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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华民刊协会是谁提议的？是不是何求？是谁附和？哪几个人是
　　这件事的核心人物？时间是8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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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求。时间也大约是在1980年9月左右。

武汉的朱建斌、秦永敏等人，出版了“中华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
任》创刊号。武汉朋友对创办《责任》贡献最大。

之前，曾接何求、朱建斌等人数度信电联系，要我担任主编。一则，
因我当时已经于同年春末夏初就离开云南原来工作单位，在外“四处
串连”，筹组“中华公权大同盟”，居无定所，不便开展编辑印刷工
作；二则，正因为着手秘密“组党”，且准备播下火种后，我将迅即
出国成立“民主国际”，组织和推动对整个共产世界官僚特权法西斯
社会主义团伙进行民主革命，因此，为免于过份暴露，我没有就任。

《责任》主编后由上海傅申奇担任。

王希哲等曾给《责任》撰写过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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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成立这个组织的动机是什么？当时全国民刊大多数都停了，大势
　　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可退，所以有此提
　　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这种说法是否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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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共产中国持不同政见民办刊物的发轫和
　　当之无愧“作事谋始”的典型代表

共产中国厉行思想控制。自1957年反右之后，纸媒体时代所有出版
物，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统统绝对控制在中共手里，统统成了中共
的喉舌和应声虫。

文化大革命勃起群众组织后，1967年前后有过1段时间涌现了群众组
织自办的小报和大量油印出版物。但是这些小报和油印出版物，基本
上都是在毛泽东思想阴影下发出的声音。除了1968年出现的遇罗克所
写《出身论》、杨曦光（杨小凯）所写《中国向何处去》，以及1974
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等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外，鲜有背离忠于中
国共产党捍卫毛主席的文章，更不要说从总体上系统深刻批判共产专
制独裁制度的印刷品出版物。

文革中这些印刷品出版物，随即在1969年4月中共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
之后，被整肃殆尽。但是，刻写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出版物的手工方
式，成为后来共产中国民办刊物倚仗的技术手段。正是有赖于这一手
段，在共产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道冲破思想控制的亮丽的风景线
──表达有异于中共官方的持不同政见的民办刊物。

民办刊物区别于文革期间群众组织印刷品出版物的地方，正在于突破
了中共官方的思想控制，本质上是政治异见的表达，是立足于批判中
共政治制度、志在改变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的陈述。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中国民办刊物民间组织的真正发轫和当之无愧
“作事谋始”（《推背图》第47像“讼”卦象辞，预言该像事主必不
可少的重要特征）的典型代表，是早在1978年中共11届3中全会前，
华国锋刚刚搞了宫廷政变后不久，1977年初中共正在大杀思想犯
“反革命”期间，我在云南省宣威县城郊区农村，组织一班人（其中
有文革期间宣威第一中学高中学生宣威县群众组织炮兵团负责人、具
有丰富的手刻钢板用滚筒油墨印刷经验的夏开胜、缪甸生等多人），
冒着生命危险，刻印了我自1972年开始酝酿、1974年完成初稿、1976
年初定稿的理论化体系化系统的彻底的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深刻
地挖掘其罪恶根源、鲜明地指示方向──十分明确地在共产中国首次
完整地提出了当时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决反对官僚特权阶级
一党专制暴政、进行民主革命、建立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真正
实行民主自由法治人权保障主张的计有13万字左右4篇14章的《特权
论》──当时我准备以此前往新疆发动赛福鼎起义（详见《陈泱潮事
略》）。

２、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首次组织反对党的由来与活动

正是我早在这本1972年酝酿、1974年所写、1976年初定稿的《特权
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就已经非常坚定不移、非常清楚
明白地提出在共产专制体制下进行民主革命，必须建立坚强有力的反
对党──请参看附件《特权论．第十三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
领》。

我因为上述写作和刻印《特权论》被查获，于1978年初第1次坐牢，
几于丧命。所幸审讯办案侦察中没有暴露我首次刻印《特权论》是为
了策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真实企图，1978年底邓小平复出举行的中共
11届3中全会，印证了《特权论》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反对个人崇拜实
行民主法治等等思想理论完全是先见之明，十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加之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具有的亲戚关系，所以得以大难不死，
于1979年3月7日侥幸获释，结论待作。

1979年6月18日5届人大2次会议举行当天，我由《四五论坛》发表
《特权论》重印删节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于北京西单民主墙
后，7月上旬回到云南，到原单位云南省宣威煤矿机械厂上班。8月获
平反文件。

我在去找《四五论坛》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抱定
了抓住北京西单民主墙还存在的机会，义无反顾、坚决把真理诉诸人
民、坚决不失时机果断播下组织反对党建立两党制实现民主化火种的
决心，要如实全文翻印《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后因《四五论
坛》召集人之一吕朴提议重新召开编辑部会议，坚持必须删除《论无
产阶级民主革命》原刻印本中的《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
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等所谓过于激烈的章
节，我在不同意删除这些部分，就有可能出版不了《论无产阶级民主
革命》重印本、错过当时稍纵即逝在中国将《特权论》（即《论无产
阶级民主革命》）公诸于世时机的情况下，当场挥泪痛哭，不得不同
意删除他们坚持要删除的这些部分！

在这次编辑部会议刚刚开过之后，大约是1979年4月底5月初，我曾和
徐文立有过1次深谈。我沉痛地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同意删除这
些内容的会议上当场挥泪痛哭的原因。我坦白地向他说明：删去这些
部分，就是删去了本文最宝贵最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行动意
义的部分！尤其是删去《党纲》部分，是非常错误的！既要革命就必
须有1个革命的党，回避这个问题，就是逃避现实，就是使革命的理
论受到阉割，就是使人民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去行动！错过这样1个稍
纵即逝极其难得的播种时机，中国的民主化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我
已经什么都不顾了，你们还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吕朴作为高
干子弟（其父是当时的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有顾虑，情有可原，你
们也坚持这样做，我真的感到很痛心！《论》文的播种效果将因此而
大打折扣！损失将是无法弥补的……

我在离开北京回云南前，再次和文立谈过，殷切希望文立要自觉注意
抓大事，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事务性工作上，要加强理论学习，以
有利于牢牢把握正确的方向……

由于《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我在回到云
南后，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和全国各地的民办刊物，和不少朋友如何
求、王希哲、王屹峰、傅申奇……建立了联系。

我强烈感觉到必须抓紧时机成立反对党。

1979年9月，我和一些朋友，具体商谈了秘密组织反对党问题。

当年10月1日，文立和其他一些朋友在北京组织了支持星星美术展的
国庆游行。我从云南给文立去信，谈了我的看法，认为在当时那样的
形势下，搞那样的街头政治，容易象魏京生一样，尽管可以增加星星
美术展的知名度，但是必然会打草惊蛇，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引起当
局警觉，给中共顽固派提供口实，进一步收紧思想解放的口子，得不
偿失，不如抓紧时机展开秘密活动，搞地下“组党”……

不久，全国人大果然以法律形式取消了原来宪法明确规定对“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保护……

鉴于我在《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书中对共产党及
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阶级关系和演变本质的深刻认识，以及中共
11届3中全会后邓小平强调中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政
策，我判断在共产党统治下，实施美国式两党制真正的民主制度，决
非易事，必须要往最坏处作想，作长期奋战的准备。

为此，我思考了对中共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
酝酿了在此策略下所用以秘密“组党”的“不见文字、不留把柄、行
诸口传心授、易于启发、易于记忆”的《“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
领（草案）》──在《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第13章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原名《新国际党纲》）的基础上，对在
共产专制体制下，秘密成立反对党的名称、纲领、旗帜、策略等一系
列问题，进一步作了设想。

因此，在1979年中秋、1980年初春，河北王屹峰两度就“组党”事专
程来云南会见我。我在和他作了详尽讨论后，已将《特权论》（《论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
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新国际党纲）》、《第二
次武装革命》等章节，在他第1次来看我时，就交给他回去翻印，有
目的的加以传播。

他第2次来看我时，带来了他翻印的50份上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
领（新国际党纲）》。我散发了20份，尚有30份被我母亲藏在猪厩
里，1981年4月我第2次被捕后，公安部会同云南省公安厅、曲靖地区
公安处、宣威县公安局，来了10多部小车，对我家实行掘地三尺全面
搜查，这30份《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新国际党纲）》被搜走，成
了我“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之一。

我打算抓紧尽快播下“组党”的火种之后，必须争取尽快出国，以利
于在海外自由环境中，有效动员和联络共产世界反对派民主力量，开
发国际资源，开拓和发展国际反对一党专制、反对军阀独裁、争取和
捍卫民主自由人权的大联合阵线，以形成内外呼应之势，从而为终结
官僚特权阶级崛起下的社会主义异化演变，有效地加快共产世界的民
主革命进程，以此防范和消除当时美苏核竞赛对全人类和平与安全所
构成的现实威胁和危险。

３、为组织“中华公权大同盟”而进行革命大串联

Ａ、1980年春末夏初，“出师北伐”开荒播种

在继1980年春节期间贵州安顺黄果树瀑布之行会见杜应国等民运人士
之后，尽管我一直很想前往素有“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一游，但
是，我还是“抗拒诱惑”，没有接受当时正和我频繁通信的父母都是
老红军的江小英小姐的盛情邀请，前往她那里品尝著名的成都小吃和
欣赏她说为我准备的时髦音乐，而是带着明确的“组党”目的，于同
年春末夏初，毅然“出师北伐”，借故离开原工作单位，离开云南，
进行如后来办案人员所说，当年全国唯有我作过的如此规模的“反革
命大串联”，实施先从沿海城市入手，开荒播种组建反对党的计划！

Ｂ、先从沿海城市入手

首站到韶关钢铁厂民办刊物《庶声》主编钟粤秋处，之后，即抵广
州，住《民主之路》主编何求家。

因为此前在我从北京回到云南不久，何求就已经多次和我通信，积极
赞成抓紧时机组织反对党。而由于徐文立和王希哲当时均认为“组
党”时机尚不成熟。因此，我和何求商定，我主要从事地下活动，由
他多从事面上的工作。

这是我此次韶关→广州→上海→南京→青岛→烟台→天津→北京→保
定……等处串连，行事低调，只见主要骨干（包括没有同意王希哲召
集广州朋友来和我见见面的提议，并且在他家力拒香港朋友给我照
像）的1个重要原因。

Ｃ、对组织反对党时机的认定

我在广州和何求的多次彻夜深谈，双方均已确认当时既有中共清算所
谓极左路线突破毛泽东思想禁锢的这样1个时机，又有如中共成立前
夕，民间青年组织“新民学会”“觉悟社”风起云涌的形势，且因
“穷则思变”的社会存在，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多年运
动，以及从尼克松访华以来至刚刚改革开放更加方兴未艾的对美国社
会制度的普遍向往，所形成所孕育出来的举国关心政治的风尚和充满
整个社会的政治变革期盼和热情……

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共专制独裁本质的改变。

显而易见的是，此时此刻，不是什么“组党”时机成熟不成熟的问
题，而是不能错过“组党”时机的问题！

因此，中国民主运动必须抓紧这样1个稍纵即逝的时机，赶在共产党
华国锋─邓小平政变发懵完全醒过来之前，赶在共产党根深蒂固的专
制暴政旧病重新全面复发之前，组织各地已经涌现的民刊及其所代表
所团聚的力量，走大联合的道路，在适当时机可以公开先行成立统一
和协调全国民刊的组织机构，尽快秘密形成地下反对党力量。

Ｄ、为什么以及成立什么样的反对党

对此，我在王屹峰等人之后，与何求进一步达成了有关成立反对党名
称、纲领、旗帜、策略等一系列问题的共识。

针对共产党集权专制独裁体制的弊病和病根，决定反对党名称叫“中
华公权大同盟”，从而标明成立反对党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使命，让后
人深刻记取共产专制独裁给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严重祸害和创伤。

诚如当时决定对中共实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策略，拟
定秘密“组党”“不见文字、不留把柄、行诸口传心授、易于启发、
易于记忆”的《“中华公权大同盟”简明纲领》所概括：“共产集
权，奴役更甚；共产公权，世界大同……”

为什么不叫“党”，而叫“大同盟”？因为按中文文字特有的“说文
解字法”来看，体现造字哲理命意的是未经中共简化过的繁体字，而
繁体“党”字，含义“尚黑”，崇尚黑暗。其字造型，乃是堂字头下
面1个黑字，实乃“满堂黑”也！难免黑箱作业，势必形成黑暗、黑
话、黑讲、黑干、黑帮、黑社会，势必拉帮结派、结党营私……故而
古训有云：“君子朋而不党”。

同样，按照中文哲理命意解析，政治，应当是正文（光明正大之真理
──古代社会称之为“道”，现代社会则可视之为是民主议会之立
法）上台，执行法律面前、资讯面前人人平等的水（公）平之治。

而且，政治，又有将权力视如处于高台之上的大水，只有以正确的理
论（正文为政）才能治理有方、制约得当、疏导得法，才能使之不致
溃决而下，泛滥成灾，祸害天下百姓……

一切都应当光明磊落公平正大地摆到台（桌）面上来──把老虎屁股
摸不得专制独裁黑暗透顶的一党专制独裁（无法无天奴役人民的“党
主制”），彻底转变成如日月辉映、大放光明的两党（盟）互动制衡
的合作制（政党互动，在制衡中合作，竞相力争顺应民心民意的“民
主制”）。

从而才能使政党不能不做人民的工具，“奴隶总管党”不能不转变成
为“人民工具党”。

从而政党才有可能为民所用、相互制衡、优势互补、相依现存共融于
国家公器，以利政治力量在理性竞争中和衷共济，建立真正实现民主
共和自由人权平等、经济均富、政治上真正以法治取代人治的大同理
想社会。

在中国这样1个人口特别众多情况特别复杂的国家实行民主政党制
度，多党制势必产生不稳定的政府，政局容易动荡，而两党制则比较
有利于既能充分集中反映不同政见以供人民选择弃取，体现民主制度
的优越，又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容易规避民主泛滥走向极端、政党林
立、党魁多如牛毛、百姓不知所从、民心晃荡不定的弊病，有利于政
局的稳定（当时我还没有“虚君共和民主宪政”最适合中国国情、不
仅最有利于既实行民主制度而又建立超稳定民主结构以稳定国家，而
且，还最有利于以最小代价取得最大成功──容易以赎买政策策动军
队国家化的认识）。

美国两党制是“民主党”对应“共和党”。中国实行两党制，应当以
“公权大同盟”对应“共产党”。

从而，不仅标明了中国民主化进程有别于欧美的历史和时代背景，而
且，有利于争取现实当权的共产党理性地推进民主化和平变革，共同
达致建立人权平等、政治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经济大同的理想社会
之目的。

因此，当时所拟定的“中华公权大同盟．旗帜图案”，色是3原色：
红、黄、蓝──此3原色是世界万紫千红多采缤纷所有颜色的源头。
用意在于表明“中华公权大同盟”的目标是追求政治以及社会生活方
式的多元化，反对一党专制独裁及其所推行的斯大林─毛泽东一元化
一色化政治与社会模式；

图案则是：

1颗北极星居中，取立场中正公允，指示正确方向之用。而此方针之
精要，在于表明“中华公权大同盟”成员，必须在思想方法上坚定确
立民主共和理念，哲学上明确《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
命》）第14章《扬弃论》所提出的“一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两
点二面圆圈发展说”之义理，并将此“一分为二、二斗出三、全过程
两点二面圆圈发展说”。

它高度概括，用化学“水分子式”加以形象表达。也就是说，在1颗
黄色金星下，排列1行红色“水分子式”H2O1，其含义为：水是由两
个氢原子和1个氧原子经过对立→斗争→扬弃→创新，而变成了既不
是氢原子也不是氧原子，但是又共存共融着氢原子和氧原子的新质态
生命之源──水。寓意政治上国家体制必须坚决否定阶级斗争绝对化
和一党专制独裁固定化，但对于政治反对派也必须抱持共存共融之胸
怀；同时也表明要求“中华公权大同盟”成员，要带头在人际关系上
必须明确强调和坚决奉行亲和主义，反对相互敌视和排斥。政治上要
自己活得安全活得好，就必须尊重和保护对方的权益和存在。竞争应
当建立在1套公平合理的游戏规则之上……

整个旗面以蓝色为底……等等。

Ｅ、广州之行的初步结果

我在和王希哲面谈后，鉴于王希哲仍然对“组党”不抱积极态度，认
为时机不成熟，只和他达成了现在就应该积极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
备和组织准备的共识。

遂确认并指定东南大区筹备成立“中华公权大同盟”由何求负责，王
一非作为主要助手（当时考虑，鉴于王希哲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撰
写人，一旦他在“组党”问题上开窍后，再纳入全国领导机构）……

同时，为了内、外配合，由何求通知当时十分关心和支持中国民主运
动的香港刘山青等人前来广州，和我见面。就我准备前往海外活动以
便内外呼应事，作了初步安排……

就何求、傅申奇而言，因为有我1980年夏天的当面商定（当时认定傅
申奇为华东大区筹备成立“中华公权大同盟”的负责人），我想，他
们对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是为成立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
目的，心里都是明确的。

４、“中华民刊协会”的本质是
　　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必须指出：在1980年秋筹组“中华民刊协会”期间，当时国内、国际
形势决不是什么“大势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
可退，所以有此提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的问题，而恰
恰相反，是正处在共产国际官僚特权法西斯社会主义团伙冰山开始消
解、民主浪潮形势看好的时刻！

Ａ、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际形势

就国际形势而言，在南斯拉夫，被铁托长期囚禁的前南共副总统《新
阶级》一书作者德热拉斯已经获释，并且象中国民运一样，办起了不
受官方控制的油印民间刊物；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大力鼓吹并切实奉行卡特人权政策；

苏联情况亦开始有所变化；

波兰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破天荒地成立了不受共产党操
纵和控制的独立工会，格但斯克造船厂以瓦文萨为首的工人，带头掀
起了全国罢工抗议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浪潮，作为苏联华沙条约成员国
波兰当局，对以瓦文萨为首的不受共产党操纵和控制的独立工会，已
经不能贸然镇压而只能与之谈判……

这一切对当时以工人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国民主运动参与者各地民刊
和围绕在民刊周围的有形无形民主社团，相当具有鼓舞作用！

Ｂ、酝酿和成立“中华民刊协会”时的国内形势

就国内形势而言，中共成立特别法庭，准备审判“四人帮”，清算文
革所谓“四人帮”极左路线；

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在深入进行，全面铺开；地富反坏右的帽子
似乎已经一风吹，用人首先必须审查家庭出身的“唯成份论”似乎已
经成为历史；

胡耀邦11届3中全会主张解放思想反思文革的理论写作班子，长期受
着严重压抑的对西方对美国真实情况有所了解的知识群体，重新焕发
生机，在思想理论新闻出版舆论界，正当得势，风头甚健；

中共以及知识精英们，那时还有理想主义的精神，还未被“邓氏‘一
切向钱看’猫智铜臭毒风邪气”所完全熏倒、彻底腐化。以胡绩伟为
社长兼总编王若水为副总编兼理论部负责人的《人民日报》、以杨西
光为社长兼总编马沛文为副总编兼理论部负责人的《光明日报》、以
钟沛璋为社长兼总编的《中国青年报》、以戈扬为社长兼主编的《新
观察》杂志等等官方报刊，正以解放思想的积极姿态，主导着展开对
毛泽东专制独裁个人迷信以及“四人帮”极左思潮封建主义“长官意
志”、“恐右症”、“假大空”……的批判；

周扬、陆定一、李洪林、于浩成、刘冰雁、冰心、茅盾、王若望、白
桦、王蒙、严加祺、张显扬、邢贲思、李厚泽……等等一大批具有正
义感和良知的新老知识精英，在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之
后，正从政治、法学、历史、新闻等等不同领域，活跃在思想理论文
化新闻战线……

文学艺术领域已经冲决开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只许歌功颂德讲话的
禁锢，揭露和批判中共专制独裁暴政的伤痕文学写实文学正在方兴未
艾……

反苏亲美倾向，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巍然成为社会时尚
……

当时中共体制内，亦已开始宣传并且的确放开实行基层人民代表自由
竞选……

农村包产到户给长期紧紧束缚在人民公社集体生产拴马桩上的农民松
开了绳索，人民公社解体了，农民刚刚拥有了可以由自己耕种庄稼的
自由，“乱摊派”，“打白条”一类坑农棍棒还没有来得及向他们砸
来……

随着农村改革的进展，城市和工厂的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整个社会思想空前活跃……

如我年龄30岁左右的广大青年工农知识分子，不乏认同《特权论》即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主张，决心反对官僚特权阶级一党专
制，推进中国民主化变革，实行两党制、议会制、总统制的进步人士
……

这些人士正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关注着国际国内事态的发展，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

民运人士上海傅申奇、河北王屹峰都已积极投身本单位本地区人民代
表的竞选活动……

尽管中共通过立法等手段取消原宪法保护“四大”（大鸣、大放、大
字报、大辩论）的规定，封闭民主墙，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一再违
宪枉法地强烈表示不准办民刊、不能搞民间组织，但是，山东牟传珩
等人在与我见面商谈之后，即怀着成立反对党必须有明确的正确的理
论指导的强烈认识，刚刚创办了特意宣传《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刊物《理论旗》……

河北王屹峰等人更是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成立反对党，并为此而翻印了
《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
──《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
《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广为散发（王屹峰后来因此被判13年徒
刑）……

杨靖等人也同样以成立反对党为目的，认识到必须趁热打铁，继续努
力推进民主运动，在北京这个易于影响全国的地方，仍然坚持出版因
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跃成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
论坛》……

参考消息亦曾报道，美国副总统蒙代尔访华，首站到广州，即看到广
州抄贴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大字报……

Ｃ、中共的疯狂镇压，反映了中共的恐慌和畏惧

这些国内国际十分有利于推进中国民主运动形势的真实存在，《特权
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当时的理论锋芒、震撼力量和影
响所及，令中共十分恐慌。

这是促成中共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共中央
邓小平、陈云、胡耀邦、赵紫阳四常委，于1980年底发表讲话，邓小
平称“他们那个纲领是旗帜鲜明的……他们人数极少能量极大
……”，因而决定全面“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镇
压中国民运的重要原因。

当时尽管中共欲竭力制止民刊和民间社团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形
势决不是什么“大势已去，但有个别人心有不甘，力有未尽，退无可
退，所以有此提议，把散兵游勇合在一起作困兽斗”的问题。

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的出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都
十分有利于民主运动发展，中共对这种发展势头十分畏惧，害怕中国
也出现独立工会反对党，而对勇往直前蓬勃发展的中国民主运动使用
说服教育恐吓利诱手段都弹压不住，黔驴技穷，最后邓小平不得不狗
急跳墙，撕下11届3中全会所宣扬的民主法治伪装，断然故伎重演，
一如他挥舞大棒反右，文革初期派出工作组在学校从大学到中学都大
抓“反革命”一样，采取全面镇压“一网打尽”抓捕主要骨干的毒辣
手段。

中共在其11届3中全会标榜拨乱反正，清算和纠正“四人帮”“以阶
级斗争为纲”极左路线，一再作出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的信誓旦旦之
后，如此采取“一网打尽”全面镇压抓捕中国民主运动主要骨干的毒
辣手段，正好从反面确认并证明：

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本质上是正处在共产世界官僚特权法西斯社
会主义团伙冰山开始消解、民主浪潮形势看好的时刻，中国民主运动
组织反对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决不是什么作“作困兽斗”！

５、无私无畏的英勇反抗──组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因此，所谓“作困兽斗”，决不是1980年成立“中华民刊协会”的形
势和初衷。

所谓“作困兽斗”，恐怕是指1981年中共中央9号文件下达了坚决取
缔和打击“两非”的通知后，我于1981年3月中下旬前往上海和当时
的“中华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傅申奇商量成立“民主爱
国护法请愿团”下定义无反顾的决心，前往北京举行记者会到天安门
广场示威发表《告中国和世界人民书》诉诸国际舆论……请愿上访
事。

我在听取傅申奇通报各地民刊情况和对中共1981年（9）号文的反
映，并和傅申奇商量研究后，当即以全国民刊协会名义，口授了《成
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通知》，由傅申奇作了记录，并且商定
了通知人员──根据我在1979年秋冬通讯和1980年春末夏初大串联以
来接谈过明确了“组党”态度，且比较暴露比较激进估计在劫难逃
者。当然，首先通知了何求等人。

《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通知》阐明了参加“民主爱国护法
请愿团”，完全根据自愿原则，且必须安排好后续工作，尽可能安排
好多层次梯队……“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不仅是要向倒行逆施者宣
告“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中国人民已非愚不可及”……而且
1个重要责任是保护和掩护更多的民运志士免遭“打击”，尽可能保
存火种，保存有生力量。

正因此，从大局出发，我和傅申奇还同时商定，不必通知未暴露组党
意图如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参加“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以利保护他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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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对中华民刊协会的态度？支持还是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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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下上述背景以及“中华民刊协会”和“中华公权大同盟”名称
之间的内在联系，你就不难理解我持支持态度的原因。

我不仅对何求、对武汉朋友多有鼓励，而且其中也包括支持和鼓励原
《四五论坛》骨干杨靖等人在原《四五论坛》召集人徐文立、吕朴
（刘青当时因积极营救魏京生被判3年劳教）放弃出版《四五论坛》
的情况下，继续出版发行《四五论坛》。

记得我曾以全国民刊协会名义亲笔起草并交杨靖发出了就波兰团结工
会成立，致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的贺电……

我之所以未接受首先提名由我担任《责任》主编，乃因前述我已居无
定所，“四处串连”，正着手秘密进行地下“组党”活动，准备出国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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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在你的文章里说你是在81年4月第1个被抓的，是否属实？是在
　　你的哪1篇文章里？我可以引用你的原文吗？你和其他人在81年4
　　月的被捕是否和中华民刊协会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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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旨在扼杀中国民主运动领导力量

我和其他民运激进骨干1981年4月被“一网打尽”，当然与“中华民
刊协会”已经构成了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威胁和挑战有关。

因为如上所说：1980年“中华民刊协会”本质上是正处在共产世界官
僚特权法西斯社会主义团伙冰山开始消解、民主浪潮形势看好的时
刻，中国民主运动组织反对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共畏惧的
正是这一点，害怕的也正是这一点！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共1981年4月“一网打尽”全国投身民主运动激
进骨干的做法，其决策的主观意图和施行的客观效果，都具有扼杀中
国民主运动领导力量的性质。对于维护和苟延残喘其专制独裁统治，
重要性不下于1989年6.4开枪镇压学生运动！

而且，正因为中共1981年4月对民主运动如此毒辣的镇压得心应手，
没有引起西方社会和国内的强烈反对，是促成邓小平敢于故伎重演在
89“6．4”大开杀戒的1个重要原因，也是89学潮缺乏并且甚至可以
说是没有坚强有力的民主运动领导力量和正确有力的理论纲领指导，
不能不归于盲动和失败的重要原因！

２、铁证如山：《特权论》作者陈泱潮（陈尔晋）首先被抓

鉴于你所问“你在你的文章里说你是在81年4月第1个被抓的，是否属
实？”请原谅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时，不能不在我的名字前，强调我
在当时中共中央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一伙官僚特权阶级代表人物
心目中十分畏惧的特殊符号──《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特权
论》）作者！

关于1981年4月中共实行“一网打尽”政策抓捕民运激进骨干──扼
杀中国民主运动领导力量，我是第1个被抓的，在《陈泱潮简介》、
《危难时刻的救助与安慰》等文中，我都据实谈过。你当然可以引用
我的原文。其他被抓捕人士的日期，以及中共中央1981年（9）号
文，你可以查阅《中国之春》所刊王希哲有关文章。

我4月4日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关押于南京看守所约1个星期。之后
转上海市看守所。之后由云南省公安厅来人，说：“中央决定把你送
回云南。我们不过是执行公务，希望你能配合我们。没有坐过飞机
吧？本来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坐飞机，因为怕你在飞机上乱说乱喊，只
好改乘火车……”

这趟送我回云南的火车，其实几乎可以说是火车专列──

乘软卧包厢，每站停车，都有身穿制服的配枪警察立正守卫在车窗
前，远处则有3～5个便衣拦截，不让其他人靠近车厢；吃饭则是清空
整个餐车，由押送人员和我每餐4菜1汤单独就餐；白天不带手铐，夜
里则将我的1支手，铐在软卧铺位不锈钢扶手上。尤其可笑的是，火
车途径我的故乡云南门户宣威，不能不等待换车头（因火车刚刚穿过
云南与贵州交界的梅花山极长且多的隧道群）错车时，整列火车不开
车门，上的上不了，下的下不去，整个车站和列车，只听一片喧闹哭
喊之声！我当时愤怒质问押送人员某处长说：“我不过一介书生，手
无缚鸡之力，你们能够如此扰民吗?”……

火车驶入昆明站，警车已在站台开门等候，待我上车后，警笛嘶鸣，
穿城而过，直达座落在昆明北郊著名的蜿蜒山下的云南省看守所。我
被收押于第1号牢房，单独关押。

这云南省看守所一共12间牢房，以岗亭为轴心，成半圆扇形展开。对
面楼上岗亭执勤岗哨可以看到12间牢房的情况。每间牢房有30左右平
方米，门窗皆铁条所作，日光灯通宵达旦，白天也常常照明不误，因
此光线充足。外面有大约40左右平方米的1个扇形独院，有厕所，水
管。每天上下午各放风1小时。放风时管理员来开锁开门，我就可以
到小院里跑步，做操，打拳，擦冷水澡，晒太阳。吃饭时间管理员来
打开小院的门，餐车在门口，我出来打完饭就又被关进去。这是我所
坐过的牢房，环境和管理都算得上是最好的。1日3餐，伙食显然比南
京上海高出很多。原来当时这里除我这个天字第1号的“钦犯”外，
仅仅关押着文革期间整个云南十分著名的所谓“四人帮”在云南的主
要帮派骨干: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黄兆琪等中共省厅以上级别的
所谓“八大金刚”。

几天以后，连日连夜车轮式预审前夕，送来1个名叫“朱揭掀”的卧
底探子，和我同住，以便对我察言观色……

３、中共之所以首先抓捕《特权论》作者
　　陈泱潮（陈尔晋）的原因

这次中共采取“一网打尽”的政策抓捕中国民运激进骨干首先抓捕
我，用他们对我“预审”中的话来说，叫做“擒贼先擒王”。

在送我离开南京的时候，南京警察说：“好好看看南京吧，你今生今
世恐怕再也不能来了！”我昂然训斥他：“说什么梦话？你在做
梦！！”……

中共之所以把第1个抓捕我，称之为“擒贼先擒王”，大抵出于以下
几个原因：

Ａ、中共独裁集团视《特权论》为刺向其心脏、
　　从根本上要其性命的利剑

因为在此次大逮捕之前，年初所发《中共中央坚决取缔和打击非法刊
物非法组织》的1981年（9）号文中，所引用的“反革命”危险话
语、所谓“纲领”等，全是我《特权论》即《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中的原话（包括前述王屹峰等人翻印并广为散发的《论无产阶级民主
革命》、《四五论坛》删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
《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

邓小平讲话所谓“他们那个纲领是旗帜鲜明的……能量极大”云云，
指的就是《特权论》……

必须指出，中共立党之本、建国之基、蒙民之术，全都是依靠打着马
列主义的旗号欺骗起家。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党真懂马列主义的不多。”其实毛泽东
本人就没有好好读过马列大量原著。

而《特权论》恰恰是以马列原著话语，作为解剖中共的掏心手术刀，
作为批判共产专制独裁制度的利器！从而彻底撕开了中共的伪装，彻
底揭穿了中共的骗局！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思想理论
基础！

《特权论》的特别利害之处，正在于从中共所赖以维系党心欺骗世人
的信仰基础理论基础，对中共专制独裁体制进行致命的彻底的从内部
从心灵深处的瓦解！

这正是中共在1981年（9）号文中，明确规定对镇压以《特权论》为
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两非”（即中国民主运动），特别恐惧心虚而
又特别狡诈阴险，规定“不宣传、不报道……”的原因所在！

这正是邓小平如临大敌公开发表讲话明明针对《特权论》及其作者、
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如临大敌亲自署名发表通栏标题长
篇大论明明针对《特权论》及其作者，而又不点《特权论》及其作者
之名、不提《特权论》及其作者之名的原因所在（可参看刘青《民主
墙前南飞雁》）！

中共对《特权论》及其作者，力图通过沉默和监禁打压，来加以封锁
和扼杀！

中共对待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之一，是极其狡诈极其阴险地力图通过
新闻控制下的“点名效应”，来为中国民主运动册立对中共不可能产
生致命威胁的“领袖”，从而利用中国民运队伍中一些人物存在的枭
雄黑道名利欲望，达到分化、削弱和离散中国民主运动之目的，进而
在民众及海外华人和国际舆论中，达到搞臭整个中国民主运动之目地
……

Ｂ、中共掌握了《特权论》作者正在为首组织和
　　指挥抗暴活动的情报

我此次到上海被傅申奇安排住在张守勇处。而非常严重的是──后来
发生的事实完全证明张守勇是中共卧底特务！

张守勇，当时年约40多岁，身材粗壮，自称父辈及本人均深受共产党
迫害，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尽管在去他那里之前，傅申奇告诉我张
守勇是苦大仇深在人民广场民主墙时期就积极参加民运活动的老资格
民运积极分子，我还是和傅申奇商定不要暴露我的真名，亦说姓张。

但是毕竟我在和傅申奇谈话时，张守勇都在旁边端茶送水，他目睹了
傅申奇对我的整个态度，目睹了傅申奇携带大叠材料向我详细通报各
地民刊情况和对中共（9）号文的反映，认真记录了我口述给各地民
刊通知，准备在天安门广场展开的横幅标语口号，以及我和傅申奇商
定通知人员名单、决定各路人马4月5日在北京集结等情事，加之傅申
奇临走时特别交待过他说：“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位领导人，你一定
要好好保护好他的安全！”故而张守勇认定我是“派头很大”的北京
来的要人……

──对我预审中，预审人员被我的所谓“顽固态度”和“嚣张气焰”
所逼，或者是被我的圈套套住，出示了很多本来不当向我出示的材
料。例如所谓同案的供词、台湾香港等海外对《论无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诸多评述、张守勇领我和他上街时被设计好偷拍的照片、张守
勇所写证词等等（以上引文即系张守勇所写证词）。

Ｃ、《特权论》作者刚刚会见了第四国际香港第一书记吴仲贤

我刚刚会见了关注和积极支持中国民主运动的第4国际香港第1书记吴
仲贤，作了长谈。即《起诉书》和《判决书》所谓“与海外敌对势力
头目作了重要会谈”；

Ｄ、当局把《特权论》作者定性为“‘两非’祖师爷”
　　和“‘两非’能量极大的首犯”

当局由于前述原因，已经知道我要赶回北京进行“民主爱国护法请愿
活动”，而各地民刊决定赴京人士傅申奇、何求、朱建斌等已经动身
前往或者已经到达北京集结，当局已经知道我是主要发起者和组织
者，甚至如他们在以后审讯我的时候所说，认定我是所谓“‘两非’
祖师爷”、“给‘两非’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两非’活
动能量极大的真正指挥者”、“后台老板”、“首犯”、“二线头
头”……

Ｅ、《特权论》作者被起诉和判刑的两个“罪名”

这次对我起诉和判刑，罪名就是两个：

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罪，依法判刑7年；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法判刑5年；

综合有期徒刑12年，执行有期徒刑10年，附加执行有期徒刑被剥夺政
治权利刑期5年（我的被剥夺政治权利5年是有期徒刑被剥夺政治权利
最高刑期，徐文立只是4年）。

事实上中共非常狡诈地一方面把我当作所谓“给‘两非’提供了指导
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两非’祖师爷”、“‘两非’活动能量极大
的真正指挥者”，并且在1981年对“两非”的镇压中首先抓捕了我；
但是，另一方面在量刑上又有意将我的刑期表面低于其他人，而实施
在刑满后严加监管。

──一如他们在9号文中所规定对《特权论》不点名不报道……一
样，中共正是通过专制独裁制度新闻控制所具有的“点名效应”和
“活埋功能”，有意识有目的地制造和误导舆论，要按照他们的意
志，为民运册封“领袖”，从而达到分化离散削弱瓦解中国民主运动
的目的──真可谓老奸巨猾毒辣之极！

对我起诉材料所谓“犯罪证据”有若干大本卷宗，里面包括有王屹峰
等人所翻印并广为散发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四五论坛》删
节部分──《中国现存社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
领》、《第二次武装革命》等章节，有武汉朱建斌等人所寄来给我促
请我担任全国民刊协会机关刊物《责任》主编的信件，寄我的《责
任》等各地民刊，包括我1980年春末夏初从沿海城市开始的全国大串
联商议“组党”事，也包括1981年3月底我上海之行和傅申奇发起组
织“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事，还包括港台对《特权论》即《论无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诸多评论，例如《民主墙上的奇葩》，……等
等。

４、《特权论》作者与吴仲贤笔谈至凌晨，随之迅速离开上海

我在4月3日晚至4月4日凌晨和吴仲贤谈话时，涉及很多内容，除了当
时中共中央（9）号文下达后中国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危险和出路等等
之外，其中包括讨论了能否帮助我以及其他参与或者没有参与“民主
爱国护法请愿”的朋友出国组织“民主国际”推进共产世界民主革命
的可能性等等。

例如牟传珩，我当时认为他是1个在思想气质工作作风等方面，都是
1个可塑性很强的人才，我原来之所以支持他创办“理论旗”，正是
基于我准备出国成立“民主国际”的打算，准备让他在国内有所作为
和建树，以便他出国作为我在国外活动的助手。

因事关商议出国之举，为免于窃听，也为了不让张守勇听到，有些话
是写在纸上，用笔谈。

张守勇没有象听我和傅申奇谈话那样，听得明白，不由得双目圆睁，
倍感狐疑：此2人大有来头，1个从北京来，被傅申奇称为“是我们很
重要的领导人”！1个是香港人，看来来头也不小！为什么不讲话，
用笔谈？到底正在密谋策划什么重大事情？！

在张守勇送吴仲贤出去后，我赶紧把这些笔谈纸张全部烧了，连纸灰
都从厕所冲走干净。

张守勇去了很久才回来，我问他:“何以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他说
他“为了安全，把那位先生一直送到锦江宾馆”（──事实上吴仲贤
是1981年“一网打尽”全国民刊激进骨干中，第1个被抓的人，但当
时香港还未回归，还被完全视为海外，而且，当时意识中他不属于中
国大陆民运人士）。接着，他抱被子堵着门睡觉，说是为了保卫我的
安全。

此刻我的眼皮狂跳不已。根据我以往眼皮狂跳的经验和张守勇送吴仲
贤去了很久才回来又堵着门睡觉的怪诞表现，我遂起疑心，随即告
辞，前往火车站。张守勇要送我，被我拒绝。

５、《特权论》作者突然在南京下车

由于对张守勇产生了怀疑，为了提防上海直达北京火车被北京警方堵
住，也是为和傅申奇取得联络，我临时决定在南京突然下车。因为张
守勇知道我刚刚又从南京返回上海，如果北京警方未堵住我，则不一
定会估计到我又去了南京。同时，又因为我几天前已经到过徐水良那
里，知道他住处情况难以保密，而且他那里肯定是在中共监视的视线
范围之内，所以，我没有再去水良那里，而是去找傅申奇介绍认识的
当时1个表现很积极的南京民运人士綦淑华（其父时任南京军区印刷
厂负责人），以便证实傅申奇是否赴京，或者通过綦淑华把我因事推
迟返京的事通知傅申奇，并告知我打算在夜幕降临时再改乘特快列车
北上，4月5日天明前在丰台站下车如期抵京。

在打电话约綦淑华来见面之前，抓紧在玄武湖公园修改润色《中国民
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傍晚，綦淑华买了点
食品坚持要送我。我们在我所选择的该次特快火车快发车之前，到了
南京火车站。

６、虎口搏击──《特权论》作者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一幕

在离候车室门口不远的地方，我和南京抑或是江苏警方负责人，几乎
是在同一时间，四目相对，彼此立即发现并立即判断、认准了对手
──估计根据当时情况，北京警方未在北京火车站堵住我，京沪线上
正在各地我可能出现的地方堵截、寻找，甚至是通缉我！

我因身上有《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书》手
稿，以及各地民刊人士通讯电话录及其它民刊资料，同时也是本能的
反应，我立刻回头向夜幕正在降临下的火车站广场走去。

边走边告诉綦淑华：“沉着！考验的时候到了！我已经被人盯梢，快
伸手挽住我的手臂！”于是，綦淑华很勇敢也很镇定地挽住了我的手
臂，双方象一对恋人从容不迫地向广场继续走去。

我一边观察周围情况，看到不同方向路口似乎都已被便衣封锁，并且
已正开始向我合围过来，判断这个阵势跑是无法跑脱得了的，因此一
边把一旦被抓，会牵连别人会被当作涉嫌的东西，首先是通讯录电话
簿，其次是当前的重大行动《中国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告中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书》手稿……统统借助綦淑华挽住我手臂的掩护，顺裤脚赶
紧扔掉。

眼看警方便衣已经合围过来，最后有几份大一点的资料担心丢在地下
太显眼，会被发现，我遂交给了綦淑华，要她冲进女厕所（因我发现
合围过来的人中没有女性），立即把这些资料全部丢进茅坑。于是我
们又照样挽着手反身向车站走回来。

在离厕所不远的时候，我边放开手，边叫綦淑华：“快跑！”说时
迟，那时快，只见綦淑华一个箭步就冲进了女厕所！

而与此同时，7、8个彪形大汉也立即冲过来将我扭住！我大声呼叫：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绑架人了！绑架人了！光天化日之下绑
架人了！……”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正在人们围过来的当下，1辆吉普车已经开到了我的身边，嘎然停
住，我于是被他们连抬带拖，塞进了吉普车，紧紧夹在他们当中，吉
普车立即发着警笛，高速向南京看守所驶去……

７、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
　　《特权论》作者被列为唯一一个
　　“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在上述整个过程中，

Ａ、从我1977年初即首次组织力量刻印中国民主运动最具有代表性的
　　理论化体系化文章《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Ｂ、到1979年6月通过《四五论坛》在北京西单民主墙公开发表《特
　　权论》重印本《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
Ｃ、接着就在1979年秋冬开始思考和筹组反对党；
Ｄ、1980年春末夏初带着明确的“组党”目的进行名副其实的革命大
　　串联；
Ｅ、1980年秋天本质上是为组织反对党作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中
　　华民刊协会”的成立；
Ｆ、到1981年春奋起反抗中共（9）号文，成立“民主爱国护法请愿
　　团”……等等
Ｇ、可能正是由于以上这一系列理论与实践，1998年在美国纽约举行
　　的纪念民主墙20周年的活动中，由民主墙的真正建树者贵州启蒙
　　社黄翔先生领衔签署，寄给国内的纪念资料名单中，我被列为
　　“全国民刊协会重要领导成员”。

王屹峰在转交给我这份材料的时候，特别提醒我注意说：“在所有这
些民运人士中，你是唯一一个在“领导成员”前面被加上“重要”2
字的人……”

──现在看来，上述已经成为了历史的客观事实，有力地印证了《推
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所说该像事主的1段历程：有“其邑人三
百户”的预言。能说不是天命前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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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全国的异议人士的思想分左、中、右，你的思想是哪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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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我当时的思想是比较激进的。

前有1976年底～1977年中准备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思想和行动──
《特权论》就是为此而首次刻印的！

后有1979年宁可放弃以世交姻亲关系找卓琳走邓小平门路的机会，努
力促成把《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诉诸西单民主墙诉
诸人民！

再之后早在1979年秋天，就在通信中开始和何求王屹峰等朋友商议
“组党”。如前所述，王屹峰为此曾两度从河北特意到云南来会见
我，并怀着极大的景仰之情，参观了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秘密首次
刻印《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地方，视此为共产中
国民主运动的发源地，与有关朋友见了面。

紧接着我在1980年春末夏初就离开原工作单位，“四处串连”，专程
为“组党”事，前往东南沿海城市及北京等地进行活动……

这一切实践活动充分说明：我不仅是从理性上十分清醒地看到，而且
是在理论上已经早已深刻认识和阐述了如果失去当时国内外有利形势
推进共产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民主革命，中国就将失去“毕四功于一
役”的机会，中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特权阶级，就有了喘息之
机，把中国社会不可避免的推向官僚特权资本法西斯专制独裁社会的
万丈深渊──一如《特权论》的深刻分析和明确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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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如何？和傅是何年何月认识的？
　　当时对他的印象如何？最好有细部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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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傅申奇在1979年就有通讯交往。对他和王屹峰在全国工人中首先勇
敢地在本单位积极竞选人民代表，表示充分肯定和坚决支持！

因此，我1980年夏天，到上海直接去他家，和他商谈“组党”事。他
是表示积极赞同的。这是我和何求后来积极支持他的一个原因。

虽然他出生在警察之家，但是当时他的妹妹正积极帮助他刻印刊物。
傅申奇大概1.7米左右的个子，带着眼镜，身材修长，人长得很清
秀，言谈举止反映出典型的上海人的精明和干练。

他是1个长于干实事搞具体操作的人。他把握得住自己的合乎实际情
况的定位，没有那种志大才疏、强充“老子天下第1”、自不量力心
理和狂妄丑态──这1点，是非常值得民运队伍中某些争出风头志在
做山大王的人物学习的。

他给人的第1印象，与其说象工人，不如说完全象个知识分子。他在
厂里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竞选人民代表，他事实上是胜选者，但是当
局容不下这样的竞选结果……

我觉得傅申奇对民主的追求和初衷，是真诚的，是不容置疑的。但
是，也正因为他太过于具有上海人的精明，也容易染上把对个人利弊
得失作为决策首要考虑因素的毛病，同时也容易为眼前物质利益所迷
惑。

张守勇之所以赢得傅申奇的高度信任，在我看来他绝对不是和张守勇
狼狈为奸，而恰恰是一方面被张当时的所谓苦大仇深坚决“反共”的
假象所迷惑，一方面被张守勇能提供一定的物质帮助（例如张守勇作
为“单身汉”有1套住宅可提供朋友住宿等）所迷惑。同时也由于他
自身社会实践没有如我这样从小就处在受尽迫害有时是提心吊胆的斗
争经历的磨炼，所以当时缺乏应有的防特意识。

我这次10年刑期1天不少把牢底坐穿出狱之后，1993年底第1次也是最
后1次接到他从上海打来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的电话，他还向我称赞张守勇。我一方面知道我的电话是被监听的，
一方面怀疑张守勇还与他有来往，中共有意让他知道我的电话，好试
探我在政治上的真实动向。

由于我当时正在暗中积极寻找和等待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由于我
认为有责任必须提醒他对张守勇有所警惕，不由得不厉声告诉他：
“你居然到今天还看不清张守勇的真实面目！我就是因为你把我安排
在他那里住，才出问题的！……”

可能因为我当时的语气太严厉，以后又缺乏沟通，他有些误解，所以
我逃离中国后，给他发去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回音。

我对傅申奇有必要强调作出的1点证明是：1981年4月～1982年初，在
对我长达将近1年的马拉松所谓“预审”侦察中，关于我发起筹组
“中华公权大同盟”着手进行“组党”事，办案人员不是从他那里打
开突破口的。

我至今仍然坚信傅申奇对民主自由人权的向往和追求是真诚的。至于
他后来是否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另有选择，那是另外一回事。由于我
多年和他失去联系没有交往，我对此一无所知。

关于我和上海异议人士的关系，有必要补充的1点是，尽管我在上个
世纪1980年夏～81年春在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完全是因为民主运
动来去上海3次，但因为一是在实施秘密“组党”；二是对中共取缔
和打击民主运动的暴政以行动作出坚决抗争，都属于特殊情况，都是
“只抓住主要的人和事”，而没有和其他的人见面──我1980年夏第
1次到上海时，傅申奇就提议召集上海朋友来和我见一面，但我就如
同在广州谢绝了王希哲的提议一样，没有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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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80年在北京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杂志社工作，是否确有其事？这
　　是否说明当时当局对你比较重视？或理解为意图招安你？那么以
　　后你怎么又拒绝了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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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客观地说，在中共当时对民主运动的政策中，其实压根儿并没有
什么“招安”这一着。

１、“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我1980年秋天是曾在《时代的报告》杂志社工作了很短的1段时间。
但是，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介绍去的。那时《光明日》报刚刚发表
了关于遇罗克的报道《一颗划破黑夜的流星》不久，遇罗锦正在撰写
《一个冬天的童话》。当时该杂志社社长兼主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
闻研究所所长安岗。其夫人在国际关系学院任教。因为我发现安排我
住的地方，周围宿舍的人白天睡觉，夜晚工作──他们是公安机关执
勤人员。由此我对国际关系学院的性质和隶属于公安部的关系有所了
解。这对我这个在从事地下活动，正着手秘密“组党”的人来说，当
然认为不能在此栖身。

我在和安岗夫妇及其周围人等的接触和对他们的观察中，认为安岗当
时之所以对遇罗克很感兴趣，之所以用遇罗克的妹妹遇罗锦推荐、文
革期间写出《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获得平反的
我，在其《时代的报告》编辑部工作，不是因为器重我的精神和才
华，而完全是为了掩饰其“左”的立场──后来“时代的报告”果然
以坚持“左”的观点而闻名全国。

我当时把对《时代的报告》杂志社的看法，以及尽管经过11届3中全
会的演变，但是中共专制暴政本质决没有改变这样一些观点告诉了遇
罗锦，遂离开了《时代的报告》”杂志社。

住处则先在《四五论坛》成员粱大光、涂恩光以及我在北京读书的表
弟处打游击，最后，才搬到三里屯卫生部生物研究所《北京之春》成
员刘迪家去住。

刘迪，就是1976年天安门“4．5”事件报道中，被特别点名的那个著
名的“反革命”“小平头”。他的父亲是留美生物学博士，那时已恢
复担任生物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他们家有1套刚刚分到的新房子，正
好将我安顿下来。

遇罗锦以后也在我1981年第2次被抓捕后不久，早在89“6．4”镇压
之前几年，第1个成功出逃西方，申请到政治庇护，定居德国。

２、和思想理论界的接触和感受

不可否认，由于《特权论》（《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当时不仅在
所到之处引起了广大民办刊物民间组织和读者强烈的反响和共鸣，而
且在当时的思想理论界引起了相当的重视。

我因此和当时的中共中央理论局负责人之一也是胡耀邦理论写作班子
的重要成员李洪林、《光明日报》副主编兼理论部主任马沛文……国
家科委领导人之一童大林、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明瑜……以及
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严加其、北京大学校长办公
室主任评述张志新事件的文章《谁之罪》作者郭罗基……等人，都建
立了联系。

通过这些联系和接触，我强烈感到当时中共一些老干部和思想理论
界，刚刚经过文革磨难和中共长期远离真实的欺骗蹂躏，对毛泽东时
代以及中共建国以来的罪错有切肤之痛，有进一步深入解放思想、进
而和平推进民主变革的可能。

３、“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

在这种感觉和判断下，时逢当时的共青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暨中国
青年报社长兼总编钟沛璋先生约我谈话，要了我的简历，有意接收我
到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正联合筹组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
筹备组”工作。

当时的团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也是后来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
筹备组”的同事谢昌逵告诉我，根据中央意图，中国青少年研究所所
要担负的任务是3个：

◆起到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那样的给中央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的作
　用；
◆做情报中心；
◆出栋梁人才……

“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正副组长，都是和当时中共第一把手
胡耀邦关系很深的思想很开明的领导干部。

正组长张黎群先生，参加革命时间很早，在四川重庆八路军红岩办事
处就和宋平等一起在周恩来手下工作。

在胡耀邦主持川北行署期间，张黎群先生就和胡耀邦一起共事，并且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至胡耀邦从川北行署任上调升共青团中央第一
书记的时候，张黎群亦随之同往北京，出任首届中国青年报社社长。

1957年反右，全仗胡耀邦力保，才未被带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到浙江
大学任党委第二书记。

胡耀邦担任中共第一把手后，也是在1980年夏天，张黎群才从浙江大
学调回北京，即出任“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组长──由此可见
胡耀邦对“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所寄予的厚望。

在胡耀邦被废黜后，“中国青少年研究所”随之被当作“事实上的团
中央”，而被撤消，也可证明这一点。

副组长钟沛璋先生也是一位和胡耀邦有深交关系的领导……

我1981年被捕后，钟沛璋先生为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
组”工作，被责令专门写了“检查”。但旋即升任中共中央新闻局局
长，并兼任中国新闻通讯社社长、中国新闻学会会长……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是在原来团中央政策研究
室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办公地点即在团中央大楼。除团中央政策研
究室原班人马外，从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调来了几位原来团中央的
资深老同志，新增加的年轻人那时只有我。

４、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的工作

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期间，主要作了这样几件工作：

Ａ、我被分在理论组。除了大力宣传、深入阐述和发挥我的《特权
　　论》思想观点之外，那时还积极鼓吹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以期
　　说明共产制度异化的必然性。并且正在着手写作为赫鲁晓夫翻案
　　的文章……
Ｂ、积极支持首都高校自由竞选人民代表，把对这些自由竞选人民代
　　表的观感，向有关领导作了积极的正面的报告。
Ｃ、并把傅申奇王屹峰等人在工厂自由竞选人民代表的情况及其遭遇
　　也如实反映上去。
Ｄ、1980年11月，因湖南省委连续数次违法取消长沙数所高校人民代
　　表选举结果，而导致这些高校师生连夜上街游行以及静坐示威，
　　最后组成了由陶森为团长的22人代表团赴京上访。

　　我在当时的民政部长程子华之后，看望和会见了陶森等人，发表
　　了支持学生依法选举和谴责湖南省委违法干预竞选结果的谈话。

　　陶森等人回到长沙后，用大字报公布了赴京上访结果，当然以我
　　对他们的讲话作为指责湖南省委的钢鞭材料。

　　毛致用为书记的湖南省委，旋即为此专门打报告向中共中央点名
　　指控了我。

　　所幸当时“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全体成员，都鼎力支持人
　　民代表民主竞选，钟沛璋先生和谢昌逵等同志，都亲自到北大一
　　分校竞选会场，听了李盛平等人的竞选演说和答辩。

　　因此，“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领导只是向我通报了湖南省
　　委向中央点名状告我的情况，并未因为湖南省委把我告到中央，
　　而责难或者批评我。
Ｅ、我受邀且正式作为中央机关“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代表，
　　出席了在安徽合肥举行的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合学术
　　讨论会（“团中央政策研究室”代表，则由后来担任中共河北邯
　　郸市委书记的唐若昕担任）。

你问我当时的衣着打扮，可以找找当时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
联合学术讨论会的照片看看。在人才学学术讨论会全体与会人员的合
影中，大约方励之以及当时人才学创始者雷祯孝等人亦在其中，我手
里拿着1卷资料坐在第1排正中，很显眼。

……当时的“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充满了朝气。尽管我的正式
学历只是中专，但是，“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不仅是把我作为
实际上已经具有研究生学力，才接收我到“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
组”工作，而且把我当作老成持重，已经具有相当学术造诣、前途看
好的青年人看待。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好和尊重。尤其是两位领导，对
我都给予了相当感人的关心和爱护，令人难忘（以至我10年刑满出狱
之后，他们对我不仅没有任何芥蒂，而且都相当同情我的遭遇，都对
我给予了亲人般的关照和支持帮助。钟沛璋先生慨然出任了我白手起
家创办的云南省宣威全益集团公司的名誉顾问，为全益公司在1993年
3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及时刊发了广告……全益大厦快落成时，张
黎群先生还主动问我要不要请那时已经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和
政治局常委的宋平题写大厦名称，我去北京时，张黎群先生还特意联
系安排我去中南海看望了耀邦夫人李昭……）。

正当我在“中国青少年研究所筹备组”这种环境下，雄心勃勃，拟定
了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写作计划（我在1979年写的《特权论．重印前
言》中，已经部分地提到了这些课题，你可从中窥见一斑），准备好
好利用这样的平台，为从中共体制内外加快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而有
所作为的时候，遭遇到了中共中央1981年（9）号文之变！

从而嘎然中止了我的这些已经切入当时有可能影响中共首脑人物的圈
子、把最上层和最下层相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相结合、合法性与非
法性相结合、胆大心细敢于冒险高屋建瓴而又充满智慧从容坦荡不无
意义的政治活动……

我黄金般的岁月和弥足珍贵的才华，就此被荒废了几乎整整20年！直
到2000年底，我出逃成功，2001年开通了中华合众国网站之后，才得
以又重操旧业。

──现在看来，这也正印证了《推背图》第47像“讼”卦爻辞预言本
像事主必有的一段人生经历：“或从王事，无成”。怎么能说这一切
不是天命前定呢？

５、刚刚开始和邓小平亲属来往

出于上述“把最上层和最下层、合法性与非法性相结合”的策略考
虑，由于我与邓小平夫人卓琳确实存在着颇为密切的世交姻亲关系，
由于我父为给卓琳大姐夫妇即刘传真浦莎莎的父母担保而死，由于我
1975年就曾将《特权论》请刘传真老表上送过邓小平，我此次赴京期
间，便去看望了卓琳的胞姐、曾在儿时就由父母包办许配给我的叔叔
陈希的浦玳英。

承蒙她深有感情地忆及我的前辈，热情留我用餐。叙及家常往事，给
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问我：“你知道你叔叔陈希的原名怎么写
吗？”随即告诉我：“一般人往往把他的原名写成陈绍真，其实不是
真实的真字，而是曾经的曾字的另外一个发音，姓曾的曾，曾祖母的
曾……”

此前，我已和刘传真的胞妹由卓琳抚养长大的浦莎莎见了一面。这些
接触虽然仅仅是开始，但是看样子完全有可能先接触到并影响邓小平
子女亲属和卓琳，然后再争取面谏邓小平。

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我想应当利用这些不可多得的条件，不要放弃
推进民主化和平变革的努力，就修改了我此次“出征北伐”开荒播种
前，准备迅即出国的打算。

６、有缘无份，失之交臂──放弃了迅即出国的计划

按原来计划，我在国内布下“组党”网络种子后，就当迅即出国，到
海外鼓吹共产世界民主革命。

由于曾经有这样1个计划，我在广州曾和刘山青商定──我因为妻子
已提出和我离婚，如果香港有合适的能理解我的青年女子愿意和我结
合，我便可以以婚姻关系合法离开大陆前往或者移居香港，从而走向
世界，推进共产世界民主化变革，从事职业革命。

1980年9月，刘山青如约物色了1位看来很贤淑的香港女青年来北京找
到我。我们一起在北京紫禁城神武门西侧金水河边，度过了1个愉快
的中秋节之夜。当朗朗的月亮从紫禁城东侧冉冉升起，优雅的月光被
柳丝轻拂着洒到这位美丽姑娘柔情的面庞上的时候，我内心展开了激
烈的冲突：到底是对共产党的本质绝对不能抱幻想必须坚决赶快出国
呢，还是不能错过这个有可能推进共产中国和平变革的机会，努力拚
此一搏？

由于对当时大气候的感觉和自身具有的条件，判断有可能推动中共进
行和平的民主化改革。我想必须一如既往，为天下苍生负责，不能错
过这个可能推进共产中国民主化和平变革的机会。不管怎样，抓得住
抓不住这个机会，总得尽力一试。况且，中国的事，也只有在中国本
土才好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应离开本土，不能脱离本国的民众和
实际。所以，我中止了1980年出国的努力……岂料后来风云突变！

啊，这对我个人来说，显然是又1个多么愚蠢的极其错误的决策！

啊，姑娘，我不知道你当时是否感到不解：我为什么和你见面却闭口
不谈你此行题中应有之义──花前月下男女情事婚姻嫁娶？你选择在
中国传统的中秋佳节团圆之夜来和我见面，情义殷殷，曾令我在第2
次漫长的炼狱中，难免勾起多次回想！我不知道你后来以及近况怎
样？也许你至今仍然如刘山青先生（在1981年那次大逮捕中，中共很
可能是采取了诱捕的手段，后来还逮捕并判处了刘山青先生10年有期
徒刑）一样，在“香港支联会”积极支持大陆的民主运动。我此刻流
落异国孑然一身，回忆到这段往事的时候，你和刘山青先生的情谊和
惠心，尤其令我深深感到珍贵！然而，强烈的使命感和不忍苦难的中
国人民继续遭受劫难的柔肠，使我和你有缘无份，失之交臂！

７、与耶稣出道年龄相仿佛──30年极其严峻与非常的
　　磨难和考验，打磨出救世救心双刃剑

而在中共1981年（9）号文下达后，我已经回到云南和母亲告别，准
备从广东或者云南偷渡出国。这里有必要提及的1件事，是我在此次
回云南在昆明已被公安盯梢跟踪。我和1位好朋友何抗俗（这是我给
他起的号，他的本名叫何国伟）先生上街不久，遂发现有两个人在后
面盯梢跟踪。我不动声色，将他们引到福照街云南省公安厅信访室门
口，突然反身抓住其中1个（另1个赶忙逃之夭夭），将其扭送进去交
给了公安厅信访室，他承认他是昆明市公安局的，在履行公务……此
事说明我的处境已经相当危险！但是，“我又因为《9号文》所引述
的话既然都是我在1974年～1976年初所写《特权论》的话，我有责任
向中央说明这一事实真象，尽可能制止‘阶级斗争为纲’混淆两类不
同性质矛盾的故伎重演！……”尽可能帮助民运朋友摆脱被抓捕的厄
运，保存民运骨干力量，再次放弃了可以立即从云南边境或者从广东
偷渡出国的打算和机会！（详见陈泱潮：《危难时刻的救助与安
慰》）

1991年我第2次出狱后，也本当迅即出国以谋发展，但是却为了寻找
和等待发动大军区起义的机会而迟迟滞留国内……以至出国太晚，各
方面反而落于人后，受到同行朋友的极大制约，甚至是极力的排斥，
力图将我边缘化！

对我这样的人，只要是王伦，只要是武大郎，怎能指望他们有容人的
雅量呢？

──啊，命运！这就是命运！

且不说1977年年中看到邓小平复出有可能和平变革的机会，因而主动
放弃了发动新疆赛福鼎起义的机会，

假若我1979年不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特权论》重印本《论无产阶级民
主革命》，我个人的前途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至少，会象杨小凯一
样，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地位，身家不至于再遭受如此之
多的祸患和灾难！

假若我在西单民主墙发表《特权论》于国内外引起高度关注之后的
1980～1981年初，就按原定计划，前往海外开启共产世界民主革命的
活动，可能我个人已经享有较高的声誉，可能89学潮会有另外1种结
果，可能今天中国民主运动不至于如此散沙一盘！我自己也绝对不会
历经这20多年的痛苦和不幸，也绝对不会处在今天这样1种遭到夹击
的困境里，我的孩子们也可能都到国外来获得深造接受高等教育和抓
住发展的机会……

然而，我却1次又1次地在分明清清楚楚洞见了利弊得失前景的情况
下，主动傻乎乎放弃了、丧失了宝贵的机会！完全可以说是非常愚蠢
地为自己选择了1条固然在当时看来对国家实现民主化最佳、但显然
对个人风险最大最有可能是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给自己给家庭给亲
人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和痛苦！

尽管这一切曾一度令我十分惶惑和痛苦──我相信你设身处地想一想
就不难理解。可是，我今天无怨无悔，我非常感谢上帝这极其奇妙的
神圣的安排！

试问如果不经过这些重重苦难，我又怎能从必欲建立马克思主义新里
程碑的无神论者，彻底转变为决志致力于合一世界宗教的有神论者？
我又怎能获得“牢中牢”那样特别的洞天福地和一系列极其神秘的体
验与感受，潜心研究《易经》─《佛经》─《圣经》，以及《道德
经》……等等宗教经典和诸多神秘玄学文化，并从中获得一系列重大
发现，认识真理？

试问不经过这些重重考验，我又怎能从1个只知片面研究社会科学进
行政治革命的人，从另外1个方面，认识再次获得重大飞跃，思想得
到全面的升华，从而知道当今之世，不仅必须救世，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必须救心！必须救世与救心同时并举！

试问不经过这样全面的思想升华，怎能得到神圣的全能的仁慈的上帝
的非比寻常的垂爱和赐福，成为上帝的忠仆、得心应手的器皿和工
具？怎能代笔写成必将与人类共存传之万世的《圣灵福音》？

完全可以说，正是历经了相当耶稣开始传教的年龄──从孕育写作
《特权论》、认识并身体力行向西方取经而后──整整30年（1972～
2003）的极其严峻与非常的磨难和考验，上帝才使用我写出了《圣灵
福音》！

在我今天看来，任何学术成就和政治建树，哪怕获得诺贝尔奖，哪怕
作过象毛泽东这样的一代开国之君，都不过是短暂的过眼烟云！唯有
作上帝的忠仆代言人，才真正具有永恒的意义！才真正具有巨大的永
世长存的价值！

毛泽东以权倾天下、玩弄中国于股掌之上、威镇世界，体现了他所追
求的人生价值。但是，他可能做梦都没有想到，他尸骨未寒，其视为
知己者、继承人的妻子、爱侄、心腹，就立刻成了阶下囚，以至不得
善终，他所苦心谋划争夺经营的权势产业，到头来带不走一丝一毫，
统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他尤其恐怕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死
后灵魂会和袁世凯日日夜夜在地狱“对立统一”于一室，互相轮番指
责、数落、大骂对方是货真价实、臭不可闻的窃国大盗！

我认为这样的人生是不足取的！真正大写的人，要有超越物我时空的
眼界，确立不朽的追求。我将“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作为
自己的人生信条，以作上帝的忠仆、工具、代言人为幸……

上帝既然按照他的样式造了人，就给了人永生的机会，而人的永生恰
恰正是体现在转世轮回之中！

因此，达观者不以一生一世论成败！对佛教义理有着深刻理解和造诣
的武则天，为自己立了“无字碑”，就是基于开悟了她的生命还远远
没有到作结论的时候这样的远见卓识。

而且，举凡国家大事，一切都是天命前定──我自身的一系列经历实
践和由这些经历实践与诸多经典的高度契合印证（其中已部分在《圣
灵福音》和《金鸡三唱》中有所反映），完全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希望似栋兄在清理民运史料时，能够本着为历史负责力争经受得住历
史检验的治史态度，秉笔直书，能够理解并表达清楚我在1次次人生
十字路口所作出的这种种愚拙的选择，能够以睿智开启世人的眼界，
校正被严重刻意抹杀、刻意掩饰、刻意歪曲、甚至是被严重刻意颠倒
了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史实。

这毫无疑问是1项意义重大的工作。一方面有利端正世人对中国民主
运动真正主流的认识，以利于纠正世人因为把某些并不具有代表中国
民主运动资格的人错误地当作了什么“中国民运之父”而对中国民主
运动产生的种种误解，以利于如实恢复中国民主运动历史和品质的本
来面目，重新树立中国民主运动的真实形象，重新争取赢得世界民主
力量的鼎力支持；另一方面有利于唤醒民运同仁们的良知，以利共同
奋起自觉纠正民运队伍所深深沾染的枭雄黑道歪风，肃清泛滥于民运
队伍中的王伦式山大王妒贤嫉能不择手段争名夺利的恶劣流毒和倾
向，彻底杜绝那些歪曲历史制造混乱卑劣地为个人名利而挖空心思的
垃圾文章继续泛滥和招摇。从而才有可能确立正确的政治思想路线，
继而也才有可能确立能够凝聚人心真正有生命力有战斗力的组织路
线，胜利完成历史赋予中国民主运动的神圣使命，匡扶世风，建构中
国和人类全新的光辉的未来！

８、“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在谈到我1980年秋冬在北京的活动时，我觉得还应当补充的1点是，
在此期间，我还接触了很多民刊以及虽然不是民刊成员，但却是民主
运动的衷心支持者或者是同路人，例如当时正很热门的“人才学”创
始人雷祯孝等等。

前者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还不同深度地会见或者探访了当时在北京
的陈子明、姜弘、胡平、北岛、吕朴、王军涛、闵琦、吕嘉民、李
娜、赵润身、王冲、……等等诸多民运朋友。

山东牟传珩、河北王屹峰等人也曾专程来找我（网上可以搜索到牟传
珩有关文章）……

此外，我也曾去看望和慰问了当时正被劳教的刘青的母亲，也去河北
清苑看望了屹峰远在乡下务农的父母家人……

此外，很有必要一提的是，我和著名的1957年右派学生领袖林希翎在
此期间的交往。

有1天我去西便门国务院宿舍，从陈子明家出来，又就便去了李盛平
家。盛平是《北京之春》重要成员，曾对《北京之春》未能接印《论
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很表示遗憾。那时陈子明和李盛平都还在北京大
学就读。盛平在吃饭，屋里只有我1个人。这时进来了1位体态丰腴、
给人感觉很爽朗、好象40岁不到的妇女。因为主人不在，我们就相互
招呼交谈起来。

当她知道我就是陈尔晋的时候，眼睛突然一亮，问：“你就是《论无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作者？”我颔首微笑表示认可。她立即以很清脆
的江浙普通话十分热情地对我说：“呀！我看过你的《论无产阶级民
主革命》！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

这句话从素昧平生、几分钟前才刚刚第1次见面的她的嘴里冲口而
出，显得是如此的肯定如此的不容人有丝毫的怀疑！其语气的斩钉切
铁，不禁使我感到这可不是1个寻常的女人！

当我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林希翎的时候，这回轮到我眼睛一亮了！
我也同样条件发射地核实她1句：“你就是1957年著名的右派学生领
袖林希翎？”她也同样颔首微笑表示认可。我不禁赶紧起立，她也连
忙起身，我们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这可不是寻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握手！乃是深受中共专制独裁暴政迫害
的两代具有真知灼见而又敢讲真话的志士仁人跨越时空、相知相识相
互给予安慰和鼓励的心灵的交融！

记得多年前，我还是1个年仅15岁的翩翩少年，去村里小学校代课。
从学校藏书中，看到了1本中共云南省委党校编辑的内部读物：《右
派言论集》。上面除了大右派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章乃器、龙
云、秦瓒等等以外，人民大学林希翎、北京大学谭天荣、云南大学大
同党吴文懿（此人后来被枪毙！）以及流沙河等人的诗文、讲话，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学生中，林希翎不仅排在第1位，而且是唯一1位女性，当时只有23
～4岁，是法律系学生。她尖锐泼辣敢言的讲话内容和精神，被中共
定性成右派第1号学生领袖。

这次见面我才知道，反右开始后，刘少奇来人民大学视察，问当时的
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林希翎态度如何？”吴玉章回答：“她仍然
坚持她的观点。”

几天后，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来到人民大学，把她抓走，未经审判，
直接就判处了15年徒刑，关押起来！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突然想起她来，又戏剧性地把她从监狱里未经任
何法律程序立即释放出来，并且安排到浙江武义县农机厂当技术员
──其实她是从军队保送上人民大学学习法律的，根本不懂什么技
术。

由于她多才多艺富有闯劲，在人民大学读书反右前就很活跃，在中国
青年报上开辟和主持《小辣椒专栏》，深受胡耀邦的赏识，和耀邦夫
人李昭很要好，和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社社长张黎群也很熟悉。

因为这些关系，中共11届3中全会后，胡耀邦亲笔写了1张字条说：
“林希翎同志：望轻装前进。胡耀邦1979年X月X日”，由张黎群转交
给她。

但她此次来北京找到把她打成右派的原单位人民大学，要求给她平反
时，人民大学说不能给她平反，因为她是右派代表人物，如果给她平
反了，就等于否定了整个反右运动，而根据邓小平的讲话，反右是必
要的。因此不能给她平反，只能给她摘掉右派帽子。

林希翎为此给邓小平写了1封信，说:“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彻底否定反
右运动，我要求发还扣给我的右派帽子！我讲了真话，我以此为荣
……”

她并且把这封信用她那颇有特色的脆生生的江浙普通话录音下来，送
达天听……

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口里说出来，其含义和份量往往有很大的差别。

正是因为出自这样1位当年名震天下以讲真话著称的大姐之口，多年
来，“尔晋，你是真正的强者！中国的希望在你的身上！”这句话，
常常鼓励着我，鞭策着我，督促着我！使我不敢有稍许的懈怠，不敢
轻弃肩上的重担！

因为我相信就我毕生的非常经历和感受来看，这绝对不是出自谄媚者
的奉承，而是发自于1位敏锐而又诚实的战士的心声！这也绝对不是
华而不实的个人私下的矫揉造作的勉励，而完全应当把它看作是强烈
的时代的信息，民心的呼唤！

这次和林希翎的交往，对我来说，还有1个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林
希翎介绍我读《圣经》，引导我读《圣经》，一再告诉我：“你一定
要读读《圣经》！”。

原来，她的父亲是1位牧师。她从小就接受了《圣经》的教导，深深
知道接受《圣经》教导的必要和好处！

记得1977年刚刚刻印完成《特权论》，我曾经想到我对所谓唯心主义
没有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对传统神秘文化一无所知，对这方面的空
白，应当补补课。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特权论》在哲
学领域思想方法上所提出的“扬弃论”学说，我为此曾经去找过《易
经》来看。

可是，在认识林希翎以前，我不要说从来没有看过《圣经》，甚至是
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圣经》。是林希翎使我第1次听到《圣经》是
1本非常重要非常值得看的书！

正是由于她的这1引导，我不久从西单基督教堂苏牧师那里，获得了
1本文革后第1次刚刚从香港发运到中国大陆的《圣经》。

我正是拿着这本刚刚到手的《圣经》，南下上海发起成立“民主爱国
护法请愿团”和会见吴仲贤的。我在南京火车站被绑架的时候，挎包
里当时唯一装着的就是这本《圣经》！

遗憾的是，这本《圣经》被公安收缴了，再也没有发还给我。

但是，正是它使我和《圣经》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林希翎回浙江前，特意请我去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吃了1次著名
的正宗北京烤鸭。对于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可真算得上是1次
高消费。我非常感谢她对我如此慷慨的款待。我们边吃边聊。我们认
识到，在中共手里，民主化是非常艰难的。面对中国如此的现实，你
如果不能改变它，那就只有离开它……

我和遇罗锦一起送她上火车。罗锦在当时的经济状况下，也同样慷慨
大方地买了好些水果和北京食品，让她带去给她的孩子。

多年后，我在监狱里看到报道，林希翎移居法国，做了法国国家高级
研究员。访问台湾，在港台刮起了一阵林希翎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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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据徐文立、刘青以前的描述，80年，你是很瘦很瘦的，刚刚获得
　　平反，我想对你有1个细致描写，你能提供细节吗？如身高，脸
　　部特徵，衣著打扮，你在中华民刊协会问题上和傅的讨论话语，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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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高是1.68米。1980年我的身段的确是比较清瘦的。衣着整洁，
夏天常穿白衬衫蓝色西裤，1双桔黄色塑料凉鞋。正装则是1套蓝色涤
卡暗包八一制服，或者浅蓝色涤卡明包中山装。外出时常背着1个黑
色塑料书包（原来1个紫红色塑料书包给帮助我去成都等异地投寄
《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朋友了）装着正在阅读的书籍资料笔记本
等，以便随时抓紧时间学习和记录心得体会、思想火花。

要说我的脸部特徵，大概要算目光十分精神、专注，而又友好、真
纯、开朗豁达。

就我个人当年给人印象的特点而言，大约正如有朋友说，我在人群中
尤其显得非常精神，具有吸引力，精力充沛、意气风发、举止潇洒而
又老成练达，容易自然而然形成关注和谈话的中心。“有的人能说不
能写；有的人能写不能说；而你是既很能说，又很能写，既有超前眼
光，又特别能吃苦，特别富于实干精神……”

这恐怕既得之于家族遗传的根基天赋，也得之于个人主观上长时期非
常明确和自觉的学养。

前辈诸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绕人不是痴汉，痴汉才不
绕人”、“大家做事沉着，小家做事荒唐”、“行欲方而智欲圆，胆
欲大而心欲细”……的一类教导，从小就铭刻在我的心上，贯彻在我
的行动中……

我童年三年级就十分爱读《三国演义》，既爱诸葛孔明的神机妙算智
慧超群，又爱周瑜公瑾的“羽扇冠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

少年失学立志作东方高尔基世界文豪，常常思绪泉涌，随口即兴赋
诗，出口成章；

继而身同感受到中共人为强加给民众的深重苦难和灾祸，又立志作当
代列宁改变现状的大革命家、思想家……

在20多岁的青年时代，向往自己的人生应当是1个能将儿童的强烈求
知欲天真纯洁、青壮年饱满的精力干劲冲天，与老年人的深沉练达慎
思明辨睿智慈祥，高度融为一体的人……

这些早年就开始长期日积月累真实不虚的明确的刻苦的踏实追求和努
力，形成了我的个性气质、知识结构、言谈举止之诸多特点。

1980年，我才从自认必死的鬼门关恶臭熏天的牢房出来不久，可以说
刚刚与死神打了1个照面，就又奇迹般重获自由。中国已经一如我之
所料，发生了告别毛泽东时代好似天翻地覆的变化开端。我坚信中国
以及整个共产世界，正如我在《特权论》中所预言：必然会走上民主
自由法治的道路。所以我当时对事业、对前途、对生活，充满了必胜
的信心。

在日常生活的接人待物中，真诚率直，语多风趣，活泼开朗。作政治
谈话，则充满激情和逻辑力量，很富有鼓动性和感染力。在当时，我
的思想观点既新颖独特，又自成体系，高屋建瓴，不仅语多切中时
弊，入木三分，容易引起共鸣，而且常常闪现出新的思想火花警句妙
语光彩照人。

多年前，刘青回忆文章中说听我当年讲话，难免使人想起《列宁在十
月》的电影中列宁演说的镜头……

你现在还可以从自由亚洲电台资料库查找和收听到2003年自由亚洲电
台《不同的声音》节目主持人谷季柔女士在播放我的录音时，评说我
的讲话，语音昂扬顿挫、铿锵有力，是天才的鼓动家……

可惜我的黄金年华，都被中共的监狱和专横压制给摧残殆尽──但也
许正因此，上帝会怜悯我，赐给我超常的人生！正如同当年我问林希
翎：“为什么你坐了这么长时间的牢，还会显得这样年轻？”她回答
我：“冷藏柜有保鲜作用……”

正是为了让后人不要再遭受我们如此的命运，国家不要再在摧残人才
阻挡进步的黑暗中继续沉沦，所以，我今天依然要为在我国彻底结束
专制独裁建立真正的共和民主制度而尽心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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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当时有没有谁对这件事抱反对、不支持、观望的态度？理由何
　　在？听说徐文立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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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文立对这件事当时不抱支持态度。如果他持支持态度，我不出
任《责任》主编，就应当由他来担任《责任》主编，最为合适。然
而，文立当时不仅不支持“中华民刊协会”，而且放弃了在当时因为
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一跃超越铅印的《北京之春》成
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论坛》。

我当时之所以没有过多要求他坚持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而是
在他和吕朴都不愿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的情况下，支持杨靖出
版《四五论坛》，第1个原因，知道在中共不容许办民刊的情况下，
继续办民刊，一是风险大，二是时间不可能长，而当时在我心目中，
由于中共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方针，民主制度的建立必将是1
个漫长的过程，由于北京所处全国政治中心的特殊位置，我如果出国
成立“民主国际”，文立应作为国内的总联络人，因此，我内心不愿
他过分出头冒险，以免失去大用的机会，过早夭折；其二是1979年我
在文立处住时，我第1次也是最后1次见到文立母亲，尽管那时文立家
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和联络点，人来人往，老太太却居然独独把
我视为他们家很亲很亲的亲人，很恳切很信任很动情地和我谈了话。
她并未表示反对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只是说她非常担心文立的安
全，要我多多关照和保护文立的安全。我当时很为老太太伟大的母爱
和对我的高度信托，而深受感动，答应过徐母一定尽力。我当时想：
“真是又1位徐母！”──《三国演义》上诸葛亮的前任即走马荐诸
葛的徐庶，有1位深明大义的母亲，而文立另外还有1个鲜为人知的名
字，恰恰就是：徐庶！

正因此，我在1979年下半年通讯中和文立提及“组党”、1980年年中
抵京后和文立当面商量“组党”，他一再表示时机不成熟，我也就没
有相强；他放弃继续编辑出版《四五论坛》，我也没有积极鼓励他坚
持办刊。

但是，他后来在停办一跃成为全国民刊旗帜的《四五论坛》之后，却
又去办了份什么《学习通讯》！而且更为令我匪夷所思的是，他在对
我表态“组党”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却又在后来和王希哲、孙维
邦、刘二安举行了什么“甘家口会议”商议“组党”──而且始终未
和我通报过相关信息，我是直到2000年底出逃到曼谷后，才从《中国
之春》获知他的这一举动的！

我在广州见王希哲时，希哲认为“组党”时机尚不成熟；之后我到山
东，孙维邦赞成“组党”，已明确孙维邦为筹备“中华公权大同盟”
华北大区负责人。但他们当时也都没有告诉我，他们有过什么“甘家
口会议”。我到北京与文立多次见面，在面谈“组党”事时，他一再
坚持认为时机不成熟，根本未向我提及过什么“甘家口会议”──以
当时他们对我的态度，我相信都是十分真诚的。所以后来我看到文立
有关“甘家口组党会议”的说法，颇觉愕然。

如果文立没有所谓“甘家口会议”商议“组党”事，他在1981年4月
那场中共实行“一网打尽”政策，抓捕民运激进骨干的风暴中，未必
会被抓捕。因为当局可能会将《四五论坛》的激进分子圈定在不同意
徐文立停刊而继续坚持办《四五论坛》、并且参加了1981年4月“民
主爱国护法请愿团”活动的杨靖、马淑季以及积极呼救魏京生的刘青
等人身上。那么，在89/6.4学潮中，文立可能会发挥出不同于其他79
民运人士的积极作用。

回顾1979年《四五论坛》在是否出版发行《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过程中，文立作出了决策性的积极的重大贡献，功不可没！

尽管后来吕朴提出必须删除《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现存社
会各阶级分析》、《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纲领》、《第二次武装革命》
等章节，但是总的说来我和文立的首次合作，是愉快的、成功的。

我长于理论，长于战略谋划。他长于具体操作，办事细致，待人接物
有周恩来的遗风。

我曾经认为，中共独裁专制得以成功和巩固，有1个重要因素是毛泽
东和周恩来的优势互补。同样，中共独裁专制也将失败和瓦解在我和
文立同样的优势互补上。

我和文立是在民主墙凋零了的情况下，第1次携手合作的。但在短短
两个多月后，当《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上的时
候，西单民主墙立即更加富有活力、更加富有思想深度、更加成熟地
展现出了它的丰姿！文立为了保护我的安全，在发表《论无产阶级民
主革命》的当天清晨，就安排严涛护送我离开北京，到郊区密云县1
个名叫尚峪的古长城要塞隐蔽起来。文立每天给我寄来信件（有时还
有若干照片），及时向我通报了民主墙上的反馈和民主墙前的动态。
看到民主墙贴出的《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前人头趱动，热闹非常，
反响强烈，被人们称此为民主墙的复活节……随之在全国范围内，掀
起了新一波具有明确方向的民办刊物浪潮！

所以当他2002年获释到美国后，我是在第一时间立即写信发出电子邮
件向他表示祝贺的！在他到布朗大学作访问学者后，我也曾写信给
他，希望他积极向校方建议和反映一下，争取当时正在泰国等候移居
第三国的我，也能到布朗大学来做访问学者，以便和他朝夕相处，以
利我们可以时常相聚及时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商讨对策，共同研究和实
施推进中国民主化的工作。

我认为并坚信：我和文立结合，这对团结整个民运阵线组织浩浩荡荡
的民主大军，无疑是非常必要的条件。正如象我在致他的1封信中所
说，命运注定你我合则两利、民运全局得益，分则两害、民运全局受
损！希望你我能以大局为重，率先团结起来！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从此我未再收到过他的来信。即使我每每给他
寄去我所写的文章，他再也没有给过我只言片语的回复。

于是，2003年10月，我放弃了移居美国的努力，接受联合国的安排，
移居丹麦。

环顾民运队伍，我深深感到从孙中山～毛泽东百年来的枭雄黑道个人
英雄主义，对某些投身民主运动的朋友，影响太大！

这些深受百年枭雄黑道个人英雄主义影响，而又未认真反思中国百年
祸乱根源的朋友，灵魂深处其实相当缺乏民主素养，而是深受中共党
文化的毒害，又太过分看重自身的名利地位。

一是“无神论”魔鬼附体，不相信冥冥之中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
帝，仍然奉行毛泽东那一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是无所
畏惧的，不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不知达人知命修己安人；仍然奉
行邓小平那一套：白猫黑猫抓着老鼠就是好猫，为达目的，不择手
段！

二是正因了“无神论”魔鬼附体，枭雄黑道个人英雄主义得以病入膏
肓，自以为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凭他占山为王就可以包打天下、
旋转乾坤，大权独揽，黑箱作业，瞒天过海。

两者综合发酵，往往发展到病态程度：心理上自不量力、妄自称尊、
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行动上所作所为不是全心全意争取民主化，而
是绞尽脑汁打个人算盘，使尽浑身解数争夺资源，并且假“保密需
要”将民运资源非常可耻的私有化，梦想永远端牢民运贵族饭碗，永
远坐稳又有大名又能掳获大利的民运贵族山大王交椅！

这是中国民主运动极其可耻的诟病和至为不幸的悲哀！

我不想去与这些朋友争高下，拼输赢，甘愿远离美国这样争名夺利的
漩涡中心！

在电脑即时通讯信息化因特网时代，我即使远在天边，也依然可以为
中国的民主化尽1份微薄的力量。

同时也准备在适当的时候，放下30多年来自己给自己压在心上和肩上
的政治重担，潜心于整理宗教典籍，为长远的未来作出铺垫──即使
对于现实而言，我相信你已经注意到中共最近关于必须大力加强“无
神论”宣传和教育的秘密文件，这无疑有助于人们看到“有神论”对
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专制独裁体制的致命威胁和挑战！而《圣
灵福音》、《金鸡三唱》正是具有这种能力的利器！

其实，文立应当清楚，中国民主化事业不是哪1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
主观意图和力量成就得了的。要取代中共这样1个以理论说教建立信
仰、网罗力量、欺世盗名、蒙蔽民众、经过80多年惨淡经营、并且在
今天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有60,000,000多万党羽的世界超级
大党，没有超越其理论信仰的力量，没有特立独行理论素养人格魅力
的精神领袖，不要说难以争风，甚至可以说是难以望其项背！

就算中共明天早上因为突发事件而轰然倒台，你掌握了全部国家生杀
予夺大权，如果没有可以取而代之能收揽说服人心降伏魔道的理论信
仰、精神领袖，你也维系不了人心、巩固不了政权、建立不了新的次
序！

须知现代社会已经不是依靠耍耍小聪明的政客的巧伪手段，就可以赢
得并固结天下人心安邦定国的了！

何况，1个开创型政党，如果没有主心骨没有理论信仰，没有精神领
袖，的确就等于没有灵魂！一有风吹草动，乌合之众势必作鸟兽散！
一有利害冲突，鸡鹜争食，在内窝子里就要先来个你死我活、相互啄
红了眼！

但恰恰就是在这个决定成败生死的关键问题上，徐文立可能什么都不
缺，缺的就是理论！

我不明白，他要成事，怎么对什么人都可“一笑泯恩仇”，偏偏对我
这样1个着眼长远而始终抱着“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淡于
权争的一度成功合作的老朋友，耿耿于怀？

试问今日中国反专制独裁阵营中，有谁象在下这样，拥有1套完整的
从政治到宗教，有传统有继承有发展有说服力的、有别于宣传鼓动文
章、而是完全可以作为信仰建树的理论体系？

而且，尤其重要的是，有谁象在下这样，在人生十字路口进行选择
时，行动皆出于公心、顾全大局、实实在在奉行“只要道行天下，成
功不必在我”这样1种人生信条？

今日引导中国走出危局险境的，决不是政客，更不是靠耍小聪明、小
手段的巧伪政客！

今日真正能够胸怀坦荡整合民运队伍、真正能够以大公无私的心地团
聚民运队伍、真正有理论有智慧有人格魅力能够感化和争取对方转变
立场更新思维，确保中国民主运动取得胜利的，是真正的奉天承运
者，而绝对不是任何枭雄黑道！他一以贯之的高瞻远瞩和坚定不移，
完全有别于投机分子的左右摇摆和见风使舵！他的全局观念和顾全大
局的情操风范，更是专打个人小算盘的风头主义者王伦之流所不可同
日而语！

在任何1个改天换地的时代，“真命天子”都是无可替代、不可或缺
的！他可能会受到重重阻碍，可能会九死一生，但是，除了上帝之
外，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了他最终的成功！

当然，毫无疑问，枭雄黑道可以拉起1个山头，可以占山为王，可以
窃夺资源，可以坐上头把交椅，以当山大王做王伦为荣。

但是，同样毫无疑问的是，要么他掳掠不来多少足以成事的资源，要
么，他一时可以啸聚山林，志得意满。但是，下一步上演的就必然是
火并山寨！徒增历史的笑料！

文立如果可以虚怀若谷笼络一切才德远逊其下的人，却偏偏容不下
我，我断定他负不起整合民运队伍拯救中国匡扶危世的重责大任！中
国民主运动不过最多又多了1个资源窃夺者罢了！

但是，古人早就说得清清楚楚：有福伤财，无福伤己。求财恨不多，
财多害自己！

在政治上，尤其在今天中国如此改天换地的大政治变革中，金钱固然
是不可少的，但是，金钱也绝对不是万能的！更绝对不是决定一切
的！

能够决定一切的，是命！是天命前定！是上帝的大能！

命也者，人一定要叩头，一定要服从上帝的意志──人生命的本质和
载体是灵魂，灵魂一以贯之生生世世在上帝的鉴察下，转世轮回。命
就是因了前生前世的种种表现而从上帝那里得来的领受！

智慧如诸葛亮者，早就在事实面前，不能不降心叹服：谋事在人，成
事在天！

奉劝那些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妄自尊大者，要冷静地好好掂量掂量
自己的命！

就当前海外民运队伍形势而言，曾经因为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民主革
命》而一跃成为全国民刊之首的《四五论坛》，其重要成员，今天依
然处在1个虽然有待联结但是已经表明是不无特别意义的命运环结
里，就象当年它使凋零了的民主墙奇迹般复活重新展现丰姿一样，倘
若一旦联结起来，就能依然成为主导中国民主运动的走向，促成中国
民主化成功的力量。

《四五论坛》原召集人之一刘青，是现在海外获得资助最多的中国人
权主席，此不多说。

中国民主党则是中国民主运动若干组织中，所付出牺牲最显著的1个
组织，文立作为中国民主党主要发起人之一，只要立于公心，又有理
论帮扶，就有条件来展示组织的力量。

我则在又历经20多年的千锤百炼痛苦煎熬和一系列神奇际遇之后，思
想再次获得了新的重大飞跃，成就了足以作为信仰来建树的理论──
如前所述，长期非常的磨难和极其严峻的考验，业已打磨出了必将赢
得未来的可以称之为“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的救世救心双刃剑！

但是，就民主党而言，

一则，中共已经抢先一步，端了中国民主党的沙锅，并且正在利用民
主党的旗帜，筑巢引凤、设局挖坑、张网埋伏，引诱国内外的盲动分
子，以图“消灭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

二则，由于文立有着一些也许他自己没有感觉到的先天不足的弱点，
由于他的某些行动难免会令人产生误会，所以未必能把王有才之类率
先发起成立民主党并且作出牺牲的真正具有杰出才德的重要成员完全
招聚在他的麾下；

三则，他此次宣布成立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强调实行“先集权后分
权”的建党原则。号称“民主党”，而又居然不讲民主原则──颇有
些步“民主跳蚤超级枭雄独裁狂彭明牌”临时政府后尘的味道……

第四，海外民运的整合与推进大陆民主化进程，远远不是多如牛毛的
民运组织中某1个党派的问题……

至于法轮功，它是共产党旧次序的破坏力量，但由于它先天固有的基
因，时间和实践会证明它未必是中国民主化的建设力量……

形势的发展，必然会越来越迫切地显示出中国民主运动对中国化民主
理论信仰的需要。

非有理论信仰不能凝聚人心，非有中国化的民主理论信仰不能重新树
立中国民主运动的新形象，非有中国化的民主理论信仰不能组织浩浩
荡荡的中国民主革命大军，不能赢得中国光明的未来！

在这种需要面前，我和文立之间的环节能否首先联结成功，显然具有
能否激活全局的关键意义。

我们两人如果能够合作，势必有利于凸显他如同周恩来长于处理具体
事务长于操作的优点！

失去我这样真诚的有力的恰好与他可以优势互补的合作者，实践将无
情地揭示他也如同周恩来那样经受不住时间检验的巧伪政客的劣根
性！

如果他始终不能猛醒，不愿抓住当前还完全来得及抓住的机会，采取
和我携手诚信合作的行动，我当然只有把结盟和扶持的主要对象，放
到其他人身上，例如放到杨建利、王丹、清水君、曾节明……这些年
轻一代后起之秀的才俊朋友身上。

我相信这些朋友已经多少认识到（例如清水君）并必将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我在中国民主运动理论建树和实践历史渊源方
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会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面对今日
中国世态人心，“人权灵本主义”及其所尊崇的“上帝之道”，是推
进、建设和巩固中国民主化救世救心不可或缺的法宝！

但愿徐文立不要象他的名字“文立”和“王伦”的汉语拼音一样，沉
沦为当代民运队伍中的王伦典型，而是象他的另1个鲜为人知的光彩
名字──“徐庶”那样，流芳后世！

但愿徐文立能够开悟和领会他自己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对于未获天授理论基因的他而言，过分一味迷信自己，妄自尊大，到
头来只会成为虚应故事的笑谈！正如有人指出他的文章讲话特点就是
“空洞俗套，多媚人讨好之气，而乏令人心悦诚服的指导意义、精神
和力量”，大有名副其实成为“虚文立”之嫌；

反之，他如果能够多点自知之明，选准主要合作互补对象，则他一定
会象当年决定发表《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下子使《四五论坛》
成为民刊众望所归的首领一样，名副其实成为“徐文立”！从而正如
中共把我定性为所谓“两非二线头头”，而把他定位成“两非一线头
头”一样，一定会得到天佑神助，团结全体民运志士，有力推进中国
民主化的进程，成就中国民主化大业，建树不朽的历史功勋！

其实，在我看来，尽管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也许不乏小肚鸡肠之辈，
在我和文立之间播弄是非挑拨离间，但我认为主要的重要的原因在于
我和他之间缺乏沟通和交流，由于缺乏沟通和交流而产生了不应有的
误解。

我和文立自从1979年7月离别后，尽管我后来返京多次和他见面，但
是一直没有深入畅谈过。因为他的住处我后来感到不是深入谈话的地
方。我认为那里不可避免的有中共的窃听装置，根本不宜商谈重大问
题。记得1979年在他那里重印《特权论》时，1位自愿来帮助校对的
小姐，我后来就很怀疑是中共派遣来的工作人员。

1980年秋末，有1次我去看他，正逢他原来住处失火，我找到他搬到
的临时住处，本想借此机会好好和他谈谈，恰好晶晶（就是文立的独
女徐瑾，那时就很聪明可爱，我很喜欢她，所以她也喜欢亲近我）见
我来，就赶忙对我说：“陈叔叔……”话还未出口，文立立即回头瞪
了她一眼，并且厉声叫了她一声：“晶晶！”于是，非常聪明的晶
晶，立即停止了要向我讲的话。而同样非常敏感的我，见状也就谈兴
顿失，颇觉尴尬，小坐片刻，就告辞了──这就是我和文立的最后一
面。

我后来看到所谓“甘家口组党会议”的说法，猜想晶晶所要告诉我
的，或许就是关于希哲、维邦、二安曾经来过她们家吧？

检查下来，我不应当太过敏，正因为发现有所隔阻，就更应当及时加
强交流和沟通，而不应当让误会延伸下去。尽管当时想，回头找机会
再谈，可是不久大家都锒铛入狱，从此20多年未再见面！失去此次深
谈的机会，我之过也！

对此，我应当痛切反省：由于我长期所受迫害，对中共特务手段的高
度警惕，没有及时抓紧时间和文立充分全盘交换想法加强沟通，只等
出国成功建立“民主国际”之后，再委托和指定他作为国内“中华公
权大同盟”总联络人，从而将对中共特务手段的高度警惕，反而变成
了文立对我的误解。以至他后来另行“组党”活动而没有向我及时通
报有关情况，大家未能及时协调反对中共1981年（9）号文的统一的
有力的行动。

检讨中国民主运动1979民主墙一代，我和徐文立之间在“组党”问题
和行动上所产生的误解和分歧，殊觉遗憾。

18年之后，我等来了1个机会，在去西北之前，我特意去看文立，想
向他通报情况，作好应变的准备。

他没有来约定的地方见我，而是让查建国来见我。

尽管我和建国的父亲1980年底曾经在合肥全国人才学未来学科学学联
合学术讨论会上有过一面之交和谈话，1992年春天，我和建国在北京
办过1期建国策划的“国有资产研究班”。1993年我成立全益公司
后，他也专程来云南看过我。但是，事关重大，我觉得不宜通过第三
者传话，以免泄密，也就未将我西北之行的事告诉建国。只就民主党
组党一事让建国向文立转达了我的一些意见──建国转告文立希望我
出山参加民主党的筹建工作，我一因正在要出发去西北打军队的主
意；二因感觉似乎中共又在玩“引蛇出洞”的把戏，国内民运具有领
导能力号召能力的有生力量不宜全部暴露，所以没有接受他要我出山
的建议，而又立即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地动身返回云南，准备西北之
行。

记得此前，大约是1994年左右，文立曾经给我打过1次电话。我同样
因为知道我的电话完全被中共监听，而且我正在等待和寻找发动大军
区起义的机会，所以只能“装死躺下”，谎称我“金盆洗手”从此不
再过问政治了。不过从老朋友的角度，建议对江泽民应当因势利导，
采取促进他走和平变革的路为好。没有过多叙谈。也没有积极恢复联
系──因为我相信他周围必然布满了中共的工作人员或者耳目。

总之，我认为我和文立之间，就我而言，没有丝毫将他视为对手加以
排斥的任何意思，而有的只是优势互补和衷共济扶持他站在前台的期
盼。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长期缺乏沟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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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你有没有听说徐东平和马兴华这两个名字，他们是东北长春的？
　　有1篇文章说他们和中华民刊?会有关，参与东北民刊。你的意见
　　对我这本书和搞清一部分历史，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我
　　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应该留下历史的记载。你说是吗？
------------------------------------------------------------

记得当时参加“中华民刊协会”的东北民刊有长春出版的《雪花》。
我在云南的时候曾经收到过他们给我寄来的刊物和信件。但是，是不
是徐东平和马兴华给我寄的刊物和信件，记不确切了。因为我旋即离
开了云南，和他们的联系不多。但是似乎曾经向何求嘱托过物色东北
大区筹组“中华公权大同盟”负责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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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如果你不方便用电脑作答，可以告诉你的电话，我可以打电话给
　　你。谢谢。范似栋
------------------------------------------------------------

关于以上往事，我原本准备在我的回忆录《陈泱潮事略》中写出（见
《陈泱潮事略．目录》）。后来因为忙于开通《中华合众国网
站》”，赶写应时文论，加之看到一些人在杜撰民运历史，想多看看
这些英雄好汉如何表演下去，且懒得与之类人士竞相去谈当年勇。故
一直未能动笔。

此次你数度与我联系，并专门来信要我就80年的“中华民刊协会”这
10个问题加以回顾，并且，承蒙你说我的意见“有重要的，不可替代
的意义。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应该留下历史的记载。”是你这
句话打动了我，我不能不写出这篇文章回应你，向你交卷。因而，本
文题目也就引用了你的意思。特此表示谢意──尽管有朋友告诉我，
说你是中共党魁之一乔石的外甥，正在收集民运材料，试图抹黑整个
民运。但是，我仍然相信你，尽可能就记忆所及回答你的提问，把这
些我所经历和了解的史料，如实告诉你。历史与社会档案会证明，我
对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是完全负责任的！相信你也会对你自己的作
为，持负责任的态度。

我在《答研究者》一文中已经说过，回顾我的经历，我什么时候该读
什么书，什么时候该写什么文章，总是恰到好处，冥冥之中似乎有所
安排。这次也不例外──你恰好是本文早不写迟不写，偏偏此时写出
的见证人。

种子包含了未来生命的全部。

如果说《特权论》毫无疑问算得上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理论种子的话，

那么，“中华民刊协会”及其背后的“中华公权大同盟”，则毫无疑
问算得上是在共产中国成立全国性反对党的组织种子，

而“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民主运动英勇无畏反
抗中共暴政的精神种子！

尽管中共采取毒辣手段暂时将“中华民刊协会”“中华公权大同盟”
“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镇压下去了，但是，正是由于对“中华民刊
协会”“中华公权大同盟”“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的镇压得手，使
邓小平屠夫“胜利冲昏了头脑”，8年后犯下了致命的罪恶：89
“6．4”枪声，敲响了共产世界的丧钟──苏东军队正是从中共89
“6．4”枪声中，清醒过来，不仅拒绝向人民开枪，而且调转枪口，
要了齐奥塞斯库的命，要了苏东共产暴政一党专制的命！

“中华民刊协会”“中华公权大同盟”“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志士
仁人们忍辱负重所承受的苦难和黄金岁月的牺牲是值得的──从一定
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他们以他们身家性命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作
为代价，正是邓小平因为镇压他们得手而胜利冲昏头脑骄兵必败，以
致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调动野战军将坦克开上首都街头89“6．4”开
枪屠杀人民，教训了唤醒了苏东军队，才得以换来了共产世界摩天大
厦的轰然倒塌！

苏东共产政权作为共产世界的根本，已经死亡，中共作为共产世界的
枝干，事实上已经断根，它发绿的叶片不过是生命残存的假象！

89“6．4”事件是邓小平给中共埋下的要中共命的定时炸弹！

突发事件和多米诺骨牌效应在随时等待着中共！

满清王朝以孤儿寡妇得天下，以孤儿寡妇失天下……此类报应昭彰的
例子，充满了中国的历史，多得不胜枚举。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上帝
主持公义，因果报应真实不虚──作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
迟。干尽坏事、恶贯满盈、从起初就是苏共野种、乱我中华的蟊贼中
共，以西安事变得以突然转危为安，也必将因突发事件而顷刻陷于灭
顶之灾！

共产中国历部《宪（陷）法》，都清清楚楚明文写着：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选举与被选举……的自由。而
且，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向全中国人民保证，中国从此
拨乱反正，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民主法治的新的历史时期，
保证一定要根除人治弊端，坚决实行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可是，音犹在耳，墨迹未干，中共1981年（9）号文，却把完全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民办刊物和民间社团，打成所谓“非法刊物非
法组织”，统称为“两非”。并且采取了毒辣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
“一网打尽”抓捕了所有坚决主张实行民主法治、两党制、议会制、
总统制、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骨干成员，恶毒扼杀中国民主运动的
领导力量。事实胜于雄辩，真正违宪枉法的是中共！真正不折不扣的
非法组织，正是根子上就是祸国殃民严重危害中华民族的苏俄孽种、
一贯实行暴力恐怖、一贯进行欺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中共！神
圣的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人不报，天报！纵即使所谓“两非”表面上
看起来是在1981年被镇压下去了，但是，“两非”气贯长虹的精神却
感天动地！恰如《圣经》所说，“天上起了战争：弥迦勒和他的天使
剧战大红龙……于是大红龙被摔了下去……”。

──天意早有安排，“两非”“两非”，“两非”担负着神圣的历史
使命，事实必然全部都要应典:结束共党暴政分两步走：一非──挖
断苏东共党专制独裁根子；二非──推倒中共共党专制独裁朽木！

共产专制独裁暴政注定必然亡于“两非”之手！

共产暴政崩溃和覆亡的日子已经不远！

“中华公权大同盟”、“中华民刊协会”、“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谱写了摧毁共产专制独裁暴政不可替代的历史篇章！

“中华公权大同盟”、“中华民刊协会”、“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伟大的历史贡献不可磨灭！

“中华公权大同盟”、“中华民刊协会”、“民主爱国护法请愿团”
的大智大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天下苍生负责、敢为人民鼓与
呼的顽强拚搏精神，是一股浩然正气，他当时气贯长虹，今后也必巍
巍然长存于天地之间！

1982年，我在长篇自我辩护词《岂余身之禅殃兮，恐皇舆之败迹》和
10万言长篇上诉状《匹夫无罪，献璧其罪》中，都曾尖锐抨击过中共
卑劣的派遣特务打入民运队伍内部的“张守勇现象”。

这种抨击是站在道义的立场上、民主法治的立场上、抑或可以说是站
在以中共一向宣扬的必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人民内部矛盾和敌
我矛盾）的政策，攻其人为制造敌人迫害爱国青年的策略立场上。

但是，作为正是坚持反道义、反民主法治、反人民立场的中共，是无
视这些抨击的──因为他们为了维护他们官僚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
从根本上就与中国人民为敌！就以爱国进步青年为敌！

因此，20多年来，中共更加变本加厉地使用这1套极其卑劣的特务鬼
蜮伎俩，作为渗透、分化、瓦解中国民主运动的主要手段。

凭借着巨大的国家机器和财力资源，中共通过层层叠叠的情报机构和
统战路数，在海外派遣和安插了大量的特工人员，形形色色的张守勇
出没在各种场合，可以说已经令整个民运队伍防不胜防。

这是多年来民运队伍屡遭重创、难以整合、难以形成气候的1个极其
重要的原因，是对中国民主运动极其致命的威胁。

从根本上解决这个严重危害的办法，不是靠“抓特务”所能解决的。

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凭借着巨大的国家机器和财力资源，中共通过
层层叠叠的情报机构和统战路数所派遣的特务，是民运队伍的力量所
辨别不清、所抓不完的、所防范不了的。

显而易见，从根本上铲除中共特工对民运的渗透、分化、瓦解的唯一
良策，只有从派遣、指挥中共特工的源头上，切断其驱动力，才有可
能奏效。

而派遣、指挥中共特工的源头和终极驱动力，毫无疑问是中共专制独
裁体制的最高统治者──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一切极点都有可能成为向相反方向转化的始点。

中国民主运动如果非但不是损害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利益，而是有利于
保护和提供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中共体制所不能给他的利益和机
会，就有可能从源头、从终极驱动力上，制止中共特工对民运的渗
透、分化、瓦解。

说到这里，聪明的读者已经可以看到：“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
政”，就正是具有这样1种充满政治智慧的巧妙设计！就正是将实现
中国民主化和有利于保护并提供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获得中共体制所不
能给他的利益和机会的高度辩证地统一起来的战略构想！

而且，至关重要的是，这绝对不是1种阴谋诡计，而是根据中国国情
实际、为中国前途高度负责任、建立超稳定民主结构的完全真诚的救
世救国方略。

因为，第一，我们在反对共产专制独裁体制的时候，不能不看到：中
共通过军委主席掌控整个国家武装力量从而稳定国家的成功经验，是
中国民主化必须继承、必须保留和发扬的！

否则，在这样1个近14亿人口、数千年来被官本位传统文化传统意识
所熏陶出来、百年来被枭雄黑道所毒害、几乎家家想出皇帝想出大独
裁领袖的泱泱大国，一旦实行民主，枭雄政客翻云覆雨倒也罢了，问
题是军队若无妥当安置，分裂割据战乱动荡，势所难免！

第二，设使国家主权没有法律所固定的世袭人格化代表，当选人受任
期限制，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心不定，国魂无依，若遇强势枭雄
当选，复辟专制的可能必将大大增加；若遇弱势人物当选，则又往往
捏拿不住，也容易给枭雄乱世提供机会……

因此，出于对中国国情实际状况的这样1种考虑而提出的“新五权虚
君共和民主宪政”，决不是权宜之计，决不是欺人之谈！而是根据中
国国情实际、为中国前途高度负责任的完全真诚的救世救国方略。

因此，如果中国民主运动能够达成以上共识，发表联合宣言，表明真
诚实施“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政”，把实施“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
宪政”作为中国民主运动的既定目标和方针，就可望能够促成枪杆子
和笔杆子相结合，军委主席和民主运动相结合，早日实现军队国家
化，从而有效形成加快结束一党专制、还政于民、建设民主政治的奇
妙架构！

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从根本上防止和消除中共特工对民运的渗透、
分化、瓦解，使中国民主化事业走上健康发展的坦途。

然而，当我为此而冒着第四次被捕的危险，将《新五权民主宪政纲
要》从国内传真海外朋友，请他们在海外发表、以便引起当局关注的
时候，得到的却是极其冷漠和冷酷的回应！

当我因此不能不冒着生命危险出逃海外，并且将这一新构想──《新
五权民主宪政纲要》抓紧在中共16大召开前诉诸于网络论坛的时候，
也竟然没有任何1个民运领袖响应！

当我发出应在中共16大前，召开民运对策高峰研讨会……等等建议
后，也同样遭到的是冷落！

唯一得到正面回应的，是2003年10月，我在法兰克福中国前景研讨会
上发言之后，中国民阵主席费良勇当即发言表示这是1个代价最小、
成功机率最大的方案！然而，尽管之后费先生确曾作过一些努力，但
是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提供相应的有力的及时的后援行动。

……

这一切多么令人深感悲哀！

设使毛泽东～华国锋时代有发表言论的自由，《特权论》能够在那时
象今天有互联网这样的条件，得以及时公诸天下，中国将会怎样？

设使邓小平时代，解放思想的时间不因害群之马乱闯胡踢，而能够再
长一点；反对党不因民运领袖们把个人地位作为首先考虑的因素以至
于产生了完全不应当有的分歧甚至是分裂，而能够在那时就迅速成立
起来，中国又会怎样？

任何1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通过以上回顾，都会对中国失去了中共11
届3中全会后那一段中国和平地推动实现民主化和社会公正最有可能
的极好时机，而惋惜、而痛心！

在那样1个时刻，刚刚从“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状况下开始解
冻，一切有待从头开始，中国真是宛如一张失而复得没有写过字的白
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那时，虽然官僚特权阶级已经成型，但是，还远远没有敢明目张胆私
有化的妄想，远远没有形成今天这样的官僚特权阶级贵族经济，中共
整个统治手段，欺骗手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整个中国生态环境尚未被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中共官僚特权阶级贵
族经济所破坏……

那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观念的转变，而当权者相对今日较少巨大既得
利益的羁绊……

今日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公正基本保持的华西村式公有制，再加民主
化──就是当年《特权论》所指出的方向……

然而，在《特权论》已经公诸于世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失去了这样1
个社会变革本可朝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极其宝贵的机会！

究其原因，不仅仅在于邓小平为首的官僚特权阶级专制独裁集团的冥
顽不灵，

而且，中国民主运动领袖们思想和素质的局限性，严重的不顾大局的
个人风头主义名利思想，以及由此所导致一方面促使中共立即嘎然中
止了思想解放运动、另一方面造成民运主体核心力量分裂、进退失
据、坐失良机，不能不说也是1个重要原因！

今天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想不到20多年后，某些中国民运领袖思想和
素质的局限性，依然故我！依然在稍纵即逝的机会面前，思想和行动
严重因袭百年枭雄黑道，没有正视中国国情实际的勇气，没有对中国
必须吸取中共军委主席统一掌控军队稳定国家的成功经验，才能进行
民主化变革的前瞻力，无视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军队国家化，拒绝采
取果断的充满智慧的明确的赎买政策和行动！依然无视先行者的呼
唤！依然拒绝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依然只打个人的小算盘而毫无顾
全大局的精神境界！

试问今日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什么？

有人说关键是言论自由！有人说关键是江泽民全退！有人说关键是公
民权利！有人说关键是我要有钱……

诸如此类，林林总总不胜枚举。不错，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的，但是程
序被颠倒了！

在程序被颠倒了的情况下，这一切或者根本就是缘木求鱼，或者根本
就是没有抓住真正的关键所在，或者根本就是假公济私，“彭明革
命，意在骗钱”，或者纯粹就是南辕北辙……

我陈泱潮一再大声疾呼：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军队国家化！中国民主
化工作重点在于推动中共党军分立！推动中共党军分立的要点在于必
须明确表示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不是建立美国式民主，而是必须建立
“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政”──这是中国民主化全然不同于全盘西
化的地方！这是中国民主化实现枪杆子和笔杆子相结合建立强有力民
主统一战线的利器！这是有效推动中国民主化、建立超稳定民主结构
强国富民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和有效保障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不二法
门！

然而，中国民运的一些“精英”们，却极其愚蠢地指责我的这一正视
和尊重国情实际、不顾个人得失的呼喊是什么，什么……不仅不支
持，反而1个劲充当中共权力斗争交班换马实行反动集权专制的可耻
工具！现在胡锦涛党政军大权一把抓了，但是，却以比其前任更为恶
劣、更左、更疯狂的巴掌，在猛煽这些充当中共权力斗争交班换马实
行反动集权专制的可耻工具们的耳光了！这些先生不仅没有丝毫的反
省意识，而且依然不愿确认中国民主化的关键是军队国家化，中国民
主化工作重点在于推动中共党军分立，推动中共党军分立的要点又在
于中国民主运动应当给中共服用民主定心丸，必须明确表示中国民主
化的目标不是建立美国式民主，而是必须建立“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
宪政”！

看今日网上形形色色的表演，“精英”们又在变换着花样继续做他们
的“精英秀”！

中国民主化和平变革的历史机遇，正在1天天错过，中国正在走向天
下大乱的无底深渊！

这种历史机遇的一再错过，这种无视先知先觉者秉承天命的呼喊，这
种历史的重复，决不是超前思维者个人的悲哀，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
的悲哀！

中国民主运动的现状不容乐观！
中国民主化的前景令人堪忧！
中国已经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

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的危险一旦变为现实，狼烟四起、社会失序、战乱
频仍、生态环境将因此而更进一步恶化，那么，中共专制独裁者及其
爪牙将被永远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样，如果中国四分五裂的危险一旦变为现实，今天拒绝实施《特权
论》作者后来又慎重提出的《新五权虚君共和民主宪政纲要》，拒绝
灵活调整战略，拒绝吸取中共军委主席统一掌控军队从而稳定国家的
成功经验，拒绝在大乱到来之前采取赎买政策推进中国民主化的中国
民主运动领袖们，也是难辞其咎的！

而打着民主旗号却一味在潜心争名夺利，并且有所得逞的枭雄黑道民
运贵族王伦辈，他们刻意掩盖、歪曲、捏造民运历史、不自量力、妄
自称尊、极力打压、疯狂排斥中国民主运动的真正奉天承运者，自我
分化民运队伍，窃夺民运资源，将有限民运资源力图私有化的罪恶行
径，也同样要象中共专制独裁者及其爪牙们那样，被送上历史的审判
台！任凭他们如何会胡编乱造、巧舌如簧、任凭他们如何善于玩弄权
术、耍尽小聪明，都无法解脱他们同样是祸害中国的千古罪人的历史
定评！都无法逃脱姜子牙打鬼棍对此等人物的清算！

我为此而深感悲哀！
我在此寄望于后来者！
我相信人们会有觉醒并正视这一切的一天！
愿上帝保佑中国！

◆陈泱潮电话：0045-221796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