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林樟旺案研讨会出席会议的嘉宾与记者名单（按签到时间为序）：

◆吴飞（《新闻周刊》记者）
◆古川（博客中国专栏主编）
◆李大白（诗词家、企业家、社会活动家）
◆李柏光（法学博士，著名人权活动家，维权斗士）
◆高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资深记者）
◆王雨墨（墨子研究专家，网络名家）
◆千岁兰（女诗人）
◆阎雨（北大国际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武凤琴（女记者）

◆张祖桦（中国宪政研究专家，著名公共知识分子）
◆熊伟（《法制早报》记者）
◆卜思达（《国际商报》主编助理、记者）
◆林碧琦（《法制早报》记者）
◆李亚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何异君（《环球导报》记者）
◆李杨柳（《经济日报》新闻发展中心）
◆刘荻（资深网友）
◆李海（自由撰稿人）
◆贺雄飞（著名出版家）

◆郭晓华（博爱天使）
◆刘舒慧（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资源部部长）
◆王绪宏（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行政主管）
◆黄开堂（记者、维权人士）
◆高智晟（北京智晟律师事务所主任，全国十大律师）
◆王焕申（石家庄开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和平（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
◆江天勇（北京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 律师）
◆关澜（维权人士）
◆王德邦（清华志清中学校长、学者）

◆杜光（中央党校教授）
◆蔡德诚（原《科技导报》主编）
◆杨支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宪政学专家）
◆滕彪（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黎鸣（著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
◆吴勤学（经济学博士，北京联合大学教授，中国对外投资贸易论坛
　理事长）
◆黄辉（北京智库文化传媒中心）
◆周鸿陵（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院长）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创始人）
◆张星水（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阳光宪政研究中心秘书长）

◆杜兆勇（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顾问、中国对外投资贸易论坛副理事
　长）
◆王建军（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理事长，中国社会转型论坛轮
　值主席）
◆包遵信（资深学者，著名宪政活动家）
◆张大军（天涯版主，资深网友）
◆刘怀昭（《星岛日报》记者、公益活动家、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
　顾问）
◆尹筱青（律师，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
◆李文慧（北京天策人学研究所研究者）
◆彭玫瑰（北京天策人学研究所研究者）
◆蒋友泉（新华社）
◆杨建华（记者）

◆务名杨（《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吴东发（康福国际教育文化中心执行理事）
◆王渭（野草诗社秘书长）
◆王海绅（《北京娱乐信报》记者）
◆王华绅（石家庄律师）
◆程瑞华（浙江遂昌公民，商界人士，民间义士）
◆梅善旺（浙江龙泉公民）
◆詹效河（社会学者）
◆余樟法（南宁震旦文化艺术研究院）
◆余建英（浙江遂昌公民）

◆另有主办方工作人员若干。

7月25日，由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北京新时代致公教育研究院、
南宁震旦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自然村公用事业投资模式暨法
律保障问题与林樟旺案”研讨会于北京召开。在京30多位大律师、法
学家、专家学者与会，浙江龙泉林樟旺案受到了社会和媒体高度关
注。

初得知这件案子时，马上想到“破家县令”。随着屈死的“杀人犯”
聂树斌、滕兴善案及“死”里逃生的佘祥林案被曝光，不由人仰天长
叹，“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枭兄性如烈火，陷狱的又是十指连
心的至亲骨肉，除了“依法”，除了“冷静”，诚不知该如何帮助
他。

7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维护稳定．促进发展》，
说“没有稳定的社会局面就什么事也干不成”。这真是一个置之四海
而皆准的绝对真理。我相信从古到今的所有专制者都会举双手赞同：
从埃及法老、罗马凯撒、德国希特勒、苏联斯大林、直到伊拉克萨达
姆、北朝鲜金正日也会100%予以肯定。只是有小一段，评论员评论
说：

　　“……维护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各
　　级党委、政府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把维护社
　　会稳定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
　　决在萌芽状态。同时要注意教育和引导群众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中
　　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变化，正确对待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
　　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努力维护和巩
　　固社会稳定的大局。”

评论员“硬”把影响稳定与维护稳定这一对矛盾分别划归“基层”和
“各级党委和政府”，“不稳定因素”非基层和群众莫属，完全是隐
藏萌发灾祸的“祸”源。而“各级党委和政府”则绝对与“不稳定因
素”绝缘，与制造矛盾绝缘。“注意教育和引导群众……努力维护和
巩固社会稳定的大局”消除矛盾灭“萌芽”，“群氓自古难为伍，官
府从来是好人。”评论员全然不知“乱自上作”的浅显道理，放嘴侈
谈什么“把不稳定因素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胆识未免
也忒过人了。

在眼下“黄金发展期”，大大小小诸如陕北石油民营、浙江龙泉合作
修路等投资者皆深知“战略机遇不可错失”，故“聚精会神搞建设，
一心一意谋发展”（评论员语），即使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也知道
“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依靠党和政府、依靠法律、依靠政策、依靠制
度。依法合理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诉求，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评论员
语）。可是象陕北石油民告政府案、师涛“泄漏国家机密”案那样，
投资者或当事人依法委托了律师，尚未开庭，律师却先被以什么莫须
有的罪名抓了，这是“破坏稳定、挑战法律”为林驱雀，还是“维护
稳定　促进发展”依法治国？如此“正常渠道”，倘不出“异常”乱
子，那才真不“正常”哩！

与这种怪现象相映成趣的是上访信访势头的日益高涨，8月1日新华网
甚至为此发了专题：《法制化、规范化是信访的必由之路》。“记者
就此采访了一些信访工作者和法律专家，大家纷纷表示法制化、规范
化是信访的必由之路。”

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不少人会想到，在美、英等国为什么没有类似
顽疾呢？在法治国家，公民对政府行为不认可，可以依法告到法院。
对法院判决不服，还可以依法逐级上诉，直至最高法院。虽然颇类似
我们的上访，但绝对没有政府为了“维护稳定”无视宪法抓律师这样
的“正常渠道”。

在法治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又有新闻传媒强有力的与论监
督。各级行政部门之间没有直接隶属的“人治”关系，对政府的不作
为，除了依法诉讼，别无“正常渠道”。所以也根本用不着什么“信
访条例”之类的劳什子，更无须各级政府来“注意教育和引导群
众……”疲于奔命。

乱自上作，上“良”不正下“良”歪（“良”，作“确实”解）。老
大难，抓住“老大”就不难。中国的“不稳定因素”源头在“老大”
唯有“极少数”口衔天宪的“老大”以身作则，带头遵守宪法，唯有
公民依法告官得以畅通，被“破家县令”等“不稳定因素”逼上梁山
揭竿而起的故事才不致循环不已。

（2005.8.2）

　　　　　　　古墓新尸腐不堪，群蝇逐臭竟狼贪。
　　　　　　　会当一炬成灰土，何处采樵空望岚。

【注】这是作者看了林案材料后愤而写下的一首小诗，写在致老枭的
　　　信中。标题为东海一枭所加。

出于偶然的原因，我的遭遇被一些朋友关注着。我理解，一个人的遭
遇常常是镜子，照出许多人的命运来。在这个意义上我更加关注“卢
雪松停课事件”，我盼望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按其自由意志而鸲地恐惧
地生活。日子紧张而慌乱，但许多昔日星散的朋友得以恢复联系，我
又结识了那么多的新朋友，对心念的分享得以实现，这真得感谢网络
的力量。

不过，不知为什么，在我的遭遇中至关重要的一些人，始终没有走到
我面前。我所在院校的负责人仍然没进入我的视野，我的学生也杳无
音讯。停课后，我最大的遗憾就是，关于这1、2年我增设的“传播价
值论”部分，“自由”一章只讲了个开头，“正义”一章也没有触
及，我就失去了在课堂上与学生们共同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因为不甘
心，因为一种对学生们的责任，我匆匆把后面部分的讲义整理出来，
趁早晨上课前发给了大家，并附上了自己的联络方式。这之后是漫长
的等待，我所期待的与学生们在下课后仍能够继续的愉快的交流迄未
来临。

今天，2005年7月31日下午，有朋友告诉我，《燕南网》傅国涌先生
文章下面有自称是我的学生的发言。我看后很吃惊，我无法确认那真
的是我的学生，因为网络。但同样如此，我希望，如果真的是我的学
生，不必如我一样，公开自己的身分、姓名和处所。因为网络对你会
有所保护，你在一种扭曲的教育机制下所承受的痛苦和风险不必因我
而增添。我暂且信任你是我的许多学生中的一个。艾晓明教授说：
“信署名全体同学，后来被证明全体同学的绝大部分不知此事。”加
上“们”字并不真正增添力量。你，我的学生之一，我尊重你并基于
这份尊重而回答你的话，因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正因“这是学
生和老师之间的事情”，面对我，你将永远是安全的。如果你不能坦
诚地与我面对面，以下的回答，在虚实相生的网络，将是你我师生的
第1次和最后一次对谈。

关于我被停课的真实原因。我自己已经听到过许多版本：据分院书记
说是由于我和班上一个女生私下的私人交流。该书记说这交流是被另
一个学生反映上来的。在我反复询问下，停课的理由又变更为：我在
课堂上“使用不当材料，持有不正确的倾向”。学院私下里的巷议，
有说我是分子的，有说我反动的，这我倒有耳闻。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的授课同样有许多遗憾，但“我没有错”只能是对待停课处理的唯
一回答。我被停课一事至今得到的只有拖延和搪塞，连书面的决定都
讨要不到。你，我的学生之一，竟比我这个当事人更头头是道，我除
了震惊和迷惑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关于基层党组织。我并非它的一员。最近大半年，5月17日晨宣布停
课决定的一次谈话是我与它的第1次遭遇。匆匆宣布，然后下逐客
令，与我面对的象是留声机。

关于读书。我想我和包括你在内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爱书人。分享书的
智慧，传递书香书韵是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在我9年的教学生涯里，在课堂上，我推荐给学生们的经典好书
可谓不胜枚举；私下里，与一些学生成为书友，触机而随心，彼此交
流过的书籍讯息就更多了，因并无严格详尽的记录，大多已无印象。
不过既属私人交流，并非教学一类的公共事件，那么，有趣的书肯定
会多些，象《李慎之文集》、《哈维尔文集》等印刷品都可能被先后
提及过。读书让我们很多人哭泣，但从未有人与我谈起。我想，成年
人之间的私人交流所承担的就是这样一份批判鉴别和自主选择的个人
责任。

关于私人交流。你的发言让我犯难的是，它触碰了我的人生原则。我
相信一个有尊严的人一定是一个有原则的人。我将两个成年人基于友
情的私人交流视为一种神圣的约定。首先，不管别人怎样，我不愿
（也不该）将美好而温暖的私人交流擅自转换为在公共平台上嚼舌的
内容。它们，对于我，不是公共话题。你懂吗？其次，两个成年人，
Ａ和Ｂ，在他们私人交流之外，他们各自对这场私人交流的表述都已
不再可能重现这场交流。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出于记忆，出于
各自的理解，出于人文背景，出于遗忘，等等，这种表述只能扭曲曾
经有过的交流本身。不过，我还是愿意基于我对真诚表达的信仰，就
这场私人交流的边缘问题给你透露一二：我们曾经朋友间的私人交流
没有违背我个人对政治开明和文化昌荣的信念；这交流是绝对纯粹、
平等和没有功利目的的；它与“污蔑”和“捏造”无关；它与林昭有
关。

关于林昭。我这学期同时承担了4个班的传播学课程。《寻找林昭的
灵魂》，我多么希望能够把对于它的放映和讨论进行完啊。可是终究
有一个班的同学只观映了半部，这一轮放映就被迫嘎然而止了。竟如
与某种东西抢时间，这是偶然的吗？我很担心你并没有真正理解林
昭。作为教师，我个人崇拜林昭，但我的讲授若没能帮助你完整地理
解林昭的意义，那是我的责任。设想一下，如果林昭透过时间机器来
到21世纪中国大学的课堂，林老师会给你讲些什么？我相信那一定是
精彩、深刻又震撼人心的讲授，它来自林昭独特而高贵的力量。林昭
与张志新不同，她试图揭示的不仅仅是表象的荒谬。“反者道之动”
那是一种大境界。我猜，你会因之而愤怒，因之而举双手赞成将她送
回历史，送回监狱。而这，正是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林昭的意义。我认
为，传播的背后是人性，好的传播有赖于一个人性的社会。一个人如
果仅仅因其言论而获罪，不管这言论是什么，他都是在为所有人背负
十字架。如果这言论是公开的，那么，这将其治罪的社会是个昏暗的
社会；如果这言论竟是私密的，那么，这是个黑暗的社会。缔造人性
社会是每一个教育者的责任。

你，我的学生之一，我想说，我在课堂上的全部努力，是希望你在一
个荒谬的世间逐渐做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如果你是02届的，你很快就
将步入社会。人在社会上立足可以有许多方式，我比较欣赏回归真实
的内心生活。但那就需要退出许多虚假丑陋织网的纠结，这已只能做
为个人化的选择而存在了。做为老师，可能没机会为你写临别赠言。
这里，我有3句话送给你，盼你能细细思量。

１、成年人之间，彼此都是独立的个体。所以，交往当中不应当有胁
　　迫与强制，有的只应是坦诚与善意，多元与包容。在多元格局当
　　中学会与思想迥异的他者友善地共存，同时又不失去自我，这是
　　独立个体无可逃避的真实担当。
２、当你要反对一个人的意见时，你如果能同时思考一下：使你这种
　　反对得以顺利实现的力量是什么，它是否会同等地支持对方。你
　　是否在无意识地运用某种力量来加剧某种不公正的实现。也许你
　　会慎重得多。至少对于我，如果规则有欠公正，我不会上场。
３、请记住，一个不能保护私人交流作为私人交流而免于恐惧地存在
　　的社会，一个不仅压抑私人交流的空间而且转过头来详加辨别私
　　人交流的内容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2005年7月31日）

〔原载《燕南网》。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8.3 17:44；
http://www.ncn.org/〕

吉林艺术学院领导：

在互联网上看到贵院的公开说明之后，有几点个人看法想和你们沟通
一下。

一、你们说“为使社会了解真相，以正视听，特做如下说明”，这话
　　说得有些霸道，起码是不科学。好象卢老师说的都是“假相”，
　　而公众则是傻瓜，视听都被卢老师“弄邪”了。我相信卢的不是
　　假相，你们的也不是真相，而是你们各自都是偏相，应该是拼对
　　在一起才更接近真相。在咱中国，官方并不是真相的代名词，这
　　一点地球人都知道。所以你们今后再弄这事，别一副真相在握的
　　劲头，正襟端坐，跟旧戏里县官升堂似的。据我所知，而今各省
　　的艺术学院，前身都是各省的戏曲学校；院领导们是不是观摩学
　　生排旧戏观摩太多了，今天也要来个“老爷升堂”？
二、您说今年5月发现一名学生（预备党员）“思想消沉，情绪低
　　落，并流露出退党的思想倾向。经过党组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
　　工作”，发现是由“卢雪松在课后向其传播法轮功组织有关诬
　　蔑、歪曲、诋毁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材料”所致，并“经初步调
　　查，情况基本属实，故学院决定卢雪松停课检查，听候进一步处
　　理”。我的问题是：即便您说的这些都“属实”，那么您有没有
　　调查：在接受了卢老师的“传播”之后，有多少同学思想变得振
　　奋，情绪变得高昂，眼睛变得明亮，政治上变得文明？如果这个
　　数字大于一，就说明卢老师的“传播”工作成绩大于过失。因为
　　您说了，只有一名同学出现消极情绪嘛。再者，人的情绪总是有
　　起伏的，思想总是有波动的，情绪和思想成了直线，就象心电图
　　成直线，那不糟了？就说您领导本人，入党宣誓时的情绪就肯定
　　与此刻读我的文字时不一样嘛，学生情绪有些波动又什么好奇
　　怪？至于因学生情绪波动而拿老师开刀，就更不应该了。君不见
　　许多大学生情绪波动得跳楼自杀，北京大学最近就有3位，也并
　　不见追查到哪位老师头上嘛。

　　或者也可以这样看：该预备党员学生，这样容易动摇，经不起考
　　验，那就干脆别预备了，这样的人不适合成为特殊材料制成的共
　　产党员。或者还可以这样看：这名同学不过20岁上下，简直就是
　　一个孩子，让一个孩子承担这么大一个因果（他的“觉悟”导致
　　老师受处分），是不是太沉重？将来他会不会抱怨你们这些“玩
　　政治的老男人”太残酷？你们已是黄土齐腰或齐胸，而孩子的生
　　刚刚开始，还是不要把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硬塞给孩子携带人　
　　吧。鲁迅先生说的，我们父辈应该用肩膀抵死黑暗的闸门，放孩
　　子们到光明的天地里去。预备党员也是孩子，也需要光明。
三、您说卢雪松有练法轮功的背景，以为这样就可以一言堵百口，殊
　　不知这正暴露出您的短浅和冥顽。现在地球人都知道，江泽民时
　　代给全中国和全世界留下的最大过失甚至罪错，就是镇压法轮
　　功。改革开放这20多年来，“6．4”与法轮功，是齐名的最高层
　　犯下的罪错。新一代领导人处理起这两个“政治遗产”来已经非
　　常为难，我估计他们已不愿再在这上面无谓结怨，求你们体恤中
　　央领导的难处，别再在这方面做文章添乱了。法轮功需要化解，
　　不需要再妖魔化，与海内外几千万法轮功练习者不和谐，中央能
　　和谐得了嘛？中国能和谐得了嘛？
四、您说“卢雪松回避问题的关键，掩盖事实的真相”，可是您难道
　　不觉得真正掩盖真相的是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锁吗？您难道不认为
　　问题真正的关键是预备党员这些孩子们究竟应该向何处去吗？他
　　们是象老一代那样活得那么“讲政治”，那么阴霾弥心，还是活
　　得光明亮堂简洁单纯呢？如果这个同学是你们的亲儿子，亲女
　　儿，你们会这么榨取他的政治利润吗？

　　至于说卢“利用互联网公开惑众”，只有把“众”当成白痴，才
　　会认为“众”是可以被“惑”的。实际上众根本不可惑，所有的
　　情况下都是如此：你以为众被你惑了，实际上是众把你抛弃了，
　　不搭理你了，由你自己作死沉沦去吧。中国可以万马齐喑，但他
　　们心里个个明镜似的，根本不可惑。
五、您说卢“给学院造成不良影响”，对贵院“广大师生造成情感上
　　的伤害，学院将对此进一步作出处理”，我则认为真正给贵院造
　　成不良影响，伤害师生感情的，恰是停卢老师的课这种做法，恰
　　是您这个“公开说明”里流露出来的上述种种恶腔调。
六，您最后说，贵院“感谢公众对此事的关注”。这个姿态值得肯
　　定，毕竟是大学领导的风度，比中国外交部的风度好，外交部天
　　天说别人没资格对中国的事说三道四。但是我希望院领导们好上
　　加好，真正从内心长出风度起来，而不是努力在技术上设计出风
　　度。从贵院“公开说明”里的许多用词来看，最后这一句话“感
　　谢”是文字技术设计出来的风度，而心并不诚。何以见得？上述
　　我指出你们对待卢老师的那些恶腔调，是不是有点象狼扑小羊前
　　的某种状态？可是这样的处世方式过时了。

我写这封公开信，也在努力做出风度，可还是风度上破绽百出。我们
中国人缺这种风度，我们得赶西方100年。我在美国已四个半月，无
论去哪里，办什么事，所接触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显示出不耐烦，显
示出抱怨，显示出气急败坏，歇斯底里，可是在咱中国，到处都是埋
怨抱怨的口吻，大街上，商店里，公共场所，家庭里……官方要努力
消灭让人抱怨埋怨的现象，社会各方要改变抱怨埋怨气急败坏的言行
习惯。

吉林艺术学院各位领导先生，让我们共勉吧！

曾经也遭遇过停课命运的一个中国高校教师　焦国标

（2005年8月3日于华盛顿）

〔转载自《观察》2005.8.3；http://www.guancha.org/〕

我首先要着重说明的是：颜鲁国不是四川民主党的党员，更谈不上四
川民主党的领袖。与此相反的说法是极不负责任和不符合事实的，也
是极不尊重他的。

颜先生是四川省资阳市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国明有限公司董事长。在
2002年他的企业被中共搞跨前，他有中共给予他的众多头衔：四川资
阳市政协委员、常委，台胞台属联谊会副会长，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
长，工商联执委、商会理事，中共四川资阳市委、市政府评定的“优
秀经理”。他的国明有限公司被四川资阳市多次授与“先进企业”的
称号。国明有限公司的性质是股份制企业，是他和他台湾的两个亲戚
共同出资组建的，由他出任董事长，所以也它属于拥有台资中外合资
企业。由于他支持和同情四川民主党，并与许多民主党员有深切的交
往，他那些迷人而耀眼的光环并不能够抵制住四川省资阳市当局对他
那台胞台属的中外合资企业的彻底掠夺。

颜先生生于1957年──那年头，什么都讲出生血缘的──因父母的富
农成分，被剥夺了上学、当兵的权利不说，迫害却是接接踵而至。为
了躲避生产队长对他这个地富子女的迫害及逃避地狱般的生活，他离
乡背境，四处流浪，尝尽人间悲苦。终于，他熬到了文革结束。中共
放开了它绑在人民身上的链子，中国人民开始恢复他们的经济权利
了。他也不例外。他于1981年开始干个体，淘得了第一桶金。在1984
年，他以他几年的资金积累与台湾的亲戚共同组建了创建国明有限公
司，为什么叫国明公司呢？那是希望中国能够走向光明，由他出任董
事长。

虽然几经波折后，但是企业还是在不断的发展。在1993年，国明公司
开始修建资阳首家星级饭店──海峡大厦。由于资金的不足，从1994
年开始，它开始申请固定资产的贷款。颜鲁国在一友人的介绍下，向
资阳市松涛信用社递交了固定资产的贷款申请。但是，资阳市松涛信
用社不具有放贷大额的用于固定资产的主体资格，为了规避金融政
策，资阳市松涛信用社采取了隐瞒金融政策和欺骗当事人的手法，将
固定资产贷款做为流动资金贷款，而流动资金贷款的期限是半年、最
长1年的，当期限到了之后，又以流动资金贷款以贷款还贷款，并且
以贷扣息、息转本、本生息，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利贷。这种复似贷款
持续到了1997年。

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中，权贵往往把民营企业家玩拢于胯下，民营
企业家没有多少的选择余地，这就加强了民营企业家紧紧投靠在权贵
门下的趋势。一旦因为私怨得罪权贵，轻者倾家荡产，重者锒铛入
狱，如果还发现你有政治上的异心，那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恰恰颜
先生从这两方面触怒了权贵，所以他们一定会除之后快。权贵们怎么
会考虑你什么政协委员、常委，台资台属中外企业的？他们还要什么
公平正义？他们怎么会还考虑什么投资环境和国际影响以及法律的尊
严？遮羞布会彻底的给撕下。

颜先生的海峡大厦地处四川资阳市繁华的市中心，属于黄金口岸，三
面临街，立于3条大街的交汇处，建成后，因属资阳首家星级饭店，
生意十分兴隆。在1996年，四川资阳市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它进行了
评估：海峡大厦固定资产价值为3,340万元，无形资产价值为1,000万
元，其总值为4,341万元。

中共一直在叫喊着精减机构。实际上呢，为了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却
在不断的扩大结构，把大市化成小市，他们要把内江市一分为二，成
立资阳地区。1998年4月29日，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谢世杰率四川省委
副书记、省长、副省长、人大政协及各部门官员100多人来到资阳，
在海峡大厦三楼会议室，宣布资阳地区成立。会后，谢世杰及众大、
小官员竟然都欣喜的和颜鲁国合影留念。

资阳地区成立后，这里成了几个县的政治经济中心，在这里中共官员
的级别高了，多了，颜先生几乎天天与这些中共官员打交道，亲眼目
睹中共官员对人民的冤情疾苦置之不理，只沉溺于吃喝嫖赌，跑官要
官、买官卖官成为中共的一大特色，遇抗争则镇压，逢天灾则隐瞒，
无耻之极，非人所为。

中共官员丧失人品、毫无人性的低劣行为，令他惊叹不已。

资阳地区成立后不到1年，中共不惜耗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又要将资
阳地区撤消，成立资阳市。但是，对于商人来说，则是赚钱的好机
会。颜鲁国决定将陈旧滞后的海峡大厦，改建成三星级饭店。这个改
建方案，获得地方官员的广泛赞同和支持。经与资阳市松涛信用社及
其主管部门资阳市信用联社官员充分协商，达成改建完成后按季付息
逐年还本的协议。海峡大厦于1999年8月24日拆烂装修，改建成三星
级饭店。

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金融部门给企业提供了贷款，那金融部门的大
小官员自然在那里免费吃喝嫖赌。这个资阳市信用联社主任唐泉滨当
然也不例外。他一有时间就来海峡大厦免费消费。当然，这也包括性
消费。没有想到的是，那唐泉滨特别钟爱一个坐台小姐，最后，竟然
发展到要与自己原来的妻子离婚以便与小姐结婚的地步。他妻子大吵
大闹后没有同意。唐泉滨以分居相胁，威逼离婚，干脆就长期在海峡
大厦404房间与那小姐姘居，并双双到成都青城山等地方旅游。

长期姘居的事情被海峡大厦的员工传得沸沸扬扬，让他的仕途受到了
影响。他竟然迁怒于颜鲁国，怪他没有管好员工，没有给他保好密。
只需3个月完成装修投入营运的海峡大厦改建工程，在施工才进行1个
多月的时候，唐泉滨为了发泄私恨，仗其表兄罗雪松是资阳市政法委
书记之势，指使松涛信用社主任刘兴富以产权保存分歧、贷款逾期为
由，向资阳地区中级法院申请诉前保全。资阳地区中级法院对于这样
的案件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法院能够收取数十万元的费用，法官们
还能与当事人“交朋友”，诈取当事人的钱财，因此，他们就置基本
良知、道德、道义、法律于不顾，不分青红皂白、法与非法，于1999
年年10月10日，以740万元的贷款本金冒以960万元，将海峡大厦
3,340万元的帐面财产，全部超额查封，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皆不
能幸免。而且，财产被查封，不能变卖和转移。正在建设装修的海峡
大厦，被迫停工、停产、停业，陷入全面瘫痪，进入马拉松式的诉
讼。一审近一年，做出判决，认定贷款合同无效。被告资阳市国明公
司胜诉。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法官和院长，吃了原告吃被告，采取
不负责任、都不得罪人的方式，无效合同又按有效合同处理，判决国
明公司支付比有效合同约定利息还高的“法定利息”。

颜鲁国找到院长说理说法，院长觉得好笑，在申诉状上批道：原判决
适用法律不当，建议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再审。一审长达一
年的审判，成为一堆废纸。中共政府每一天都在讲依法治国，事实上
却是：法律被这些司法者故意亵渎、肆意玷污，成为他们的摇钱树和
玩物。再审又经过9个月，最后却在资阳市政法委书记罗雪松的授意
下，全面否定和推翻再审合议庭的审结报告，指令审判长作出认定合
同有效，判决国明公司10日内偿还893万元的贷款本金及近千万元的
贷款利息。逾期未还，判决松涛信用社直接将海峡大厦变卖受偿。党
法大于国法的现象是中共极权的缩影，法律成为可以任意玩弄的妓
女。

颜先生自然难以服判，于2001年5月中旬向四川省高级法院递交了上
诉状后回到资阳。5月底，四川当局开始大规模的收捕与“12．18”
事件有关联的人，关押了20多位四川民主党成员。颜先生与周勇军评
估事态后，决定出国避难，由周勇军全权代理他处理他的下一步官
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成功离镜，被迫回到四川，于2001年
8月23日，在成都中共四川省委家属院一朋友家中被捕。次日他们把
颜先生被押回资阳，以“涉嫌经济诈骗”为名，宣布对他进行刑事拘
留，把他关押在资阳看守所。然而审讯的资阳市、达川市国安询问的
不是经济上的问题，却一再咬住他与四川民主党人的交往问个不休。
由于颜先生虽然在1998年就认识胡明军等四川民主党人，并且有非常
密切的交往，但是，他毕竟没有与“12．18”事件有多少联系，在1
月后，资阳国安以取保候审的方式，将颜先生释放。

由于颜鲁国与周勇军在一系问题的分歧，再加上当时周勇军连身分证
都没有，他的代理成了问题。颜先生出来后，四川省高级法院以他未
交上诉费为由，裁定他“自动放弃上诉”。2002年2月17日，临近中
国传统节日──春节──，资阳中级法院以执行生效判决为名，将海
峡大厦3,341万元的房地产、设施设备等所有有形资产，全部执行给
了资阳市松涛信用社。令人发指的是：颜先生唯一的住家，建在海峡
大厦顶楼，投入20多万建成的私人房产，也被全部没收。一分钱不补
偿，就将颜先生一家大小4人，赶出了海峡大厦，赶出了家门。

在接下的3年里，颜鲁国一直向四川和中央申诉，却是如泥牛如海，
没有半点回音。他的几千万资产被掠夺几乎已经成为定局。我在想，
这场官司的起因是中共的司法腐败和权贵的肆意作弄，凭他多年与官
员打交道的经验和他的经济实力，按照中国社会特有的处理方法，他
完全是能够化险为夷的。在二审的过程，法院的法官门已经答应了他
的要求。但是，由于四川民主党的不断发展，骨干成员被跟踪，颜鲁
国与他们之间的交往也被当局所掌握，二审的结果出来后，资阳市的
法官说，“你可能得罪了什么人，是上面的上面叫这么判的。”可以
这样说，二审的结果就是政治迫害的结果。颜先生的中共异己身分确
定之后，政治迫害便变本加厉，一路高歌猛进，让他这个家有2个保
姆、有专职司机开豪发小车、有几千万资产的大老板，为了这场本能
够赢的官司，变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人。

颜鲁国先生的事件让我想到许多事，其中之一就是，中共不遗余力地
从经济上搞垮我们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对同情并支持民主运动的人
绝对是残酷打击，我们有义务保护他们，因为那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最重要的是，我们也有义务为他呼吁！

颜鲁国的电话：028-89927153；0832-3020510

尊敬的哈奇孙参议员、布朗参议员、约翰斯栋参议员、
豪格参议员、巴特雷特参议员、卢德格参议员、
科克参议员、德么迪博士：

谢谢委员会邀请我出席今天的听证会。我作证的题目是：《我们的自
由处在危险中》。

在我出席今日的听证之前，我犹豫了一下。我的朋友们提醒我：“约
翰，你已经16年不能去中国探亲访友了，你有另外16年不去中国的思
想准备吗？”。这是一个令人十分伤心的问题，也是一个令人非常失
望和悲伤的现实。

我常常需要在服从良知和顺从权威中作出选择。我更需要作出决定，
要么受干扰，被监视，让亲共势力边缘化，要么顺从中国政府，从他
们那里提高知名度，获得商业上的好处。

我自认为是中国自由民主的坚定信仰者，我参与促进中国民主的事业
已经16年了，在决定出席今天的听证会之前还要犹豫片刻，更何况他
人。你们可以想象，专制政府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力有多大，您们可以
看见，澳大利亚政府对其公民的自由权利的保护有多弱。当然，在最
后，我的良知战胜了我的不安。我在这里呼吁各位参议员对专制政府
在澳大利亚国土上，对澳大利亚人民自由的侵犯表示精心的关注。

我举5个例子（另文报导）。

以上5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专制政府对澳大利亚人民的言论自由，选举
自由，结社和集会自由，信仰自由的严重侵犯。仿佛澳大利亚有2个
政府，一个是大家所纳税的政府，另一个是监视和控制我们的政府。

我们在澳大利亚的自由活动常常被专制政府所监控，我们开会的时
间，讨论的细节和项目的计划，专制政府了如指掌。当我们的人去中
国时，常常被跟踪和骚扰。我们的一位朋友在他去中国举行婚礼时，
安全部门的人在他的婚礼上要找他谈话。他由于恐惧和不安而不再参
加我们的活动。我们认为专制政府无论如何不能在澳大利亚的土地上
不停的干扰我们的自由生活。我们强烈反对专制政府在澳大利亚干涉
澳大利亚人民自由的一切行径，并且坚决要求澳大利亚政府立即制止
他们的这种行径。

低估专制政府威胁海外持不同政见者，破坏海外持不同政见者自由活
动的能力，是近年来民主国家政府对专制政府的一种绥靖政策和讨好
文化。澳大利亚政府从未对专制政府要求过停止这些活动，总是容忍
专制政府对澳大利亚人民自由的蚕食。人们开始接受澳大利亚不能有
效反对这种蚕食的事实，因为澳大利亚政府有求于专制政府的经济贸
易。澳大利亚政府必须改变这种政策和文化，澳大利亚政府有权在更
严重的危害发生以前，站起来捍卫她的主权。

我意识到，随着澳中贸易一体化的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上越来越
互相依赖。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澳大利亚政府是利用澳大利亚的
良好人权记录为专制政府提供一个样板，让他们改善人权呢，还是默
许专制政府对自由权的侵犯延伸到澳大利亚，强加于澳大利亚人民。

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是我所理解的强调个人自
由的社会，一个支持多元的社会，一个尊重不同意见的社会？还是一
个强调在国家利益幌子下的专制集权的社会，一个监视和控制人民的
社会？

我也知道，澳中两国每年都有一次人权对话，近年来，这种对话已成
为笑话，没有实际的内容。澳大利亚政府每年拨壹佰多万澳元给中国
（据我所知，明年为180万澳元），表面上是让其改善人权，而实际
上这笔纳税人的钱被专制政府用来加强它的一党专政。我们是用这笔
钱让专制政府更好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还是让这笔钱去推进中国的
民主化进程呢。

民主中国阵线认为，与其把纳税人的钱直给中共当局，还不如把钱分
流给那些人权律师们。这些律师们不畏强权，不知疲倦，百折不挠地
为在专制制度下失地的，下岗的，被强迫拆迁的，进城打工而拿不到
工钱的人们及受迫害的弱势群体辩护，这些人令人钦佩，需要支持，
值得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对陈用林先生的间谍指称置之不理将会导致极其严重的
后果，会导致人们怀疑甚至敌视华人社区。除非政府采取行动立即调
查处理此项指称，否则，会给种族主义者制造种族歧视的借口，认为
中国人不可信任，澳大利亚社会将永无安宁之日。

谢谢各位。

梁友灿
民主中国阵线总部副主席

（2005年7月25日）

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人民币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而
实施浮动汇率。当日，人民币兑美元，上涨2%。人民币升值，在意料
之中，不仅是中国市场和国际市场互动的结果，也是近两年来，国际
社会、尤其美国、欧盟对中方施压的结果。然而，2%的微幅升值，仅
仅是象征性的和安慰性的。

象征性在于，中国政府终于放弃违反市场经济原理的固定汇率机制，
而施行国际上通行的浮动汇率机制。让政府政策，对市场低头。使中
国朝向“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又迈进了一小步。

安慰性在于，人民币微幅升值，着眼于改善中美关系，减少美国国会
的批评声浪，意图在胡锦涛出访美国前，营造两国关系的“良好气
氛”。因为，2%的微幅升值，与先前的汇率相比，实在没有多大区
别。国际间普遍认为，人民币被低估的价值，高达10%至20%。

人民币实施浮动汇率后，国际社会对此表示了谨慎欢迎，但众多人士
依然表示不满。例如，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议员，就批评中国政府的
保守做法，敦促后者让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之达到合理的市场价
格。否则，美方将不会停止施压。实际上，美国政府已经派出特使，
再次前往中国，转达美方希望中方进一步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愿望。

一般认为，2%，仅仅是人民币汇率的初始调整，接下来，还会再调。
正是基于对进一步升值的估计，已经小赢了一把的国际炒家，仍然把
目光牢牢锁定在人民币的未来汇率上，国际热钱继续源源不断地进入
中、港两地。

尽管这次人民币升值幅度很小，却已经引发热炒。在香港，仅仅在人
民币宣布升值的第二天，恒生银行新增人民币存款就高达5,000多万
元，是平常业务的5至9倍。随着人民币升值，中国大陆的人民币存款
量，也将节节增高，势必进一步加剧国内消费市场的内需不足。

人民币是否会进一步升值，中国当局的说法自相矛盾，一方面宣称：
人民币汇率不再由官方调整；另一方面却声明：将不会允许人民币大
幅度浮动。

长远看来，人民币升值，将降低中国的外贸出口，减少外资进入，导
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为此，中国政府必然千方百计地延缓人民币升
值进程。因而，在这一议题上，中方与国际间的争执和冲突，将继续
下去，并随时可能出现白热化。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2005.8.2〕

延续了10多年的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注册时须有业务主管单位批
准的规定有望取消。国家民政部社团登记服务中心副主任乔申乾近日
表示，虽然这个规定可能还要再执行一段时间，但是取消这个规定势
在必行。（《新京报》10月18日报道）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随着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热情的高涨和公民民
主意识的觉醒，我国的民间结社形成了一股热潮，各式各样的民间组
织纷纷成立。民间组织须有业务主管单位，制定这个规定的初衷是为
了规范管理，促进民间组织有序发展，但是实践证明，这一规定又在
客观上限制和阻碍了民间组织的发展，从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由于这个规定的存在，许多民间组织因为找不到主管部门而无法登记
成立，而一些非营利组织由于无法在民政部门获得登记，不得不去工
商部门注册，从而付出必须纳税的代价。更让人忧虑的是，一些民间
组织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婆婆”，便干脆私自结社，转入地下，变成
了非法组织，有的还干起了违法的勾当。民间组织鱼龙混珠，影响了
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降低了其发挥社会职能的作用。

而找到了“婆婆”的民间组织，有的也并没有享受到来自“婆婆”的
照顾和关爱，一些“婆婆”往往只管收钱（管理费），而并没有履行
监管、服务等职责，更谈不上什么业务指导。如此一来，民间组织须
有主管这条规定，在现实执行过程中往往变得有名无实。

我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
取消民间组织须有主管单位这条规定，解除束缚民间组织发展的种种
枷锁，才能进一步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将结社等民主权利还给公
民。从这个角度看，取消民间组织上头的主管“婆婆”，其实也是
《宪法》的基本要求。

有人可能担心，如果没有了主管单位，民间组织由谁来管？实际上，
民间组织没有了“婆婆”，并不意味着其发展就会放任自流，而是改
原来的由“婆婆”来管为由法律来管。一方面，民间组织登记注册
时，必须符合相关法律规定才可以成立；另一方面，民间组织成立后
的一切活动，必须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有了法律来“管理”民间
组织，何须多出一个“婆婆”来管理？用法律手段就可以管好的事
情，又何须行政手段来干预？

据报道，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23万个，而实际上的民间组织远
不止这些。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入、政府职能发生转变的今天，民间组
织在参与社会管理等方面起到的作用有目共睹，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民间组织不是洪水猛兽，民间组织没有主管单位，更不是什
么可怕的事情，而恰恰反映了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又向前迈进了一
步。

〔选自《新华网》〕

〔转载自《正义党通讯》2005.7.2。正义党网络编辑组整理：《中国
官方允许的批评讨论．文章摘选（第一辑）》〕

┌────────────────────────────┐
│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重庆市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　│
│　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莫斯　│
│　科的恩恩怨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西　│
│　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等。　　　　　　│
└────────────────────────────┘

问：今年，恰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有关
　　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讨论在一些人中相当热烈，并且有很激烈
　　的争论。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历史上的一些问题。究竟怎样
　　的民族主义才是积极的，怎样才算是爱国，您作为一个历史学　
　　家，是怎么看待这种问题的？
答：我想，这种争论中国近代以来久已有之，不足为奇。不仅今天和
　　过去会有争论，就是今后多少年内，也很难统一认识。出现这种
　　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恐怕是能不能实事求是地用历史的
　　眼光看待历史的问题。实际上，真正能够了解近代以来的历史的
　　话，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民族主义也好，爱国也好，在不同的时
　　期，对于不同的个人或政党，包括政府，都是有著与我们今天很
　　不同的表现的。很难认为，爱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标准，并且是
　　越激烈、越彻底就越真诚。

　　以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时候的作为为例。没有人能够否认孙中
　　山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杰出的爱国主义者。但是，熟悉近代史的读
　　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
　　事情，就是1894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
　　么？是中国正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
　　分的危机。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利
　　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
　　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　
　　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
　　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
　　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
　　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
　　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例子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再来看一个
　　更极端的例子。我们知道，1915年日本乘着一战爆发，占据了原
　　为德国所占据的中国胶东半岛，并且利用袁世凯想要称帝、需要
　　得到列强支持的机会，向袁政府提出了变相独占中国的“21条”
　　自1960年代以来，就有资料显示，孙中山了解到日本政府的这一
　　阴谋后，曾力图抢在日本政府与袁政府达成条约之前，以日本帮
　　助中国革命为前提，率先与日本达成一个类似的秘密盟约。围绕
　　着这一事件的真伪，学界已经进行了长达40年的激烈争论。一些
　　学者坚信孙中山不可能做出这种行为，因而认为这些资料不可
　　信。但是，其实在这个时期，更重要的，可能还不是这个没有签
　　成的盟约的有无真伪的问题，而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已经
　　乘日军占领胶东半岛之机，在日控区建立了中华革命党东北军，
　　并且开始从日本占领区向当时中国政府所控制的山东其他地区发
　　动进攻。要知道，日军占据胶东半岛这件事，后来恰恰是爆发　
　　1919年全国范围的“5．4”爱国反日运动的关键所在。然而，中
　　华革命党这时却利用日军的占领，在日本军方帮助下，建立起一
　　支骨干为日本浪人和日本中下级军官的革命党人的军队，试图以
　　此来发动军事革命，推翻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如果我们不是历
　　史地看问题，我们大概是不会把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的这种行动
　　与“爱国”两字画上等号的。

　　也许会有人强调说，孙中山以及他所领导的这些革命组织，不过
　　是些资产阶级的革命党。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从来就是不
　　彻底的，他们爱国自然也不可能彻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有
　　共产党参与的例子。

　　1924年春天，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双方却爆发了第一
　　场公开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外蒙古的地位和前途的问
　　题。外蒙古这时还在中国的主权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北京政府一
　　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自顾不暇，因此已经失去了对外蒙古的实
　　际控制权。苏联不仅乘机进入了外蒙古，并且在外蒙古扶植起一
　　个人民党，还利用它建立起一个亲苏的政府。面对这种情况，北
　　京政府极力反对，并拒绝与苏联政府发生外交关系。双方几度谈
　　判，均不得要领。为牵制北京政府，苏联这时也和南方的孙中山
　　进行积极的接触。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态度与北京政府略有不同，
　　他与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签订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在苏联方面承
　　认外蒙古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赞同苏联红军可以暂驻外蒙
　　古。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这时的态度又与孙中山和国民党
　　不同。他们为了推动北京政府在外交上做出妥协，公开主张对外
　　蒙古的问题应当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来行事。即应当允许外
　　蒙古人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做出选择：是继续保持与中国关系的
　　现状，还是选择高度自治，抑或干脆独立出去。可以想象，中共
　　的这一看法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国民党人的激烈批评。今天大概没
　　有人会说共产党人不爱国吧？那么，何以共产党当年对于维护中
　　国在外蒙古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还不如国民党坚定呢？

问：您提的这些事情真是让我很吃惊。实在是惭愧，我们也都学过历
　　史，甚至很关心中国的近现代史，但对您谈的这些事情几乎是闻
　　所未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又该怎样来理解这些事
　　情呢？
答：其实，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我在讲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史的
　　时候，一上来通常先给同学们放一些投影，或留一个作业，让同
　　学们看不同朝代的历史地图，比较不同时期古代中国的疆域和版
　　图有什么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让同学们在学习中国近现代对
　　外关系史的时候，脑子里先有一种历史感。就是要知道，中国近
　　代以来的疆域和版图，并非古已有之。古代中国的疆域版图的变
　　动是非常大的，始终都是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是到清
　　末就停止了。严格地说，它一直延续到了1940年代。如果具体到
　　每一条具体的边界的划定，某一小块土地或岛屿的归属，甚至延
　　续到今天都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最终的解决。试想，在这种并
　　不确定的状态之下，我们又如何能够要求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在对
　　领土主权等问题的认识上，一定要保持同一的观点，甚或按照我
　　们今人的认识来行事呢？

问：逻辑上这似乎是不错的，但是，近代国人真的对领土主权没有一
　　致的看法吗？就以东北地区而论，中俄之间也早就签订有《瑷珲
　　条约》等相关的界约啊？为什么东北的主权归属在近代以来还一
　　直会受到挑战呢？
答：这恰恰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领土
　　和疆域长期以来不能确定？说来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落后，因为
　　中国近代化、或我们今天讲的现代化的进程开始得太晚。我们这
　　里需要明确一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所谈论的民族国家，包括近
　　代以来的中国，与古代的或中世纪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欧洲
　　30年战争以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主权和领土的观念，自然也就
　　谈不上有什么确定的国家的概念。这个地方今天是你的，明天可
　　能就是我的。直到这种弱肉强食、你争我夺的战争实在打不下去
　　了，1648年弄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于是才开始有了相
　　互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建立国与国之间平等外交关系及其共同
　　遵守公认的国际法之类的观念，渐渐地产生出来。当然，这并不
　　是说从此以后弱肉强食的局面就改变了。尤其是对欧洲弱小国家
　　和欧洲以外其他落后民族，这种情况其实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
　　愈演愈烈了。近代的中国之所以会被列强瓜分来瓜分去，几度面
　　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就是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之
　　下。想当初，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就是因为根本不懂
　　国际法，又没有外交常识，才会把治外法权拱手让出，并且主动
　　与列强去协定关税的吗？在1840年以后差不多100年的时间里，
　　中国的志士仁人第一位的目标就是要建国，建一个能够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独立统一的中国。至于这个国，究竟应当有多大、
　　能够包括哪些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国人之间自然也不会有很统
　　一的看法。尤其是那些当年的革命者，公开以反满为号召，因
　　此，他们最初的建国目标往往也不出“复明”的范围，即试图恢
　　复明朝的疆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孙中山1905年成立
　　同盟会时所提出的宗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平均
　　地权”就能够明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已经再清楚不过
　　地表明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当时意图建国的范围。按照同盟会这
　　时的建国设想，它自然是不包括关外，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
　　的。

问：但是，这样的主张，当时多数的中国人都能够接受吗？
答：当然有人不接受。在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及其疆域范围这些问题
　　上，当年主张“保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想法，远比孙中山革
　　命党人的想法，要更符合今人的认识。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
　　为他们是站在当时清政府的角度来认识国家民族问题的，和造反
　　的革命党人不一样。他们除了相信光绪皇帝尚有可为、值得信赖
　　外，还因为以满清的国家为国家，故不愿看到因为孙中山等人的
　　反满革命而使中国旧有的版图四分五裂。问题是，康有为他们的
　　主张在当时有多少代表性呢？我们要知道，在当年，一个国家落
　　后，不仅会招致侵略，更重要的是会造成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
　　意识的淡薄。关于这种情况，我们只要拿1895年的公车上书运动
　　与1919年的“5．4”运动略作比较，就可以明了其中原委。

　　我们知道，公车上书运动的发生，与“5．4”运动的发生，具有
　　大致相同的背景，都是针对日本割占中国领土一事所进行的抗
　　议，并且都是针对相关的正在签订中的条约。所不同的是，1895
　　年的马关条约，中国损失的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而1919年的
　　《巴黎和约》则使中国无法收回胶东半岛。两相比较，马关条约
　　的危害无疑要更加严重得多。今天有学者质疑康有为等人的公车
　　上书是否实际发生过，但肯定当年确曾有过全国性的上书现象。
　　问题是，这种爱国举动，仅仅集中在文武官员和一些中心城市的
　　举人中间，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几乎没有太多反响。不仅如此，正
　　如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当时在广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在秘密
　　联络日本领事，希望取得援助，乘机发动推翻朝廷的武装起义。
　　这种情况和1919年的“5．4”爱国运动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5．4”运动的爆发，全国各大中城市几乎都有响应。其实际参
　　与者，既有上层政府官员，更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甚至
　　还有相当多的普通市民。参加人数超过公车上书运动不知多少
　　倍，影响也大得多。也正因为如此，公车上书运动对政府签约几
　　乎没有造成任何阻力，“5．4”运动却能够迫使政府向列强表示
　　了拒签的态度。

　　这两次目的大致相同的运动，何以会有如此之大的区别呢？这里
　　面原因很多，但有一条值得注意，即1895年的中国，要远比1919
　　年的中国更落后。

　　首先是信息传递的方式落后。1895年时，中国内地之间的交通基
　　本还是靠马和马车；即使是发生了甲午战争、闹出了割让辽东半
　　岛和台湾岛这样的大乱子，稍远一些的城市要想听到消息，通常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当时虽然已经开始使用电报，但多半也还只
　　是官方通讯的一种特殊手段，能够由此得到消息的人数非常有
　　限。由于电报技术不普及，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报纸，普通人对于
　　这类消息只能靠道听途说，难以确认。再加上当时信息传播的方
　　式还是用文言文，一般百姓被隔绝在外，其对社会影响之微弱，
　　可想而知。

　　其次是旧学当道，新学未开。由于1895年既未开始向欧美日本派
　　遣留学生，在国内也还未开始办新学堂，城市作为教育和文化集
　　散地的功能尚未形成，新式知识分子和接受新式教育的、自我感
　　觉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学生群体也尚未出现。换言之，即使有
　　割地赔款之类的消息传出，因为没有容易受到这类消息刺激的受
　　众，也难以形成群众性的抗议浪潮。以康有为那时的热心，且又
　　身在京城，能够组织数百上千举子进行公车上书，最后竟因顾及
　　会试而不了了之，亦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了。

　　“5．4”运动何以浩浩荡荡、一发而不可收拾？第一，电报通
　　行，报纸杂志铺天盖地，巴黎和会的消息转瞬间即传遍全国各大
　　中城市；第二，新式知识分子人数众多，再加上青年学生齐集各
　　大中城市，思想观念与1895年的举子秀才根本不同，视爱国为己
　　任，极易受到此种消息的刺激，故而一呼百应；第三，帝国成了
　　民国，民众观念上也大不同于晚清时的臣民思想，国家民族之
　　事，在许多城市居民看来，也与自己息息相关，从而也就有了
　　“5．4”运动的群众基础。

　　两次爱国运动，两种不同规模，影响到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也
　　大不相同。孙中山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之时还可以在广州联络
　　日本领事，而“5．4”运动一发生，他连与日本进行秘密外交都
　　不行了。史料记载，孙中山在“5．4”之前还一直试图与日本谈
　　判，取得其援助呢。而“5．4”爱国运动爆发后不久，他就不仅
　　公开地批评了日本的侵华野心，而且再也不曾和日本人谈论过用
　　满蒙地区之类的权益来交换援助的事情了。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之
　　渐进及其效用，由此可知一二。

问：关于这个问题，我有些不理解。为什么是在“5．4”运动之后？
　　事实上辛亥革命已经创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和同盟会也已接受
　　了“五族共和”的观念了，为什么这之后他还会一度尝试拿满蒙
　　地区的权益来交换日本人的援助呢？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能需要先来谈一下何谓民族国家的问
　　题。我们这里所说的国家或民族，指的都是近代意义上的。它是
　　根本区别于古代和中世纪的国家的。其区别，除了有得到国际公
　　认、受到国际法保护的确定的边界和独立的主权问题以外，更重
　　要的则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古代的或中世纪
　　的国家是什么？形象地说，就是“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就是父
　　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我们所以不
　　能同意说被清王朝玩弄于股掌之中、以排外为主旨的义和团运动
　　是民族主义运动，其原因也就在这里。

　　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
　　“国民国家”，即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基础上的
　　国家。在这种国家里，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国民，不仅享有前
　　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
　　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
　　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
　　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
　　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
　　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因
　　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
　　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
　　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16的，法国人还会那样热血膨湃地去投身
　　于爱国战争吗？

　　了解到这一点，我们也就多少能够明白孙中山当年是怎样看待这
　　种问题的了。很显然，他之所以会那样做，是因为在他看来，无
　　论是满清皇帝统治下的中国，还是袁世凯统治下的中国，都不是
　　他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国民的国家。在他心目中，中国作为汉族
　　国家的基本疆界是很清楚的。即使中华民国的最初建立，肯定了
　　满蒙地区属于中国的版图范围，但是，第一，在孙中山等人看
　　来，满蒙从来不在中国历代汉族王朝的有效管辖范围之内，如今
　　也仍旧鞭长莫及；第二，与其让满清皇帝或另一个汉族皇帝袁世
　　凯长期统治下去，使中国人永远不能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不如暂
　　时做出一些权益上的牺牲，创立真正的国民的国家。而类似这种
　　观念，在共产党人其实也是一样。如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着《
　　苏日中立条约》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争论，就很典型。当
　　然，也不仅是革命党人，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也不例外。最近杨天
　　石教授就考证过胡适1930年代中期为了给国家建设争取时间，力
　　主用承认伪满洲国的办法来避免中日战争的情况。

问：这是不是可以看作为一种政治谋略？问题是，一般民众恐怕很难
　　理解。毕竟，国家民族的权益，在他们眼里是实实在在的。
答：其实民众对国家的认识和要求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
　　民众来说，真正实实在在的是生活。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之上，也
　　有城与乡、中心与边缘、受过相当教育与很少受过教育等等的不
　　同。他们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感受和主张因此也就不会是完全相同
　　的。何况，随着时间的发展，人的认识也会变化。即使历史发展
　　到抗日战争，国人对国家民族的认识也并非就都一致起来了。一
　　个我们提得最多的例子，就是中国举国抗战的时候，也正是汉奸
　　倍出的时候。而如果我们能够历史地看问题，我们就不应该简单
　　地断言：凡是与日本人合作的，就一定是汉奸。我想，应当有不
　　少人都看过姜文导演的电影《鬼子来了》了吧？影片反映的，是
　　抗战期间黄河边上一个村庄的农民，在日本人枪口下艰难地讨生
　　活的情形。那里算不上是中国最落后或最不发达的地区。但是，
　　情况却没有太大的差别。比如，许多农民从小到大没有进过城，
　　没有上过学，更没有读过书报。他们连中国过去有怎样的历史都
　　不大清楚，你怎么要求他去爱国？他们和国家的关系，是通过地
　　主士绅和地方官吏在租税关系中体会到的。因此，他们其实无法
　　真正感觉到国家能够带给自己什么。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民
　　历史上可以为了生活而揭竿起义，却不会象士大夫那样关心到底
　　由谁来统治他们。在他们看来，哪个朝代的租税轻，哪个朝代的
　　皇帝就是好皇帝。想一想历史上外族入侵时农民普遍表现出来的
　　漠然态度，你就知道为什么姜文电影中的农民没有我们通常在教
　　科书中看到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激情了。

　　关于这一点，最有力的一个例证莫过于1944年发生在河南的事
　　情，当时已经是抗战行将结束的时候了，日本人发动了豫湘桂战
　　役，在横扫黄河以南的国民党守军时，当地农民竟蜂拥而起帮助
　　日本人打中国军队。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农民太痛恨国民政府
　　驻守河南的将领汤恩伯及其军队了。由于守军的残酷压榨，导致
　　那里的农民宁愿接受日本人，也不愿受自己人的统治。从这个例
　　子中很容易看出当年民族主义在中国普及的程度如何。

　　当然，简单地认为这种事情只是发生在农村，也不公平。1947年
　　底中共占领石家庄后，当时负责指导城市接收工作的中共中央工
　　委书记刘少奇就发现，石家庄老百姓里普遍存在着一种“人心思
　　汉（奸）”的情况。何以如此呢？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抗战胜利后
　　“接收”变成“劫收”，导致民间怨声载道；再加上战争不断，
　　经济恶化，许多市民转而怀念伪军统治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社会
　　要更有秩序得多，生活安定得多。同样，象东北这样的地方，苏
　　军帮助中国打败了日本关东军，结果因为其军纪不佳，再加上一
　　度土匪横行，东北老百姓中间也长时间流传着日本人比老毛子好
　　的说法。而熟悉战后台湾史的人也知道，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以
　　后，因为太过腐败，和日本占领时期形成巨大反差，在台湾民众
　　中间自然也就发生了类似的心理。这种心理延续之久，甚至在国
　　民党领导台湾经济起飞之后，也依旧无法消除。

　　我举出上面的例子，只是想说明，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今天生活的
　　水平、环境，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改善了，就简单地拿今天的标准
　　去衡量过去，甚或简单地去批评过去人如何如何国家民族意识薄
　　弱，轻易地指责谁谁是汉奸。我们必须理解，很多情况是不同的
　　历史条件或认识角度造成的。包括我们今天对国家和民族的认
　　识，也都是在历史渐进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完成的。即使到今天，
　　即使是在国家、民族这种问题上，这种历史的渐进也还是在继续
　　其步伐。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例子，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成立时，
　　世界上只有60多个国家，经过60年后，如今的联合国已经达到　
　　200个国家，几乎是二战结束时的3倍。换句话来说，在这60年
　　里，尽管已经不再是弱肉强食的时代，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吞并
　　另一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分裂、新的民族和国家的崛起，却仍旧
　　在不断地发生着。因此，我们要庆幸，中国因为太大和有悠久且
　　统一的文化传统，因此没有被列强所瓜分；中国因为走向近代化
　　的过程恰好赶上两次世界大战，再加上历届政府或政党在外交上
　　没有犯太大的错误，因此才得以保有今天的领土和疆界。如果我
　　们因为中国没有被瓜分，因为我们能够有今天，反而自我膨胀起
　　来，相信应该去找历史的后帐，甚至动辄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
　　何如何来看待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包括中国在世界政治当中
　　的地位，那不仅是不明智的，而且是注定要犯错误的。

问：那么，在您看来，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应当是在什
　　么时候形成的？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具有
　　怎样的一种关系？
答：中国作为一个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毫无疑问是一个缓
　　慢的、渐进的过程。正如我前面讲到过的，形成一个近代意义上
　　的民族国家，至少需要有两方面的条件，首先是它要能够统一成
　　一个民族，有独立、统一并且稳固的政府，因而有得到国际公认
　　的主权地位和领土疆域；其次是要有相当的民主，也就是说，国
　　家不能是少数个人的，而应当与多数国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多数
　　人要认同这个国家，相信自己是可以行使主人的权利的。这样的
　　条件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显然不具备。无论是晚
　　清的皇权统治，还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北京政府时期，抑或是国民
　　党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府之后，几乎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两个条
　　件，特别是无法实现第一个条件。国民党在大陆统治了20多年，
　　连统一的问题和建立稳固的政治中心的问题都没有根本解决。其
　　有效统治范围最大的时候，也不过内地10几个省而已。在国民党
　　统治时代，它始终没有能够改变中国最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与国家
　　权力之间的那种隔膜的状况。因此，中国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
　　国家，应该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才逐渐形成起来
　　的。尽管这里面仍旧有一个渐进的发展变化的过程，但很显然，
　　只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中国才真正统一起来，它的疆
　　域和政权也才真正稳固下来。同时，也只有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中国的民众才如此广泛地被动员起来，变成整个国家机器中的一
　　部分，使相当多的人相信自己已经在当家作主了。这种感觉很容
　　易让人们的民族主义情感得到满足。

　　我想你应当很清楚毛泽东建国之际传遍中国、至今仍旧让人念念
　　不忘的那句豪言壮语：“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为了实现这
　　样一个理想，近代以来多少志士仁人为此抛头洒血，前赴后继。
　　但是，惟有共产党满足了许多忧民忧国者的这种民族主义诉求。
　　这也就难怪，那样多原来寄希望于使中国更西方化的知识分子和
　　社会名流，包括大批工商企业人士，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
　　竟然会逐渐地倒向了共产党一边，欢欣鼓舞地一起欢呼一个统一
　　的中国的诞生。看看傅国涌今年出版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
　　的私人记录》一书，你就可以了解那些原本崇尚民主的西化的知
　　识分子和社会名流，何以会在国共两党最后的搏斗中，大批倒向
　　共产党一边了。

问：我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既
　　能起到动员民众的作用，也很容易伤害到自己。您是不是认为离
　　开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会使民族主
　　义偏离积极的方向？
答：的确如此。中国的问题很特殊，它在近代既是一个落后国家，同
　　时又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很长时间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
　　上国”。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很容易造成国人强烈的悲情意
　　识。这种悲情意识的存在，在国家危亡、内外交迫的情况下，会
　　起到动员民众和激励斗志的作用；而一旦国力上升，却依然受人
　　轻视、甚至只是感觉受人轻视，都很容易反应过激。我发表过一
　　篇讨论建国初毛泽东访苏时苏两党民族主义碰撞的论文，其中谈
　　到的几点情况，就很反映问题。比如毛泽东动身前往苏联为斯大
　　林祝寿这件事，在国内引起的反响，就颇多负面。武汉总商会会
　　长等一些工商界人士，就批评新中国领袖不应去外国给外国领导
　　人祝寿。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历代皇帝都是接受别国的朝贡。即
　　使学斯大林，也应该找一个边界地区，把别国的领导人请来会
　　面，才足以显示新中国的自尊。再比如，新中国建立，急需发展
　　经济、引进资金和技术，经国内地方领导人提议，中央批准，毛
　　泽东和周恩来向苏联方面提出要求，订立了中苏经济合作的具体
　　协定，准备由苏联提供资金和技术，在中国成立包括航空、造
　　船、石油、有色金属等4个合营公司，双方各占50%的股份。这个
　　消息传到国内，竟然引起包括北大、清华学生和教授在内的一些
　　人的抗议游行，认为是便利苏联攫取中国经济权益的丧权之举。
　　结果是，就连毛泽东回来后也认为应当彻底取消一切外资，才足
　　以显示国家主权之独立。因此，不仅一切外资企业从此不复存
　　在，随着斯大林去世，中苏合营公司也很快宣告取消。影响所
　　及，当1954年10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主动提出，
　　中国南方剩余劳动力多，而苏联西伯利亚地广人稀，需要开发，
　　正好可以互通有无，因此建议中国向苏联出口劳动力。对此，毛
　　泽东当即反驳道：苏方的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对中国人民的一种污
　　辱，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
　　同资本主义西方国家是一样的。因为西方国家就是把中国看成是
　　劳动力过剩、需要出口劳力来度日的贫困国家。很显然，国人中
　　这种看起来相当自负，实际上隐含自卑的矛盾心理，对当时的领
　　导人也不无影响。而以这样一种心态来处理对外事务，自然很容
　　易摆不正自己的地位。

问：您说的这种现象的确很值得注意。那么你是不是同意说，在落后
　　国家，正确引导和教育国民热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是一个更为
　　重要的问题？
答：中国与发达国家不可避免地在文化、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包括在
　　政府管理与政治法律制度等许多方面，会存在巨大落差。这种落
　　差，注定会导致国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意识上会存在着差距。
　　正视这种差距，理解人们之间认识不同的由来，应该远比有主观
　　地去引导和教育要来得现实得多。

　　有意识地引导和教育当然有必要。我们不用举别的事例，只要比
　　较一下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统治下农村地区落后农民民族意识的巨
　　大差异就足够了。我们前面讲到过汤恩伯的军队遭河南农民围攻
　　的情况。与此同时，抗战期间中共根据地里的农民，却明显地支
　　持抗日。一位山西的农民讲过：我们村里的老百姓都喜欢八路
　　军，小孩子看到八路来了，都抢着去遛马；大人们也抢着去听
　　差。为什么？因为八路军吃喝都给钱，不打骂百姓，打日本鬼子
　　比晋军强。从陕西过来的八路军没有一个当汉奸，当汉奸的都是
　　晋军里面的人。这里有很多人都当八路军了，村子里的人都
　　说：”早一点当八路军，免得给晋军拉去当兵。”在八路军占领
　　区和国民党军队占领区的农民所以会有这样的区别，当然是和中
　　共在政治上的组织、宣传、引导和教育分不开的。

　　当然，从上面的例子中其实也可以看出，中共和八路军当年能够
　　把农民吸引过来，动员起来，教育其懂得为什么救国，更多的也
　　并不靠讲什么民族主义的大道理，而是靠他们自身的言行和榜
　　样，来使农民从比较中受到影响。今天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太多。
　　与其批评指责别人不爱国，讲些大道理，倒不如从自己做起，特
　　别是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台湾高振东教授谈到过一件事，广岛亚
　　运会举行闭幕式，与会的数万日本观众离场后，体育场竟和开场
　　前一样干净，找不到一片碎纸。天安门广场举行活动后，每每满
　　地垃圾，需要10几辆卡车才能运完。相比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
　　引导和教育国人向日本人学习，处处注意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言
　　行，自觉地为国争光呢？我想，他的这个说法很有些道理。以我
　　个人的感想，当我们一些人民族主义情绪膨胀，四面出击地指责
　　他人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先检讨一下我们自己的问题呢？只有
　　身正才不怕影斜，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做到的事情，反过来去指
　　责他人，要求他人必须做到，那就不仅不足以服人，而且势必会
　　造成反效果。

　　正确引导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我看，最好是把那种对外的亢
　　奋心态，更多地转移到解决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面来。邓小平关
　　于要”韬光养晦”的意见，恐怕不能轻易放弃。实际上，我们如
　　今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比如我们要国人爱国，首先就要他熟悉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如果一个人连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不熟
　　悉、不喜欢，又怎么能谈得上热爱自己的祖国呢？而要做到这一
　　点，第一步当然就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受教育，而且从小就
　　应当受到优良的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不是空洞地强行去灌输一些
　　完全不知从何而来的大道理。要如此，又要首先使人们的生活相
　　对富裕，至少政府要能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维持衣食住行和享受教
　　育、医疗及养老的基本需要。因为“仓廪足”才能“知礼节”；
　　饭都吃不饱，又如何能够去学习爱国的道理。就是学了，又如何
　　能够体会到国家对自己的好处？还是那句话，对于每一个具体的
　　国民而言，更重要的还是现实生活的感受。所谓爱国的情感，理
　　当是由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满足感、乃至于自豪感中油然而生
　　的。

　　当然，“仓廪足”了，也不见得就一定能“知礼节”。一方面，
　　百姓要真正达到衣食无忧的境界，必须确保礼乐不会崩坏；另一
　　方面，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建设，国人越来越找不到当家作主的
　　感觉，也就不会有对国家真正的忠诚与热爱。至于应当建设怎样
　　的政治，在这里，我很愿意借用龙应台最近一篇文章中非常形象
　　的说法，来畅想一下做一个对国家有自豪感的国民的感受：

问：他应当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发言批评，可
　　以不担心被整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的儿女参加
　　考试落榜，不会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会舞弊或不公；
　　他进出政府大楼，不必经过卫兵盘查，不需要开介绍信；他去办
　　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各
　　级政府和国营机构的年度开支，包括每一块钱的流向，不会轻易
　　地被贪污和挪用，他可以随时举证要求调查；任何一届政府办事
　　拖拉或服务态度不好，他都有权用选票在下一届选举中来改变这
　　种情况……。
答：总之一句话，与其高唱民族主义一致对外，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好
　　我们面前急需要做的种种事情，让国人能早日以做一个中国人而
　　自豪。

各位《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
教授明居正。我们今天要为各位继续谈的是《如果中国大陆走了台湾
的道路》。

在过去几十年，中国共产党一直宣传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发现了中国大陆实行了社会主义几十年之后，他的发展并不
理想，甚至可以说是千疮百孔。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如
果当年是走了台湾的道路那会怎么样？我们在过去几集当中提到说，
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然后再到70年代到80
年代中期。

那么中国大陆如果顺着台湾的道路逐步发展的话，基本上会是一个安
和乐利、经济发展、民生富裕、政治逐步自由化的过程。那么从80年
代中后期，我们上次提到说成立了中国民进党，我们想探讨的就是中
国民进党出现了，然后开启了中国的自由化这么一页的时候，那么整
个中国会怎么发展？

同样的我们顺着上次的脉络，我们先谈经济，再谈社会，然后最后谈
政治。那么在经济领域，我们看见就是经过了这几十年发展之后，中
国大陆工业化已经相当成功，不但轻工业非常完备，重工业、基础工
业相当发达，最重要也已经走入了尖端工业。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原
先的电子业相当发达，电脑业非常的进步，然后ＩＣ工业、资讯工业
也跟国际几乎要齐头并进，当然最重要的也已经发展进入了基因工程
的领域，简单说就是工业化有相当的成就；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就
是商业的发展跟外贸的发展。那么在1992年的时候，台湾的国民平均
所得已经到达1万美元，也就是8万元人民币，这是每个人的平均所
得。换句话说，如果10亿人口，那每个人平均所得是这个数字的话，
那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了，那毫无疑问的，这是经济的部分。

再来是社会的部分，我们上次跟各位谈到说，1986年中国国民党在台
湾看见了民进党的出现，最后勉强容忍下来；到了1987年7月1号，开
始解除戒严，正式开放党禁，那么这个原来在台湾不合法的民进党，
在被政府忍气吞声，忍受了1年之后，他正式合法登记了，然后开放
党禁之后，就许多政党去登记。

其实我自己在台湾大学，过去曾经教过“政党与选举”这门课，我自
己都不晓得到底登记了多少政党，但是我们晓得在立法院当中，有实
力的政党一般来说，有3个、4个或5个，现在在台湾差不多是4个算是
有实力的政党。

在社会方面，经过了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之后，最重要就是整个社会
自由化开始快速前进；我们在思想上面、在整个人跟人的关系上面、
在整个社会的风气上面，都空前的活泼，空前的自由。当然刚刚开头
的时候会难免失序，因为这是被紧绷了几十年之后，然后突然之间解
除戒严了，老百姓的心头上好象没有什么束缚，所以相对来说法治观
念比较差，那段时间我们看见群众运动也比较多。

我们现在回到自由化的部分。所以自由化，它等于说象是水银泄地无
孔不入这样发展，非常全面、非常快速；然后外汇管制取消了，过去
这个人民要换外币，不太容易换，它当然可以换，但是管制很多，但
现在外汇管制开放，甚至这外汇不但我可以小额去换，每年允许大概
每个人每年500万美元可以进出，那这数字算相当大了，几乎到达不
设限的地步；然后因为外汇开放了，所以出国旅游就大幅的增加，甚
至也开放到大陆旅游，在过去，这是悬为禁令的。简单说，自由化的
进程开始逐步的向前推进，它的范围也在广及全面。

第2个部分，就是社会上面报纸开始增加，因为过去我们说看到报纸
有报禁，在戒严时期很多话不许说，那么执政党当时执政的国民党，
就用其他的手法，为了限制张数，或限制什么，不准新的报纸登记，
那么现在也完全解禁了，一解禁之后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几十种
报纸，而且也没有事前和事后的审查。那么除了报纸之外，电台跟电
视台也都全面的开放，所以整个进入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时代。在这种
情况下，言论自由可以说是完全开展，当然剩下的就是个法律界线的
问题。

在社会方面的第3个变迁，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社会运动增加，过去
压抑了很多年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罢工、示威、串联，还有各种
各样。比如说，我土地征收出现问题，然后什么样说保障不公等等，
都上街去反应；然后再譬如学生运动、还有一个是大陆想象不到的，
计程车司机也联合起来，有时也跟警方发生冲突；还有一个是环境保
护的人士，或说这些其他有重要关切议题的人士也都纷纷走上街头。
所以在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大概有差不多不到10年的时间，台
湾社会运动非常发达，应该说发达到有点冲击社会秩序。

那我们假设说，大陆也这样走。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阵痛的过程，也
就是社会上累积了几十年的这种怨气、这种不满或不公的现象，也让
他慢慢发泄出来；发泄过后之后，他有一个正常的管道，他可以表达
他的意愿，把他的不满化成法律，然后再透过法律变成政策，那么这
个运转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看见就是每一个社会，从最早的专制
的社会，如果说能够走上民主的话，他都必须经过这个过程，这个过
程我们称为阵痛的过程。

当然大家会问说，那到底会痛多久？会不会痛死？台湾当年我们也在
问这个问题，可是台湾毕竟是这样走过来的。大陆是一个同文同种的
华人社会，我们相信台湾走得到，大陆也应该走得到。所以我们可以
看见从经济、社会的发生这么大的变化，那当然政治也在后面开始迅
速的变迁。

这地方在结束前，我想提出两点。第一点就是，在解除戒严开放党禁
之后，这个出现中国的民主进步党，这个中国民主进步党在政坛上会
非常的活跃，他开始步步进逼。那么第二，就在这个时候，1988年初
的时候，蒋经国先生去世，李登辉先生接任，所以这整个过程，一方
面代表了强人时代的结束，另外一方面也代表一个民主化阶段的真正
开启。

我们谈到说，如果中国民进党出现于中国的政坛上，那他会采取什么
作为？请各位记住，现在中国民主进步党已经合法化了，他是公平、
公开竞争的。那我们推估中国民进党如果登上中国政坛舞台的时候，
他大概会做这几件事情：第1件事情，他加大力度攻击旧制度，就是
攻击中国共产党所形成这个党国体制；那么民进党在台湾就做这件事
情，它不断的在批评过去的这种特权独占的行为。

我讲的是政治上的特权独占的行为，譬如说提名的制度、党团的运作
制度、共产党在后面一手操控的制度，所有这些东西都必须要放手出
来。也就是说要让这个政府，彻底的中立化，那么政府有一套文官制
度，这套文官制度是中立的，那么国民党上台它可以运作，民进党上
台它也可以运作，而这套文官制度本身它是秉承它的专业往前推进。
所以现在我们假设，中国民进党也上来推动这件事情；就要逼死中国
共产党把它政治上的特权逐步放手，逐步后退。就是攻击这个党、国
不分的体制，要把党跟国家彻底分开。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也企图做过这种事情，就是说把党国稍微分的清楚
一点，把党政分开一点，把党器分开一点等等，但是没有外力的监
督，这种分都是不彻底的，他都只能是自觉的良心的后退，总有他的
限度，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民进党在做这些事情。然后过去的中国国民
党，有这个所谓党库通国库，也就是他自己收到的党费数字有限，但
是他竟然从国库里面，不知不觉拨一些钱给它用，那么现在把这个也
切断了，所以这个钱也不能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要另辟财
源。

那么他辟财源的方法，就党营事业，中国国民党在台湾过去就叫党营
事业，取得方法可能不是完全妥当，那么现在也逐步逐步退让出来，
该它合法保留的它合法保留，不该合法保留的它退出来，包括土地、
房舍等等，都逐步让出来。也就是说，它会做一个普通的民主政党，
跟这个中国民进党公平竞争，那么其他象贪腐、特权一步步都被清出
来了。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这中国民进党会提出很多平反的要求，过去有一些冤假
错案，当然在胡耀邦时代曾经做过一些清理，但这些清理我们晓得也
还不完全清除，而且胡耀邦之后还有很多冤假错案，包括胡耀邦自己
本身，他的下台都是个冤假错案，那么这个东西都要清理。所以说胡
耀邦、赵紫阳，然后自由化的问题、“6．4”事件、维权人士，还有
最近这几年闹的非常大的，对法轮功的镇压，可能都会逐步的平反。

那么再来就是对一些政策的批评，过去一些偏颇的政策，有重大失误
的政策，它要得到修改。比如说葛洲坝的问题、三峡大坝的问题、那
么强制拆迁跟补偿的问题、各地方的滥垦滥伐、水土保持的问题，然
后再来是人口政策，当然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城乡户口制度的问
题，这些可能都会受到中国民进党的批评；那么再来，就是中国民进
党会持续参选，就象我们刚才所说的，每2、3年地方上会有各种各样
的选举。

我再帮大家回头回忆一下：有乡镇长的选举、乡镇代表的选举、县市
长的选举、县市议员的选举、省议员的选举，然后当然现在应该增加
各省省长的选举；中央有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大会，那最后，
当然就是要选国家主席或选国家总统了。

所以在每一次选举当中，我们看见中国民进党都会参加选举，而且可
能会步步得胜，因为他现在是个上升势头的政党。大家很关切的问题
就是说，这个中国民进党会不会搞台湾独立，会不会搞独立呢？不会
的。所以台湾独立，台独跟中国共产党跟共产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
系；我不是说台独在搞共产主义，我说台独相当程度是被中国共产党
被逼出来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出现于中国政坛上的中国民进党，他不会去
搞台独，所以现在各位在台湾的民主政治上看到了很多乱象，如果没
有这问题的话它不会浮现，它是个不一样的问题了，所以中国民进党
看见的是一个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一个挑战。

那么这个执政党要怎么回应呢？如果是共产党执政的话，它有几个选
择：一个选择就是它加大力度镇压，它负隅顽抗，他不肯后退，虽然
我让你合法成立了，然后你也步步进逼，但是每一次进逼的时候，我
都强力反击，这样做的导致结果，很可能会是两败俱伤。

第二个比较聪明的选择就是，我逐步开放但不是无原则的让步，逐步
开放是制定法律，双方同意了法律，在法律下面树立游戏规则，用这
个游戏规则来决定开到什么程度？让到什么程度？我有我的合法权
益，我也必需保障我的合法权益。所以在做一定程度的让步，制定法
律之后，它的目的是舒解民怨；民怨不复存在或民怨淡化之后，反对
党就很难利用这个题目再做游戏，所以舒解民怨。

但是执政党它必需进行自我调适，什么地方该让步？什么地方让抓
住？这个让步跟抓住的分寸，它自己要想清楚。也就是它不再是一个
享有特权的政党，这政党应该是一个跟别的政党公平竞争的政党，当
然现在它面对的是中国民进党。

所以走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党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只有
两个党的话，这两个党的关系，我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怎
么确立一个游戏规则？这游戏规则就是说，今天你选赢了，那么我们
照着游戏规则玩；明天你选输了，我们仍然照着这个游戏规则来玩。
双方互相轮流执政，只有一套公平的游戏规则才能保证这个制度的顺
畅运作，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其实民主政治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在台湾，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不过台湾毕竟流血比较少，过程
比较和平。

现在让我把这个阶段总结一下：这个阶段我们看见的就是，刚刚上了
政坛的中国民进党，它会采取什么作为？执政的政党它会怎么去回
应？双方怎么样去建立一套游戏规则，然后把这个民主政治逐步巩固
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在别的国家或许花很长的时间，那么在中
国如果继续别过了经验和教训的话，或许花的时间会少一点，不过无
论如何它毕竟是需要时间的。

明居正：我们刚刚谈到中国民进党会跟执政党之间互相冲撞、互相谋
合，慢慢要形成一套游戏规则。到了90年代初期的时候1990～1991在
台湾我们看见的就是刚才讲的，资深的中央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
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90～91年就完全退职完毕了。

退职完毕，就按照各省人口的分布，新生人口的分布等等，他重新选
出一批新的代表出来，所以中国的大概30、31个省计单位，都会有自
己国民大会的代表，立法委员跟监察委员在中央帮他们争取权益了，
那么在90、91年这个过程慢慢过去。

在这当中1990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总统，但这个总统是间接选举，
什么叫间接选举呢？我们刚才不是谈到各省去选出国民代表吗；各省
选出自己的代表，然后选到了北京。比如说2千多位国民大会代表，
这2千多位他们再集合起来去选总统，这个间接选举，这不是直接选
举。

那么199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次总统的间接选举，当时李登辉先
生选了李元簇，原来是大学校长做他的搭挡，竞选正副总统；跟他竞
争的是国民党分出的另外一组人马──林洋港跟蒋伟国；当然这个民
进党方面也推了他们的人选，最后是李登辉当选了。

1994年的时候开放省长的选举，那么我们刚才假设在各省都已经出现
了；到了1996年，从1990年算起，6年之后，台湾进行第1次的总统直
选，也就是每一个老百姓真正到票柜前面投下自己的1票，那1票就直
接决定总统是谁。

那次我们看见有李登辉跟连战一组；有林洋港跟郝柏村一组；然后有
民进党推出的彭明敏和谢长廷组；还有第3组从国民党分出来的陈履
安跟王清峰。所以4组下来，最后李登辉跟连战又是高票党选了。

到了4年之后，这时候我们已经修改宪法了，总统任期从6年缩短到4
年，所以公元2000年我们再进行1次总统选举。在这次选举当中，民
进党的陈水扁和吕秀莲以些微的多数，压过了宋楚瑜和张昭雄，再以
比较大的差距压过了连战和萧万长最后当选了总统。

这地方我们必须指出台湾总统选举制度是有点点缺陷了，他选出的是
一个相对多数的总统，而不是一个绝对多数的总统，所以这地方我们
将来有机会，会再详细讨论。总而言之，这是第1次民进党人当选总
统，掌握大权。当时民进党还有一点点怀疑国民党会不会把大权让出
来？就事实证明国民党真的把权力让出来了，所以出现了我们所谓的
政党轮替。

那么这些事情发生在大陆上的话，那么大陆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各
位如果去看看《大纪元时报》所出的《九评共产党》的社论，我们看
到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但其中有两件事情最重要，不会发生。

第1件事情，就是不会暴发“6．4”事件，也就是不会暴发1989年的
残酷镇压学生运动或民主运动的事情，不会死那么几千人，不会抓那
么几万或几十万人，不会在人民心中留下一个永恒的伤痛；第二，不
会去镇压法轮功或镇压其他比较正派的功派。在任何国家里面，他可
能都会有一些不太正派的东西，但是一切依法而行，那么这些事件在
大陆不会发生。

所以走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来，走得是台
湾的道路的话，那么他走出一种什么样的模样呢？第一，在政治上面
他经历了一个威权，然后走到了自由化，然后走到彻底的民主；在经
济上他从当时的贫困到后来高度的富裕；社会从原来的高压到后来完
全的自由化，所以老百姓的生活基本上是非常安康乐利的。那么台湾
所出现的选举是真实的，真在什么地方呢？第一、经过这么几十年选
举之后，我们选出一个反对党；第二，这反对党经过了10几年的操
作，准确的说是14年之后，他真的掌握了政权。

那么同样事情如果在大陆发生的话，他应该是令人向往的。所以我们
看见的就是政权或政治的和平轮替，这种政治和平轮替是温和的、是
不流血的，是渐进的。没有大陆的那种阶级斗争，没有大陆残酷的人
斗人，没有大陆出现的残酷的而且非常全面的大流血事件，这事件不
会发生，我们不会牺牲那几千万条同胞的性命。那么在这里大家会问
到的问题，如果这样的话那中共会不会失去权力，那有可能，非常有
可能失去权力，但失去权力不是世界末日，因为他是在公平竞争下失
去的。

各位注意看到，在这开放的竞选当中，国民党也不是一下失去权力，
而且国民党失去权力不是必然，他仅仅是一种偶然。换句话说，大家
是在一个制度下面公平竞争，你表现的好，你可以选赢；你表现的不
好，你要被人民的选票唾弃。

所以中国共产党你表现的好，你走对了道路，你做对了选择，人民不
会唾弃你；人民唾弃你是因为你做的不好，那么即便退一万步说中国
共产党失去权力，但是中国人会得到民主，这个我讲这个更加关键。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国共产党即便在这里失去权力之后，他不是不能
回来，就象今天台湾的中国国民党一样，他虽然在过去两次总统大选
当中失去了政权，公元2000年一次，2004年一次当然他对这问题还仍
然有争辩。可是他选赢的机会是否存在？存在。这个就是公平竞争制
度的可贵，所以我们常常讲民主政治是一个数人头代替打破人头的制
度。

中国共产党过去在大陆上打破了几千万颗人头，到今天政治空气依然
非常紧张；国民党在台湾打破过人头，第一，数字少得多，第二，他
逐步开放。所以我常常在问：如果台湾做得到，大陆为什么做不到？
那简单说就是你选择哪一条路的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说民主政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过去看到美国的民
主政治，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这些先进国家民主政治也都不是一
帆风顺，他都可能有起伏，所以我们预期台湾的民主政治会有起伏。
当然中国大陆如果只换民主政治，他依然会有起伏。

不过毕竟社会动荡机会比较少，大家付出的代价比较少，尤其付出人
命的代价会少。那么这么走下来，大家会不会感觉到不一定只有社会
主义才能救中国；如果当时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的话，我们是不是会
更好一些？这个问题我想很值得我们大家来共同思索。

今天的节目到这边，我们必需告一个段落。从这当中还引申出很多小
的问题出来，将来我们会陆陆续续来跟各位剖析，欢迎大家将来陆续
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再会。

（据《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节目录音整
理。）

〔转载自《大纪元》2005.8.4 20:12 & 20:16；
http://www.dajiyuan.com〕

百年老店的国民党在7月16日第1次民主选举党主席，马英九以71%的
选票赢了对手王金平，马到成功成为国民党的新任主席。但是马英九
即将面临许多难题，考验马英九的“马力”。

同为国民党副主席的王金平和马英九，可以说是国民党内两个不同的
代表：王是本地人，马是外省人；王出身地方基层，马是权贵子弟；
王连任10届民代，马一直在政府部门任事，最后竞选任台北市长；在
去年的总统选举中，王主张台独可以作为国民党的一个选项，马始终
反对台独。

在这次选举中，王金平打出“整合”牌，认为只有他才能整合国民党
内不同派系，以及蓝营中的不同政党。的确，王金平以处事圆融，很
少讲错话，所以与朝野各界都有比较好的关系。马英九打出来的是
“改革”牌，以清廉和处理党产为号召。

虽然双方说是“君子之争”，但是都有相互攻击。最可笑的是彼此攻
击对方是“李登辉路线”，因为王金平曾得李登辉赏识而出任立法院
长，而李登辉也曾和马英九携手大呼马英九是“新台湾人”而打败陈
水扁夺得台北市长的宝座。王金平主要攻击马英九在去年“3．19”
枪击案中不敢跟随连战上街抗议；而马英九以反台独暗示王金平搞台
独，以反黑金暗示王金平搞黑金。在选举中出现的一些争议，例如某
些党员是否合资格投票，投票站是否要装置监视器等等，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的决定被认为是倾向王金平的。

现任国民党主席连战表面上中立，实际上被认为支持王金平。因为王
金平一直表态只要连战有意连任，他就弃选，他的支持者也不断呼吁
连战连任，搞得连战“心烦”，因为连战到北京朝共以后，的确有意
连任；但是马英九一直放出连战不愿连任的说法，而且恣意不退出竞
选，连老爸马鹤凌不知受谁的影响跑出来反对马英九参选，以孝心和
听话闻名的马英九居然拒绝听从父命。连战在私底下表示老师怎么可
以与学生竞选的埋怨下最终放弃连任，但是心里的不痛快也可想而知
了。在选举中。连战先约见王金平了解选举情况；后来又同时约见两
位，也可见他还是偏向王金平一边。而到投票那天，连战花两分钟摆
投票姿态给媒体拍照时，从选票背面的印记可以看出他是投王金平的
票。是媒体无意中拍到，还是连战有意“泄密”让党员跟随他，则有
不同的说法。

但是无论如何，最奇怪的还是到投票前的最后2、3天，一般认为会投
马英九票的外省籍大佬，例如前行政院长李焕、前监察院长王作荣，
以及一批退休将领（当然也是外省籍占绝对多数）突然出来挺王。在
这以前的6月16日王金平也宴请过退休将领，席摆50多桌，但是到来
的退役将领不到10人；但是到7月14日李焕的“挺王大会”，有近130
位的退役将领齐聚立院参加。王金平的幕僚承认这些人是王金平所请
不动的。在这以前，曾在绿蓝两大阵营混过的朱高正也出来挺王金
平，并且转达连战的旨意说北京不喜欢马英九，因为每逢“6．4”马
英九都要出来，还支持法轮功和反对反分裂法等等。除此而外，亲民
党的宋楚瑜，已经认祖归宗的蒋经国私生子蒋孝严也纷纷出来挺王金
平，还有自称从小就拥护中共的文痞也出来相挺，好不热闹。也是14
号开始，北京不喜欢马英九的报导纷纷出笼，暗示投票要投给北京喜
欢的人才能继承连战的路线和改善两岸关系。形势似乎对王金平有
利，哪里想到王金平不但输选，而且大比数输选。这是什么原因？看
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省籍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总统与立委选举的蓝绿相争中存
在，在国民党内部也存在。不少本省人会投票选外省人；但很少外省
人会投给本省人。这次有投票权的国民党员100万出头，其中黄复兴
党部的党员就占了18万多人，而年满75岁以上可以免缴党费的外省籍
老党员更占13万余人。马阵营的人就估计他们可以拿到这些人的8成
票，他们是国民党的死忠，投票意欲很高，这次马英九拿到的36万票
中，估计有一半是黄复兴党部的票。这些人住在眷村里，省籍意识
强，多数的老兵，和连战掌握的党产也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将军们对
他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力了，何况郝柏村等前将领也挺马。

第二，马英九的改革牌有吸引力。国民党的党产是每次选举中的包
袱，连战迟迟不肯解决。党产对国民党的精英有吸引力，普通的党员
享受不到，国民党一直在卖党产，但是普通党工的薪金都发不出，他
们纳闷钱到哪里去了？因此国民党立委、中央委员、各个部门负责人
会象连战那样投王金平的票，但是普通党员、党工会投马英九的票。
论政治影响，精英大；论票数，自然普通党员多。连战不满马英九
“反黑金”的口号，这显示国民党内有黑金，因此即使王金平与黑金
无关，但是因为“尊连”的关系，他不敢提“反黑金”，越不敢提，
就越难撇清关系了。国民党要放眼2008年的总统选举，也只有希望由
改革后的国民党出战，这是大多数党员的愿望。

第三，世代交替。马英九比王金平年轻九岁，平时多出现在文化、娱
乐及体育场合，和民众接触多，加上又是“帅哥”，人气很高，所以
得到不少青年和妇女票。

第四，中共帮倒忙。中共是台湾选举中的票房毒药。不要说他们曾帮
李登辉和陈水扁助选，就是最近一次任务性国代选举，因为连宋访问
中国而导致绿营的胜利。因此选前两天连战阵营推出北京支持王金平
之说，害了王金平。而王金平在竞选过程一直撇清他和前总统李登辉
的关系和一再表示反对台独，也被认为是讨好北京之举，使他流失本
土民众的选票。

各县市得票情况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海外票数不计，得票悬殊
最大的是桃园县和金门县，王金平得票是马英九的大约1/5，因为桃
园县多眷村，金门近大陆。而在王金平家乡的高雄县，居然王比马少
3千多票，可见本土票的大量流失。这次投票率不高，50%左右，对王
金平也不利。

虽然马英九赢得国民党主席宝座，但是他的任务很艰巨。路遥知马
力，马英九会不会马失前蹄呢？从目前看来，马英九面对几大难题：

一、整合国民党的问题。因为马英九暗示国民党与王金平的黑金，使
　　王非常不满，拒绝出任首席副主席。他声称不懂得什么叫“王马
　　共治”；执笔时马英九声称已经6次向王道歉，王说马仅是“致
　　意”而非道歉。王表示会“追随”连战做国民党终身义工。显示
　　国民党将来会有两个中央，连战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和智库国政
　　基金会董事长，肯定还要指导“国政”，马英九只能沦为“儿主
　　席”；而党产操纵在连战人马手里也使马英九矮半截。如果国民
　　党的骨干团结在荣誉主席周围，认钱不认人，马英九就相当麻
　　烦。即使马英九可以低声下气，马团队的年轻人呢？所以这次党
　　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就显得比较重要了，看谁能掌握当中央。
二、整合泛蓝的问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与马英九有很深的心结，原
　　因很多，难解开。投票前夕，宋楚瑜远走美国，表示“吾不欲见
　　之也”。（连战也在美国悠哉游哉。）选后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
　　公开批评马在处理王马关系上缺乏智慧。当然，亲民党也可能出
　　现出走潮，但会更使两党关系紧张。
三、面临财政问题。报载马英九8月继任就要面临2亿元党工的薪水哪
　　里来，也有说还有其他支出共9亿。为此马英九在18日海棠台风
　　袭台时拜访国民党行管会主委张哲琛，恳请张哲琛留任协助。张
　　答应考虑暂时留任。但是以后呢？如果国民党没有黑金就无法维
　　持党的生存和运作，马英九要如何反黑金？
四、年底县市长选举。这次主席选举也暴露出贿选问题，说明连战所
　　说国民党不执政就没有黑金问题是不能成立的。台湾今年底到明
　　年2月有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选举，民进党提出“三合
　　一”以节省经费和与民休养。但是有民间团体反对，理由之一是
　　合并选举方便国民党贿选。如果国民党选举失利，说明马英九无
　　能，到时要不要黑金会逼马英九做出选择。
五、大陆政策。虽然中共忌讳马英九与中国民运及法轮功的关系，但
　　是马英九对中共的认识，及对付中共的手段还很不成熟。例如今
　　年3月中共制定反分裂法时，马英九居然呼应说这是台独逼出来
　　的。在台北市长任内，马英九处理两岸关系也有自我矮化的纪
　　录。例如与上海、香港举办“双城论坛”而将台北矮化为与沪港
　　同类的直辖市；在台北举办的国际运动会居然禁止台湾民众带国
　　旗入场，而面对中共的五星旗却非常容忍。而他对中共统战的缺
　　乏认识和大中国情结，很容易被中共的糖衣炮弹打中。胡锦涛给
　　他贺电，从马的覆电中讨好中共的语气令人心凉。
六、与执政党关系。台湾民众最关心的可能是与执政党关系。马英九
　　没有参加国民党有关“3．19”枪击案的游行，表明他做事有分
　　寸，虽然王阵营一直攻击他这点，但反而因此赢得选票。但是他
　　能否与执政党进行一定限度合作来结束台湾的乱局，看他的胆
　　识。

不管怎样，国民党换了一个年轻的新主席，党内也开始出现民主的机
制，都会是有别于过去的新局。但是马英九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
他的2008年总统之路就难走了。也由于他的孤芳自赏和欠缺魄力，以
及对部下的纵容，都是对他掌大位的考验。特别是他兼任党主席与市
长两个不相干职务，也增加他的困境。问题接踵而来，马英九没有迟
疑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