个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犯人来说，在吃的方面除了有
要求能吃饱的欲望之外，其他的欲望几乎是等于零。在这里我们真正
的感受到江泽民所说的“民以食为天”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你不能决
定自己生存自由的时候。

在劳改营里按规定有对犯人进行个改善伙食的日子，但实际用来改善
犯人伙食的食物，可以说大部分用不到改善犯人的身上。我在放风的
时候，就常看见伙房的犯人把一些猪肉、鱼或一些值钱的青菜送给管
教干部，要不就是伙房犯人拿改善犯人伙食的食物，去和其他的犯人
去倒换，如伙房的犯人拿改善犯人伙食的食物，去和有钱的犯人交
换“红梅”、“555”牌等高级香烟（换这些好烟无非是贿赂管教干
部，以便获得减刑或改善其自身环境创造条件，其行为也就顺其自然
得到默认。）。再就是拿改善犯人伙食的食物去交朋友。矫正队犯人
王伟在92年1月里，从伙房里就把一头猪肉的一半，拉回监舍藏了起
来，还没有吃完或换完，就被原教导队值宿的刑事犯人石长磊告发，
等到检查出来之后，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在我所住的九大队监舍的走
廊，经常看见象王伟这样的刑事犯人，把大米一袋袋背回来，一筐筐
鸡蛋，一兜兜青菜拿回来。由于这样诸如此类的现象，在劳改营里经
常不断地发生，使改善犯人伙食的食物，就被很少一部人据为己有。
本来改善犯人伙食的次数、食物就有限。由于以上的种种原因，对有
关改善犯人伙食之说，也就是成了名存实亡。再加上劳改营目前的经
济不景气，社会上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物价象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无
法控制等诸多因素，生活在劳改营里的犯人别说奢望改善生活，就是
能达到吃饱的程度，也就算是烧高香了。用一句“苦不堪言”的成语
来概括劳改营里的犯人生活状况，可以说是一点都不过分。

顺便提一下政治犯喝水的来源状况：由于九大队（其中包括一中队、
矫正队）所住的地方，只有一个水房，而这个水房长期被的矫正队霸
占，矫正队的刑事犯人用水的时候，就把水房的门打开，不用时就把
水房的门锁。尽管政治犯向狱方多次反映此事，但终无结果。政治犯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能在厕所里，用刷厕所而接出的一根胶皮管
子里水，而这根胶皮管的出水口，就经常放在（实际上也就是泡在）
尿池子里，政治犯每天用水就从这根胶皮管里接，而这根胶皮管里的
水，每天只给1次或2次，胶皮管子没水时，就泡在尿池子里。政治犯
每天喝这样的水，用这样的水洗刷餐具或洗漱，其结果常常造成政治
犯肚子疼或拉稀，可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刑事犯每天早晨6点到6点30分是起床、吃饭、收拾卫生。6点30到7点
30分一部分刑事犯在监舍里坐小板凳或水泥地上遭受体罚。一部分刑
事犯去教室上课，（去上课的大多数人不过是走形式，根本就听不进
去。我曾经问过多名刑事犯能否学进去？回答：“扯他妈犊子，没办
法，充数去实现二支队追求的普及教育指标。”上课的人到考试时，
多数人自己不答卷，而把卷子集中在几个人手里，照一张标准答案去
抄。这类事情，教育科曾经多次把考试卷送到刁烈那里，刁烈然后交
给本中队愿意替答的人代答，有时一答就是10天半个月。）7点40分
开始出工，晚上按规定是4点30分收工，但实际上，很少有正点收工
的，多数情况下，都是晚上八点到十点之间收工。刑事犯每天收工路
过回监舍的大门时，不是让出工的刑事犯脱衣服，以方便搜身，看是
否从干活的地方往监舍拿东西（即使冬天也不例外），就是让某个刑
事犯出来“亮相”（就是找收工回来的刑事犯的别扭，其用意是惩一
警百，制造恐怖气氛。），被叫出“亮相”的刑事犯，不是说此人的
头发长了，就是说彼人的下巴有胡子，总之被喊出的人总是能被找出
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凡是被“亮相”的刑事犯，不是被脱光衣服在大
庭广众面前，大头朝下着，就是遭到一群直属犯人的殴打，或是几名
警察手持几根大电棍对赤身裸体的刑事犯进行猛烈的电击，有时被电
击的犯人脚下铺的是炉灰渣子，被电归棍击倒的犯人躺在炉灰渣滓
上，被电棍电击的情况下，赤身裸体的刑事犯在炉灰渣子上不停地翻
滚。被电击的人一场下来之后，犯人身上不仅有灼伤的痕迹，而且身
上也有被炉灰渣子划得血淋淋的伤痕。刑事犯每天收工的时候，整个
监狱院里都充满了遭到酷刑的刑事犯所发出的鬼哭狼嚎的声音，令人
头皮发炸，毛骨悚然。如果看过但丁《神曲》中炼狱部分的人听到监
狱里那种声音或看到监狱里那种场面，不知是否能分辩出来眼前的情
景，是发生在书里还是现实当中。然而这场面对刑事犯来说，不过是
每天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或者说是在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一
个小小片段而已。在我住的监舍里（三楼），不仅每天在楼前能看到
收工时那幅惨无人道的的画廊，而且还能看到楼后楼后的高墙外有一
处仓库空地）出工的刑事犯遭到毒打时的缩影。每天不是上午或者是
下午，甚至是中午时间，在仓库的空地上，都有一个大队或中队的刑
事犯坐在那里，召开“亮相”批判会，先是让被批判的人站在坐在地
上的犯人前面，大头朝下撅成一个几乎是句号的形状，再由几名刑犯
人对撅着的犯人进行口诛笔伐一番，等到撅着的犯人的魂被批倒批臭
之后，就到了该触及犯人皮肉的时候了，用警察的话来说：“没有对
皮肉的‘帮助’，达到改造犯人的思想或灵魂，那只能是一句废
话。”在收工回来之后，每天都有一些刑事犯人不是在走廊的墙边撅
着，就是在墙边坐小板凳遭受体罚，再就是警察电棍的“帮助、帮
助”.

由于犯人长期生活在生命、身体等方面得不到保障的环境里，使得一
些刑事犯人认为在劳改营里与其说生不死，还不如挺而走险，伺机越
狱。由于有这种思想的支配，劳改营里的犯人常常孤注一掷、挺而走
险走越狱之路。尽管劳改营在防逃大会或其它的大会上以张爱笃为首
的狱政干部经常重复一句引以为豪的“镇监”警句：“在二支队想逃
跑，那你得先把脑袋留下。谁想逃，谁就别活着回到二支队，除非见
不着你，看见就是第一枪击毙，第二枪警告。省得抓回来又关小号、
又加刑的，你不怕麻烦，我们还闲麻烦呢。”尽管犯人知道二支队是
说一不二的（听老犯人白恩才讲，在我们去之前，就有个曾经逃跑被
打死的，放到院里示众了一星期，说那时还是夏天。在长春铁北看守
所时，有一个“二进宫”的李洪大讲，他在长春监狱服刑时，就有过
几次逃跑犯人被打死之后，放在监院进行示众的事情。）但犯人逃跑
现象还是不断地发生，就我在劳改营3年半的时间里，至少发生不下7
个人逃跑事件，有几个人被抓回加刑之后，在矫正队里进行长期矫
正，如矫正队里的李恒文、李明、王伟3人都是93年前逃跑被抓回
的，至于其他逃跑的抓回或没有抓回的人的姓名，有的不知道，有的
忘记了。94年8月份就发生两起4人逃跑事件，其中两人逃跑成功，他
们两人是文艺队犯人王力、柏世鹏。文艺队在劳改营里，可以说改造
环境是最好的而且两人都被关押了10多年了，但尽管如此，两人还是
挺而走险逃跑了。另外逃跑的两名犯人就没有王、柏两人幸运了，两
人逃跑未遂，双双落网，其中一人从楼顶越高墙时，一条腿摔断。

另一方面，有些刑事犯不堪忍受酷刑而自杀的人，也是大有人在。93
年初，劳改营医院里的犯医王建成，因接连不断地遭到毒打后，喝敌
敌畏自杀（在召开支队大会时，张爱笃谎称王是因喝酒精过量而
死。）。一大队值宿犯人赵飞因得罪某警察而遭不断折磨，承受不住
后触电身亡。94年5月2日，直属队犯人王维佳为报复另一直属队犯人

郝戈曾在他被严管时对其进行残酷的摧残，用铁锤把郝戈一锤锤打
死，然后用手术刀自杀。刑事犯刘荣威曾向视察的上级领导喊冤，而
遭到警察的不断毒打，由于刘荣威承受不住毒打多次自杀未遂，此人
最终精神失常。

以上是我在劳改营里所见所闻的发生在被关押人身上的种种遭遇，但
对整个二支队所

发生的无视、践踏人权现象来说，我所了解的情况情况，也许只是大
海中的一滴水大地上的一点点尘埃罢了……

视儿未成抱恨逝  弟妹活在恐怖中

刘刚遭到逮捕，成了刘刚母亲的致命打击。刘刚的母亲在留之际，想
看一眼自己用血汗培养成材的儿子刘刚一面。刘刚的弟弟刘勇、妹妹
刘明为了满足母亲死前的最后一点心愿，用担架把母亲从吉林省辽源
市抬到千里迢迢的北京，希望能见上刘刚最后一面，但对这人类情感
中最基本的一点点要求，遭到了当局的拒绝，此种没有人性的、不人
道的做法，加快了刘刚母亲死亡速度，致使刘刚的母亲过早地抱恨离
开了人世。

刘刚的弟弟刘勇、妹妹刘明，因为为哥哥四处奔走，呼吁有良知的、
有人道主义精神的、热爱正义的人士关注受迫害的刘刚等政治犯的命
运，然而，姐弟俩善意的行为不仅让姐弟及家人穷尽手中微薄的工
薪，而且还受到当局不断的威胁和骚扰，致使刘勇、刘明及家人长期
处于贫困和恐怖的生活之中

儿囚千里碎母心  妻离子散弟无凭

刚刚获得“自由”的我，来到唐元隽的家，唐元隽的母亲把我让进
屋。唐元隽的母亲严栋英，原是长春市第一汽车厂的高级工程师，今
年63岁，已经退休。严栋英有两个儿子，唐元隽是长子，次子唐元宁
在一次医疗事故之中，造成胸部以下截瘫，生活不能自理。元宁的医
疗事故在母亲的心里留下的创伤，还没有愈合的情况下。又突遇唐元
隽蒙难，这双重的精神打击对于一个年已花甲的老人来说，无疑是在
没有愈合的心理创伤，不仅是撒把盐，而且是重重地给了致命的一
刀。

今天的唐母，同我在89年“6．4”前所见到的时候，判若两人，沧桑
的岁月在唐母的脸上刻下一道道苦难的皱纹，无精打采的表情，让人
心里产生苦涩的味道。唐母递给我一个橘子说：“做什么也别做母
亲，这几年每当我吃饭时，就自觉不自觉地想起大伟（唐元隽的小
名）吃的生不生熟不熟的窝头和吃不饱的样子，我吃饭就跟吃药似
的。我拿橘子就想起大伟一年四季也吃不上一个橘子，想通过邮局寄
一些水果，可邮局又不给寄。我想尽量地去看大伟几次……”唐母说
到这里，从隔间里一辆轮椅缓慢地出来，“你看元宁这样，家里又不
能没有人照顾他。大伟在家时，还能照顾他一些，推他出去见见阳
光。”“这是一方面，”唐元宁接母亲的话，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我哥哥被‘流放’到千里之外，我妈每次去那里根本就不是去探
监，而差不多是去送命。”并讲了一些事情：唐元隽的岳母想去探
监。唐家一想到上火车跟沙丁鱼罐头似的，就心有余悸，担心唐元隽
的岳母有个三长两短。于是厚着脸皮半租半借了1辆车，然而去的那
天，正赶上政治犯集体抗议劳改营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并举行绝食
罢工活动而遭到镇压的时候，家里一行人不仅没有见到唐元隽的影
子，反而在回家的路上，车翻进了阴沟。唐母和其他人的性命虽然保
住了，但是身体状况可是每况愈下，“尽管我母亲弱不禁风，又有高
血压、心脏病，但我母亲为了让狱中的大伟，在这寒冷的岁月里得到
一点温暖，常常是没办法，只好拖着瘦弱不堪的身体去探望大伟。”
唐母接着说：“每次去探监时，连自己都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人
出远门，说是坐火车，而我出远门，别说是坐火车，就是双脚能站在
火车上，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奢望。在火车上简直是无立锥之地，常常
是一只脚悬空，一只脚着地，而着地的那只脚还常常被人踩着一半。
我本来心脏就不好，再加上高血压，一处在那种场合，我脑袋就常常
不听使唤，等连滚带爬地到了凌源，还的受当地无赖的敲诈勒索。每
去一次监狱，都于我经历了一场炼狱差不多。你们知道监狱里过着不
是人的日子，可你们知道人间的地狱吗？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能
看到大伟也能活着从监狱回来。”说完这话时，唐母的眼睛有些湿
润，她把头转向窗前。我不知道唐母的目光是否能穿透这寒冷的“夜
幕”，望见唐元隽的身影……      

从唐母的一席话里，不难想象唐元隽的妻子带着女儿弃唐元隽而去的
原因，那是无奈，那是绝望……

子身黑夜陷囹圄  母命险丧伊通河

我去李维家里的那一天是星期六，李维的两个姨在李维的家里，其中
一个对我说：“为了大维（李维的小名）我姐姐（李维的母亲）吃尽
了苦头不说，几乎把命搭上。”并告诉我：李维的突然被捕，对李维
的母亲韩凤兰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李维的父亲临死托付嘱其不要把
李维丢了，然而李维在黑夜里的被捕，不仅是丢了的问题，而是
……，当时竟想不开，跑到不远的伊通河，就要跳了下去，要不是好
心的邻居相救，早已命丧伊通河。

李维被捕不仅给母亲在精神上带来沉重的打击（李维是独子），而且
在经济上也是带来不堪设想的负担。在当时，李维的母亲退休金只有
70元左右，为了能让狱中的李维吃饱肚子，不顾身体的孱弱，不管是
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在大街小巷买报纸，用所挣得的一点钱，
为李维买一些吃的东西送到看守所。直到李维的母亲身体到了无法难
以承受的时候，才停止了买报纸。李维的母亲快70岁的人，常常一个
人站在路口，精神恍惚地观望过往的车辆……

法庭无道殃父瘫  “流放”营造母心狱

父亲怎么也不会相信儿子冷万宝因行使公民的权利会遭到判刑然而残
酷的现实打碎父亲在党旗宣誓时所产生的“党是人民利益的代表”的
神话。在儿子被捕后始终没有停止奔波的父亲，在审判长对儿子的宣
判中，大脑的血液停止了流动，并在血管里凝固，父亲患了脑血栓瘫
倒了，而且一瘫就是几年。

面对着丈夫的病瘫，面对着只会哭啼的小孙女（我被捕时，女儿只有
4个月），面对着儿子被无辜地遭到逮捕、“流放”，这对本来就病
魔缠身的我母亲曲雅坤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一切由一位本来享
有安静、愉快、天伦之乐的退休老人来承担不合理的社会造成的负
担，显然是不公的，也是不人道的。然而正是这些不公正的因素，营
造了母亲的心狱，致使母亲的心终日悬在囚禁儿子的狱中。母亲的真
实写照，可以用母亲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当儿子在狱中时，蹲监
坐狱的，不仅仅是儿子一个人，而且也有母亲。

我母亲以为儿子出狱就能打破由不公正在心里营造的监狱，然而这种
想法，在我出狱后的不久，就化为泡影。当我的人权状况并没有因我
结束狱中的生活，而得到改善，相反有恶化的趋势（我被软禁在家
里，警察常常到家里骚扰或把我带走进行讯问。），我的母亲在没有
精力承受继续的打击了，步我父亲的后尘了，也患上脑血栓。但幸运
的是我母亲除了腿不太好有用走路吃力外，并没有瘫痪。这虽说是不
幸中的万幸。但我不知道未来的日子里，我的家里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他

梁立维弟弟梁立新因忧虑哥哥什么时候能获得自由，走在经常不通车
的铁轨上，陷入冥想之中，迎面扑过来的一辆火车，在躲闪不及的情
况下，趴在铁轨中间，头皮被刮掉、头颅损坏，经抢救，侥幸不死。
但流下经常发作的癫痫病，致使30多岁的人，成家都成了困难。

1994年11月6日，我获得假释。为了让外界更多的人士了解狱中政治
犯人权状况，以便为改善政治犯的人权状况及获释尽其努力，有义务
把狱中的所见所闻写下来。

《狱中手记》写成目前这个粗糙样子，并非出于我最初写作的计划。
最初设想，把我这几年在“流放”地所见所闻详细地描述出来，以便
让更多的关心中国人权状况的人士，了解一些在劳改营里发生的无
视、践踏人权的现象，但由于以下3点原因，我不得不放弃最初的设
想：

１、缺少安稳的环境，其原因：警察经常到家里来骚扰或把我带走进
　　行讯问。
２、由于第一个原因，导致我母亲患脑血栓，长时期住院治疗。我一
　　家4人，父母患脑血栓、女儿还小，没办法，病人家的儿子是要
　　“当家”的。
３、我的身体依然处在恢复期间。

以上3点原因，《狱中手记》只好写成这个样子。

最后，我在此，向为我这个普通的民运人士的获释，做出努力的海内
外的人士，表示真诚的谢意！并希望有良知的、有道义感的人士，继
续为在押的政治犯获释尽各方面的努力。

（1995年4月匆写于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