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记者黎堡2005年11月17日报道〕美国国会的1个委员会一
致通过1项决议，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中国的劳改劳教制度。预计，这
项决议将会得到众议院全体大会的通过。

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星期三通过了1项参众两院联合决议案，谴责
中国政府以劳改和劳教制度为工具，压制民主活动人士、宗教活动人
士和法轮功修练者，与此同时利用被劳改和劳教者的无偿劳动为当局
创造经济财富。

决议案说，中国各地的劳改和劳教所有1,000多个，迄今为止已经有
5,500万人被关过劳改或劳教所，其中许多人未经正当的司法程序就
遭到关押。另外，中国劳改制度中使用强制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继续出
口到美国和其它国家。

敦促国际社会谴责劳改制度

决议案还说，中国的劳改制度违反了中国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美国
国会敦促国际社会谴责中国的劳改制度，敦促美国政府重新审查两国
在监狱劳工问题上签署的1992年谅解备忘录和1994年双边协定，并且
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人权状况监督人员自由访问中国各地的劳改
所。

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最新的年度报告中说，虽然中国官
方已经不再使用“劳改”这个名称，但是劳教所践踏人权的问题与过
去的劳改所没有很大的区别。报告还说，中国政府虽然正在改革劳教
制度，但不太可能会废弃这种制度。

根据美中两国1994年的双边协议，美国官员经中国政府允许曾在2004
年访问过中国的3座监狱劳动设施，并导致这3座设施的关闭。但是中
国方面坚持认为，劳教所不属于1994年双边协议所涉及的范畴。

〔原载美国之音中文网。推荐者：（山东）王金波〕

尊敬的布什总统阁下：

您好！

获悉您即将耒中国访问，我这是冒昧的第2次给您写信了。因为我在
12年的冤案当中，曾经在网上给胡绵涛总书记5次发表公开信，从没
有得到只言片语！因为您不仅是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也
是捍卫人权的世界领袖，所以请您在本月19日会唔中国最高领导人胡
绵涛总书记时，督促大陆改善大陆的人权状况，解救那些被强权迫
害、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

今年10月26日我因维权到沧州市委门前示威了2个多小时，遭到没有
警号标志的人粗暴的干涉，所有的传单被抢。在我不得不离开时，还
遭到一些不明身分的跟踪，我被迫爬上沧州市公安局计算机管理中心
的电视塔以示强烈的抗议，不幸在距离地面近20米时摔下地面，造成
右大腿粉碎性骨折和身体多处受伤。事发后的当天我躺在单架上被哥
哥、姐姐抬到看沧州市市委大门前长达近3个小时。在无数市民对我
的关注和支持之下，区政法委才出资将我送进医院，然而10天前，却
在我面临着落下严重残疾急需继续医治的情况下，拒绝继续支付医药
费。多亏泊头著名的网络作家郭庆海和綦彦臣及时赶到医院，给予了
我精神和物资的大力援助，并在网上为我鸣冤。遗憾的是海内、外朋
友寄给我的所有的信件和捐款被退回，打给我的电话无法接通，几乎
断绝了我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此时我是在网吧里忍着精神和肉体的巨
痛给你写信，但是最为痛苦的还是我为举报腐败分子、为了被打入死
牢的无辜百姓喊冤，却遭到10几年残酷迫害，为此我44次进京告状，
并曾到天安门广场、中央电视台、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务院信访
办、省政府、省公安厅、市公安局等地示威请愿，（98年）在天安门
广场示威请愿时被抓捕遣送回沧州！

人生有几个12年？36岁至48岁，是人生多么珍贵的12年！生存在大陆
的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得到1个人最起码的人权？在世界大同的今
天，只有在网上求助于1个素不相识的外国总统，岂不是中华民族和
人类历史的悲哀！我个人的遭遇难道不是以大陆所谓的“人权状况越
来越好”的莫大讽剌吗？

总统先生，请您接收1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请求，祈请您为改善中国大
陆的人权状况和推进世界民主进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公民　郭起真　敬谢
2005年11月18日

2005年11月2日，在中国律师高智晟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
务院总理温家宝题为《停止迫害自由信仰者改善同中国人民的关系》
公开信后，北京市司法局于11月4号宣布高智晟事务所停业整顿1年。
这是在中国上海律师郭国汀事件、北京律师朱久虎事件之后，中国律
师受到的又一起受到严重迫害打击事件。

中国宪政促进会认为，高智晟向国家主席和中国政府总理提出“尽快
以迅速的措施制止各地地方当局对信仰法轮功的同胞持续非法的野蛮
迫害”、呼吁中国国家与政府领导人关注“宪法价值、法治价值、道
德及道义方面的人类的普世文明共识价值”，是作为公民和律师高智
晟的高尚道德情操和行为，当今中国这种为社会弱势群体捍卫正义和
基本人权的行为理应得到政府当局褒扬与鼓励，绝不应该因此成为北
京市司法局打击迫害律师的理由。

中国宪政促进会注意到，如同上海市司法局在打击迫害郭国汀律师时
扮演的角色一样，北京市司法局是迫害高智晟的打手。这两起分别发
生在中国经济和政治中心的打击迫害中国律师事件清楚地说明，司法
当局目前正逐渐成为专门打击和迫害为社会弱势群体捍卫正义和基本
人权的律师的工具。

中国宪政协会认为，如果中共当局真正要象《宪法》宣扬的那样要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敬和保障基本人权”，中国政府就
应该首先尊敬与保障象法轮功这样的弱势群体的人权，就应该首先尊
敬与保障捍卫弱势群体正义和权利的律师，这是因为对弱势群体人权
的保护和尊敬体现能够国家政权的道义和良知，而能够为弱势群体寻
求正义和权利进行辩护的律师则是使中国真正走向法治社会的中坚力
量。

（2005年11月14日）

〔提供者：（美国洛杉矶）王丹〕

2003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博鳌亚洲论
坛》年会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
中，第1次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

2003年12月26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上说，中国“要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5项原
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
交流和合作，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贡献”。

2004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10届人大2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
回答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的崛起不会妨碍任何
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即使强大了也永远不
会称霸。

但2005年7月14日，中共少将国防大学防卫学院院长朱成虎，却公开
对外国记者扬言，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事，中方将首先使用核武器，
并将美国数百城市夷为平地，即使中国西安以东遭到摧毁，也在所不
惜。

按中国目前行政区域的划分，西安以东，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和华
南，共计21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北京和上海.全部人口近10亿，
占全中国人口的3/4。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此发表评论说，朱成虎的
言论是个人观点。我们注意到，这种核战争的叫嚣与中共几年来对外
所宣称的“和平崛起”的发展战略，大相径庭。

美国国防部7月19日发表的《二○○五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说：
中国军事集结的步伐和范围，已将地区军事平衡，置于危险之中。报
告指出：10几年来，中国军费开销以两位数高速增长，实际军费支出
是其公布的2至3倍，排名世界第3、亚洲第1。在这里中共（注意不是
中国）已经发出了1个很清楚的信号，向中国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发出
的，就是告诉人们，中国已经开始走向军事崛起之路，而不是它原来
所说的“和平崛起”之路。

中共的军事崛起不仅对国际社会构成威胁，让人恐惧，对中国的老百
姓也构成非常大的威胁，不但把应该用于国民生产，用于提高老百姓
生活水平的钱，都用到了向外军事扩张上，影响了中国全民的富裕和
中国走向繁荣的步伐和进程，并进一步加深了世界自由国家政府对海
外华人的防备心态。美国ＦＢＩ负责人已经向美国政府发出警报，中
共正利用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全面渗透，美国应加强戒备。前一阵的隐
形战机间谍案、凤凰卫视经理间谍案，都是与华人有关。

很多朋友人说中美两国要争霸；两国要对抗；美国就是不要中国强
大；不要中国崛起。其实仔细看美国没有不让中国崛起，美国不让的
是中共崛起。这关键的1个字区别，实质是本质上的区别，因为中共
的崛起就是专制的崛起。它威胁周边的民主国家，而同时又给周边的
一些专制国家壮胆。它不仅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民主进程构成极大的
威胁和阻碍，同时它威胁国际上走向民主、自由这个大的潮流。但中
共就是要军事崛起，就是要跟美国对抗，要争夺亚洲的主导权。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不是中美在对抗，而是两种价值在对抗。美国代表
的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八字所代表的价值，恰恰美国又是世
界的超级强国，更成为这一价值的主要捍卫者。那中共国恰恰代表的
是1个没有法制，没有民主，没有人权，没有选举最落后的专制国
家。

由于近期的台湾问题，长期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捍卫者的问题，这两
个构成了中共一定要军事崛起主要原因。而其军事崛起要争取的并不
是中国的利益，而是专制政权的利益，中共为了其专制政权的利益甯
可牺牲全民的利益，而且不惜把整个中华民族捆绑在其专制的疯狂列
车上，一起与自由世界为敌，甚至不惜打1场毁灭性的核大战。

在此情形下，作为1个中国人，我们怎么办？我们看朱成虎的讲话，
完全和拉登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那种你死我也死的自杀炸弹者，那不
都是朱成虎嘛。其根本性的出发点就是不看重生命；不仅你的生命不
宝贵，我的生命也不宝贵，谁的生命也不宝贵，为了1种极端的意识
形态要毁掉一切生命。这完全是希特勒的想法；这完全是拉登的想
法。这样的政权作为中国人能认同吗？能和它绑在一起吗？作为1个
中国人怎么能和中共这个未经中国人民同意靠暴力窃取了中国的流氓
政权成为1个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人，如果你还认同近百年来中国
人民所致力追求的并被中共煽动的民族主义大潮淹没了的民主、自由
的普世价值，人人发出声音，人人以各种形式出一点力量，尽早结束
中共在中国大陆的专制统治，还世界和平安定，还中国人民和平安
定。

〔原载《世界民意网．世界民意论坛》2005.11.15 21:59。提供者：
（美国北加州）赵紫龙〕

我有1位住在美国的台湾朋友，他是1个著名的修道人；他告诉我，他
具有天眼通的能力，能够看见阴阳两界的事物，他家里并且供奉着地
藏菩萨的神像。

他告诉我，他的经历：有1回他去中国旅游，看见中国到处是冤魂野
鬼，并且不断在向人索命，只是一般人看不见罢了；他没有停留几
天，便匆忙离开，完全打断了他原本的旅游计划，原因是半夜时，有
很多的冤魂野鬼，向他哭诉悲惨的故事，希望他主持公道。

在这样饱受压力的环境之下，他实在呆不下去了，于是只好选择尽快
返美。他并且说了1件令许多人十分吃惊的事情，他看见许多中共的
官员，死亡了之后，在阴间受到众多厉鬼的报复与处罚，那种哀号的
声音，实在很可怕！

我这位朋友，经常劝人为善，也经常劝人积福修德，他希望人不要受
六道轮回之苦，那种苦实在很难承受，例如，那些生前犯罪的人，最
后投胎，成为牛、羊、鸡、猪等牲畜者，经常在死亡之后，还要受千
刀万剐的悲惨命运；他认为，人只要行善助人与积福修德，那么下辈
子，还有可能投胎做人；他非常相信“因果报应”与“六道轮回”的
道理。

有1个真实的故事，1位卖炒瓜子的中国人，他为了瓜子好看好卖，添
加了许多有毒的物质，以此吸引客人，赚取利润；他对家人说，这个
东西是要卖钱的，并且严格要求家人，谁都不许吃！没想到有1天，
他的小儿子放学后，由于肚子饿，吃了一些瓜子，最后死了，这就是
佛家现世报的例子。

不知道那些经常为非作恶的人，是否能够及时忏悔与改过，以免自作
自受与遭受到可怕的报应；这个世界，人算不如天算，那些为了金
钱，而经常做伤天害理事情的人，怎么可能逃脱出冥冥之中，鬼神的
惩罚？

现在的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普遍缺乏宗教信仰与道德意识，这
种现象，严重地导致人心腐败与道德堕落的结果；西方进步的文明国
家，通常宗教与经济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如此才能够解决人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心灵空虚与人事变化无常的问题。宗教绝对有其
文化与社会学上重大的功能，这是信奉无神论的国家，所不明白的重
要道理。

有人问，西方进步文明国家的人民，并不信仰地藏菩萨，为什么没有
类似中国，这种如同人间地狱的局面？现在的中国，如同人间地狱一
样，为什么地藏菩萨，还不来救中国人？

事实上，从广义宗教的观点来看，西方有很多的地藏菩萨，所以人民
遭受比较少的苦难；他们的社会，有很多经常“从事各种牺牲与奉献
事务”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就是西方的地藏菩萨。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汇聚人类最多罪恶与劫难的地方，人民遭受比较
多的苦难；在这种客观的环境下，中国需要更多“勇于牺牲与奉献”
的人，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普遍缺乏道德与罪恶的严重问题。

现在中国，有许多被共产党迫害或监禁的人，例如，民主正义人士、
政治异议人士、仗义执言的学者或记者、法轮功学员、基督徒、佛教
徒、回教徒等；他们有很多的人，心中都怀抱着伟大正义与道德的思
想，这样的人，难道不是“拯救中国”的地藏菩萨？

中国人经常称有道德与善行的人，为“活菩萨”。所谓的菩萨，就是
拥有绝对道德的人或神；这样的菩萨，虽然一般人看不出来，但是他
可能是佛祖、观音、耶稣或阿拉的化身；他们心存慈悲与爱人、坚持
公理与正义、勇于救人与救世、不畏强权与恶势力，值得人类尊敬！

要拯救东亚大陆人民的灵魂，要重建东亚大陆人民的道德，要拯救东
亚大陆人民的命运，要解除东亚大陆人民的苦难，除了亚大陆上，能
够尽快出现，千千万万个“救苦救难的地藏菩萨”之外，还有什么更
好的方法？

（2005.10.13）

2003年，中国15岁及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为4.6%，而
世界平均水平为1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6.5%，发达国家平均28.1%，
中国比发达国家滞后约50年。就业人口大专以上学历的比率，中国是
5%，已开发国家都超过25%，台湾自1996年的22.3%增至2004年的
32.4%。教育经费占ＧＤＰ之百分比及排名，乌干达2.4%世界第100
名，中国2%排名第113（由于经费实在太少，逼得各级学校大量向家
长收费，连9年义务教育，数以亿计的学童都无法念完）。1995年台
湾教育经费是国民生产毛额的6.8%（台湾教育部资料，在世界应排第
15名上下）。

国家公共卫生的指标是供水及排污普及率。中国这两方面也居世界末
列，据联合国2000年资料，其供水率及排污率，各为75%、40%。孟加
拉国为97%、48%，埃及为97%、98%，巴基斯坦为90%、62%，苏丹为
75%、62%。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有关卫生资源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
中，中国在191个成员国中名列倒数第4，卫生总体绩效，中国仅列
144位。

据前年法新社电，1个叫“爱滋行动”的关怀爱滋病团体称，仅河南
一省便有200万人因“卖血”而感染。据香港《争鸣》杂志2004年11
月号报导：胡锦涛在中共3中全会中证实，按国际标准，中国农村有
近2亿人未达温饱；近四亿农村人口及两千万城市人口，未能享有医
疗；每年因营养不良或缺医疗死亡者近600万人（实际情形，远比官
方数字糟）。

请再看看海峡彼岸，台湾从1995实施全民健保，其普及率已达到99%
以上。病人可自由选择医师、医院，每3年评鉴1次，以保持它的医疗
水准。同文同种的台湾能，为何中国不能？

（2005.11.13）

〔原载《世界新闻网．民意论坛．金山论坛》。提供者：（美国加州
佛利蒙）赵紫龙〕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1个矛盾快速积累期。胡锦涛总书记
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1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
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
务。”

说中国进入到1个关键时期，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
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
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
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
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
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
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
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
普遍短缺。ＭＢＯ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
化；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
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将
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
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
律条款。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
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1
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
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
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
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
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
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
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
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

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
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
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
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原载《中国青年报》2005.11.18 11:20。提供者：（北京）
张耀杰〕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推动“马克思主义工程”，那些一向喜欢从中共行
为中寻找蛛丝马迹、挖掘某种迹象的人们，自然对此不能放过，他们
认为“这1个动作背后的政治能量绝对不容小看”，并猜测胡锦涛可
能是“以马克思对付江泽民”。

而那边厢，武振荣先生刚刚完成了从民运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的大
作，他被胡锦涛此举激怒，迅速撰文抨击，斥为“中国最大的‘豆腐
渣工程’”，认为胡书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来源于“‘总书记的
交椅’”，而“1个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去设计1个‘马克思主义的工
程’──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的悲哀、中国人民的悲哀和中国历史的
悲哀”。

事情其实很清楚，“不争论”无法长久地维持下去，中共既然坚持着
马克思主义，又转变到实行市场经济，就迟早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
下些功夫，同时，这样做时当然会有其政治上的考虑、意图和作用，
而后者，恐怕实际上决定着这个所谓“工程”的方式和命运，或者
说，它的涵义和限度。从这一理论建设的“工程”成果要由学术咨询
委员会与政治局常委双重“审定”，即可见一斑。

从“三个代表”思想推出后的遭遇，实际上已经显现出中共在理论上
的尴尬。所谓“三个代表”思想，充其量是在共产党建党理论方面提
出了一种说法，却生拉硬扯地要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之类，足
以见得“斯大林－毛泽东化的马克思主义”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境地，
不再有什么希望了──没有真本事在经济、政治及社会文化等方面提
供新的理论，只好以建党理论上的说法来充门面，而党的状况又恰恰
是处在普遍性腐败的严重关头。中共的新领导人动起“马克思主义工
程”的脑筋，应该说是很有几分迫不得已，但也还算是聪明，看来似
乎是明白了，发展马克思主义毕竟不是用什么“三个代表”之类就可
以搪塞得了的。

然而，马克思学说的发展，如果不只是在政治的制约与扭曲下调制一
种理论杂烩，那么，其中自由的、批判的精神就不可或缺。做工程，
其灵魂体现于它的设计蓝图，而所谓“马克思主义工程”，其灵魂须
体现于马克思学说本身的自由的、批判的精神。缺乏这种精神，即如
武先生所说，只能是1个新的、理论中的“豆腐渣工程”。从中共本
身来看，这一工程要避免成为“豆腐渣工程”，实在是太困难了。

马克思25岁时在他的信中这样写道：“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
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
学的烤松鸡就得了。……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
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
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
权者时也不退缩。”

如果所谓“马克思主义工程”要避免成为“豆腐渣工程”，要避免落
得个烹制马克思主义“烤松鸡”的下场，则参与该工程的人们即须有
自由的精神，须有勇气如同马克思那样，“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
“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但是，既然“工程成果”要经中共
政治局常委那些当权者来审定，这个“工程”的前途也就不大美妙了
──因为这一以马克思名字命名的“工程”只能以背离马克思精神的
方式来进行。

或许，这样说有某种武断的意味，毕竟那“工程”尚在进行之中，真
有什么奇迹发生，也说不定呢。

那么，从那“工程”作为工程的角度，在这里可以设想一下：

作为工程的基础，清理地基是不可避免的，亦即，须清理马克思主义
理论本身，恢复其本来面貌，将马克思学说与种种的伪马克思主义货
色，区别开来。

同时，须根据各国，特别是俄国、中国的实践，根据当今世界经济、
政治与社会的变化，对马克思学说有所建树，有所发展。

显然，清理的工作极其重要。时至今日，没有清理的功夫就谈不上发
展。所谓“三个代表”思想之所以贻笑大方，实在是因为人们不曾见
中共下过清理的功夫，也就不清楚那“三个代表”究竟是个什么。

要清理地基，就要正视一些基本问题：

科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身后被弄得最为混乱不堪，实际上已经需要
再做一部新的“哥达纲领批判”，将共产党对马克思学说的歪曲、篡
改一一地清理出去。

首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没有高度发达的资
本主义、市场经济，孕育不出社会主义及其计划经济。这是《哥达纲
领批判》的1个极其明确的观点。马克思以此文来批评德国工人党的纲
领，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今天的共产党同样应该引为鉴戒。在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不足的国家，出现革命形势时可以展开革命实践，
因地制宜地推进社会改造，但是，生搬硬套理论而使之成为教条，生
搬硬套社会主义的制度规定和计划体制，特别是努力使它们一度取得
辉煌成就，则形成运行惯性，贻害无穷。

第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的资本主义崩溃，乃“盛极而亡”：资本追
逐剩余价值，一方面使得常规性劳动转化为机器操作，人的劳动转向
以创造性劳动为主，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比例逐渐下降，直到变得微
不足道，人类劳动基本上成为“剩余劳动”，或创造性劳动、自由的
联合劳动，从而，价值生产作为经济形态的合理性消失，为更高的形
态（计划经济）所取代。

在此过程中，社会经济显现出社会化的趋势，股分制的发展使得资本
的私人性质已徒具外壳，而当股分制也无法容纳生产力发展时，国有
化会成为解决矛盾冲突的形式或线索。

社会主义经济作为非市场经济，是一种理论判断，尚在接受实践的检
验。国有化，则在东方社会有悠久的传统，须避免旧制度、旧习惯死
灰复燃。

现实的社会主义改造以生产资料所有制改变而展开，奉国有制度为神
明，但却缺乏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发展的一系列变化过程，当然无
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与失败。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对付资产阶级反抗的过渡时期，因为“国
家消亡”理论被共产党放弃而扩大到了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且有发展
为“全面专政”的强烈趋势，恐怕是马克思根本想不到的事情了。实
际上，恩格斯晚年正面论述工人政党参与议会政治，已经表现出马克
思学说创始人在放弃“不断革命”论之后面对资本主义展现的发展潜
力，在政治理论方面也有新的思考，而普列汉诺夫晚年因现实变化，
特别是知识分子作用的变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可能失去其合理性，
考茨基进而确认“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列宁在取得政权
以后也开始对无产阶级专政作新的论述，这整个的发展脉络十分清
晰，却与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专政观念发展根本背道而驰。

笔者以为，在上述诸方面正本清源，做出深刻的分析，为今日发展马
克思学说必不可少的工作。

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工程”能够端出何等的仙丹妙药，尚不得而知，
现在知道的，据说是把“一些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现在被
放进去研究”，例如“人的全面发展”的观点，“还有马克思关于全
球化、世界市场的思想，恩格斯和列宁晚年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一些看法”。

呵呵，这真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

“全面发展”？中共其实有自己的“全面发展”的观念，即毛泽东所
谓人的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而马克思等人主张的、在《共产党宣
言》里写得明明白白的，分明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
发展的条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程”中，还在回避“人的自
由发展”，不是很滑稽吗？

“全球化”？《共产党宣言》生动地论述了市场经济全球化，工人阶
级的国际主义即以此为背景，著名的“至少几个先进国家的工人共同
发动革命”也正是以此为依据，且问题恰恰在于，这意味着“一国建
成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现实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也因此而
显现出其本质的非现实性或非合理性。可怜的是，中共现在看来已顾
不得这许多了。

“恩格斯和列宁晚年思想”？恩格斯晚年思想，放弃“不断革命”、
正视资本主义发展潜力以工人政党参与议会政治，是其重点。列宁晚
年思想，以新经济政策的分析而展开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的重新思
考，也独具特色。面对这种真正有理论发展意义的先例，中共的“工
程”能不能避免成为“豆腐渣工程”，可真是很要命的检验呢。

……

可以看到，倘若认真的话，中共的这个“工程”风险是很大的，弄得
不好，会把中共自己其实不懂马克思学说、对其精神根本隔膜的真实
嘴脸，更清晰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不过，所谓“过去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云云，却是很传神地
显示出，中共惯于为其需要而任意裁剪、歪曲马克思主义，真实的理
论风险对它来说也许根本不成为问题，充其量只是表明，它所谓“按
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只是冠冕堂皇的
谎言而已，它本身如今已是越来越赤裸裸地依恃权力，凌驾于社会之
上。这样的话，似乎不必再说什么了，人们尽可以拭目以待，等着看
中共的“工程”表现。

〔转载自《新世纪网》2005.11.18 02:47；http://www.ncn.org/。
推荐者：（美国北加州）张伟国〕

一、25年来中国的广义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25年来有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

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国内外若干政治学者和关心中国改革进程的人
们，也带着这个问题阅读过某些相关文献，对此作出肯定回答的都是
少数。

对美国学界影响不小的《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经济成功的政治基
础》〔１〕一文就在导言里指出：中国“在没有任何政治改革的情况
下获得了经济改革的成功”。这种观点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界可以
说相当流行。

对于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未语先摇头的某些学者，我不得不追加1个问
题：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何政体，如今又是何政体？大多数人都会同
意，23年前中国的政体是符合西方经典定义的全权政体或极权政体，
如今是威权政体，或者用萧功秦的术语说是“后极权时代的威权政
体”。

接下来的问题自己会跑出来：1个国家的政体完成了从极权主义向威
权主义的转变，但却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体制改革，这可能吗？答问者
之所以陷入这种自相矛盾，关键是对政治体制的内容只作狭义理解。

在我看来，1个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应当包括以下6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以及文化权力的关系；
第二，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
第三，国家权力的纵向分割（或者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第四，国家权力的横向分割（或者说三权分立）；
第五，国家主权的来源；
第六，对执政权的竞争。

对政治体制作如上6项理解的是广义理解，只作后3项理解或至多包括
第3项内容的是狭义理解。狭义理解的政治体制是传统政治体制，因
为在近现代之前从未有1种政治体制是政党政治，也从未有1个政府对
全社会的有形与无形资产实行过公有制，使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
会权力和文化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象1块四层胶合板。

如果对政治体制作狭义理解，自然会说中国23年来从未进行过政治体
制改革。确实，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家主权归属仍然悬空，象改革
前的公有产权一样，有“人民主权”之名无“人民主权”之实；国家
权力的横向分割还是1个禁区，虽然司法权力不再是聋子耳朵，人大
立法权力也不再是橡皮图章，但远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分权格局；至
于执政权竞争问题更是万伏高压线，凡血肉之躯轻易碰不得。

但是，25年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中国在使政治权力与经济、社
会、文化权力分离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旧体制对每个社会成员从
摇篮到坟墓的管制放松了，包括迁徙自由、就业自由和财产自由等在
内的人身自由有了长足进步；在党政分开和权力下放方面也做了不少
工作，成效相当可观：党包揽一切，干预一切的情况大大减少，高度
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复存在。这方面最成功的范例是中央和地方在
财政上的分权。虽然90年代在财政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但分权格局
依然存在。这一被西方研究者称为“财政联邦主义”的分权改革，被
看成是有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模式，是中国获取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
成就的基础之一。

此外，以香港、澳门回归为契机，邓小平先生设计的“一国两制”成
了中国单一制国体的突破口，使中国向现代地方分权制政府和复合制
国体迈出了拓荒的一步。

本部分的结论是，中国在过去25年里进行的以经济体制为主导的改
革，具有广义政治体制改革意义，它的意义在于把中国从1个极权主
义国家转变成了1个威权国家。这一改革至关重要，它将中国从1个无
法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极端国家，还原成了1个可以进行狭义政
治体制改革的正常国家。

这就是说，中国目前进行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

二、近代以来中国两次失败的民主化尝试

狭义政治体制改革其实就是民主化改革，或者说是立宪改革。从程序
上实现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是选举政治；在主权结构上实行权力制
衡，用权力限制权力，是分权政治；在若干政党之间或同1个政党的
不同政治派别之间进行有序的权力竞争，获胜者在一定期限里执政，
是政党政治。尽管世界各国宪政形式千差万别，但所有真正的民主宪
政都包括上述3项内容。有这3项内容者为真民主宪政，没有这3项内
容者是伪民主宪政。

中国的先知们从辛亥革命开始，就试图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
清帝国的大厦还在倒塌之中，辛亥革命的炮声还在轰鸣之时，中华民
主共和国的创制者们就聚首汉口英租界，起草并通过“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组织大纲”，“第1次以法律形式把三权分立的政治原理规定为
中国中央政府的组织原则，彻底否定了君主专制制度，是对几十年来
资产阶级寻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制所取得的成果的肯定”。1911年12
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议，“定新生的国家国号为中
华民国，改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中华民
国国旗。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诞生
了！”〔２〕

这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第1次尝试，但结果却是1次失败的尝试。
它的失败表现在4个方面：

第1，未能制止国家分裂。清室丧失的国家领土非但没有索回，民主
革命还导致国家主权继续受损：外蒙脱离中国，中央政府不能有效行
使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西藏地区的主权长达40余年。

第2，最终导致军事专制。民主革命不仅没有终结中央专制，中央集
权的程度反而不断加深：袁世凯的中央集权超过晚清，蒋介石的中央
集权超过“洪宪”，毛体制的中央集权超过蒋氏。革命最终使中国由
比较缓和的君主政治专制，变成了僭主军事专制。

第3，国家陷入连年战乱。1911年是辛亥战争，1916年是讨袁战争，
1916至1928年军阀混战，1927年至1937年爆发第1次国共冲突，1945
年至1949年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可以说是3年一小战，5年一大战，
饿殍共战尸同卧，血水与祸水一辙。

第4，无力阻挡外敌入侵。军事暴政与乱灾战祸大伤中国元气，使得
往年只能在中国边境偷窃胜利的日本军队，从1937年开始大举入侵中
国，使中国险遭亡国之灾。

以美国为蓝本的民主化尝试的失败，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把目光转向苏联，试图尝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民主化。虽然列宁自
诩无产阶级政权比资产阶级政权民主“100万倍”，但毛泽东清楚，
这与其说是对现状的描述，不如说是愿望的表达。真要搞出1套异于
并且高于西方民主的民主，需要挖一番心思。

从毛泽东在延安答问时的情况看，他搞民主，实用多于理想，策略甚
于价值，他说他找到了打破王朝兴衰周期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民
主。显然，他搞“民主”的公共目的是想让他开创的“共产主义事
业”长盛不衰。

毛泽东搞的民主化实验便是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他用他自己
发明的“有领导的造反”，代替西方民主的“有秩序的投票”。这种
被称为“大民主”的尝试，也有有效授权期的思想，按照毛的设计，
1次授权最好不能超过8年（文化大革命，7、8年又来1次），当然，
他本人不受此限。他这个思想是否可以叫做大民主的僭主非立宪思
想，还可商榷，但他的创造性尝试也以悲剧收场。这个悲剧就是：政
治独裁、经济贫困、社会动乱、文化灭绝、人性堕落。邓小平的中共
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定性是：“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1
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
来严重灾难的内乱。”〔３〕

值得关注的是，两次民主化尝试的发动者，分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两个
共和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毛泽东：孙中山缔造了中华第一共和
国，当时的中国是1个比较正常的后帝制国家；毛泽东开创了中华第
二共和国，当时的中国是1个逸出现代化常规的非正常国家，是1个全
权主义国家。不同背景下的民主化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不能不让中国
民主化的后继者们踌躇难前。

一方面，中国进行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成熟；另一方面，民主化改
革的道路尚未探明。要改，但又不能盲目改。不改，坐失良机；盲目
改，酿造祸患。要摆脱这种两难处境，首先要探询一下，民主宪政为
什么至今拿不到中国的入境签证。

三、以往中国民主化实验失败的原因

中国两次民主化实验为何都归于失败？

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仔细探究，并从中总结出恰当的教训，中国今后
的民主化尝试难免不再走弯路。

在经典的官方意识形态看来，中国的民主化难以成功，或者说中国不
能马上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是经济文化落后。这一论点经过长期传
播，相当深入人心。其实，这个观点不仅未在已经成功民主化的落后
国家得到证实，比如印度，它的民主化成功于半个多世纪前，不能说
那时的印度比今天的中国的经济文化还要先进；这个观点也被中国当
下的乡村自治实践所反驳：基层民主化没有在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城
市居民区，特别是沿海开放城市先启动，反而在相对落后的乡村率先
试点。

经过近10年来的思考和对比研究，我发现，使中国的民主化工程半途
夭折的基本原因有两个：第1，幅员辽阔，第2，中国是1个多民族国
家，而且不少民族基本按地区集中聚居。

按照美国制宪之前的古典政治学原理，1个大国搞民主必然失败；按
照现代民族自决原则，1个多民族的专制大国如果崩溃，便难以按原
样复原，分离出去的民族往往独立为1个主权国家。

大国搞民主包括两重含义：一是一批小的民主国家聚合成1个大国；
二是1个大的专制国家改造成1个民主国家。如果把这里的“民主”，
都读作“直接民主”的话，大国民主不可能性原理就不难理解。因为
在直接民主制下，议行合一，最高立法权和行政权都在公民大会。如
果国家大到不能让全体公民都出席会议，民主权力就可能被寡头篡
夺，变成专制。

孟德斯鸠和卢梭都因为爱民主，所以爱小国。在卢梭看来，实现他
《社会契约论》理想的理想国家是日内瓦而不是法兰西〔４〕，因
为，仔细考察了一切之后，他“认为除非是城邦非常之小，否则，主
权者今后便不可能在我们中间继续行使他自己的权利。”〔５〕也就
是说，如果国家大了，人民民主便会变质。

因此，大国民主的失败也有两个含义，一是若干民主小国联合成1个
大国，结果保全了大国，但丧失了民主；二是1个专制多民族大国在
民主化过程中崩溃，结果之一是分裂后的国家分别实现了民主，但都
丧失了大国地位，结果之二是经过战乱又回到专制，但回不到原来的
国家规模，由1个头等专制大国，变成1个专制的次等国家。美国的联
邦党人战胜了前1个宿命中的失败，前苏联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1
个结果，中国前两次民主化试验没有逃脱后一种失败的第2个结果。

其实，任何宿命论，都是对创造力的1项挑战。创造力旭日东升时，
宿命论就作雾散。美国费城制宪时的反对者，包括邦联主义者和君主
专制主义者，显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把民主仅仅理解为直
接民主。在君主政治的拥护者看来，在美国这样大的国土上，搞直接
民主必然产生混乱，“一切自由政府都是与社会秩序不协调的”；
〔６〕而在邦联主义者看来，邦联一旦变成联邦，民主共和政体便会
死亡，他们认为，“共和政体只能在生活于小范围国土上的少数居民
中建立起来。”〔７〕

联邦党人理解到民主的实质是共和精神，直接民主的“民主政体”不
适合大国，“将限于1个小小的地区”，但经过代议制和联邦制改进
的间接民主，即“共和政体”，则“能扩展到1个大的地区。”
〔８〕他们真正看懂了孟德斯鸠关于联邦制的1个深刻提示：“联邦
既由小共和国组成，它便享有各共和国的内部内部幸福，至于对外情
况，由于联合，它具有大君主国的一切优点。”〔９〕这和托克维尔
后来对美国的观察完全一致：美国“联邦既象1个小国那样自由和幸
福，又象1个大国那样光荣和强大。”〔10〕

西方古典政治学揭示的是大国的直接民主必然变质的原理，我在《头
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一书里，提出的是启动民主化的专制大国
易于崩溃的原理。

在我看来，1个专制的超大型国家，最危险的时刻可能不是它拒绝民
主化的时候，而是它被迫接受民主化的时候。那本书提出了1个“瀑
布假说”：1个国家的权威资源象1条瀑布，国家越大，要求的权威落
差越大，也就是说对中央集权的程度要求越高，犹如一条瀑布流得越
远，要求它的发源地越高。长江能流到海洋，因为它发源于青藏高原
上的唐古拉山。这里的机制很好理解：国家越大，统治费用越高，要
求中央汲取财政的能力和统一政令的能力越强。当它开始民主化的时
候，权威落差会突然下降，原有的中央权威会突然丧失，国家面临分
裂、崩溃和混乱。〔11〕袁世凯称帝前的中华民国靠举外债度日，就
是中央权威突然下降的结果。

这就是中国第1次民主化尝试中出现的问题（当然更是当年沙俄帝
国、奥匈帝国和普鲁士帝国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是中国第
2次民主化实验中变相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或许直觉到这个危险，他
试图在政治造反过程中神化他个人的权威来取代整个中央权威，以维
持国家的统一与秩序，结果只能是绝对个人权威与整个社会动乱的畸
形并存。

如果1个专制大国同时是1个多民族国家，而且少数民族还按地区分
布，那么，它在民主化中崩溃和分裂的危险性会更高。在苏联东欧变
迁中，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崩溃，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罗马尼亚、匈
牙利、保加利亚、波兰、阿尔巴尼亚等国维持原状，而两个德国反而
完成了统一。从这里可以观察到，那些分裂崩溃的国家具有两个基本
特征：第一是大国，第二是民族同一性低。而东德，不仅民族同一性
高，而且联邦德国还取代了崩溃的东德政府权威，使德国以最小的代
价获取了最大的政治变革收益：民主化和民族统一毕其功于一役。

有两种民族国家，民主化过程中分裂的风险大小不同。一种是美国式
的“沙拉国家”，各民族相互搅拌，混杂居住；另一种是俄国、中国
和加拿大式的“拼图国家”，各民族呈块状分布。后一种国家分裂的
可能性远大于前一种国家，即使是早就完成民主化的加拿大，魁北克
省的分离倾向也始终存在。

本节的基本结论是，如同不实行代议制民主，民主化就不可能在西欧
各民族国家获得成功一样；如果不实行联邦制民主，民主化也不可能
在美国、俄国和加拿大那样的多民族大国获得成功。

四、邓小平的第3条政改之路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邓小平对中国过去民主化失败的原因和今后民主
化的条件有过深入思考，并且将自己思考的结果具体化为中国政治体
制改革方案。他的方案未必是民主化本身，但却是为中国的第3次民
主化尝试创造条件的预备方案。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
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篇讲话让当时渴望政治改革的人
们很解渴，但今天看来，邓小平讲这番话时，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想清楚了：“政治上，充分发扬民主”，但道路还没有完全想
清楚。如何充分发扬民主，他提到的改革措施，也只是设立顾问委员
会，建立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的工作系统，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
长、经理负责制为厂长、经理负责制，各企事业单位成立工会，各级
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相结合的制度，等等〔12〕。

很明显，在1980年时，对毛式全权体制的经济方面的改革刚刚开始，
这时候就全面展开民主化改革，很难不重蹈历史覆辙。虽然他在政治
改革方面的呼声很高，但在实际行动方面却难有作为。实际上，从
1980年到1986年的6年间，中国在充分发扬民主方面难以让人想起什
么标志性动作。这期间，邓小平没有停止思考。到了1986年，一半因
为他决心退休，想在退休前开始施工政治改革工程，一半因为他在中
国民主化道路的思考方面有了成熟想法，于是一发而不可收，1年里
先后10次倡言政治体制改革。

5月20日，邓对澳大利亚总理霍克提出，城市改革是全面改革，不仅
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科学、教育领域，更重要的是还涉及政
治体制改革。“城市改革首先要权力下放，没有权力下放就调动不了
每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性。”〔13〕

6月10日，他对中共中央负责人再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说“我们要
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
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14〕

6月2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话提出党和政府的关系问
题，说是1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
分开和下放权力”。〔15〕

9月3日，邓会见日本客人时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的目的，总的
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
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
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
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16〕

9月13日，邓在听取中央财经小组汇报经济改革时说，“不搞政治体
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
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
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1位。第2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1个权力下放问题。”〔17〕

9月29日，邓小平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3条：第1，巩固
社会主义制度；第2，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3，发扬社会主
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18〕

11月9日，邓会见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到政治体制改革的3个目
标，“第	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2个目标是
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3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1条经验，就是首先调
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
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
层”。〔19〕

12月12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客人樱内义雄，再次强调，“权力下放、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不只是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改革。”〔20〕

邓还于12月14日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于12月19日听取中央负责人汇
报，又先后两次提到政治体制改革，在19日的谈话中提出：“企业下
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21〕

原文并无黑体字，本文作者将引文中某些字改成黑体，目的在于让读
者一目了然地看到，10次讲话，主题词主要是两个：下放权力（或权
力下放）与党政分开。政治体制改革那么多内容，邓小平为何不厌其
烦地反复强调这两项，而且用“首先是”或“是关键”这样的词来突
出其重要性和优先性？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来讨论一下这两
个词的含义。

权力下放，在英文里的对应词是“decentralization”或“noncen-
tralization”，是非集权化的意思。对于1个中央集权国家来说，权
力下放与“联邦化”（federalization）指称的是同1个政治过程。
美国著名联邦主义理论家丹尼尔．艾拉扎博士曾经为“联邦化”下过
定义：“‘联邦化’一词用来描述分离的若干国家联合成1个联邦政
治体的统一过程，也用来描述1个国家内部的权威或权力在全国政府
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持续扩散。正是在这个看似含义模糊的词里，含有
联邦原则的精髓：联合与放权（noncentralization）的不断交
替。”〔22〕显然，不论用什么词来描述，邓小平强调的权力下放改
革，具有明确的联邦化意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再来看看党政分开。权力下放，中央的权威相对下降，这会不会影响
政治稳定？邓小平的改革哲学是一种平衡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
是“两手哲学”：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手抓物
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它的经典表述形式是“两个基
本点”。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应该用两手哲学观点来看待他的“权
力下放”和“党政分开”改革措施。权力下放是调动基层积极性的一
手，党政分开便是改善并保持中央控制力的一手。

旧体制是用党来集权的，而且党权政权连为一体。如果党政不分开，
权力下放便意味着党政权力一起下放，中央权威将受到双重削弱，政
治有失去稳定的危险。党政分开，党从政府权力中退出，当政府权力
下放时，党的权威不受根本影响。所以，邓小平才说，“首先是党政
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1位”。

那么，党从政府退出后干什么呢？干它自己的正事：为政府挑选执政
者，在议会里保障自己的意志转变为政策。这就是说，党本身不再有
指挥政府的权力，党的权力转变为正常的执政权：1个任期行使1次的
政府首脑提名权以及议会开会期间的提案权和表决权。

考虑到中国是1个多民族的大国，既要保障党的执政权，又要保障中
央的权威，党的最高首脑在政府里要出任最高职务，在中央政府，要
出任国家元首，建立总统制政府。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14大，是最
后1次由邓小平进行总体布局的党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最意义深远的
政治安排是决定党的总书记出任国家主席职务，国家主席职务不再是
安排退休元老的荣誉职衔。这个静悄悄的重大政治变革，当时并未引
起它应得的关注。但以后的历史进程将表明，这是中华第三共和国迈
向总统制的第1步。

总结上述，邓小平指明的权力下放和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从逻辑上必然通向中央总统制和地方分权制。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
这表明，邓小平已经从过去两次民主化失败的经历中汲取了教训，已
经悟到，在中国这样1个多民族大国，不可能搞中央集权式的民主，
也不能搞内阁制民主。如果硬要搞，还会走上过去先崩溃混乱后重新
集权的老路。

如果只用1句话来概括邓小平的第3条改革之路，便是：要民主，先放
权；要分权制，必要总统制。

五、地方分权制

权力下放是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两项根本措施之一，其目标
应当是建立地方分权制的国家体制。

这里的地方分权制，显然是相对于中央集权制而言的，它们指称的是
两种不同的政治结构或政府关系。在丹尼尔．艾拉扎看来，有3种组
织模型（organic model），第1种是矩阵模型（The matrix
model），第2种是权力金字塔（The power pyramid），第3种是中心
─外围模型（The center-periphery model）。〔23〕按照他的定
义，联邦制政体属于矩阵模型，中央集权制政体是权力金字塔模型。
显然，和联邦制政体一样，地方分权制也是矩阵模型。

这里有两个问题，第1，既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都是矩阵模型，二
者之间有何异同？第2，如何理解矩阵模型？

先谈第1个问题。从政治结构本身看，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没有差
别，都是非中央集权体制，地方实行自治，全国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
分享国家权力〔24〕，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指令关系被政府之间的
协商关系所取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两个不同的名词来指称相同
结构的政体呢？这样做的理由是，虽然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权力结构
相同，但它们的产生方式不同。联邦制产生于若干分离的政治体的联
合，地方分权制产生于1个中央集权制政治体内部的权力下放。美国
是联邦制的最成功典范，俄罗斯是地方分权制的最新尝试。

中国春秋时期的诸侯体制，是1种古典的地方分权制；中国20年代末
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是1种特殊的联邦化冲动。前者是国家主权者
周天子让他的宗族和功臣分享他的王权，后者是从清王朝分裂出来的
南方若干省军阀尝试联合成1个联邦制国家。但这两者都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地方分权制或联邦制。现代联邦主义或地方分权制的本质在
于：第1，主权在民；第2，各级政治体自治。春秋体制的主权在君
王，联省自治的主权在军阀，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没有从基层到各级
地方的自治。

自治是联邦制和地方分权制的根，根深才能叶茂。1291诞生于瑞士的
联邦制度，之所以能够存活并成长为现代联邦主义政体，1个根本原
因，便是它的基层自治。数百年的政治风暴没有动摇它的自治根基，
终于在1848年完成了它的现代化转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把邓小平
向基层放权的改革看作是中国现代地方分权制的“扎根工程”。

在中国建立地方分权制，就是把中国的政治结构从金字塔结构转变为
套箱结构。在中央集权制的金字塔结构里，中央政府是塔尖；在地方
分权制的套箱结构里，联邦政府（即中央政府）是1套箱子外面最大
的那只箱子。在金字塔结构下启动民主化改革，基础一动，全塔崩
溃；在套箱结构下开始民主进程，箱子只是从最小的开始变动，它的
外面还有1层层更大的箱子。最后改变的是外面最大的箱子，也就是
全国政府。这样的政治改革，是不丧失权威系统的可控过程，既不会
象清末那样国家被“斩首”，只不过，砍掉一颗头（清室），长出3
颗头（北京袁氏、南京孙氏和武昌黎氏），也不会象“文革”中那
样，国家被“腰斩”，头保全了，身子瘫痪。

对于1个象中国这样的拼图型多民族国家，先进行地方分权制转型，
还可以把民主化过程中容易发生的民族自决的主权独立问题，转变为
民族自治的地方民主问题。如果从中央集权直接向民主制过渡，未自
治的少数民族会认为自己从未分享过国家主权，他们的领袖会说服他
们把民主化过程变成独立过程，完成主权从0到100%的惊险跳跃。如
果先实行地方分权，民主化的压力就不由全国政府承担，而由民族自
治政府自己承担。

六、主权股分化：分权与发展地方民主

这条先分权，后民主的改革思路，于2003年2月在悉尼召开的《现代
中国宪政研究》学术讨论会上，受到秦晖先生的诘难。他认为这会使
中国重新陷入“酷吏─豪强”与“中央专制─诸侯坐大”的历史循
环。这个诘难乍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中国历代统治者一直未能走出集
权─分权的两难困境，集权则吏治腐败，边患四起；分权则藩镇割
据，朝廷难安。可以说盛唐死于分权，两宋毁于集权。

中国王朝一直不能在集权─分权的边际上达到平衡点，关键问题是主
权的归属在君不在民，权集中央则中央滥用权力，官吏跋扈；分权地
方则地方滥用权力，豪强横行。中央和地方之间是你弱我强的替代关
系，找不到相互制衡的均衡点。只有在主权在民的条件下，分权难题
才能解套：权分到哪儿，民主跟到哪儿。把中央制约地方权力的部分
责任让当地选民来履行，迫使豪强成为公仆。如果把分权比作挖渠，
民主化比作放水，这条分权民主化思路，可以称之为“渠成水到”。

渠成水到的分权跟进式民主化改革思路，有两个核心思想，一是主权
股分化和发展地方民主的思想，二是倒涟漪效应的渐进改革思想。

在中国大陆，较早提出地方民主概念的，可能是周恩来。1956年毛泽
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周恩来于当年6月做了1个题为《关于
体制问题》的解释性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实行中央与地方分
权”、“集权与分权”等许多重要问题。在谈到分权的意义时，他
说：“我们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即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才有力
量，在集中指导下发扬广泛民主，才能发扬得好。这是互相依存，互
相制约，相反相成的，不会发生解决不了的矛盾。多多发扬地方民
主，就会大大巩固中央领导。”〔25〕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地方分权是为了增加生产，而发展地方民主，好
象是要“大大巩固中央领导”。这可算是看待地方民主的1种“民主
集中制”方式。此外，还有一些当代西方的研究视野。1种叫做现代
主义（Modernism）视野，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研究初级地方
民主即乡村选举；第2种是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视野，有
这种视野的人认为，搞乡村选举是当局从农村开始追求统治合法性的
1种努力；第3种是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视野，它感兴趣
的是乡村选举与村民依法抗争以及政治民主意识觉醒的关系。〔26〕

1997年5月，关心中国政治前途的海外中国学者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
清中心举行《两岸地方基层民主研讨会》，郑永年博士为该会写了1
个出色的纪要：《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
政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关于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选举，会议认
为，“建立这种新制度是为了填补旧制度解体后的真空”，摆脱“在
农村陷入‘干部短缺’的困境”。看上去，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视野好
象是制度主义的。

纪要也讨论了分权与民主的关系，但它倾向于认为，分权对于民主化
的作用是消极的：“在分权过程中，由于地方官员垄断了很多政治经
济权力，他们变成许许多多的地方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不仅
设立了本地的法律和政府条规，同时还设法抑制中央政府在本地的影
响力。结果，中央政府的政策很难深入基层，或者政策下达基层时已
经变了样。这种现象被中国的一些学者称为‘中国的再封建化’。”
〔27〕这个观点和本节开头所引的秦晖先生的看法不谋而合。

显而易见，本文作者关于中国地方民主的视野，与上文引述的几种视
野不同。关于分权与民主的关系，本文的基本逻辑是：要全国民主，
必须先向地方分权；要防止分权割据，必须紧接着发展地方民主。这
是1种政治改革的战略视野：分权是启动全国民主化的1个战略步骤，
而发展地方民主是制度化分权的1个战略步骤。

那么，如何发展地方民主呢？决策层已经在借鉴经济改革的成功经
验，以我之见，还要继续借鉴。已经借鉴的是乡村自治与村民选举，
要继续借鉴的是股分化改革措施。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联产承包；
政治改革也从农村开始，乡村自治。联产承包就是经济自治，乡村自
治就是政治“承包”。经济改革进城搞的是股分化，产权股分化；政
治改革进城也要搞股分化，主权股分化。

改革前，我国的产权和主权有很多类似之处。产权是公有制，主体是
全民所有制；主权也是公有制，法律上都是全民所有制。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全部财产和所有权力都属于人民。由于国家太大，人民既不能
直接管理财产，也不能直接管理主权，都委托国家管理，于是便有了
国有制产权与国有制主权。

国有企业是经营国有资产的，政府是经营国有主权的。国有企业有中
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之分，政府也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分。国有企
业股分化改造的实质，是还产权与人民，让职工成为股民。主权股分
化的实质，是还主权与人民，让主人成为公民。国有企业股分化从基
层流通企业开始，逐步向全国性的工业、通信业和金融业推进；国有
股从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再到不控股或完全退出，这样做的目的，
是为了产权变革不仅要平稳，还要促进经济增长。主权股分化也应当
这样，从乡村开始，其次到县一级，再到地市一级，最后到省一级。
每级首脑的候选人，开始全部由上级提出，数年后提出2/3（绝对控
股），再数年后提出1/2（相对控股），然后逐步让选民自己提出候
选人。

这样一种改革，从外围缓慢向中心波及，就象倒过来放的涟漪录象，
所以叫做倒涟漪效应的渐进改革。由于篇幅和所承担任务的限制，本
文对此难以深入探讨，如有必要，另文再议。

七、明确总统制〔28〕

党政分开，权力下放，民主跟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可能使中国面临
这样1种情境：旧政治体制的凝聚力下降，新政治体制的凝聚力未
生。这是1个危险的时刻，国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受到威胁。政治操
作的平衡性原理要求在国家的离心力增加时，开发出新的向心力资
源，以确保政治结构转型的安全和平稳。这个新的向心力资源，在我
看来，就是在中国明确实行总统制。这项建议的含义是：在地方权力
垂直分散时，中央权力要在平面上集中。

我国旧政治体制有1个特点：权力垂直集中，即下级权力向上级集
中，全党全国权力向中央集中；在同1个决策平面上，除了少数独裁
能力强的人，如毛泽东等人当政外，权力是分散的。因为党集中所有
权力，而党的领导体制是委员会制，它的极端分散形式，就是胡耀邦
前总书记所说的“一票否决制”，有点象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会
议。实行总统制的实质，就是把中央“一票否决制”的委员会决策机
制，转变为元首决策机制，也就是总统制，用权力的制度化集中替代
委员会内部不规范权力斗争。


所谓总统制，指的“是1种以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行政首脑为特
征的政治制度。这个术语通常用来与议会制相对照。”〔29〕总统制
与议会制有3个方面的基本区别：第一，在议会制下，内阁首脑（他
或她有各种不同的行政头衔）和他或她的内阁对议会负责，他们依赖
于议会的信任，议会能够通过不信任投票解散内阁；而在总统制下，
当选的政府首脑（即总统）有宪法规定的任期，议会通常不能通过不
信任投票迫使他辞职。第二，总统是通过普选产生的，直接普选或通
过普选出来的选举团来选举，而议会制下的总理，则由议会挑选。第
三，议会制下的决策人或执政者是整个内阁，是一群人，总统制下的
决策人只有总统1个人。〔30〕

根据阿伦德．利普哈特的研究，世界上实行议会制的国家要远远多于
实行总制的国家，在他选取的36个民主国家的样本里，30个国家实行
议会制，只有5个国家实行总统制。在辛亥革命的制度选择时期，我
国的政治思想家也大多主张中国实行议会制政体，虽然孙中山有点摇
摆，宋教仁却立场坚定。有个叫毕厚的，于1913年10月在《政法杂
志》上撰文，主张责任内阁制，反对责任总统制，在他看来，“盖元
首负责任，有害国家之安固，在君主国逼退君位而不得，必酿成革
命；在民主国则总统频易，易陷于无政府。”〔31〕同年，有人在
《言治》杂志上发表题为《内阁制与总统制》的文章，从学理上、历
史上、国情上和事实上论证内阁制优于总统制。〔32〕

政体讨论的汛期中断了近1个世纪后，最近开始出现涓涓细流。民间
思想界在民主宪政问题上慢慢有了点共识，便在不同模式民主政体的
选择上出现了分歧，这是件好事。有人歌颂直接民主，有人推崇间接
民主；有人主张中央集权制民主，有人坚持联邦制或地方分权制民
主；有人欣赏议会制民主，有人举荐总统制民主。多年生活在美国的
著名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胡平先生就认为“中国宜采用内阁
制”。〔33〕他一共列举了13项理由来论证“内阁制比总统制更为优
越”。

他讨论问题的方式，就象偏爱旗袍的人在历数旗袍优越于连衣裙的种
种长处。而事实上，政体犹如衣服，不能离开具体个人的个性或特定
国家的国情来讨论其优劣。如果问题真象胡平先生所见识的那样，那
怎么理解美国当年的国父们要为美国挑选1件象胡平那样的明眼人一
看就等而下之的总统制“牛仔服”？俄国总统普京又为什么在最近要
再次申明：今天的俄罗斯只能实行总统制，任何其他的国家管理方式
都是不能接受和危险的？〔34〕

其实，人们选择什么政治体制，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家的政治状况
有关。一般来说，君主立宪成功的国家必定选择议会内阁制，被迫走
上革命的国家可能选择总统制。原因很简单，议会是与国王斗争的产
物，把主权从国王那里夺到议会，意味着民主的胜利，“意味着一向
在法律上作为国王奴仆的政府从属于议会，并且通过议会使它从属于
政治上占主人翁地位的国民”。〔35〕君主立宪首创于英国，顺理成
章，英联邦国家和所有受英国政治强烈影响的国家大多采用议会制政
体。

革命成功的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没有国王或皇帝的国家，君主所象征
的国民统一性和国家统一性受到威胁，皇权或王权所具有的行政权的
稳定性、强有力性和效率性也在丧失。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法国大革
命、美国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后出现。不幸的是，法国和中国矫枉
过正，拿破仑和袁世凯恢复了帝制，虽然短命，但葬送了革命。美国
比较幸运，发明了总统制来履行帝制或王权功能──国家的统一性和
行政权的有效性，但没有披上当时已经被历史送入墓穴的帝制尸衣。

其实，政治体制并非轮盘赌局上的骰子，停在某个地方纯属巧合。美
国的政治骰子成功地停在总统制的刻度上达200多年，与3个因素有
关，首先，美国是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没有走上君主立宪的议会制道
路；其次，美国是个超大型国家；第三，美国又是个联邦制国家，后
两个因素使得美国对中央行政权威的要求比其它非联邦的小国强烈得
多，而由于联邦制的张力，总统制又不容易导致中央过分集权。

一般来说，中央集权的民主小国更适合议会制，如果搞总统制，就会
使中央集权与行政集权叠加起来，容易向威权体制倾斜，某些南美国
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而联邦制的民主大国，更适合总统制，如果搞
议会制，地方政治体的离心倾向与议会中的离心倾向易于发生共振，
伤害国家的统一性和政治的稳定性，印度共和国可以提供某种借鉴。

因此，作为1个多民族的大国，中国必须走分权制民主道路，就应当
选择总统制。中国在袁世凯时期没有搞成总统制，是因为搞总统制
时，没有同时搞分权制，集权没有分权倾向制衡，结果从总统制滑向
了帝制；中国当年也没有搞成联省自治，是因为搞联省自治时，没有
有权威的总统，只有军阀割据，分权没有权威制约，最终走向军阀混
战。今天的情况不同，分权化的经济改革已基本到位，中共的权威资
源没有完全流失。政治分权化改革，可以防止总统过分集权；总统制
的明确，也可以防止地方分权削弱国家的统一性。

实际上，分权制─总统制的民主制度，不仅是中国政治现实的需要，
也是人类政治理想的制度性均衡。权威、自由与平等，从来就是人类
共同追求的三种美好的政治价值，但它们象鱼与熊掌一样，难以兼
得。历史上，君主制满足人类对权威的需要，贵族制体现的是自由的
价值，尤其是消极自由的价值，直接民主的平民政体则把平等置于优
先地位。只有分权─总统制民主政体能够兼得这3种价值：总统代表
权威，纵向地方分权和横向三权分立保障自由，公民普遍享有的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体现平等〔36〕。

历史不容许假设。如果容许的话，我想知道的是，假如当年孙中山在
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内阁制而不是总统制，而把总统宝座“禅
让”给袁世凯时同意总统制而不是坚持内阁制，中国的共和历史是否
会改写？

获普利策奖的《那一代──可敬的开国元勋们》一书的作者约瑟夫．
J．埃利斯在谈到美国联邦党领袖汉密尔顿与伯尔为何为荣誉而决斗
时说：“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
是重要的，是因为美国的共和政府实验的命运，还维系在具有道德风
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这一点上。”〔37〕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共和政府实验和中国共和政府实验结果上的差
异，来源于它们的奠基人品格上的差异。这是因为，制度创立时期，
人格决定制度；制度完善时期，制度规范人格。这就是制度与人的关
系。1个在创制时期拥有1个象华盛顿那样道德完美的政治领袖的民族
是有福的。我们不苛责前人，但我们有厚望于后人焉。象中国这样1
个如此重视圣人人格修养的国度，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家不可能象恐
龙那样永远绝迹。

（2003年3月至6月草于北京）

【注释】

１、加布里拉．蒙廷诺拉（Gabriella Montinola），钱颖一
　　（Yingyi Qian），和拜利．温加斯特（Barry R. Weingast）：
　　《联邦主义的中国模式：经济成功的政治基础》，载《世界政
　　治》（World Politics），1996。
２、郭宝平：《民国政制通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第
　　17～18页。
３、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参见
　　《世纪档案》，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12月，北京，第573
　　页。
４、〔法〕卢梭（J. J. Rousseau）在《忏悔录：1756年》里指出：
　　“它（指《社会契约论》）是为它的祖国（指日内瓦）并为象它
　　的祖国那样体制的小国家而写的。”参见《社会契约论》，中文
　　版，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北京，第128页。
５、同上，同页。
６、〔美〕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杰伊（John Jay）、
　　麦迪逊（James Madison）：《联邦党人文集》，中文版，程逢
　　如等人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年，第40页。
７、同上，第66页。
８、同上，第66页。
９、同上，第43页。
10、〔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中文电子版，第
　　208～209页，北京，红旗出版社《家庭藏书集锦之五：哲学》。
11、参阅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第8章，台湾联
　　经出版社，2001年版
12、参见《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1月，第
　　162～164页。
13、同上，第354页。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年10月，第160
　　页。
15、同上，第164页。
16、同上，第176页。
17、同上，第177页。
18、同上，第178页。
19、同上，第179～180页。
20、《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8年11月，第
　　368页。
21、同上，第370～371页。
22、Daniel J. Elazar: "The verb 'federalize'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unification of separate states into a
　　federal polity and also the permanent diffusion of
　　authority and power within a nation between general and
　　constituent governments. In this ambiguity lies the
　　essence of the federal principle: the perpetuation of
　　both union and noncentralization.", Federalism: An
　　Overview, page 1-2, HSRC Publishers, Pretoria, 1955.
23、Daniel J. Elazar: , Federalism: An Overview, page 8-9,
　　HSRC Publishers, Pretoria, 1955.
24、在《民主的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一书的作者阿伦
　　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看来，联邦主义和权力分割
　　（division of power）是同义词。他所理解的联邦主义就是权
　　力在所有层次的政府之间分割。参见他的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
　　six Count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 page 185.
25、周恩来：《关于体制问题》（1956年6月23日），参见《共和国
　　走过的路》（1953～195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1
　　版，第302～307页。
26、Ｇ．舒伯特、Ｔ．陶希博：《中国地方民主与村民选举：西方学
　　者的评判概念与方法》，郭正林译，参见中国农村研究网，
　　http：//www.ccrs.org.cn/big/zgdfmzycmx.htm。
27、郑永年：《地方民主、国家建设与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对中国政
　　治民主化的现实估计》，载《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2期
　　（总第57期）。
28、本文写作之前与何家栋先生研究过，本节是在他的建议与鼓励下
　　列入研究与写作计划的。
29、参见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原文是“A presi-
　　dential system is a system of government that features
　　a president as the nation's head of state and active
　　chief executive authority. The term is usually used in
　　contrast to a parliamentary system.”引自http://www.
　　wikipedia.org/wiki/Presidential_system。
30、本段内容请参阅阿伦德．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民主
　　的模式》（Patterns of Democracy--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 Thirty-six Countri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99, 第116～118页。
31、毕厚：《责任内阁论》，载《政法杂志》，第3卷第4号，1913年
　　10月，转引自《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
　　年月，北京，第432页。
32、参见上引书，第467～470页。
33、胡平：《中国宜采用内阁制──论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选择》，
　　载《北京之春》，2001年某期。
34、这番话是普京于2003年6月20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年度记者招待
　　会上说的。新闻报道见北京的《京华时报》2003年6月22日第9
　　版。
35、〔日〕佐藤功：《比较政治制度》，刘庆林、张光博译，法律出
　　版社，1984年12月，北京，第46页。
36、吴稼祥：《头对着墙──大国的民主化》。
37、约瑟夫．Ｊ．埃利斯（Joseph J. Ellis）：《那一代──可敬
　　的开国元勋们》，邓海平、邓友平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
　　南出版社，2003年，北京，第55～56页。

〔原载《世纪中国》〕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却长久地活在有良知、懂真
相的人们的心底，活在历史中，永远活在人类的心里。

20世纪80年代，上帝给了中国很大的机迂。10年浩劫引起的反思，让
人民和领导者不得不思考中国该何去何从。拨乱反正产生的成果，让
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暇想和希望。统治者给了一些机会让人民选择。先
进与落后、解放与守旧、科学与愚昧、正义与邪恶、专制与民主不断
冲突斗争、多次交量。

千古遗憾啊，神州大地终于重蹈了历史的覆辙，以改革派的失败告
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清朝光绪皇帝一样被慈禧太后打入冷
宫，很快就英年早逝。由此引发了89年风波和“6．4”屠杀。90年代
的社会畸形发展，使中国倒退了几十年，在摧残优秀的文化和败坏社
会伦理道德方面更是遗患无穷．

10几年来，中共的历史断了一大截，中国的现代史也变成了断代的历
史。最有生气、最光明、最让人希冀、最值得讨论研究、最有历史价
值的80年代消失了，不见了，当了10亿人口的中国的一党专政的共产
党的最高领导人7年的胡耀邦失踪了，当了8年国家总理的赵紫阳失踪
了，在电视中、在报纸杂志上、甚至在文学作品中。哈哈！

我们怀念80年代。

福州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但对于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呆了两年刚
回来的我，对于从小就受共产党和社会教育要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
事的我，虽然人到中年经历多多，虽然医学事业正如日中天，还是经
不住时代的感召和诱惑，利用业余时间，组织了1个《闽江沙龙》，
每周或每10天1个晚上讨论政治改革。

这次福州水灾，全家3房1厅被掩1米6，达30多小时。在1个多月的来
的整理中，看到了一些没有被公安抄走的材料。其中有1张1986年11
月印刷体打印的《闽江沙龙欢迎你！》现将第1段一字不改地打出
来。从中也可以看出一些我们这些幼稚而热情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情
怀。

　　“《闽江沙龙》欢迎你！

　　“春风拂开了东南大门，八闽大地一派生机，武夷山下人欢雀
　　跃，闽江儿女象巨龙要腾飞升天。宽松民主的7月，在群众和有
　　关领导的支持下，《闽江沙龙》诞生于于山白塔福州市图书馆。
　　它是自发的民间社团组织，内容是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形式是
　　松散开放，自由参加，随意出入，没有任何约束。它的目的是交
　　流提高、自我完善、服务社会、报效祖国。我们要把它办成学习
　　社会、探讨人生、研究理论、探求真理的课堂。我们要工作，也
　　要生活，还要友谊和娱乐。我们的思锋在辩论中磨砺，我们的友
　　情在探索中增长。……　”

86年底中国科技大学的学潮激发了极左派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
热潮。胡耀邦被迫下台，王若望、刘宾雁、方厉之被邓小平直接点名
并开除党籍，福州市图书馆不敢让我们活动了，《沙龙》辗转了几个
地方，只好暂停了。以后又两起两落。

89年6月中旬被关押，90年出狱后才听说省委文件和省委书记都点名
说过我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我们怀念胡耀邦先生。

不管他前期有做过什么错事，在他执政以后，10几年中，一身正气，
两袖清风，不怕风险，鞠躬尽瘁，为国家、为民族，也为改善共产党
的形象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78年，他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
工作，提出了“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
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改正过来”。

他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他对1979年出现的北京西单民主
墙，主张：“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民主权利”；
他提倡重视个人的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他强调经济、政治、文化、
教育等体制必须同步改革……

他在中共主席和总书记的位置上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我们实在无法提
出更多的要求了。他勇于修正错误，他敢于坚持真理，为了真理，为
了祖国，丢掉乌纱，献出生命，他是1个高尚的人。

专制社会的史书是由御用文人写的，但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是由人民写
的，相信总有一天，中国的历史会由人民来书写。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胡耀邦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电脑被泡坏了，灾后还无法正常生活，没有时间精力，市公安局国
保支队和学院派出所天天找，又烦又累。得知可能是因为胡耀邦90岁
诞辰在即，反而激起了我怀念胡耀邦的思绪，因为附近的网吧都被警
告过，只好到远离学校的网吧，写了以上几句，以表自己的衷情。）

（2005年11月18日）

1975年夏秋的台风季节刚过去，革命委员会又刮起了强大的红色风
暴。一夜之间，成千上万的群众被抓进变相的集中营。专政工具们以
革命的名义，大割所谓的资本主义尾巴。那时候我刚出差在上海，从
电话里我得知：打办人员抄了我们工厂，拉去生产原料，使我们企业
停产倒闭。我清楚这是县工交局长蔡继卓对我们的报复。我不能沉默
了，唐吉珂德对风车的宣战，即是我此时心境的写照。我从上海打电
报给县政府，列举蔡继卓的种种罪行。电波的传递，如爆开的炸弹，
在海门和黄岩的官场掀起了轩然大波。他们动用了一切专政的工具，
向我围歼过来。

实际上我还在上海时就被人秘密监视了，待我上了浙江403客轮，就
有“打办”的宗达贤跟踪,对我进行24小时的严密监视。第2天中午，
轮船到达海门港时，椒江码头戒备森严，站满了戴红袖章的专政人
员。在宗达贤的指挥下，10数名专政人员由王梅林主任率领从码头冲
上轮船，他们和暗中钉梢的监视人员一起，捆绑并拘捕了我。尽管挣
扎着拒捕,但仍被制伏，前呼后拥地押进了海门公安局。成了要犯的
我，被他们一腿蹬进了拘留室。这10几平方米小屋，里边已关押了几
十个犯人。1扇小门，挂着斤把重的大锁，窗口的铁栅上绕满了铁丝
网，仅留下个小洞，作为外边向我们传递食物、水的唯一通道。

我不甘心就这样被剥夺了自由，好象觉得拘留我，还应该给1张《拘
留证》之类的东西。我对着经过窗外的黄岩县公安局（特派海门）局
长林大兴发问：“林局长，关我在此，为什么没给《拘留证》。”林
局长锁起眉心立即反问：“你是谁？”，我说了姓名后，林局长恶狠
狠地说：“你就是严正学，我要先关你40天！”“局长，公民揭发当
官的违法，犯哪1条王法。”“反对旗手江青的革命路线，扰乱革命
队伍，你用国际明码电报，攻击革命领导干部蔡继卓贪污、奸淫知
青……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你还不认罪伏法。”“蔡继卓确实有贪
污、腐化的罪行，我不能揭发吗？”，听我还敢反驳，林大兴咬牙切
齿吐出1个莫名其妙的罪名：“你再说就是破坏农出大寨，是现行反
革命！”官官相护，在长官意志代替一切的时候，我的行为必将遭到
严厉的制裁。（四人帮倒台后，工交局长蔡继卓因贪污，奸淫知青判
刑8年。）

夜幕降临，东半球又陷入了漆黑的世界，我开始了生平第1夜牢狱的
生活。拘留室里关押的都是红色风暴打击的对象。没有什么大罪名，
所以大家的情并不沉重，因为百无聊赖，只能在这小天地里，轮流讲
述各种故事来打发漫漫的长夜。

蹲监狱最重要的是学会打发时间，我把研究看守当作消遣，对他们评
头论足。这2个钟头轮流换班的共7、8个看守，其中最坏的是被称为
Ｓ的老东西。1次送饭的时间，我故意在废纸里包了一把鼻涕，从窗
口偷偷的丢下去。老Ｓ一个箭步窜过来，以为是传递情况的纸条，一
把抓在手中，却弄得满手掌是粘呼呼的，狱友们禁不住哄堂大笑起
来。

这一夜，老Ｓ存心要整治我们，我们一讲故事，他就拼命敲门训斥，
我们则捂着鼻子装了腔对他喊话：“喂喂！老Ｓ，门敲破我们可都跑
了，你可要坐牢吃官司的。”他停下刚转身离去，我们又天南地北地
海讲。第二天是星期天，老Ｓ决定惩罚我们，他改变早晨放风的惯
例，不让“犯人”出来洗脸、刷牙，也不让抬出粪桶。他不理睬我们
的请求，我们冲着他抗议：“老Ｓ，电影里的法西斯，还给犯人放
风。你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牢里的粪桶满了，无法‘吐故纳新’，你
不给放风，又不让我们大小便，我们宣布全体绝食。”

1盒盒饭菜排列在窗外的长桌子上，早上的，中午的，没有1个人去吃
它。几个好心的看守来劝我们，老Ｓ则出外搬来了区党委汤义方，又
喊来局长林大兴。对着他们一阵嘀咕之后，我被点名出去。牢门一
开，我就径直向院子里的厕所奔去。我不理睬党书记的训话，并告诉
局长:“我肚子痛,憋不住了，得先方便，才能听书记的训斥！”。汤
义方、林大兴无可奈何地等着，1刻钟，2刻钟，林局长不停地在天井
转着圈子，3刻钟又过去了……汤拍响了桌子，林停下方步频频叫着
我的名字。我系着裤带低着头急忙忙从厕所往外走，局长吼叫道：“
不用系裤带了，连同鞋带一起交出来，你升级了！”老Ｓ搜遍我全身
上下,我被关进后院的真正监狱。

拘留室后面边，跨过2道上锁的铁门，里边是6间小小的小号牢房，7
字型地占据黑洞洞的空间。

我的天，所谓监狱，活象口棺材。四边是条石叠的墙，直立会碰到水
泥顶板，1扇用角铁焊接的铁门，把我们和外部世界隔绝。这4、5平
方米大的地方已横卧着6个人，角落里还停放着粪桶。他们存心整治
我，把我硬推进关人最多的3号，倒连累了3号的6个人犯。当日该号
在押的犯人有林大刚、叶祥林、豆腐太子、泮锡忠等6人……女号也
关着几个人，也是被红色风暴刮进监狱的。林为厂里采购刚从上海回
来，走出码头，就被专政人员拉进游街的行列挂牌示众，后边拷打着
钛锣的是女号王彩招。

林先生比我年长几岁，听说他父亲林如青为共产党出生入死卖过命，
资助中共地下党浙东三五支队、几次营救被通揖追捕的中共要员下海
逃命，抗美援朝期间还捐黄金给共产党买飞机大炮，后来被救的徐
德、陈蓝桃等成了中共高官，可林如青即一夜之间成了阶下囚，不让
辩解就枪毙了。那年头，权力代表一切，连乡下的农会主席开开口都
能杀人，不知劳苦功高的林如青会犯下什么官祸？37岁被押上刑场,
为共产党真把命给卖了,饮弹而亡、死不冥目，丢下寡妻和8个嗷嗷待
哺的儿女……

如今的林大刚，仍在“世仇分子”之列，让你游街是“给出路”，示
众倒成了“抬举你”。(到1986年，胡耀邦拨乱正反，林如青又成为
功高盖世的起义英雄，说是错杀，被追认革命烈士那是后话。说：
“皇天有眼、感激涕淋”还大早，因为林大刚一家至今没得到抚恤，
没收的财物房屋仍是党产被拒绝发还。

女监的王彩招是王通顺的妹妹，也是我初中同学娄友恭的女人。颇有
姿色的她，还总把头从小铁窗伸出来。监狱是“闲人莫入”的地方，
但这里不是。午饭后，区党委汤义方的公子汤军背一捍鸟枪进来了，
他对着天井里喳喳寻食的一堆麻雀开了一枪，麻雀轰地一声全飞光
了。因此,我们低声调侃：“鸟骑歪了！”，汤军闻声大骂：“班房
坯！”，不断地用枪托砸着铁门，他见王彩招的头来不及缩回去，一
个箭步跑过去揪住王的头发，就左右开弓煽耳光。王哭喊着，越是哀
求，越遭疯狂发泄。犯人看得心发怵，高喊着：“不许打人！”“打
人犯法！”。但法在他老子手中，这个“小高干”仍边揍边吼：“就
打你,告得了我吗？”……我压着满腔的怒火，轻声对他说：“汤
军，你妈文革初被当作‘梅花党’就关这里！”，看他不息手仍肆无
忌惮，揍得王嘴鼻都是血，于是一声怒吼：“你打的是你妈！汤
军，”，汤的手是松开了，竟立即举起鸟枪向监号瞄淮，犯人们四下
窜逃躲成一堆时，警察王彩娥来了，拉着汤军说：“是好人打坏人！
看，弄赃了手。”“小高干”边走边往墙上着擦血手，退了场。王警
察本该早来干预这血醒的虐囚，据说是因为王彩招（犯人）曾对王彩
娥（警察）说：“我们一样，都是女人，就是‘招’和‘娥’的区
别！”，如今总算被打得长了记性！

折腾了半天，夜幕已徐徐降临。晚饭后，我把剩下的饭菜和着开水搅
拌，然后从狱门的小铁窗往下倒；其他6个犯人就跟着喊起来，并对
莫名其妙跑来的值班警察王彩娥说：“新来的犯人要死了，又吐，又
拉还抽着筋，要是传染病什么的，我们可就跟着完了。”看守和警察
不愿深更半夜送我去医院急诊，就主动提出让我搬到隔两间的一号牢
房，我说：“也许就是水土不服，换个环境会好一些,放出去就全好
啦。”

监狱，是“共产主义”的天下。相同的命运、使我们在物质上从来不
分你我，长时间的孤独，需要交流，推心置腹的倾诉，什么秘不告人
的隐私都不复存在了。闷得发慌时，就高声地喊、唱、闹。今天，我
成了六面碰壁的人，面壁而坐，首先看到的是狱墙上题的一首打油
诗：

　　“狱门响一声，
　　心里砰砰惊，
　　要想心安宁，
　　做鬼勿做人。”

我苦思冥想，只见狱壁上种种漏痕，水迹血印都浮现起来。这里有绝
望狱友留下的抓挖痕，也有发狂狱友头碰狱壁时洒下的片片血迹和血
手印……1只绿头大苍蝇飞过来，发出嗡嗡的声音，我的目光随着它
旋转，最后在狱壁上停了下来。苍蝇和血迹的组合，变成了昂首挺胸
的红综烈马，苍蝇爬动好象是烈马的眼珠转动起来。此刻，整个牢房
颤抖起来，我见到一群桀傲不驯狂奔的马。

强烈的表现欲望使我捡起砖屑、木炭拼命刻画着，同时抓起那瓶写交
待用的墨水，往墙上乱泼乱倒……。同牢狱友阿忠以为我发疯了，使
劲地抱住我的双手，我只好用头发在墙上刷并用脚在狱壁上乱蹬乱
踢。我不能让这闪现的灵感息灭，我那狂放不羁的内心世界正被唤
起。我凭1颗动荡不安的灵魂，以动荡不安的经历，去表现这同样动
荡不安的世界。谁再能遏止我强烈冲动的情绪，我把人世间的苦难，
我的悲哀和不幸以及对自由的渴望，都渲泄在这斑斑驳驳的狱壁上。
在这里艺术是1种表现，1种内心感情的发泄，这里只有本能的欲望和
快感，没有功利、没有目的、也没有别人的欣赏和贬斥。我的画是我
心灵的视象……1个别人看不见的精神世界。我以荒诞的画面去表现
同样荒诞的社会！让怵目惊心的点线面去表现同样怵目惊心的现实！

艺术本来是宗教和宗教式的信仰危机后的1种精神寄托。现在看来，
不以哗众取宠为目的，而是认真执着地去追求实在很痛苦。在艺术土
地上耕耘、播种,没有“春华秋实”，亦不能指望“种瓜得瓜、种豆
得豆”的必然。艺术改变不了人类的命运，它只能是人类精神的寄
托、灵魂的归宿，并为人类社会的变迁留下淡淡的痕迹。世界是个
迷，没有必要再去作简单的褒和贬，何必机械地分辩善恶是非。面对
暖昧难解的人生，在哲学也显得苍白无力的时候，在宗教和各种主义
成为虚伪和空想的年代，艺术即是唯一能够慰藉人类灵魂的地方。绘
画应该是画家真实感情的轨迹，是画家内心的律动。艺术家是最不会
安份守已的人，他们捡起艺术这块石头，抛进平静的水面，让生活激
起波澜，使麻木的芸芸众生复苏。记得有人说：“古代艺术是大师们
创造的，现代艺术是1群疯子……1群介乎精神病人和正常人之间的人
创造的。

又过了1天，我的牢房中又关进1因贪污和强奸罪入狱的人。此人捕前
是葭止镇委书记，叫朱普根。入狱后他整天闷不出声，不吃不喝低垂
的脑门耷拉在裤膛上。傍晚的时候，他突然歇斯底里地发作起来，1
只手不住地在胸口比划着，念念有词道：“我是共产党！怎么让共产
党员坐共产党的监狱？我，怎么能和这些地、富、反、坏分子关在一
起……”。我们这间牢房确实关过一名将处极刑的人犯，他从杭州解
押下来，手镣脚铐地在我们监里住了1夜。这一夜，三步一岗，戒备
森严，因此，我们之间不能互相询问，在他进监时看守说他是押回温
州正法的死囚，但他泰然的神态，确实使我们敬佩。而眼前这猪公嗷
嗷直叫真叫人厌烦。阿忠过去煽了他两巴掌，让他知道我们是好人，
而他才是坏蛋！接着又蹬了他一脚，让这个“共产党”跪地请罪。我
告诉他：“我们哀伤是因为我们被剥夺了自由，而你，只是痛惜失去
了特权。”好在第2天“共产党”被上送黄岩蒲草田监狱，不然真不
知道如何和这头公猪一起挨日子。

秋后问斩”是中国刑罚的传统。到了那一天，杀头的、陪杀头的、还
有那些不杀头的都得拉到街上去亮相。犯人被五花大绑，游街示众，
尚使还有阿Ｑ式的人物，还能吊起嗓子喊着“18年后又是1条好
汉！”之类的话去挨子弹。到如今刑罚又有了新的发展，譬如，枪毙
前给喂上个铁毛桃，或者，上下牙被用铁丝拴住或在头颈上栓上细尼
龙绳，甚至干脆割开犯人的气管，任凭你有天大的冤枉也喊不出声音
来。还有，是我们这批还轮不到杀头的，还得绑着去陪枪决！有经验
的狱友告诉我们：每年这个时候，总有这么一批人会遭殃的，我心里
更加明白：专制的党书记、生杀在握的政法委还有贪渎腐败的工交局
长蔡继卓是不会忘记在这种场合惩罚我。

这2天放风时，我看到水沟边采水的蜜蜂，原来又是瓦松开花的季
节，大批工蜂正在海门采集瓦松花越冬。我让狱友们每人捉上2、3
只，养在纸折成的笼子里。到了批斗示众那一天早晨，狱友们都学着
用蜜蜂在自己或眼睑或人中部位蛰一下。待到军警将我们五花大帮后
拉出监狱，在提上刑车时才发现我们1个个都歪脸凸嘴，颜面肿大。
公安局长林大兴嗷嗷地骂着，但他弄不清我们怎么都变成象刚用过大
刑似的，喊来区党委汤义方、陈广洲，又请来书记杨华明，怕押到刑
场示众，会适得其反。终于决定把我们推下刑车，押回牢房，就这样
我们逃脱了强化专政的1次制裁。

11月18日消息，就在美国总统布什19日访问北京，预备就人权等问题
与中共当局领导人交换意见的时候，有关部门再度软禁了刘晓波、刘
京生、齐志勇、庞梅清、刘迪等诉求人权民主的人士，曾经到天安门
广场献花而遭到当局多次软禁的爱滋病志愿工作者胡佳这次意外“逃
过一劫”。他说，几天前就遭到国安部门跟监，但在1个偶然机会下
得以脱身，现在回家不知道要被软禁几天，宁可在外流浪。

与此同时，另一著名人权民主人士赵昕先生和其父母本星期到四川省
九寨沟旅行，在旅途中一直被一黑色奥迪车跟踪，17日，赵昕遭到身
分不明的人的刻意殴打。赵昕先生说，殴打他的人只针对他暴殴，在
他逃避上车后仍然紧追，跟踪了100多公里才消失。目前，赵昕先生
逃回成都，住进成都市八一骨科医院6楼1617病房，医生给他的头部
伤口缝合了11针，他的膑骨也被严重殴伤，他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住院
治疗。

我呼吁海内、外各界人士密切关注赵昕先生的病情和人生安全，吁请
成都及其附近的朋友去医院看望赵昕先生及其父母，注意事态的进一
步状况。

同时我呼吁正在中国大陆访问的美国总统及其夫人劳拉女士关注此
事，提醒中国大陆当局保障人权民主人士的生命和人身安全。

赵昕先生的电话为：13001116454。

（2005年11月18日星期五）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学界出现了1种新思潮即政治儒学出现
了。它在承续国（境）外汉语世界儒学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力图给可
能出现的宪法改造提供1个的文化合法化资源。紧接着，在它取得相
当话语权力之后，又被商业化了。在商业包装与推进之下，以复兴儒
学为导向的文化内含变成了国学的等价物。结果，政治儒学中的“政
治”色彩被极大地淡化，而所谓的“文化底蕴”就扬作暴尘。

在1份名叫《神州》的月刊上，编者以特别醒目的方式推出1个专题
──《国学沉寂？》。这份杂志的主办者是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它
的理事会则完全由商业人士组成，如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房地产公司
的董事长等。更有趣的是，这份杂志主要对准的好象不是公众读者，
而是中高级政治决策机构和个人，每期赠出的杂志就高达27,100册之
多，它的名单是：

◆全国各大部委，500册；
◆29个省委省政府领导，600册；
◆500个地级市市长、市委书记，1000册；
◆2000名全国人大代表，2,000册；
◆中央国家机关领导，500册；
◆国内国际36条航线指定乘机阅读，6,500册；
◆北京8,000个高档场所设立展示赠阅点，16,000册。

刊出《国学沉寂》之间的那期是总第56期，即2005年第9期。

作为1个专题，其分篇各为《国学之忧》、《寻找国人的精神家
园》、《访人大国学院副院长袁济喜教授》等共13篇文章，所有文章
对国学的定义都是基于对孔儒理念的描述，有的稍涉一点《三字
经》、《百家姓》、唐诗等，但没有1篇文章提到墨子。这不是国学
的1个耻辱，至少也是1个笑话儿。

如在《国学之忧》一文中，作者3处提到他本人的国学观：

◆其一曰：“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失败，北洋军阀倒行逆施，
　而社会上‘尊孔崇儒’也被别有用心的政治者利用……”
◆其二曰：“当代中学生可以穿宽大的和服，流（似应为“留”）着
　个性的发式，窜（似应为“穿”）梭于校园之间，可能不知道《三
　字经》，对史诺比、米老鼠、kitty猫、皮卡丘和机器猫等耳熟能
　详……”
◆其三（引用1位叫楼宇烈的教授的话）曰：“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理
　解、恰当的宣传应该与时代的潮流更贴进一些，把‘安身、立命、
　齐身、平天下’的精髓运用到实践中去……”

在这个记者眼里，国学中没有墨子的地位。记者写错别字不可避免，
但不懂经史子集之“子”的含义，显然是个“社会问题”！那么教授
就一定懂什么叫国学吗？

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副院长说到何谓国学精神时说：“它首先指的是一
种学术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理念，是结晶，是1种形而上的东西，一般
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价值观念。例如《易经》所
提倡的刚健有为、厚德载物，儒家所说的‘以天下为已任’，和道家
所倡的逍遥独立精神。各家学说综合成为1种民族文化及精神结晶，
意味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当然地没提到墨家。

墨家的学说究为何物？简言之：它是儒家的批判者！

已故著名历史学夏曾佑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成的《中国古代史》中
说：“（墨子）其说与孔子相反。惟修身、亲士为宗教不可无，不能
不与孔子同。其他，则孔子亲亲，墨子兼爱；孔子繁礼，墨子节用
……孔子知命，墨子非命；孔子尊仁，墨子贵义。殆无一不与孔子相
反。”

在孔儒几乎完全等同了国学的时候，重提墨学不仅学术意义重大，而
且还有利用重构文化合法性基础上的制度创新。

简单地说，构建政治墨学已实有必要，构建政治墨学的要点有6：

一、反对政治儒学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等级制度，所以它在社会政治方面造成了两个严重
后果：

１、政治家族化，任人唯亲，并造就大量无公义感的利益集团；
２、模拟血缘化，造成从政者以人格为代价换取高位者认可的习惯，
　　从而使整个社会政治心理处于不健康状态。

而墨学则无此缺点，它是1种普贤选能的观念。如《尚贤．上》云：
“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以
墨学的尚贤思想来改造中国政治，则可避免儒学的“亲亲原则”。

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政治资源分配严重畸变，在
传统改造上，只有选择优良传统即墨学，而不是用儒学为畸变提供文
化合法性。

二、关心弱势群，建立普爱原则

普爱也就是墨学的兼爱原则，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
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儒学的仁爱是有差别的，而墨学的爱是
无差别。

中国当今社会存在大量的多构态的弱势群体，只有引入好的文化传统
──兼爱主义，才能唤起整体良知。

更重要的是，依据墨学的尊重他人的原则，社会伦理就能正当地反对
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无限度的剥夺。《兼爱．中》有去：“天下之害
孰为大？，强之劫弱，众之暴寡”。

众之不能暴寡在公共选择意义上，就是要尊重少数人，不能形成多数
人的暴政，从而也防止“大众法西斯运动”的形成。

三、绝对和平主义原则

儒家讲究怀柔远人，但它一方面动用国家财力收买远人（不服从
者），另一方面又力伐不服者（如孔丘之请鲁君伐田成子）。所以，
在儒家思想主导中国的两千多年中，战乱相仍、篡弑不绝。

以墨家非攻思想改造政治伦理，则很自然地导向绝对和平主义。这在
为学者所深知的《非攻》中已全面体现，此处勿须赘述。

四、明智的利用原则

儒家思想中虽有个人节俭的原则，但绝少与自然的协调原则。在墨家
则有节葬、节用观念，在这个基础上，可以阐发出明智利用原则，保
证节约型社会的出现。

中国当今经济体积已庞大至巨世界第2、3位，但能源消耗值却高居世
界之首，而有效利用率反居中下。这种经济模式持续下去，不仅是国
人之灾而且也是世界的灾难。

五、民选原则与有信仰的生活

孔儒的政治原则是贵族政治与精英政治，即1种拒绝民选的政治，只
有君选（征、试）有权威性，而墨家则不同，它的“同君”思想就是
1种道德性全民选举原则：“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

中国当代著名思想史家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称此为：天鬼与人民
一致同意的原则（《尚用．上》）是“天子由民选举。”

现代政治文明已经确立了全民直选原则，这与墨家思想相契合、不违
背。墨子说的“民”不是什么代表，而是“万民”即全体民众，其原
句为“上者天鬼有厚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
鬼之所深厚，万民之所便利，而能强从事焉，则万民之亲可得也。”

墨家的“天鬼”概念不是巫术意义上的鬼神，而是与自然法中的
“天”相一致。所以，深入挖掘墨学政治原理，不仅能导致自然法的
文化合法性确立，而且能使人民过上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生活。

六、构建一个创造性的世俗社会

孔儒基本上勾勒的是1个封闭的、反对创造性的社会，在宗教意识上
它宣扬安贫知命。但是，墨家提供的思想资源则是非命即不服从命运
的原则，提倡国民（公民）的自由竞争，从而构建1个创造性的世俗
社会。

在这种创造性的社会里，对天的敬畏固然重要，但墨家更主张“自
求”即自我奋斗。这与新教伦理之资本主义原则相契合。

创造性的社会必是善于改革的社会，墨学的“取实予名”的观念完全
否定了儒家的“因名责实”的反改革逻辑，也就是当1套指导社会生
活的政治逻辑失效后，就不用修修补补来搪塞社会，而是勇敢地放弃
失效的逻辑，代之以全新的政治思维方式。


如果以上6点得以知识系统化，它将很容易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契合，
推进中国社会的政治现代化。

〔特派《自由时报》记者王平宇、曾慧雯／釜山报导〕陈水扁总统特
使林信义昨日在釜山召开记者会，媒体将焦点锁定美国总统布什大力
赞扬台湾民主，甚至追问是否将刺激台湾迈向“独立”？林信义表
示，布什总统是在“陈述1个事实”，台湾已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他
也公开表达，希望明年ＡＰＥＣ在越南举行时，陈总统可以与胡锦涛
主席见面。

林信义感谢布什总统看到台湾的民主成就，强调台湾民主受到美国和
国际肯定，“这是台湾全体人民的光荣”；至于这次准备如何与布什
总统互动？以及陈总统是否有口信带给布什？林信义虽不否认已有准
备，但强调事前不宜公开，否则有欠礼貌。

林信义此行下榻釜山乐天饭店，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墨西哥、泰
国、秘鲁等国元首相同。面对记者询问是否可能藉地利之便及日语专
长与小泉会谈？林信义表示，会充分利用会议机会与各国领袖沟通、
互动。

期待明年在越南能有扁胡会

被问及在中国掣肘下台湾领导人无法出席ＡＰＥＣ，林信义如何期待
与中国互动？他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主自由的发展受到
国际的肯定，许多经验可以与中国分享；但两岸一定要透过对话，才
能消除歧见、避免误解，希望北京当局与台湾对话，特别是与台湾政
府的领导人对话。“事实上，ＡＰＥＣ就是1个很好的平台”，期待
明年陈总统能与胡锦涛当面会晤。

台湾驻韩代表处代表李在方昨晚作东宴请台湾ＡＰＥＣ领袖代表林信
义、经济部长何美（玉月），以及我参与企业领袖高峰会议的东元集
团董事长黄茂雄与义美食品副董事长高志尚等ＡＰＥＣ代表团成员。

林信义表示，台湾多年来积极参与ＡＰＥＣ，并做出许多贡献，但台
湾仍受到差别待遇，也就是陈水扁总统无法亲自出席，他认为这是Ａ
ＰＥＣ的一大损失。他也强调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性，他说，两
岸在政治方面一直没有对话，然而“一定要亲自对话”，尤其是要“
跟执政的政府来对话”。

林信义表示，他会把握参与ＡＰＥＣ领袖会议的机会与各国代表沟
通，而今日将在分组对话中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对面会谈的黄茂
雄也说，虽然他被要求使用英语发言，但是他应该会“用中文跟胡锦
涛说一些悄悄话”。

〔转载自《大纪元》2005.11.18 08:25；http://www.dajiyuan.
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