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可靠消息：重庆当局不顾事实、不依法律，仅依党法的需要，对重
庆良心国民许万平先生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捏造罪名，一审重判12
年。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南京当局已经刑事拘留了良心国民
杨天水先生。我们对中共重庆和南京当局的这种倒行逆施行为感到愤
慨、遗憾。坚决谴责重庆和南京当局的这种践踏法律、侵犯人权，依
意识形态治国的丑恶习惯！强烈要求重庆和南京当局回到依法治国的
轨道上来！

许万平先生长期以来关心国家的正义事业，民众的权利。以社会的民
主建设发展为己任。心系民众的疾苦，痛心疾首贪官污吏当道，社会
正气被遮蔽、被压制的状态。决心为民众争取希望、选择和尊严，争
取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的人权。站在弱势群体民众一边，为弱势群体
说话，从而得罪了强权势力，腐败分子集团。因而遭受到该利益集团
的报复打击。

杨天水先生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热爱他的祖国、热爱全人类、热
爱灿烂阳光下的每一天生活。由于他崇上阳光的生活，追求自由民
主、人权法治，反对专制独裁暴政，反对弱肉强食的“党天下”，反
对“以国家机器的名义参与非法的暴力恐怖活动”的“国家恐怖主
义”。杨天水先生敢于仗义执言、呼唤阳光法、为民请愿、争取让所
有的国人都同在一个阳光下，享有同等的个人自由尊严，同等的法律
待遇，同等的天赋人权。于是，杨天水先生得罪了哪些满脑子惟我独
尊、惟我独大、惟我最正确、强持夺理自封为“执政党”的霸王，遭
受到强权卑劣的诬蔑陷害。

杨天水先生光明磊落、为人正直、胸怀天下正义，倡导人类文明精
神，早以让世人知哓。许万平先生对祖国、对人民、勇于承担道义，
负责任的精神，也为人们颂扬。正是这样的良心人士，却遭受到中共
当局邪恶势力的迫害。这猖狂地迫害良心国民的事只有以人民为敌的
暴政政府才会作。

我们要为良心人士鼓与呼！
我们要为良心人士召唤阳光法！
我们要为良心人士谴责中共当局再次犯下的罪行！

过去的几十年，中共当局依意识形态治国，党指挥一切砸烂过“公、
检、法”；迫害过“工、农、兵、学、商”结果是祸国殃民，使“国
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迫不得已只好抛弃邪恶说教，提法改革为
“依法治国”、与世界先进的民主、人权、法治制度接轨。20世纪
末，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胡锦涛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社会”。中共自“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中央领
导集体积极倡导“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宪治国，依法行政，司法
为民”。9月5日，温家宝在第八次中欧领导人峰会指出：“中国将推
进民主政治发展，坚定不移地重新构建（民主），包括举行直接选
举。如果中国人民能够管好一个村子，我相信几年内他们将能管好一
个镇。这个制度将循序渐进。”胡锦涛在世界法律大会指出：“将继
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公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按照当前中共的改革方案，中共当走出了过去魔鬼般的统治时期，告
别了人人自危，秘密警察半夜敲门，国家滥用权力伤害公民的事受到
了遏制。给国人和世界人民一个弃恶从善的好印象，以挽回酷爱暴
力，不懂法治；酷爱专权，不懂分权；酷爱独裁，不懂民主科学的野
蛮形象。然而，中共重庆和南京当局的倒行逆施行为让世人看透了共
产党嗜血吃人的本质。

但是，我们可以告诉重庆和南京当局，走回头路是自掘坟墓，如同历
朝历代的覆灭一样。要想获得新生，惟有坚持继续改革开放，坚持继
续走民主法治的路，尊重人权，走出依意识形态治国，依党治国的巢
臼。

目前横行于中国各地政府实施暴力打压良心国民的国家恐怖主义是不
得人心的，它不仅与21世纪文明制度不符，与人性不符，而且是属于
公然挑战国际人权公约的犯罪行为，是挑战中国大陆宪法中保护人权
的条款、挑战人类公认的道德准则，也是挑战胡、温的政治路线。

在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上，不进则退，中共重庆和南京当局，你们是
愿意逆历史而退呢？还是顺历史而进？？？

时间、人民、历史会真实的记录下你们的……

我们呼吁中国最高领导阶层关注重庆和南京正在对许万平、杨天水制
造的迫害，依法追究各地残害人权和民权的违法犯罪者，释放所有因
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利、信仰自由权利、以及因为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
而遭到迫害、残害的良心国民，并且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经济上的和
名誉上的损害赔偿！

共和国公民：

方家华、曾宁、张重发、陈德富、杜和平、廖双元、陆勇祥、
孙光全、李任科、吴郁、全林志、陶玉平、康成、东海一枭、
薛振标、李运生、王明、火戈、赵昕、李国涛、陈西等。

（2005.12.26）

圣诞节前夕，整个世界洋溢着和平欢乐的气氛。但在中国却传出一系
列政治迫害的消息。中国当局拘捕杨天水，起诉赵岩，重判许万平12
年徒刑，驳回蔡卓华和彭明上诉，令自由民主世界震惊的同时，海内
外华人为此感到不安和羞辱。中国宪政协进会对此声明如下：

１、中国当局对于中国公民的这一系列司法判决，侵害了中国公民的
　　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中国司法机关在侦讯和审判这些案件中一
　　再破坏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律，这些案件是违宪违法的政治迫害
　　案。
２、中国宪政协进会抗议中国政府的这一系列迫害案，并要求中国政
　　府纠正这些错误的判决，停止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政治迫害。
３、这些政治迫害案件中体现的执政理念，决不是科学发展观可以容
　　忍的。尽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民主与科学有其各自不同的历史
　　起源和理论逻辑，但在中国，这两个伟大观念始终是相互联系并
　　被广泛地视为互为因果的。即使是现代威权政体中，在讲科学的
　　地方，就不应有政治和宗教迫害。
４、这样的政治迫害发生在圣诞节前夕，尤其令人难以容忍。圣诞节
　　已经不是一个宗教团体的纪念日，而成为全世界认同的一个世俗
　　的平安节日。此时的政治迫害不仅使得迫害更残酷，而且是对建
　　立和谐社会的政治宣称的极大讽刺。和谐社会由此成为可笑的谎
　　言和中国政府炮制的伪劣公共服务品。
５、中国政府不顾世界第三波民主化的大势和人类社会进步潮流，继
　　续依靠政治迫害维持统治，这显然无法使得世界相信其和平崛起
　　的政治承诺；因为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人们从理性和法治的和
　　平生活中坚信，一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政权，只相信暴力和谎
　　言解决问题。
６、中国宪政协进会呼吁海内外国人关注中国正在发生的政治迫害，
　　以各种方式向中国当局抗议这类政治迫害，向被迫害者表示同情
　　并提供帮助。制止迫害不仅使得我们的祖国成为具有宽容政治异
　　议的政治文明；而且只有当中国没有了政治迫害，中国才是我们
　　每个公民的安全家园，才是全世界华人可以为之骄傲的精神故
　　乡。
７、中国最近发生的迫害案再次证明宪政主义的基本信念：一个不受
　　节制的权力会滥用权力；不论执政者有多么好的个人愿望和人
　　品，只要在一个绝对的权力位置，就会堕落到依靠谎言和暴力贯
　　彻自己的意图和维持自己的权位；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政体中，公
　　民才能切实享有公民的尊严和权益，执政者才有基本常识就有的
　　政治观念。
８、中国宪政协进会将一如既往，与被迫害者站在一起，维护公民的
　　尊严和权利，抵制国家的侵权和迫害，尊敬那些为理念和信仰以
　　及社会公益而献身的同胞，并愿向他们提供各种帮助。
９、中国宪政协进会将向国际社会提供这几个迫害案的信息，以使国
　　际社会更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的现实，并争取国际社会的帮
　　助，减少这类迫害给与当事人的痛苦和今后可能发生的迫害案。
10、中国宪政协进会将为建设宪政中国而更努力地工作；因为，宪政
　　民主的政治体制，才是在中国根本杜绝政治迫害的基本政治条
　　件。

中国宪政协进会

主　席　王　丹
理事长　王军涛

2005年12月26日

（中国宪政协进会网页：http://www.xzzg.org/）

〔《大纪元》记者林珊美台北报导〕郝凤军12月中旬来台参加《九评
国际论坛》期间，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19日接受中央广播电台的专
访，主持人杨宪宏特别关注610是如何听命于中共中央迫害手无寸铁
的百姓？他举前苏联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终个人的人性战胜共产
主义及国家机器的信仰。杨宪宏认为郝凤军不愿作为中共迫害人权的
工具，选择出走，“代表非常多人的心灵，找到他的出口。”

台“中央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强，电波可以覆盖整个大陆。杨宪宏特
地邀郝凤军透过他的节目向家乡的老朋友、老同事讲几句话，郝凤军
说，“我没有背叛我的祖国，我背叛的是中国共产党。”“我希望有
良知、有本性、有人性的中国的警察也好、国家安全的警察也好，能
够象我一样认清中共的本质，尽早的结束中共的一党统治、专制。”
以下是专访内容：

（以下，“主”代表“主持人”；“郝”代表“郝凤军”。）

主：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刚到台湾参访的前中共国安人员郝凤军先
　　生到我们节目现场。郝先生您好。
郝：您好

主：非常欢迎你到台湾，我介绍一下郝先生。郝凤军先生今年32岁，
　　原是天津公安局610办公室的官员。今年2月逃离中国前往澳洲，
　　并向澳洲政府申请政治庇护，7月底获得澳洲政府的难民保护签
　　证，也得到澳洲的永久居留权。郝凤军先生在逃离中国的时候，
　　携带大量的机密文件，也向外界证明了610办公室这个特务组织
　　的存在，以及它运作的方式。郝凤军也向外界证实了，中国在西
　　方的确安插有庞大的间谍网。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请郝凤军先
　　生来跟我们谈一谈610办公室，以及他为什么要从中国出走？
主：郝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在1999年6月10号这一天，就是610，成立
　　了一个“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这个组织所以叫610办公
　　室，您怎么进610办公室的？以及您所属天津610办公室，是从事
　　什么样的工作呢？
郝：我是在610办公室成立了以后，两千年的时候，我被610办公室抽
　　调上去，因为当时招人的时候，各分局报名的是寥寥无几，后来
　　就从电脑抽调，我就被抽调上去。在天津公安局610办公室，主
　　要就是有三方面工作，第一个主要是法轮功问题，还有第二个是
　　有害气功，就是被中共列为有害的功法，一些气功，第三种工作
　　就是除法轮功之外，被中共列为邪教的其他宗教组织。

主：那这些对国家安全有这么严重吗？
郝：这些只是个人信仰的问题，我没有看出他们对国家安全造成的任
　　何伤害。

主：是，我请教你的原因是，610办公室成立的时候，就我所知，全
　　世界的国安组织，或者是军方的组织，总是有为何而战？为谁而
　　战？就是如果要去做这件事情，总是要有一个正当性，总是有一
　　个精神讲话，精神教育说，因为这个违反国家安全嘛，什么原因
　　违反安全？然后鼓舞士气。这样大家就是会认真去执行任务嘛。
　　这个我想全世界都一样。那他用什么东西来鼓舞大家呢？
郝：这个做为我们情报分析员也好，做为案件侦查员也好，包括我的
　　同事，有很多人都不理解。但是我们接收到的就是，接收到中央
　　各级文件，告诉我们法轮功也好，其他的宗教也好，都是涉及危
　　害中共政权，颠覆中共政权这么一个危害。所以我们做为国家机
　　器来讲就是执行命令（主持人：任务），令行禁止。

　　所以就是，其实在我见这些媒体来讲，我说我看到法轮功也好，
　　还有其他的基督教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他们并不象其它一些
　　暴徒，或者是恐怖分子，或者犯罪分子，他们只是普通的百姓。

主：就说国家安全的话，实际上比如说恐怖主义，比如“9．11”，
　　在纽约，用飞机去撞手无寸铁的人民，大家心里自动激起说，这
　　个事情不可以发生，维护国家安全，我们要努力去做。那这个有
　　根据。可使对方手无寸铁，只是信仰，信基督教，全世界到处信
　　基督教，全世界到处信天主教，全世界到处法轮功到哪里去，全
　　世界政府也没有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活动，都没有危害别人的
　　政府，怎么会危害中国政府？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问到象您这样的身分，原来是国安人
　　员，我很有兴趣知道，中共怎么说服这些国安人员说，你们要去
　　欺负这些，我用欺负不对啦，去处理这些手无寸铁的人，他们只
　　不过是一个脑袋，他在想他自己的信仰。这有办法说服大家吗？

郝：做为我们在从小就受中共的这个党文化的洗脑过程，（主持人：
　　是，洗脑喔）包括我们上学的时候，政治课都是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这些，都是要求就是从小背的，政治课也是一个主要的学
　　科，从小就在灌输这些东西，并且在开始的时候我见媒体也讲
　　过，中共不仅仅对其他西方世界，或者民主国家，或其他人民去
　　撒谎，并且对我们这些国家机器也一样有所隐瞒。这是我到澳洲
　　以后才知道。

主持人：是，可是我看您的过程，好象您很早就有这个想法，您要逃
　　离中国，然后您准备这个动作，你准备做这些动作的时候，一定
　　是这样的东西在你的内在有冲突，你觉得这是不对的事情。是这
　　样吗？
郝：对，是这样。　

主：那你觉得除了你以外，其他国家机器的人员他们深信不疑吗？被
　　洗脑洗的那么彻底吗？
郝：不是，据我了解，我的工作范围还有我的同事，大家觉得，可能
　　你们在台湾来讲呢，跟大陆人民接触比较少，尤其是政府的工作
　　人员，几乎都有一个两面性，两面性的一个性格。一方面在工作
　　的时候，就好象非常的认真、严肃，就好象一种政治斗争；另外
　　一种，他下班之后就会回归到人性这方面，做一个人，他的喜、
　　怒、哀、乐就会表现出来，是这样。

主：就是会有不安，会觉得白天所做的事情，晚上回去会有反省，对
　　不对？
郝：在工作开会的时候。

主：这个非常人性。
郝：对，在开会的时候，把党的一切放在最高的位置，然后等到会
　　后，还是大家私下，没有去信共产党。

主：您的谈话，让我想起在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这个苏联的领导
　　人，他后来导至苏联倒台，后来的历史，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人。
　　我看到他的传记里头，他同样产生一样的问题。他不相信ＫＧ
　　Ｂ，不相信国家安全骑警，不相信这些他们所说的谎言。可是他
　　做苏联的领导人，他好象每天都要去执行那些东西，所以他每天
　　回去跟他太太夜深人静，关起门来的时候，听马勒的第五号交响
　　曲的时候，借用那个过程，洗净自己，寻求救赎。

　　他很痛苦，但是最后还是他个人的人性战胜对国家机器的那个信
　　仰，他就反叛。那个过程，后来在共产世界里头，很多人骂戈尔
　　巴乔夫。可是戈尔巴乔夫到今天为止，还是受到全世界多数人的
　　敬仰。就是说他是人性的，他回到人的基本本位。

　　我想这个过去是在苏联，苏联倒台时间很久了。中国今天，我想
　　信您走出来，其实不是只是你，我的看法是，其实你代表非常多
　　的人他的心灵，找到他的出口。也许我相信，今天的广播，很多
　　您的老同事、老朋友听到了，他也许透过监听，听的更清楚，他
　　们听到你讲话，一定心里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您有没有什么话
　　要跟他们说呢？这段时间。
郝：以前在大陆工作的时候，很多事情，我都不了解，就包括我和我
　　同事，就举法轮功的例子，在2001年的时候有36个西人法轮功学
　　员到天安门打横幅，而我们接到指令就是：法轮功邪教组织花用
　　重金雇用西人到天安门去打横幅。到澳洲以后呢，就是看到了一
　　个当时去天安门的法轮功学员，问他什么时候修炼法轮功？他说
　　是96年。还有我前不久去了欧洲，碰到了一个法国的女的法轮功
　　学员，他也是在2001年的时候去了天安门广场打横幅，她是在98
　　年的时候开始修炼的。

　　这就证明，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是在说谎，他明知道这些人真的
　　是法轮功学员，但是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是用重金雇用。其次，我
　　们很多情报就是显示法轮功所谓的三大媒体：《大纪元》、新唐
　　人、希望之声，他们都是受到反华势力或美国情报局、还有一些
　　美国国会、一些反华组织，从后面大力的财力支持。

　　可是我到澳洲以后呢，当然我接触了法轮功学员，也接触了很多
　　民运人士，然后我看了《大纪元》，我到《大纪元》报社的时
　　候，他们都是一些义工，并且都是从自己口袋里拿钱去印刷也
　　好、打扫卫生、还是电话费、还是一些电脑费、一些纸张、耗
　　材，都是用自己的钱，所以跟我在大陆听到的、看到的那些文件
　　整个是截然相反的。

　　所以你刚才讲这个，我想就是通过电台，即然大陆能够收听到，
　　我还是这句话：我没有背叛我的祖国，我背叛的是中国共产党。
　　我一样的，我在中国大陆，他们都知道，我曾经是一个非常优秀
　　的警察，我能够走到今天，就是我不想去迫害普通的人民，我的
　　职责是抓刑事犯罪分子，我是保护老百姓。

主：那是天职
郝：那是天职，所以我选择了出来，就是说不管我以前做的好也好、
　　坏也好，就是说我能够认清中共的本质，我能够走出来。我希望
　　有良知、有本性、有人性的中国的警察也好、国家安全的警察也
　　好，能够象我一样认清中共的本质，尽早的结束中共的一党统
　　治、专制。

　　并且我在这里也，即然他们能够听到的话，我就在这里也讲，我
　　的家人虽然都在大陆，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再干扰或者是骚扰我
　　的家人，否则的话，我可以保证世界各个地方或国家都可以看到
　　我这200多份绝密或机密的文件。

主：那这个，我就顺便要在这个观点请教您，我们知道郝凤军先生象
　　澳洲政府申请政府庇护的案件，其实到今年5月才公开。那当时
　　，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外交官员陈用林的控叛逃，好象也曾经公开
　　证实，那中国在西方的确安插庞大的间谍网。中国在西方的确安
　　插有庞大的间谍网，郝先生能不能针对这点跟我们朋友做个简单
　　的介绍？对台湾中共当局是不是也相当的部署？
郝：对台湾的话我不太多深入的了解，因为我原先负责情报是宗教这
　　一块，主要是北美、澳洲、新西兰，这方面的情报分析。刚才您
　　讲的就是说，在海外布控的间谍，现在在国外很多叫间谍在大陆
　　我们统称为秘密力量。包括外交官他出来以后，讲在澳洲有多少
　　个间谍？看到的文件，我出来我拿的我的文件证实监控在澳洲的
　　法轮功学员，还有其它宗教人员。包括在澳洲的一些西人，当然
　　还有一些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华人，我们所讲的秘密力量，并不
　　是象英国电影里的007那样的间谍，它主要包括一些线人、朋
　　友、耳目，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很高级的密干特工，这些统称为秘
　　密力量。当然我也看过台湾的情报，和一些监控当地人的情报。
　　我们还负责一些策反，策反台商、监控台商，威逼利诱他们到台
　　湾来继续替我们收集一些（我说过我只是负责宗教这块情报）我
　　以前也看到过，就象这些老的情报员的资料，这些人不是我带
　　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姓名，我们这都以代号为统称，
　　所以这些人的情况，我相信在台湾已经不是几年或十几年的潜
　　伏，我见过这种档案，时间比较远的潜伏在台湾，帮助中共收集
　　情报的工作。现在他们收集的主要就是说因为法轮功问题嘛，是
　　中共当前第一大稳定问题，就是他所讲政权也好，所有海外情报
　　人员都负责兼顾收集这方面的情报。

主：最后我想请教您的文件里头有很多，我们刚看到除了法轮功被迫
　　害的资料，还有很多中国大陆异议人士被虐待的纪录，能不能就
　　这部分和我们听众做个说明呢？
郝：在国内的异议人士，主要包括一些民运人士还有一些其它宗教，
　　还有涉及到藏独、疆独一些组织，他们一般被策反还有监控，监
　　控他所有的言行还有电话等等。这些都是负责搞政治案件，就象
　　我们国保局里的620它都是搞政治案件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主：您说一下您来台湾的感觉好吗？
郝：台湾不愧是宝岛，我来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我感觉台湾人民非常
　　纯朴，台湾地方非常美丽，比大陆要干净很多。还有我感觉到台
　　湾重要的一个氛围，就是民主自由。不仅仅从媒体还有从台湾同
　　胞平时的说话、谈吐当中，都能强烈感受到民主的氛围。不久前
　　我看电视和媒体报导，美国总统布希在京都的谈话，他就讲希望
　　中共的政府能多学学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主刚实现时间很短，
　　我看到很多台胞活动的时候，写上台湾民主新兵，台湾人民多么
　　向往民主自由的氛围。这种心情给我很大的鼓舞，我希望能早日
　　看到中国大陆也能够象台湾这样。

主：胡锦涛先生可能不同意你的看法。如果跟台湾一样的话，陈水扁
　　先生照三餐被骂还外加宵夜，如果您在台湾天天看电视的话，几
　　乎天天都在骂总统。胡锦涛先生可能很担心布希总统说“学习台
　　湾民主”的话。
主：很高兴能在台湾看到您，在台湾的日子里头尽量享受您的观察，
　　然后我相信很多人会很喜欢跟您交谈。谢谢郝凤军先生今天接受
　　访问。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转载自《大纪元》2005.12.27 13:09；http://www.dajiyuan.
com〕

大陆海协会会长、前上海市市长汪道涵于平安夜清晨离开人世而长
眠。

有人把汪道涵称为“国师”。因为他曾经和江泽民的小爸爸养父江上
青同事。江泽民后来发迹，甚至登上“最高”，并且打遍天下无敌
手，和他老人家念故人之情而提携有关。

但是把汪道涵称为“国师”，实在过誉了。如果他真是“国师”，那
么江泽民后来所做的一切，他都有责任。包括全党腐化深入骨随，镇
压异议人士，迫害法轮功，乃至作风轻浮、为老不尊等等。“教不
严，师之惰。”汪道涵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包括那一大笔血债吗？

如果以后来汪道涵的海协会会长职务，把汪道涵看作是江泽民在台海
问题上的“国师”，也不尽然。因为江泽民在两岸问题上的创举就是
“文攻武吓”，不但连连的军事演习，甚至向台湾海域发射导弹，难
道这就是汪国师的主张吗？

海内外的观察家，都把汪道涵列为两岸问题上的“鸽派”，完全与江
泽民的张牙舞爪两副面孔。再看汪道涵对解决两岸问题，曾经在1997
年提出“一个中国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指中华民国，而是
两岸同胞共同缔造的新中国”的主张；但是1999年他改为“世界上只
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
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放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
行讨论”。显然，他是屈服于江泽民强硬路线而倒退了。如此看来，
汪道涵不是江泽民的国师，倒象江泽民是汪道涵的国师。“把颠倒的
历史再颠倒过来”本来就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学生打老师也是共产
党的斗争哲学，因此江汪还是汪江，都不是问题，即使那汪是“汪精
卫”也没有问题。

汪道涵生前一直希望能到台湾一趟，壮志未酬身先死，有人说他“饮
恨”，但是查查谁不让汪道涵去台湾的？就是江泽民！1995年汪道涵
本来要访问台湾进行第二次辜汪会谈，但是江泽民借李登辉总统访问
美国一事，掐断了这次会谈，以致汪道涵无法成行。1998年改为辜振
甫去上海和北京。为何不是汪来而是辜去？相信是因为江泽民要出风
头，在北京接见辜振甫，并且在辜前大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
中华民国国歌。如果是汪道涵出访台湾，江就没有机会表演了。

看来，还是摘掉汪道涵的“国师”帽子，才可以瞑目。

根据安徽知名民主人士侯文豹先生刚刚向《大纪元》透露的消息，南
京著名自由作家杨天水先生在平安夜前夕（12月23日）被南京警方刑
事拘留。去年12月24日圣诞夜，杨天水先生曾被杭州公安局石桥派出
所抓捕，后被移交到江苏南京，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刑事
拘留。后经海内、外朋友和国际媒体及郭国汀律师的援助，杨天水于
今年1月24日中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

杨天水平安夜前夕被刑事拘留12月23日下午，侯文豹与杨天水一起在
南京市江宁区给郑贻春的弟弟郑小春转汇澳洲的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
会的孙立勇先生的捐款，当3点半左右回到杨天水家的楼下时（江宁
经济技术开发区太平花苑），即被早已守候在旁边的国保便衣十多人
围住。

侯文豹与杨天水当即被便衣们隔离。之后，侯文豹便与杨天水失去联
系。后来看管他的警察无意中透露说，杨天水被刑事拘留了。

我们坚决声援杨天水先生！

我们为杨天水先生今年1月24日中午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后，
一年来，依然义无返顾的为推进中国民主运动劳力和精神，感到钦佩
和鼓舞。我们向杨天水先生致敬，并坚决要求当局以法律和人道主义
精神对待杨天水先生！

我们看到，杨天水先生被拘留的关节点是“给郑贻春的弟弟郑小春转
汇澳洲的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的孙立勇先生的捐款”。我们知道，
郑贻春先生是中国著名人权活动人士、作家，是《九评中国共产党》
一书的作者。该书直捣中共邪恶暴政，在海内、外掀起退党大潮，原
子弹威力般冲击了中共邪恶暴政，巨大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
郑贻春先生，在近期遭到中共当局的政治迫害，被判刑七年。杨天水
先生是“给郑贻春的弟弟郑小春转汇澳洲的中国政治受难者后援会的
孙立勇先生的捐款”被南京警方拘留的。杨天水先生是为中国被政治
迫害人士转汇海外捐款，是义举、壮举。这义举、壮举让中共惊慌失
措，痛下杀手。这一方面暴露了虚弱，一方面又暴露了中共对“海外
资金”进入中国民运的恐惧。进期重庆判的许万平案，也是因许万平
涉嫌经手“海外资金”。许万平也是中国著名民运人士。两案的时间
相近，又都是涉嫌经手“海外资金”。两案都暴露了中共对“海外资
金”进入中国民运的恐惧。

中共恐惧中国民运，就要截断中国民运的“粮草”，就要截断“海外
资金”。

俄罗斯为了避免“颜色革命”，进期有控制海外资金流入俄罗斯政治
组织、民间组织的政府议案。中共恐惧中国民运发展为“颜色革
命”，就抓人，就政治迫害。最重要的是，这些海外资金，根本不是
用于中国民运的经费，不是用于中国“颜色革命”的经费，而是海外
古道热肠之人士，对中国遭受中共政治迫害者及其家属的微薄的经济
救助和人道援助。抓了人、判了人，还要截断其家属的活路，中共的
冷酷和恐惧，也算暴露无遗了。之前，中共几十年的邪恶暴政，也是
靠控制中国人民的基本生存条件来维持的；今天，还靠这一手段来维
持。问题是，中共应该看的到，今天的中国民众，已非毛泽东时期的
中国民众，中共的这一邪恶手段还会行之有效吗？

中国民运，如果真有了海外资金的流入，其方便和成功效率，自不必
说。但，在中共的冷酷和恐惧的控制下，疏忽的接受其海外资金，也
和会给具体的个人及其家属带来不必要的危险。起码，在相当一段时
间会是这样。中国的民运人士，在实现中国的民主宪政上，义无返
顾、一往无前，在没有海外资金支持的艰苦条件下，依然能勒紧裤
带，自谋活路，自力更生地推进中国民主运动。

我们坚决声援杨天水先生！为杨天水先生为中国民运付出感到钦佩和
鼓舞。我们向杨天水先生致敬。我们以为，中国民运自力更生的提
出，会让难中的天水先生欣慰。

（2005年12月26日于贵阳家中）

许万平的精神，一句话概括，“一息尚存、抗争不止”。
杨天水的精神，一句话概括，“两肩担道义、秉笔铸忠魂”。
许万平先生可以说是中国民运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先锋战士。
杨天水先生则可以被称为中国民运进入21世纪以后的金色纽带。

许万平先生何罪之有？他的所做所为无不是合理、合法、合情、合
义，无不是天经地义、天公地道。当局在无法以“文字狱”、“以言
治罪”、“非法组织”等罪名指控他的情形下，竟然以他参与“反日
游行示威”罪名指控与重判他。请问，他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以
什么样的形式参与了什么样的“反日游行示威”？当局的指控与重判
完全就是赤裸裸继前一次对他以毒品栽赃之后再一次的陷害，其嫁祸
于人伎俩昭然若揭。

杨天水先生则是一名奇男子、伟丈夫。凭着自己的才华、能干，他完
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拥有汽车、洋房的生活。89之后，他逃亡香
港，乘着“6．4”的大潮，他当时可以滞留海外，但是，北望阴云密
布的中华神州，他义无返顾，毅然踏上了返回祖国大陆的征程。之后
，他遭受的就是被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判刑长达十年之久
的铁窗生涯。他在大学担任教师的妻子和唯一女儿当时遭受的打击，
可想而知，是何等的艰难、痛苦、惨烈。他不忍妻子与女儿的孤苦无
助，主动向妻子提出了分手。这是何等的伟岸，理义长存。

每当我念及杨天水先生的时候，我的耳畔总是响起他女儿与他的一段
对话：

“爸爸，同学们都有爸爸给的压岁钱，你怎么没有压岁钱给我。”
“这一次爸爸欠你的，下一次爸爸一定补上。”

“爸爸，你总是这句话。”
“……”

杨天水先生可以说是一个毫无私心杂念，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与民族
的正义与进步事业的奇男子、伟丈夫。

人，活着是要有精神的。没有精神，人就只剩下躯壳。没有精神，人
无异于走兽。有了精神，躯壳就有了魂魄。有了精神，人就得以站立
并且高大。精神是信仰，精神是理念，精神是真实、善良、美丽，精
神是行动。

肉身短暂，精神永存。

许万平先生89之后因为组织“中国行动党”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八年，
98组党之后再次被劳教三年。出狱与解教之后，他矢志不移、坚持不
懈的呼吁与推动历史的车轮艰难向前。他的精神就是中国当代民运人
士的精神。

杨天水先生温文儒雅，平和、理性、具有魅力。十年的铁窗生活不能
消磨他的意志。从2000年出狱算起，他数年如一日，肩挑道义、笔铸
忠魂。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有他的援手。中华大地，他的笔迹忠实地
记录下了中华民族民主人权义士们的铮铮铁骨、万丈柔情、忠贞不渝
的肝胆忠魂。他可以算得上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史上“双肩担道义、
秉笔铸忠魂”的第一人。他的精神更是中国当代民运人士们的精神。

在当今世风糜烂、人心腐败、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中国。许万平、
杨天水等等良知人士捍卫了民族的尊严，代表了国家的希望，创造了
足以令这个精神贫乏的时代引以为豪的荣耀与辉煌。他们是今天时代
的自豪与骄傲。任何华丽的语言都不能够完全表达对他们的肯定与赞
美。“俯仰无愧天地、行止磊落光明”，“举世浑浊君独清、众人皆
醉君独醒”。

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则是，专制极权总是把每一个时代民族最优秀的
子女投入监狱，而且不遗余力、乐此不疲。

羞耻啊！专制与极权，你的名字就叫罪恶。

（2005.12.27）

1996年4月，中共紧急下文在全国收缴、封杀高校出版社为我出版的
百万字五部系列学术着作。该系列着作中的《不战而胜》一书，在披
露了“国共重庆谈判”相关资料后，得出了国共两党在所谓“和平建
国”的谎言下积极备战的结论。当时国民党当局以“统一”压民主，
以“稳定”压“变化”；中共则声称：只有搞“民主”才不会乱。60
年前的国共内战之初，发生于《大公报》和中共喉舌《新华日报》、
《解放日报》的一场“真问题”论争，如今读来，尤响在耳，何其具
有现实意义。

当年的《大公报》，曾是以共产党为友的所谓“进步报纸”，其舆论
导向常常偏向中共。据查，该报从来不称中共是“共匪”。但就是这
样一份“进步报纸”，都因反对内战，主张“军队国家化”而遭到中
共口诛笔伐，引发了一场颇耐人寻味的“笔墨官事”。

1945年11月2日，《大公报》面对刚刚爆发的国共内战，刊发了一篇
社评《中国政治之路》。该文提出：中国怎样走向民主？取决于一、
二个大党和一、二个领袖。该报总编辑王芸生如此“譬喻”说：“假
如我是蒋主席”，将立刻宣布国民党不再专政，还政于民。“假如我
是毛泽东”，我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但不必由共产党专政”，
“我争党的地位公开，我争各种基本的人权”，如果这一切得到保
证，就取消共产党的地方政权，改组共产党的军队，使之国家化。王
芸生的意见很明确：国民党要实现民主，共产党必须放弃地方割据政
权和党控军队，也就是“军队国家化”。十天后，该报又刊发了一篇
《应该问问人民！》的中性立场社评，说国共“叮叮当当”纠缠的“
地盘”和“枪杆”问题，“从人民眼中看来，乃是党派的私争，根本
蔑视了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文中指出：所谓地盘问题，就是若干省
的用人问题，也就是选择公仆。这是主人一事，“不应由仆人争
吵”。军队问题也一样。“应该把军队拿出来交给人民选举的政
府”。

此文发表一周以后，共产党发起的攻势越来越火，随着北方战事更加
凶险，人民看得越来越清楚，其实中共为夺取政权，不惜牺牲民生民
计。一向倾斜中共，至少是中立的《大公报》，不得不调整立场，再
度发表了一篇社评《质中共》，该社评认为，“中共是当前局面中的
一个主角”，也就是主要原因。文中质问毛先生在重庆时，曾风度翩
翩地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而目前这局
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这时的《大公报》立场坚定
地声称：坚决反对国家分裂。该文写道：“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
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政策及政绩决定胜
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
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此文至今读来，都倍感一语中
的。但就在这篇《质中共》发表的第二天，也就是11月21日，中共
《新华日报》便容不得批评，一反友好常态，开始发起文化讨伐。当
即发表社评《与〈大公报〉论国是》，大谈中国只有“变”（搞民
主）才不会“乱”（打内战），专制不变为民主，社会就不会安定，
声称“人民要求变化才可以不乱”；军队国家化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
的，军队只能“化”于民主的国家，不能“化”于国民党的一家之
“党国”（中共现在自称是“人民当家作主”了，可党的军队怎么还
是不“国家化”呢？）。

这还不算，中共面对当时《大公报》的批评，更加猛烈的回击发生在
12月8日。那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驳大公报》一文，由陈伯
达亲自撰写，讥讽《大公报》关于国家和人民的观念“落伍极了”，
“幼稚极了”。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
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
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
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中共《解放日报》用了足足一个多版，刊发《驳大公报》一文，长篇
大论中共的“国家观”，“人民观”，令一向亲共的《大公报》饱尝
了中共决不允许半点异议的文化讨伐。这场字字句句直逼中国“真问
题”的笔战，太至关重要了。真可谓是一场跨世纪的争论，这个“真
问题”的争论，今天还远远没有结束。

60年后，中共不以“政争”，而以“武力”胜天下的结局，不幸被
《大公报》的社评言中了，即“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当
《大公报》和全国人民被“涮”了一个来回，历史的脚步却又圆了回
来。如今已放弃“武争”的国民党，反倒开始在台湾以“民主”应对
大陆的“统一”，而大陆人民也在要求中共学习台湾放弃“武争”，
实现“军队国家化”了。但中共却开始重复他曾一度口诛笔伐的借口
“稳定”“统一”压制民主，压制“变”的老路。历史从来没有人能
够改写。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中共那篇篇讨伐《大公报》的檄
文，如今竟物化成躺在共产革命烈士墓前已经枯萎了的花圈。

一、道德上的中人

在上面的议论中，我们已经知道了民运人士是时代的产物，就从这一
点入手去研究问题，我们似乎可以发现这样的一个结论，民运人士所
极力要完成的民主政治是一个全新意义上的政治，因此与这种政治相
关的是政治上的人物也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变化，如果说变化不是发生
在民主政治实现的那一刻，而是在民主政治进程中，那么我们就会在
产生了民运人士的那个时间上发现变化的源头。

我们若研究传统政治，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实际政治过程的
那些人都具有一个道德上的“优势”，我们且不论这样的“优势”是
事实上的还是由道德的方式所故意造成的。就抓住了这一点来说，传
统的政治家一定要是一种道德的人这已经是我们常识中的问题了，但
是我们却没有把这种常识性的知识推进一步，以发现其中的政治进步
的轨迹。在这里，若就这一点，我们要对民主政治中的人做一个新的
观察，那么就一个看到这样的问题，即他们都是一些道德上的中人。
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观点之后，我们再来研究民运人士的问题，对他们
在道德上限并不超越普通公民，道德下限上亦不低于普通公民的现象
的分析就可以采用“中人说”。

二、脱去道德上的伪装的人

现代中国民主运动的最早源头虽然可以追溯到1957年的知识分子对共
产党“鸣放”的运动，但是只因为这个运动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也
因为在这个运动发生的时间不可能形成后来才出现的民运人士们独立
的记忆，运动没有他们的亲身的参与，因此作为一代人来说，他们不
是这个运动的产物就非常明显，所以，在寻找他们产生的时间上，我
们正好就找到了66运动（也就是人们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如果说
这个运动是第一代民运人士亲自参与了的运动，又如果说在这个运动
中民运人士作为普通参与者其“灵魂深处”也受到了“洗礼”的话，
那么他们是这个伟大运动的“产儿”──就是一桩历史的事实，不管
他们本人对这种“事实”是接受还是不接受。把这个民运人士产生的
现象同中国共产党人产生现象对比地看，后者是“社会大动乱”时代
的产物，前者是中国伟大政治运动的产物就形成了明显的对照。

66运动对中国人的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在这个运动中除毛泽东等“一
小撮人”外所有中国人都在政治上脱去了伪装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件，
尽管到今天为止，这个事件的意义还没有被更多的人解度出来，但是
它的意义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我可以这样说，运动把每一个人，上
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灵魂”都给“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了。如果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公开政治”的话，那么朋友
们，你注意到了吗？中国政治的“公开化”时期就是1966年！这样的
事情在当时我们是评价不了它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有可能
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其意义。我们已经知道在民主的政治生活中，公民
不需要任何“伪装”，那么在1966年的运动中广大人民撕破共产党当
权派“伪装”的同时，也抛弃普自己的“伪装”的行为就具有很高的
历史价值了。因此就这一点去看待问题，民运人士是中国社会中的政
治上无伪装的人士的情形就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了，它的确有一个历
史的渊源。

就上面的问题而言，我们在看待民运人士时，就不应该用旧的道德式
的眼光，就不会把他们看成是50～60年代的“共产党员第二”之类的
人物，而应该运用中人的观点，不对他们作道德的苛求。这样作的结
果若使你发现民运人士同你自己一样，是生活中的平常的人的话，你
的发现就是对的。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把他们如共产党员那样的看成是
“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因此在后来你发现了“特殊材料”不是“特
钢好铁”，而是“破铜烂铁”时，你就免不了要产生上当受骗的感
觉。与这样的情况相应的是民运人士在道德方面也只需要保持一个
“中人”的水准而没有必要非使自己上升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在这样
的意义上“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词句，就可以说明问题的
本质。如果说在这里民运人士同共产党人一样，认为自己就站在了一
个道德的制高点上，那么他们在这样的时刻中要能够保持自己的谦虚
谨慎就非得使自己“超人化”不可，而正是在这个“超人化”的过程
中，由一个政治上的“特殊阶级”到发展成为一个法律上的“特权阶
级”就只有一步之遥了。因此民运人士中的个别人如果可以达到道德
上的“至上”境地，这样的事情同民运人士作为一个群体要达到如此
的境地的事情是完全不同的。由此而引出的一个问题是，民运人士也
绝不能够因为自己的群体中有道德上的模范者而宣布自己在道德上处
于一个“至上”境地。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的事情和道德的事情应该是分开来的，这是民主
政治的一个基本点，如果搞民主运动的人脱离了这个基本点而行为那
就是非常错误的，是对民主的背离。民运人士在这里只能是政治的人
士，而不能够同时又是道德上楷模，因此在评论和看待他们的行为以
及作为时，人们若还是象在共产党时代一样，政治、道德“一把抓”
那就是非常的错误的。就这样的意思去思考问题，如果在政治的生活
中，所有的人都脱去了“伪装”，那么谁还能够比谁优越呢？“我们
都是同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甘地语）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棵
葡萄藤上的枝蔓”（布尔加科夫）的话就是对民主的此意的最深刻的
脚注。对于他们，我们应该这样的看，就是说在未来的时间里，他们
掌握了政权，变成了“执政者”，也是不会以此而认为自己是“另外
一把刷子粉饰出来的人”，或者说自己是“另一根葡萄藤上的枝
蔓”。在这里，当年共产党人栽跤的地方恰恰是他们吸取教训的地
方。研究一下那些不可一世的共产党人，他们其所以在历史的道路上
载了大跤，认为自己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高人一等，是“特殊材料
制成的人”就是主要原因之一。

在前毛泽东时代，有一句话很流行，那就是“放下包袱，轻装前
进”，但是共产党员到底是没有“放下包袱”，并且“包袱”越背越
大，到今天为止他们已经被“包袱”压得腰弯背驮了，其原因在哪里
呢？

依我个人的见解就是他们在搞政治的时候背了个道德的“大包袱”─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经我这么一说，有的读者就会问：“放了那个
大包袱不就是好了吗？”问题就在于这个“大包袱”是一个他们不能
够放下的“历史的东西”，过去的和现在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全都是
为了“充实”它，因此如果放弃了，就等于同时地放弃了共产党的
“历史”和他们所鼓吹的“历史地位”。读者们可以作这样的想象，
那就是如果他们真的“放下”了它，那么他们同普通人又有什么两样
呢？既然是一样的，那么他们要“执政”就得通过人民的选举，而选
举制度的实行也就是民运人士所要求的民主化。现在的问题我们就可
以看得清楚了，原来他们放不下的这个“大包袱”里包裹的是他们的
“专政”的理由，因此在这些“理由”还存在的情况下，拒绝民主的
行为就同“保”住“大包袱”的行为一致了。为什么江泽民专政时，
不放弃“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胡锦涛专政时又不放弃江泽民的“三
个代表”？是他们喜欢那些“玩艺”吗？不，站在人性的观点上他们
在“内心深处”讨厌那些“玩艺”可能和我武振荣一样，甚至可能比
我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些家伙们谁不骄傲），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必
须要表一个“完全拥护”的虚伪态度，因此江不放邓，胡不放江，同
邓批毛而不敢放毛的道理是出入一辙的。

民运人士是“抖”开了“大包袱”的人，因此他们在推进中国民主化
的过程中有一个主要的任务，那就是使政治彻底地同道德与宗教分
开，独立地开创出中国社会的“政治界”；而民运人士自己就是这个
“政治界”的人。因此你在把他们看成是道德上的人就是你的错误
了。如果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了“革命”的话，那么这一场
“革命”的意义就同“共产党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那漫无边际
的情况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即“革命”的目标仅仅是建立一个“公
共”的、“开放”的政治社会。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革命”就告完
结，不会象共产党“革命”一样地要深入到“精神的领域”，其成果
又必须被维系在人类的“终极目标”上。

三、民运人士不是道德上的完人

在中国过去的道德的教育和政治宣传中，最给中国共产党脸上贴金的
事情就是所谓的共产党“立党为公”，与此相应的是共产党也要求共
产党员要“大公无私”，“彻底地克服”自己的“私心杂念”。在最
红火的年代里，他们还号召共产党员要“狠斗私字一闪念”，要使共
产党员的“内心世界”彻底“共产主义化”……也正是因为在中国共
产党的历史上出现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在一个短时间内，中国人民
对共产党的专制、专政的本质就看得不是太清楚的，一个道德上的障
眼法防止了人民对共产党制度和共产党员的进一步的认识就是可以理
解中的事情了，对这样的事情的论述也就顺便地解释了在那特定的时
间中广大人民也在这样的一种道德感动下去追求政治上的“至高”境
界的错误行为。也正是有着这样的一段中国人民政治生活的特殊的经
历和由这种特殊的经历所带来的特殊的记忆和特殊的感受，所以当民
运人士这类完全新的人物出现于中国社会时，就必然产生了这样的情
况，即人们会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他们看待共产党员的那种眼光和方
式去看待他们，所以这就引出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和误解。

目前海外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是，民运人士道德水准偏底，许多人也
迎合这种说法对民运人士中的许多知名的人物进行有关道德方面的责
备，好象他们应该是和尚、牧师或者阿訇，完全地不顾他们是政治中
的人这样的非常明显的政治事实。如果说这样的看法和说法流到国内
去的话，那么国内人民现在正处在观念变革的时间中，还不能够成功
地运用新的民主概念去分析新出现的人物的话，那么事情的出现就是
很严重的问题了。如果我们说民运人士是中国政治上的“盐”，现在
人们感觉到“盐不咸”，问题就很复杂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澄清
本文中的问题就不是无的放失的发表议论了。

我在以前写作的论文中曾经说过，古今中外所有的专制政治无不建立
在所谓的“道德基础”之上，没有任何的一种例外，中国共产党政治
也是一样。因此，我们在同中国的专制主义者所作的斗争中也有一个
“道德的阵地”需要占领；在这个“阵地”上所展开来的“战斗”，
我的理解是，我们不应该简单的把共产党人描述成为政治上的一贯的
“恶人”，而是要对他们的错误给出一个科学的合乎事实的批评和批
判，指出他们到底错误在了什么地方，为何会错？这样以来，我们也
就顺便地总结出了我们普通人自己的教训了。因此我的主张是民运人
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和批判应该始终地同时贯穿和坚持一条自我批
评和自我批判的线索。如果说共产党在道德上的失败可以告诉我们：
现代的政治人物不可能变成为古代的圣徒的话，那么我们在政治上也
就不必要使自己上升到“圣徒”的高度了；反过来说，我们若无视于
这样的教训，那么“升得高，摔得狠”的共产党的悲剧就有可能在我
们的身上重演。

现在我们民运人士面对上述的指责的最好的回答应该是：“我是政治
上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我同平常人一样，也是父母精血合成
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别人不要用‘圣人’的卡尺来衡量我”！
在海外，我们看见就有那些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专门地给民运人士的脸
上摸黑，他们在这样作时，拿不出来任何政治方面的“缺点”，唯一
可以拿出的就是“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了，这些问题如果又有着低级
趣味的性质的话，那些传扬这样的东西就就是恶意的批评者完全变成
了追求低级趣味的人了。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中，如果说低级趣
味的东西也不不缺乏市场的话，那么他们就有了用武之地。就在我们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两个著名的民运人士正在遭受恶毒的攻击的事
情就很使人寒心，说其中的一个强奸幼女，说另一个人夺人之妻，是
不是事实？谁顾得了，反正舆论已经吵得纷纷扬扬的了。在这个问题
上，我不怀疑有共产党的间谍在兴风作浪，但是我认为这样的“风
浪”其所以可能“兴”起，与我们把民运人士当成道德上的超人看待
的传统观念有关，退一步说，如果说因为民运人士生活上或者道德上
有不检点的事情出现，而以此就认为他们不是政治上的人，在政治上
应该“靠边站”，那就是很错误的了。

我们若对于人类的政治现象有一个很好的理解，我们就会明白所有从
事政治的人都很难以变成为道德上的超人，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在理
论上相信有超人的存在。反对的人可以拿出甘地的例子，但是我是这
样认为的，象甘地这样的人物在现代政治史上是一个例外，关于他，
我们是很难以在全世界那么多的政治家中寻找到第二人的，因此我可
以说他是一个“天生”、“天降”的人，不是我们在普通政治上可以
求得的人。如果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可以产生出如甘地一样的“圣人”
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对民主的误解。“圣人”这一类人物，在从古
到今的历史中都是存在着的，因此在最专制、最黑暗的时代，“圣
人”们的产生的历史也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所以在未来，他们的产
生也是可能的，只是与民主没有更多的关系。

如果说上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同我们中国人过去的教训联系在一
起的，那么我们曾经在一个时间内把那些共产党内的大人物当成了
“神”来看的事情才过去了几天啊！可是现在，我们不就是看得很清
楚的了吗？他们这些人谁个不是披着人皮的人面兽心的家伙呢？分析
这样的问题，他们这些人的个人品德固然是一个问题，但是比这个问
题更大的是他们是政治中的人物，而政治事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
有着一种道德的因素所不能够衡量的性质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批评
和批判共产党人道德腐化的问题上，民运人士也应该持一种和普通群
众不同的观点，应该在这种批评与批判中发现更多的东西。

四、关于政治的私

在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没有分界的中古时期，政治上的道德的最高点
就是大公无私。但是在现代当社会已经建立了或者正在建立“公共社
会”和“公共空间”的时候，传统的大公无私的道德观就必然地要失
去意义，由此而形成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公共”的东西就不用传统
的“私”去解释的了。也就是说，在公共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实际从
事着政治工作的人的“私心杂念”不再是被社会上的其他的人看成是
一个道德上的“坏”或“恶”了，这里不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私心杂
念”，而是“私心杂念”已经不被归类于道德的“私”那一栏了。譬
如在美国最近的一次大选中，克里参加了总统竞选，并且在竞选中发
表了自己是最适合担当美国人民的总统的言论，在竞选失败后谁个又
认为这是他在政治上“吹牛”呢？谁个又会认为这是政治上克里“私
心”的大暴露呢？没有，没有，完全地没有！在这里事情的变化在于
人们在公共的事情上不去再计较政治家的“私”，也不对这种“私”
作出道德的评价，而不是说参加总统竞选的克里没有“私”。

明白了上述的问题，我们在中国政治的过渡和转型时期对于民运人士
作一个民主的批评和评价，用民主政治的标准去衡量他们就是一个原
则的问题，否则我们在其他的人批评民运人士道德水平不高的那种风
气中，就不可能挺身而出地为民运人士辩护。因此如果象共产党宣传
的那样，民运人士是一批“动乱分子”，他们的目的是要“乱中夺
权”的话，那么民运人士岂不是以“私”来乱“公”吗？在这里民运
人士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民运人士为之奋斗的事业中也有着
一个他们本人出头露面的机会和机遇。在这里他们且不可做谦谦君
子，和共产党员一样地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东西没有半点自己的东西
掺杂于其内。因此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也在这里：
前者声张在民主政治中自己是参与民主选举的人，并且也同他人一样
地希望在选举中受益；而后者认为自己在民主政治中不是从政的人，
没有一种政治上的“私”。

民运人士是要在我们中国竭力地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而这个
制度在民运人士的理解中也应该有一个相对于普通人的突破，那就是
民主政治之于政治上的个人来讲，与其说是“为公”的，不如说是
“为私”，在这里如果政治家的个人的“私”没有一个合法的、公开
的表现机会和因着这样的机会政治家的“私”可以实现其表演意义上
的合法性，试想民主政治与专制、独裁政治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如果
我们认为民主政治和共产主义政治一样，也不给“共产主义者”留下
半点“私”的东西，那么所有从政的人都不过是“为他人家做嫁衣
裳”吗？这样以来，人们好象是在表面上限制了政治上的人的有关
“私”，实质上却是在另外的意义上，特别是在道德上为政治家走向
“神坛”──这是人类最大的私──而埔平了道路。

民运人士在这个时刻的出世的意义就在于他们应该大声地宣布：政治
上的“走向神坛之路”应该立即地给予“封死”，所有在政治上出头
露面的人物都是人，正因为都是人，所有的执政者都应当经过选举。
而在选举中，真正起作用的因素就是具体个人所批的那一张“人
皮”。在民主的政治选举中情况同我们想象得又不同，那就是民主的
选举非但不破除我们所常常说的“个人崇拜”，反而为它走向极端推
波助澜。因此我们发现，在选举的白热化时期，一个政党的形象必然
要完全地套在一个候选人的身上，也就是说到最后，党与党的竞争实
际上已经变成了候选人“个人”之间的竞争，在美国第55届总统选举
中，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实际上已经是布什和克里之争了。明白了
这个意思，我们翻过头去研究许多人对于民运人士的批评，我们就可
以发现某些以前我们往往忽视了的那些价值；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忽
视，所以我们在听到民运人士的道德水平不高的话的时候，感觉到好
象言之有理，却没有同时地想一想，那个“理”到底是专制的，还是
民主的。

如果要对我们民运人士为之而奋斗的民主政治说出一个同专制政治的
最根本的区别的话，那么我们以为可以这样的说，就是专制政治不给
人的“私”一个合法的表现空间的设置迫使人的“私”走向了法律和
政治都不能够控制的那一种渠道，于是，就形成了人的“私”对制度
和社会侵犯的恶果；对比之下，民主政治就不是这样，民主政治的
“公共”性质在这里可以作这样的理解，那就是政治向所有人的
“私”“开放”，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政治市场”上“出
售”或者“贩卖”自己的“私货”，这样的行为不但没有一个法律上
的和道德上的过错，而且还被法律所保护，为道德所赞许。就从这个
意义去理解某些人对民运人士的指责，说什么他们“满脑子里的私心
杂念”，什么“利欲熏心”，这岂不是错怪了他们。

在分析这样的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的看到民运人士所持的政治意见
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东西，因此发表和坚持这样的意见的行为其所
以被认为是民主的，原因就在于政治在这里发生了带有根本性质的变
化，而民运人士就是这种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新人物。此若没有认识的
话，把他们归类在旧人物的行列里就完全的没有道理。民主政治允许
“私”在“公共场合”表现使传统的“私”转化为政治上的“公”
了。正是这样的变化使人们才彻底抛弃了传统的道德式评价和看待政
治人士的观点，不再认为政治上“最棒”的人就是道德上“最好”的
人了。一句话，“私”也不再构成道德上的恶了。

五、关于政治野心的问题

在对民运人士的最有力的反对性质的言论中，要算是说民运人士有野
心这样的话了，因此在议论民运人士时，这个问题我不能够回避。有
鉴于此，在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先简单地说一下古典民主理
论是怎样的解释这个问题的，然后再说一说这个问题的现代情况。在
古典理论中，最有代表性的大概要数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第
十篇中所发表的议论。我是这样理解它的，那就是如果把野心看成是
上帝造物时所赋予人的东西的话，就不可能指望在人之为人的时候去
掉它，因此就有必要作出这样的一个假设：每一个人都有野心，于
是，民主政治的问题就不是要去除人的野心（这一点是人绝对作不到
的），而只能够是“以野心制衡野心”。就此而言，我们在要搞中国
的民主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古典民主理论，也得要有一种很好的“消
化”才是。

在现代民主政治中，我们若说到某某人有政治野心，不就等于了说笑
话吗？因此如果说民主的政治对于传统的政治有一种淘汰的功能的
话，那岂不是说它淘汰了“政治野心”这样的东西。而现在我们面临
的情况却不是这样，民运人士受到的那种批评却完全是“专制主义”
的东西的遗留物。因此对这样的批评，民运人士最好的方式就是不予
理睬！可是，民运人士中，就是有人对这一点特别的小心。去年，我
在一个网站上看见了一个“民主”政党的“中央常委”们的声明，说
在中国民主化实现后，他们这些人都不参加政治的角逐，而一心只作
普通的公民。当然我不是反对这样的表态，也并不认为这样的表态是
故做姿态，只是说，在这样的表态中如果包含着对外界的有关他们的
“野心”的批评的回应的话，就大可不必！

在传统的政治中，政治上的最大的恶莫过于人的“野心”，因此反对
野心也是传统的政治的一个最为重要和主要的内容之一。但是如果我
们对于传统的政治有着一种现代的认识的话，传统的政治反对人的野
心的事情失败的时候多于成功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了。值得
说明的是，在共产党建立了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之后，情况为之一变，
好象一个新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就可以解决传统政治中的所有问题，包
括人的政治野心的问题。5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在
这方面非但没有任何的建树，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败坏了中国人的德
行。“6．4”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面坏死的时代这就是
对共产党要在道德上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报应。明白了这样的道理之
后，我们翻过头来认识民运人士的道德问题，就不能不给出一些新的
意义。

如果我上面所说的民运人士不是一个继续披着“伪善”的政治外衣的
人，那么他们的这一行为就表现在他们亮出了自己的“野心”，又如
果说这样的“亮野心”的事情同1966年那种一次比较起来，少了一张
毛的“外衣”的话，那么人民进步的指数就是一个可以读出来的东西
了。在1966年的那一次，人民怕已经“亮”了出来的自己的“活思
想”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所以，给自己的“活思想”穿上一个“毛泽
东思想的外衣”就具有了时代的内容。也就是从这个时刻开始，一个
“活思想”到底应该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问题到今天才有了个结论。
就这个结论来看，民运人士在中国出示了自己政治意见的行为有着一
种可以追究的历史。所以把他们放到这个历史中去看，他们使自己的
意见自立门户的情形就表明了民主在中国的一个进程。

如果就这样的事情你说他们的“野心的大暴露”的话，他们有什么可
在乎的呢？在民主的秩序中，你如果表明你自己是一个没有政治野心
的人，你是讨不到香饽饽吃的。因为在这里发生了变化的是“野心”
这个词的内涵，“什么叫野心”，一个现代哲学家说：“现状之外别
有所图就叫野心。听着，我说野心就是想将你的现状改变成为另外的
情况，这就是野心。你想要什么东西？想要权力、地位、声望，这就
是野心。野心就是写了一本书，希望卖上100万本”（见《克里希拉
穆提作品集》）。就这个意思去说，野心是想当总统，想当议长、省
长、市长、议员，它想当体育明星、影视明星不都是一理的吗，可
见野心这个东西同一个人应该具有的“雄心壮志”是不好区别的。韩
国的第一任民选总统金泳三在上中学的时候，在宿舍的床头写了一副
“未来韩国大总统金泳三”的条幅，这不就是野心的大暴露吗？但是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正是韩国的民主（它很年轻）才“奖励”了他的
行为，把他推到了总统的宝座上！对比地看一下我们中国的事情，我
们会产生许多的感触的。譬如说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刚刚坐上了中共
中央的“第一把交椅”的时候，他面对中外媒体谦虚地说：“我不是
当总书记的合格人才，我是被推上潮流的”，这么说应该是很谦虚的
了，但是就这样的“谦虚”的表态也没有能够挽救他自己在1989年的
“政变”中被邓小平为首的复辟派人物拉下马的危机。在专制政治中
你不“谦虚”，那是当不了官的，包括超级大官在内也是一样，毛泽
东说“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邓小平说“我是人民的儿
子”，江青说“我是佛堂里的老鼠”，陈伯达说“我是小小老百
姓”，但是“谦虚”制止了他们曾经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撒尿的行为了
吗？

就上述意思来看，民运人士必须是一个新的人物群体，他们必须对自
己的存在做出不同于专制人物的那种解读，因此，人们在看待他们的
时候，就不能够用传统的看待共产党人的方式了。这样以来我们面临
的就不是一般的如何看待人物的问题，而是对政治上这个新的人物群
体的如何看待问题，因此我们把他们看成是传统的道德的人就是非常
错误的。政治上的道德在这里所要表现得是另外的一套，而这一套和
传统的那种一套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对一个具体的人讲，追求政治权
力当然是一种野心，那么政治上表现自己也能够看成是野心吗？如果
说这样的野心是人人都有，那么野心也就无所谓野心了。在这里，政
治表现是一种公民权利，而不应该用权利之外的东西去解读它。就这
样的意思去看，你说民运人士想使天下大乱，以便自己乱中夺权的话
就没有特别的意义了。权力如果是“公共”的，任何人都想着要夺取
它的情形不就是如同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头衔是为所有人准备的只要你
能够摘取它就尽管地去摘的情形一样吗？这里，政治竞赛的意义一定
要和体育上的竞赛和经济市场上的竞争一样享有价值。

六、民运人士不是清教徒

民运人士中不乏清教徒式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事情丝毫都不能够把民
运人士看成是由清教徒式的人物组成的团体。于这样的现象有关的
是，民运人士中即使有个别的道德上的很有缺陷的人，也不能够因此
而把民运人士团体看成是一个“缺德者”的群体。正确的看法是，作
为一个群体它应该和社会其他的群体一样，如果说和其它的社会团体
比较，这个团体中的人特别热衷于政治的话，就完全地摆平了他们的
地位。这样的事情如果又牵扯到人们对政治的看法的话，在这里我就
必须作这样的一种排除，即所有视政治为人类最肮脏的交易的人都不
配谈论政治。如果说这些人的存在是民主社会的一个特征的话，那么
民主就不能够拒绝所有讨厌它的人的批评。现在我们中国还没有民主
化时，但是与这样的事情不相称的是我们一些中国人对政治的看法却
已经可以同民主政治生活中的那些讨厌政治、认为政治不过是政治家
欺骗公民的人的看法非常相似，因此，由这样的看法引导出来的对民
运人士的误解也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不管是在今天、昨天，或者不管是在外国、中国，把政治家看得很卑
鄙和底下这好象是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是为了矫正它，所以所有国
家的最盛大的庆典也就莫过于政治庆典。在涉及到民运人士的问题，
我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实质。因此在这
里，对那些并非恶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不想给以反批评，只是
对恶意的攻击我认为有必要给以反击。前一向，我的一篇名叫《目前
中国社会学生运动为什么缺位》的文章被一个所谓的左派网站转载，
出于好奇心，我浏览了这家网站，但是我发现了这完全是一个专门骂
人的网站，网站上的许多“高人”竟然把我的文章叫作是“民运猪的
文章”，并且左一个“猪”、右一个“猪”地骂了个不停。我以为这
些不肯报上自己真实姓名的“高人”们的智慧也许很高，只是从他们
写作出来的东西我却发现不了他们到底高在哪里？把漫骂当成了智
慧，这就是他们的本事。在其它的几个“自由”论坛上用“猪狗”骂
人的事情也不少，以至于好象“民运猪”已经变成了“民运人士”的
代名词。

除了上述恶意攻击而外，值得说明的是许多人其所以对民运人士看不
上眼的原因还在于他们认为民运人士应该是清教徒式的人物的观点没
有被放弃，而完全不顾现代政治对政治家的一般要求，刻意地要把政
治家抬高到政治家所不能够达到的境地。他们要求政治家或者搞政治
的人要圣人一般的清洁，要求他们要清心寡欲，蔽绝六尘，心如枯
井，情不外动，如果他们发现对象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就看不惯，甚
至以为他们所讨厌的人的鼻子和耳朵都没有长在位置上。在这里，我
作如下的一个小结很有必要：只要是我们对民运人士作道德上的中人
的定位，其它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的了。因此，如果你发现民运人士
们目之好色，口之好味，足之好动，耳朵又喜欢听顺耳的话，那么你
会扪心自问：“我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一个民主的“戥子”就
把我们大家给“称”平了──对于那些善意的民运人士的批评者，我
能说的话就这么多。

（2005.12.1）

2005年12月27日下午，星期二，网络上飞快地传播这么一个消息：为
广东太石村村民维权而身陷囹圄的郭飞熊当日出狱，官方不予起诉；
同时，太石村被关押的所有村民也被释放，一同恢复自由。

姑且不论这是广东还是北京方面的指示，郭飞熊们被释放，官方给予
不起诉的决定，总是对维权行为的一种承认或认可，也是顺应势不可
挡的大潮流。

记得胡适先生有一句著名的话，“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官方能够对
于坚持理性维权做到不支持，不打击，就是一种容忍──对法律的尊
重。维权者也同样时刻守护着法律的底线，容忍政府走上边改革边“
改正”的正常轨道，同样是一种时代的进步，法律的光荣。

郭飞熊们恢复自由了，这个消息对于广东太石村农民自发的依法维权
行动来说，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依法维权者不但是
推进以法治国进程的先锋，还是中国农民捍卫自身权利的典范。

从来，公民权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仅仅是写在纸上的，还是
真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人通过争取而获得的。如果官方不尊重
这一权利，甚至打击或“消灭”维权者，都是错上加错，都是以民为
敌的反动行为。

2,300年前的孟子有一段话这样说：“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
粮食，（王）却不加以检查和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王）却不
曾想到应该打开粮仓加以赈灾。老百姓死了，（王）竟然说道：‘这
不是我的罪过，而是年成不好的缘故。’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
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王假
若不去归罪于年成，而从政治的根本改革着手，这样，投奔的百姓众
多，就说明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今日中国，民为贵，民意至上，民意不可违，这是举世瞩目的，又是
不可逆转的。历来，顺民意者存，逆民意者亡，是常识，又是历史经
常见证的，是根本用不着怀疑的。不过，政府方面若做错了，自然要
允许人家“改正”：追究有关责任人，公开真相，依法赔礼道歉，恢
复名誉，给予各方面的赔偿，重拾民心。

北京新闻人安替说，这一消息是眼下漫长的政治和媒体冬天里“唯一
的暖讯”，是“广东省委的最新会议精神”，“广东省委张德江表
示，要对农民用合法手段维护合法权利的事件要予以安抚和解决”，
此次“郭飞熊和其他维权人士的胜利，就在于，以他的身体给大家开
辟了一道'合法维权'的口子。他当被历史记住”。

郭飞熊是用身体为代价而维权，这一代价不能说不大。身体自由是诸
项公民宪法权利中的一项最神圣的自由权利，和思想自由、言论自由
等公民权利同等重要，都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人身权利。现在，郭飞
熊们的自由得以恢复，自然是公民维权的胜利，下一步，他们的重要
工作仍然是重头再来，将维权进行到底。

〔推荐者：（河北）俞梅荪〕

刚才，赵昕接到王怡先生和范亚峰先生短信和电话，告诉了一个特别
重大的好消息：今天中午得到确信，郭飞熊先生和冯秋盛先生等维权
村民一起，已经被全部释放，名义是不予起诉！

范亚峰先生特别告诉赵昕，这是郭飞熊先生亲自给他打电话证实的，
绝对可靠！

很快，艾晓明教授、郭艳律师、唐荆陵律师、高智晟律师、郭飞熊先
生的姐姐也发来短信，告诉我这个重大的好消息。大家都建议郭飞熊
先生明天就立即去做身体检查，以免留下后遗症。飞熊的姐姐满心喜
悦地告诉赵昕：“我弟弟已经回家来了！”

应该承认，这样的一个好结果比起陕西民间石油投资案的结果还要好
些，起码没有象陕西一样，依然起诉了冯秉先等民间维权人士，所以
我们对这样一个结果表示谨慎的欢迎！

当然，太石村村民依法民主罢免村主任的事件还远没有结束，他们的
合法权益和利益还没有得到依法维护。我们将继续高度此事件，并继
续为太石村村民提供法律服务。

郭飞熊、冯秋盛等以法维权的非暴力勇士们，所有海内外的良知人
士，都热忱欢迎你们的自由回归！

（于成都军区八一骨科医院病床上）

（2005年12月27日）

“我的弟弟回家了！”12月27日下午5时，当我看到郭飞熊的姐姐杨
茂平发给我的这个信息时，尽管我已经从师友处知道飞熊和太石村民
获释的好消息，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酸胀流泪了！

有谁知道，在那些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作为郭飞熊的家人杨茂平女士
是多么痛苦啊！她不仅写了几封公开信，还去广东做了许多努力，伤
心苦闷的时候，她不断地给我发邮件、发短信、打电话，甚至在最为
绝望无助的时候给我发短信说：“我弟弟到底能不能出来呀，怎么现
在就没有人管了呢？”我当时看了之后，真是刻骨钻心地痛，但是又
不能直接告诉她，我们正和海内、外的朋友们一起尽最大努力默默地
进行着大量的营救工作。我咬牙忍了一会才回复：“你放心，只要我
赵昕一息尚存，绝不会停止对飞熊的营救！”

打这之后，我只能更加积极地广泛联系同道，推进太石村事件的各项
援救工作。我不会忘记太石村民给我发来的那条短信，一想起这个信
息的内容是，郭飞熊跪倒在太石村的十字路口上，流着泪对天起誓：
“我绝不会坐视不管太石村民所遭受的种种不公迫害！”的情景，我
就只能咬咬牙，更加努力工作。甚至只要是看见哪个朋友为太石村写
了篇文章、做了某些实际工作，我就要把它储存、记录下来，内心充
满真诚的感恩之情。

郭艳、唐荆陵两位律师和艾晓明教授等进村取证遭到疯狂追打，我们
立即成为了患难相助的莫逆知交！秦耕、小乔等四人去广州番禺看守
所探视郭飞熊，我立即就把这些素昧平生的同道当成了知心好友！10
月8日，吕邦列陪着我介绍给他的那位英国《卫报》记者本杰明进太
石村挨打而生死不明，多少朋友肝胆俱裂、彻夜无眠啊！侯文卓女士
失声痛哭一场；艾晓明教授痛心疾首地疾呼：“千万不要再有暴力
了！”；张祖桦先生高度关注；高智晟律师甚至已经准备好飞到广
州，陪同吕邦列的亲属去公安局要人了！为此，我甚至请英国的朋友
代我写信给英国《卫报》，谴责本杰明的不通人性和言而无信。及至
吕邦列平安回到了姚立法先生家，艾晓明老师亲自飞到湖北去看望慰
问，我也请了《时代周刊》的迈克先生、《华盛顿邮报》的爱德华先
生等记者朋友到湖北去采访报道。后来吕邦列来到北京，我们又视若
大宾安排接待，北京各界的近百位朋友，包括高智晟、刘晓波、李和
平、俞梅荪、刘京生、李海、陈永苗、刘荻、张大军、陈小雅、马文
都等等都会见了吕邦列。许多朋友还为吕邦列捐款资助。滕彪律师由
于太太生孩子，许志永、温克坚等兄有事在外地，都再三叮嘱我一定
要代问吕邦列好。及至吕邦列到了广州准备“重返太石村”，我又请
广州的网友唐兄陪同照顾他，结果两人一起被公安局拘传，吕邦列被
送回家，唐兄从此受到了无穷的骚扰……。

但是，朋友们的努力并没有停止。温克坚先生多次大力呼吁立即在北
京召开《太石村事件专题研讨会》，甚至就在今天下午郭飞熊获释之
前，还和我在ＭＳＮ讨论“在东州野蛮杀人后，更要努力打破太石村
的僵局”！前不久，在他和吴孟谦等推动下，杭州召开小规模的《太
石村事件研讨会》，表达对番禺当局在处理太石村事件中的违法行为
的抗议，表达对郭飞熊、吕邦列等维权人士的道义声援。会上，庄道
鹤律师、业内人士吴先生、作家傅国涌、昝爱宗、见森、温克坚、吴
孟谦等踊跃到会。王怡先生更是在努力推进成都草堂读书会的各项大
型敏感活动之余，飞赴全国各地和滕彪、杜导斌等朋友商讨下一步如
何推动太石村事件的进展，维权律师们如何集体飞赴太石村作法律援
助等事宜；胡佳、步行、齐志勇、孙伟、赵天昕等朋友也正积极准备
直接到全国人大、国务院递交关于太石村事件的公开呼吁书，以实际
行动表达民间人士对太石村民和郭飞熊的大力支持；范亚峰、俞梅
荪、张祖桦、刘晓波、赵达功、刘路、张大军、张耀杰、崔卫平、戴
晴、梁晓燕、杨天水、欧阳懿、田晓明、卫子游、刘荻、焦国彪等师
友，更是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其中俞梅荪尤其笔耕不
止，呕心沥血地为太石村事件写下了洋洋数十万纪实文字。

尤其感人的是，在我和刘荻为太石村民公开筹集法律援助款项以来，
除了许先生、孙先生等为此大力捐款外，太多的普通工人、农民、市
民、学生、知识分子给予无私关爱和大力支持，加上另外的郭飞熊的
捐款帐户，筹集的款项达25,000元以上，还不包括其他朋友圈的内部
筹款，以及仁之泉为郭飞熊个人筹措的法律援助款项等。几乎每一个
捐款电话，从每一个捐款人心里流露出来的，都是最为至真至美的祝
福和心意，每一次接电话都使我忍不住热泪盈眶。最为感动人的是一
个在黑龙江打工的民工张某，他第一次打来电话的时候，说是他现在
还没有发工资，等下周发了工资后一定给我们汇50元钱来；可是，一
周后，他又打电话说：“非常抱歉，老板还是没有发工资，只能再等
一段时间，发钱后一定给我们汇出来”。结果又过了一个月，他才给
我打电话来，说老板依然没有发工资，他只好向老乡借了20元钱，已
经给我们汇出来了，请查收捐款……。我无法用言语来表达我对这些
虽然在经济上贫穷之极，但是在心灵上却高贵无比、正直无私的中国
良心们的感激之情。我只是想告诉海内外的良心朋友们，每接到这样
的电话，我都不由自主地从心里油然生出同一个信念──中国有救，
中国一定有救了！

这三个月来，温海波、李建强、杨在新等等律师多次冒险前往广州番
禺，竭尽全力为郭飞熊和太石村民提供法律服务；郭艳和唐荆陵律师
也顶着巨大压力做了许许多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工作，为此还分别被所
在的律师事务所辞退，至今工作无着；晟智律师事务所更是被停业整
顿一年，十余位律师受尽逼迫，至今大批警察还紧紧监视着高智晟律
师一家，防之如洪水猛兽，尤可见有关当局的虚弱和恐惧！维权律师
们所付出的代价不能不承认是非常沉重的，但是社会公义和法治精神
却站在民间人士和维权律师的一边，体制内外、海内外的良心人士都
站在人权律师的一边，今天的牺牲奉献，正是为了祖国的自由明天！

这里必须向朋友们介绍的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郭飞熊的
高中同学江伟（笔名飞宇）。他和郭飞熊、吕邦列一直在太石村最前
线为维权村民提供法律援助，最近三个月来更是遭到广州市公安局的
四处紧逼，甚至已经追捕到了江伟家乡的父母家和前妻家！没有办
法，他只好一边东躲西藏，一边还力所能及的尽量做一些协助工作。
本来吕邦列和他约好一起到成都来看望我，一起商量如何打破太石村
事件的僵局和营救郭飞熊的。可是吕邦列来了，他却被警察紧逼在路
上，到现在也还没有到达成都，以至于我们商量好的一些步骤无法实
施，也算是遂了广东公安的心愿吧！在此我也顺告广东警方，不要再
追捕江伟先生了，他目前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工作。如果江伟又受到迫
害，朋友们自然不会坐视！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海外的许多师友，如胡平、张伟国、陈奎德、洪
哲胜等，以及许多不便提及的华人朋友和国际友人、新闻界朋友，都
不辞辛劳地给予大陆民间维权人士以最大的声援。甚至就在前几天，
胡平、吴仁华等学者还主动和我沟通，认为必须继续推动太石村事件
的解决和营救郭飞熊，尤其是在“东州血案”发生后，国内外已经普
遍地对中国的渐进民主和宪政转型事业非常失望的时候，更加需要以
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方式，作出更大的努力。

是呵，中国到底走“依法维权的太石村非暴力道路”，坚持在民主和
法治的轨道上，和平渐进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重蹈“6．4”惨
案、“定州惨案”、“东州血案”等暴力恐怖悲剧，这实在关系非
小，实在值得每一个人深思，实在是摆在每一个中国公民面前，不得
不面临的一个生死攸关的重要抉择。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体制内
还是体制外，无论大陆还是海外，都必须尽快作出明智抉择！

这就是为什么全国各地素昧平生的朋友们为何如此默契地不遗余力推
动“太石村维权事件”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海内外的同道朋友们听
说郭飞熊和太石村民全部释放，不予起诉的好消息后，都很激动，大
家都连声由衷赞叹“好，太好了”的唯一缘故，胡温当局应该不会不
明白这一点。

赵昕噙泪写就于成都病床上，感谢主！

（于2005.12.28凌晨）〔修订版〕

那些长年躲在阴暗处，通过便衣、监狱、枪弹、坦克与中国人民打交
道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最近变得越来越失态。而且这种越来越
失态的趋势还是在快速地发展中，他们可能又会厚着脸皮给人民解释
说：“这种失态及精神分裂状”是发展中的问题。

我们说那些长年躲在便衣身后，虽很胆怯地，但却又不时地想通过便
衣的张牙舞爪来向人民传递他们存在着的、且是很有些力量地存在着
的信息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最近变得越来越失态是有些真凭实据
的！这些真凭实据虽然多的枚不胜举，但它却也都是实实在在地存在
着的。

在最近，已将杀戮生灵的血腥味弥散至这个世界上所有有人的角落的
广东“汕尾事件”中，凶残的当局明知那些和平主张诉求的、且就是
被这个杀人的当局抢走了土地的受害者群体个个是手无寸铁，但当局
还是在青天白日之下，让中国人民再次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军人开向人
民的作战武器──坦克，人们更看到了军人手中的钢枪，后来的虐杀
事实表明，那还是被装上了杀人子弹的钢枪！人类的这个时代、对手
无寸铁的自己的人民，用这种禽兽不如的方式，决策着的失态和残缺
人格斑斑可考。

抢了人家的土地，杀了人家的亲人，又赶尽杀绝般地开始了野蛮的大
抓捕，之与“6．4”杀人后的套路如出一辙。一刻也不停地将人民逼
上绝路，这种失态及完全不顾了人性颜面的病态之举，岂是常人能为
之。

抢了人家财产后再行抓人的事可不止是发生在中国的广东，昨日夜里
凶残恶名昭著全球的陕北榆林市政府又动用了近千名警察，展开了一
次针对人民的罪恶行动，又有数量不详的无辜同胞被非法抓捕。

本月23日，重庆的中国公民许万平，一个已在共产党的死牢里被非法
关押过11年的人，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枉法判处有期徒刑12
年，表明这部国家机器针对人民的凶残及这部虐杀人性机器的操纵者
“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完全不能自制的失态！

本月22日，自由作家郑贻春被辽宁的反动司法当局枉法判处有期徙刑
七年，罪名依然是“颠覆国家政权“，而所有的定罪证据竟然是网络
上下载下来的70篇文章的标题，再次表明了现今的“党和国家领导同
志”对人类自由言论及自由思想的完全失态的恐惧！

也是本月23日下午，自由作家杨天水，被南京警方以国家安全为由非
法抓捕，至今音信全无，如此高频率地、肆无忌弹地疯狂抓捕我们民
族中本已希缺的良心人士，面对人民的持久的愤怒及遣责，非严重的
精神失态者，岂敢在天人共怒面前施以这般嚣张气焰。

最近，自由战士赵昕在中国的重庆，在青天白日下被当地与警方关系
非同小可的黑恶势力打断了双腿。写到此，又传来广州的黑恶势力又
在全力搜捕郭飞雄的同学、并与郭一道予太石村以援助的飞宇先生，
这些明显的全国一盘棋式的联动，清晰地表明，操全盘者时下心里的
狂燥及极度的不安。

让我更能贴切判断躲在便衣身后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越来越失态
的具体表现是，最近几天对我全家跟踪方式的变态和无常，非亲身感
受者，实难置信他们会变态及失常到这般地步。对我全家的跟踪时而
公开，时而隐秘，使人明显地感到他们心理的极度不安已至精神错乱
的境地。一辆车号为“京E92673”的车十几天来24小时堵在我家的出
口，连三岁玩儿都能看的穿的把戏，这群人竟还以为自己玩隐秘术玩
至天衣无缝。不仅在道德、人性方面表现出他们的侏儒状，足见知商
远比他们的道德更低下。

在我结束这篇文字时，被当局非法关押的蔡卓华牧师的母亲及父母同
被我们的国家野蛮关押的五岁的小孙子上门来看望我，当从老人处得
知，就是这60多岁老人和不到六岁的小孩，都被我们四肢发达的便衣
24小时盯守、跟踪时，我沉默了良久！一老一幼，世间最柔软的生
命，她们亲人被非法关押，这本已违反了人类最基本的德性，竟还落
井下石，对一个老人，一个远未谙世事的孩子！一班八名便衣，一日
三班轮留看守、跟踪。决策者和执行者是都已没有了正常人的人性，
但就是这样一些病态人性者控制着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发展
方向不变态才属奇迹。

（2005年12月26日于北京）

嗜血武斗和血醒屠杀后的1969年早春，我正被黄岩县的革命派规轨在
黄岩县香料厂画毛泽东油画。

一清早，我刚爬上脚手架，给《沁园春──雪》（毛泽东在中南海边
的全身像）上光。所谓上光就是在露天的油画上刷清漆。此时，朋友
汪洋来看我。汪洋来头不小，喊着、嚷着非让我下来不可。但刷清
漆是个不能息手的活，汪洋声声、吼吼和嚷嚷，让我不得安宁。

我只得放下油漆罐，爬下脚手架。汪洋一把抓住我沾满油漆的手，紧
握着，兴奋异常又说不出话来。他盯着我画在铁皮上毛泽东在中南海
边的全身像发呆，半响才喃喃告诉我，中午一定到他家用餐。他环顾
四方后，又抑制不住地对我耳语：“你猜猜我父亲在哪里？”，立马
又回答：“我的父亲在墙上。”，我有些茫然，不知所言何意。汪洋
是黄岩县城建局的绘图员，也算是我的同行吧。出身为孤儿的汪洋，
30年代，被一个跑单帮的农民从上海领养，家住黄岩十里铺。

中午，来到他位于青年路电影院前的约十个平方的小阁楼。他的夫人
俞荪燕已在门口等我。我跟着她上楼，看见楼道边张贴着多幅《沁园
春──雪》毛泽东的全身像。汪洋则穿上一件藏青的长呢大衣，在通
道的一头正对我频频点头。“正学，我的父亲在墙上！”他仍只是一
再重复着这一句让人难解的话。

环顾内墙上，已贴满了各种姿势的毛泽东像。

他的夫人小俞告诉我，昨天，有《解放日报》记者和县革委会的人找
他谈了话；他说他还被抽走了一管子血；回来疯疯颠颠地只会说一句
话：“我的父亲在墙上！他正被验正是否是毛主席三几年在上海丢失
的儿子？”小俞叹了口气又沉重地问我：“要是真的怎么办？我家是
地主成分，中南海我是去不了……”

我总算明白过来,看着墙上有穿军装招手的毛泽东，有高瞩远瞻的毛
泽东，还有穿着浴衣昂首叫“不怕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毛泽
东；还有大小不一的标准像。汪洋拉紧我，让我跟他从左边瞧瞧，又
从右边瞧瞧。他说：“标准像上的毛主席，眼珠总盯着他转，因为他
是毛泽东亲生儿子。”他后退几步，拉直藏青色长呢大衣，两手往凸
鼓的肚子一捺，追着问我：“象不象？”我退后几步，眯着眼睛注目
凝视，斩钉截铁地说：“象，就是你的个子矮了点。”“我遗传母亲
杨开慧。”汪洋斩钉截铁地回答我。

“正学，毛主席是革命导师、革命舵手，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毛泽
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他举起小红书（毛语录）上下窜动着念
念有词：

“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万岁！万万岁！万岁！万万岁！万万岁！”

汪洋张狂了半天，突然嗫嚅着问我：

“正学，我怎么跟得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用轿车在后边紧跟，你是太子，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

“正学，江青能认我吗？我可是杨开慧生的？”
“……”我可回答不了这个难题。

兴奋过一阵子后，汪洋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在小小的黄岩县城，已
是公开公秘密。

两个多月过去了，在黄岩人民医院我遇见了他的夫人，小俞说：“汪
洋不肯吃药医病，你快来劝劝他。”我跟着小俞进了门诊室，见汪洋
手亦舞之，脚亦导之，他边唱边喊，指着医生护士狂叫：“药，我不
吃，你们别想毒死我，我的父亲在墙上，等我战无不胜跟上了毛泽
东，看我这么法办你们……砰，啪啪！”。

我只好帮俞夫人把汪洋边哄边劝拉回十里铺。快到家时，小俞对我
说：“家里还住看一个女病友，是汪洋从医院带回家的‘神经病’，
同病相怜，他们都说医生要害死他们，都不吃药。”

进了他们在十里铺的老屋，一个菜色脸蛋的年轻女子从门缝里伸出头
来说：“我是贫下中农，她是地主囡，我要跟着汪洋去中南海；她，
去不了。”

我劝汪洋：“要耐心等待，验明正身需要时间，你看现在都焦虑出毛
病来了。”“毛主席大儿子也有神经病，这是遗传。”我佩服汪洋还
有这么一点自知知明。

《解放日报》的记者的调查和验血的结果，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

在漫长的等待中，汪洋觉悟了，是江青害的。他开始咒骂妖姬不得好
死；汪洋清醒了，是王洪文做太子了；他，天天叫着：“锵！锵！
锵！手执钢刀把你砍。”后来毛泽东老了，病了，死了；后来江青判
了，关了，上吊了；汪洋憔悴了，病重了。弥留之际，他始终没有忘
了要紧跟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汪洋是否是真龙天子，成了永远是
个迷。他是否能在天堂或地狱，紧跟战无不胜毛泽东思想，只能由人
想象。

无独有偶，28年后的1996年，我在北京又遇到毛泽东的私生女。

毛泽东的私生女姓姬，是民运圈内一个名人的发妻。那个时候，她丈
夫羁狱，而北京正传阅着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私人医生回忆
录》，另一本是《毛泽东和他的女人们》。毛泽东的荒淫无耻成了国
人的共识。而姬女士的姨正是301医院的护士，因此，姬女士说：

　　“她见过她姨有毛泽东亲笔书写的毛诗。毛主席怎么可能将它随
　　便送给一个小护士呢？我姨一定也被老毛他宠幸过。”

姬女士又说：“我姨怀孕了，偷偷生下了我后，就送安徽老家交她姐
姐领养。”

姬女士接着说：“她姐就是养我的妈。我长到20多岁后，姨把我领北
京。我姨对我特好。不是亲生的，不是她和毛主席情感的结晶，她为
对我这么好吗。”

姬女士还说：“毛主席风流才子。你看看那两本书，现在北京地摊上
都有卖的。”

姬女士最后说：“我就是毛泽东的私生女，你看象吗？”

我说：“象！毛泽东当年搞民主，后来闹革命，做了太上皇；你也搞
民主，嫁个老公是明日之星。”

我又说：“如果我是毛泽东亲生的儿子，我都会深感耻辱，因为，我
的血管里流着这个混世魔头的血。毛泽东夺取政权，就做了中国皇
帝，在他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老毛丧尽人伦。如果我竟是
他私生孽种，我会无颜见人！”

姬女士说：“我只是说说而已……”

“传统皇权的根深蒂固，连以追求民主为己任的人，血管里竟畅流着
封建主义的血。‘打倒皇帝做皇帝’就是中国的历史，难道还会延续
下去吗？”

我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毛泽东的私生女”后来漂洋过海，去了意
大利。我愿再次见到她时，她会告诉我：“中国还不如斯巴达克斯时
代角斗场！”

二、要一国良制不要一国两制

具体到两岸关系，象台湾这样在事实上已经脱离大陆本土100年的地
区，能否最终回归大陆，应该完全尊重台湾民众的自由选择。如果说
在日据的殖民时代，台湾从大陆的分离是日本侵略者强加的；1949以
后蒋家父子统治下的台湾与大陆之分离，是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事
实上也是独裁政权强加的；那么，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了人权（住民
自决是基本人权之一）高于主权的时代，台湾也已经成为世界主流文
明中的合格成员，台湾民众终于享有了不受任何强权强制的自由。在
此情况下，对台湾民众如何选择两岸关系，台湾政府不能实施强制，
其他政权就更不能！

事实上，最令大陆政权棘手的民族问题是台湾和西藏，二者在区域的
和民族的政治诉求上，都不是中共所指责的分离主义，而是要求中共
改变强制性的一党独裁制度。早在蒋经国时代，他就针对中共的“一
国两制”提出“一国良制”，即“民主的和平统一”，其前提是对大
陆提出制度变革的要求；达赖喇嘛提出西藏在政治上完全自治，也是
一种制度性诉求；二者针对的皆是中共现行的独裁强权制度。这种政
治诉求,要求的仅仅是对各自的未来归属的自决选择，既对中国的未
来大有益处，又符合国际正义原则，顺应人类主流文明的发展潮流，
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现实上，都有着勿庸置疑的正义性。

当然，使世界公认的道义准则落实到每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还要有一
个艰难、曲折、复杂的过程，两岸的民众及其执政者都必须面对历史
造成的既定现实。台湾脱离大陆本土已经100年，国共两个政权之间
的历史恩怨，也随着台湾戒严令的解除而逐渐淡化乃至消除；台湾人
完全是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奇迹。更重要的是，台
湾原住民的独立意识也是被大陆强权逼出来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制造
的“2．28”事件，正是台独意识和草根运动的起点。蒋介石政权为
防止台独而立法禁止，毛泽东政权则曾经全力支持反蒋的台湾草根运
动。换言之，愈演愈烈的台独运动所反抗的，正是专制政权对原住民
的强制性奴役，以至于这一运动逐渐升华为推进台湾自由化民主化的
最大民间动力。台湾最大的反对党诞生于这一运动，反对党仅仅经过
了十几年的在野奋斗，就以其代表草根民众的诉求而在2000年的大选
中获得胜利，也受惠于这一运动。

荒谬的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在民进党当朝而国民党在野之后，曾经
不共戴天的国共之间的历史恩怨似乎已经消失，而对与中共毫无历史
恩怨、靠台湾民众授权而上台的民进党政府却视若仇敌。中共为打压
陈水扁而发起新一轮统战攻势，屡次呼吁第三次国共合作，频频向下
台的国民党及亲民党示好，并在台湾大选时屡屡恐吓台湾，江泽民的
导弹恐吓让李登辉当选，朱鎔基的言辞恫吓为陈水扁助选，由此可见
台湾主流民意与中共的意愿恰恰相反；胡锦涛上台后首开国共两党的
握手，在人民大会堂上演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秀。

在刚刚完成的新一轮台湾地方选举中，民进党大败给由政治明星新党
魁马英九领衔的泛蓝，只能说明陈水扁的执政成绩单太差，而无法说
明国民党及台湾主流民意心向统一。事实上，在台湾变成自由社会之
后的统独抉择中，台湾朝野面对的是一个远比国民党独裁政权更强大
更野蛮的中共政权，这一政权在最有希望重塑自己的合法性和新形象
的关键时刻，制造了震惊世界的“6．4”大屠杀，那可是全副武装的
正规军队对徒手请愿的学生与市民的屠杀。“6．4”后，中共从来没
有停止过对一切异己人士的高压，江泽民政权还制造了另一场人权大
灾难──镇压法轮功，胡温上台后也屡屡出现官权对民间草根维权的
强力镇压，2005年12月6日再次发生全副武装的武警向徒手农民开枪
的血案。正是这样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的独裁政权，还非要统一自由民
主的台湾，还坚持不容商量的“一个中国”的谈判前提，还固守“一
国两制”的统一架构，还频频发出不承诺放弃武力解决统一问题的威
慑，为此制定了授权对台动武的《反分裂法》。

中共政权的这些作为，怎么吸引台湾民众？退一万步说，即便假定台
湾政府或有实力的岛内政治集团有心统一，但中共现行体制及其内外
作为，也没有给他们提供能够说服台湾民意的理由。

摆在每个人眼前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不要说对已经享受着自由的
台湾人，就是对日子比以前过得好却仍然没有自由的大陆人而言，中
共政权的凝聚力也在急遽流失：那些冒着生命威胁和付出高额金钱代
价的大陆偷渡客们，那些或主动或被迫逃亡海外的大陆精英们，那些
借招商、考察、进修、开会甚至旅游之机一去不回的中共官员们，到
了西方便一去不回的留学生、学者、技术人员等高级人才们，那些利
用空壳公司将资产转移出境的私营老板，还有香港回归前夕和回归以
后大量移民西方的港人，在在都证明中共政权统治下的大陆，是何等
的缺乏凝聚力！而最能说明中共政权缺少凝聚力的例证，莫过于中共
的权贵家族成员大量向西方移民和每年以300～400亿美元的速度向海
外流失的资产，转移这些资产的主要阶层恰恰是中国的权贵们。一个
连自己集团内的特权阶层和在这块土地上发了发财的富豪都留不住的
政权，怎么好意思每天高喊民族凝聚力在不断增强呢？

因为，任何生活在这里的人──无论是平民还是特权阶层──都知道
这块土地仍然被恐怖政治所笼罩，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土地，不但无
权无势者生活在恐惧中，权贵们也免不掉无孔不入的恐惧。如此令人
恐惧的地方，有什么理由要求已经免于恐惧的台湾人的认同？！

近年来，中共的各级政权频频以优惠待遇吸引海外学子，官方宣传机
器也经常声称：每年有多少多少留学生为了报效祖国而拒绝高薪、放
弃优裕、回国创业，但回国发展的海外学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先拿到
了国外的身分（起码是绿卡）才回来的。自称是“海外赤子”归来，
并高喊爱国口号的海归们，实际上是两头占便宜的搭便车，他们和看
中了大陆大市场的外商一样，无非是想趁局势还稳定时来大陆捞一
把。海归们既有外国的身分，又有大陆的人际关系并了解大陆的游戏
规则，在权力市场化和权贵私有化如火如荼之际，大陆的一夜暴富的
机会远远超过制度健全的外国市场。海归们是打的赢就留下，打不赢
就跑；局势稳定就爱国，局势危险就飞走，双保险的发财机会怎么能
不叫人争当“海外赤子”？！

这样的现实，怎么可能让台湾民众接受“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呢！
中共政权作为主权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除了给台湾开拓
国际空间制造人为困窘之外，丝毫无助于大陆对华人的凝聚力。

中共内部把台湾的政治力量分为“统派”和“独派”，大体上是自欺
欺人的误判。物质上不如人，政治上更是差之千里，道义上完全没有
任何凝聚力，又不断地增加军费、搞大型军事演习；又不惜任何代价
在国际上围堵台湾，连一位已经是平民的前总统出国治病，都要掀起
轩然大波；凭什么就说统一是主流民意？难道一个靠多数选票上台的
政府会由极少数台独分子组成？以现行中共政权在国内外、特别是收
复香港后的表现，台湾人在骨子里很少有人真想与大陆统一。中共正
在拉拢的国民党和亲民党，两党大陆政策的最后底线也只能是“一中
各表”和“维持现状”。何况他们的两岸政策也有岛内政争的原因，
并不真正是为了与中共重开谈判。

但是，台湾人面对的现实毕竟是严酷的，凭中共习惯于用暴力进行统
治的独裁体制以及不断增长的国力和军力，凭中共提出只有“一个中
国”的定位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承认，凭中共政权在联合国常任理
事国的地位，台湾人不可能有安全感，只能策略地与中共周旋，尽量
避免激怒大陆政权，以达到维持现状的目的。所以，台商们对中共说
软话是为了挣钱，政客们表示善意是为了拖延，民众希望保持不统不
独的现状是为了生活安定。实际上，台湾朝野及主流民意在以下原则
上是具有高度共识的:在两岸无法就“民主的和平统一”达成共识之
前，只能把“一个中国”作为未来的远景，在搁置“一个中国”特别
是“一国两制”的前提下，进行对话、交流、经贸和沟通，为未来的
共识打下基础。

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要面对历史和现实，但这种面对不能只讲无原
则的实力主义或实用主义，即谁的人多、地大、武力强就由谁来主
导。而应该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同时，在大原则上不违背普世道义的
前提下，从两岸的民众福祉、社会稳定、品质提升、区域及世界和
平、未来远景出发，经过对等的协商、谈判来解决问题。暂时或短期
内无法解决的问题就先搁置，随着未来局势的演变也许就能够解决，
或者压根就不再是问题。在两岸对“一中原则”没有共识之前，就不
应该单方面的以此为谈判的绝对前提；如果大陆在不远的将来走上自
由民主的政改之路，“一国两制”就不再是两岸对谈的问题。

当下的现实是，台湾对大陆拥有着制度上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而大
陆对台湾只拥有国际法上和实力上的优势，两相比较，台湾的优势符
合人类主流文明和历史发展大势，是一种长远的优势，民主统一是台
湾的最後底线。两岸真正能够坐下来进行实质性对话和谈判的前提，
就是中共放弃任何具有强权色彩的前提，向台湾、向世界承诺：
（1）对外放弃武力威慑；（2）对内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3）
放弃“一国两制”的统一模式，接受“民主的和平统一”的模式；
（4）不把“一个中国”作为绝对的先决前提，而只作为未来的目
标，进行没有任何的强制性预设的谈判。也就是说，以和平统一的诚
意和对等相待的善意来感召对方，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双重改革
的成就来吸引对方，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就是大陆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
民主化的时间表。

换言之，选择统一，不是选择强制和奴役，不是刺刀下的不对等的谈
判，而是选择自由与解放，是没有武力威慑的和平的对等的谈判。无
论是统一的手段还是统一的结果，皆应该以促进具体的人的自由和解
放为目的。如果大一统只意味着面子上的民族尊严而无视具体个人的
尊严，只为了一党政权的利益而无助于民众的福祉，只是强权大国武
力威逼下的统一而不是平等协商下的统一，那么这样的尊严、利益和
统一还是不要的好，哪怕它是以高尚的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为诉求
的。

其实，在极权帝国纷纷衰亡的今日世界，如何处理分合的问题，欧
盟，这一由民主国家组成的新式共同体，已经为世界作出了榜样──
以自由主义原则为结盟基础，以自愿加入为基本前提。欧盟的经验告
诉我们：欧洲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能够从六国经济共同体发展为23国政
经合一共同体，就在于这一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充完全按照自由主义原
则行事，入盟与否完全尊重各国多数国民的意愿，凡是对加入欧盟存
有争议的国家，皆是通过全民公投来决定是否入盟；甚至，已经是欧
盟成员的国家如果在是否加入欧元区的问题上存有争议，也要经过全
民公投来决定。

再回到两岸的分合问题。无论分合，解决两岸问题的绝对前提是必须
采取和平，而只有做到以下两点，才可能达成和平的解决方式：
（1）想合的一方必须尊重对方的主流民意，也就是强势大陆必须尊
重台湾多数民意的自愿选择；（2）二战后的世界历史证明民主国家
之间无战事，也就是大陆政权如要与民主台湾达成统一，就必须放弃
独裁制度。

现在，国民党新主席马英九已经多次公开强调：“6．4”不平反，统
一不可能。最近，据台湾媒体12月21日报道，马英九在接受美国《新
闻周刊》专访时，直截了当地说：“两岸统一没有时间表，目前时机
未成熟，但国民党的终极目标是统一。”也就是说，有望成为下届台
湾总统的马英九向中共现政权发出明确的信号：如果说，“一中”是
中共的谈判前提，那么，“民主化”就是台湾的谈判前提。大陆没有
民主化的时间表，台湾也就没有统一的时间表。反过来，大陆民主化
的时间表就是两岸统一的时间表，大陆一天不走向自由民主，两岸就
一天无法展开真正的谈判，也就更谈不上未来的统一了。

（2005年12月20日于北京家中）

〔转载自《观察》2005.12.26；http://www.guancha.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