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江水暖鸭先知”
“6．4”后的中国，大批民运人士被监禁的监禁，出逃的出逃，一时
进入万马齐喑的红色恐怖时期，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也陷于有史以来的
最低谷。90年代初，我也只有埋头从事在理论上解构传统意识形态工
作，连续借官方出版机构，出版了一系列倡导民主、法制与谈判的理
论著作；同时在中共控制的报纸上，呼吁政治谈判与司法改革。如在
司法部主办的《人民司法》上，撰文《论中国律师制度改革》；在
《法制日报》上，发表《谈谈个体律师》，当时被称之为“招唤个体
律师诞生”之先声。我想：冲击言禁的关键在大陆；而在海外发言，
本来就是自由的。
时至1995年后，大陆政治气氛稍有缓解。首先是1场后现代意识与语
话的文化多元性觉醒：无论是从后现代主义的无体写作，到书法主义
的无体式书写的流行，乃至新写实小说的传世，处处悄然展示出1种
个性自由化对传统艺术价值，乃至艺术语话的解构与颠覆。那种试图
摆脱所以然框范的后现代文化的个性张扬，尤如民主墙时代的朦胧诗
与星星木刻一样，最先撕裂了意识形态的围堵。我当时颇有“春江水
暖鸭先知”之感。
恰恰这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我便不失时机地在海外发表了《葡萄美
酒夜光杯──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呼吁结束阶级对抗，实现政治
宽容，并影射“6．4”镇压，呼吁军队“保守做人良知，决不为狭隘
政治集团私利与意识形态而战”。也就是这封公开信，竟躲过大陆新
闻出版检查，被包裹在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为我公开出版的《赢：赢
新格局》一书里，成为结论。尽管后来这书残遭中宣部与出版署联合
封杀，但由于已在各地书店销售，对冲击中共言禁仍发挥了很大的作
用。对此当时的香港《明报》以《牟传珩新著被查封，出版社大地
震》为题，发表了专题新闻评述。
无独有偶，正在这时，著名民运人士王希哲、王丹、刘晓波等也公开
发表了一些呼吁书，如《反腐败倡议书》、《废除收容审查，保障人
身自由》、《保障基本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等；刚刚出狱不久的陈
子明、王军涛等，干脆提出组成民运人士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的主张。
时至1997年9月，中国政府正式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各地民运人士便进一步活跃起来。这年底，海外有人推荐民
运老战士魏京生获诺奖，国内著名民运人士徐文立打破沉默，发出了
1封公开信，提出不同看法。当时，文立通过孙维邦的妹夫秦林山，
给我也转了1封。林山是上海民主墙时期的老友，他当时认为：此信
不好，要我公开发表看法。我认为不妥，这将为民运内部纷争推波助
澜。但为大局计，我亲自写了1封劝导息争的信。托将赴俄罗斯留学
的陈增祥转文立，以作说服工作。也就是陈增祥此次去京与文立会
晤，带去了青岛的“广交友、不结社”活动方式。文立便在接受海外
媒体采访时谈及大陆民运方式是“广交友，不结社”。
这年早春，海外王炳章等人筹组民主正义党。炳章亲自闯关，推动大
陆组党被捕后，涉及了一些民运朋友，导致官方神经过敏。我虽对炳
章闯关壮举极为钦佩，但从策略层面上考虑，不赞成这样做，且觉得
有责任提出建议，故再次致函文立，表达民运刚有复苏迹象，不宜采
取激烈行动，导致官方过早封杀。文立同意我的主张，并将此信复印
了多份，寄往各地朋友。后来我将此信内容改写成《当前我们最需要
做什么的八点主张》文章，发表在海外电子刊物《大参考》上。全文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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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们最需要做什么的八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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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是社会政治斗争力量对比平衡和共同妥协的产物；民主制度
的内容则是社会共同妥协意志基础上的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制度、规则
与秩序的统一。当集权社会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时，是不可
能产生妥协与制衡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的。当执政者的反对力量还很幼
嫩就过早地释放能量，要求过高，盲动与冒险，就可能导致过早地被
击溃与扼杀。
时下，中国社会的民主力量，较之执政者的权力力量还相当脆弱，而
正在推行的社会改革，无可置疑地最终会导致执政者力量的削弱与分
化（无论执政党是否情愿，历史的发展是义无返顾的）。当前，从事
中国民主运动的正确方略，就是在力量对比关系还相当悬殊时，一方
面要力戒急躁冒进，首先保护好自己太弱的有生力量，尽量以自己较
小的资源浪费，来争取权利和赢得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参与、支持
和推动国家现行改革，促使一党专权的政权结构发生变化。当改革深
入发展到执政者由于自身的削弱与分化和民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而导
致执政者已无法驾控多数人意志时，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妥协民主时期
就会到来。因此，1个“共同妥协”的民主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
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
争来争取。但是新文明意义上民主政治斗争的性质，与旧文明历史
“胜者王、败者寇”是根本不同的。它不再是“你死我活”，一胜一
败为目的，而是以“共同妥协，大家都赢”为目的。如果我们大家能
就这一根本问题达成共识，明确我们是在为“实现社会公正而斗争，
而不是为了复仇而斗争”的原则，那么就完全有可能用避免暴力流
血，大破坏、大动荡的方式来实现中国社会从集权政治向现代民主政
治的和平转型。
中国改革开放已历时近20年，将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不
可避免地要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在这一伟大历史性剧
变的子夜，我们最需要做什么？
一、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尽快拿出全新的民主理念理论体系与可操
作的行为指南，昭示天下，规导民运，以完成民运从自发向自觉
的历史性转变。
二、以有良知、有胆识的知识分子为先锋，鼓励与带动他们率先以
“不结社”的群体形象公开站起来，完成从持不同政见者向建设
性反对派角色的转移。
三、以新崛起的中产阶层为骨干，广泛团结社会各界，以完成从单纯
的异议人士运动向全民民主运动的转移。
四、积极参与推动国家现行改革的深化发展，加强体制内外改革力量
的互动配合，以完成从彼此消积、脱节向积极合作的转移。
五、首先以大敢冲开言禁为突破口，全面带动争取与运用宪法赋于公
民的各项政治权利，以完成从坐而论道向付诸实践的转移。
六、民运自身应进行深层次的反思，疏理纷争，放弃私怨，以完成从
无序状态向有序状态的转移。
七、彻底摈弃对抗社会那种“你死我活”的对立意识，接受共存、共
赢、共达，“为大同，容大异”的新文明思维方式，在指导思想
上完成从破坏性立场向建设性立场的转移。
八、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平、理性、进取有度的正确方针，力戒激进、
盲动、急功近利等情绪干扰，确保大陆民运的健康发展。
中国民主运动能否从幼嫩走向成熟，取决于以上8个方面转变的质
量、速度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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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文立又将我撰写的《新文明宣言》及圆和双赢理论转向海外，
引起媒体的采访与报道。
这年两会期间，似有初春之象，民运人士动作频繁：徐文立上书要求
人大批准政府签署两个国际人权公约；丁子霖等56位“6．4”难属上
书，要求平反“6．4”冤案，罢免李鹏；上海杨勤恒、福建林信舒、
安徽沈良庆、浙江王有才等都上书人大，反对李鹏出任委员长；我也
公开上书新任总理朱镕基，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政治特区，该文
也在海外媒体公之于众。随后，方觉又发表了广泛为人关注的《民主
派纲领性意见》。
如此同时，青岛的燕鹏与几个朋友合伙办起电脑公司，开始利用便利
条件，通过国际互联网，了解世界动态，推荐海外民运信息及文章；
也将我的文章发往海外电子刊物。特别是当时的《民主论坛》、《大
参考》等海外电子刊物，对国内民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那之后，燕
鹏又为我配装电脑，传授上网技术。我突有如虎添翼之感。至此，大
陆民运的春天悄悄向我们走来。当时全国各地老中青异议人士，都开
始利用电脑网络，逐步恢复了联系。徐文立利用在京的政治中心有利
地位，向各省传送民运信息与文章。这年3月，北京徐文立、武汉秦
永敏、香港卢四清，在海外公开发表了《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主张
建立独立工会，秦永敏还在文立的支持下，筹办起《中国人权观
察》，用准刊物的形式，传达政治异议之声。紧接着“中国公民大同
盟”便在中国大陆宣告成立。之后，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魏小
涛联合推出了《公民权利宣言》，发起“公民运动”。那时，形势发
展之快，大有“春风又绿江南岸”之势。此时，大陆民运人士开始以
各种方式集结，协调一致，联合发出政治声音。我也参与了一些联合
政治签名活动，如公开信，呼吁书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总统
克林顿访华前，呼吁会见国内政治反对派代表和呼吁“保卫母亲河”
等签名，都有百人以上。
此外，我还以个人名义，发表了一系列致中共领导人的民间上书。最
为明确的信息是，这年中国政坛重量级的人物鲍彤，打破沉默，不仅
公开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且直接参与签名，呼吁克林顿访华会见赵紫
阳。甚至连胡耀邦的遗孀，都公开致函江泽民，要求重新评价胡耀
邦。至此大陆民运晓阳春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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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陈增祥被捕前后
这年早春的一天，“不结社”朋友薛超青来电话约我去他家。我到超
清家后才知，有个境外电话找我，要我去一处不被监控的公用电话接
听。电话是陈增祥由俄罗斯打来的。增祥说海外王炳章、王希哲、傅
申奇、庄彦等人，组建民主正义党，他询问我对此的看法。我当时鉴
于王炳章第1次闯关的教训对增祥说：你十分了解青岛“不结社”立
场，况且国内政治条件也不允许。我让增祥三思而后行，并特别叮嘱
他不可回大陆操作。此次通话后，约有半个月的时间，就有海外朋友
鼓动在大陆发展该党成员。但大陆朋友都比较清醒，所以很少有人跟
从。
正在此时，有1天孝柏等突然陪同从俄罗斯回国的增祥来到我家。我
吃了一惊，知他此次回大陆必有要事。为避免在我房间内谈话被监
控，便与他们一路外出，顺南山市场边走边谈。增祥告我他已加入正
义党，并在香港与王炳章、卢四清等出席过新闻发布会。他此次是受
炳章委托，作为该党特派员来大陆推动建党的。我与增祥尽管是20多
年的老挚友，但在大事大非问题上，从不受情所扰。记得当时我说
他：太鲁莽。鉴于他在香港的活动，我肯定他是带着尾巴回来的，处
境很危险，建议他立即离开；特别不易在公开活动的朋友圈内，搞什
么秘密建党，否则将导致珍贵的朋友资源受到严重损失。青岛朋友们
因都较尊重我的意见，除燕鹏帮助增祥打印了些材料外，其他人基本
没有卷入，增祥只在自己生活圈子内做了些工作。
果不出所料，增祥不久就发现他的家门口处，一直有辆白面包车在监
控、跟踪。我当时分析警方只所以没有动手，是想以他为诱饵，发掘
更多的人。那时正置“4．5”清明节，我照例提前几天去老家烟台，
为已故父母扫墓。我临生前忧心重重地嘱咐增祥，尽快摆脱险境，勿
抱侥幸心理。我4月2日回到烟台家中，4月4日夜里燕鹏亲自驾车带增
祥急赶烟台，找到我的住处告诉我，形势急转直下，继上海民运人士
杨勤恒被捕之后，武汉秦永敏被抄家、传询，今天又得获消息，北京
徐文立也被从家中带走。他们担心下1个是我，特意赶来让我暂避一
下。我望着他们两双诚恳、忧郁的眼睛，对他们不顾个人安全，乘着
夜色远道赶来，十分感动。我当即给他俩沏了杯茶，分析时局：文立
不至于出大事，我也不会有安全问题。我反劝增祥立即离开青岛，不
可大意。我送走他们又待了1日，为父母扫完墓，返回青岛。增祥留
下与我的联系方式，已摆脱了尾巴，远循他乡。
增祥一走，急坏了青岛警方。他们监控不力，丢了目标，肯定挨批，
故四处打探增祥去向，包括增祥的亲属、朋友、同学、邻居及一切曾
去过的地方，都不放过；还放出口信说，增祥本无事，是朋友们把他
吓走的；甚至他们派出我的旧识《青岛生活导报》记者宋某，以要采
访增祥为名，要我帮助查找，当即被我识破。
增祥离青后10多天，境外那些人不同意他外出，增祥便通过燕鹏来电
话告我，他无法出境，又不能久滞在外，只好回青。我告他回来的结
局是灾难性的。增祥说要直面政府，总比四处流浪好。我责备他对问
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他勉强同意暂不回来。
在那段时间，我们送走了去法国的朋友薛超青。我介绍他途经北京看
望一下徐文立，以便文立为他介绍法国的民运朋友。我与燕鹏等，亲
自去车站为他送行，相互泪别，知他此去很难再见。
1998年5月20日那天，我与几个朋友约在李协麟家中小聚，记得当时
有孝柏、燕鹏、小杜等，晚9点后，大家瞒天过海地神聊，协麟谈起
我的“圆和”说，戏称：你有圆学，我有搅论。圆能和，搅也能和。
于是我戏称他为“搅子”。这时，燕鹏的手机突然响了。燕鹏接听后
告我，陈增祥回来了，且就在不远处。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就觉得
要出什么事，大家紧急商议了一下，决定把增祥叫进来。增祥当时风
尘仆仆，消瘦了许多。他诉说了离走后被追踪和反追踪的经历，但出
不了境，日子过的很艰难，因而他铁了心要回来直面政府，由他们处
理。我们再劝他什么，都无济于事了。当天我们谈到很晚才离去。增
祥没走，便借住在协麟家里。
记得第2天是星期日，协麟陪增祥去大昆那里告别，大昆又来电话邀
我前去。大家中午在大昆那里吃了顿便饭，下午协麟陪增祥一道回
家。我与他们顺路，便一起搭乘25路小巴。在车上，增祥告我，他已
经给公安去了电话，说自己先回家与母亲、儿子团聚1晚，明早就去
接受处理。也许他当时还抱有侥幸心理，我望着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自知再劝他什么都是多余的。增祥与协麟早我1站下车，我预感到这
是最后一别，便用力拍了下增祥厚重的肩。他没回头，纵身与协麟跳
下车去，哪知道他这一跳，竟跳下了万丈深渊。当他抱着与久别的家
人团聚1夜之心回到家中时，从骨了里就蔑视人性与亲情的专政机器
部件人，早已守候在那里，一切的承诺，都成为他们诈捕目标的诱
饵。就这样，增祥当晚就被毫不留情地带走，身后抛下了白发上头
的老母和尚未成年的儿子。
增祥此去，在青岛“不结社”朋友圈子内引发了好大1场风波。当我
得知增祥当晚被抓、抄家的消息，心情极为沉重，立即将此消息发送
海外各媒体及民运朋友，继而又撰文抨击公安当局侵犯人权，同时联
络圈内朋友发出紧急呼吁，由燕鹏上网，引发很大的国际舆论。一时
间，海外媒体纷纷采访我，青岛公安当局随即也将锋芒指向了我。他
们在我的周围加强布控，并设专人跟踪。当时，海外朋友极为担忧我
的处境。但我深知我不出面，别人很难做这类工作。于是，我不顾朋
友劝告，就如同营救燕鹏那样，天天撰文，发消息，呼吁关注增祥命
运。那一时期，海外影响最大的电子刊物《大参考》，三天两头有我
写的消息与文章。
与此同时，青岛公安当局为敲山震虎，突然向“不结社”朋友下手，
于同年5月27日，突然查抄了李协麟的家，并于当晚将他带走。我面
对公安当局的威胁，愤怒不已，当天便悬腕书写了《质疑青岛公安当
局充当反人权急先锋》一文，在发向海外的同时，由燕鹏亲自交给市
公安一处1份。继而，我又为身患心脏病的李协麟，进行广泛的道义
呐喊，同时自费为两位蒙难好友聘请律师，进行合法斗争。为此，公
安当局恼羞成怒，随即向我的助手燕鹏开刀，不仅抄了他的家，还用
面包车拖着他转了1圈，恐吓、威胁他如不停止活动，就要把他送进
监狱。燕鹏面对威胁，毫不惧怕，公安当局只好又释放了他。但却以
李协麟当晚收留增祥住宿和抄过有关文章为由，强性拘留了他。当时
我与青岛公安当局情绪对立，剑拔弩张。我在1次与公安一处邵处长
谈话时，当面指控他们执法违法，明知协麟是“不结社”的朋友，仍
蓄意报负。
恰在这时，中国大陆最为敏感的“6．4”国难纪念日临近。我当机立
断，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为营救李协麟与当局直面交锋。我与朋
友们商量，如果当局再不放人，我们就借“6．4”这一特殊敏感之
日，去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主题仅仅是为了生命，进行人道主义救
援（因协麟身患严重心脏病，坐牢生命随时有危险，国际社会已对此
做过充分报告）。当时我从策略角度考虑，为达到释放李协麟这一简
单目的，最好双方都不要陷于僵局。为此，我希望邢大昆利用邵处长
经常找他了解圈内情况时，将朋友们要“6．4”静坐的消息传达给
他，争取矛盾尚未激化，就达到如期效果。“6．4”前夕，邢大昆按
我们既定的策略，约见邵处长。他们谈完话后，大昆说了朋友们要
“6．4”静坐。邵听后一愣，随即走去，随走随说：“吓唬谁，派50
个武警，俩人架1个就办了！”
大昆说：好，他们就要这新闻效果！
邵立即收住脚步，皱了皱眉，突然摆了摆手说：别，先别，等我向领
导汇报，研究研究再说。
大昆说：还有3天了。
真没想到，这步险棋果然下到点子上了。本来他们可以至少拘押协麟
1个月的时间，想借此挖掘到更多的东西。想不到才过了1天，他们便
通知家属，为李协麟办了“取保候审”手续。于是李协林意外地获救
了。青岛“不结社”朋友与公安当局的正面斗争，险胜了这一步。
李协麟获释后，燕鹏为了生计，也为了朋友们继薛超青出走后，能再
有1个经常聚会的场所，便出资在延安3路25路公交车站下办了个饭
店。大家又有了常在一起议论时局的场合。当时我为将面临审判的陈
增祥，在这里3次宴请律师。但他们面对青岛司法局的政治压力，都
不敢接手进行无罪辩护。陈增祥当时本是为正义党做出了牺牲，想不
到到头来是青岛“不结社”朋友们，东奔西走，并资助他的家庭。后
来增祥终因“不结社”朋友们多方营救无效，法庭秘密开庭，被以
“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
|
三、《“广交友、不结社”告启书》的反响
2002年8月31日，青岛市检察院位居第3的公诉人，在表达公诉意见中
称：牟传珩的“广交友、不结社”，实质上是他从事所谓民运的另1
种形式。是的，这是我欣赏公诉人口里吐出的唯一1句实话。
如前所述，“广交友、不结社”是我81年身陷囹圄，反思在中国这块
特殊土壤中，推动民主进程的1种“进可攻，退可守”，能有效规避
当局残酷镇压所谓非法组织的锋芒。我的这一主张，得到青岛朋友的
广泛认同，成为山东民运活动日臻成熟的1种特定方式。当时我们的
许多活动，都是以“不结社”名义进行的。1998民运晓阳春时期，海
外组党活动开始向大陆延伸，海外曾多次来人来电邀请我们参与一些
有组织的活动。增祥此来大陆，仅为其中的1例。我常常苦于向大家
刹费口舌，解释青岛朋友的“不结社”立场。我特别注重阐明，我们
的“不结社”不仅仅是从策略层面考虑，更重要的是我们经过这么多
年的反思，更倾向于信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而不愿拘于党派立场所
困。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不党”的说法。我在与朋友们的多次对话
中，逐步形成了我的“三不原则”，即“不结社、不依服、不对
抗”。当时为避免更多的口舌罗嗦，干脆与朋友们协商，以“三不原
则”为核心，书面表述我们的“广交友、不结社”主张，并公之于
众，就不会再有人来找我们结社组党。这就是1998年9月海外电子刊
物《小参考》首发的《“广交友、不结社”告启书》。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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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友、不结社”告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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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全球使用同一电脑网络和卫星技术的圆工具革命，建立在从圈地
己有到烟囱工业（浪费、污染、劳资冲突）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全部斗
争哲学、对抗政治和压制制度，携同封闭、围墙式的生活方式，正如
夕阳西下，无可力挽地在人们困惑的视线上走向没落。旧文明的历
史，正在向新文明的历史演进。
当今世界主权淡化，国界开放，阶级分野模糊，各种价值观念和平共
处。人权、民主、法制已成为全球多数人之共识。“尊重反对派、保
护少数派、实现个体自由”，应当成为当代文明社会所遵循的首要政
治原则。1个健康、文明的政府，必须容忍和接纳不同声音的批评与
监督，才能保持自身的廉洁与高效。任何社会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
的，都需要按人民的意愿不断变革，不断进步；任何执政者都需要建
设性反对派的批评与监督。正是基于这一信念，我们将信守“不对
抗、不依服、不结社”的3大原则，独特己见，立言为公，甘做无私
而“过”的建设性批评监督派。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以对抗为主题的时代哲学已经死亡，以合作为特
色的时代哲学悄然而起。创造性的思维与理论，是推动深层次变革的
策源地，我们将以思维方式变革为前导，共同致力于探讨新文明理论
及其社会实践。如果说对抗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不断划分对立阵
线，把同类“加工”成敌人的机器，那么我们则是要从事把敌人变为
朋友的创造性思考，以全新的视野、全新的意识、全新的理论，来观
察、思考与解释世界，回答现实问题。
民主制度的核心就是人民决择，即以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国体，决定
政府，选择政治精英。中国社会变革将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型，不可避免地要完成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多元、制约与
各种社会力量的平衡，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民主权力的合法
来源只能是一人一票；民主运动的真谛在于实现社会公正与大家都
赢，而不是复仇与专政。这就决定了它旨在为了争取包括对手在内的
大多数而斗争，而不是为了消灭对手而斗争；旨在为了“共同妥
协”、大家都赢而斗争，而不是为了相互对抗，一败一胜而斗争。我
们认为，自由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未来的社会谁试图用暴力、胁迫与
欺诈赢得更多，谁将输掉自己。
历史的前进是合力的结果。我们认为结社不是现阶段从事中国民主人
权事业的唯一形式或最好形式。那种将共同的民主运动简单地划分为
革命与改良的两种路线斗争，仍是在承袭对抗社会直线、对立、非黑
即白的思维范式和旧观念的话语体系。那种用“鸡毛能不能飞上天”
的旧意识来对抗旧事物是毫无前途的。我们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各
种力量应当相互尊重，和而不同，进行建设性的批评与合作，完成从
“肯定──否定”思维模式，向“肯定──肯定”思维模式的历史性
转变，学会借助肯定对方来肯定自己的思维艺术。我们充分认识到，
中国民主人权事业将是1个长期、难的过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
东，都没改变过你死我活的对抗社会本质。民主道路没有捷径，不能
凭一时激情、一怀豪气和1场运动来完成。我们将以持久、韧性、毕
业地献身精神，严格遵循和平地、理性地、公开地原则，既与盲动冒
进者保持不同，又积极、稳健地投身于社会变革的进程。在共同事业
的基础上，坚持以“同者为伍、异者亦友”的精神，与一切进步的社
会组织与个人，广交朋友，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
我们认为：21世纪的世界，将揭开人类从相互对抗，向“共同妥协”
演进的历史性幕帘。在这场新文明价值观所导演的历史性巨变中，每
个公民都是演员而不是观众。
为此，我们欢迎一切愿与我们结交、沟通、合作的朋友讨论、磋商任
何问题，以形成新文明社会变革的圆和力量，由点到线，由线带面，
由面成圆，圆圆相联，圈圈发展，共同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潮推波助
澜。
牟传珩及青岛“不结社”朋友
9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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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小参考》刊物在未解读文章精神内含的情况
下发表的同时，轻率强加了“放弃政治权利”按语，导致有人对国内
“不结社”活动方式的争议。为此，我们又不得不发表《关于“不结
社”书被曲解的声明》，该声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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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不结社”书被曲解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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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4月29日，我们发表了《“广交友、不结社”告启书》，但遗
憾的是，被强加了《放弃政治权利》的标题，发表在电子刊物《小参
考》第56期上，为澄清事实，以正视听，特发表以下声明：
民主运动是多元化、大家参与的社会实践，我们不该将“唯我独革”
的文革遗风带到民运中来，更不该在对《告启书》的真谛尚未解读明
白的情况下，便妄下断语。如果说“不结社”就是“放弃政治权利”
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无党派的独立知识分子，都要被枉扣上这顶帽
子。王丹外出后也表示不参加组织，是否也是“放弃了政治权利”
呢？难道朋友们真的不懂得“不结社”也是需要尊重的1种政治权利
吗？
我们重视捍卫政治权利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实际内容，而不主张盲目
套上形式，束缚手脚。试想在中国大陆现实条件下，有哪个结社可以
从组织名义公开争取民主呢？我们认为现阶段“广交友、不结社”，
更便于放手工作，结交朋友；更利于争取和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这
是我们长期来从事民主运动的经验、总结与理性升华。中国社会不民
主的1个重要因素，就在于缺乏一大批不依服任何政治党派的独立知
识分子，以群体形象，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难道朋友们没有感
悟，在两极对抗的世界里，“不结盟运动”也是1支不可低估的重要
力量吗？
我们不反对任何人运用权利结社、组党，反而对他们致以崇高的敬
意。但我们决不组党、结社，更不参党、参社，始终坚持独持已见，
立言为公的立场。我们十分尊重他人的权利，也希望他人尊重我们的
权利。从事民主运动的朋友，应首先加强自身民主意识与素质的培
养。我们真诚希望大家团结共勉，和而不同。
牟传珩及“不结社”朋友
19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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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个“不结社”文件，标志着中国大陆“不结社”运动，从实践
到理论，已走向成熟；就如同当年台湾的非党运动一样，逐步产生了
自己的影响。当时，不少国内、外朋友们打来电话，询问我们的原则
性立场，同时也得到了不少同仁的称赞。例如法国民联主席蔡崇国先
生，后来专门了解我们“不结社”情况，要在海外联席会上作介绍。
老蔡来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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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民联主席蔡崇国先生关于“不结社”的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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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牟、燕鹏：
你们好。很高兴收到你们的邮件。你们和这些教授的谈话真好。内容
固不用说，尤其是其形式。我们确实应该走出去，而且是以你们所采
用的这种形式：平静且平等的谈话，针对大家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从
“广交友，不结社”之原则的提出，到《新文明》网站，再到这种和
“体制内”的朋友们的讨论，可以看到的不只是你们的勇气和对中国
社会的责任感，而且是你们在方法上的创造性的想象力。12月8日，
海外各国的部分民运组织的代表将在德国召开第3次民运联席会议，
我会去，我希望老薛以个人身分也参加大会。虽然我知道你们在海外
的朋友很多，而且是没有派别之分的（这尤其好），大家都或多或少
地知道你们，但，在会上，我还是想将向朋友们介绍你们所做的事
情，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会议或给某个人？问候大家！
蔡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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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阳智囊成员之一──陈一咨先生，在1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谈到
“广交友、不结社”，又加了1句“广交友、不结社、多挣钱”，以
表达对这种形式的赞许。为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还特别约请了“不
结社”驻法国代表薛超青先生，专题介绍了，青岛“广交友、不结
社”的朋友群体。流亡美国的青岛“广交友、不结社”代表邢大昆，
还专门创办了以介绍我的“新文明理论”与“不结社”活动的《新文
明网站》，被称之为大陆首家民间公开亮相的建设性政治反对派网
站，但不久惨遭封杀，在海外引发包括“中国人权”、“记者无疆
界”等组织及各国媒体的声讨浪潮。当时有关报道如下：
１、美国之音报道：反动罪名封锁《新文明论坛》
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查封了据说是山东民运分子开办的，中国唯一1
个宣扬民主的网站《新文明论坛》，理由是它传播了反动信息。当局
还在搜捕该网站负责人。1个叫“记者无国界”的组织为此给中国国
家安全部长写了抗议信。总部设在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去年把
中国列入互联网的20个敌对国之一，因为中国对网上新闻实行检查。
２、“保护记者协会”星期四发表致江泽民的公开信
《保护记者协会》亚洲部负责人梅楠女士说：“中国政府目前网络信
息的政策应该取消，中国政府应该允许其公民在网上自由交流信息，
我们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新文明论坛》恢复活动，我们还要求中国国
家主席江泽民保证不要迫害《新文明论坛》的创办人牟传珩及他的同
事。”中国使用网络交流信息的民众日益增多，中国政府是否能够有
效地控制人们在网上的交流活动？梅楠女士对此表示：“我认为中国
政府不能完全有效地控制网上的信息交流，但如果中国政府继续监禁
在网上交流信息的记者，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他们江严格控制网上的信
息交流，我们担心人们就不敢在网上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互
联网也给中国政府提供了监视人们交流信息的有效工具，这也使我们
很担心。”
http://www.cpj.org/protests/00ltrs/China10august00pl.html
３、“中国人权”于August 11, 2000 12:48:02
据国内可靠渠道获知，中国大陆第1家由民运设立的网址：《新文明
论坛》，已于8月3日遭中国安全部门封杀。《新文明论坛》的注册人
辛文明正在被中国警方通过各种手段严密追捕，目前处境十分危险。
最近中国当局肆意清洗取缔网络言论，关押逮捕开放自由言论的网站
负责人，正在遭到追捕的辛文明，是继6月3日四川天网负责人黄琦被
捕后，又1个非常严重的案例。
《新文明论坛》是2000年4月29日设立的，主办该网站的是山东一批
民运人士，他们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的政治形式，在目前政治
极端压制的情况下进行民运的宣传和活动。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老资
格的民运人士，并曾经多次被捕判刑劳改，如民主墙时期主办《海浪
花》、《理论旗》、《志友学社》的牟传珩和主办《志友论坛》的邢
大昆。据了解情况的人介绍，《新文明论坛》是国内建立的第1个公
开的民运网站。该网站的宗旨是“传播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
类，双胜都赢的新文明理论”。该网站虽然仅仅设立了短短几个月，
据说已得到国内外各界人事的关注和好评。
《新文明论坛》是注册于百万网络公司，而百万网络公司属于北京的
百万庄园集团。北京安全局计算机检查处的警察，8月3日到北京百万
网络公司，查封《新文明论坛》网站，并查封了公司的其他ＩＰ，给
网络用户造成使用麻烦，众多用户十分不满，纷纷投诉。安全局警察
对百万网络公司宣布的查封理由，是《新文明论坛》发表的言论有反
动内容。据了解情况的人介绍，安全局的警察目前至少已经非法传讯
过百万网络公司的总经理3次，逼迫该经理交出《新文明论坛》的注
册人辛文明。截至发稿的北京时间8月7日白天，百万网络公司的总经
理又1次被安全局带走传讯。安全局的警察根本不听网络公司不认识
辛文明的解释，声称不交出辛文明，就要将百万网络公司整个查封。
据可靠消息说，目前中国安全部门的警察，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全力追
捕辛文明，因此辛文明的处境十分危险，随时有可能遭到警察逮捕。
针对中国政府的查封追捕及造成百万网络公司的瘫痪，《新文明论
坛》以注册姓名辛文明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科技网络上镇压
民众言论自由的权利，要求不应加害百万网络公司总经理李涛，停止
最近对全国网络公司的封杀取缔行动，停止对以辛文明的名字设立网
站的注册人的追捕，并表示《新文明论坛》正在国际国内朋友的帮助
下全力恢复运作，中国人权赞同并支持《新文明论坛》的合理要求，
已将中国政府封杀的《新文明论坛》部分内容，放到了自己的网站
上：www.hrichin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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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克林顿访华前夕北京之行
这年春夏之交，正值克林顿访华前夕，98民运晓阳春渐趋高潮。各地
民运活跃分子动作频繁，联名上书，发表文章不绝于耳。特别引人注
目的是，利用克林顿访华的大好机遇，呼吁美国总统会见中国民间异
议人士。
正在此时，这年“6．4”国殇日到了，青岛“不结社”朋友因协麟获
释，轻松了很多。但为了纪念“6．4”，约在燕鹏那里看“6．4”实
况录相。大家如往常一样，先到我家集合，然后由燕鹏驱车来接。但
那天我楼下突然多了一伙打扑克的人，大家并未在意。等燕鹏来车
后，我们一起说说笑笑向外走，妻起身送大家。我们乘上燕鹏的车开
出不久，燕鹏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妻打来的。妻已嫁我多年，也经历
了许多事，故而警惕性很高。她在电话中告诉我们：楼下那些打扑克
的全是“便衣”，他们见我们上车后，立即揪了滩子，乘上辆貌似出
租的车，尾随而来。燕鹏放下电话，从反光镜里一看，果然车后跟着
“尾巴”。大家都是见过场面的人，便兴致大起，说“涮涮”他们。
燕鹏的车便时急时慢，时停时转，耍弄的“尾巴”无所适从，常常被
甩出老远。好在他们知道燕鹏的家门，当晚他们一直守在那里，成为
大家笑谈、戏弄的对象。
事隔两天后的1个上午，几个朋友又聚在我那里，正恰北京文立来电
话，说希望我与他联名搞1个民运操作规则类的东西，让我起草。我
向来不愿卷入纷争，不想被人误解为哪一帮、哪一派的。我一向主张
民运内部应容大异，和而不同，所以无法起草1个统一的东西，让大
家认同。朋友们也不赞同我起草这样的东西。我常为圈内种种是是非
非而烦恼，为此蒙生1个念头，去趟北京，了解一下徐文立、江棋
生、任畹町等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想法，看有没有可能做些建设性的劝
说工作。可以说文立的那个电话，是启动我进京的直接原因。我决定
启程后，直接将这个信息传送到北京。
1998年6月10日那天，燕鹏知我要进京，很不放心，说要陪我一起
去。我对他说：结伙进北京目标太大，还是我个人以探友名义进京为
妥。其实我是担心燕鹏受我牵连。经我说服，燕鹏同意我个人去，他
千叮咛万嘱咐我一路小心，并特意给我留下点进京的花费。
当时我心里很清楚，我要见的那几个人，都是北京公安当局的重点监
控对象，特别是徐文立，只要我与他一接洽，其他的安排就无法继续
进行。所以我从技术角度考虑，把见文立安排在进京日程的最后一
站。
6月11日晨我抵达北京，先给朱锐打了电话。因她目标相对较小，且
又与北京各派系都有往来，也了解情况，由她出面帮我联系，是最佳
方案。这年5月她刚到青岛来看过我，遭到青岛警方骚扰。朱锐当时
因在501军工厂带头为争取工人下岗失业待遇，申请游行，在海外引
起反响，也算是个被监控的人物。我为避监听，电话里没说什么。朱
锐心里却很明白，放下电话，直扑火车站接我。
朱锐矮个，胖胖的，清晨显得很精神。她见到我说：北京很敏感，朋
友们都知你近期来京，你先到我接待外地朋友的房子住下，你的日程
我来安排。我与朱锐是老友，也没见外，便随她去了海町区安得里解
放军总后勤部的1处干部宿舍。这是1处套二住房，屋内干净、简朴，
丝毫没有女性气息，正屋中央放着1台复印机，很刺眼。我问她哪来
的？她说是文立的。她当时正用它为文立、江棋生、丁子霖等，还有
我复印各种信件、文件、信息，发往全国各地。我很严肃地对她说：
他们随时都会造访你这里。这很招摇，很危险。我让她立即转移。朱
锐认为我的意见对，答应尽快处理。
随后我洗漱了一下，朱锐随便为我搞了点早餐，我们吃过饭后，朱锐
说：江棋生已知你来京的消息，先与他见面怎么样？
“行！”我说：“由你安排。”
朱锐随即拿起电话，以自己的名义约见江棋生。我与江棋生曾通过电
话，但未曾谋面。这次我在1家小型餐馆里见到棋生。棋生高个头，
宽肩膀，眼睛挺大，脸盘棱角分明，人长的挺体面。他曾是人民大学
博士生，“6．4”时期被荐为学生与政府对话团成员，负责该校广播
工作，“6．4”镇压后被捕入狱，7个月时被免于起诉。我与棋生经
朱锐的介绍，彼此寒暄了几句，便直奔主题，彼此交换起观点来，谈
话内容，从1个角度切换到另1个角度，频率很快，话题一亮，彼此就
知道对方的立场，以至于朱锐在回来的路上对我说，“你们谈的那么
快，我思路都跟不上。”我与棋生的交流，尽管气氛友好，但在很多
问题上有分歧，特别是对徐文立与秦永敏的看法上，差异太大。这时
我觉得棋生与徐、秦的对立情绪挺大，致使我无法将问题深入谈下
去。这件事触动我思考变革社会，应从变革我们的思维方式入手，这
也就是后来好多刊物刊发了我的那篇文章《我们的思维方式应当变革
──人脑是社会变革的第一战场》。尽管那次我们谈话分歧挺大，但
棋生仍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的确是个很正派、可信赖的坚强战
士。
我与棋生谈完话后，正是下午。朱锐又马不停蹄地带我去北京民运内
部纷争的另一角，任畹町那里。老任大我几岁，尖脸，消瘦，戴幅黑
眼镜，目光深邃，是民主墙时期“人权同盟”的领军人物，也是文革
后最早被镇压的民运人士之一。后来，他又被两次抓捕入狱，号称
“三朝元老”。老任人挺较真，执着于一些内部分歧，善于揭露内部
“特务”，且极为重视“人权同盟”的那段历史，故是圈内颇有争议
的人物，以至于当时朱锐都不赞成我前去拜访。但那天我们交谈的还
不错。我希望他能利用北京地缘中心的有利地位，多做些建设性的团
结工作。老任很赞同，一再表示要加强沟通，只是谈到文立时，他仍
耿耿于怀。这使我敏悟到，北京这个藏龙卧虎之地，很难团结。我此
与老任接洽，最感新鲜的是，畹町夫人看上去很家常，但却能利用电
脑为老任打字、接发稿件等，很不简单。
当天临晚，我们回归朱锐那里。我对朱锐说，来京时间仓促，应利用
晚上的时间约见天津的吕洪来与河北的王屹峰，朱锐当晚就分别给他
们打了电话。正巧这晚刘青从纽约打来电话，朱告诉他我在这里，刘
青又找我，我们便聊起民运情况。
刘青当年是北京颇具影响力的民刊《四五论坛》发起人之一；北京民
刊“联席会”总联络人；1979年10月1日北京著名“星星艺术展”公
开游行二线指挥；后因组织魏京生庭审录音与传播，被劳教3年，获
释后赴美；现为中国人权协会主席。朱锐一直挺崇拜刘青，刘青也颇
关心朱锐。
当晚，吕洪来与屹峰没有赶到。第2天上午，洪来携妻一同赶到朱锐
处。我们彼此凝重地观望了许久，才将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我们相
别整整20年了。当年风华正茂的洪来，已是两鬓星点斑白，满脸刻下
了岁月的烙印。当年他与汤戈旦、刘士贤，可为天津民运的中坚力
量。如今，汤老早已撒手人寰，士贤也已远循他国，只剩下洪来孤单
单的1个人。洪来媳妇一看就是个贤惠女人，跟着他多少年来风风雨
雨，毫无怨言。
这天王屹峰来电话说，单位没请下假来，来不成了，说是以后要到青
岛看我。
我与洪来老友相遇，千言万语，聊个没完。他非常赞同我的新文明理
论，他在后来与徐文立创造的民主党刊物《笔谈》创刊号首篇，推荐
了我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应当变革》一文。
洪来夫妇在朱锐处住了1天，就要急急返津。我与朱锐送走他们，已
是来京第3天了。当时我还有心想拜会徐良英、丁子霖、刘晓波等，
但看看时间已来不及了，只好让朱锐约见文立，完成来京的最主要任
务。于是朱锐约见文立第2天去1家烤鸭店，文立应该明白是我来了。
接着朱锐又见缝插针，当天中午通知了早已约好的“美国之音”驻京
办事处主任──何宗安女士。她早就有心要采访一下北京之外的民运
人士及当地情况。此次她便约我与朱到1家中餐馆吃午饭。何女士戴1
幅很精致的眼镜，眉清目秀，干净利索，满身书卷气息。经朱介绍，
她与我握手、落座，边吃边聊了起来。她不仅问了我的经历、主张以
及青岛民运情况，还特别注重了解我对克林顿将访华的看法与要求，
希望她转达什么意见。我谈了希望克氏不仅关注中国市场，更应关注
中国人权，弘扬自由的普世价值观。何女士听了我的谈话，说要正式
电话采访我1次，问我何时回到青岛。我说明后天，她即与我约到3天
后上午10点。她说“美国之音”要做专题报道。
我们与何女士吃过午饭后，匆匆分手，正要返回，朱锐接到魏小涛的
电话，说是要与我见个面。魏小涛是魏京生的弟弟，也算是北京民运
圈的朋友。他与棋生较密切，不赞同徐文立。据朱锐说，他得知我与
棋生诸多观点不一致，特意想与我再谈谈。我当时明白，朱锐也是倾
向棋生和小涛的，但我却希望她能促进团结。记得那天下午，小涛约
我们在他家附近的1个餐馆，因大家都吃过午饭，所以小涛便从家里
搬来个西瓜，满头是汗。魏小涛瘦削的脸，挺干练，谈吐敏捷，对现
实认识比较清醒，但目光复杂，缺乏点理论素养。他谈话带有明确的
倾向性。我再次感到北京圈内纷争根深蒂固，恐很难和解。我当时只
想第2天与文立好好交换一下意见，即返回青岛，故已无心再深入话
题。我与魏小涛谈话不足1小时，就匆匆分手了。
朱锐处离市中心挺远，我们沿途倒了3次车，很晚才返回住地。那天
天很热。我一向怕热，浑身是汗。朱锐说要做饭，我便去卫生间冲
汗。恰在这时，电话响了。朱锐接听后得知，是魏小涛打来的。他说
要与棋生约我第2天中午吃北京特色火锅。我因第2天中午已与文立有
约，下午就要返青，故在旁边1个劲地对朱锐摆手，要她谢绝。但朱
锐千推万辞，对方就是不算完，一定要让我亲自接电话。因朱锐的电
话一直被窃听，我在那里从不用她的宅电，不想让北京警方了解我的
行踪。但小涛非让我接，否则不放电话。无奈之下，我只好接听。我
对小涛语气坚定地说，明天就返青岛，来不及赴约，多谢好意。小涛
只好作罢。接完电话，朱锐下了厨房，我进卫生间冲汗。我冲完汗出
来不一会儿，餐桌上已摆上了朱锐炒好的西红柿鸡蛋。我便擦着湿漉
漉的头发，重着还在厨房里忙活的朱锐说：“这下可好，我接了你的
电话，北京警方肯定知道我在这里。”
朱锐说：“管他呢？反正你明天就回去了。”
真是无巧不成书，我话音刚落，门外就有人敲门。我迟疑了一下，便
让朱锐出来，说有人敲门。朱锐吃了一惊，系着围裙就去开门，门外
立即闯进5、6个警察，为首的那个，瘦高个子，朱锐与他打过交道都
认识，是北京公安一处的1位科长。果然，警方上门了。当时我与魏
小涛通话也不过40多分钟。不知那是1种巧合，还是1种设计，公安怎
么会如此迅速？他们一进门就冲我而来，要看我的身分证件，并让我
收拾东西跟他们走。我愤怒地与他们干起仗来。朱锐担心在宿舍里闹
大了影响不好，便劝我冷静点，先吃饭。她要随我一起去。
为首那个警察见桌上刚做好的饭还没动，便劝我先吃饭再走。我哪里
还吃得下饭，草草咽了几口馒头，收拾好东西，随他们走下楼来。朱
锐随后锁了门，不顾一切地硬是要跟随一起去。她声称我是她的客
人，从她这里带走，她有权利知道人被押到哪？警方只好让她也上了
车。我们很快来到海淀区一处公安派出所。他们把我让进1间大会议
室。朱锐也跟了进来。警方立即转变了态度，和颜悦色地为我倒水，
并让朱锐放心，说他们就是想找我好好聊聊，让朱锐先回去。
朱锐走后，那个瘦高个警察对我说，他奉命办差，让我理解。又说他
看过我发表的好多文章，也知我考取了律师，说自己也在考律师，会
有不少共同语言。他对我说，他们也希望推动政治改革，但彼此应有
个底线，大家都不要碰。我仍严肃地向他指出，不给任何法律手续就
限制公民的自由，是违法的。于是他吩咐属下为我补办了个“留置盘
查”手续。他们询问我来北京干什么？我说探友。我反问他们，我有
什么违法行为吗？他们答不上来。他们又问我下午见过什么人。我不
愿告诉他们。恰在此时，那位科长的手机响了，是魏小涛打来的。小
涛询问我的情况，让他关照我。那科长对着电话说：老牟还替你打掩
护，不说下午见了你。我一听他们关系挺熟，下午的情况他们早就了
如指掌。事后听朱锐讲，江棋生曾责备说，怎么能打电话约老牟呢？
那个电话，我也觉得蹊跷。
那位科长放下电话，又与我聊起民运内部情况，他们话里话外，明显
褒魏京生，贬徐文立，非常露骨地挑拨离间。我是干什么的，他们那
套“小儿科”，在我这里纯系“瞎子点灯白费蜡”。末了，他才谈及
为什么要找我来，说是克林顿访华前夕，上面对我感到不安全，所以
要我立即返回当地。我说我本来明天也要回去。他说：“上面不放
心，让青岛警方来接你，国家出钱，还省了你的路费。”最后他又
说：“你以后愿意来京玩，我们出车陪你，但这次不行，对不住
了。”
“这是非法拘禁，劫持！”我愤怒地站起来说。
旁边1个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老牟消消气，这国家就这样，我们
也没办法，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我们是吃皇粮的，就为了这饭
碗。”
我瞪着他们谈了3点意见：（一）我拥有旅游、探友的合法权利，且
在京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二）对我的非法拘禁是严重侵犯人权；
（三）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保留进一步做出反应的权利。这时，
那科长见气氛不太融洽，便借机溜了出去，再没回来，余下5、6个
人，都说他们不管事，谈什么都白搭。临近晚10点时，警方让我在沙
发上躺着睡觉。我哪有睡意，仅半仰在沙发上生闷气。我想北京兴师
动众，多半的原因是阻止我与文立会谈的。
朱锐从派出所回宿舍后，便将此事通知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联络处
主任何女士。“美国之音”立即做了报道，引发“北京当局借克林顿
访华之机，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国际舆论。
我在派出所会议室不睡觉。那些看管我的警察，以为我没吃晚饭，所
以睡不着，实际上他们也想借机加顿夜餐，便派人出去买来好多品种
的份饭让我吃。我不吃。他们便一扫而光。我整整坐待了1个夜晚。
第2天上午8点多钟，朱锐借口我有忘在她家的东西来送，顺便捎了些
水果和1本书来。她走后我才发现，书中有张小字条和300元钱。她让
我多保重，说舆论和朋友们都知道了，他们不敢怎么样。
这天下午，青岛警方两位我不认识的克克勃，乘飞机紧急抵达北京接
我。他们为我买了当晚返青的软卧车票，由北京警方派车，使用特
权，一路通行无阻，车一直开到站台上，把我们送上了返青的列车。
当晚，我躺在软包车厢内，眺望黑蓝色的天空，追问“共和国”的列
车，何以劫持着人民的权利奔驰不止？
6月27日中午，列车抵达青岛火车站，老派克克勃田女人，带着辆白
色面包，正停在站台上，我一下车，她就老远与我打招乎。这时燕鹏
也来接我，正向我走来。
老田吃惊地问燕鹏：“你怎么知道老牟乘这趟车？”
我代燕鹏答：“你想知道的也太多了！”
老田对我说：“我们是来接你的，一起聊聊好吗？”
我愤怒地指责他们是劫持犯。老田说那是北京干的，不该他们的事
儿。
我说：“那好，让开。”我摆脱了他们，头也不回地随燕鹏走出车
站，打车回到家中。
这天下午，我奋笔疾书了1封致朱镕基总理的公开信《呼吁政府停止
因克林顿访华侵犯人权》。该信发出后，在海外反响很大，引发媒体
聚焦。1998年7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中国时局分折中心”主
编的《测试江泽民》一书，在题为《为外国元首访华侵犯公民人权》
1节中，引证我的公开信时写到：
中共因为外国元首或要人来访，就对异议人士加强控制，已经成
了1种惯例。但这次分外引起外界瞩目，而被拘捕人士的抗议，
也分外能引起外界的同情。例如青岛的牟传珩写了1份给中共领
导人的抗议信，流传到海外，广泛引起共鸣。信中说：‘6月11
日，我由青岛去北京探友，不料北京公安当局却于6月15日剥夺
了我的人身自由，由5、6人看守，随后又偕同青岛公安当局，将
我‘护送回青’。北京公安当局无法否认我享有旅行、探友的权
利，也承认我在北京并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而仅以克林顿即将
访华为由，指我‘名声大’，对北京‘构成压力’。他问道‘执
政者心态何必如此脆弱，竟兴师动众，滥用国家纳税人的血汗钱
（青岛公安人员为此紧急飞抵北京，又买软卧‘护送’我回青
岛，加之一日三餐，饭食饮料，许多人员工资，总起来至少也破
费了2、3千元）。我不知全国有多少这样的花费，如果能用于
‘希望工程’，用于解救工人失业和农业扶贫该有多好！”又写
道：“因1个外国总统访华，就无瑞侵犯国内公民的人权，是不
是也太媚外而压内了？是不是太重权贵而草菅公民了──也许我
孤陋寡闻，我不知江泽民先生访美，美国政府是否也以侵害公民
权利为代价，献过如此厚礼？”
“美国之音”驻京联络处主任何宗安女士，得知我已返青的消息，便
如约对我作了有关克林顿访华看法的专题采访报道。我再次借助“美
国之音”的电波，向全世界传达了我抗议北京警方的非法劫持行为。
这一事件很快影响到美国国会。事隔几天后，也就是6月23日，美国
国会佩洛德和沃尔夫议员等在国会举行两党联合记者招待会，会议特
别邀请了我及徐文立、丁子霖、林牧、王有才、邓焕武、林信舒、王
泽臣、毛国良9位中国国内异见人士代表，以电话录音的方式，参加
会议发言。大家一致要求克林顿访华，关注中国人权状况，促进中国
民主化改革，当时西方好多媒体都做了报道。
这之后，我的家门口便24小时有便衣轮流看守，公开跟踪我的行动，
即使买菜都决不放过。导致街道干部们都对他们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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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党筹组风波
1998年6月25日，浙江民运人士，“6．4”时期遭通缉的学生代表之
一王有才，偕同民主墙时期老战士王东海和朱虞夫、祝正明等，巧借
克林顿访华前几小时之机，公开宣布申请筹组中国民主党，开创了
“6．4”后之中国，公开冲击党禁之先例，结束了大陆民运仅仅是冲
击言禁、请愿、上书的局面，在中国当代民运史上，无可置疑地具有
里程碑的象征意义，引发国内外舆论的轰动效应。当时中共当局正忙
于接待克林顿，一时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然而，就在克林顿访
华结束不久，也即7月10日这天，浙江公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
罪名”，突然抓捕了王有才等民主党筹委会成员。消息传开，海内外
舆论哗然。国内19个省市民运人士紧急协商，立即共同签署了1封致
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朱镕基的公开信，呼吁当局停止迫害组党人
士。原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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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19个省市民运人士致江泽民、朱镕基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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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主席并朱容基总理：
惊悉浙江公安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将“中国民主党筹备委员
会”申请人王有才、王东海，及朱虞夫、祝正明、程凡、吴高兴、郑
玉林、余铁龙、王培剑、方笑凰、王强等持不同政见者强行拘押（除
前4人外，其余7人皆已释放）。对此，我们深感忧虑和痛心。惊悉15
日林辉又被逮捕。
不久前，江泽民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于今年秋
天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可是，浙江却发生
了这一严重侵犯公民政治权利的事件。浙江公安当局的做法与我国政
府承诺要“改善人权，增进民主”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故此，我们吁请中央政府督责浙江公安当局立即纠正这种侵犯人权的
错误行径，尽快释放王有才、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等5人。
与此同时，我们强烈抗议我国外交部长和外交发言人多次指称中国
“持不同政见者大多数是刑事犯罪分子”的污蔑和诽谤，提请江泽民
主席和朱镕基总理，责成外交部立即开展“扫除法盲”的学习，以增
强外交部公务人员的法制观念，杜绝在外交场合信口雌黄。
签名（排名不分先后）：
（陕西）林牧、张鉴康、杨海、傅升、郑保和、汤致平、马晓明、
高军生、马少方
（北京）周国强、江棋生、沙裕光、蔡键、杨靖、任畹町、马强、
高洪明、高峰、何德普、徐文立、朱锐
（湖北）秦永敏、陆中明
（四川）刘贤斌、欧阳懿、杨伟、文强、侯多蜀、秦礼尚、佘万宝
（浙江）毛国良、余铁龙、程凡、毛奇峰、毛庆祥、吴高兴、
黄海燕（女）王培剑、王杭立、王荣清、徐光、叶文相、
张耀正、朱春华
（辽宁）王泽臣、王文江、田晓明、张友嵩
（山东）牟传珩、谢万军、及“不结社”的21位朋友
（福建）林信舒
（重庆）邓焕武、何兵、陶建琪
（贵州）杨在行、曾宁
（安徽）王洪学
（江苏）樊百华、张玉祥、邵孝、王迎政
（天津）吕洪来
（上海）凌小平（女）张汝隽、姚振宪、周建和、李国涛、戴学忠、
韩立法
（吉林）冷万宝
（广东）潭力、黄志道、杨涛
（湖南）刘力平、金断武、张善光、胡卓毅、张帆、宋歌、唐基石、
冯建如、谢长发
（河南）王冰（河北）王屹峰
（内蒙古）丁贵雄
（甘肃）李大伟
1998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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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信发表的当晚，我又连夜撰写了1份《写给因行施组党结社合法权
益而面临公诉民运志士的法律意见书》，发表在海外电子刊物《小参
考》上。如此同时，海内、外同口一词，谴责浙江公安当局侵犯人
权。浙江警方惧于舆论压力，便与王有才等达成妥协，要求王有才等
停止进行组党活动为条件，借“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了他们。这可以
视为当代民运史上的1次小小的胜利。王有才出狱后来电话告诉我，
他不希望急于推进建党，我很赞同他的意见。如果当时民运朋友们能
够审时度势，步步为营，采取“意大利香肠”的谈判策略，守住已得
的寸土，不要轻易推进，也许是另1种局面。要知道在中国这块言禁
尚未冲开的板结化土壤里，还不具备正式公开操作反对党所必需的条
件，这是常识而不是卓见。后来的事实，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浙江
冲击党禁的信号已经发出，形式意义远大于内容。但不幸的是，当时
海外和北京一直有人批评徐文立的“缓结社”主张，导致一些朋友们
推进“急建党”。特别有人发出当局已开放党禁的虚假新闻，甚至在
媒体上发表中国的“宪政时代已经到来”的错误看法，造成不少省市
朋友盲目跟从。当时有些朋友认为我在山东操作建党，迫使我不得不
再次表明看守“不结社”立场。记得这年民运老友邓焕武碾转来青，
也与我谈起他不赞成“急建党”，还幽默地与我谈起，有人说“下山
摘桃子，其实是个气泡”的故事。
这年初秋，燕鹏接到山东民主党发起人之一刘连军的电子邮件，要约
见我，听听我对他们建党的看法。燕鹏约他到了自己开的饭店，我不
便拒绝，只好前去接洽。谁知那天，刘连军早已被公安盯梢，我刚进
饭店不久，青岛公安一处政治女警察杨海英便带领当地派出所警员，
封赌了燕鹏饭店，强行押走了刘连军。燕鹏上前阻止，双方发生激烈
冲突，我好不容易劝住了燕鹏，但不久燕鹏饭店还是被迫关闭了。此
事也在海外媒体曝光了。
1个月后，山东东平谢万军由于筹组民主党，遭当地警方监控与单位
迫害，北京文立发起声援谢万军活动，来电话希望我们能声援一下。
为此，燕鹏要代表“不结社”朋友，赴东平参与声援，但在临行的前
1天，突然遭青岛警方拘押。当晚，警方让家属到青岛水清沟公安派
出所送大衣，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正巧，那晚邢大昆在我家，我们
紧急协商了一下，便约了燕鹏夫人钟显业，一起赶到派出所，与青岛
警方交涉，要求立即放人。那天天很冷，我透过派出所的玻璃，看到
燕鹏正在屋里踱步御寒。当时负责看管燕鹏的是公安一处邵处长与他
的搭档杨海英。我们将邵叫到院里交涉，我询问他拘押燕鹏的理由和
手续，邵说执行命令。我便在派出所大院里声色俱厉地指责他们无法
无天，随意抓人。那天邵明显有些心虚，也不想争辩什么，也许他是
不愿在派出所里丢了他市局大员的面子，只是压低声音对我说：老
牟，我们会善待燕鹏。但却拒不放人。
我说：“好！你们没有法律手续，随意关押公民。我将与邢大昆在派
出所门前彻夜静坐抗议，直到放人。同时，我们将立即发布消息，呼
吁舆论关注。”
邵见我态度如此决绝，也不想把问题搞大，便说：“这样吧！我们请
示一下，看能否让燕鹏先回家。“邵说着返回派出所，约有20多分钟
后，邵便将燕鹏从派出所带出来对我说：“老牟，人我交给你了，但
我这是冒着风险的，希望你能保证燕鹏不要外出。否则我无法向上面
交待。”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保燕鹏出来。为了让邵好交待，我们承诺燕鹏明天
不会外出。当时我们已得获消息，北京徐文立已被监控，外地有关人
也被关押，故去东平声援谢万军的活动无法进行。
不久，朋友们从“缓结社”，推进到“急建党”，直接成立了津京民
主党党部与全国筹委会，形势随之紧张。记得当时四川民主党发起人
刘贤斌来青与我会见，我与燕鹏在香格里拉喝茶接待他时，青岛警方
便扑到了我的家门。我得获消息后，与贤斌在外面吃了顿晚饭，便安
排他急急离开青岛。
此后不久，中共发起全国性大镇压，先后将筹组民主党的各路主将，
抓捕判刑。山东谢万军被迫出逃俄罗斯，民运朋友资源损失惨重，中
国98民运晓春又1次陷于危险中。当时，东北参入筹组民主党得唐元
隽两次来青，我们都忧心似焚地谈到时局的严重性。记得法国国际广
播电台就民主党遭镇压一事，电话采访了我。我对这种倒行逆施，迫
害组党人士的行径，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同时传达了民主人权事业不
会就此止步的坚强信念。
正在此时，谢万军借道俄罗斯赴美后，不久便于海外民主党筹组领导
人王希哲产生矛盾。万军为壮大自己的声势，竟把山东“不结社”朋
友都拉进了他的建党名单，在海内、外广为传播，引起“不结社”朋
友们的一致反感。大家聚集一起，一致认为民主事业应以诚信为本，
尊重他人。我们认为有必要立即在圈内表态，与此种不真实炒作的作
法划清界限。为此，我又受大家之托，起草了“不结社”的第3个文
件，即《山东不结社朋友为什么不参加民主党》一文，再次明确澄清
和补充、完善了我们的“不结社”理论与立场。原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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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不结社朋友为什么不参加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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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民主党海外办公室，擅自将山东“不结社”朋友的名字列入
该当党名单。山东“不结社”朋友一致认为，为坚持原则，有必要由
被列入名单的“不结社”朋友，本着仅“澄清事实、不作评论”的原
则，联名发表“从未参加民主党”的声明，和由燕鹏、姜福祯发表他
们“从未有电话通知谢万军‘不结社’30多名朋友加入民主党”的证
明。由此而引发了山东“不结社”朋友为什么不参加民主党的疑问。
甚至有人以极其简单的思维，曲解山东朋友害怕中共打压，而要“撇
清”自己。我们处于与人为善的态度，认为有的朋友至今还不能清
楚、理性地了解“不结社”朋友，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阐述“不结
社”朋友的原则立场和不参加民主党的真实原因。
“广交友、不结社”是20年前“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后，牟传珩先生
在朋友圈子中提出关注、研究国家政治前途，渐进式推动民主进程的
行为方式，并取得了大家的共识，继而成为我们近20年共同信守的思
想基础。这一共同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我们于1998年4月29日发表的
《“广交友、不结社”告启书》中所倡导的，“坚持己见、立言为
公”精神指导下的“三不原则”，即“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原
则。所谓“不对抗”，是指我们从认识立场到行为方式都不与任何组
织、个人构成敌我对立关系。正是基于这一原则立场，“不结社”所
有朋友在从事民主运动中，从不介入任何纷争，从不攻击、指责他
人，从不排斥、否定不同意见。为此，我们还在《告启书》中谈到：
“我们认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应当相互尊重，和而不同，进行建设
性的批评与合作，完成从‘肯定──否定思维方式’向‘肯定──肯
定思维方式’的转变，学会借助通过肯定对方来肯定自己的思维艺
术”。所谓“不依附”，是指我们决不依附、屈从任何党派和社会势
力。这一原则就决定了我们不仅昨天不会、今天不会、明天也不会参
入任何党派、社团。为此，我们在1998年5月2日发表的《关于〈“不
结社”告启书〉被曲解的声明》中写到：“中国社会不民主的1个重
要因素，就在于缺乏一大批不依附任何政治党派的独立知识分子，以
群体形象承担建设性反对派的角色”。所谓“不结社”，也就是我们
不仅不参党参社，自身也不组党组社。这不是我们怕不怕中共打压的
心理原因决定的，而是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使然。为此，我们在《告启
书》中指出：“历史的前进是合力的结果。我们认为组党结社不是现
阶段从事中国民主人权事业的唯一形式或最好形式。”组党的直接目
的是要把人团结起来。但不组党就不能把人团结起来吗？事实证明，
“不结社”朋友，团结的比结社朋友更紧密。
这就印证了这样1个真理──共同的价值观才是凝聚人心的组织力
量。这正可谓“大象无形”是也。由此可见，“不结社”并不是基于
形势所迫的策略性选择。这也就是我们不参加民主党的真实原因和原
则立场。
以上是山东“不结社”朋友所坚持的3项原则。此外，我们不参党结
社还基于以下两点严肃的思考：其一、独立知识分子参党结社，往往
受到党派主张、利益和纪律等等约束，其立场的公正性和发言的客观
性会受到影响。我们从事民运一向都只对国家负责，民族负责或人类
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党、派别或个人负责。其二，组党结社就要建立
机构，设立领袖，产生组织权力，因而也就把本来是平等和谐的朋友
关系，变为上下级关系，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导致职务、地位等等不
可避免的纷争。这已为组党结社的社会实践一再验证。为此，我们宁
愿探索1种推动社会发展，争取民主权利的新方式、新途径，即以
“合作──协商”的朋友模式，取代“支配──服从”的组织模式。
我们从不组党组社、参党参社，但对他人组党组社，参党参社始终是
予以理解、尊重和支持的，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予无私的帮助。
我们尽管不赞同正义党的主张，但其成员陈增祥在大陆蒙难，我们全
力以赴奔走呼吁。李协麟先生并因此而被拘禁7天。山东“不结社”
朋友至今都在对陈增祥个人和家庭给予不断的帮助。民主党的朋友被
逮捕，牟传珩先生最早公开发表了《写给因行使组党结社合法权益而
面临公诉民运志士的法律意见书》，并多次为他们呼吁；燕鹏先生还
因将赴东平声援民主党成员谢万军被关押1天。直到1999年秋，大陆
民主党骨干已全部被镇压，形势极为严峻，牟传珩先生仍在接受法国
国际广播电台记者王路采访时，就民主党遭镇压为题伸张正义。而今
个别组党朋友为什么就不能以同样坦诚的心态理解、尊重和支持“不
结社”朋友呢？
山东“广交友、不结社”朋友始终坚持“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
无类、大家都赢”的政治理念，并致力于通过持久的、稳健的、理性
的斗争来赢得。我们希望大家“同者为伍，异者亦友”，相互尊重，
共同发展。
山东“广交友、不结社”朋友
2000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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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林牧先生的新文明通信
98年“6．4”前夕，各地公安为保一方平安，防患未然，如以往一
样，监控或带民运人士外出旅游。这年“6．4”前，西安民运人士傅
升，就是由公安出经费，陪同其来青旅游的。傅升来青后，即通过燕
鹏约我见面。记得当时我与燕鹏去了1家旅馆见到傅升。
傅升高个头，稍黑，腰板挺直，30多岁，显得满有朝气。他向我谈及
西安民运情况，带来了林牧先生的问候。我们也介绍了青岛的有关情
况。在谈到组党问题时，傅升说西安朋友，特别是林牧先生认为不是
时机。傅升走时，我向他赠送了我的《赢：赢新格局》一书，及《新
文明圆和宣言》等文章。
傅升走后，我们接待了从济南碾转来青的老僧人──慧真和尚。
慧真早年生活在国共两党割锯战的地区，深受暴力革命与阶级对抗之
害，解放后又历遭政治迫害，最终顿入佛门。“6．4”时期，慧真因
同情学生运动，被逐出寺院，流离失所，多经磨难，后经人介绍，来
青岛湛山寺挂单，继而转至青岛法海寺。这年慧真写了1封致中共的
公开信，反对对台文攻武胁政策，通过朋友转来，要我对外推荐发
表。我鉴于慧真的敏感身分，便与燕鹏、孝柏等朋友找到法海寺，想
动愿他先立稳脚跟，暂勿发表。记得当时法海寺正在内部修整，未对
外开放，寺内肃穆、沉寂，大殿、宽院加高高的银杏树，给人以佛家
净土的神圣之感。
我们找到慧真法师的禅房，只见他慈眉善目，一身僧老风范，令人颇
感亲切。当时大家初次相见，我们说明身分，彼此都不陌生。法师即
合十施礼，说等我们好久了，有缘总能相见。于是我们彼此交谈起
来。
自古有言：道家言无，佛家言空。出家人本应超脱凡俗，但慧真法师
不然。他崇尚大慈大悲当入俗普渡的观念，故颇关心时政，反对暴力
与对抗。我们的价值观如出一辙。但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我仍劝他暂
勿公开发表那封足以触怒中共的公开信，导致其无法在青岛立身。但
法师表示宁甘再遭迫害，发信之意决绝。我们只好答应遵嘱。临走
时，我将以《新文明圆和宣言》为主干的多篇新文明理论文章交给法
师。法师看完了我的《新》文，大为赞赏，立即认认真真地写来1封
信，通过当时我在律师界的1位同学好友──陈海洋律师转交给我。
法师高抬说，《新》文是“天才的思想家”表述的纲领性文献，应以
“文章千古事”的“执着与沉毅”，修改的尽善完美，并为此谈了很
具体修改意见，令我十分感动。
不久，慧真法师又远道来到市区，打听到当时在银河律师楼工作的陈
海洋律师，表达要见我之意。海洋不避1个女律师陪同僧人的行动不
便，专程送法师来寒舍与我促膝长谈。后来我们的交往，堪称佛俗间
沟通的典范。慧真法师以1个出家人的身分，反对“文攻武胁”台湾
的公开信，由燕鹏发在海外《民主论坛》公开后，果然不久又被逐出
青岛。临行前慧真法师来我处道别，我与燕鹏恋恋不舍地为他送行。
从此，法师又开始居无定所，浪迹天涯的生活。由此可见，在这个共
产国度里，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敢提出不同意见，结局是同样凄惨
的。我为此愤然不平，撰写了《一个现代“比丘”的不幸遭遇》一
文，发表在《民主论坛》和《大参考》刊物上。慧真法师被驱出青岛
后，于2001年春又来过1次青岛。正恰那时浙江范子良老先生蒙难，
被关进看守所。我特托法师有机会去浙江湖州时，代我慰问一下这位
不可多得的赤诚老战士的家属。结果法师果然不避风险，亲自探访了
范宅，了了我的心愿。可以说，是新文明理论吸引了法师，也是新文
明思想上的共识，架起了我与慧真法师交往的桥梁。
新文明理论，当时还导因了我与胡耀邦的前秘书──林牧老先生之间
的交往。1988年初夏，傅升携带我的《赢：赢新格局》一书及新文明
理论的有关文章返回西安后，交给了林牧先生。《赢》书是我系统表
述新文明理论的哲理性著作。林牧先生看后颇感兴趣，首次来信与我
沟通，探讨新文明理论的相关问题，由此启动了我与林牧先生的通信
交往。当时有两封通信是我们共同同意公开发表的，以便引起大家对
有关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当时的《大参考》发表了如下两封的新文明
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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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理论讨论通信（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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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对抗是不必要的，反抗是必不可少的
传珩君：
傅升带回你的《赢：赢新格局》一书，我一口气浏览了1遍，其他文
章，西安的中青年朋友看完后才送给我看。
从你的1本书已经可以看出你的思想体系，的确是新文明思维，是人
类社会政治观念的1个革命性的变革。我虽然年已70，但仍然是1个充
满激情的人。看了你的书，我激动不已。我相信中国和世界未来的格
局必然会符合你的设想。
不过，我有1个点补充意见。人类认识和社会发展的任何1次根本性或
革命性的变革，必然要有1个过渡阶段。人类社会由对抗到妥协的转
变，恐怕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基本点是：人类的共同利益
已经超过阶级的、民族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他的新思维对于基
本结束全球性的冷战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集团的、民
族的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惯性，忽略了国内和国际，狭隘民族主义的顽
固性和维持1个松散联合的强大国家的必要性，以至遭到国内人民的
抛弃。现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余波依然存在，而民族利己主义、霸权
主义，不是余波，而是相当顽固，因而，在局部范围，冷战并非结
束，对抗并非终止。特别是在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前南斯拉夫、
中国、朝鲜半岛，对抗还很严重。仅就中国大陆来说，人民对统治者
历来是宽容、妥协的。连崇祯皇帝那样的暴君，人民还长期表示惋
惜，对雍正、乾隆那样有作为的暴君，人民还加以歌颂。“6．4”以
来，我们这些民主主义者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呼唤宽容、和解、对
话，统治者那有一点宽容的意思。就是某些进一步退两步的微小的进
步，也是被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像挤牙膏似地一点一滴挤出来的。
由此看来，从对抗到妥协的时代革命性转变，必须有1个过渡时期，
在这个过渡时期，人民及其代言者，必须不倦地阐述和宣传宽容、妥
协、和解的理论和主张，同时也不能放松必要的反抗。对抗是不必要
的，反抗是不可少的。没有反抗就不可能由对抗的时代过渡到宽容、
妥协、和解的时代。
浙江问题，我和许良英两个浙江老头已对一些年轻人的做法提出不同
意见（指组党）。浙江的年轻朋友正在聚会研究我们的意见，商量善
后问题，就遭到疯狂镇压，半天之内拘押11人之多，1个未参加活动
的弱智工人也被开除公职，令人痛心。
你书中致世界公民的公开信很好。今年是《世界人权宣言》颁布50周
年，我们原来想搞1个致联合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名信，可否请你以
你的公开信为基础，突出人权问题。作一些修改补充，我们就无需另
行起草了。
问好！
林牧
1998.7.15
复信： 为“共同妥协”而斗争
林老先生：
拜读惠书，感谢您对拙著的抬爱。
您所提及的历史过渡阶段和人民反抗的思想很重要。
民主是对专制而言的政治概念；民主制度是社会政治力量对比基本平
衡的产物；而“共同妥协”和“大家都赢”的圆和新文明，却是我们
坚持走民主道路要追求的更高价值理念。妥协不能是单方面的，所以
我称之为“共同妥协”。民主的概念是相对的，而“共赢”是彻底的
民主和平等意义上的思想。社会在从相互对抗走向共同妥协的过程
中，要经历各种社会力量的斗争、制约、分化、组合阶段。我在《大
陆民运方略》一文中谈到：“1个共同妥协的社会，既不是坐等而来
的，也不是执政者恩赐的，而必须要经过积极、理性、稳健的政治斗
争来争取。”历史上，所有当权者都不可能主动对人民宽容与妥协。
而是在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发生变化过程中被动地做出让步的。但是，
我们决不能因此而重演“你死我活”的对抗性历史。新文明价值观所
言的全新社会变革，是“共同妥协”与“大家都赢”；为了正义而不
是复仇的社会运动。
今日世界，在圆工具全球化基础上的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文化多
元，已注定了“共同妥协”的社会新纪元必将到来。两极对抗社会的
结束，已经为此拉开了序幕。而冷战后的社会矛盾、认识冲突、行为
错乱，甚至局部动荡所酿及的旧怨新恨，恰恰正是新旧文明转换过程
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和负面反应。戈氏的“新思维”之所以能对结束对
抗社会产生推动作用，正在于它反应了这种时代要求；而他的失败，
并不在于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而在于他没有把那种思想转化为时
代文明和现实能量，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思路、方法与规则。
目前中国的政治专制力量，是对抗社会存续下来的最后政治势力，其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受制于对抗社会的传统框范，而且仍不肯向新
生的民主力量妥协。这一事实也反证了中国的新生力量还很幼嫩，还
没有构成足以迫使其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强度。因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便
开始急躁起来，导致行为上的盲动。我常把在大陆从事民运比作过
“地雷阵”，每一举步投足都要三思而后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大
家“雄赳赳”前赴后继地倒下（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这样
做），而是要带领大家以最少的代价走出“雷区”，保护和发展中国
的民主力量状大到足以影响全社会，能够迫使专权者接受“共同妥
协”的价值理念。那种仅仅看到社会矛盾日甚，而武断“你死我活”
式的革命不可避免的认识，末脱对抗社会的窠臼，其思想意识谈不上
革命性的转变。这实际上也忽视了理论的指导意义和政治力量的主导
与制约作用。
台湾的国民党也走过了从革命党到专制党的过程，最终却在民主力量
的不断壮大条件下，和平接受了共同妥协的现实。虽然国民党较之共
产党积极了许多，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共产党人在对抗社会走向没
落之时，为自己的政治前途着想，而被迫接受新文明变革的可能。何
况共产党内部也存在开明与保守的斗争，甚至不乏革新力量。共产党
的政治态势，同样受制于内部的力量对比。在中国，只要存在和平变
革的可能性，我们就不能放弃。民运的中坚力量应以对社会高度负责
的精神，尽可能采取节约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我们急
功近利，为浮躁情绪操纵，做社会运动的尾巴，政治精英的作用在哪
里？理论的指导意义又在哪里？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解决好我们的
指导意识。民主运动的出发点究竟是与共产党对抗？还是反应时代发
展的要求，推动全新的社会变革？如果仅仅是前者，我们就会降格为
对抗社会敌我两阵同等的政治立场。如果共产党至今固守旧文明意识
形态，坚持与民主派对抗，那么代表新文明的政治力量，则应站在更
高的出发点上坚持反对抗。只有这样理解“人民反抗”的思想，才能
化腐朽为神奇，拓开中国民主运动“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政治前途。
中国在实现民主化的过程中，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破坏性的对抗是
不可取的。共产党目前的不妥协，正在于她仍然是对抗社会的政治势
力，如果她不能适用时代的发展而自我更新，将被历史所淘汰；而民
主人士是合作社会的政治代表，所以主张和解、合作与“共同妥
协”、大家都赢。如果我们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也在穿旧鞋，
走老路，同样是毫无出路的。因此，我们应旗帜鲜明地确立以下政治
原则：为共同妥协而斗争，而不是为对抗而斗争。
最后，您与许良英老先生可谓前辈，理当在把握全局问题上发挥更大
作用。
以上意见，敬请教正。
顺颂
大安！
后学 牟传珩
199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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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理论通信（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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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信： 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
传珩君：
7月25日来信收到。看来，我们的讨论还需要进行下去。因为我对现
在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弄清楚。还需要在讨论中，在对方的启发下来解
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混不清的地方。
我这个人，既执着又不太固执。在维护大的政治信念和维护个人独
立、尊严这一方面是执着的──“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士可
杀不可辱。”在具体观点上是不固执的，是易变的。这可能同我的出
身有关系。我的政治观点，不是在学院里形成的，而是在政治操作中
形成的，是在极权体制下站在开明的领导人一边同顽固的独裁者作斗
争中形成的。因而，不受学派的拘束，更多的考虑到代表民意民心和
政治实践中的可行性。我不是空头理论家而是实践者。好评如潮的
《方觉纲领》，在我看来大多是难以操作的纸上谈兵。
我所设想的从对抗时代到妥协时代的过渡阶段。它的主要任务是初步
建立起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初步建立还是基本建成，我现在还看不
清楚）。说得更加直接了当一点，就是：有了民主制度才能进入妥协
时代；没有民主制度，统治者和人民之间，都不可能实现共同妥协和
双赢双胜。为什么会这样？主要由于在建立民主制度之前，政府、统
治者掌握和运用着强权，而人民、被统治者却处于无权受压的地位。
我没有见过或听过掌握和运用强权的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实质上的
妥协。当然，正如你所说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在分化，当力量对比不
利于统治集团时，他们也不得同人民妥协。是的，统治集团内部也决
不是铁板一块，我和鲍彤一类的人正是从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可
惜，你没有经历过中共的党内斗争。在中共党内宽容与残暴、人性与
党性、关心人民疾苦与不顾人民死活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比之与压
制党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加残酷、更加可怕。我个人就因为1965年参
加了胡耀邦在陕西省推行的以“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
经济”的为期百日的超前改革，受到长达13年的残酷打击，其中包括
两次入狱、两次群众专政、两次开除党籍，多次自杀和8年半劳动改
造。尽管这样，1978年12月和1979年1月我奉命多次去西单看你们的
“民主墙”，还要遵守党组织纪律，不敢同你们那些人接触，更不可
能同你们合作。
还有两点特殊情况：一是中国同前苏联不同。在前苏联，知识分子对
专制体制的反抗超过中国；赫鲁晓夫的初步改革，缓解了极端专制的
体制；资深的斯大林主义者大多寿命不长；因而戈尔巴乔夫、叶利钦
等民主派领导人可能脱颖而出。在中国，上有8老，下有邓力群等原
教旨主义势力，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夹在中间像小媳妇一样横遭折
磨，难以大展鸿图。
二是，中共的第三代领导人和第二代不同。胡、赵、万等第二代领导
是有现代意识的政治家，而且亲身遭受过旧体制的残酷打斗。第三代
领导人大多是不懂现代政治的技术官僚（70%是工科出身），而且除
朱熔基以外，在旧体制下一帆风顺，末受过打击。也就是说，他们是
在旧体制下受益而末受害的
既得利益者。乔石在他们中间是比较宽容的、开放的。但是，乔石也
是在被迫下台以后才于今年5月在广东省两次党内会议上发出了“官
逼民反”的呼声。
总之，我认为在尚未建立民主制度的过渡阶段，专制政府统治集团作
为整体不可能同人民“共同妥协”。但是，政府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民
主派或开明人士可以同人民“共同妥协”以至共同为改变专制体制推
进民主化而互相合作。
目前，工人要工作、要工资，要生存的斗争；农民反对苛捐杂税的斗
争日趋频繁、日趋激烈。连乔石都看出了农民和工人中可能发生动
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坚持“理性、公开、非暴力”原则的民主主
义者，是同工农运动拉开距离呢还是加以疏导呢？如果持前1种态
度，平民百姓会谴责我们是“假民主”或“贵族民主”；如果持后1
种态度，政府又会谴责我们煽动工农运动，危害“国家”安全（当然
是指他们特权者的国家）。对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我希望能听到
你的意见。
当然，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反对来自政府或来自民间的一切暴力行
动、恐怖活动。
我们的讨论希望能听到许良英先生的意见。
祝
暑安！
林牧
1998.8.5
复信：“共同妥协”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条件
林老先生：
近来因赶写“纪念民主墙20周年”回忆文章，复信迟了，见谅。
先生历经磨难，年逾古稀，仍坚持信念，执着无悔，真可谓“丹可磨
不可夺赤”。先生作为从中共统治集团分化出来的民主代派表，不仅
善于理性思考与探索，且更注重民主政治的实践性与可行性，尤为难
能可贵。有些朋友以为我是经院派学者，其实不然。我是在自己身为
布衣，坚持20年民主、人权斗争实践中，不断探索、反思，特别是在
把握社会发展趋势，注重研究当代国际风云变化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系
统理论与观点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理论体系可以一劳永逸，成为“放
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正的理论，总是在充满矛盾、挫折和驳难
的颠簸过程中成熟起来的。而且理论的生命力正在于对时代不断提出
的挑战做出回应，和在与不同观点的讨论中丰富发展自已的。正是从
这一意义出发，先生主张“在对方启发下解决自己认识上的矛盾和含
混不清的地方”是颇有见地的。这也是使自由的思想与理论充满活
力，永葆开放、发展状态的前提。
先生的此次来信，涉及了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我们多有共识，也有分
歧。但这些分歧并非是几次通信所能解决的。好在我们来日方长，容
后徐磋。在此，我仅就几个主要问题，随便谈谈自己的看法，也算是
抛砖引玉吧！
首先，先生提及“没有民主制度，就没有共同妥协”的观点。这便涉
及如何理解现代化的民主制度与共同妥协的实质与相互关系问题。大
家都在谈民主制度，但有些人并未领悟其精髓。其实从社会管理的角
度理解，人类在如何产生权力、行使权力和约束权力、保障公民权益
的道路上，付出了血的代价，民主制度就是这一探索过程中的阶段性
成果。民主制度实质上就是体现国家集合意志，确保“主权在民”价
值理念落实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规则、制度与秩序的统一。由此可
见，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要形成“主权在民”的国家集合意志，而不
是一党一派的意志。那么怎样来形成国家的集合意志，这就涉及到民
主制度得以建立的条件问题。在主要借助各种政治组织力量推动历史
进步的当代社会，国家集合意志形成的前提，就是决定国家政治走向
的各主要竞争力量对比关系的相对平衡。正是由于这种对比力量相对
平衡，大家才能真正坐到谈判桌上，用协商的方式，达到共同妥协，
形成集合意志。而社会主要政治力量对比关系悬殊时，一方旨在吃掉
另一方，是不可能产生共同认可的规则与制度和共同遵守的社会秩序
的。
在此，我们还应把历史阶段意义上的“共同妥协”时代，与政治意义
上的“共同妥协”现实区别开来。所谓“共同妥协”时代，是指对抗
社会结束后，社会指导意识发生从对抗谋利到妥协谋利的战略转变，
和社会关系从紧张走向和解的发展阶段，是民主制度走向全面成熟的
自然结果。而政治上的“共同妥协”，是社会相互冲突的政治力量，
由于不可能消灭对方时而相互承认与共处。通常表现为通过谈判与协
商的方式，解决分歧，和平竞争。这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本条
件。人类几千年的对抗性历史，都是暴力选择变革的历史，是以政治
力量强弱对比决定胜负的历史。当1种暴力的强度超过了统治暴力，
便取代了它的合法性，冲突力量之间只有胜负决择，没有“共同妥
协”可言。现代中国不就是国民党意在吃掉中共（称共匪），共产党
意在吃掉国民党（称蒋邦），何谈共同认可的民主规则、制度与秩
序。假如今天的国民党能与共产党“共同妥协”，治理国家，开放言
禁、党禁，大陆民主运动阵营便可成为第3种制衡的基本政治力量，
有利于形成集合意志，导致民主制度的建立。目前，大陆民主运动已
历时20多年，它作为“第3种政治力量”已初见端倪，将为中国的多
元化政治格局敲定基架（当然还会有其他力量参与其中）。由此不难
理解，民主制度来源于国家的集合意志，而国家意志的形成，又是以
政治上的“共同妥协”为条件的，民主制度正是社会力量共同妥协政
治层面上的现实。
我注意到时下流行1种革命与改良两种观点的分野，特别在海外尤
甚。但有的文章把宽乏意义上的革命一词与狭义上的革命一词混淆，
或者说将哲学上的革命与政治上的革命混淆。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革
命与改良的两派都将思考的对象限定在对抗社会的现实条件之上，用
简单、直线、对立思维来刻意加大这种分歧，而不是从时代发展的角
度，用新视野、新观念来思考、判断，所以给出的结论往往简单化
了。
在对抗社会已步入穷途的当代社会，以浪费、污染、工业废渣和劳资
冲突为特征的烟囱、围墙工业社会，已难抵以电脑、卫星为标志的全
球圆工具同步转动所带来的信息革命、知识创新和经济连动过程中对
意识形态冲突、阶级分野对立和集中、等一、强制条件下工业秩序的
冲击。今天的工厂可以是开放的，流动的；办公室可以家庭化；企业
的社会化和股份化（真正意义上的），也将大大缓解劳资冲突。这是
我多年前撰著《赢：赢新格局》一书所持的观点，今天越来越看的清
楚。中国目前的分配不公，社会腐败，工人不满，农民积怨，正是共
产党人拒绝政治变革，顺应历史发展的社会反应。1个全新的社会，
一定要体现利益均得，“大家都赢”，通过保护和发展更多的有产者
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并通过主导劳资双方妥协与合作，借助发展
企业来发展双方利益。而不是搞“阶级斗争”，政治对抗。
其二，先生持“统治集团作为整体是不会向人民做实质性妥协”的观
点，并以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和至今不向人民妥协为据。我想再把问
题展开谈谈。我一向认为历史的进步是合力的结果，我们应坚持用发
展的眼光看待问题。关于共产党统治集团能不能最终接受“共同妥
协”，应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折，给出的结论才不至于流于简单化和绝
对化。在上次通信中，我已提及不仅在东欧存在统治集团接受“共同
妥协”、和平变革的例证，台湾也曾独裁的国民党，也在民主压力面
前走向妥协。还有南非的白人统治，也在黑人的积极政治斗争中接受
了妥协的现实。即使在对抗时代，也产生过英国的“妥协宪法”，日
本的明治维新。由此可见，说明一切专制集团都不可能发生变化，接
受“共同妥协”的结论至少是值得怀疑的。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
看，当今对抗社会的政治基础已发生变化，民主大潮已势不可挡，少
数人说了算的局面已不可能长期维持，不再是统治集团能不能最终接
受“共同妥协”的问题，而是什么时间，在什么条件下接受的问题。
这也是我们现在最需要认真研究的中心问题。
我始终坚持政治上的“共同妥协”局面，一定要用积极、稳健的政治
斗争来争取。当代中国的统治集团在人民的不断斗争中，实际上已在
民主与人权方面处于节节退却的守势（尽管还有反复）。我分折共产
党人能不能最终接受“共同妥协”、和平变革的现实，取决于3个前
提条件：其一，国际民主化大潮发展有多快，能在多大程度对中共造
成外部压力；其二，国内民主运动的发展、壮大有多快，能在多大程
度上影响国家的政治生活；其三，共产党内的改革与保守力量对比关
系的变化。据我所见，共产党集团内部的力量变化可以导致以下4种
政治前景：其一，党内改革派力量日趋发展壮大，能够主导政治决策
和组织路线，走向政治“共同妥协”的可能性就会增大；其二，保守
派借经济改革失控之机，主导政局，政治高压，矛盾激化，导致人民
起义，最终被“共同妥协”的大潮所淘汰；其三，党内由于路线斗争
激化，导致政治分裂，改革派与民主力量良性互动，保守派必孤掌难
鸣，最终不得不接受“共同妥协”的现实；其四，党内派系斗争势钧
力敌，相互牵制，以稳定为前提，基本保持政治现状。目前中国正处
于这种政治上的停滞状态。但这种情况只能是暂时的。由于历史总是
要发展的，中共党内无论如何变化，最终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共同
妥协”的政治前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了半个世纪，谁也无法消灭
谁，最终还是要走向谈判桌，接受“共同妥协”的现实。中国民主运
动当成为第3种政治力量，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举起反对抗的旗帜，
超越两阵对垒，“你死我活”的历史，成为主导共同妥协，全面和
解，大家都赢的代表性力量，为实现1个政治上“容大异”的社会制
度而斗争。当今国际民主大潮一浪高过一浪，国内民主力量一天一天
壮大、成熟，旧的统治功能不断萎缩、势力分化，力量对比越来越有
利于民主派。从形式上看，公开站出来的国内民主派不过百来人，还
很脆弱，但每个人的身后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可谓牵百连千。而共
产党貌似世界人数最多的政党，其实大多离心离德，相当多的党员在
思想上已站到民主派一边，只是由于政治摊牌时机并未成熟。此外还
应注意，作为传统马列主义政党的中共，正在向后共产主义时代经济
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权能党脱变，其精神支柱彻底瘫塌，经济行为与
政治行为处于无法摆脱的矛盾之中。因此，只要我们坚持正确的政治
路线，为“共同妥协”这个鲜明的目标而斗争，采取积极、稳健的斗
争策略，力戒急躁冒进，善于保护和壮大自己，催化对方，就一定会
为“共同妥协”创造好力量平衡的现实条件。
权力的更替与制度的变革是有联系的，但不能等同。前者只要力量对
比一胜一败便可解决；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则需要力量的制衡与妥协才
能完成。我们追求的是真正民主制度的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权力更替，
所以必须以“民主无类、大家都赢”为理念。我想当代中国民主制度
的建立，勿需以从整体上消灭政治反对派为代价。另外我在《赢：赢
新格局》一书中列有专节强调，不能与强盗“共同妥协”。特别是对
那些负有血债的历史罪人，应依法惩处，这不属于政治上的“共同妥
协”问题。
其三，如何对待群众运动问题。从总体上讲，群众运动是社会矛盾的
产物，但并非一切群众运动都能反映变革的要求。如俄罗斯与东欧都
发生过怀旧性的群众运动或狭隘民族主义群众运动。在我国也存在敌
视市场经济，主张平均主义的群众倾向，甚至可能发生像当年共产党
人煽动的那种哄抢、打劫式的群众运动。因此，我们对群众运动所持
的态度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想我们应义无反顾地成为伸张社会正
义，争取合法权利，推动时代变革，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群众运动的
促进派。我们如何对待群众运动，既不能看统治者的脸色，又不能盲
目随和群众消积情绪，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要依据自己的理性和时
代发展的要求给出判断，采取行动。此外，我一向不赞同那种用“鸡
毛能不能飞上天”的观念看待街头群众运动的作用，而忽视社会结构
成熟与否。中国历来是群众运动频繁的国家，但至今都没有走向现代
化的民主道路。可见如果没有“共同妥协”的社会条件和能够转化为
制度的文明理念，再多的群众运动，都不过是黑熊拌玉米，难以使自
己争取到的权利固化下来。
最后，以“共同妥协、全面和解、民主无类、大家都赢”为核心，始
终保持发展与开放状态的新文明理论体系（也即托傅升带去的《新文
明圆和宣言》《摧毁人脑监狱──二合出三新思维》《四权五化》等
文章为基干），不仅是在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反映变革要求，体现人
类共同利益与愿望基础上形成的，而且是在吸取我国“天人合一”、
“宽容”“兼爱”、“普遍和谐”丰富精神资源，结合西方“民主”
“人权”“法治”思想，以及当代知识创新过程的科学、文化新成果
三为一体，综合发展起来的。它将最终成为对抗社会走向崩溃过程
中，调处政治纷争，弥合阶级裂痕，实现社会民主，凝聚时代精神的
整合理论。其前瞻性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现出来。从历史发
展的趋势看，那种旨在根除矛盾，消灭差别的“大同世界”未免虚无
飘渺，而1个包容差异，融纳冲突的“共同妥协”社会，却完全可以
通过人类的积极政治斗争来争取实现。对此我充满信心。
以上意见，信笔写来，聊以作答，不妥之处，敬请赐教。我同样希望
在理论的争鸣与驳难中发展自己！
顺颂
康泰！
后学 牟传珩
1998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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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两封通信，反映了当今中国大陆民运思考的方向性问题，颇具
现实性，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许多朋友来电话或来信，对此类通信
表示极大的兴趣，这也是后来邢大昆干脆办起《新文明网站》的原因
之一。大昆流亡美国后，曾1度积极向外推荐新文明理论。这可从老
民运战士陈立群与陈二幼的来信中得到印证。但我认为借助争论的方
式，比采取推销的方式要好，何况我不认为现在还有可以统一所有人
认识的一面旗帜和1种理论，故专此给他们回信，提醒他们，勿搞不
适当推崇。记得我当时给他们发出了如下电子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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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昆、二幼、立群关于新文明理论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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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昆、二幼、立群：
才读到来信，复书迟了，见谅！二幼、立群出语“俏皮”，颇觉亲
切，大有相见恨晚之感。立群也算老朋友了，只是未曾有幸一睹“芳
容”，甚憾！不知何时如愿？感谢二幼为我们介绍新朋友。
大昆对我抬褒有加，做了不少新文明理论“推销”工作，实令人感
动。理论虽需传播才有意义，然不可任意拔高，建立在要人崇信的基
础上。理论不同于宗教，是靠人们从认识的立场出发，借助怀疑、分
析与批判获取知识来完成的。青岛朋友之所以比较认同这一理论，是
因为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抬杠”和争执。海外朋友多不用心于
此，勉强他人接受，反而适得其反。各种主张本来就是智者见智，仁
者见仁的事，更何况今天已不再是1面旗帜统一天下的时代。我们应
有“同者为伍，异者亦友”的胸怀。这是我一再申明的观点，望大昆
切切！
目前，中共精神支柱已经倒塌。新文明理论只是提供了1种研究全新
的社会变革发展方向的理论框架，如果思路不错，那么它需要大家共
同探讨、补充与发展（大家完成），而不是急于装饰门面。我一贯倡
导全新的变革要有全新的形式，“广交友”朋友是1个圆圈，无始无
终、无头无尾、无主无从，共成合力，切勿突出个人。我曾有意与同
仁们建立“新文明理论研究会”，这是集合大家共同完成理论准备的
最好形式，但大陆过于敏感。大昆不妨考虑一下海外是否可行？以凝
聚有志者为大陆变革准备精神资源。在这方面也请二幼与立群多提宝
贵意见。
此祝
大家好！
传珩
2000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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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认为，还是我与林牧先生通过争议来澄清认识问题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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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山东大学3教授对话
1999年夏，我们得获1个令人欣然的消息：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山
东大学，有一批自由派教授，在省财政厅某官员的赞助下，举办了1
个相当开放的《新世纪论坛》，每月初的星期六，举行1次学术交流
对话会，话题大都很敏感，且言无禁忌。该论坛汇聚了一批高级知识
分子，包括省委党校教授、经济学院教授等，普通人也可参加，自由
发言。他们许多观点的激进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民运战士。济南“不
结社”朋友申贵军与这个论坛保持着较密切的接触，并将我的新文明
理论政治文章，传发给了论坛组织者们。后来申贵军又多次向青岛朋
友们介绍这个论坛的相关情况，邀我们亲自去参加论坛讨论，与那些
观点极为开放的教授们取得联系。开始，我担心我们这些受监控的
人，与体制内知识分子交流会连累他们。但贵军说他们都不在乎。为
稳妥起见，青岛朋友还是先委托燕鹏先行一步，探探情况。于是燕鹏
便去济南参加了1次《新世纪论坛》的活动，他回来后传达的相关信
息，与贵军说的完会吻合。为此我决定亲赴济南，与体制内知识分子
对话。
但我在省公安厅黑名单上一直是重点监控对象，甚至济南警方也多次
在济南民运朋友中提到我。因此我到省城是件较敏感的事。为了避开
警方视线，我们与孝柏、燕鹏事先未与济南朋友联系。2000年8月
底，我们突然到访申贵军家。
申贵军，身材高大魁梧，性情外粗内细，机智过人，人挺随和，眼神
里总含着一些令人琢磨不透的深邃。1989年“6．4”时期，他被判过
1年刑。记得1998年冬，济南车宏年被劳教，贵军来青寻求帮助，由
张霄旭带他来到我家。我们一见如故，随后他又与燕鹏、孝柏、维
邦、福祯等都很熟，成为朋友。他对青岛的朋友很热情，一再对青岛
朋友表示，不要再提你们我们，我也是“不结社”一员。于是大家从
此便把他视为青岛“不结社”的一员。
此时，贵军见我们来济，甚是兴奋。他知我偏爱吃腰花，硬是带我们
去济南名吃“闫家腰子店”，让我们饱尝了各种腰子风味。当晚贵军
不让我们住旅馆，硬是让妻子回了娘家。我们4人深夜长谈，兴致勃
勃。第2天上午，我们由贵军陪同，一起去了山东大学。但由于事先
未经联系，不凑巧《新世纪论坛》因正迁址，取消了这天的活动。贵
军只好临时约请了该论坛的3位主将。他们之中有新自由派代表人物
和新儒派代表人物，都是博士生导师。大家相约在山东大学附近的1
家酒楼里边吃边谈，就现实政治、哲学与文化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
的交流。事后我整理了1篇《对话录》传送海外，在多家刊物上被公
开发表。该《对话录》原汁原味地真实再现了当时我们对话交流的部
分真实内容。以下引《民主论坛》发表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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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与山东大学3教授对谈民主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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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抗时代中国大陆社会转型过程中，腐败加剧，矛盾激化，体制内
外政治改革呼声日趋高涨。2000年9月1日，青岛“不结社”民运人士
应济南“不结社”民运人士的邀请，专赴泉城，与体制内3位颇具影
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山东新儒派或新自由派）代表，就国家民
主化进程、传统文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类化意识、民主运动等
问题，进行了十分广泛、认真、深入的座谈。本文根据此座谈内容整
理而得。考虑到体制内知识分子目前的处境，我们暂不公开他们的谈
话。在此发表的只是“不结社”民主人士就体制内知识分子关心的民
运问题的部分答问。
教授：你（牟传珩）刚才向我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下面也向你提个问
题。这些年来，国内民运是怎样展开活动的？你们都做些什么？这方
面我们了解的不多。
牟传珩：好，我正想谈谈这方面的问题。自1979年“民主墙运动”算
起，中国民运已历时20余年，虽几经波折，终于迎来1989春夏的全民
性民主运动。“6．4”大屠杀后，国内民运陷入低谷。各地民运人士
虽多有联系，偶有聚会，间或也有诸如签名、上书等活动，但基本还
停留在“清谈”阶段。但到1998年起，中国民运开始复兴，迎来1场
政治上的“晓阳春”。这次“晓阳春”初起时多以各地民运人士联合
发表公开呼吁书、公开信等形式要求政治改革，主张公民权利，参与
国家政治活动。特别是民运人士联络社会各界抗议政府对印尼华人不
幸遭遇反应无力，和关于长江洪水引发的政治、经济、环境政策思考
等公开签名，已经对政府构成压力。
牟孝柏：后来这种运动已初步形成政治反对派运动。
燕鹏：还有武汉的《人权观察》也很有影响。他们广泛收集全国人权
信息，予以公开。
牟传珩：对！武汉秦永敏办《人权观察》，在徐文立的大力支持下坚
持了很长时间，对大陆民运“晓阳春”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到1998年下半年开始，民运“晓阳春”已进入了高潮阶段，主
要表现为两种力量：1种力量以冲击党禁为主；1种力量以冲击言禁为
主。冲击党禁的力量重在“立党”；冲击言禁的力量重在“立言”。
首先谈冲击党禁这种力量。民运晓阳春时期国内冲党禁发端于浙江杭
州，以王有才为代表。他们趁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前夕、中共要营造
宽松环境之际，向政府申请筹组以“公开、和平、理性”为原则的民
主党，并成立了建党筹委会。这一举措的形式意义大于内容，是当代
民主运动史上的1个里程碑。当时不管当局如何反应，浙江公开冲击
党禁的象征意义已经完成。王有才等虽被抓，但不久便在国际、国内
舆论压力下，重获自由。那时民运朋友如能步步为营，充分认识冲禁
不等于实际运作就好了。国内公开组党需要有能使政党公开活动的土
壤（搞秘密党另当别论）。民运工作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公民能
够公开结社、组党、行使政治权利所需的社会条件而斗争。但遗憾的
是，有的朋友并无耐心下苦功夫改造土壤，就急于要让种子在板结的
盐碱地里扎根生芽。后来，一些朋友虚构“中共开放党禁了”、大陆
已迎来“宪政时代”的神话，不仅有损于民主要以诚实为原则的道德
基础，而且误导了不少人盲目跟从，结果纷纷落马，导致本来就十分
稀少、珍贵的朋友资源遭到重大损失。98民运“晓阳春”局面也就此
结束了。教训十分沉痛。
燕鹏：组党活动并非大陆民运主流，多数人并没参与实际操作。
申贵军：组党朋友的精神也很可贵。
教授：不是还有另1种力量吗？
牟传珩：另1种力量重在“立言”。我们认为当前国内最迫切、也是
最容易冲开的缺口是“言禁”。北京、西安等一些朋友搞“公民运
动”，山东民运朋友看守“广交友、不结社”价值观，都不拘形式，
重在冲击言禁，以“立言”为先导，来争取民主权利，包括你们已坚
持了1年多的《论坛》，给大家1个自由发表观点的园地，也是在冲击
言禁嘛。体制内、体制外，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公开站出来“立
言”、冲禁，一党遮天的局面就难以支撑了。届时，一夜之间可能会
冒出许多组织。中共党禁、社禁的历史就会被改写。今春国内第1家
民运电子刊物──《新文明论坛》脱颖而出，使中共感受到这不仅是
简单的冲击言禁，而是在冲击报禁、刊禁。为此，中共还专门在党报
上发了社论，要占领网络阵地，随后便将该论坛封杀了。
教授：噢，对了，我在外台广播中听到了这个消息，说是山东办的。
是谁办的、目前情况怎样？
牟传珩：是谁办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国内民运力量以建设性反
对派立场、利用先进的信息传播网络创办的刊物，同样是象征意义大
于内容。其实，中共大可不必那么紧张。这个论坛发表的多是我的
“新文明理论”，主张“共同妥协，全民和解，民主无类，双胜都
赢”，观点都是较温和的，且都具有建议性。我本人不懂电子刊物操
作技术。它是办在北京1家公司服务器上的。据说该公司经理多次遭
警方传讯。对此，海外媒体多有报导，包括国际记协、中国人权等组
织都为此发表过声明。这也是对中共查封《新文明论坛》的1次否定
性评价。实际上等于中共为这个网站做了广告。今后一定会使它更有
生命力。
教授：魏京生先生好像在海外批评国企工人下岗、失业政策。但国企
工人不下岗、失业，如何改革？
牟传珩：这个问题应分两个问题谈。1个问题是改革需不需要工人下
岗、失业；1个是下岗、失业工人的权益保护问题。首先谈第1个问
题。国家要深化改革，就是要解决资源配置机制转换问题，走遵循节
约发展的市场化道路。这必然要求企业进行制度变革与减员增效，才
能进入市场、接受优胜劣败法则的选择。由此也就决定了一些国有企
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问题。这也是市场化改革所无法避免的
阵痛。对此，我没有异议。这里我要着重谈论的是工人的权益保障问
题。目前中国大陆产业工人不仅是城市化改革政治上的最大牺牲者，
而且是权力资本阶层瓜分国有资源的最大经济受损者。他们早在计划
经济年代就接受中共的“制度安排”，低工资、高积累，以求国家公
费防病、养老。今天，国家却在改革旗号下使得大量国有资产（工人
的血汗）流失，把企业改革的风险完全转嫁给工人，不给他们以等量
的经济赔偿，仅给最低生活费就赶回家去。这是对工人权益的侵犯！
但工人却没有自己的工会，不能集体请愿、游行，没有任何发言机会
和自保手段。如果中国民运人士再不为他们的权益呐喊，谁还能为他
们的权益呐喊？
教授：那么你们能为工人权利保障做些什么？
牟传珩：首先是“立言”或“代言”。也就是从社会伦理和法律角度
帮助无法说话、或不善说话的下岗、失业工人公开鸣不平。我最近就
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中无产者沦为无饭者──中共及其政府应依法
承担赔偿责任》一文，从社会伦理和法律两个角度说明政府欠他们的
血汗钱。工人不是乞讨者，而是中共及其政府的债权人。问题是国内
公开站出来说话的人太少了，力度不够。现在看来，工人权益保护更
重要的还要靠工人自己的政治自觉……
教授：现在工人没有自己的工会，甚至连外资企业的工人都不允许成
立自己的工会，民运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吗？
牟传珩：做过。有的朋友就是因此而身陷囹圄的。独立工会是要公开
活动的。当前中共最敏感的就是独立工会。他们是决不会允许这样的
组织公开存在。因此冒然这样做反而会害了工人。历史的进步需要方
方面面的条件都成熟起来才行。
教授：再提个问题。听说海外民运纷争挺厉害。你怎么看？
牟传珩：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几句话说透。海外有些纷争是理性
的、建设性的。正常的批评与反批评也是有益的。但也有些属于意气
之争、派别内斗。这类纷争我看主要还是国民劣根性和分裂对抗文化
所致。一些朋友至今还为旧意识、旧思维所囿，但不足为怪。共产党
内斗更凶，历史上还相互残杀；孙中山的革命党内纷争也很厉害；台
湾的民进党也曾纷争不息。海外民运纷争厉害，恰好说明这个运动还
不成熟，尚处于无序状态，就像烧开水，未开锅时，水纹震荡紊乱，
一旦煮沸就会泛起有序的圆波。海外民运的发展还需要有个过程。我
寄希望于他们要变革社会先变革自己，各家各派共同妥协，开个圆桌
会议，结成1个最低限度、容大异的松散联盟，以便最广泛地集合起
民主变革的各种力量，以承担起这场变革的历史重任。
教授：最后1个问题，你们是如何解决经费问题的。
牟传珩：我们有的朋友身陷困境，大家予以人道帮助，我们非常感
谢。但我可以负责地讲，20年来，青岛民运朋友从来没有向他人要过
“活动经费”。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是我们自觉自愿要做的事，既是
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义务。我们大家都向望自由。这不是在为别
人做事，而是在为自己做事。有困难我们自己解决。近年来，在这方
面青岛的燕鹏先生付出得多一些，大家也都共同努力、共同付出。而
我们毕生都将甘愿做民间的建设性反对派，无怨无悔，信守不渝，虽
然很苦，但大家都乐在其中。（2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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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对话录公开后，被誉为“1次体制内外知识分子对话与合作的新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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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梅花绽出倒春寒
2000年新年元旦守岁，是青岛“不结社”朋友举行的最大1次活动。
元旦那天，为纪念新世纪的到来，我特从青岛铁中花卉购置了1人高
的腊梅，燕鹏在元旦守岁活动结束后，驱车为我拉了回来。我与燕鹏
共同在自家花园里栽下了这棵颇具纪念意义的世纪树。当时，那树金
黄色的花蕾已缀满枝头，清香阵阵，飘撒四方，迎着寒风绽出了春的
气息。当2001年这腊梅又盛开出一片金黄色的天空时，中国人的传统
佳节，阴历大年就要到了。节前，我与几个“不结社”朋友商定，前
去探望一下还在青岛莱西北墅监狱服刑的陈增祥。但正要成行时，我
因参与了1次签名活动，要在家中等候电话，没有去成。不知是巧合
还是什么原因，这天中午我与儿子刚吃过午饭，当地公安派出所的片
警就来到我家，非常客气地说，市里有领导要找我谈话。我问哪个部
门的？他说不清楚。我只好嘱咐儿子下午好好复习功课，便上了他开
来接我的1辆轿车。
我到达金门路派出所后，被让进了1个会议室，那个片警就再也不见
面了。我等了好长时间，询问了好几个警察，但没1个人知道谁要找
我。我久等了大约1个小时，仍不见有人接洽，便起身要走。但门口
处的传达室怎么也不放行，说找我的人很快就到。无奈之下，我只好
先给家里拨个电话，告诉孩子我1时半会儿回不去。没想到儿子由于
常常处于1种不断被骚扰的环境中，误解了我的电话，以为我很可能
遇到麻烦，便给妻子与朋友们打了电话，说我被派出所带走回不来
了，惊得妻子请假从单位赶了回来。而李协麟、牟孝柏、燕鹏等朋友
在探望陈增祥归来的途中，也径直赶到我家。
我在派出所大约又等了40多分钟后，只见市公安一处的郑永清等匆匆
赶到，见面就说：对不起老牟，让你久等了。
我一见郑等，心里就来气。我说：你们算那门子领导，找我干什么？
郑解释说：应是邵处长找你，但上次他与老田去你家谈话，内容被你
发到网上，我们很被动，现在谁都打怵去找你，没办法只好让我找借
口请你出来，请谅解。郑所指的“谈话”，当时发在《大参考》上，
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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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警方从事非法特务活动──牟传珩与青岛公安一处对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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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1年元月4日
地点：牟传珩家中
对话者：青岛公安一处副处长邵某、田某
背景：2000年12月31日，山东“不结社”朋友按历年惯例，“元旦守
岁”，但青岛警方却滥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出动多辆汽车、摩托车和
便衣，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控与跟踪，并骚扰“不结社”朋友所
在街道与邻居，使1个生活化的“元旦守岁”活动政治化，导致朋友
们的强烈愤慨。为此，青岛公安一处邵处与田某登门了解情况，进行
对话。
牟：请坐（沏茶）
田：老牟，火气那么大还沏茶？
牟：茶水要请，抗议要提。
邵：都“老运动员”啦，还没有这点承受力？
牟：你们也太非法妄为了。当年国民党搞这套特务活动对付共产党，
是因为共产党搞暴力夺权活动，今天你们对老百姓的日常节庆活
动都神经过敏，兴师动众，搞这一套，这比国民党卑劣、龌龊一
百倍。
邵：这就是斗争嘛，因为你们“反党”。
牟：噢，你们是要逼老百姓反对共产党，“法轮功”被你们逼上了政
治化，是不是也要逼“不结社”朋友组织化。我们亲爱的党在历
史上就不断加工“敌人”，究竟还要加工到什么时候？既然你们
要搞这套加工“敌人”的特务活动，就不要与我们对话了。
邵：你不是讲圆和吗？
牟：你这是对圆和理论的庸俗化曲解！圆和是讲条件的、讲斗争的共
同妥协。你们让我们接受强权，容忍非法妄为，这是投降！这是
圆缺、圆裂、圆坏死！这不是圆和！
（沉默）
田：31日都谁去了？
牟：你想问谁去了就去问谁多好？
邵：去那么多人干什么？
牟：大家高兴，欢庆新千年。朋友们让我唱支歌，我点了首《唱支山
歌给党听》，没有，便唱了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你
们搞监听没听到吗？
邵：这些人你是头，都受你的影响，别过限。
牟：我想纠正你一点，我们没有头，朋友圈是个圆，无头无尾，无
始无终。追求民主与自由是大家的共同理念。谢谢你的提醒。不
过我倒要反劝你1句，少干坏事。我想你们也很清楚，就连派出
所、街道、群众都反感你们的所作所为。
邵：那没有办法，叫他们干，他们也要干。
牟：悠着点，别抢功，少害人！以前，你们还可说是为了守护共产主
义立场，现在你们的意识形态已经崩溃了，老百姓不信，当官的
也没有几个信的。所以你们维护的仅仅是腐败与特权。今天全球
都在反专制、反腐败，你们偏偏要站在进步潮流与大众利益的反
面，如果现在有录音、录像，让你们未来的子孙看看他们的父母
都在干些什么，维护什么，打击什么。
田：我干好事你怎么不说？
邵：就是，也为你们做过好事嘛。
牟：做过好事老百姓记得，做坏事也写在社会的档案里。历史是会很
公平的。
邵：未来的一代才不管这些呢！
牟：你大错特错了。
邵：现在的青年不问政治。
牟：不要认为今天的青年不问政治，这就是1种追求自我，向往自由
的政治。历史总是要写下去的，这不用担心。（沉默）
牟：好，你们的“告诫”我领了，谢谢！但我的劝告请三思！
（起身送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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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是以我发了与他们的上述谈话录为理由，说明为什么请我到此的。
接着他又切入正题，谈及王有才的妻子胡红霞为营救丈夫致国际奥委
会的公开信，说那上面有我的签名。
当时国家正申办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最忌讳揭露其侵犯人权。故政
府对此信很恼火，紧急下令让各地调查此事。他们只是履行公事，随
便问了我几句，便又用车把我送了回来。
转过年来，燕鹏出车，由孝柏陪同我，进京联系出版我新创作的《走
向圆和──后对抗时代世界变局与中国变革》一书，并取回中国公安
大学出版社为我刚出版的《合同签约与谈判艺术丛书（5部）》的样
书。在京期间，我们想顺便见见民运朋友，但当时徐文立、方觉、江
棋生等都在狱中，比较活跃的民运朋友只有何德普等。于是我们便联
系约见了德普，并希望通过他了解狱中文立等人的情况。
何德普，中等身材，风格质朴，也是民主墙时期的老战士，当年我参
加北京民刊联席会议时就认识他。在我的记忆中，他是《北京青年》
的对外联系人。80年代我进京办事，还约见过他。他当时是北京社科
院的1名工人。98年民运晓阳春后期，他随文立搞民主党，且在单位
参加选举，渐渐活泼起来。98年文立、高洪明、查建国等民主党人纷
纷入狱，德普毫不畏惧，仍坚守阵地，成为北京地区民主党发言人，
风骨可嘉，令人敬佩。但他势单力溥，处境令人担忧。我们约见他是
希望表达朋友对他的关切，希望他能勿急勿燥，避开打压锋芒。记得
德普当时开来个吉普车，带着我们到1家火锅城边吃边谈。我们反复
劝导他，注意安全，珍惜自己的价值。饭后我们匆匆分手。
那年初，全国正处于打击“法论功”，镇压民主党之高潮，各地民主
党骨干，大多被判了重刑。有一天，我突然接到浙江湖州范子良先生
打来的电话说，当地公安抄了他的家，并从他那里拿走了我的许多文
章。他提醒我当心。转过年来，范老先生的家属突然来电话说，子良
先生被当地公安抓走了。间隔了1天，范家又来电话说，范老先生仅
仅因向朋友推荐、寄发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的文章，便被“劳教两
年”。我得获此讯后，深知老先生年衰体弱，经不起如此摧残，便立
即呼吁应救，同时愤然写下《庄庆不死，鲁难未已》一文，猛烈抨击
了中共新一轮打压异见人士的行为，该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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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遭受政治迫害的范子良老先生鸣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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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良先生是上海铁路局退休职工，捕前定居浙江省湖州市菱湖镇周
家弄3-206户。范子良老先生为人真诚、正直，不阿权贵。早年曾因
独持己见、仗义执言而深受中共极左路线迫害。近些年来，范先生退
休不落伍，为推动中国大陆政治变革，撰写文章，参与签名，踊跃投
身民主运动，是大陆知名“持不同政见者”。
范子良先生虽年逾花甲，但写得一手功整、漂亮的好字。多年来，他
为弘扬真理，借自己擅长硬笔书法的优势，将自己所及的海内、外优
秀民主文章，每篇都功功整整地抄录、复写许多份，分别自费寄发给
亲朋好友，长年不辍，执着无悔。其拳拳之心，堪为民间传颂之佳
话。
古人云：执事恭，为人忠。范先生为推动社会进步，甘尽“匹夫之
责”，仅仅因为捍卫和介绍了民主价值理念，竟先后6次遭到当地公
安机关的非法传讯与抄家。
第1次是1991年10月31日，在上海铁路公安拘留所，长达30个小时；
第2次是1999年5月18日，1个晚上7个半小时；
第3次是1999年10月22日，4个多小时；
第4次是1999年11月18日，2个多小时；
第5次是2000年11月22日，12个小时；
第6次是2001年1月5日，两个半小时。
不仅如此，当地公安还多次恫吓、骚扰其家属，使这个家庭常年处于
被威胁状态。
当地公安在传讯范先生过程中，不仅追查他所抄寄的民运人士的文
章，甚至还重点审查他从《书屋》杂志上抄写的独立知识分子何清涟
的文章。公安当局在每次传讯他时，都威胁他不准再寄发文章，参与
签名，特别是不准与民主党和卢四清联系。但范先生“丹可磨不可夺
赤”，不畏强权，义正辞严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同时还揭露了办案
人的生活腐败行为），致使警方恼羞成怒，迫害升级，于2001年春节
前，未能让老先生过1个团圆年，就以“颠覆政府罪”将其正式拘
留。春节后，警方又规避审判程序，竟使用世所垢病的、对付民运人
士惯用的“劳教”手法，未经公开审判，就剥夺了范子良老先生的人
身自由。现押于浙江湖州十里平龙游县劳教所。
曾记得两年前，中共官方在打击民主党遭到国内、外舆论谴责时，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辩护自己是尊重人权的，对“持不同政见者”
并未镇压。现在，范子良先生一未参与任何所谓“非法组织”；二未
公开散发张贴文章；三未接受任何海外“反华势力”资金：即使按中
共自己解释的犯罪论，范先生又何罪之有？仅仅用私人通信方式向亲
朋好友寄送、介绍文章就被定罪入狱，这只有在“10年文革”那样无
法无天的时代才会发生，今天竟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新千年之始重
演，还能说“中国的人权是历史上最好的”吗？
中共政府面对这一典型的人权个案，1个仅仅因寄发信件而身陷囹圄
的花甲老人，该向自己的人民做何解释？又向世界舆论做何解释？近
些年来，警方不断加紧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监控与打压，屡屡
侵犯人权，所有异议人士无一未曾遭到警方的骚扰，难道政府在发表
《人权白皮书》时，真的就不脸红吗？
今天，中共正在全国掀起大批、大揭、大镇压“法论功”浪潮，说他
们“迷信”“邪教”。然而范子良先生崇尚的是“德先生”和“赛先
生”，可谓是堂堂正正的吧，为什么当局还是如此视为“洪水”、
“猛兽”，也要抓捕下狱呢？这片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土，究竟谁邪
谁正，不已经不言自明了吗？
范先生两年前所写的《向范氏家族成员谈家史》，本是自家事情，而
今也成为罪证之一。就让我们重温该文最后一段，来记住这位花甲之
年深受公安当局迫害的老先生吧：“今年是我的花甲之年，很多好心
人劝我退休了应享天伦之乐，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我却不，我要充分
利用这有限的有生之年，参与1项伟大的系统工程──唤醒人的良
知，不再受共产文化的愚弄、欺骗，使被糟蹋了的灵魂、扭曲了的人
性，回归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本性上来──庆父不死，鲁难未
已。”
最后，我希望国际舆论关注范子良老先生的命运。
（200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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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同时，中共打压的魔掌也伸向了山东。这年春，临沂年青有为的
王金波也因传播民主党资料被捕了。
从98民运晓阳春到2001年倒春寒，仅仅3年的时间，中国大陆民运几
经周折，又1次大喋血在21世纪中国当政者反人权的深渊里了，也由
此决定了燕鹏的外出，以及我们的难狱之灾。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
也是每1个公民的灾难。
中国的当政者们，再1次拒绝了中华民族和平、理性地走向自由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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