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魏京生基金会暨魏京生主席、黄慈萍执行主席:
尊敬的魏京生基金会中国民主斗士奖评委暨各评委委员：

获悉贵会第2届中国民主斗士奖候选人提名已经开始。我们特向贵会
郑重联名推荐北京的赵昕作为今年民主斗士奖的候选人。

赵昕，在10几年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民主运动中，坚持和平、理
性、非暴力原则，知行合一，在民主运动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不
但为北京的民运人士做出了榜样，同时，也令外地的民运人士所称
道。

自87年学潮、89年民主运动、92、98年组党的10几年来，无论他遇到
中共怎样的打压，他始终能够信念不改，斗志不减。

在过去的10几年里，他为争取民主而做出的大量工作，北京乃至全国
的民运人士有目共睹。尤其是在今年，在吊唁赵紫阳的活动中他的表
现更令大家所钦佩，使他成为当时万马齐喑中的无畏斗士。今年，吊
唁赵紫阳的活动是中共对全国民运人士打压最严重的时候，可他却能
够毅然倡议北京的民运人士搞游行活动，以显示我们不畏强权的气
概。这一举动在全国吊唁赵紫阳的活动中是首例，在北京和全国引起
了极大的反响。北京民运人士这一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使全国的民运
人士为之振奋。为此，他被当局关押，至今仍是取保候审。

为了使北京的民运人士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在取保候审期间他仍
顶着重压组织了郊游倾谈、慰问、等几次大的活动，尤其是组织北京
民运人士去公安局门口为胡佳被公安施暴一事抗议，更是多年来从未
有人做过的事。赵昕是用他的行动实践了他在争取民主这条道路上的
“知行合一”。

为了能够切实的作好公民的维权工作，今年7月份他参加了侯文卓开
办的工作室，全力组织、策划了“太石村案”的运作，使该事件在中
外引起了不同的反响，给中共当局以极大的震动，为今后国内的维权
操作闯开了1条新路。10几年来，他以个人的优秀品行和人格魅力为
北京和全国的民运人士所认同。

为此，我们联名推荐赵昕能够在今年获得民主斗士奖这一殊荣，并诚
挚的希望贵会评委们能为他投票。以使北京的民运在今后能够真正担
当起旗舰的作用，以表示对赵昕10几年来从事民运活动的承认，以激
发起更多的人以他为表帅，振奋精神，为在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而
不懈奋斗。

谢谢！

2005年10月26日

推荐人：

任畹町、周舵、杨靖、刘京生、康玉春、侯杰、严正学、
李海、胡佳、刘迪、齐志勇、王国齐、贾建英、李珊娜、
张凤颖、庞梅青、马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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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赵昕简历

赵昕，字子轩。1968年出生。现居北京。自由职业者。1986年，考取
吉林某大学。先后发起成立“文学社”、“演讲协会”等4个学生社
团，并领导组织了1987年的学运及罢餐。1989参加“6，4”民主运
动，被推举为吉林省高校学生自治会代表，选为吉林高自联第1任主
席。1992年，在京与胡石根，康玉春，王国齐，刘京生等人组建“中
国自由民主党”，参与，筹备“自由工会筹备委员会”。1998年，组
织，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2005年，在赵紫阳去世期间，组织祭
奠活动，申请游行被拘留，同年7月，进入侯文卓创办的维权工作室
任副主任。

〔提供者：（北京）马文都〕

新世纪永远抛弃了2000年。大凡关注过新闻的有心人，常常会发现许
多发生在“教者”与“被教者”之间的极端的令人辛酸的事件：脸上
刺“贼”字、54人被罚“膝行”、6名男生被逼跳楼、9岁女孩被强行
扒裤“展览”85名学生被罚集体下跪、教师醉酒后殴打35名学生……
诸如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历历在目，令人寒心。

我们有1句俗语：“人无完人”。这句话中的人并非单指，而是个复
指。酒每1个常人的一生来说，做事有偏差、失误、失败的例子绝对
很多，而且不是个小数字。我们成年人尚且不能避免做错事情，更何
况我们的小孩子们呢？

孩子们应该是自己的生命的主人，应该具有最基本的学习和发展的权
利，他们的权利应该得到最最起码的尊重和保护。所以，弘扬他们的
主体性地位也就意味着，他们也应该有犯错误的权利，应该有失败的
权利，有在失败之后重新再来、重新做出自我的选择的权利；而不是
相反地去剥夺孩子们的失败的权利。

大家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需要有1个过程的。孩子的成长乃至成才
需要”为人师者“的耐心，人不可能一口吃出1个胖子。孩子各个方
面的才能的形成需要时间过程。孩子之所以是孩子，就是因为他们具
有的极大的可塑性；就是因为他们做事情必然有自己难以考虑周全、
顾此失彼的现象。这个是他们前进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有时候，
我们成人尚且难免同样的错误，何况孩子乎？

然而，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太多的是强迫孩子们接受我们成
年人的意志、成年人的思维，甚至把孩子作为成年人来要求，以至于
连他们的失败的权利也被无情地剥夺，不允许他们犯错和失败。譬
如，家长要求孩子妖考“双百”，每次作业是优秀。甚至，连学习过
教育心理学的教师再教育实践中把成绩落后的孩子打入另册，把这些
不能给老师脸面上争光的学生冷落有加，还要当众羞辱人格等等。以
语言暴力甚至是行为暴力来对待纯真的孩子，自小就再扼杀孩子的心
灵和灵魂，俨然孩子精神的屠夫而已。在这样的教师的各种暴力下
（主要还是语言暴力），孩子们基本上循规蹈矩，成为没有个性的
“应声虫”。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扼杀孩子的美好天性。如
此下去，学校成为了学生灵魂的屠场，又何谈学生的主动发展？何谈
学生的健康活泼发展？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王极盛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60名高考
状元调查后发现，几乎所有的状元家长都属于理解温暖型的。王教授
分析，这些家长对孩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家长对孩子
在学习上要求不怎么多，但是在做人上要求做1个正直的人；二是不
要求孩子考多少分，不施加压力，只要尽力即可；三是为孩子创造好
的学习环境，为此，有的家长不看电视甚至少说话；四是这些学生从
小到大，都没有挨过父母打骂；所谓棒下出孝子或才子并非真理。对
照以上4个方面，许多“为人父”和“为人师”者究竟为孩子做了什
么？

能体现出真正的教师素质的，莫过于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地位，承认孩
子有犯错误和失败的权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把孩
子的权利真正归于孩子。

（本文大概写于2000年初，当时没有电脑，所以就写在本子上，也没
有发表；今天有闲了，翻出来看了，之后就打印出来，放在这里。
2005.10.28）

中共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刘晓波先生评论为“有意
义”而“没有什么突破”，是很准确的。有意义，一是它据说要“回
应国内外对中国的误解”，总算是多少放下了架子，有一点儿要讲道
理的模样，二是，它毕竟表明中共也不得不正视民主政治的发展趋
势。

有意义就好，总比没有意义要好些，但没有突破终究是使它意义有
限。

中共应该看到，尽管它在竭力回避那些它不愿意接受的道理，它们的
逻辑却依然很强呢。

历史的选择已成历史

人们已经很熟悉中共的那一套“民主”理论，它的前提或基础，是所
谓“中国国情”及中共领导地位的所谓“历史的选择”，由此而将民
主政治扭来扭去，扭成适应中共统治需要的模样。眼前这部白皮书，
也是如此。

中共已经忘记了，这是《共产党宣言》早已明确否定的那种共产党的
“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
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
的运动”。中共所谓“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原则”，正是它的特殊利益
的体现，并且用以塑造当今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

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在中共的内部政治鲜为人知的
情况下，在中共以“民主政府”形象、“联合政府”要求来反对国民
党政权、吸引人民支持的情况下，出现的1个历史现象。当时，多数
人民的确支持中共，特别是支持它“打土豪分田地”，完成新民主主
义革命。

大资产阶级与国外资本相联系，民族资产阶级还很弱小，难得有1次
大战期间的发展际遇，却很短暂，国民党政权局限于内外诸多限制而
难以承担土地革命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了民主主义革
命。确切地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得到人民支持，是人民付出了巨大
的牺牲而终于取得了胜利。这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的本
来意义。

遗憾的是，中共由此而开始塑造其“特殊原则”和“特殊利益”，将
人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支持，巧妙地改换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支
持，进而代替为对中共垄断“领导及执政地位”的支持，将其作为所
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中共如此手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赋予“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以“1次性选择”的内涵：人民据说当了家作了主，但却只有1次选择
机会。现代民主政治则不然，它原则上保证人民的选择权利，人民可
以定期或不定期地做出各种政治选择。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是真的而
非假装要正视民主政治，那么它就不能回避人民重新选择的权利。

中共知道要“与时俱进”，懂得要“保持先进性”，实际上也就是承
认事物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切皆流，一切皆变。中国社会在变
化，中共本身也在变化。以所谓“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为由而
一劳永逸地确定中共的领导及执政地位永久不变，确立其为“基本原
则”，不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中，都不免荒唐可笑。

人民支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然而胜利冲昏了中共的头脑，进而迅速地
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从农村和农业开始，由少数积极分子动
员和带领多数农民参与。这成为违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多数人革
命”的马克思学说理论原则的开端。

农民中有不满情绪，但善良的农民们没有立刻放弃对中共的支持和拥
护，没有出现苏联集体化改造中那样的大规模反抗，而实际出现的反
抗则同样被作为“地富反坏”的“破坏”予以镇压。刚刚得到的对土
地的权利丧失了，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也随之开始消失，从而埋下了改
造失败的伏笔，也成为挥之不去的农民承包土地要求对中共的压力，
以及中共部分领导人“右倾”的根源。

中共以“队为基础”承认了初级社组织规模的合理性，以自留地制度
对农民的土地权利有所妥协，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也不得不保留了市
场经济的一定空间，但是它清醒得很，在政治上对人民步步紧逼，从
“联合政府”到一党执政，从“人民民主专政”到“无产阶级专政”
甚至“全面专政”，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则以“四项基本原则”取而代
之，基本内涵丝毫不变。在中共自己以其“特殊原则”塑造的社会政
治环境中，民主逐渐地被妖魔化。

辛亥革命后的议会制、多党制政治，以及国民党政权下的政治过程，
历经30多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到80年代初，也历经30来年。两相比
较，前者实际上远未能证明“三权分立”式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更
没有证明宪政共和体制本身无法成功，而后者，则已清晰地表现出中
共政治体制下公民权利严重萎缩而权力难以监督、缺乏制衡的顽症，
已远远落后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潮流。现在，中共体制又延续了20多
年，中共本身因其绝对权力地位而普遍腐败的现实，世人看得清清楚
楚，这个时候，中共的白皮书还不知羞耻地谈论辛亥革命后议会制、
多党制政治的失败，尤为荒唐可笑。

中共既然承认了市场经济的合理性，要为推行市场经济而改革，相应
地，在政治上就理应反省自己的失误，在政治理念上作重新思考，放
弃一味自我辩护、自我颂扬的习气。

它没有这样做，仍然拒绝人民重新选择的权利，以党禁言论禁结社集
会游行禁以及选举、罢免程序中种种的蛮横野蛮伎俩来对抗民主进
程，于是，它不得不面对的是历史的辩证法：先前那一历史的选择，
已成历史。

以“特殊国情”掩饰“特殊利益”

社会在变化的同时，中共自己也在变化，却是变得让世人大失所望。

中共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就开始塑造自己的“特殊原则”，形成它的
“特殊利益”。

国民党以德国为师，也以英美为师，其治下公民权利尚有很大的空
间，而共产党偏偏认定这是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之一，于是全面地超越
国民党的法西斯倾向，对公民权利施行严厉控制。言论、出版、结社
以及集会、游行等诸项权利，都控制在中共手掌之中，工会形同虚设
沦为福利组织，农会消失，连共青团也在步工会之后尘。权利为人们
所陌生，市场经济所赖以成长的公民社会也就萎缩得不成样子，再回
过头来发展市场经济，要“好”的市场经济而避免“坏”的市场经
济，其难度可想而知。

同时，中共更抓住枪杆子不放。中共掌握军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和
平民主建国的一大障碍，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仍然是发展民主政治的一
大障碍。中共顽固地拒绝军队国家化，是它以一党之私的“特殊原
则”垄断执政地位，堵塞失去这种地位之可能性的最典型表现。这也
就使得中共在政治上逐渐地落后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政治对手的
逼迫之下或多或少真的在与时俱进。

中国社会政治中的暴力倾向，是发展程度较低的1种表现。斯大林有
句名言曰，武装斗争是中国的特点，也是中国的优点。所谓“优点”
是因为走暴力革命之路比全面的政治发展与动员要简单得多。抗战胜
利后，倘若中共接受军队国家化的宪政原则，它可能会付出更多的牺
牲，会经历更多的磨难，然而，在更为漫长的过程中，它在政治上有
可能会发展得更为成熟，更有可能成为1个现代民主政治中的左派政
党，引导社会走一条暴力内容较少的改造之路。中共没有这样做，它
掌握军队的决心至今仍未动摇，时时受到“枪指挥党”的威胁也不肯
回头。

依据自己的“特殊原则”，贪恋自己的“特殊利益”，中共对于民主
政治，产生了本能的恐惧和愈益强烈的敌意。

作为1个政党，中共的先进性本应体现为──如马克思学说经典文献
所言──作为“不自觉过程的自觉者”，在政治民主方面理应成为楷
模。然而，它费尽心血抓经济，操心“5年计划”或“5年规划”，同
时丝毫不懈地抓军队，支部建在连上，唯独在政治方面，却远远落后
于时代。这本身已成为莫大的讽刺，而为回应外部批评而发表“民主
政治建设”白皮书一事本身，更是典型地显示出讽刺意味。中共却不
以为耻，还在那里自娱自乐地描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正在与时俱进，不断呈现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对自己的党员干部
沦为大大小小的贪污腐败分子，甚至沦为镇压民众的打手轻飘飘地蛮
不在乎，真是令人大开眼界，觉得这世界真是奇妙。

白皮书乃陈述事实，要求它有理论突破，是难为它了，但是它至少应
该实事求是，对中国政治的民主程度，它的民主与不民主，做具体的
分析。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它的“有意义”已经很勉强，而它的
“无突破”，实在是因为它仍在坚持与维护中共的“特殊原则”与
“特殊利益”。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10.2800:07；http://www.ncn.org/。推
荐者：（美国北加州）张伟国〕

提起“纳税人”这个词我们很陌生，远没有“同志”充闻于耳，好象
从来没有人释解什么是“纳税人”、“纳税人”的地位及权力。社会
公器如教育部门、媒体也不关心这事。

小私营企业、个体户、非公有制人在尽了纳税义务之后，纳税人得到
什么？他们交上的钱到底去哪里、怎么去的？例如，农业投入、国防
开支、党政支出……，这些与他们没有关系了。纳税人也不敢质询钱
是如何花的，中国不惯这毛病。每年全国人大，此时政府将报告上一
年的财政决算和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但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不但权力
机构应有的监管失语，媒体也不说三道四，连最活跃的网络评论也没
有什么表示。

纳税人没有人意识到，自己交出去的钱，甚至没有“买”来知情权。
至于国家有多少钱可花，如何花，从来不用向纳税人解释。目前不少
行政收费只不过有霸王似的条款，而税收制度简直就是没有条款的霸
王。在日常生活中，我非常关心花钱买的商品或服务品质如何，而政
府的服务，是老百姓上税“买”来的，却不敢享受。偶遇正当的服
务，还要感恩涕零，写什么感谢信之类的。

2003年刘晓庆因偷税、漏税被捕的报道很吸引人眼球。其实是告诉大
家老老实实为国家充实国库尽义务。否则刘晓庆的今天就是你的明
天。

中国的贫福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内，几乎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严
重。虽然，通过税收、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得到加强，ＧＤＰ按照目标
持续增长，问题是：是什么人在发展中获益？现在财富继续向少数人
手集中，而大多数人不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仍停留在温饱线上。
中国税收制度不合理，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蹭长了20多倍，个税起征
点却25年始终没有变；纳税主体不是富人而是广大工薪阶层和个体
户。目前北京最富裕的20%的人口所拥有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的人
所拥有的财富的11倍，比如1个房地产商通过成功圈地荣登富豪榜，
就会有大批农民失去土地面临赤贫。1个医生用开“大处方”的方式
富起来，就会有一大批病人因花了冤枉钱而穷下去……这种“创富”
本质和绑架勒索并无两样。但他们纳税了，他们的财富合法了？！至
于公务员灰色收入无法统计，有的官员灰色收入是工资数十倍。这些
偷税、漏税又有多少？在富人阶层中，象刘晓庆偷税、漏税是极为普
遍的，而刘晓庆的被抓，算她倒霉，在偷税、漏税的大海中她只是冰
山一角。

我们国家任何政策都有灵性的。撑握减、免税权力的官员，更是让他
门腐败如鱼得水，开着“大奔”到税务所哭穷，要求减免税的大有人
在。权钱交易最终是双赢。事实证明现行税收制度是：多收入的人少
纳税，而收少的人多纳税。

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任何国家或地区都喊的口号，没听说
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我”的执政口号。20年来我们国家贫富悬殊，
税收的杠杆不但没缩小贫富悬殊，反而拉大距离，这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中国常见1种现象是，每逢涉及基本民生问题，资金筹措难乎
其难，但是一旦要搞大型豪华建设时，资金就象呼风唤雨一般汇聚起
来。有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

1个不尊重纳税人的税收制度，凭什么认为自己应该获得纳税人的尊
重。

（2005.10.11）

〔转载自《民主中国》；http://www.chinamz.org/〕

本报北京10月27日电第10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
今天决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称《公约》），对此，
国际刑法学协会中国分会秘书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
长张智辉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教授、博士生导师邵沙平分别接受了
本报记者的采访。

张智辉表示，《公约》获得批准，将推进我国刑事法制改革。我国现
有的一些法律法规，在有些地方与《公约》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
《公约》被批准后，相关修法工作就要尽快启动。他举例说，依据我
国现行刑法，对医生收取病人家属红包的行为，很难予以打击，因为
我国法律规定，只有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他人谋取不当利
益，才构成职务犯罪。由于医生在收取红包的过程中，没有为他人谋
取不当利益，所以无法定罪。但是，依据《公约》，医生的这种行为
可以受到惩罚，因为《公约》规定，只要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
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
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就构成受贿罪。

邵沙平向记者介绍说，《公约》界定的腐败犯罪，反映了国际社会在
控制腐败问题上的最新发展，涵盖了贪污、挪用和以其他类似方式侵
犯财产、影响力交易、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私营部门内的贿
赂、私营部门内的侵吞财产等各项严重的腐败行为，和我国现有法律
比，扩大了腐败犯罪的范围。

她表示，全国人大批准了《公约》，说明我国将按照《公约》确立的
反腐败法律原则和措施，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机制。这标志
着我国在反腐败领域将采用最新的国际法律标准，还将有效地推进我
国的法治建设。

张智辉谈到，据此，我们不仅要适当修改和制定相关实体法和程序
法，还涉及到要制定一部统一的《刑事司法协助法》。在实体法上，
要适当地扩大刑法对域外犯罪的管辖范围，以使中国刑法更有效地适
应惩治腐败犯罪的需要；在程序法上，张智辉主张，应当修改《刑事
诉讼法》的相关条款，增加证人保护和举报人保护的规定，建立刑事
缺席审判制度，增加刑事没收程序的规定，适当赋予反腐败犯罪侦查
机关特殊侦查手段，以与《公约》中业已确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相
关机制相协调。

邵沙平介绍，依据《公约》，各缔约国的合作和协助义务主要包括：
第一，建立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的制度；第二，建立直接追回财
产的制度；第三，建立通过没收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制度；第四，
建立确保没收的国际合作的制度。

张智辉说，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腐败分子，“得手”后一般到
发达国家生活和消费。依据《公约》，各缔约国要携手打击腐败犯
罪，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国家依约遣返我国逃往该国的腐败分子。因
此，批准和加入《公约》，不仅直接导致过往已经逃出国境的腐败分
子将有更多的可能被遣返，而且，加入《公约》后，对腐败分子出逃
行为的威慑力更是不能低估。（本报记者万兴亚）

〔链接〕相关新闻与评论

◆全国人大批准反腐公约外逃贪官不能自称政治犯
　（2005.10.28 02:24）
◆我拟批准联合国反腐公约缩短外逃贪官遣返时间
　（2005.10.26 16:10）
◆工人日报：反腐要“海外追逃”更要“瓮中捉鳖”
　（2005.10.25 15:43）
◆评论：打击贪官外逃要先在制度上防止腐败滋生
　（2005.10.25 11:39）
◆中国政府封堵贪官外逃通道
　（2005.10.24 11:49）
◆南国时评：要“海外追逃”，更要“瓮中捉鳖”
　（2005.10.24 10:42）
◆新京报：直面反腐公约中国该如何修法
　（2005.10.24 00:25）
◆中国拟批准联合国反腐公约封堵贪官外逃通道
　（2005.10.23 08:19）
◆中国外逃贪官的外逃轨迹被披露大体有四种去向
　（2005.9.6 10:09）
◆我国抓回230多名外逃贪官需加强反腐国际合作
　（2005.9.5 09:55）
◆中国4千外逃贪官携走500亿美元遣返成反腐瓶颈
　（2005.9.11 01:03）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5.10.28 04:52；
http://www.sina.com.cn。推荐者：（河北）俞梅荪〕

七、由暴力革命到非暴力革命的非消音式的转变

毛泽东问题其所以很难解读的1个重要原因在于，它貌似简单，事实
上却异常的复杂。在这一点上，毛泽东问题就好比《红楼梦》，《红
楼梦》的书，谁都能够看，但是谁要是想在它上面说一点意见的确是
非常困难的，毛泽东也是这样，他虽然死去了29年，但是这位在中国
唯一的享有最高知名度的人，虽然经过了邓小平的“摸黑”时期，却
到底是没有被“摸”掉。在中国谁都可以认为自己了解毛并且谁都会
认为自己可以评论毛，但真正能够在毛的问题上说出有价值的话的
人，的确被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即使那些被称为是毛的“战友”
同毛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也没有1个说出了毛的真正的价值。

到今天为止许多人都在探索非暴力问题，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探索一直
处在非常肤浅的水平上，没有发现可以令人鼓舞的价值，因此探索的
结果是，人们认为只要拿喊出了印度甘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的口号就
好象是我们的收获。于是，许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引进”
甘地主义，就好象共产党的革命引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我的看
法是，“引进”行为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后果和作用却是
值得大大的怀疑。我不认为这种靠某几个异议人士的努力就可以进行
这种“引进”的工作，我也不认为这种工作是在一代人或者半个世纪
的时间内就能够完成的，因此，我在主张民主运动的中国特性和中国
道路时，就必然的要把精力和重点放到那些不需要作出根本改变就可
以完成的事情上面，而这些事情是在我们中国人民的历史和记忆中是
大量的存在着的，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研究和对待它罢了。按照这样
的思路，我们在研究20世纪60年代民主运动的特征和特点的时候，就
不应该忽视毛泽东这个特殊的人和他所主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果说
在这个时间上，中国民主革命的传统的暴力主义在1个瞬间实现了非
暴力的非消音式的转变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就少不了毛泽东的名字。

上面，我已经说到，毛泽东在对自己的“盖棺定论”的自我评价中说
到了有名的“我一生做了两件事”的话，一件是战争，一件是文化大
革命。而这“两件事”在1个毛泽东的行为中给先后发生了。对于这
样的事情你如果作出专门的、仔细的研究的，就会发现在1966年毛泽
东用不消音的方式把中国民主革命传统的暴力主义的东西转变成为1
个抛弃了“枪杆子”而拿起了“笔杆子”的“新革命”。也是说，毛
泽东用自己的方式成功地实现了“革命”由暴力主义向非暴力主义的
转变，转变的结果，是“人民群众”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名义，
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这种方式是百分之百的民主方式）从共产党当权
派的手里“夺回”了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正因为这样的性质完全
不同的“两件事”是又毛泽东一人做的，因此，他同时想抓住两种价
值的行为就导致了对此的精心组织，从现在的观点看，他的精心组织
虽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他这样做的行为本身是有价值。

事实上，1966年的毛处于1个矛盾的地位上，一方面他要维护1949年
共产党暴力革命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却要给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反对
共产党的运动以新的价值，如何把这两种价值协调是一起，就是毛的
问题。如果说在这个非常的时刻中，毛是1个简单的具体的人，那么
他绝对是胜任不了这样的工作的，那时他已经变成了“神”，于是
“人”所不能够作的事情他就给作成了。明白了这个道路，我们翻过
头去研究1966年的运动，对于这个运动中表面上充满了暴力革命的口
号，而事实上却完全地运行在非暴力的水平上的事情就不会大惊小怪
了。那个时候，造反的红卫兵和人民高唱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
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1个阶级推翻1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的“语录歌”，却作着地地道道的非暴力的事情……，写大字报，散
发传单，组织游行示威，进行静坐、绝食，发表演讲，组织批判会，
开展大辩论等等，哪些可以说是“暴力”的呢？到1968底，派性斗争
导致出了“暴力”的倾向，毛泽东也还是非常及时地制止了这种倾向
的发展，所以运动到消解的时候也还是保持着对“枪杆子”的坚决拒
绝和对“笔杆子”的不懈的运用，这种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现象，
我们却看不见，硬要把他放到“暴力革命”的框架中去解释，不就是
证明我们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了吗？

毛虽然在中国式的“暴力革命”中堪称大师，但是毛的最终的兴趣是
搞“不拿枪”的革命，虽然毛的这种“革命”也是完全的以失败而告
终，但是毛的实验的意义就不止是关乎他个人的了。无论怎么说，我
们都不能够否认以下的问题：在1966年的事变中每1个中国人的“灵
魂深处”都打上了1个终其一生都不能够取消的印记。中国人和前苏
联人、东欧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的最实质的区别也在于此；毛泽东和
列宁、斯大林、齐奥塞斯库、金日成、胡志明等人的区别也在这里，
后者中没有1个能够发动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的人民运动。就这一点来
看，毛是有价值的，他在自己的时代中已经事实上把他一生中从事了
28年的“暴力革命”（这个“革命”使他戴上了“皇冠”）用不消音
的方法处理成为1个非暴力的人民群众的政治运动。

现在看来，毛一生所干的“两件事”都不成功（毛说的是“还没有
完”），但是毛进行了这方面的试验，而这样的试验又引导出了中国
人民社会中的1个民主的运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因此在这样的
价值没有被剥离出来的时候，毛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1个“幽
灵”，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
灵”非常相似。就此而言，我们在今天工人农民的维权运动中，发现
它总是“徘徊”着就不足为奇了。

八、毛的“宝葫芦”难以装下1966年人民运动的全部意义

毛为66运动辩护的目的正如某一些朋友们所说的那样是“不纯”的，
是想把66年运动的意义装到他那个毛式的“宝葫芦”中去──就是我
所说的毛的错误。毛是1个爱读《西游记》的人，《西游记》中的那
个“宝葫芦”的故事他是非常熟悉的，因此我在这一节所说的话，不
是妄加于毛的。就毛的知识和学问来看，他在世界一级思想大师们中
间是最提不起的1个人，但是这样的事情却并不否认他以自己的方式
所提出的问题在现代思想家中去是举足轻重的，不说别的，是在共产
主义世界中，他是第1个用人民运动的方式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不
民主问题。因此，毛的这一行为的价值别说是在今天没有过时，就是
在未来的时间内也是会被人们记住的。

上面的意思如果被理解成接受毛的价值的人就应该成为新毛主义者，
那又不对。66运动的价值是人民价值，毛要把它变成他个人的价值，
就是毛的真正的错误。就这个问题着眼，邓小平们所说的毛的“错
误”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不是人民的观点，而是从“革命”
中“倒退”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如果说这种观点也有它自己可
以成立的理由，那正好是为我的观点提供了1个证明：即1966年毛的
价值不是在共产党范围内实现的，而是他造共产党反之后的1个意外
的收获。

也许正因为这个收获对毛来讲是“意外”的，所以毛不认识被收获的
东西的价值，妄图把它装进自己的“宝葫芦”就符合人性的法则。就
人性的共同的特征而言，谁不想有1个“宝葫芦”把世界上所有的价
值都装了进去呢？情况既然如此，我在批评和批判毛的时候，就不是
过分的要抓住他的品格或道德方面的许多的东西，而对他进行人身方
面的攻击。毛是1个公共人物，我注重的是他的公共意义。因此我的
研究不涉及毛的隐私，况且我对任何人的隐私都不感兴趣，包括毛的
隐私在内。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明白，毛在共产党世界中运用个人权威肯定和保
护了66运动的价值的行为同我们民运人士要求和寻找人民运动的历史
的行为发生了重合，这就是我们同毛的关系。这种关系具有历史性
质，同“现实”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1966年，人民参加文化大革命
有着未被宣明的目的和动机，也有着共产党政治运动迫害人的那种恐
惧的压迫，因此当人民走上造反之路而又不能够出示造反理由的时
候，毛泽东就变成了人民的朋友；但是造反行为本身意义的存在和毛
对它的解释却是两码事，在当时，我们分不清楚这样的事情是历史对
我们的限制，现在当我们的政治发展在已经突破了这种限制的时候就
没有理由在躺在毛主义的怀中的了，情况就好比我们在婴儿时期曾经
躺在儿童车中，长大了就不能够继续地躺在其内的道理一样。

毛赋予66运动之意义是要永远地把我们中国人民禁锢在政治上的婴儿
状态，好象人民永远需要穿上婴儿时代的衣服，永远躺在儿童车中
……完全忽视了政治大解放在亿万人民神和心灵上所造成的积极的影
响，因此，我们在涉及到毛的错误的时候，就不能够回避这样的问
题。事实上，在“第2战场”上，人民就已经展开了同毛的斗争；斗
争的结果，是以人民的失败而告终。今天当我们民运人士在提起这1
段历史时，就不应该忽视当年失败了的“第2战场”的内容──这就
是我们同新毛主义者们的根本的分歧。66运动是1个从共产党政治运
动“杀”了出来的人民运动，这一点，毛在1966年也是承认的，但是
在1969年4月之后，他就背离了自己的正确的做法，把它又重新地拉
回到共产党运动中去了。

九、毛对66运动的分析既不科学，又不符合事实

议论至此。我们已经明白：毛要1966年运动目的是要“永葆共产党之
青春”；而人民需要66运动，是要解放、要民主、要自由，这是其间
的根本的分歧。就这个分歧来讲，民运人士不应该变成为新毛主义者
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容不得半点的马虎，因此我们即使在寻找66运动
的价值时提到了毛对运动的支持，也不能够就因此而认为毛对66运动
的那一套解释是好的或者正确的，非但不是这样，民运人士还应该认
真的、不是敷衍了事的研究和报告“第二战场”的内容，从而在我们
中国实现对毛泽东的科学的批评和批判，不宁唯是，我们还应该在这
种批评和批判中发现人民政治进步的历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清楚
地发现1966年的毛在政治上的尴尬处境：一方面，人民不要它（原因
是在1969年后背叛了人民运动），另一方面，共产党也不要他（因为
他在66运动中把人民打倒共产党的行为说成是“革命”，并且又弄出
了个可以瓦解共产党的“党内资产阶级理论”），可见，他已经变成
了“1个”他自己所说的“打着伞，云游四方的游方僧”了，天不收
他，地不管他。针对这种问题，如果我们套用翁酮合批评康有为的话
来说，那么他就是马克思主义里的“野狐禅”了。

使毛泽东理论、思想和行为产生价值的那个时代是中国人民政治上的
幼稚时代，这个时代中的人民受毛泽东思想的统治的事情固然不是人
民的选择，但这却是1种历史的事实，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将近半个
世纪的社会大动乱后，人民社会已经完全地处于破产状态。因此，在
这样的情况下人民接受了毛泽东思想这样的政治教育就有着1种并非
完全消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民运人士对它采取的否定的方
式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历史的承认主义，而承认的目
的和结果是要寻找出人民的历史，而1966年事件在人民的历史中又占
有特别的意义位置。就是说，我们把66运动看成是人民对毛泽东思想
教育的1个总回报的话，那么1种非价值的东西在以教育的方式施加于
人民中间，从而产生了人民价值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东西。

这样以来，我们中国人在对待自己的历史的时候，就用不着去效法德
国人对待纳粹主义的方法了，也不会用前苏联人民对待斯大林主义的
那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这就是问题的焦点。这样的意
思无非是说，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反对的对象，而要认识它，我们
是要花费精力的，所有这些就同我们中间的某些人的想象不同了，以
为我们在反对中国共产党时，可以轻而易举的“批倒”它。事实上情
况完全不是这样，毛泽东问题──表面上看，是1个非常简单的东
西，在许多场合中可以说是简单到了幼稚的程度，但是呢？你只要研
究了它，对它有所认识，你就会发现它的复杂的程度并不被马克思主
义差多少。在这个意义上，你说毛泽东问题是20世纪人类思想历史中
的1种最深奥的东西之一，有谁会反对你呢？

正如我在许多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毛泽东的复杂性完全是由文化大革
命造成的，因此如果去掉了文化大革命，那么毛不是1个非常简单的
人了，和刘少奇相比，他一点也不复杂。可是，毛之为毛，就在于有
1个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全世界也仅此1例。情况固然如此，但
是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事情却是世界上第1等困难的事之一，虽然有那
么多的人，包括中外的专家学者写作了那么多的论文和著作，可是连
文化大革命是1个什么性质的运动这样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没有人搞
清楚的。难怪美国已故汉学家费正清在生前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惊人性”和“规模、影响与复杂性”，“无论从
哪一方面来看，这都是值得1个世世代代长期研究下去的历史课题”
而在这1个“历史的课题”中，毛泽东居于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任何
人都不能取代、任何人都不能抹杀的位置。因此，中国民主运动永远
需要66运动的这1种现象就连带地产生出了1个假象，民主运动好象永
远需要毛泽东。

十、毛泽东一生3次的民主实验

中国民运人士要研究中国的民主，职此之故，我们就不能不对毛一生
中搞了3次民主的事情做出研究。毛虽然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总化身和
专制人物的总代表，但是他却奇迹般的在中国搞了3次大的带有民主
性质的政治运动，以至于在中国民主化的这个历史阶段上，就产生了
与毛泽东的名字有关的民主因素。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这些民运人
士只是以粗糙的方法来处理中国以往的民主历史时，就可以舍去毛的
因素不记，并且认为这是最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其实呢？情况完全不
是这样。在我们中国的现代历史上1个特殊的人携带着大量的民主的
因素的事情，不只是在毛泽东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二，就是在胡耀
邦、赵紫阳这样的的“后继人物”身上，我们也是可以发现后续现象
的。因此，对于民主的完整的认识和正确的发现，是绝对少不了那些
专制中的大人物的。

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1966年的民主运动是因着毛泽东而发起的，
1976年的民主运动是因着周恩来而闹起来的，到1989年的时候，被社
会认为最正宗的民主运动也还是以胡耀邦的死亡为导火索，以赵紫阳
的加温而热火起来的啊！就这条历史线索去研究和分析中国的民主化
运动，你就会寻找到许多你甚至意想不到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不是1
个民主的党，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它要“前进”一步，却又不
得不以民主为启动的力量──这就是我发现的中国共产党的悖论。在
中国共产党的那些所有我们可以视之为“进步”的阶段中，似乎都可
以发现1个相对意义上的民主。

延安时代，毛泽东借着美国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的“西风”搞了个
“新民主主义”的东西，从而把中国共产党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
的僵死的教条中“解放”出来了，使它在中国社会的危机关头举起了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大旗，公开地抛弃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条，鼓吹中国4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建立“联合政府”，实行“联合
执政”，并且公开承诺中国共产党“得势”之后，不会搞“苏俄式的
无产阶级专政”，而要走“第三条道路”。正因为如此，1个被内战
的被迫钻到了“山沟里”的共产党军队才同中国的最广大的农民群众
打成一片，以至于最后地夺取了大陆的政权。在这里，是民主的因素
把共产党的那一团面给发了起来，因此它的“胜利”也是可以接受民
主的解读的。值得说明的是，我们许多民运人士在这个问题上却持着
错误的看法，认为1949年的共产党的“胜利”是毛泽东式的“阴谋的
胜利”，好象历史在走这一步的时候也给“犯了错误”，就在我们持
这种观点的时候，国民党的前主席连战先生在访问大陆时所发表的
“17字愿景”却表达了国民党对这一件的看法，公开而又含蓄地承认
了1949国民党败走台湾、共产党得势于大陆年的那一步历史并没有
“走错”。

如果说延安时代的共产党民主化的那一步主要体现了毛泽东个人的思
想的话，那么，在1956年的“大鸣大放运动”中，毛泽东第2次提倡
民主，并且把某位“民主人士”的“大民主”的口号接了过去，最后
地变成为他个人的东西的行为就不是无源之水了。但是，人们仅仅在
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最后的行为中，认为毛搞了一场阴谋，而没
有发现毛在延安的时期就已经养成了1种“发扬”民主的兴趣和爱
好。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中国式的“叶公”，他好民主的事情可以
用“叶公好龙”的故事去解释。1956年是这样，1966年也是这样，一
旦民主真正的如同“龙”一样的到来的时候，毛这位“叶公”就被吓
跑了。于是，民主在他的词典里又叫“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论毛
三篇》里，我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对此有兴趣的朋友们无妨去翻一
翻。

1966年这1次，毛的发扬民主的行为同前两次大不一样，这1次毛是在
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处于尖锐对立的情况下，毛以公开站到“人民群众
一边”的口号而光明正大地支持人民造反的，如果说他的这一行为和
共产党的一贯的传统相冲突的话，那么，他学习红卫兵的样子也“炮
打时令部”就是他变成了这个时代的“解放的偶像”。庶几，就出现
了1个政治运动向宗教运动转化的那种趋势，而这一趋势就把政治解
放的意义几乎是完全地给消解了。因此当政治解放运动的最后的收获
是1个“神化”了的毛泽东的时候，他的“发扬民主”的这一招就最
后地变成了“搞笑”活动。今天，我们如果把那个“三忠于”时期的
“忠字舞”给“克隆”出来时，诸君，你们不笑掉大牙才怪呢？

结论是：对于毛，的确出现了1个民主的“搞笑”版本，但是对于人
民来讲，对共产党当机关保持“炮打”的权利，对共产党当权派进行
政治批评和政治批判，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表现
自由──这一切都是“正版”的民主，和毛的“搞笑”的版本虽出现
在同1个时间内，但是它们总是“两码子事”，不可混淆在一起。因
此，我们民运人士在批评和批判了毛的1966年“搞笑版民主”时，提
取人民的“正版民主”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了。就这1镱任务来
看，你能够把我们民运人士叫“新毛主义者”吗？

十一、关于精神问题

我在过去的30多年的毛泽东研究中得出了1个结论，那就是与其把毛
的因素说成是1种“思想”，不如说成是“精神”。正因为如此，我
才对毛没有采取否定的态度。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还处于
缺乏精神的时候就不应当否认毛主义曾经在中国激发起来的那种精
神。如果又认为精神的东西不是任何1个时代或任何一伙人在任何情
况下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创造出来的话，那么对于特定时代中的那些已
经浸淫了普通人的精神，我们就不能够随随便便的对待它。在和篇文
章中，我不可能涉及毛的精神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问题，我只是说
一说，它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关系和我们民运人士的关系问题。

谁只要肯于正视中国民运的现实问题，就一定会发现民运的最大的问
题是精神方面的缺乏。就一般情况而论，我们民运人士认为自己手里
占有真理，但是在多元化时代这种行为已经很难造成真理占有人的那
种传统式的勇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因此，行为人就往往会出现精
神上的短缺。与这种情况相关的是，1个对生命的现代式看法也同时
提高了被奴役生活中的人的生存价值。所以从客观上讲，民主的运动
好象再不需要那种传统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了。非常明确，在这样
的现象中，我们发现了民主与专制生活的革命式区别的混淆，以至于
如此这般的混淆最终的影响了中国民主的进程。“6、4”之后，中国
的情况就是这样。

正是看到了上述的缺陷，我才主张在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历史
中寻找那些已经被我们现在的人忽略了的精神。也正是在这一寻找
中，1个在脱离中国共产党集体所形成的毛个人的因素才应该受到我
们的重视。我的看法是这样，毛在精神方面的主要的价值是它明确主
张在“拿枪杆子”的“流血的革命”之后，还应当开展1个“拿笔杆
子”的“不流血的革命”，而后1种“革命”是前1种“革命”的“继
续”。他进一步认为，不进行后1种“革命”，前1种“革命的成果”
就不能够保持。因此用“流血的革命”那种精神去从事“不流血的革
命”就是毛的精神的精髓，今天我们若把上面的“革命”二字用“民
主”去替代，毛的精神就可以服务于我们的了。因此对毛的精神的进
一步的解释，无非是说，民主这个东西只有经过了“不流血的革命”
之后才能够为全体人民所享有。而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就是可以归
结到“不流血的革命”的范畴的，在这个意义上1个“广为人知”的
毛的价值是可以被我们抓住的。

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去观察问题，1966年的人民运动是1个“超级运
动”，而与这个运动联系最多的毛也成了那个时代的“超级人物”。
现在的问题是，当未来13亿人所推进的中国民主化运动也必然是1个
“超级运动”时，我们就需要1种“天塌下来也不怕”的精神，而毛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精神的1个符号。我们在组织和策划未来运动
时，如果你“怕字当头”，“怕天下大乱”，怕“打破”共产党社会
的“坛坛罐罐”，甚至一提起人民运动就想起了“暴民运动”，那么
你就别批毛了，因为毛在39年前就已经“打破”了“怕字”，用他个
人的权威为1966年的人民运动火上浇油，结果是中国人民在近300年
的时间中第1次真正的拿到了民主，象这样伟大的事情没有精神的人
是绝对做不了的。至于说对于这样的精神，你如果去追根求源，便不
难发现毛并不是它的创始人，而是它的继承人和发扬者。

（2005.10.25）

2005年10月25日，旅美诗人井蛙在中国大陆著名网站《诗生活》的诗
歌专栏──《坐井观天》遭当局关闭，事后网站管理员未向作者作出
任何解释。

据井蛙表示，她的专栏在《诗生活》已有3年多时间，突遭此变故，
其中将近两年的诗作及小说、散文、等珍贵作品已经全部丢失，再也
找不回来了，对1个作家说来，意味着这2年的创作生活是空白的，毫
无意义的。她感受到这是1种从肉体到灵魂的深重打击。

据井蛙猜测，遭此灭顶之灾，也许和她在前1天，即24日在自己的专
栏专题中发表了昂山素姬的译作《人民需要自由》有关。〔本文已经
发表于《民主论坛》：http://asiademo.org/gb/2005/10/20051023
a.htm〕这些年来，井蛙翻译了不少昂山素姬的作品，为此，她在
《诗生活》自己的专栏中，还专门开了1个栏目《昂山素姬的牢
房》。

而最使诗人井蛙感到震惊的是，当局凡是看到“自由”、“民主”、
“独立”、“共产党”等字眼，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涉及这些字词的
文章删除，甚至采取将作者“驱逐出境”的野蛮手段。井蛙认为，这
正是当局1种心怯的表现，同时也是最能体现这个政党的本质，蔑视
百姓的自由和权利。

诗人对这些助纣为虐的文化枪手感到失望；同时也对中国的文化前景
感到担忧。

〔提供者：（美国加州）井蛙〕

李登辉推动的“台湾正名”，我把它称为李登辉的另一场“宁静革
命”，也希望它是“宁静革命”。否则手段与目的就可能产生混浠，
成为“不宁静革命”。

民主先生李登辉当之无愧

李登辉被西方媒体及民主世界誉为“民主先生”。他没有奉行李光耀
与马哈迪式的“亚洲价值论”或“儒家价值论”，并超越国民党党国
思想（不要忘了，连马英九这一代国民党人，都还挣脱不了党国思
想），因此台湾能在他领导下，跻身完全民主国家之林（而不是不三
不四的什么“委任直选”）。他的“民主先生”之名当之无愧。

但“民主先生”是靠和平民主改革赢得的，也就是李登辉所称的“宁
静革命”：寻求多数同意，避免剧烈反覆，逐步完成改革（国会全面
改选、总统直选、废除刑法100条、取消动员戡乱）。

如果不是“宁静革命”，今天台湾街头可能早已流血成河，四分五
裂，成为第2个黎巴嫩、第2个贝鲁特，更别说发生“族群清洗”的前
南斯拉夫各族了。

“台湾正名”性质如同民主改革。第一、它是和平及诉诸民主程序
的。第二、它认定中华民国一直是独立国家，“中华民国在台湾”拥
有完整主权，不必再宣布独立，只要国号及宪法“正常化”就好。第
三、为了达成“国家正常化”，有必要先整合国家认同，创造“新时
代台湾人”。以上这些性质，都决定了“台湾正名”必须是另一场
“宁静革命”。

李登辉在推动国家民主化时，曾对该一“宁静革命”无比自豪，也对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国家定位相对自豪。在他总统任内，他还说了
几百次“反对台独”。但他卸任不久，开始追求“台湾正名”，宣称
“中华民国”国号已经不合时宜。许多国人对此无法理解，不是说他
“终于露出台独真面目”，就是说他“走向台独”。

正名制宪国家正常化必经

其实，由“中华民国在台湾”朝向“台湾正名”，与其说是台独，不
如说是逻辑的下一步。李登辉总统任内，必须“反对台独”，因为他
有责任保护现行体制，“中华民国在台湾”及“两个国家”已是最大
极限。但他卸任后，身为知识分子，基于民主良知及他再三宣扬的“
主权在民”原则，中华民国国号及宪法现实困境不能视而不见，“正
名制宪”于是成为“国家正常化”的当务之急。

对他来说，任何非“正常化”的国家，任何不由“中华民国在台湾”
全体国民制订、通过的宪法，都不是真正“民主国家”、“立宪政
府”。

而“国家正常化”算不算台独？这得看中华民国独立现状算不算台
独。如果中共连中华民国的存在（他们坚持是“分裂”、“内战未结
束”）都无法容忍，都指为“B型台独”，那除了被统一外，台湾任
何“国家正常化”行为，它都不会接受。因此，重要的不是中共态
度，而是2,300万人的态度。2,300万人既可决定台湾是“中华民国”
也可决定台湾要“正名”。

团结各族才能走向宁静革命

换言之，问题不在中共，而在台湾内部如何整合。如果“台湾正名”
是1个国家替代另1国家，1个国族推翻另1国族，这种“正名”无异
“革命”，而且一定是“不宁静革命”。反之，如果“台湾正名”力
求团结各族，形成新的国族、新的认同，新与旧之间不是对立关系，
而是继承及再进步关系（记住雷震当年的“中华台湾”国），如同黑
格尔3段式中“合”关系，那“新时代台湾人”就会形成，“台湾正
名”就有可能成功。

毕竟，不只是台湾各族人在寻求的答案，也是世界各地人共同关心的
答案。当某些人投书说“中华民国如果死了，我们也等于死了”，他
们绝对不是虚声恫吓，也不是为1个“虚无”的图腾而活，他们是为
了真实“信仰”及“归属”。台湾本地人不能漠视这种真实呐喊。

因为如果强盛如美国主流族群盎格鲁─撒克逊，都会有杭亭顿发出的
呐喊，忧虑美国主流文化及国家认同被新移民撕裂，身为少数族群的
台湾外省人（尤其是最必须被体谅的老外省人）当然更有权利要求他
们的“信仰”及“归属”受到尊重，大家在“多元文化主义”（即相
互尊重族群身分、归属感、历史感、地域认同感）下，创造“新时代
台湾人”。

国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是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磨合而成的新事物。它
或者出于武力征服，或者出于自然结合。李登辉的“新时代台湾人”
显然意指自然结合。为此，“宁静革命”就是“台湾正名”的唯一途
径。（10月26日于台北）

〔原载《台湾日报》，2005.10.27 01:50。提供者：（美国纽约）凌
锋〕

〔中央社记者王淑芬高雄28日电〕向来挺绿的台湾南社，今天以《谴
责民进党的腐化与悖离人民的期待》为题，发表5点声明，强调民主
进步党如不改革，会被唾弃。社员杨裕梁并表示，陈水扁总统如扬弃
改革，将不配再称“台湾之子”，会成为历史罪人。民进党高雄市党
部主委赵文男则回应说，会虚心接受、加速改革。

台湾南社中午召开记者会，对民进党执政能力表示质疑。南社表示，
民进党向来以改革、清廉为理想、目标，执政掌握国家资源，从政党
员操守屡屡出现争议、悖离改革理想与坚持、严重伤害人民利益的表
现，南社严厉谴责，才能回应台湾人民的期待。

南社的5点声明，主张：台湾的命运不能再陷入轮回的历史洪流中，
应往进化的方向前进；国民党在台湾殖民统治所做的事，不容许民进
党再重蹈覆辙；政党轮替后发生的负面事件及不当政策，引起人民的
不满和失望，民进党不能视若无睹；民进党应大幅自省及批判，抛弃
金权政治，制裁腐化分子，重新确立台湾主体价值及政党道德，改革
永远不嫌慢，放弃改革将被人民唾弃。

社长曾贵海强调南社扮演苏格拉底的监督角色立场坚定，呼吁民进党
要走进化的路，例如高雄捷运、秃鹰案、健保弊案等，都令人民感到
失望。

律师郭宪彰表示，他已忍无可忍，对于民进党的不长进看不下去；不
批判民进党将伤害台湾人民的心。建筑师卢友义质疑民进党的执政能
力，很多政策未即时反应、自省；医师杨裕梁对近来民进党的诸多
“漏气事”很不满，他呼吁民进党要改邪归正，不应辜负人民对执政
者的期待，如果陈水扁总统扬弃改革，将不配再称“台湾之子”，也
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赵文男回应表示，会虚心接受南社的批评，自
省、改革。

〔转载自《大纪元》2005.10.28 17:00；http://www.dajiyuan.
com〕

〔《大纪元》综合报导〕高捷弊案的重要证据“双陈共赴韩国赌场”
照片曝光后，引起陈总统震怒及朝野炮声连连。总统指示总统府将就
陈哲男未假与出入不当场所部分，函送监察院调查；民进党也决定，
将做出开除陈哲男党籍的严厉处分；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及亲民党主席
也分别指责总统府的管理有问题，并要求陈水扁总统为陈哲男的作为
出面道歉。

媒体27日公布高雄捷运弊案的“双陈共赴韩国赌场”照片，显示陈敏
贤和陈哲男于2002年11月2日在韩国汉城赌场一起玩牌，跟陈哲男先
前的说法明显出入。

总统府日前也曾说，根据府方人事资料显示，陈哲男在91年11月间没
有任何休假或出国纪录，陈哲男当时是否前往韩国，总统府及陈总统
都不知情。

苏贞昌：可能开除陈哲男党籍

据中央社报导，苏贞昌表示，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出入韩国赌场
等问题，民进党将于今晚召开临时中常会，届时会以党纪最高标准，
给予最严厉处分。

苏贞昌认为，任何党员违法乱记，或对社会不老实，都会冲击党的形
象，影响到党，这是痛心的事，民进党会在最快时间依据程序处理，
做出最严厉的处置。

苏贞昌说，民进党员已超过50万人，难免会有不好的，但民进党的机
制始终顺利运作，会在最快时间，处理任何党员不妥的事务。

马英九：总统府管理出现问题

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指出，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陈哲男与前高雄捷运
副董事长陈敏贤民国91年曾前往韩国，总统府、总统却不知道，这是
严重的事，显示总统府秘书长内部管理确实出问题，府方应说明内部
作业，副秘书长出国是否不需告知总统。

马英九说，他曾在总统府服务6年，“过去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不要说是副秘书长，1个局长、副局长都会呈报”，总统府副秘书
长层级非常高，若要出国，即使是旅游，都应让总统知道；总统府应
深入了解，是否还有类似情况发生。

他指出，高捷案调查至今，愈查发现问题愈多，外界也对检调查案速
度及成果；在金融秃鹰案中，检调连30多次饮宴都能查出来，但高捷
案1次都没查出来。检调应更快锁定目标，加速侦办流程，让大家对
检调机关恢复信心。

宋楚瑜：扁须道歉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表示，民主进步党短短5年执政时间，“弊案连
连，包庇纵容，令人发指”；民进党开除总统府前秘书长陈哲男党籍
仅为转移焦点，陈水扁总统需为陈哲男的作为出面道歉。

宋楚瑜28日上午前往花莲县为党籍县长参选人傅昆萁造势表示，台湾
的民主是台湾生存的价值所在，但民进党执政成果如此，让人质疑台
湾民主的价值何在？

他批评，民进党执政弊端丛生，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贫者越贫、
富者越富，民进党向财团靠拢，百姓生活越来越苦。

双陈照曝光，陈哲男首度到案说明

“双陈共赴韩国赌场”照片曝光引发争议的前总统府国策顾问陈哲
男，28日上午首度以被告身分到案说明。检方传唤地点极度保密，并
表示全案将依法定程序办理。

陈哲男27日晚间也发出声明，替出国旅游事前事后都没有向总统府报
备，而且涉足不正当场所，公开道歉，并且强调2004年11月是和1位
伍姓校长同游泰国曼谷，绝对不是总统的亲家赵玉柱。

据民视报导，被指涉入高捷案的前总统国策顾问陈哲男，28日上午到
案向检方说明案情。检方这次的传唤动作相当低调，还跟陈哲男约在
市调处以外的地方侦讯，避免媒体打扰。

针对双陈同游韩国的事件，陈哲男27日晚间也发出声明，内容强调这
张录影监视照片拍摄的地点是在韩国的渡假圣地济洲岛，不是仁川也
不是首尔，对于媒体指称他曾经跟总统亲家赵玉柱出游。

他也表示，早就已经声明过，2004年11月曾经和1位“伍”姓退休校
长同游曼谷，政治人物捏造为总统亲家赵玉柱，是无稽之谈。

至于他2002年11月跟陈敏贤飞济洲岛旅行，因为纯属渡假，不需要撰
写报告，不过陈哲男对于任职公职期间，利用假日出游，事前事后都
没有向总统府报备，并且涉足不正当场所，他公开道歉，而既然济洲
岛没有捷运，也没有泰劳，跟陈敏贤同游就跟高捷事件没有关系，希
望媒体跟政治人物不要再编造天方夜谭。

〔转载自《大纪元》2005.10.28 17:35；http://www.dajiyuan.
com〕

台北的中央研究院，是台湾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有点近似北京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地方很大，一幢一幢的小楼排成1个小小的城区，草
木掩映，象走进1个清静的大花园。它的斜对面，就是胡适公园，那
里有胡适墓，胡适的铜像矗立在1个草木扶疏的小山坡上。我去那
天，台北正好来了寒潮，在一片冷风凄雨里，我看到这位中国近代自
由主义大师的神情格外冷峻，目光里透出1种无边的寂寞。

钱永祥教授的工作室，在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所的三楼，堆
满了书，却不显得逼仄，甚至还辟出1个小小的会客区，显出1份优
雅的从容。他说话也是从容不迫，雍容大度，隐隐然有1种大气在。
他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随者。30年前他在台大哲学系读大四时，与陈鼓
应、王晓波等老师一起，抗议白色恐怖，并在《民族主义座谈会》上
慷慨激昂，痛斥特务学生，被校方以“大过处分”严惩，又被带往
“警总”关押6天。这是震惊中外的“台大哲学系事件”前奏的1个小
小插曲。当年的壮怀激烈，沉淀为今日深沉的学术思考。他的研究专
业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另外也研究黑格尔与马克思，对西
方自由主义思潮尤有独到的观察。他在北京《读书杂志》上发表的
《我总是生活在表层上》一文，获“长江读书奖”的文章奖。

台湾自由主义的自我定位

（以下，“张”指“张文中”；“钱”指“钱永祥”。）

张：最近，看到钱教授写的1篇文章，说台湾在国族主义的强势主导
　　下，自由主义已经失落了自己的思想空间，发生了“我是谁？”
　　的身分危机。如果说今天台湾的自由主义者们对“我是谁？”产
　　生了强烈的怀疑和失落是1种现实的存在的话，那么在昨天，他
　　们却曾经是很明白“我是谁？”，而且在台湾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功能。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台湾的自由主
　　义走过1条什么样的路？
钱：从1949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
　　是1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
　　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分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
　　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1949年国民党政府到了台湾，
　　跟它一起来的，包括雷震、殷海光这批后来《自由中国》半月刊
　　的创办人，这批人在台湾谈自由主义时，最早只是针对中共的。
　　整个中国被共产党拿走了，整个中国的自由主义命运已经断绝
　　了，到了台湾再谈自由主义，首要的对象当然是共产党。可是，
　　共产党毕竟隔了1个海峡。而台湾，由于1950年韩战爆发以后，
　　美国派第7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内部的情势稳下来了，对于国民
　　党政府来说，这时首要的事就是巩固政权。他们采取了许多严厉
　　的高压方式，让这个政权在台湾岛上稳定下来。这个情况之下，
　　台湾第1批的自由主义者，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这批人，开
　　始跟国民党发生冲突……

张：所以，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的议题是从政治层面切入的，他
　　们政治参与的角色是非常确定的？
钱：完全是政治的，当时也没有什么经济、文化的议题。他们一开始
　　是宣称自己作为国民党的“诤友”。象雷震本身就是国民党内部
　　的人，起先他们说帮助国民党反共。后来逐渐演变，国民党做事
　　情的方式与他们发生冲突，形成困扰，尤其是对自由主义的信念
　　形成了很大的威胁，这批人的批评矛头，就逐渐转向国民党，特
　　别是蒋介石和蒋经国，这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成立和发展的
　　背景。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
　　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自由中国》半月刊基本上是受到胡适思想影响的，胡适是《自
　　由中国》半月刊的创办人、名誉发行人，又是他们的精神导师，
　　《自由中国》继承了胡适思想的脉胳。

《自由中国》奠定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基础

张：所以，台湾的自由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5．4”精神或
　　“老北大传统”的1个延伸？
钱：对。但是，如果说他们是由胡适思想的脉络下来的话，我觉得，
　　他们与中国其它的自由主义者，比如张东荪、《观察》的储安平
　　等，多少是有些距离的。他们不属于中国四零年代国民党和共产
　　党之外的那批“民主人士”的那条路线，而是与国民党比较贴近
　　、甚至是国民党党内的人。然后，他们又接受了一些胡适的影响
　　和关系。在1950年代，是由他们奠定了台湾以后谈论自由主义的
　　基础。他们当时的主要诉求，是宪政民主。这当然是1个口号，
　　可是，我自己觉得，新闻界、媒体界也有朋友认为，当时他们已
　　经把日后台湾政治上所有的问题都谈到了，甚至都谈到底了。比
　　如，你有1部宪法，你要不要按照这部宪法去实行？你有1套司法
　　体制，你要不要容许这套司法体制独立？还有宪政法统问题、反
　　对党的问题、党与国家的关系、党与军队的关系、党与教育、司
　　法的关系，等等，这些都是台湾到了1980年代还没有解决的问
　　题，而《自由中国》从1950年代就开始谈了。

张：他们关注的重点，除了现实政治的层面，是不是还有其它的议
　　题，比如人权的诉求等等？
钱：相对而言，社会、文化议题不是重点，台湾那时没有那些东西。
　　同时需要指出，当时的自由主义言论，基本上属于外省籍知识分
　　子的专利。台湾原来的本土精英，到1940年代末期，已经结束
　　了。一些受过日本教育的台湾精英，第1个面对的就是语言、文
　　化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中文表达自己的理念？第2个问题，当然
　　就是“2．28”政治上的镇压，台籍的精英在那次镇压里损失得
　　太严重了，所以，对本省籍的台湾人而言，50年代是1个“没有
　　声音的时代”，完全没有自己的声音，只好由中国大陆移过来的
　　外省籍的知识分子担当对国民党的批评，充当了延续自由主义论
　　述的1个管道。

雷震对国民党的最大挑战

张：但是，台湾的自由主义一开始就从现实政治的层面切入，所以也
　　使他们必然会受到威权主义的毫不留情的扼杀？
钱：对。他们当时对国民党的最大的挑战，第1个，是蒋介石的连任
　　问题，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
　　不能再当第3任；另外1个，当时蒋介石正在慢慢地准备将政权移
　　转给蒋经国。国民党要控制学生，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
　　团”，交给蒋经国主持；国民党想要控制军队，成立“总政治作
　　战部”，也由蒋经国主持。当党的势力开始抓学生、抓军队，这
　　对《自由中国》那批知识分子是很大的冲击。当时最严重的两次
　　冲击，都是因为蒋经国势力的扩张，和蒋介石的连任。蒋经国发
　　动了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但还
　　没有正式动手。正式动手，是1960年雷震的案子。雷震的案子，
　　基本上是因为雷震准备跟本土的政治精英结合，准备要组党，那
　　时他连络了高玉树、李万居……

张：所以，雷震案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即使这
　　种批评有时言辞非常激烈。它的真正原因，是因为雷震在国民党
　　之外，要另组1个“不那么听话”的反对党？
钱：对。你看雷震对国民党的批评将近10年时间，国民党很不满，发
　　动了很多次的舆论的攻击，但是没有动手抓人。这里有很多原
　　因，包括美国人的因素，都有一定的关系。还有胡适之是《自由
　　中国》的支柱，国民党对胡适之总要留一点面子。可是到最后，
　　雷震跟台籍的政治人物结合，要组党，国民党马上就动手了。
　　《自由中国》从1949年办到1960年，一共11年，开启了台湾日后
　　的自由主义思潮。一直到今天，我个人主张的1个说法是，从
　　1950年到1985年，是“《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代”。

殷海光是学者和斗士

张：在这个“《自由中国》的时代”里，雷震和殷海光的历史作用应
　　该怎么去评估？
钱：他们是奠基者，启蒙者。雷震是1个政治老手，以前在中国大陆
　　时，当过国民参政会的秘书长，他一向的工作是代表国民党、代
　　表蒋介石去跟非国民党人士斡旋沟通的。即使到了台湾以后，他
　　几次去香港，也是为了与香港的“第三势力”去沟通，去斡旋，
　　政治背景很复杂。他能够代表国民党和蒋介石去负责党际的沟
　　通，有点类似共产党的统战干部。有人说，他批评蒋介石和蒋经
　　国，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一些问题，我个人不是特别了解。比方有
　　人说，陈诚是不是背后的什么力量？因为当时整个趋势是蒋经国
　　的势力在膨胀，企图压倒陈诚的势力，而雷震直接冲击到的是蒋
　　经国的势力。但是，殷海光就没有这种复杂背景。他是1个学
　　者、1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
　　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还有1位经济学家夏道平，《自由中
　　国》杂志社的编委，老北大的，他也写了很多文章。另外加上张
　　佛泉等几位，共同撑下了整个《自由中国》。到了60年雷震被
　　捕，《自由中国》结束，殷海光基本上就退回书斋。从60年代初
　　期，他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的逻辑实证论、罗素的哲学、海耶
　　克、卡尔．波普，等等，50年代还翻译了海耶克的名著《到奴役
　　之路》。1965年他写了1本很重要的书，叫《中国文化的展
　　望》，66年出版，立刻被禁掉了。如果说到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发
　　展，我们一定要把《自由中国》当做1个非常重要的奠基时代。

“文化英雄”李敖

张：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自由主义在台湾一开始是从政治层面切入
　　的，失败了，然后退回书斋，再来介绍和研究西方的自由主义理
　　念？
钱：这个问题也很有趣。其实，50年代和60年代在西方，也是自由主
　　义思潮走下坡的时代。二次大战之后，世界进入冷战的时代。我
　　觉得在冷战时代，西方的学术局面是相当停滞的，因为它本身内
　　部没有什么冲击。一直到60年代末期，学生运动爆发，对原来西
　　方主流的社会思想、政治思想形成挑战了，然后新的东西才开始
　　出来。台湾的情形是与国际大气候有关的，是国际大气候之下的
　　1个“从变量”。《自由中国》结束，到60年代再起来的，是
　　《文星》杂志。它是57年创刊的，到65年停刊。它前面一半的生
　　命没有引起注意，后来到胡适去世的前后，李敖在上面写文章，
　　我记得有几篇非常脍炙人口，一出来全台湾轰动，文化界轰动。
　　胡适去世时，《文星》杂志纪念胡适的专号卖了3版，从那时
　　起，《文星》就成为台湾最重要的文化刊物。当时，李敖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他强调的是反传统和西化，那时，我正好刚开始念
　　书，李敖的《传统下的独白》等，在学生圈里震动很大，好象眼
　　睛一下子睁开了，那时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没话说的！对我们这
　　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冲击。不过，
　　李敖基本上是批评中国传统的文化与社会。他是1个文化批评
　　者，比较不谈当代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议题。他对中国文化的批
　　判，基本上是站在现代化、西化的角度，当然这个现代化里面有
　　不少自由主义成分，可是我觉得自由主义不一定要批判传统文
　　化，自由主义对传统文化也可以采取其它的态度。我觉得，就政
　　治议题而言，《文星》对台湾自由主义的贡献，没有脱出《自由
　　中国》的大的架构，只是重复其中的1个局部。这份杂志的意
　　义，在文化领域。

《大学杂志》和《中国论坛》的自由主义诉求

张：《文星》停刊之后，台湾自由主义论述的下一任发言人是谁？
钱：65年12月《文星》停刊了，到68年1月出现了另一本比较重要的
　　刊物，《大学杂志》，这是另外一批人了，象胡佛、杨国枢等
　　等，他们刚从国外念完书，是社会科学家，在学生中间产生一定
　　的影响。可是，我个人觉得，从《文星》到《大学杂志》，基本
　　上属于强弩之末，这个“强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说他们对社会的
　　影响不大，而是说他们自由主义观点的陈述，都是从《自由中
　　国》继承而来的。他们添加了现代化、现代主义、社会科学之类
　　的新主题与新的语汇，但是就政治论述的基调而言，仍然承继的
　　是《自由中国》。另外，联合报系于75年创办的《中国论坛》，
　　可以说是《大学杂志》人马的再度组合重新出发。这是台湾历时
　　最久的自由主义刊物，在此应该一提。它以《大学杂志》旧人为
　　班底，集结了70年代与80年代学成回国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学
　　者，产生过相当可观的影响力。后来，在1987年台湾解严的前
　　后，发挥了很大的舆论、学理功能。对青年学生也有一定的启蒙
　　式影响。不过和《大学杂志》一样，就论述的基调、开启的议
　　题、运用的思想资源和概念、设定的价值几方面而言，我觉得
　　《中国论坛》仍然没有超出《自由中国》的论述范围。

张：《大学杂志》几个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当时有一些什么样的自
　　由主义的诉求？
钱：在那个年代，从19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那是蒋经国积极准
　　备接班的时刻。当时在校园里、或知识界里，谈论宪政民主的诉
　　求，第1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求中央民意代表改选。本来我们的立
　　法院、监察院和国大代表都是从大陆来的那批代表，后来一直没
　　有选过，所以那时最重要的就是要求民意代表改选，让台湾能够
　　选出他们中央级民意代表，因为之前台湾只能选县市长和县市议
　　员，还不到中央这个层次。当时我自己正在念大学，记得这就是
　　那时候最重要的诉求。当时，我们还提出一些关于言论自由的诉
　　求、思想自由的诉求。不过我个人觉得，虽然在当时提出这些诉
　　求也造成很紧张的对立，但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当时台湾的社会
　　正处于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整个社会突然发现有1个经济的出
　　路，所以人们对于民主的要求不是那么有兴趣。当时由于经济起
　　飞，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都市外缘、流向工厂、加工出口区，台
　　湾的都市无产阶级的雏形开始出现，所以《大学杂志》也开启了
　　若干社会性质议题。可是这类议题没有获得重视。《夏潮》之类
　　的社会主义刊物曾经努力接下这类议题，结果也不是很成功。或
　　许在第三世界，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是难以分开的吧，《夏潮》
　　往往在这两种立场之间徘徊。不过社会主义在台湾的命运，应该
　　另外专题探讨。回到自由主义本身，台湾自由主义的发展，从
　　《自由中国》，到《文星》，再到《大学杂志》，基本是走完了
　　1个阶段。

《台湾政论》标志台湾自由主义开始转型

张：台湾后来的“党外运动”，与自由主义思潮，是不是有某种关
　　连？
钱：1975年──我一直认为“1975年”是台湾很重要的1个转折点
　　──台湾出版了1份刊物，《台湾政论》，是由康宁祥、黄信介
　　他们主办的。我为什么说它很有意义呢？因为在这之前，《自由
　　中国》、《文星》、《大学杂志》，都是外省籍的知识分子办
　　的，而《台湾政论》是近代台湾历史上第1次由本土籍的政治人
　　物来主持1份刊物，对政府进行批评。我个人认为它非常重要，
　　它是台湾整个“党外运动”的第1声。它出来之后很快被禁掉
　　了，可是从那开始，1977年的“中坜事件”、1979年的“《美丽
　　岛》事件”，发生了许多事情。75年开了头，以后就开始动了。
　　所以，台湾“党外运动”的起始，是1975年的《台湾政论》。你
　　可以想象它的重要性有多大了！当时，他们带出了一大批年轻
　　的、从学校刚毕业的本土籍知识分子。79年成立《美丽岛》杂志
　　社，这一批人开始积极参加选举，那一年正好美国承认北京，台
　　湾停止选举，他们在高雄纪念人权日，爆发了“《美丽岛》事
　　件”，然后一整批人被抓进去。这些人抓进去之后，下面就是一
　　批当年25岁上下的年轻人，象邱义仁、陈忠信、林浊水等等今天
　　许多在台面上的人物，都是那个年代进入反对运动的。他们开始
　　办刊物，进入了“党外杂志”的时期。75年至85年，我称之为
　　“转型期”。75年是1个转折点，代表本土籍的政治人物出来，
　　带出了一大批在国民党统治下成长的年轻人，这批人在政治上有
　　强烈、坚定的信仰和兴趣。

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台湾自由主义

张：我从你的文章里看到，好象从85年以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开始受
　　到国族主义的强大压力？
钱：对。大概是从84年或85年开始。在这之前，没有人能够公开讲
　　“台湾独立”，本土的意识也受到相当压抑。如果你看《台湾政
　　论》和《美丽岛》杂志──《美丽岛》杂志出了4期之后就被禁
　　掉了──以及其它一些党外杂志，他们用的字眼、他们所追求的
　　理想、他们所动用的思想资源，全部是自由主义、传统宪政民主
　　的东西。这些东西基本上是从50年代的《自由中国》继承下来
　　的，台湾还是属于“《自由中国》半月刊时期”。75年到85年，
　　虽然写文章的人已经不同了，这批人的身分、他们的组成，也都
　　跟《自由中国》当年不一样了，但是他们用的还是“《自由中
　　国》时期”的语言，还是关心“《自由中国》时期”的问题。而
　　从85年开始，“台独”的言论开始公开出现，开始强调“我们台
　　湾人的主体性”、“本土意识”、“本土人夺取政权的必要”等
　　等，起初还不敢那么明目张胆地谈，但是这类心情已经相当普遍
　　了。官方当然也抓，但是已经抓不住了，没有办法了。到了88年
　　李登辉上台，逐步慢慢地把国民党内的外省籍旧势力清除掉。他
　　也开始讲“台湾意识”，这个“台湾意识”就成为国民党和民进
　　党整个台湾政治主流的共识。所以，自由主义在台湾，50年到75
　　年是1个阶段，75年到85年是转型期，这个时期它继承了“《自
　　由中国》时期”留下的自由主义观点，但是这种继承，结果培育
　　了下1个时期的台湾民族主义的论述。到了85年之后，“台湾独
　　立”、“台湾民族”、“台湾主体性”出来之后，你可以再看一
　　看，那时追求的已经不是“宪政民主”、不是“人权”、不是
　　“社会公平”，而是“台湾独立”、是“台湾人当家作主”、是
　　“台湾人出头天”。这里有1个非常明显的对比，85年之后，台
　　湾民族主义的诉求，取代了从50年到85年的自由主义的诉求。

台湾自由主义失落批判方向

张：不过，我有1个疑问。按我的理解，自由主义有1个基本的立场，
　　就是批判建制，当这个建制转而认同它的时候，它也仍然不能放
　　弃基本的批判立场，因为自由主义不是1个凝固的东西，它仍然
　　会从新的方向对这个建制进行批判。由《台湾政论》开始的本土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念，到李登辉时期被建制认同，成为
　　社会主流之后，自由主义有没有重新整理队伍，从另1个方向，
　　继续保持对建制的批判立场？
钱：没有成功，因为台湾的民族主义的势力和民族主义的诉求，光环
　　太强烈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做过自己的努力，但都
　　失败了，胡佛是1个例子，杨国枢也是1个例子。他们基本上都从
　　论政角色退出了，不太发言了。到了90年代，李登辉的国民党政
　　权已经取得正当性。他虽然是国民党，是强人亲手挑选的接班
　　人，却不仅代表了50年来台湾人的向往和诉求，并且他经过总统
　　直选，取得了民主的正当性和民族主义的正当性。面对这样1个
　　政权，以台湾自由主义的贫乏思想资源和历史经验，当然毫无批
　　判能力。中国自由主义一向简单朴素，道德性格高过政治性格、
　　思想性格，一直到殷海光都是如此。这样的自由主义，只有在面
　　对着1个没有民主正当性又实施高压政策的政权，才能最发挥它
　　的作用，激发它去对这个政权做出批评。一旦政权拥有民主正当
　　性，比你更具有道德光环，这种自由主义就找不到批评的立足处
　　了。

民主的议题和自由主义的议题

张：但是，西方社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始终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
　　他们面对的也始终都是一些具有民主正当性的政权，是不是台湾
　　的自由主义还是有一些与西方自由主义不一样的特质？
钱：中国政治里，批评者作为以道德为本的反抗者，比如社会主义当
　　年作为1个反抗的力量，是最有力的，但取得政权后，就出现问
　　题了。我想，自由主义也有这个难题。东方的政治从来没有真正
　　自由主义化，从来没有摆脱道德而回归政治、法律，回归政治过
　　程，回到责任伦理与公共领域。东方的自由主义其实也从来没有
　　想到过，你自己面临的问题，真正是什么问题？自由主义作为批
　　评的角色，面对1个非自由主义的政权，你有很好的能力发挥你
　　的作用，实现你的道德勇气。但是当你面对1个不明显侵犯人
　　权、也实行民主政治的政权，你要干什么？你是不是就卸甲归田
　　了？可是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些老字号民主国家，到今天仍然有
　　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更有蓬勃的、推陈出新的自由主义思潮？
　　反过来说，为什么你面对1个政权，它不侵犯人权、也实行民主
　　政治，你就讲不出话来？那是因为对方那个政权真的完美无暇
　　了？还是因为你自己原来批评的立场太贫乏、太狭窄？中国的自
　　由主义，从“5．4”到今天，都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反省，包括中
　　国大陆今天的自由主义。你站的立场太小了、太窄了、太以眼前
　　的问题为考量点、太实用主义了。台湾最早的自由主义者对自己
　　的了解，只是追求主政的政权本身要变得更合理、要变得更容
　　忍、要变得更接受民意的监督。他们没有想到，政治权力本身就
　　是1个危险的东西，所以，你不要管主政的是好人还是坏人，不
　　要管主政者的政策是好的还是坏的，你要知道，因为他只是靠权
　　力就可以影响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你就要始终对他保持1种警
　　惕。举个例子来说，1990年代台湾要开始修宪的时候，很多台湾
　　原来的自由主义者，纷纷热情接受李登辉那套宪政的想法，也就
　　是总统直选。可是，我有1个基本的反驳，就是你对于统治者，
　　永远不要给予他太多的正当性或合法性。统治者拥有最高的正当
　　性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中国古时候的皇帝，那是天命，100%的正
　　当性。以后的民主政治，任何人经过选举的过程等等，你会有正
　　当性，但不会是天命给你的100%的正当性。可是台湾一直有这样
　　1个、我称之为很素朴的民主观念，只要你是经过选举，就是好
　　的，就是正当的，就应该得到全部的权力与信任。我说，不是这
　　样子的。我常常喜欢引用海耶克的1句话，他说，民主所能回答
　　的问题，只是政治的权威或政治的权力从哪里来？从选举来，人
　　民投票给你。民主解决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政治的权威，或政治
　　的权力，来自人民。海耶克接着说，自由主义的问题，问的不是
　　政治的权威或权力从哪里来，而是这种政治的权威或权力要受到
　　什么样的限制。今天假定台湾99%的民意用投票通过1个法律，要
　　求将爱滋病的患者统统消灭掉。虽然你有99%的民主正当性，但
　　是因为你已经超出政治权力所能够做的范围，你侵犯到了个人的
　　基本权利，这个法律注定是无效的。当然，这个是个极端假设性
　　的例子。可是，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自由派人士，这个观念无法理
　　解。台湾的自由派认为，台湾人当家作主，台湾人当总统，这是
　　很重要的1件事情。假如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是好的，你们不要
　　整天讲要限制他的权力呀。你看今天民进党的人，也很喜欢说要
　　“巩固领导中心”，我听了真是哭笑不得！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多么熟悉这句话呀！完全是翻蒋介石的版！张俊雄前几天说，
　　“公权力不容受侮辱”。这也是八零年代国民党政府整天讲的，
　　“公权力要有它的尊严”，太象了！

自由主义要建立1个尽量公平的体制

张：我记得有1位西方著名学者说过，政府是1种“必要的恶”。政府
　　是“必要的”，人类生活需要管理，不然会天下大乱，但它也是
　　1种“恶”，要监督它的权力，限制它的权力，不能让它滥用权
　　力。即使这个“必要的恶”是经过民主的程序选出来的，也并不
　　会改变它固有的“恶”的本质，所以，自由主义不能放弃对这种
　　“必要的恶”的批判立场。
钱：是的，我想中国人，不管台湾的中国人、还是大陆的中国人，在
　　中国文化影响下，对于政治权力的处理还是很陌生的，因为中国
　　人被压得太久了、太没有政治经验了。在权力斗争方面，中国人
　　很老到，有几千年的宫廷传统，但是真正把政治作为1个公共的
　　事物来处理，台湾人比较陌生，大陆人当然更陌生。国民党蒋家
　　当政的时候，虽然自由主义遭受强大的打压，但是它最“舒服”
　　了，因为它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敌人是谁。到了政治民主化基
　　本完成，台湾出现了有民主正当性的政权，到了台湾人“当家作
　　主”了，台湾的自由主义就迷失了。我是谁？我到底是干什么
　　的？我凭什么批评这个政权？到90年代以后，台湾的自由主义基
　　本上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你刚才提到的1个问题很好，就是台
　　湾的自由主义是不是可以象西方那样找到一些其它的议题？我个
　　人觉得有很多议题可以谈。自由主义1个基本想法是，在1个社会
　　里，每1个人的价值观、判断力都不一样，所以你要让每1个人按
　　照他自己的方式去生活，你要对他尊重。但接着的问题是，既然
　　大家这样不相同，那么我们怎么在一起共同生活呢？自由主义的
　　答复是，我们要建立1个尽量公平的体制。在这方面，我比较同
　　意大陆上秦晖先生的讲法。我自己会这么说：自由主义追求的社
　　会体制不是以自由为主要特色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在日常生活
　　中，很多个人自由项目必须受到限制，那个限制一定有道理，但
　　是自由本身没有办法说明这个道理。相反，在自由之外我们有更
　　基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让每1个人都去追求他理想的生活。
　　这类价值，才足以说明为什么自由重要，也才足以说明某些自由
　　项目为什么要受到限制。

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在大陆不可能复制

张：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或“自由
　　右派”与“自由左派”之间的争论，多少也跟这个议题有点关
　　系。作为多年来研究自由主义的学者，而且又是1个局外人，对
　　大陆思想界的这场争论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观察？
钱：我注意到这场争论。我想，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很关心的，是对于
　　政府、对于党有所期待，希望这些权力建立起一些有效的节制。
　　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希望做到这一点。可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建
　　立起这样1种节制？有1种说法，是我个人以及一些大陆自由主
　　义者都不能同意的，就是说你只要实行市场制度，就能达成这个
　　节制的目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如果没有1套很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跟相当的民意监督机制
　　（例如传媒）、社会自卫机制（例如工会）的话，去引进市场，
　　到时候就沦为权贵资本主义。菲律宾是很好的例子，印尼是很好
　　的例子，台湾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子。我知道九零年代初期，
　　中国大陆有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只要建立市场制度，用市场制度
　　的这种规范来对于政治权力产生一些节制、有一些阻挡，我看是
　　很难的的。我相信，政治势力将是第1批在纯粹的市场制度里获
　　利的集团。当然，在另一方面，我始终不太了解，新左派所谓
　　抗拒市场、抗拒资本主义、抗拒国际化，究竟准备抗拒到什么程
　　度？我的想象力有限，不晓得这种抗拒在今天的世界里是指甚
　　么？又该如何进行？这联系到其次1个问题：新左派的“左”，
　　究竟如何化为实际的纲领规划？这个问题，对自由主义也适用。
　　我觉得自由主义千万不要变成1种精英的论述，不要总是少数人
　　在那里讲自己关心的议题。中国大陆的问题，如果你从北京或上
　　海的知识分子看起来，言论的压制、舆论的控制等等，可能是最
　　严重的问题。可是，对于其它阶层、地区的人，他们所关心的是
　　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有一些大陆的朋友对台湾的政
　　治发展很有兴趣，他们问我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是怎么回事？我有
　　1个简单的答复，我说同样的过程在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台湾
　　的民主化过程是依靠1个很重要的社会矛盾为动力，就是族群的
　　矛盾。原来的外省人是少数，控制政权，下面有大量的本省籍
　　人士，是多数。这两股力量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始终没有办法调
　　节。当民进党出来，以本土意识诉求的时候，大量的本省籍民
　　众，在政治上处于劣势，经济上居于优势，立刻起来响应。民进
　　党之所以成长这么快，是因为靠他们非常明智地运用了这个族群
　　矛盾，很容易就起来了。中国大陆并没有这样的族群矛盾，当
　　然，谁都不希望出现这种矛盾。可是，常识告诉我们，每1个社
　　会都有矛盾，那你得告诉我，促进中国大陆民主化的主要社会动
　　力会是从什么矛盾产生的？作为1个对自由主义关心的知识分
　　子，你觉得这个矛盾能不能变成1个健康的动力来发展，推动政
　　治体制的变革？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化过程，在大陆是不可能复
　　制的。相反，我到大陆去过几次，觉得今天中国大陆的主要问
　　题，可能还是社会公平的问题。我在街上走，到餐厅吃饭，即使
　　在北京、上海那样的城市，不均之患我已经看在眼里了，何况沿
　　海与内地、城与乡之间的差异？我从北京回来之后，给大陆1位
　　“新左派”的朋友写信，我说你们那边的贫富差距比台湾、比我
　　所知道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严重，我觉得这是1个非常、非常严重
　　的问题，作为自由主义者，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要面
　　对，是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个社会的主要矛盾可能会在哪里出
　　现，而自由主义又能提供什么样的解决途径？如果能在这方面提
　　出完整的论述，那就有助于自由主义成为社会里活生生的力量，
　　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1个选项、成为人们思考的时候的1个参照
　　点。当然，这很难做到，我们在台湾也几乎毫无成绩。可是不这
　　样做，自由主义将永远只是1件精巧漂亮的书斋思想玩具。

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一对盟友

张：你是不是觉得，这场争论本身有一些脱离现实的成分？
钱：这场争论里有一些好文章、好论点，这点不能否认。这场争论反
　　映了中国社会里的1条潜在断层线，也是很明显的。这个意义
　　上，它并不脱离现实。其实，相对于台湾知识界的庸俗自满，我
　　很尊敬大陆知识分子还能这么认真地思考社会的问题。可是在我
　　的感觉上，这场争论多少不免流为1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式的
　　吵架。我这样讲，他们双方也许都会不太高兴。可是就我所见，
　　如果争论里双方的话始终对不上嘴，双方的情绪又很高亢激昂，
　　当然就只是吵架而不是争论。而我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争论的
　　双方都要抢占“道德制高点”，都要证明我的立场比你的立场更
　　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不是争学理的透彻、论证的严密、与现实
　　的相干等等。道德优越感，是论学、论政、做人的大忌。说来有
　　趣，同样的争论，我在西方没有看到过，西方的自由主义与新左
　　派没有这样对立的。可能他们彼此容忍，也可能彼此忽视。但请
　　务必注意，在西方，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也可以保持相当程度的盟
　　友关系，甚至统合在同1个人身上，形成思想的激荡。1个最好的
　　例子，就是哈柏玛斯；现在很流行的哲学家罗悌是另1个例子，
　　他同时站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立场，两边的东西都有，没有什
　　么好去分辨的。我注意到，西方自由主义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比较
　　大的是海耶克。他之所以被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注意，是很自然
　　的，因为在苏东国家共产政权解体之后，第1批上来的人，不管
　　是政府官员或知识分子，都是相信海耶克的。可是，自由主义不
　　是单独的一套理论，它是1种传统。海耶克在这种传统里有其代
　　表性，可是这个代表也有他自己的一些限制。海耶克在美国被称
　　为“自由放任派”，或“市场派”，或“新自由主义者”，显示
　　了他的一些限制。我自己比较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体制，或美
　　国的自由主义，象罗尔斯、德沃金这类的左派的自由主义。我的
　　理由很简单：相对于右派自由主义，尤其相对于新、老左派，包
　　括马克思主义在内，在资本主义与宪政民主体制之下，“平等的
　　人”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左派自由主义的说法最深入、完整，
　　照顾到了传统自由主义对自由与平等的关怀，也照顾到了这种自
　　由与平等需要有其真实的意义。左派的自由主义同时继承自由主
　　义与社会主义，发展了1个基本的立场：希望让每1个人获得自
　　由，让每1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可是之后的1个问题是右
　　派自由主义没有问的：怎么样让每1个人去追求他的人生理想？
　　社会要不要给他温饱？要不要给他教育？要不要给他健康？要不
　　要给他公平的机会？提供这些东西，都不是市场的责任。市场的
　　责任是其它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也同样很重要，但与这些东西无
　　关。扪心自问，如果我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我最关心的，可
　　能是大多数偏远地区的小孩子，有没有最基本的受教育机会？在
　　10年的时间里，我们能不能设法让识字率到达人口的90～95%？
　　在今天的社会里，任何人如果不识字，他有什么自由？除了沦为
　　政府权力、社会势力的操纵压榨对象之外，他的生命将会多么受
　　限制？我不相信财富可以重新分配这类说法，可是你必须让每1
　　个人获得基本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机会，这是我自己的自由主义信
　　念。为了这个目的，我们需要政府，需要1个有效能的政府去做
　　这些重分配的事情。所以，我不会跟海耶克、或无政府主义者那
　　样，认为政府只扮演极其有限的角色。我觉得一定需要政府的，
　　它是1个“必要的恶”，政府会做坏事，可是有些极其重要的
　　事，必须要由政府来做。我猜想，中国大陆的政府，行事的风格
　　虽然显得有点颟顸霸道，可是能力其实是相当弱的，很多讯息和
　　资源掌握不住、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很多政令也推行不下去。这
　　种情况下，最受苦的一定是社会里的弱势者，特别是教育程度低
　　的人。

张：或许，这样的观察，是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1个忠告吧？
钱：我对中国大陆的了解很粗浅、很表面，完全没有资格提供忠告。
　　但是，希望这些旁观者的意见还有一点参考价值。

〔原载《鉴知堂》。转载自《观察》2005.10.27；http://www.
guancha.org/〕

2005年10月24日既是昂山素姬（缅甸非暴力民主斗士，1991年诺贝尔
和平奖得主）被软禁在家整整10周年纪念日，也是联合国成立整整60
周年纪念日。

际此双重节日，旅荷缅甸民主社团（Burmese Democracy Community- 
The Netherlands），特地到海牙荷兰外交部上书，呼吁荷兰政府支
持哈维尔─图图呈交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书，主持正义，敦促安理会
全体成员一致通过该两位世界良心领袖出自良心的建议。

承蒙荷兰外交部官员亲切接见，欣然接受了请愿书，并进行了友好谈
话。

以下是请愿书与谈话的简要内容：

１、敬请安理会接受哈维尔─图图的报告书──那完全代表着缅甸人
　　民的最切身利益。
２、缅甸国内问题与周边邻国、东南亚区域、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与
　　发展息息相关，比如：缅甸制造的千千万万被拆迁的原住民、内
　　战难民、无家可归流民，逃亡泰缅、印缅、孟缅边境的70多万难
　　民，缅甸的走私、毒品、凶杀、艾滋病性病等等，都跨越国界而
　　泛滥成灾。
３、敦促缅甸军政府接受联合国多年来的多次决议，实现全国各党各
　　族大和解，恢复民选政府当政。
４、敬请联合国秘书长与其特使团，继续努力处理缅甸无法自理的各
　　项重大争端，并把问题核心呈报安理会。
５、敦促缅甸军政府勿阻止联合国与国际人道组织在缅甸的人道援助
　　工作──特别是在最需要人道援助的内战难民、被迫迁原住民、
　　无家可归的流民方面。
６、无条件释放昂山素姬与冤狱内的一切良心犯。

昂山素姬简介：

生于1945年6月19日。父昂山（Aung San）将军是缅甸国父（1947年
她两岁时被暗杀），母杜钦基（Daw Khin Kyi）是60年代初缅甸驻印
度大使。昂山素姬童年在缅甸、60年代在印度、1964～67年在英国大
学接受教育。1969～71年担任联合国秘书处秘书助理。1972年与英国
学者阿利士Michael Aris结婚。1973年生Alexander于伦敦，1977年
Kim于牛津。

昂山素姬1988年3月回缅甸探望母病，7月23日目睹奈温让位其部下，
继续进行变相独裁统治。因不忍见水深火热中的国人被一再玩弄而呼
天不应、唤地不灵，8月8日拍案而起，积极支持群众示威。军政府竟
然枪杀了上千示威民众。8月23日她挺身而出，在仰光大金塔下面对
50多万民众发表演说，义正词严，全国人民动容，民众运动此伏彼
起。9月18日军政府更换人马，并改称“国家法律与秩序委员会”
（ＳＬＯＲＣ；State Law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于是
24日全国民主联盟（ＮＬＤ；National Leaguefor Democracy）也勇
敢果断地成立，昂山素姬被选为秘书长。不久，ＳＬＯＲＣ军政府被
迫宣布“1990年5月27日举行公平自由的普选”，全国欢欣鼓舞。昂
山素姬走遍全国，先后进行了100多次演说，鼓励人民为自己的权
利，为国家的前途而无所畏惧地奋斗。

◆1989年4月5日，昂山素姬在伊江三角洲被军政府军队举枪对准，差
　点被杀。她视死如归，毫不退让。7月，军政府悍然把她软禁在
　家。国际特赦指出昂山素姬是良心犯。
◆1990年5月，就在昂山素姬软禁在家，军政府继续搜捕众多政治人
　物的恐怖气氛下，ＮＬＤ在普选中获82%国会席位。但军政府不惜
　翻脸，死不承认普选结果。
◆1990年12月19日，军政府催促她出国与病重丈夫、思母爱子3人团
　聚。因不准再回国，所以被昂山素姬毅然决然拒绝。
◆1991年8月10日，军政府修改法律，把昂山素姬继续软禁另5年，并
　切断电话与通讯甚至水电。10月10日，昂山素姬荣获诺贝尔和平
　奖，接着陆续获欧盟与其他国家的各项最高荣誉奖。全世界无限敬
　仰她爱国爱民、崇尚民主、热爱和平、勇敢顽强、不怕苦、不怕死
　的伟大精神。
◆1992年，昂山素姬捐献其130万美元诺贝尔奖金，全数作为健康与
　教育基金。
◆1994年元月21日，军政府宣布：在戒严令下再把昂山素姬软禁在家
　6年。
◆1995年7月10日，在国内外压力下，昂山素姬获得自由。
◆2000年9月23日，军政府以违反禁令擅自北上缅甸曼德勒（Manda-
　lay）为由，将昂山素姬、吴昂隋（U Aung Shwe）、吴丁乌（U 
　Tin Oo）等ＮＬＤ中央委员会成员共6人，全部变相拘留。
◆2002年5月6日，军政府又恢复了昂山素姬的人身自由，并宣布“以
　此结束国家民族的政治死结”。
◆2003年5月30日，昂山素姬车队在缅甸北部迪巴荫（Depayin）被军
　政府暴徒围攻，昂山素姬本人虽大难不死，其护卫与青年党员等或
　惨死或重伤。军政府逮捕了没被杀死的护卫与忠贞党员，并“保护
　性拘留”了昂山素姬，同时封闭了ＮＬＤ的仰光总部。
◆2005年10月24日，昂山素姬已经先后被软禁在家足足10年。

（作者貌强是S.H.A.N. & Burma's News Published by Burma's 
Chinese的主要负责人）

　　　　　　　　　熬夜

　　　　　　　　　身子陷在深深黑夜
　　　　　　　　　头颅已飞向远方
　　　　　　　　　熬红了的眼晴已与七彩晨曦
　　　　　　　　　打成一片	

　　　　　　　　　救火

　　　　　　　　　到处都是呼救的声音
　　　　　　　　　救火！救火！！救火！！
　　　　　　　　　我只有靠一双小小翅膀
　　　　　　　　　一次次从东海蘸水
　　　　　　　　　一次次洒向满山遍岭的野火
　　　　　　　　　风尘中传来
　　　　　　　　　庄子超然的笑声

　　　　　　　　　知识分子

　　　　　　　　　该夹时夹紧些
　　　　　　　　　该摇就摇起来
　　　　　　　　　好一条尾巴啊
　　　　　　　　　何时夹何时摇如何夹如何摇
　　　　　　　　　学问大着呢
　　　　　　　　　会不会夹懂不懂摇
　　　　　　　　　关系饭碗，关系碗中的丰俭
　　　　　　　　　关系着能否升天，何时升天……

　　　　　　　　　时间开始了

　　　　　　　　　地球在宇宙中
　　　　　　　　　中国在地球上
　　　　　　　　　广西在中国
　　　　　　　　　阳光公寓在广西
　　　　　　　　　我在阳光公寓里
　　　　　　　　　笔在我手上
　　　　　　　　　当笔尖插进黑夜心脏的时候
　　　　　　　　　时间开始了

　　　　　　　　　做人与坐牢

　　　　　　　　　我只想要回被骗走抢走的
　　　　　　　　　耳朵眼晴嘴巴
　　　　　　　　　我怕，好怕！
　　　　　　　　　怕也要做1个完整的人
　　　　　　　　　如果做人就得坐牢
　　　　　　　　　那么好吧，来吧

【注】昨梦一狱，受尽折磨，醒来一身冷汗。不祥之兆么，上天示警
　　　么？

（2005.9.3）

　　　　　　为了捣毁专制的铁门
　　　　　　寻求到真正的自由
　　　　　　我必须只有
　　　　　　先用脚拼命地揣
　　　　　　脚揣不开用肩撞
　　　　　　肩撞不开用木凳砸
　　　　　　木凳砸不开再继续想办法

　　　　　　总之
　　　　　　我不能在专制的囚牢中坐以待毙
　　　　　　在沉默和无可奈何中悄无声息地死去
　　　　　　我一定要爆发
　　　　　　要有所最激烈的行动
　　　　　　因为民主不是在等待和乞求中得到的
　　　　　　也不是靠专制的同情和怜悯所施舍得来的
　　　　　　而是必须只有斗争
　　　　　　在最激烈最轰动的斗争中才能有所推进

　　　　　　如这样还行不通
　　　　　　那就只有另想办法
　　　　　　也不排除暴力方式的最后选用
　　　　　　因为
　　　　　　你不这样
　　　　　　专制对你丝毫没有人性
　　　　　　就象当年蒋独裁清洗共产党
　　　　　　而你最后之所以选用暴力
　　　　　　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实际也是正当防卫
　　　　　　就象当年共产党为什么一定要暴力推翻蒋独裁
　　　　　　这同样是1个原理

　　　　　　或许你就在这种斗争中捐躯了
　　　　　　这也是民主的需要
　　　　　　更何况已有多少先烈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作为中华民主先进者联盟的发起人
　　　　　　你又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你或许说你的儿子尚在襁褓中
　　　　　　你的女儿才上完小学四年级
　　　　　　你年迈的双亲正等着你养老哩
　　　　　　你的正在忍受贫穷落后煎熬的
　　　　　　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们
　　　　　　正盼望着你来拯救他们哩
　　　　　　等等

　　　　　　可是
　　　　　　既然你已献身中华民主大业
　　　　　　献身于为十三亿同胞永恒造福的宏伟事业
　　　　　　现正身陷囹圄完全失去了自由
　　　　　　那就还是孤注一掷吧
　　　　　　更何况在历史上
　　　　　　已有多少先烈比你的处境更凄惨

　　　　　　冲破专制束缚
　　　　　　寻求真正的自由
　　　　　　正如鲁迅所说
　　　　　　即便用牙齿咬
　　　　　　也要做最后一搏

　　　　　　走狗　帮凶　奴才　胆小鬼
　　　　　　你们究竟还要关我多久
　　　　　　为什么连给胡总书记寄信的权力
　　　　　　也被你们剥夺了
　　　　　　你们还是人吗

　　　　　　（2005.7.21被监视关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