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记者亚微/华盛顿报道/2005年7月29日〕国际维护记
者权益组织“记者无国界”以及在海外的华文网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
放因涉嫌毁谤罪而被捕的一名自由撰稿人。李建平因在海外中文网站
发表和张帖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以及评论而面临判刑。

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星期四对中国政府自5月28号以
来一直拘押山东省网络异议人士李建平的做法提出谴责。“6．4”期
间曾是上海高校自治联合会发起人之一的李建平6月30号被中国政府
以毁谤政府罪正式逮捕。他的家被警察搜查，电脑内容受到审查，电
脑最后也被当局收缴。

李建平被拘禁与家人会面

李建平目前被关押在山东滋博市一座监狱，一直不能和家人会面，只
是和辩护律师会面过1次。李建平的妻子续晖说：“律师在6月2号见
了他一次，说他身体挺好，精神状态也挺好，以后就再没见着他。我
只是听朋友打听说他身体还可以，肯定不会象在外面一样，只能是说
健康还可以吧。”

续晖说，丈夫被捕之前经营了一个医疗器械批发公司，现在也面临关
闭的命运：“就我们三口之家，他一走，我和孩子的心理创伤都很
大。他以前还有一些经济来源，他一走，可以说经济来源就断了，基
本上靠以前的积蓄生活，我现在就想把公司卖了。”

续晖说，李建平的案子现在仍在检察院，处于审理阶段，至于什么时
候以及以什么罪名对他进行起诉，现在还不清楚。

“记者无国界”亚洲及太平洋区域负责人布罗塞尔说，根据他们了解
的情况，中国目前至少有64位网络异议人士或网民被当局拘押：“李
建平的被捕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作家要想在海外华文网站上发表自己
的观点依然很困难，他们要小心谨慎，不能对中国的情况进行评论，
不能发表和共产党观点不一致的言论。李建平就是中国政府不容忍不
同政见的又一受害者。”

“议报”发出呼吁书

由设在美国加州的“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的中文网《议报》日前
发出给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呼吁书，敦请国际社会和人权组织责成中国
政府信守国际法，尊重李建平的基本人权。

呼吁书指出，李建平近年来在《议报》、《民主中国》、《大纪元》
等海外网站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政府、关注大陆人权的文章，这些文
章无一存在所谓“诽谤政府”的问题，所表达的仅仅是一个网络作者
对中国若干问题的个人见解。

呼吁书说，李建平的文章从不鼓吹暴力，而且是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
进行政治评论。呼吁书指出，以“在海外网站发表的文章对政府造成
毁谤”为由拘捕一位作家在法律上是完全不成立的，在政治上是极端
落后的，在道德上也是不能接受的。

退休教授批政府压言论自由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广平认为，李建平被捕是压制言论自由的表现：
“这些文章在我看来，批评当局的文章占得比例比较大一些，他的批
评是很实际的，从他的文章看没有太出格的东西，他也没有组织什么
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把他逮起来，而且准备判刑，我觉得这肯定是打
击言论自由，压制群众对政府的批评。”

“记者无国界”指出，因毁谤罪对李建平进行逮捕和刑事起诉是和国
际言论自由标准背道而驰的。该组织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李建平，
并指出李建平只是表达他个人在诸如民主等问题上的观点。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7.29 10:57；http://www.ncn.org/〕

先从今年5月说起。5月中旬的一天，我拎着厚厚一叠书和资料去上
课，兴冲冲地去，又稀里糊涂地被戏剧学院（我所在的基层单位）的
书记给拦了回来。我当时都没反应过来。后来我反复追问，我被“告
发”的内容是从我和班上一个女生私下的私人交流扯出来的。我想无
非是同学间的恶性竞争，所谓隔墙有耳。私下交流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过去的证据，至少我这样认为。该“告发”随后扯出的就是我在课堂
上公开讲授的东西了。学校为证实和丰富这些内容，逐一找学生谈
话，搜集了一番之后，由我们戏剧学院的书记口头告知我：你在课堂
上使用的《寻找林昭的灵魂》等，不符合中央对历次政治运动的书面
决议，不符合教育部对高校教师授课的要求，我们不认可。我当时就
对此表示不能同意，并要求他出具书面形式的停课决定。但我的要求
被拒绝了。我明白我真的是在被一种无形的东西伤害着，你看，没人
愿意把它落在纸上。

我给总院书记的信，本是一封私人信件，但我等待了整整10天。这10
天里，我没少去问，但面对我的是匆匆的身影和躲闪的眼神。总院书
记的表情模糊，态度倒坚决：学校同意基层对你的停课处理，这只是
初步的处理，没有写成书面的必要；进一步的处理要校党委讨论，校
党委很忙，何时讨论无法确定。等着吧。更多的话，没人愿意跟我
说，甚至没人想“教育”我。甚至有人悄悄告诉我，可能连我的信在
内，所有关于我的这一事件的调查材料，学校已在第一时间呈报市公
安局备案。于是我意识到，我的信作为私人信件的意义可能已经丧
失。那就让它成为公共文件吧，我只为把自己的心念与人分享。我就
把它放在我平时倒腾家里几本旧书时常上的《孔夫子旧书网》上。帖
子在我们那些旧书友们中间讨论了两天，事情就过去了。我有孩子，
有家务，清闲下来后，我只是不忘时时去学校问问，偶尔为没有讲台
的日子而伤感。

我的那封信后来所引起的反响让我感到突然。我觉得，这两天，我这
个普普通通的教师接连遇到了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7月25日中午，当我正在和物业公司讨论房屋漏水事宜时，突然接到
香港一位女士的电话，告诉我艾晓明教授在网上撰文对我声援，她本
人也表示对我的支持和关心。我回家忙去网上搜索，才发现我那封给
总院书记的信已被辗转地转贴到《世纪中国》，看到艾教授的声援信
更是让我心中温暖地一震。我知道网络的力量，清楚《世纪中国》的
影响力，更是知道艾教授的大名，因为我在为《寻找林昭的灵魂》备
课时就反复读过她的文章。我知道这一份温暖的重量。

当晚，海外一家广播电台的编辑又给我挂来电话。他首先告诉我，海
外媒体已经报道了我的事情，想要电话采访我关于对林昭的认识及我
对被无端停课遭遇的态度。采访定在第2天，我接受了。答应接受采
访后，我知道我必须得谨慎再谨慎。让不让他帮助隐瞒姓名？要不要
用陌生电话接受采访？用语得把握到哪个分寸才“符合中国特殊国
情”，不至被诬为“反动言论”？我没有任何准备更没有任何经验。
思来想去，最后我选择了亮出身分但隐藏座机和手机号码，用陌生号
码进行访谈。到了中午，那边又打来电话，说发给他的E-Mail全是乱
码，只有阿拉伯数字清楚，但还是要核对一下。那本是我为保密要隐
瞒的号码耶！我一边暗笑自己弄巧成拙，一边在电话中与他核实每一
个数字。采访进行得很理性，也很轻松。管它的，我把心里想的一五
一十地说出来了，不算太紧张。我想我能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好
吧，结束了，我于是再去跑房屋的防水。

有个昔日的大学同窗来了，他说我支持你，但不希望事情被闹大。我
东忙西忙，不知该怎样说他才能有耐心听。回到家里，我的先生告诉
我，本市有个老编辑来电话，电话中谈笑风生。老人让我先生转告
我，我并不孤独，并说给我们戏剧学院的书记去了电话，对那个告密
的学生提出了批评。老人打趣说：不是“告发”，是举报，学校为什
么不奖励？我欣赏老人的幽默，但我也听说，这种“举报”，在校园
里，是少数学生的特殊职业。他们是有薪水的，本职工作就用不着再
表彰了。

再去看网上，很轻松就查到了作家傅国涌先生的信。我挺认可傅先生
对我的定位。我只是个普通人，论钱，论地位，论学识，论关系，要
啥没啥。我曾非常渴望与人交流，却常常只有与我的才华优异却仍平
凡潦倒的先生彼此相携鼓励来抵御孤独。但我想我们必须坚持，有些
东西属于内心的信仰，她维护着我们为人的基本尊严。所以，为了生
命的充实，我就何妨津津有味地作这样一个孤独的小人物？可是我唯
一的坚守受到了挑战。我被停课，我得为此一搏。

没有思想准备的是，我的倾诉受到了关注，突然这么多我最渴望的精
神鼓舞袭来，还告诉我“并不孤独”，真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以前
有个《孔夫子旧书店》上的网友“月光匕首”给我消息支持我，我那
时心里有点乱，居然没回复他，真是对不住。于是我想，我得礼尚往
来，得表示一下感谢吧。可是转念一想，大恩不言谢，对于同道中
人，“谢”字就变得轻飘飘的。

下一步我将面临什么我并不知道。总之可能会有险恶相伴。当我看着
我熟睡中可爱的15个月的宝宝，我竟想到了最坏的可能。我想要坚持
的是什么呢？无非是生命的召唤：真实、纯洁、自由、善良、爱，那
些我相信几乎是每一个生命最初的样态。为此我究竟要付出什么样的
代价？难道不正是这样一些维度的价值准则在维系着社会的稳定和发
展的可能？对这些维度的压抑甚至压制岂不是“自毁长城”？道理其
实再明白不过，看看我们身边那些为了生存苦苦挣扎在底层的平民百
姓，他们身上的麻木；看看那些被名利操控下的达官显赫，他们的贪
婪，他们将如何成为民族国家的希望？我刚刚得知，对《南方都市
报》的总经理喻华锋的上诉维持原判了，一个最关心国计民生的媒体
的总经理被不合理关押，我眼前已现出一个好人被剃光了头发（？）
穿上号服的样子。对一个好人、一个正直的人的污辱与迫害，请问有
多少人对此事依然漠不关心？但我想我不灰心。

或许停课事件倒成了一个契机，终于把我从那些人中踢了出来，我终
于成了一个明明白白的异类，那我就明明白白地说我的心里话好了。
我相信我会努力下去，让人们活出他自己。对得起他自己。当初我在
《孔夫子旧书网》和书友讨论时曾说：“我知道在哪里我也饿不死。
或者有一天干脆就开个实体书店更有意思。但我很不舍我的学生，包
括我的领导们。我总觉得有机会（或者创造些机会）反反复复说上一
些话，只要对他们反省自己的人生提供一个新的参照系，我会很欣慰
的。人人都有童年自由快乐的时光，一个鲜活的自己竟不知不觉地在
角色中死掉，这真的让生命无法甘心。因此我想：万一我说的话对他
生命中的某一个部分有用处呢？万一在他生命中意识不到的角落，有
一个原初的他自己正在悄悄哭泣呢？我这样相信着，因此就觉得：再
多坚持一阵也值得。”为此，我还愿意继续给出我的善意，对那些权
位和角色背后的，原本也应是真实的生命。

眼下的暑期对我来说显得有点漫长。常常想那据说是已经存在于公安
局的所谓备案。那些东西是堆在一大堆的卷宗当中吧。那些卷宗，它
们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被采集在一起的呢？那标准恐怕也是无形的、
不方便公布的吧。这一可能存在的所谓备案，使得开学将面对的新一
轮评聘对我的一点点压力也化为乌有了。我还想给它补充的是，我还
曾为喻华锋事件、高智晟事件签过名。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如为
声援正义而签名，对一个看重意义的普通人来说，是光彩的。

至今没人来找我谈话，但我想，如果有，不管是校领导还是那些身着
制服的其他什么人，我愿意用真实的善意，说一说我的人生理想。阴
沉沉的生活，我们都去试试，哪怕只象林昭那样的百分之一，用自己
的生命给它一线光。明亮些不好吗？我不知道我是否很幼稚，也不知
道是否只是想想容易。但我还是愿意试试。我能否奉献出也分享到一
次愉快的谈话呢，我等待着。

（2005.7.26～27）

〔原载《世纪中国》。转载自《新世纪网》；
http://www.ncn.org/〕

新中国四川有个蕞尔小镇，名黄金镇。镇政府办公室仿天安门城楼兴
建，气势宏大，画栋雕梁，金阶石兽，占地70公亩，本来都是柑橘
田，只是农家当然要让地与中共干部。

又新中国江苏有一个泰州市，是胡锦涛故乡。市内本来有一个火车
站，花了2,000多万元建成，还未启用就炸毁了。因为胡锦涛说“看
来没有扬州火车站宏伟”。新建火车站耗资5亿元，美轮美奂，可以
无愧中共总书记的故乡了。

但这些建设都比不上西安。西安高干锐意重建李唐皇城，“展现唐盛
世风貌”，决定花500亿元建筑旧城区。有权者事竟成。你看宁夏石
嘴山市位在沙漠，居然也可以掘出一个人工湖，引黄河水注入，面积
5倍西湖，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全市共干都
得以先天下之乐而乐。

旧中国夏朝有个桀王，筑瑶台，作酒池，酒池之大，可容“牛饮者三
千人”。商朝也有个纣王，筑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可供朝
夕游乐。他们耗尽民力民财，结果天下反叛（《新序．刺奢》）。孟
子说：“天之所废，必若桀纣者也。”孟子的话只对了一半：桀纣固
然不能立足旧中国，在新中国却是春风得意。

中共要“展现唐盛世风貌”，大概以为盛世风貌在於珠宫贝阙。他们
没有读过唐太宗的话：“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
所不欲。帝王所欲者放逸，百姓所不欲者劳弊……劳弊之事，诚不可
施于百姓。”唐太宗曾经有意造一宫殿，“材木已具”，但想起桀纣
之流，“遂不复作”。这才是真正盛唐气象（《贞观政要．俭约》）

唐朝安史乱后，法度隳弛，权臣竞起第舍，隆楼杰阁，时人讥为“木
妖”。但帝王能力所及，还是禁止豪奢。扶风郡王马麟花钱20万贯经
营第宅中堂，宦官刘忠翼重金兴建楼阁台榭，不料德宗皇帝即位，就
“诏毁麟中堂及中官刘忠翼第”（《续世说．险侈》。其中道理，胡
锦涛不会懂得。他看不见黄金镇的城楼，看不见石嘴山市的星海湖，
更看不见西安皇城的工程。

他看到的，是你以为无可监察的民间电邮信箱，以及国内外可以启迪
民智的网站。据哈佛大学研究，中共1年前已经封锁了19,000个网
站，其中当包括针对贪官的中国举报网。国际电邮信箱，也全部受到
严密监视。

在香港，年年都有人为“希望工程”筹款，款项据说送到大陆修建学
校。他们说大陆无数儿童失学，说无数学校瓦败垣颓。他们是不知道
新中国多么富有。谨试举一例：广东深圳市将兴建大量豪华公厕，每
个建筑费300万元。

〔原载《苹果日报》2005.7.30。提供者：（美国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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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敬的长辈、朋友和同学们：您好！　　　　　　　　　　　│
│　　　　　　　　　　　　　　　　　　　　　　　　　　　　│
│　我的新书《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　　│
│　（1959～2004）》由台湾台北的水牛出版社出版，7月7日达　│
│　赖喇嘛70岁华诞时正式发行，达赖喇嘛以藏文用玺赐序。　　│
│　　　　　　　　　　　　　　　　　　　　　　　　　　　　│
│　该书本文24万字，附录8万字，共计约32万字，是一本研究 　│
│　西藏流亡政府的专书。谨此敬呈该书的作者《自序》和书影　│
│　（附件档案──从略），请您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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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新台币600元； 　　　　　　　　　　　　　　　　　│
│　◆台湾 100 台北市金山南路一段135号4楼之1；　　　　　　│
│　◆电话：(02)2321-0757； 　　　　　　　　　　　　　　　│
│　◆传真：(02)2321-7119； 　　　　　　　　　　　　　　　│
│　◆邮政划拨：00139321/户名：水牛出版社； 　　　　　　　│
│　◆电邮：buffalo2@ms35.hinet.net。 　　　　　　　　　　│
│　　　　　　　　　　　　　　　　　　　　　　　　　　　　│
│　　　　　　　　　　　　　　　　　　苏嘉宏 副教授 鞠躬　│
│　　　　　　　　　　　　　　　　　 2005年7月30日星期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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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学研究的领域浩瀚无比，两岸学者在历史学、宗教学和民族学等学
术领域累积的研究成果至今已经非常丰硕，令人敬佩；本书虽然不能
避免地涉及与西藏「政教结合」制度有关的历史发展过程，但却无意
置重于藏传佛教的历史、哲学和西藏文明的探讨。《流亡中的民主
──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是试图在政治学的领域中，对成果
迄今为止仍然少见的西藏流亡政府进行研究、探讨。

达赖喇嘛一直是至今拥有独特的《政教结合》制度之西藏流亡政府的
枢纽。1992年以前，一般的情况下大都是达赖喇嘛提出原则性的大
纲，经由议会或噶厦（内阁）讨论后研拟具体的措施上报达赖喇嘛，
再经达赖喇嘛提出自己的意见修正后就去执行。1992年以后，一般都
是噶厦决定，报请达赖喇嘛（有时候达赖喇嘛会在办公室召见内阁成
员讨论）批准即可；如果是议会讨论后做出的决定，达赖喇嘛只是例
行公事地予以批准，而不会再行提出修改的建议。从2001年开始，达
赖喇嘛更是不再直接过问任何政府的事务。这些发展似乎与达赖喇嘛
个人的年龄增长、视界宽广与注意焦点的推移、提升有关，达赖喇嘛
自己有意逐渐褪去世俗政治领袖的色彩，仅只保留无可取代的宗教领
袖的地位！一般政治学者大多会同意以“政教分离”原则来检视一个
政治体系的民主化程度，上述的过程也正好符合了此一标准；但是，
这种转变之决定性的原因，其实仍在于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流亡近50
年后，实务发展、协调运作得更加趋于成熟与制度化之故。

未来，进入“后达赖喇嘛时期”之后，西藏流亡政府如何一方面维持
其政治传统，又能另外一方面同时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世人向来深为
好奇！《流亡中的民主──印度流亡藏人的政治与社会》就以“西藏
流亡政府的政教制度与民主化（1959～2004）”为关注焦点，针对近
50年间西藏流亡政府的建立、存续和发展的变迁过程，分别研析静态
的政治与宗教制度之组织体系架构，以及动态的情势变迁所带来的影
响，探讨西藏历史久远的“政教结合”制度在印度这个异国他乡继续
传承与可能之变迁方向。

本书撰写过程中，很荣幸地获得达赖喇嘛圣尊于2003年4月17日在印
度达兰莎拉官邸接见，就近期西藏流亡政府与中国大陆所开展的谈判
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受访（其中“主要的部分内容”曾经摘要刊登于
《联合报》，民国92年5月21日，第A10版），使得这本书能有更多令
人信服的资讯，不至于只是作者一己之管窥而已。本书附录中所收入
多篇达赖喇嘛讲话、西藏流亡政府重要文件之中文摘要、选译，其中
尚有流亡印度初期达赖喇嘛藏文讲话；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历史文献
的保存相当困难，取得也非常不易，但是实地访谈西藏流亡政府部门
人员与耆老，或可稍加补足原始资料有所欠缺的遗憾。

由于我并不懂藏文，本书内容引用资料承蒙西藏流亡政府外交暨宣传
部联合秘书长、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才仁协助提供资料、摘要翻译藏
文原始材料，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台湾．台北）董事长才嘉、
秘书长索朗提供相关资料，惠赐宝贵修正意见，在此特别致谢！因为
他们的鼎力帮忙，适可藉此忠实呈现西藏流亡政府的观点，这应该是
本书特色而可供各方研究参考之用。

除了西藏流亡政府与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提供资料之外，本书所
有的访谈、撰写与出版，部分章节的期刊刊载或会议发表，均未受西
藏流亡政府、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和台湾任何官方及其所属机
构、报社或民间机构的任何资金帮助，特此说明！

坚持“中间道路”的达赖喇嘛，他主张：“放弃‘西藏独立’，追求
‘高度自治’；‘高度自治’就是将‘香港模式的一国两制’适用在
西藏；《十七条协议》签定时，其思路就是一国两制。”。现在他正
顶受着流亡藏人社会内部巨大压力，虽然与中国大陆的接触、谈判一
时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但是相信未来中共在16届5中、17大及
其后的这段期间，第四代领导群体应该更有自信在稳固的政治基础上
持续改革行政、发展民主，双方当可在相对更加宽松的大环境中建立
互信，终能不失时机地推进汉藏和解，取得历史成就！

最后，谨以本书献给内人陈丽如，没有她的付出、支持，就不会有这
本书！

辅英科技大学 副教授
苏嘉宏 序于大寮天使岭

（2005年2月16日）

┌────────────────────────────┐
│　羊子，原籍河北省邯郸大名县。1998年7月北京大学力学系 　│
│　毕业获硕士学位。2000年7月创办软件开发公司，及《羊子 　│
│　的思想家园》网站。2000年8月，加入张宏海、靳海科和徐 　│
│　伟等人成立的“新青年学会”。2001年3月13日，被北京市 　│
│　国家安全局秘密拘捕。2003年5月28日上午10点，北京市第 　│
│　一中级人民法院第3次开庭，4人全部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　│
│　刑，羊子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本文为本刊特约稿件，近期 　│
│　我们将陆续发表羊子的相关文章。　　　　　　　　　　　　│
│　　　　　　　　　　　　　　　　──《民主中国》编者按　│
└────────────────────────────┘

在刑事审判中，罚当其罪的原则被认为是公正的体现，公检法人员爱
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但
事实上，有大量的刑事案件所提供的证据有争性或是不太完整。这使
审判人员很难做到完全根据客观实际的案情断案。如果把有争议或不
完整的证据当作真实，有效的证据，则有可能冤枉当事人，但如果把
它们视为无效，则有可能放过真正的罪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外的
立法思想都有倾向于对被告人作有利的判决，即宁肯放过坏人，也不
要冤枉好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款规定，证据不足，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
无罪的判决。

在发达国家，这种“宁可漏放千人，不可冤枉一个”的精神得到司法
界的广泛认可，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一例。旅美学者林达所著的
《我也有一个梦想》详述了此案的审判过程。尽管在大众看来，辛普
森杀妻的动机，证据都比较明显，但有些关键证据存有疑点，尤其是
一名作证的警官被证明有严重的种族歧视思想且发了假誓，这导致陪
审团认为辛普森有可能是无辜的，所以定其无罪，在一般民众看来，
既便存在着辛普森无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比他是罪犯的可能性
小得多，所以法院宣判某人无罪，并不意味着断定他真的没有犯罪，
只是存在着相当的没有犯罪的可能。

几年前北京市高级法院宣判一个一审被判死刑的人无罪，因为缺乏关
键证据，被害人尸体未找到，尽管被告人表现、找到的衣物等说明被
告人杀人的嫌疑非常大，但不能排除被害人只是失踪或被他人所害的
可能。

以上判例体现了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保护人权思想。但在我国的司法
实践中，受传统上“事实求是”的思想影响，审判人员往往倾向于按
他判断的最可能的情况判案。也就是说，根据证据，甚至对被告人察
颜观色，如果觉得指控成立的可能性明显大于50%，则认定其犯罪。
如果又确实不能肯定这个结论，就在量刑上可能放松一些。不久前，
媒体报道了海南杀人案两被告人在坐牢11年后因真凶落网而平反，由
于证据不足，他们被关了8年之后才被判处死缓，之所以有缓，并非
案情不严重或有从轻的情节，惟一的解释只能是证据不充分。有位律
师介绍过他经手的一个盗窃案。他当庭证明了主要证据──证人证
言──的自相的矛盾和不可能，法官最后判被告2年半徒刑。既然罪
名成立，按照案值，应该判5年左右，显然律师的辩护起了作用。但
是如果辩护意见真的被采纳就应该无罪，这说明法官内心还是相信被
告人确实犯了罪。象这种折中性的判决在现实中是屡见不鲜的。

如果把“冤枉无辜”和“放走罪犯”都叫做误判，的确哪种可能性大
就怎么判的误判率更低一些。但在“冤枉无辜”的危害远大于“放走
罪犯”的危害情况下，这种均衡的两分法就不合适了。从辛普森案可
看出，哪怕只有30%甚至更少的“冤枉无辜”的可能性存在，美国的
陪审员们也倾向于宁肯放走真正的罪犯。换句话说，增加“放走罪
犯”的可能性是减少“冤枉无辜”可能性的代价。但假如说，只要有
万分之一的可能性冤枉当事人也要判其无罪，显然会放走无计其数的
罪犯。代价会大到社会无法承受，那么这个量度应怎样把握呢？其实
可以借鉴统计学中的显著性检验方法。

统计学中要检验两个分布的某特性值（比如正态分布的中值）是否相
同，只能用抽样的办法。但抽样会造成偶然误差，所以无论结果判断
是否相同都是某种概率下的判断。检验时，首先做出两个假设：一个
是虚无假设，即待检验值相同；另一个是备择假设，即待检验值不
同，判断错误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本来相同检验成不同，这叫第一
类错误，另一种是本来不同，检验成相同，这叫第二类错误，如果要
减少第一类错误的可能而调整检验水平，就会增加犯第二类错误的可
能，反之必然。人们往往更重视防犯第一类错误，通常使用的两个显
著性检验水平是0.05和0.01，即采用这两个水平，犯第一类错误的概
率最多分别是5%和1%。

把上述原理应用到司法审判中，对应关系为：第一类错误是冤枉无
辜，第二类错误是放走犯罪，防止第一类错误是主要任务，因此，只
要被告人无罪的可能性大于1%到5%，应该判决指控不成立，与数理统
计不同的是，审判人员并没有统计数据，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概率只是
审判者心目中的感觉，或称“自由心证”。

如此严格的防范第一类错误，是否对可能的罪犯过于宽容呢？

比如，以50%为标准，是不是说100个罪犯里只有5个被绳之以法，95
个都被放跑了呢？并不是这样。因为正反双方的证据和辩论越充分，
审判者下判断的把握性越大，而不是完全瞎猜，如果完全不能证明被
告有罪或无罪，此时犯两种错误的概率之和是最大的，假如有100个
真正罪犯和100个无辜者，他们完全无法分辨是否无辜，那么按5%的
概率区分，期望结果是：5名罪犯罪有应得，95名罪犯逍遥法外，5名
无辜者被冤屈，95句无辜者得到公正对待。但既便是不完全的证据也
能使无辜者和罪犯有所区分，从而使两类错误的可能性都大为下降，
同时也应认识到无论看上去多么充分的证据，哪怕据此做出的判断
99.9%的可能性是对的，也仍有0.1%错误的可能。因此即使是那些很
重视人权的法治国家，也不能保证没有一例冤枉无辜的判决。

因此，如果指控的证据充分，审判者有95%甚至是99%以上把握断定被
告有罪，才判其有罪，否则应判其无罪，但在实践中，在证据不充分
的情况下，许多法院的策略是拖延，海杀人案的被告在拖了8年之后
才判决，主要就是因为证据不充分，中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审期
限是1个半月，特殊情况可延长1个月，但被拖上半年甚至几年的案子
在全国到处都是。为纠正这种违法拖延情况，最高法院在2003年专门
发出清理被拖延案件的通知，拖延的主要原因就是法院害怕断错案，
因为许多案件虽然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有罪，但证据和其言行使人感觉
其有罪的可能要大于无罪的可能，如果轻易将其放过，很可能放走真
正罪犯，尤其是在有一定的舆论或上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情况下更怕办
错案。

要降低误判率，当然最好的办法是公安和检察机关提高取证能力，同
时也要重视律师的反证和质证能力。但在证据一定的情况下，只要不
能断定被告人有罪，就应当在刑诉法规定期限内判其无罪。

真正做到保护人权、依法判案，必须改变以前把司法审判当成对敌专
政手段的观点。在这种观点指导下，往往会产生“宁肯错判10个好
人，也不能放走1个坏蛋”的判案原则，这是在提出依法治国和保障
人权的观念之前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今天，我们知道，司
法审判的根本目是维护社会的公正和人民的幸福，所以“宁纵勿枉”
的原则应当在司法界得到普遍认可，这样才符合法律保护人民的自由
和人权的根本目的。

（2004年9月28日）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
│　　　　　　　　　　　　　　　　　　　　　　　　　　　　│
│　　　　　　放弃一切民族主义，拥抱民族解放　　　　　　　│
│　　　　　　　　　　　　　　　　　　　　　　　　　　　　│
│　　　　　　　　　　　　　洪哲胜　　　　　　　　　　　　│
│　　　　　　　　　　　　　　　　　　　　　　　　　　　　│
│　民族主义顾名思义就是一种民族“自利”主义。其中比较激　│
│　进的，当然要把这种自利的倾向发展到非常可恶的方向与程　│
│　度。即使那些比较不那么激进的，也难以避免因为自利而显　│
│　得面目可憎。　　　　　　　　　　　　　　　　　　　　　│
│　　　　　　　　　　　　　　　　　　　　　　　　　　　　│
│　对待民族问题的比较适当的方式，在于根本放弃民族主义，　│
│　而拥抱“民族解放”的新途：既追求自我民族的解放，也要　│
│　求其他民族的解放；即，以追求全世界各个民族都得到解放　│
│　思考、方法与方式，解决自我民族所面对的民族问题。　　　│
│　　　　　　　　　　　　　　　　　　　　　　　　　　　　│
│　本来就应该如此。在人类所拥有的这仅有的一个地球上，人　│
│　类社会正以加速的步伐迈向一个“地球村”，因此，放弃各　│
│　自的民族主义、拥抱大爱的“民族解放”，毋宁更是所有民　│
│　族得救的唯一坦途。　　　　　　　　　　　　　　　　　　│
│　　　　　　　　　　　　　　　　　　　　　　　　　　　　│
│　赵受中在《什么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一文中，很可　│
│　贵地看出极端民族主义才是中国目前最大的敌人。如果他能　│
│　够也看出那些比较不那么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可能为害、而同　│
│　时把它也当作中国的敌人，那就太好了！　　　　　　　　　│
│　　　　　　　　　　　　　　　　　　　　 （2005.7.30）　│
└────────────────────────────┘

我始终认为，中国目前的最大敌人不是我们民运人士，也不是美、
日，而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

民族主义发展到如今，已经慢慢演变为激进的、没有理性的极端民族
主义。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极其关注并且要时刻警惕的。中国
目前的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以刘亚洲、朱成虎的言论为外在的表现
形式。其中的内在的实质是什么，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并且防患。

中国在上个世纪中叶选择了共产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悲哀，原因
是中华民族的根子里面的民族主义情节和盲目排外心理等很多的国民
劣根性与马克思的幽灵的一拍即合而形成的事实。我们不能再次走向
这种狭隘的激进民族主义道路，而要选择健康的民族主义思维。

在目前的中国，我认为，就个体来说，选择新自由主义道路，是时代
的必然。这个是我的初步看法。

在未来的时代，也许自由主义的历史使命可能会完成。但是自由主义
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自由与民主信念将永远扎根在国人的心中。

所以，就我们民运人士来说，要会选择一个现实性的目标，来渐进开
展精神和思想上的启蒙，为未来的民主中国做做好精神和思想上的准
备。

目前，我们应该把目标和任务定位于与中共的独裁做斗争，争取更大
的话语和活动空间之外，还应该把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作为重中之重。
这也与反对中共独裁的任务并不相左。

以上是我目前的一点想法，希望同人批评指正。

（2005.7.30）

〔提供者：（河南）逸风〕

人类的文明，正迈向一种集体毁灭的方向，正如同宇宙中的生命体，
它在生长与发展的过程中，自然会逐渐启动死亡的机制一样。这种生
与死的辩证关系，会产生生命体各种生、老、病、死等的常态现象。

这些常态现象，充分体现了人类文明各种苦难与危机等各种的事实，
人类应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人类应该如何扮演应有的角色？这些问
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灵之中。

一、用信仰的力量，可以帮助人类建立伟大的慈悲心

我喜欢用祈祷的方式，来寻找人类与世界所有问题的答案，我一直相
信，人类理性的能力是有限的，唯有透过信仰的指引，才能产生心灵
巨大的力量。事实上，我在追求信仰的过程中，逐渐感受到来自彼岸
的力量，这种力量具有无上的能量，可以增强人面对邪恶势力时的道
德勇气，也可以化解人对抗邪恶势力时的死亡恐惧意识。

这种力量，有助于人解决人间所有的苦难与危机，也有助于人拯救人
类的道德与灵魂；这个力量是什么呢？它就是大慈悲心。

在面对人类文明各种苦难与危机时，人可以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即“仇恨心”与“慈悲心”；这两种态度，
都具有无上的能量，也都可以摧毁人间所有的苦难与危机。但是由于
这两种力量，具有不同的本质，因此它们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完全不
同。

二、仇恨的心灵，无法为人类建立伟大爱的文明

在19世纪时，人类急剧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社会上普遍
的不公不义，人民陷入了各种苦难与危机的形态，于是马克思发展了
一套理论，企图想要解决人类各种的苦难与危机。他的理论建立在阶
级仇恨、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上，虽然这套理论，有效地击垮了
不公不义的资本家，也有效地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但是它却
创造了新的阶级仇恨、暴力政权与新的阶级专政。

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可知，他是一个具有高度人道主义与社
会关怀的思想家，但是他却主张以仇恨、暴力与专制的手段，达到革
命的目的。这种用不公不义的革命手段，企图想要解决人类不公不义
的社会问题，绝对不是正确的方式；因为正义的目标，必须透过正义
的方式，才能够有效达成。

由于马克思这套仇恨、暴力与专制的理论，造成了日后共产党实行专
制，并且以仇恨与暴力的方式，建立了政权，导致无数人受迫害与死
难，造成了人间各种无法挽救的浩劫。

伦理学上，有所谓“意图伦理”与“责任伦理”。所谓的意图伦理，
是指人思想的出发点是善的；所谓的责任伦理，是指人行动后的责任
问题。也许马克思最早的意图是善的，但是由于他采用的方式是不义
的，造成了罪恶的结果，因此他必须承担人道的责任；人类绝对不可
以因为意图伦理是善的，而不追究责任伦理的罪责。

三、伟大的爱，具有正义、牺牲、舍己
　　与承担人道责任的本质

有人认为过多的爱是有害的，它会宽容人的错误与罪责。这是对爱不
正确的观念，所谓的爱，必须包含正义的概念，否则可能是一种乱
爱、溺爱、滥爱、纵容之爱或毁灭之爱等。

真正的爱，绝对具有正义的特质，它绝对不能容许邪恶、罪恶、不
公、不义、暴力与谎言的存在；正如同光明与黑暗、撒旦与天使、正
义与不正义、爱与不爱之间，永远无法同时存在一样。

真正的爱，绝对具有人道责任的理念，它必须消灭人间所有的邪恶、
罪恶、不公、不义、暴力与谎言；也必须帮助罪恶的人，认识他的错
误与罪行，然后帮助他接受忏悔与承担必要的罪责。

这种责任的爱，绝不容许个人有无知、沉默、恐惧、退缩、逃避道德
责任、害怕死亡等的权利；它是一种善的神圣力量，它必须勇敢地面
对，人间所有的黑暗、邪恶、暴力、谎言、贫穷、苦难、不公、不义
与专制政权；只要上述的黑暗势力没有消失之前，这种责任的爱，就
不能够退缩或停止；为了人类正义的目的，即使他必须去死，他也不
可以拒绝。

所谓的爱，具有正义的价值，它具有牺牲之爱与舍己之爱的本质；它
面对罪恶时，也具有惩罚之爱与除恶之爱的特质。不论它是牺牲之爱
与舍己之爱，或者是惩罚之爱与除恶之爱，它的出发点都是爱，也是
一种大慈悲的情怀。

真正的爱，并不是建立在“利己主义”、“功利主义”或“道德多元
论”，例如，心理利己主义（psychological egoism）、伦理利己主
义（ethical egoism）、伦理个人主义（ethical individualism）
利益论、伊壁鸠鲁的伦理快乐主义、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论、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动机功利主义（motive utili-
tarianism）、理想的功利主义、效果论、结果论（consequential-
ism）伦理契约主义（ethical contractarianism）等；也不是建立
在“完善论”、“义务论”或“目的论”之上，例如，道德义务论、
幸福目的论、规定主义（prescriptivism）、显见义务论（prima 
facie duties）、目的论伦理学（teleological ethics）等。

因为爱本身，即是终极的善（final good），它本身就是目的，并没
有任何的前提条件；凡是有任何前提条件的爱，都不是真正的爱。这
种爱，是一种自发性的存有，它不是基于人的良心论，也不是基于底
线伦理的意识；它是一种由信仰所产生的神圣力量，它具有自明的内
在价值，不受任何人间力量的限制，例如，它不会害怕任何邪恶的势
力，也不会受死亡的制约。

四、伟大的爱，将会爱敌人如自己

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爱之后，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大慈悲心，这种大慈
悲心，可以对抗人间所有的邪恶与黑暗势力，它可以克服人对死亡的
威胁。这种大慈悲心，就是一种无上善的神圣力量，人类需要这种力
量，来拯救人类各种的苦难与危机。

从爱的观点与立场，来审视人间的罪恶与暴行，它会得出一个简单的
道理。这个道理，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得到真正的爱；即使是大罪
大恶的人，也有平等享有人间爱的权利。凡是心中充满爱的人，他对
正义与不正义的人，都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之爱；他必须用伟大的
爱，来感化或改变罪人的罪行，这是他必须做的工作，而这个工作，
并没有任何回报可言。

所谓责任的爱，是指人必须尽一切的力量，帮助罪人离弃罪恶，并且
帮助罪人的灵魂，获得救赎与重生的机会。所有犯罪的人，在爱与正
义的面前，都必须认真地忏悔与接受合理罪的惩罚；这位具有责任之
爱的人，必须帮助犯罪的人，让他获得生命重生的机会。

五、在后共产时代的东亚，需要从废除死刑开始，
　　来建立真正人文关怀的社会

所谓的罪人，包含了两重的意义，即是“罪人的罪”与“罪人的人”
一个罪人，只要愿意洗净身上的罪，那么他就有机会成为一个正义
的人。

在人类史上，共产党曾犯下许多滔天的罪行，这些罪行，都应该接受
人类人道的谴责与追究。在后共产时代的东亚，所有的共产党员，都
要接受忏悔，并且承担应有的责任。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忏悔及承担应
有的责任，他们的灵魂与人格，就有重生的机会。

虽然这些共产党员，曾犯了许多杀人或迫害人的罪行，只要他们肯认
罪、忏悔与接受应有的惩罚，那么人类就应该给他们一个生命重生与
救赎的机会。

中国是死刑犯最多的国家，也是最缺乏人道关怀的国家。在专制文明
的统治之下，中国文明非常缺乏人文关怀的意识，例如，中国人对待
死刑犯，经常会用一些极不人道的名称，来诅咒被处死的刑犯，如十
恶不赦、罪大该死、死有余辜、死不足惜、遗臭万年等。这些恶言恶
语，很难帮助死者或死者的家属，得到忏悔与灵魂救赎的机会。

在西方基督教国家，一个死刑犯，在临行之前，会有牧师或神父来帮
助死刑犯，进行灵魂告解的工作，如此死者与死者的家属，才能够在
法律惩罚之前，得到死者忏悔与灵魂救赎的机会。这种保障犯人自我
忏悔与灵魂救赎机会的权利，是一个具有人道关怀社会的基本特质。

一个文明社会，如果不能够用严肃与爱的心灵，来面对人类死亡的问
题，那么这个社会，很难培养出具有高度人道关怀的文明特质。在专
制时代，那种对待死刑犯的方式，其实是一种建立非人文明的形式；
所有的人，对死者都毫无同情心，这样的文明社会，如何能够培养人
类爱的心灵与意识？

在欧洲，有许多国家，已经取消了死刑制度。虽然这些国家，要为取
消死刑，而付出极大的社会代价，这绝对是值得的，因为这是建立一
个具有充分爱与人道关怀社会的最好方法。这样具有充分人道关怀的
社会，绝不是没有废除死刑制度的国家，可以想象的。

我想用几个曾经听过的真实故事，来描述一些有爱与人道关怀的文明
社会，所培养出来的伟大人民与其事迹：

（一）有一群信仰天主教的荷兰人，他们专门在台湾收养残疾的儿
　　　童。他们为了帮助这些儿童建立自信心与正常的生活，他们愿
　　　意花费极高的资金，为儿童装特别设计的义肢与特别设计符合
　　　生活方便的用品，并且帮助这些儿童，成为社会上有尊严与价
　　　值的人，例如，让他们接受完整与高等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各
　　　行各业优秀的专业人士。
（二）有一位修女，在中东两个交战国之间服务，她被其中一个国家
　　　的士兵所强暴，并且怀孕。她决定将这个小孩生下，并且要用
　　　最大的爱，教育这个小孩，等这个小孩长大之后，希望他成为
　　　化解两个交战国家爱的见证。
（三）有一对荷兰的夫妻，带着儿子到意大利旅游，他们在高速公路
　　　上，被一位路人举手拦车，他们停下车来，想要帮助这位路
　　　人。没想到这位路人，竟然是一个强盗，他不仅抢了他们的财
　　　物，而且射杀了他们的儿子。两个小时之后，这个强盗被意大
　　　利警方逮捕，并且被判死刑。这对夫妻，将荷兰的房子卖了，
　　　并且用这笔钱，聘请意大利著名的律师，帮助这位强盗辩护，
　　　希望他不要被判死刑。此外，这对夫妻，将儿子的所有器官，
　　　全部捐给收容他儿子的医院，希望将他们的爱，留给意大利的
　　　人民。
（四）在台湾，有许多不求名利的神父、修女与牧师，他们默默地从
　　　事各种人道工作。例如，有一位牧师医生，他经常免费为山地
　　　居民治病；有一次，有一位妇人全身烧伤，他将自己身上的皮
　　　取下，移植给这位患者，他并没有收取任何报酬。
（五）在瑞典，有一位黑人的小女儿，在雪地里迷失了，所有当地的
　　　警察与人民，全都自告奋勇与不眠不休地投入寻找的工作。他
　　　们在雪地里，用木枝一寸一寸地戳雪地，希望能够找到这个小
　　　女孩的身体。数日之后，这位小女孩在亲戚家找到；所有参与
　　　寻找的人，都舒了一口气，他们没有任何的怨言，反而为这位
　　　小女孩的得救，而感到高兴。

是什么样的社会，可以孕育出上述的人，除了一个具有伟大爱与人道
关怀的社会，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培养出这些具有伟大情操的人？我
认为，人类废除死刑制度，是建立上述人的文明社会的必要过程。

虽然废除死刑制度，要花费许多巨大的社会代价，也必须建立许多相
应的文明配合措施与机构，例如，建立各种心理治疗中心、爱的教育
学习机构、宗教心灵辅导组织、社会道德与伦理辅导义工机构、职业
技能辅导中心等。但是这是人的责任，只要是一个人的社会或人的文
明，就不应该逃避这个人道责任与工作。

人类可以用仇恨，来面对人间所有的苦难与危机；人类也可以用大慈
悲心，来面对人间所有的苦难与危机。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会产生不
同的结果，前者将会延续人间各种的苦难与危机；后者将会建立人间
各种正义与幸福的价值。

六、用爱来反对人间的罪恶与专制政权

21世纪，人类最大的恶，就是容忍专制政权的存在；在这个最大的恶
之中，又以中共的专制政权，为人类最大的邪恶帝国。人类必须尽一
切可能的方式，消灭人间所有的专制政权，如此人类才可以永久保障
人民拥有自由与幸福的权利。

在反中共与反专制的人士之中，有许多人，是站在仇恨的立场，来反
中共与反专制。这些人虽然反中共与反专制，但是却是十分危险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在中共或专制政权崩溃之后，建立另外一个更可怕的
暴力与仇恨政权，如此所谓的反中共与反专制政权，最终会导向新的
仇恨与专制政权。除非人类能够用伟大的爱，来反中共与反专制，否
则人类永远无法建立一个有人道关怀与幸福的社会。

如何才能够检证或判别一个人的最初价值意识？到底这个人是以仇恨
或爱，作为文明改革的出发点？这种检证或判别的方法，十分简单，
只要检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观、主张革命的方法、对待敌人的方式、
是否具有人道关怀的本质等，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价值意识，是否建
立在仇恨或爱的基础之上？

换言之，那些高喊反共或反专制的人，如果不是以爱、人道关怀与责
任等为出发点或立场，那么他们可能是另外一种专制政权的相同结构
分子；他们的目的，可能在于报复，也可能在于贪图权位或名利，这
样的反共或反专制的人，要特别注意，因为他们是非常危险的人。

例如，以台湾为例，台湾受国民党专制的统治，近半个世纪之久。虽
然1996年，台湾经由公民直选，而建立了民主与自由的国家。然而，
那些崇尚专制政治与大汉沙文主义者，依然在蚕食与破坏这个民主的
国家，他们就象是一群吸血鬼一样，不断地榨取台湾人民与土地的资
源，他们对台湾的人民与土地，没有任何的爱与人文关怀；台湾对他
们而言，只是获取财富与权力的跳板，他们只有渡船心态，而没有真
正长久建设的意识。

如果让这些人成为执政党，那么他们过去贪污腐败与剥削压迫的行
为，就会立即复活。台湾人民用了半个世纪的历史，牺牲了无数人的
生命与鲜血，才能够保有现在可怜的一小部分民主，这些外来的政党
与外来压迫者，却不断在伤害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为什么他们会这么
做呢？

因为这些外来的政党与外来压迫者，他们也是受害者，他们受大中国
意识与专制思想的绑架，他们不可能会兴起爱台湾人民与土地的心
灵，因为台湾人民与土地，对他们这些来自中原的汉民族而言，只是
边陲文化与化外之民，他们有权任意凌辱、剥削、压榨与压迫他们，
这就是大汉沙文主义，对台湾人民迫害的本质。

只要对台湾每一块土地，作仔细的分析，任何人都可以明显地看出，
国民党在台湾各种贪污腐败与豆腐渣工程的痕迹。国民党与共产党，
根本就是一对孪生的兄弟。它们没有任何本质的差异，即使到了2005
年的今天，国民党也没有改变其土匪政党与流氓帮会的本质。现在台
湾所有的公共媒体，全都掌握在这一批外来人士的手中；他们的大中
国意识，就是破坏台湾族群与国民意识的原因。

这种大中国意识，绝对不会容许台湾人民爱自己的土地与建设家乡的
信念，这就是一个缺乏人文关怀专制文明，所孕育出来的非人文化。
事实上，这种大中国意识，不仅残酷地对待台湾人民，而且也残酷地
对待中国境内各地区的人民与异族。

台湾人民与国民党专制政权斗争的经验，将成为后共产时代中国大陆
各地区人民，与共产党专制政权斗争的模式。台湾的经验，说明了即
使是废除了一党专制与实行民主宪政，也没有办法改变共产党员与大
多数中国人民，那种大汉沙文主义的专制意识。这种专制意识，正是
后共产时代中国各地区实行民主宪政的敌人。

台湾人民，至今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这种苦难，完全根源于外省人
大中国的意识，每一个想要爱台湾与建设台湾家园的人，都必须面对
这群大中国意识的人，对台湾人民，各种造谣、诋毁、破坏、压迫、
剥削、欺侮与利益的行为。这种苦难，永远不会终止，除非台湾人民
能够彻底消灭这种大中国的专制意识，否则一切民主的努力，都是事
倍功半的行为。

至今台湾人民都无法将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主张保障人权）、
法国大革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主张主权在民）、美国独立革命
的《独立宣言》（主张人人平等）等资料，列为国民教育的主要民主
教材，这样缺乏民主基本教育的国家，如何能够实行现代民主宪政？

我认为，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必须从人道关怀与爱自己的土地与人
民立场，来放弃大中国与大中华民族的意识，否则所谓的民主宪政，
很难有效达成。换言之，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人，能够愿意学习美国联
邦与欧盟的民主模式，否则终必会走向大一统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
制。

如果中国人民心中的民主观念，并不包含人道关怀、爱自己的土地与
人民、追求自由、人人平等、认同于幸福的价值、保障人权、建立公
平正义的社会、各民族一律平等、尊重各地区公民直选、尊重各地区
住民自决的权利等，那么这种民主观念，绝对不是完整的；这种不完
整的民主观念，有可能成为未来大中国专制主义再次复活的工具，也
成为被未来大中国专制主义再度绑架的对象。

经历过一个世纪之后，中国境内地区的人民，有权按照公民直选的方
式，建立自己的政府与国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用虚拟的国家或民
族意识，来剥夺人民这种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因为人民是土地与
国家的主体，也是土地与国家的统治者；人民不是虚拟国家或民族意
识的工具，也不是国家或民族的被统治者。

七、用伟大的爱与慈悲心，来拯救人类的人性，
　　然后拯救人类的文明

人类需要用伟大的爱与慈悲心，来拯救人类的人性。任何人间的革
命，如果悖离了爱与正义的本质，那么这种革命，只会延续人间各种
的苦难与危机，并没有真正意义的革命价值。1911年，中国发生了民
国革命，近1百年之后的今天，中国的人民仍然生活在各种苦难与危
机的环境之中，为什么会如此呢？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那场革命，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爱与正义的价
值，它无法改变人心与人性，使整个社会走向人文关怀与人道正义的
方向，因此革命的结果，只不过是加深人民的苦难与危机罢了。

在后共产时代的东亚，也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人不能够充分认识人的
价值与人道关怀的意义，他们绝对无法找到一个如何建立爱、正义、
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幸福与快乐价值社会的方法。

人类要如何找到永恒正义与幸福的价值？我认为，应该从如何建立人
文关怀、爱与大慈悲心开始，否则人类依然要永远停留生活在，那个
充满黑暗、邪灵、罪恶、暴力、谎言、群魔与恶鬼的世界之中，成为
黑暗宇宙中永恒沉沦的存有。

（200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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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快下班时，我接到大哥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杨四哥昨夜去
世了，要我下午下班后到五弟处会合，4兄弟一同前往凤姐家为杨四
哥吊唁。大哥那口吻生硬坚决，不容有半点迟疑，也不容有丝毫推
卸。

杨四哥是我的堂姐夫，四川人，58岁，有1只眼睛儿时生病至残，人
挺正直，办事精明，且有胆识。57年反右时期，我父亲蒙受不白之冤
倍遭凌辱。在春节后不久的1次批斗会上，父亲再次惨遭毒打，气愤
之余于当天夜晚投河自尽。事情发生后，同事亲朋纷纷离去，不敢靠
近我们，害怕受到牵连。父亲的亲兄长，我们的七伯父，他家同我们
就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几天来却不见踪影。父亲的侄女婿也同父亲一
个单位，平时不少得到父亲的接济和帮助，事出之后却不知躲到什么
地方去了。我们兄弟4人，大哥才16岁，五弟才4岁，我当年11岁，都
未经历过这种事情，因此显得惊慌失措，茫然无主。母亲由于悲伤过
度，神志恍惚，以至没有了主见。有几个好心人将我父亲的遗体拖上
岸，并找来一床草席盖在父亲的遗体在。母亲带着我们兄弟4人只知
道围着父亲的遗体呼天抢地地哭涕。邻居和父亲单位的好心人只敢躲
在远处倍着我们流泪，父亲单位的狗头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
一事不管，还暗自得意。

正在这危难关头，杨四哥站了出来，他顶着恶浪，忍着悲愤，叫人把
父亲的遗体抬到我们家后院，搭起一个临时蓬布，并叫来白龙会的兄
弟，给我父亲剃头、净身、更衣、还自己掏钱买了一付薄板棺材，带
着我们兄弟4人将我父亲安葬在五里关的荒山头上。杨四哥当时的所
作所为可谓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一派侠风义骨，助弱抑强的豪壮之
举。当时的目睹者中无不暗中赞叹和钦佩。此后，每当想起杨四哥，
我们全家无不遵从备致，感恩不尽。现在他逝世了，我们再有天大的
事也得放下，一同前往悼念。大哥那不容迟疑的口吻正是由此而发。
我不便解释，一口认承下来。放下电话后我却大大犯难。非常清楚，
今天下午老王家的会议非同小可，这也是件气壮山河，义不容辞的重
要事情。可是，凤姐这边也是非去不可的，怎么办？正当我左右为
难，焦头烂额时，前厅打来电话，竟是妻来了，她人已坐位在前厅沙
发上等着哩！

我又惊又喜，惊的是，妻的突然到来会不会是她看出了什么破绽，特
地赶来加予劝阻。如果是，事情就难办了，至少会凭添许多麻烦。喜
的是，上苍居然在我赴京之前又将爱妻送到我身边，使我有机会再次
尽尽人夫之责，恩爱之情。我略微思考了一下，断定妻对于我北上之
事不会有所查觉，于是，便做出一付兴高采烈的模样来到前厅见妻。

正如我所料，妻是因公出差。她要到清镇出席一个会议，理所当然要
到贵阳来看我。她欢天喜地地告诉我，说到清镇报到后便可以到贵阳
来倍我，即令白天开会走不了，晚上也可以乘车赶回贵阳过夜，第2
天再乘车赶到清镇去开会。而且，这会议要开1个星期哩！妻乐不可
支，兴奋异常，我却暗暗着急，叫苦不迭。如此一来，我企图瞒着妻
一走了之的方案显然要变成泡影。妻的嘴唇又翘了起来，她不无遗憾
地告诉我，说下午要去清镇报到，今晚可能回不来了。“回不来才
好，否则，我心中的秘密要过早泄露了。”我心里想，但嘴上却堂而
皇之地说：“工作为重，能回来当然好，回不来也别勉强。”

我同妻在街上随便吃了点东西。她说先回家洗澡，换件衣服后再去清
镇报到。临分手时，她附在我的耳边亲妮地说：“今晚我若回不来，
你就忍着点，好好睡觉，明天我回来后让你亲个够！”

妻走了。我心急如焚，暗暗叫苦，昨天晚上写的那封信就放在枕头
上，她要是看见信就糟糕了。怎么办？打的士抢在妻前面把信藏起
来？不行，来不及了，妻已经上了中巴车，即令打的士能抢先一步，
回来的路上难免不同她碰个正着。真要那样，怎样向妻解释呢？要让
妻怀疑到其它事情上去才叫弄巧成拙哩。算啦！就让妻提前知道吧！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天意。不过，绝对不能将真象全部泄露，更不能
被她的眼泪所迷惑。无论她怎么说，北上的主意决不能改变。虽然铁
下了心，胸中却不免阵阵疼痛，妻见到那封信后的惊恐情景已经呈现
在我眼前。

我一直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妻的出现，婉如一个罪人等待法庭
的判决一样。下午3点，妻终于来了。她满脸泪痕，一腔怨气，那双
黑白分明的眸子中射出一束质询的冷光，一看就知道这是她读过那封
信的必然反应。我不想再绕圈子，浪费时间，便坦诚地对她说：“该
说的我在信上已经说清楚了，不该说的我决不会说。”

妻的泪水清泉般涌了出来，那腔怨气一瞬间变成了悲戚，一肚子的疑
团，一肚子的话竟不知从何说起。妻那清泪横流的面孔，那因伤心欲
言难出的模样，使我心如刀割，身如火焚。正当我手足无措，茫然以
对时，妻突然转身就走。我立即追了上去，只见她不停地擦泪。我想
栏住她，向她解释，可我怎么解释呢？解释什么呢？我想安慰她，可
我他什么语言安慰她呢？她首先要想知道的是事实真象啊！而我，既
不想让她知道真象又怎么安慰她呢？我结结巴巴，好半天结不出一句
话来。这时候，妻昂然抬起头来，死死盯住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
说：“那封信，那份混蛋报告，以及身分证复印件我已经撕毁了。我
希望永远不再看到那种东西。现在我要到清镇去报到，所有的事情明
天我回来后再说。”说完，妻飘然而去。她那出类拔萃的气质，她那
独特而又娇美的步态，她那窈窕高挑的身段很快便淹没在来往奔波的
人群中。

我久久地伫立在原地，心已被重重矛盾困绕。妻丢下的话明白无误，
她决心同我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怎么想，她决不会改变
主意。而我，却作出了误她终身的决定。妻此时的心情不好受，我的
心里就好受吗？她可以表达她对爱情的忠贞，而我却只能用自毁爱情
来回报她。那么，我能劝告妻勇敢些坚强些，抛开我另寻伴侣吗？
啊！这样做只会使她更加伤心。但是，我能欣然接受她为我作出重大
牺牲吗？这次行动，我至少被判5年徒刑，啊！天啦！这5年恰好是妻
作为女人最可珍贵的时期，这5年是一个妇女一生中最后的光华，也
是妻对生活寄予最大希望的最后机会。不！不！妻的命运够坎坷够凄
凉的了，她所遭受的折磨和不幸多过她得到的欢乐和幸福。她那几乎
破碎的心不能再接受这种苦不堪言的生活，她应该把握住这无限灿烂
的夕阳，她应该生活在无忧无虑的爱抚之中。我辜负了她，毁了她，
我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的做法应该受到上天的惩罚。但是，我深深懂
得，严守自己的生活信念，完成历史赋予我的神圣使命，这也是做人
的基本准则。目前，我只能做出一个决定：忍痛割爱，勇往直前。但
愿妻能够理解，但愿她能想开一些，但愿她的生活中出现一个比我更
优秀的男人，以填补我留在她心中的空白，但愿我心爱的人能够寻找
到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幸福。

午下班后，我决定去老王家，明天再去凤姐家请罪。国事必须优先于
家事，这对于任何有责任心的人来说应该是铁打的定律。

在老王家，会议的气氛特别令人振奋，人到得不少，多数人我不认
识。大家情绪激昂，慷慨热烈，其中有几个年轻人虽未说话，但从他
们那严肃激动的神情中，我看到了义无返顾、勇于献身的决心。我也
一直处在激奋之中，几次同身边的朋友谈起欧洲16世纪的启蒙运动和
人文主义革命。还大谈孟德斯鸠、洛克、卢梭等人的“主权在民”、
“天赋人权”以及“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三权分立等划时代理论。
我对“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些人手
中就等于暴政”的观点十分赞赏，并赞成国家权力除了以权力制约权
力外，还应该加强以社会力量制约权力的机制。谈到中国现状，我认
为，中国现行的制度实际上是封建社会主义。因为当权者从一开始就
把马列主义理论参合到封建专制的架构中去了。这就是所谓的：马列
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封建专制表面上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实际上是统一的，
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封建专制是家天下，而社会主义是党天下。
其余的东西如出一辙，一脉相承。社会主义之所以这么快就寿终正
寝，原因就在于，它是封建的腐朽同法西斯的残暴相结合的产物。这
种制度无论哪个国家的人民都不会接受，人民不愿意接受的东西寿命
注定不会长。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多党民主政体。有人担忧，中国搞
民主政体会乱成一锅粥。说这话的人并不是出于私心，而是出于无
知，他们所理解的民主是各行其事。他们不懂民主政府的首要任务就
是完善法律制度，从立法者的产生，到立法程序，从司法的范围到司
法的形式，从行政首脑的权限到行政官员的任期无不作了明确而又详
细的规定，任何人不按法律行事就要受到法律制裁。当然，任何一个
专制国家向民主政体过度，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阵痛，其经济发展和
社会治安以及各个领域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俄罗斯的现状就是
例子。但是，建立民主政体，就是找到正确道路的起跑线，沿着这条
道路走下去，所有的社会弊病就会逐渐被克服，因为民主制度的产生
和运作程序就是为克服各种社会弊端而设计的。反之，各行其事，随
心所欲才是专制制度的通病。专制制度是制造社会弊端的机器，这一
点是不争的事实，历史已无情地作了定论。

接着，陈西宣布了此次行动的初步计划：黄燕明负责对各大专院校的
宣传鼓动工作。廖双元、王全政负责对工矿区的宣传鼓动工作。徐国
庆、王军负责对闹市区的宣传鼓动工作。计划要求宣传鼓动工作从5
月28日起开始实施，印发的传单也必须在同一天散发出去。形式和具
体方案由各组负责人自己拟定。第2波宣传工作定在6月1日。第3波宣
传工作定在6月3日。6月4日下午两点，各组负责人带领人群到人民广
场集中。然后集会，发表演说，游行示威，最后到省政府要求同领导
人对话，共同讨论当前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已归纳为5个
方面：一，失业问题。二，通货膨胀问题。三，社会治安问题。四，
贪污腐败问题。五，人权问题。会议决定由陈西总负责，并为各组负
责人的传呼机编排了联络号码，联系方法。陈西要求大家坚定信心，
行动果断，随时保持联络。关于我去北京的事，会议上没有公布，这
是我的主意，我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的。

行动事宜安排完毕后，陈西招呼大家共进晚餐，当我看到大家那临战
前的激奋情绪时，中枢神精突然有所触动，这莫非是最后的晚餐？是
我多疑？是有意安排？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在场的人并没有为这最
后的晚餐大发感慨，自己也就不便声张，以免破坏大家的情绪。但
是，我心中总觉得不踏实，于是在内心深处默默地祈祷：上帝保佑这
帮人中不要有犹大。

散会后，陈西要我明天早上在公司等他的电话，同时，他告诉我，廖
双元和曾宁都未来参加会议，这种情况很不正常，他担心他们出事，
要我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回到家时已是凌晨1点，妻果然没有回来，我跨进家门便发现被撕成
碎片的信件堆放在床头柜上。我凝视这那堆废纸，心中一片空寂。我
说不清当时是什么感受，只觉得脑瓜子在无限制地胀大，并塞满了杂
草，没有思索的画面，也没有影象线路，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似乎
自己是否存在都没法确定。猛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脑际：她会不
会……啊！不！不！不可能，妻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再说，她还
没有把事情弄清楚呢！那么，她会不会一狠心，从此不再来见我呢？
如若这样，我才要谢天谢地。我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妙，随时都有可能
被当局逮捕，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已没有后退的余地了。妻不在
身边，我少一分担忧，少一分牵挂。我不愿看到她被无辜牵连，也不
愿让她看到我被当局逮捕的场面。我明知道妻到清镇开会不一定能回
来，但我仍然胡乱猜测妻不回来的原因，设置了一种又一种可能性，
再一次又一次地推翻这些凭空捏造出来的假设，想得头都要爆炸了，
心仍然平静不下来。几次昏然人睡，却几次猛然惊醒，就是处于迷糊
状态的那几分钟，也受到一连串噩梦的惊扰。

一个复杂多变而又危机四伏的夜晚。一个令人惊恐不安且黑暗漫长的
夜晚。

〔《大纪元》记者辛菲采访报导〕贵州著名民主人士陈西先生今年5
月26日10年刑满出狱，当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了矢志不渝
的决心：如果是奴隶的话，关心的只是吃喝和活着，但是作为一个
人，关心的是尊严、人格和人权。陈西先生7月29日郑重声明退党。

陈西先生的公开退党声明

本人早年曾经积极主动地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共产党。那是毛泽
东挑起一个阶级对其它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一个工人阶级
的子女；同时，也是工人阶级，自然而然出于对本阶级和“伟大领
袖”的无限忠诚，成为了领导阶级的先锋队队员之一。

那时，对共产主义、党的伟大事业是忠心地崇信、誓死地拥护。

如今，对自己的过去感到好笑，感到一种在幼年时就开始上当受骗、
被人操纵的耻辱！

不过，从中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哈耶克的这段话：“一种文明之所以
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步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
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为及其当下的境
势，以致于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

感谢“全面专政”的时代，感谢专制者，感谢总想控制别人，总想压
迫别人，总想当官的高高在上的“君子们”给了我活生生的教材，反
动的参照数，使我真正的成熟了起来，懂得了思想和真信仰，懂得了
成人之道。

过去我曾是忠于共产主义的一名党员。今天，我已经成为一名追求民
主宪政的民主党党员。我宣布：从形式上和本质上都退出共产党。

从形式和本质上都告别中共

陈西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很多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如果能
够有一个结案的，当尽快有一个结案；如果可划一个句号的，当划一
个句号，绝不能随意划省略符号。这是一种认真、负责、坦诚、不拖
泥带水、执著于信仰的时代精神。

陈西说，尽管我在89年被判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形式上已经被
开除了党籍，但是我今天本质上也要做出回应，公开声明退党就是我
对过去那段幼稚的历史做出的一种宣告：彻底地和中共那个组织决
裂，从那个死胡同走出来。

陈西表示，在中共的长期压迫和统治之下，长期地被官方意识形态灌
输，当年入团、入党时，并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没有分辨是非的
能力，完全是上当受骗，是一段幼稚无知的历史。今天公开声明退
党，义无反顾地告别中共，我衷心地希望后来人不要再重蹈我们的覆
辙。

退党获新生，退党有益全人类

陈西表示，中华民族这几十年来是一段苦难的、畸形的历史，付出的
生命和民族的代价太大了。人们却健忘，而遗忘恰恰是最可怕的东
西。如果不深刻地进行反思，便找不到中国人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陈西说，包括在狱中，我也一直在反思：为什么中共这种畸形的妖魔
化的东西会出现在我们这块大地上，这么严重地破坏和扭曲着人性？
在黑暗中不知道光明，反认为黑暗是光明，今天我才真正看到了光明
在哪里。

陈西指出，退党是一种和平、理性地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道路，唤
醒更多人的良知和勇气，帮助人们克服遗忘、克服恐惧、深入反思，
真正地走向光明，获得新生，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人类都有积极而
重要的意义。

陈西简介

陈西，本名陈友才，男，汉族，1954年2月29日生于贵州贵阳。

1970年6月：毕业于贵阳师范学校初中部。年底进入贵阳轴承厂当工
人。1983年：调贵阳金筑大学政保处工作，自学获得了外语大专文
凭。1989年：“学潮”期间，因组织《沙龙联谊会》，成立“爱国民
主联合会”而被判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1992年6月：出狱，创建《贵州图腾科技实业公司》，任董事长，聘
廖双元为法律顾问。1995年5月：因组织《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提出了贵州的民主运动要走在全国的前面，要敢为人先，在贵州点燃
第1把民主之火，并要求平反“6.4”而被捕。

1996年3月：被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
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2005年5月26日刑满出狱。

〔转载自《大纪元》2005.7.30 12:16；http://www.dajiyuan.com〕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蒋亨兰（中）在记者会上宣布第19届（2004
年）中国杰出民主人士获奖者名单。

第19届（2004年）中国杰出民主人士获奖者出炉，7月29日中午，中
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在旧金山召开记者会，公布获奖者名单；他们是：
严家祺、胡石根、以及陈桂棣与吴春桃。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主席蒋亨兰介绍了几位获奖者的背景：

严家祺，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严家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
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与鲍童等均为赵紫杨的智囊团成员，推动中
国实行民主。“6．4”时，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并声援当时敢言的
“世届经济导报”。出国后，他曾任“民主中国阵线”的首届主席，
也一直关心中国的民主，并投身促进中国民主的各种活动。10多年
中，为探索中国的民主政治，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出版了《民主如何
来到中国》。

蒋亨兰说，严家祺所著的《首脑论》和《文革十年史》，对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和推动民主制度，起到直接的启蒙作用。她认为严家祺是当
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

胡石根，1954年出生于江西，在北大研究生毕业后，任北京语言学院
的讲师。他参与了成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和
“中国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6．4”后被捕入狱至今，在狱中备
受虐待摧残。

蒋亨兰说，据探望过胡石根的朋友说，50岁的他，满头白发，患有严
重的精神衰弱，肝病，心脏病；目前，他的视力已弱到看不清台阶的
地步。最近又听说他有骨折，腰椎骨突出；如不被及时治疗，朋友们
都担心他会变成残废。

陈桂棣与吴春桃是夫妇，他们花费了几乎自己的所有积蓄，一起著书
《中国农民调查》。此书记述了几乎农村税费改革的起因和推行的全
过程，披露了中国农民的血泪辛酸，与贪官污吏的凶狠滥权。

蒋亨兰说，《中国农民调查》虽未被中共封为“禁书”，但在大陆却
无法找到此书。陈桂棣与吴春桃夫妇也因此得罪了那些贪官污吏，被
他们诬告，致使官司缠身，而无法来美领奖。

有与会者指出，中共对新闻和网络实行严密封锁；但是“无界浏览”
“动态网”、和“花园网”突破了中共的封锁，使得海内外信息能够
在大陆自由流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是否应该颁奖给这些默默无
闻，但对中国的言论自由起了非凡作用的网络的创办者。

〔原载《大纪元》。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7.30 02:58；
http://www.ncn.org/〕

〔《大纪元》记者冯长乐采访报道〕中国异议作家郑贻春在7月21日
遭第2次起诉，罪名是“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并且他
与《大纪元》编辑唐青（本名黄万青）几年前的私人通话被录音，以
此为“证据”，指控郑贻春与唐青属于“国内、国际勾结”，还接受
了唐青《大纪元网站》的“资助”。《大纪元网站》主编唐青对此愤
怒回应。

（以下，“记”指“记者”；“唐”指“唐青”）

记：唐青先生您好，营口法院再次开庭审理郑贻春案，中共当局新一
　　轮的指控，提到了《大纪元网站》编辑唐青，并且以两年前您与
　　郑贻春谈话录音内容作为庭审证据，听到这个消息后您的感觉如
　　何？您怎样看营口法院的这个指控？
唐：这个消息我已得知。郑贻春是个本份的人，有深刻的思想，充满
　　理想和激情，忧国忧民。我和他虽然交往不多，但很敬佩郑先
　　生。我们只是一般的编辑和作者之间的联系，接触不多，偶尔通
　　过电子邮件联系。

　　几年前因为稿件的事情与他有过几次电话交流。为什么几年前没
　　事，现在就成了“勾结”？如果这也能作为“与境外机构、组
　　织、个人相勾结”的“证据”，那完全是中共歇斯底里的欲加之
　　罪。胡锦涛也跟布什打电话，难道也是“与境外机构、组织、个
　　人相勾结”？简直就是无稽之谈！

　　我弟弟因为修炼法轮功以及和我有海外联系，两年多前被上海公
　　安绑架，至今杳无音讯。江西省610办主任田军以及江西国安多
　　次跟我联系，声称要帮我找弟弟，还三番五次到我国内家里，这
　　是否也是“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

窃听私人谈话是非法的

　　营口市检察院作为中国国家司法机关、营口市公安局作为中国国
　　家的安全机构，怎么能用这样窃听的卑鄙手段来监控人们之间的
　　正常交流和往来，他们不是在执法犯法吗？！这本身即是对一个
　　公民合法权利的危害和侵犯。

　　根据中国政府于1998年签订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
　　每一个签约国的公民都应该享有充分表达的权利和自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按照
　　宪法来看，郑贻春有投稿写作的自由，所以他是合法的，无罪。

　　中共营口国安对我和郑贻春的电话监控录音，是非法窃听。非法
　　窃听触犯国际的法律，我们要追究责任。而且这也是侵犯国民通
　　讯自由，侵犯了一个合法的新闻媒体的名誉权和通信自由权。侵
　　犯海外媒体人的名誉权，干扰大纪元编辑的日常工作。

劳动所得稿酬微不足道

记：他们指控郑贻春接受了你和《大纪元网站》的“资助”，能否谈
　　谈具体情况？
唐：这个郑贻春自己也说了：“岂有此理。我是一个自由独立的作
　　家，作家就是靠写文章赚取稿费，我这些年就是靠稿费过日子
　　的。稿费是作家的脑力劳动所得，是合理的报酬，什么是资助，
　　资助是不定期的不顶数额的无偿的给。我没得到任何人的资
　　助。”

　　郑贻春只是得到我们微薄的稿酬，筹金可以说低于任何一家海外
　　媒体的正常水平，这是他劳动所得。我们一直很惭愧，付给郑贻
　　春的稿费大大低于平均水平，因为都是我们编辑自己掏腰包付
　　的。一般情况下，作者给我们都是义务供稿；郑贻春因为生活很
　　紧张，所以我们每月付150美元作为他的稿酬，微不足道，这也
　　算“接受国外资助”？

　　那些中共领导、部长、省长们每年大量出国招商，吸收外资，那
　　才是真正的“接受国外资助”。“接受国外资助”是中共的国
　　策，每年没有大量的国外投资，中共都垮了。郑贻春每月劳动所
　　得150，就有罪了？！

针对《九评》和退党而来

记：郑贻春揭露当局对他诱供，很明显这种做法是当局事先策划的，
　　事先做的圈套。郑贻春作为知名作家多年来在海外很多媒体上发
　　表文章，为什么当局单单找出与《大纪元》主编的谈话作为加害
　　他的证据，而不是其他网站或媒体或个人呢？
唐：这和《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有关。他们还怀疑
　　郑贻春是《九评》写作者呢，其实不是。

　　《大纪元网站》自建立之日起，中共就十分惧怕，并且处心积虑
　　予以破坏和封锁。我们最早在大陆的记者现在还有十多人被关在
　　监狱。5年来，《大纪元》一路勇于打破中共封锁，不仅立足海
　　外，在中国大陆民众心中也树立起了一座丰碑。

　　大陆民众透过多种途径和管道得知并认识了《大纪元》，且以心
　　口相传方式，使《大纪元》深深植根于中国民间。《大纪元》因
　　为敢讲真话，中共一直视为眼中钉。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大纪元》向人们即时敲响了警钟，勇
　　敢的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面目。《大纪元》发表《九评》以
　　来，特别是建立退党网站、举办九评征文、发表《大纪元》的郑
　　重声明等等，带动了中国大陆的退党潮。

郑贻春案已超出法院协调系统

　　《大纪元》社论《九评共产党》打到了中共的“七寸”，几百万
　　人声明退出中共，海外声势浩大的声援退党游行，都是给中共沉
　　重的打击。

　　此时中共拿郑贻春开刀，重新审理郑案，明显冲着《大纪元》和
　　《九评》来的。郑贻春是一位优秀敢言的作家，作品涉及范围广
　　泛；包括诗歌、散文、翻译作品、政论性文章等。

　　郑贻春和其他民主人士，一直在网上坚定不移、深刻有力的批判
　　共产党，揭露共产党的流氓本性与欺骗的真面目，从中共大量秘
　　密抓捕了这些异议人士来看，显然并非偶然。

　　据知情者披露，郑贻春案中共是做为大案、要案处理的。郑贻春
　　被抓捕后，即便是法院开庭审理结束了，但此案由不得法院或是
　　谁可以主导的。因为郑贻春案本身已经超出法院协调系统。案由
　　一个辽宁省政法委的书记直接向上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周永康、
　　罗干汇报。

记：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共对大陆退党人员和民主人士加强了迫害，
　　特别是最近跟《大纪元》关系比较密切的撰稿人、《大纪元》记
　　者的家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与威胁。监狱中还关押着象郑贻
　　春、张林等等这样因文字而入狱的思想犯、记者数百多人。《大
　　纪元》将如何面对？
唐：中共已经到了末日的疯狂，对百姓而言是黎明前的黑暗。退出中
　　共的人数已突破330万，连中国驻澳洲外交官陈用林、天津公安
　　局警官郝凤军、沈阳市司法局局长韩广生都逃离中共，在《大纪
　　元》上公开退党。中共已经是众叛亲离的局面，末日不远，《大
　　纪元》却越打压越壮大。

　　我很钦佩郑贻春当庭翻供，进行自我辩护。这让我回想起郑贻春
　　豪迈的文风和充满激情的辩论。面对邪恶，就是要坚强。

　　在此我们呼吁各界声援和支持郑贻春、张林等异议作家和受迫害
　　人士。《大纪元》作为受损害方以及关联第三方，将诉诸国际相
　　关机构来声援和调查，我们也将公布和调查迫害郑贻春、张林的
　　直接责任人，将他们暴光。

　　我很遗憾郑贻春遭到这样的不公待遇！向郑贻春和他的家人表示
　　安慰，我们一定不会放弃努力！我们会想办法。让我们共同努
　　力，使郑贻春、张林等人早日获得应有的自由！中共将得到应有
　　的下场。

〔转载自《大纪元》2005.7.30 08:32；http://www.dajiyuan.com〕

一、一个别出心裁的“文化大革命”定义

在中国大陆那些几个很有名气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专家学者
中，金春明教授是我认为的很有个性的一个人，他写作的《“文化大
革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我在中国时候就阅读过，虽然对
书的内容没进行过仔细的研究，但是，对书中的有关“文化大革命”
的定义却产生出了强烈的印象，以至于在阅读之后，有余音绕梁，三
日不绝的感觉。那时侯，我本来就想针对此写一点东西，只是因俗务
缠绕没有动笔。2002年11月，我在韩国逃亡后，苦于没有中文书籍可
读，经四处打听，于去年底终于在汉城寻找到一家小小的中文图书
馆，想不到竟然在其中寻找到《史稿》一书，又一次地翻阅之后，就
想到要写一点类似于读后感的文章，拖了半年，这才动笔。

在《史稿》中，作者对“文化大革命”下了一个十分冗长的、在我看
来也是别出心裁的定义，为了使读者们能够和我一同分析它，我把它
全文摘抄如下：在列举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的特征之后，他
用一个商量的口气提出了“可否给‘文化大革命’下一个更为具体的
定义”的问题，几经踌躇，定义作出了：“‘文化大革命’是由最高
领袖亲自和领导的，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指导思想
的，以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为对象的，采取所谓‘四大’方法
动员亿万群众参加的，以反修、防修巩固红色江山为神圣目标的，一
场矛盾错综复杂的大规模、长时间的特殊政治运动。”

上述定义如此之冗长，读者们读后如果产生了它好象它不是定义的感
觉，那就是有心之人。的确，我和大家的感觉是一样的，以为这个定
义如此“特殊”可能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于是，就产生了我所使
用的“别出心裁”的词。这个定义是陈述性的，句字如此之长好象表
明了作者在执笔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衷。谁都知道，在中国“文化
大革命”从一出世来，就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准说”，一个部分
“不准说”。所以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人，如果分不清这个两
个部分，那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副统帅”──林彪所说的
“糊涂虫”，“脑袋掉了还不知怎么掉的”。我猜想金春明教授的定
义好象是立足于“准说”的那一部分内容之上，而又牵连起了或者暗
示了那个“不准说”的另一部分潜在的内容，从而使他的定义具有了
我们中国学术的“微言大义”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我就有理由认
为：这个世界上最蹩脚的“文化大革命”定义却是中国社会能够公开
作出来的最好的定义。我们大家不都是明白“社会主义”有一个“中
国特色”吗？那么，在学术上它也是有一个“中国特色”的，只不过
中国学者们因羞于这种“特色”而对其保持沉默罢了。

二、定义中的问题

在上述的定义中，金教授用有意地作了6个方面的陈述，但是，这样
的陈述他好象没有给“文化大革命”作出定性的意图，只是用一个
“特殊”的词对之作了个修饰，以至于他提出了6个“特殊”的结论
是：“一是领导特殊”；“二是理论特殊”；“三是对象特殊”；
“四是方法特殊”；“五是目标特殊”；“六矛盾特殊”。有了这
“6个特殊”，他就有理由说，“文化大革命”“可以简称为特殊的
政治运动”。我认为，金教授的这个定义其所以十分的微妙就在于他
对“特殊”一词的使用，因此对于那些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革
命”或者“动乱”的人来说似乎都可以接受它。因此即使你把它解释
成带有引号的革命（毛泽东的“革命”不带引号）或者带有引号的动
乱（邓小平的“动乱”也不带引号），好象都能够说通。至于说到
“特殊”之下所隐藏的内容是什么？那就可以发人深省了。

在中国，一个有思想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特别是所表达的
思想和一个官方的口径有一定的距离的时候，那么他就得特别的小
心。在一个缺乏基本的思想自由的社会中，一个学者在表述自己的意
见与思想时就不得不遵守某些“基本原则”，如果说这样的遵守行为
也可以辟出一个学者自己多少享有的狭隘的自由空间的话，就一定得
讲究个技巧的问题，而金教授的“文革”定义就是一个“技巧”及高
的定义。这个定义非但没有抹杀此书发表时的官方定义中的矛盾，而
且是把这些矛盾都一一地列举在定义之中，从而给出已经由官方两次
所下的“文革”定义（一次是毛泽东所下的“革命”的定义，一次是
邓小平所下的“动乱”定义）以疑义。也就是说，在它的定义中，不
仅质疑了毛泽东的“革命论”，而且也质疑了邓小平的“动乱论”，
但是他却把质疑后的自己的东西给隐蔽起来了。也正是这样，我就猜
想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是不是和我有些近似？我在研究“文化
大革命”时主张四个字：“出毛去邓”。所谓的“出毛”，就是研究
者一定要能够主动地走出毛泽东有关“文化大革命理论”的那种骗
局，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把“7亿人的运动”拱手让于毛；于此
相应的是，所谓的“去邓”就是你在后毛泽东时代又得打破或者除去
邓小平的“动乱论”，若不是这样的话，你就认不清楚民主在过去时
间中的形象，因此，你也就不可能认识未来时间上的民主，你就会在
出现了民主的地方以为“发生了动乱”，对比之下，金教授的定义，
既有“出毛”之意，又有“去邓”之心。

定义一般是涉及被定义的东西的性质，因此，通过定义人们就可以轻
而易举的了解事物的性质，但是，金教授的定义却帮不了你的忙，你
通过这个定义寻找不到“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在我们中国，人
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曾经作出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说明：一、人
民群众运动；二、毛泽东运动；三、共产党运动，但是，这三个已经
被说明过的东西在金教授的定义中是被质疑的对象，你说他是人民群
众的运动为什么又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你说它是毛泽东的
运动，你却寻找不到毛泽东政治领导的方法、途径和路线？也不能够
解释一场毛泽东的运动怎么能够接纳“7亿人”的事情？你说它是共
产党运动吧，哪儿有共产党当权派全部被打倒，普通共产党员都纷纷
地跳出了共产党组织变成了政治造反派的事情呢？正因为被研究的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真实的存在着上述现象，所以研究它时所使用
的定义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因此，只要我们接受了“文化大革
命”是一场“特殊的政治运动”的定义，那么，你不妨在“特殊”2
字上去大做文章。你做出来的文章与金教授所欲言而嗫嚅的意思也许
相近似。如果，你在美国、英国、法国或者韩国当教授，你肯定不会
遇到如此使你狼狈的问题，但是，你是在中国大学当教授，你吃的那
碗饭是与你做学问的技巧有关，金教授其所以在吃紧的问题上做学问
而又没有失去所执之教鞭，原因也在于他掌握着别人所不及的写作技
巧。

三、对毛泽东“革命论”的质疑

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在论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了如下
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
复杂性，”“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一个值得世世代代长期研
究下去的历史课题。”情况即使这样，在研究“文化大革命”方面，
我们中国人却从来都不是这样，在前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作
为一场没有任何疑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要强迫人
民接受；后毛泽东时代，它又被当成一场“社会大动乱”要人们来认
可，因此，在这近40年的时间中，“文化大革命”不是作为一个“研
究”性的事物存在的，而是作为一个被中国社会的最大当权派认定的
即定事物而存在的。因此，连费先生所说的“研究”都谈不上，何况
“世世代代”的“研究”？

但是，如果由此而推论这几十年以来，中国社会没有丝毫的变化，也
不是事实，的确也发生了某些的变化，前几年总算是出来了一个遮遮
掩掩的“文革学”，金教授的《史稿》是其中的抗鼎之作。这也就是
说一个不允许研究的问题，竟然是有了研究的开端。在这里问题的关
键是，我们如果把对“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的研究当成为一个对
普通事物的研究，那难免会生出疑问，因为“文化大革命”从一开
始，不但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而且也事实上被作成了“文化”（可以
说是大众文化），于是，所有研究它的人都无不是在面对一个现成的
“文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史无前例”的运动
有着“政治”和“文化”的双重存在意义，既是一场“人民群众的政
治运动”，也同时是一个“大众”品牌的“文化”。情况既然是这
样，双重存在的东西却都因印着一个木刻版的毛泽东则面头像而归之
于毛。在前毛泽东时代，它作为毛泽东的“伟大建树”被认为是一个
“里程碑”；在后毛泽东时代，它又作为“晚年毛泽东的重大错误”
而被认为是共产党政权的最大“失误”。总之一句话，“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定义好象是要打破上述的局面，他对
“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的“领导”提出了质疑：“‘文化大革
命’中最时髦的口号是‘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
进！’似乎10年中每一个重大活动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因而紧跟
这种部署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但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
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不仅当时没有人知道，而且至今尚未研究清
楚。”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巨手”一挥，亿万人
民群众都跟着动了，但是，这个可以用卡通画表现的场面在我们这个
所谓的“读图时代”却有着许多许多的未曾解读出来的内容呢。如果
说毛挥“巨手”的“文化大革命”图画同普通卡通画一样，有着毛
“制作”的嫌疑的话，那么，破解毛“制作”的意图，就成为一个重
要的问题。在《史稿》中，金教授虽然没有全面展开“破解”工作，
但是他对运动所作的定义以及对毛的“战略部署”“没有人知道”的
说明，已经是尽了在专制条件下作学问的最大的本分了。

如果说毛对运动的“领导”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那么，运动到底
归谁领导的问题就应当有一个新的答案，虽然金教授对新答案不置一
词，但是他已经为这样的研究答案留下了余地。因此当我们在研究毛
是如何“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毛是通过谁？
什么组织？还是什么机构来实施“领导”？在“文化大革命”前，说
毛“领导政治运动”，那是货真价实的，他通过由共产党的各级组织
系统实现其“领导”，这些组织有中央局、省、市党委、地、县党委
直至基层的党支部。文件是一级一级下发，指示是一级一级的传达，
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党的机构和系统统统地被“造反”的人
民给打倒了，甚至可以说连一个基层的党支部也没有剩下，这样毛泽
东唯一能够“指挥”就是数以千万记“造反派组织。”但是，凡是经
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会知道“造反派组织”是一些在人的偏好的
基础上成立的自治的组织，这些组织没有一个是正式注册的社会团
体，是一些真正的随着成员的偏好而波动的有的甚至是朝生暮死谁也
无法对其实施有效控制的组织，这些组织不但没有和毛发生任何的政
治隶属关系，而且它们在各地都是以分裂的、对立的形式存在着，因
此即使这样的组织愿意接受毛的“一元化”的领导，其组织结构的“
多元化”性质也抵制它，使毛的“领导”归于无效。

我告诉读者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基层红卫兵造反派的“小
头目”，我检查我和我们的组织同毛的关系之后发现它完全是一种
“宗教”的关系而没有任何的政治性质，这就是说，在“文化大革
命”中我们仅仅是在“精神”上才是毛的“兵”，而在政治上，我们
却是自己的“兵”，除了我们在“精神”上愿意“服从毛”外，在政
治上，我们是完全“自由”的。用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话说：“服从远
方的君主，就是自由”。用中国的俗语说：“天高皇帝远！”在金教
授的书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到这样的意思，但是他对毛的政治“领
导”──在一般看来这是铁板定钉的事情──所提出的质疑，已经为
我的上述意思的介入准备了空间。

四、对“动乱论”的非议

在我上面提到的大陆的“文革学”中，金教授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
是一场社会大动乱”的邓小平的论调提出了公开的非议，是我读到的
类似作品中的最有分量的一种，特别是在他为“文革”下的定义中，
对已经由中共中央作出的“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任何意义上的革命”
是“一场社会的大动乱”的结论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表现出了作
者非凡的胆量和勇气，是学院派“文革研究专家”中一位佼佼者。

当然，要在中国大陆的学院中做学问，要能够对官方的“文革”定义
说“不”，也得运用技巧。譬如他在定义中没有对“动乱论”作出正
面的批评的时候，说到，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的话，
接着问：“一场‘内乱’为什么能够发动亿万群众真心诚意的参加，
不仅在中国大陆而且在全世界造成哪样巨大的影响？这又是‘内乱’
的定义（注：为了不和中共中央唱公开的对台戏，他把‘动乱’说成
是‘内乱’）不足以说清楚的，或者是包容不了的。”在发表了上述
的意思之后，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自身却有迷人的神圣光环，有
能够吸引人参加的的号召力，有过去历次政治运动所不曾有过的一系
列特点。”

如果说我们在上述的定义中发现作者有意要排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
‘内乱’”的意思，那么他好象已经多多少少地意识到了“文化大革
命”的另一种性质；而这种性质如果又不被他安排在毛的“无产阶级
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之中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
的民主性质似乎就游离在“非革命论”和“非内乱论”之间了。其所
以作出了这样的判断，作者牢牢地抓住了“文化大革命”中“亿万人
民群众”“真心诚意参加”的这一点，因此作者用反问的口气所发表
的上述结论，已经把“动乱”这样的意义从运动中给剥离出来了。在
大陆那样广袤的土地上，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中都发生了同样性质的
“动乱”，这无论是人们不能够想象的事实。就这个运动具有“迷人
的神圣光环”这一点来说，作者虽然也暗示了毛的存在和作用，但
是，他总是给这个众口一词曾经说到过的因素打上了一个疑问号，也
正是在这里，我才怀疑作者是否已经对政治问题的“宗教化现象”产
生出了独立的理解。至于说到“文化大革命”“有能够吸引人参加的
号召力”问题，作者虽然没有给予详细的说，已经表现出来的思路是
他把它当成了“人民运动”，在书中，他运用了比较多的笔墨描写了
上海工人运动，也同时涉及到其它省区的一些重大的“人民群众的事
件”就是证明。因此，在排除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
署”的同时，他好象有意要把运动安排在一个自治的人民运动的坐标
上，尽管这个意图在书中是隐晦不明的，但是它存在于字的行间之中
却是一个可以令人品味的东西。

五、对共产党运动的否定

直到今天为止，许多中国人还把“文化大革命运动”看成是共产党运
动，在中国民运人士的队伍中，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特别是
在目前的以《大纪元》报开始的“全面声讨共产党的邪恶”的活动
中，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作为中国共产党“犯罪”的“最高记
录”来对待已经变成了一种风气。这种风气除了表明鼓动风气的人对
于共产党有着“深仇大恨”以外，似乎不能够再说明其它的问题。我
作为民运人士（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合格不合格）并不反对上述风气，
我认为这样的风气其所以能够形成，自然有它的原因，即使这样，我
也没有对此风气就随声附和。我认为民运人士是政治人士，政治人士
应该对政治问题持一种政治科学的观点和立场，自然而然他们对政治
问题应该有一个比一般的不是属于“政治”范畴的人的更为“专业”
的看法，因此，这样的看法如果可以用“科学”二字概括的话，那么
民主运动应该靠“科学”来指导的意思就等于排除了诸如“宗教”或
者“气功”之类的指导作用。

在《史稿》中，金春明教授的“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就已经排除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共产党运动”的庸俗的流行见解。就最初的“设
计”意义讲，“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政治运动，是
“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进一步的“深入”，但是，
在运动的实际展开中，因为存在在着“6个特殊”，所以，运动就偏
离乃至完全脱离了共产党政治运动的“正常轨道”，虽然作者没有对
它作出一个明确性质的判断，但是他已经判断出了这是一个“特殊”
的以反对“共产党内的走资派”为名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他非常坚
定地指出：“与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不同，‘文化大革命’不仅
不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领导下，依靠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进行
的，反而在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在‘踢开党委闹革
命’的荒谬的口号下，从中央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到基
层党支部，都普遍受到冲击，都被夺了权。广大党员（除人民解放军
系统外）也被停止了组织生活。”说到这里，他的话就嘎然而止，没
有说到，“广大党员在停止了组织生活”之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竟
然以“造反派头目”和“造反派战士”的身分开始过上了新的“政治
造反”生活！

话已经说清楚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居于领导地位的中国共
产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运动的“特殊对象”，因此就运动的“对象特
殊”（它是“6个特殊”中的第3个“特殊”）而言，这已经是正儿八
经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了。但是，作者和我不一样，他是执教鞭的
人，所以，他在“反对共产党”的句子的后面缀上了一个“各级党
委”的词尾，听起来就不那么的尖锐了；而我在1974年写作的《绝妙
的戏》的书稿中，就直截了当的说“这是一场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政治
大解放运动！”难怪我的书出版不了，“只能够压在箱子底供老鼠的
牙齿的批判”（马克思语）。

六、人民运动──口欲言而嗫嚅

在一个如此之冗长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义中，金教授排除了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运动和共产党运动的两种说法，认为它既不
是毛泽东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也
不是邓小平等人所指责的“动乱”，但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运
动，他却没有说出，用“6个特殊”的障眼法企图瞒过读者们的眼
目，大有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章法，不愧为中国的大手笔！我没
有见过金教授的面，对他的年龄和生平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没有办法
知道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竟然是个什么样子？他的书，我在阅
读的时候也是“不求甚解”，只是在今天，当我个人感觉到发生于39
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事实上已经变成了中国民主运动的总源头的时
候，本着临时抱佛脚的方法就写作了这篇文章，也不知道身在中国的
金教授能不能看到它。

我的直觉告诉我：金教授可能想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民群众的
政治运动，但是，这样的话具有“犯禁”的嫌疑。所以他也就口欲言
而嗫嚅了。情况尽管如此，他对一个非常“禁忌”的领域的问题发表
自己的见解，而这样的见解随时都有撞上“政治高压线”的危险也无
所顾及──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2005.7.23）

国民党主席选举已经落幕，马英九以高票当选。由于这次国民党主席
之争，攸关国民党与泛蓝阵营的未来发展，因此备受关注。对北京来
说，连宋登陆成为胡锦涛最大政治资本，但连胡共识尚未落实，国民
党已经换了当家人，因此也特别关心这场连战接班人的争夺战。据透
露，中共涉台部门在16日国民党选举当天，全天加班观看选情。次日
一早，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就向马英九发出贺电。其实，对于马英九当
选国民党主席，胡锦涛与其说是祝贺，还不如说是期望。中共对此结
果并不开心。

马英九是外省人，一般认为北京会比较支持马英九。其实不然，他们
对王金平较有善意，对马英九却有疑虑。原因之一是马英九长期坚持
“反共”立场，每年参加台湾的“6．4”悼念活动，多次公开支持法
轮功，抨击《反国家分裂法》，反对“一国两制”，与日本右翼势力
头目石原慎太郎关系密切，在连战访问大陆前夕，建议他多谈台湾民
主等。北京曾将其定性为（“台湾少数还停留在50年代反共思维的政
治人士”。

然而，中共更关心的是马英九当选后，能否遵循连战的两岸政策，继
续国共合作，坚持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王金平尽管过去与
大陆往来不多，而且与绿色阵营关系密切，但反因其本省人的身分，
与大陆合作的空间更大一些，对大陆积极争取南部民众亦会有所助
益。王金平强调，他长期所坚持的主张是：中国国民党、中华民国名
号不能改、宪法不可废、坚决反对台独，走的是国民党的路线，不是
李登辉的路线。相反，马英九对国民党两岸政策的主张与表态，还不
如王金平明确。选前，他在台湾定位问题上有意加以回避，甚至强调
“新台湾文明”，台湾“已建成生命共同体的意识”，台湾的生存
“理应维护强大吓阻力量”等“新台湾论述”。选后，胡锦涛贺电中
表示希望“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马英九回应时完全不提“中华
民族”，对两岸关系的定位也不置可否。北京分析马英九此人自保、
自爱，以致于自恋，只顾着自己，而不顾大局。这些人格弱点在去年
“3．20”泛蓝抗争中暴露无遗。因此，为了掩饰外省人的身分，马
英九在压力之下很可能背弃连战的大陆政策。

此外，北京认为，只有泛蓝阵营的团结整合，才能阻挡台独势力的扩
张。虽然马英九形像好，有民意基础，但个人领导能力不足，在国民
党内“有兵无将”，难以承担整合泛蓝的大任。国民党内部因选举而
互相攻击，几乎闹到分裂边缘。如今马英九胜出，即使王金平一派不
出走，党内也会形成两大政治势力，重演昔日主流与非主流的斗争。
其次，马英九和宋楚瑜之间心结很重，亲民党内“反马”声音很大。
亲民党和宋楚瑜绝对不会甘心让马英九领导。宋楚瑜曾经表示过，只
要马英九当党主席，国亲整合就不用说。这样一来，国亲合并基本已
不可能。特别是马英九当选后，国、亲、新三党领袖均是“外省人”
可能被对手利用，将整个泛蓝打成外省党，对泛蓝阵营发展极为不
利。

尽管北京对马英九高票当选国民党主席并不开心，但还是重视与国民
党的合作，希望马英九能够步连战后尘，继续国共合作，坚持“92共
识”，坚决反对台独。于是胡锦涛在马英九当选的第一时间向他致
贺，但这与当年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电贺李登辉当选国民党主席并无
二致。

〔转载自《新世纪》2005.7.30 02:22；www.ncn.org〕

〔中央社记者陈朝福高雄30日电〕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游盈隆今天表示，台湾民主目前最严重的挑战在于中国。至于农产品
输销中国大陆的问题，仍需要继续观察、了解。

凯达格兰学校民间领袖与地方发展学员班昨天起在高雄进行3天2夜的
课程，游盈隆应邀向来自高雄、屏东和澎湖地区的学员，讲授“台湾
民主的成长与挑战”。

游盈隆表示，凡是存在的民主政体，构成民主政治的要件包括有公开
的竞争、普遍性的参与、广泛的人权与自由的保障等。当威权国家走
向民主时，人民虽然要付出代价，但成果是甜美的；由于面临旧势力
反扑，民主建立后要面对的是民主巩固问题，民主巩固后，要达成民
主的成熟稳定与高度效能阶段。

他指出，台湾民主的起始点在西元1991年的国会改选，1996年总统直
选是最重大的突破，直到2000年政党轮替达到顶峰；前总统李登辉是
台湾民主转型期具开创性的政治领袖，民主巩固是陈水扁总统8年任
期的政治成果，且促成国民大会走入历史、稳定两岸及真正的落实军
队国家化。

现今台湾民主政治面临的挑战，游盈隆认为，包括面临分裂的民族认
同与国家认同、浮动且脆弱的多党体系、一个有严重瑕疵的宪政体
制、未臻成熟的公民文化和中国武力犯台危机等，解决之道是建立单
一民族认同和改革国会、政党与选举制度，且全面重整政府体制，同
时巧妙结合美、日、欧盟势力，有效抗衡中国威胁。

台湾水果输销中国大陆议题，游盈隆表示，台湾目前最严重的民主挑
战在于中国，依据近年来的台湾农产品外销数据显示，输出中国大陆
的农产品只占极少数的比例，需要持续严密观察、了解。

〔转载自《大纪元》2005.7.30 02:28；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