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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确认言者的权利、异端的权利并确立对　│
│　言者免于加罪的制度，需要有人不断地冲击言禁，挑战恶　　│
│　法，以自己的牢狱之灾去窄化并堵死以言获罪之路。　　　　│
│　　　　　　　　　　　　　　　　　　　　　　　　　　　　│
│　我深信，在这片土地上，即便是驯服的草民，识时务的俊杰　│
│　和笃信东方文化的传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又何尝没有人　│
│　性的萌动，又何尝不希望有朝一日，说真话就和逛公园、下　│
│　馆子、看大片一样，不再是少数英雄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　│
│　普通公民只要愿意就可为、能为之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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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19日，当局将我投入北京市看守所，由此启动了对我进行
政治迫害的司法程序。同年11月1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
庭。针对官方的指控，我当庭作了无罪辩护，并明确宣告，作为文字
狱的受害者，我决不奢望会有什么公正的判决。从那以后，将近五个
月过去了，然而一纸判文却迟迟不下。冬去春来，我决定将所中杂记
陆续整理，以便送达墙外，公诸于世。

2000年3月28日于
北京市看守所

1999年，不会很平静。就在我用平和的笔触写完《公民运动：通往自
由之路》一文，全家三口乘坐火车离京赴锡，准备平和地回故乡过年
的时候，不平静的波澜开始微微泛起。

2月11日晨，我们在北京站登上了109次南行列车。在车厢中坐定不
久，便发现北京市公安局11处常年光顾我家附近的两名便衣也在车
上。这是先前从未有过的。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回答说：领导上交
待，要“护送”你到常熟。提速后的列车，当天到达无锡。那一夜，
我们借住在亲戚家中，而楼下则由无锡警方通宵“值班”。第二天，
我弟弟自常熟驾车来接，一路上被两辆车紧紧尾随，直至常熟市区。
大年初三，官方又破天荒地派人登门送春节慰问信。而我在常熟的许
多老同学、老校友却被当局“递了话”：不要与我会面。种种反常不
禁使我想到，如果节后直接返京，因为临近“两会”，我必定会被特
别监控，其严密程度肯定超过以往。这样的日子岂能舒心？象任何正
常人一样，我渴求自由：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走动，自由地访友。于
是决定我妻子、孩子取道苏州返京，我则去上海访客会友，再不动声
色徐徐南行，圆一个普通公民的阳历三月自由之梦。

2月24日晨，我一人先行离常赴沪。我弟弟驾车送我妻子、孩子去苏
州。警方误以为我也在车上，于是一路盯梢跟着去苏州，直至下午一
直不见我踪影，才又四处撒开大网。

我于24日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由于使用了电话联系，25日上
午我到浦东蒋亶文家叙谈时，发现已被上海警方跟踪。自由旋即得而
复失，令我慨然长叹。中午，我与几位上海朋友进了一家餐馆。他们
是平生头一次身历此境：在便衣特务的注视下进餐。我不打算更多地
连累他们，决定立即重返常熟再作计较，特务们要跟，就跟着去常熟
罢。餐毕，我与朋友握别，出门坦然打的去公兴路长途汽车站。不意
鬼使神差，手忙脚乱的特务竟然没能跟上来！在确认重获自由后，我
临时决定南下杭州。

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
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不想打电话，而是按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
虽然麻烦，但是自由。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祝正
明、吕耿松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28号，我在赴南昌的火车上
阅读亨廷顿著、刘军宁翻译的《第三波》，不期被一位频频使用手机
指挥业务的乡镇企业副厂长注意到了，结果因此交上了朋友，当晚我
被邀请住进南昌宾馆。3月1日上午，我购得去广州的火车票后，开始
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我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品尝了被称作
黎毫的来自鄱阳湖的一种水生蔬菜，在农贸市场与江西老表拉家常。
还有一件赶巧事，街头报摊上正在出售的《南方周末》，其头版刊登
的是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被抓获的照片。下午4点，我登上南下的列
车。经过一夜奔驰，3月2号上午抵达羊城。与南昌的闹而不躁大为不
同，我一出广州站，顿时置身于人流汹涌、声浪嘈杂之中。定了定
神，我搭上去宝山、南头的中巴车。一路疾驰，大约12:30左右，我
已经来到了南头关前。进深圳要在这里交验身分证和边境证。当时我
有两种选择。一是交80元钱，由关前来回游荡拉生意的本地人带进关
去。二是告知深圳朋友出关来接。由于对前者的不信任，我被迫选择
了后者。通过电话联系，人民大学校友夏洪跃带着边境证出来顺利接
我进关。这是我继92年6月深圳之行后，再次踏上这块孕育着深层变
化的土地。小夏是我的88级博士生同学，91年获得博士学位时年仅26
岁。去深圳后先后在市委统战部、市工商局、深圳商报等单位呆过，
因此享有“跳槽博士”之称。我到深圳那天恰好是正月十五，元宵
节，于是就在景密新村小夏家与他父母、妻子和娇女共进晚餐。当
夜，他安排我在北环路边的中审大厦住下。

到深圳，我的打算是一会友，二访客，再就是随意地、放松地、自在
地体会、感受和领悟。我不是作持不同政见者之游，我只是作公民
游。会友仅会人大校友，访客只访《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之作者何清
涟，观光是任其自然，插空而为。

3月3日，小夏和我在香密湖度假村用过早点，前往深圳大学。的士从
深大北门进去，穿行在缓坡绿林之中，到一处徐徐停下。我先下车，
不经意地督见一辆摩托越过的士，绕到右前方草地上息火支车。再一
回头，却见一学生模样的男子，戴着眼镜，手中持书，面露微笑，站
在我们身后。我稍感纳闷，并未意识到特务已经随身附影。

小夏和我取小道边走边聊。正月的深圳已是绿色遍路，清香阵阵。来
到一处宿舍区，偶一回首，却见30米开外正是那位学生模样的男子！
我当即明白已被跟踪。但说给小夏听后，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位
跳槽博士只从电影里见过1949年以前的“学奸”和“特务”，从未见
过真家伙，而我则历炼多年，久经沙场了。我对他说，我有办法检
测，只要专捡人迹稀少的所在随机地绕几下，如果背后仍是此人，则
必是尾巴无疑。一分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当时我俩都是气不打一
处来：当局这种草木皆兵不是吃饱了撑的么？我的自由梦又一次被侵
犯人权的魔影搅了局！从深大出来，我俩决定尝试甩掉尾巴。的士载
着我俩在深南大道上往东疾驰时，小夏从后视镜中惊异地发现：特务
骑着摩托在紧紧尾随！小夏对我说，深南大道上禁止摩托车行驶。我
答曰：规则对特务不适用。后来，我俩先是进了《深圳法制报》社，
办完事又打的在闹市区故意瞎转悠，但后面的摩托及一辆丰田面包一
直如影相随。中午时分，我俩进一家地下快餐店用餐，特务还急匆匆
进来检查有无别的出口。餐毕，我提出两人分手，由我一人来对付他
们。我拿出了逆行奔走和在过街天桥上穿梭变向的绝招，但终因地陌
人生，无功而返。尽管如此，在其后的几天里，我俩还是成功地甩掉
了尾巴，设法与王晨阳、杨松贺、邵国焕、梁兴安、袁跃、赵哲等人
大校友见了面，与何清涟见了面。

3月6日下午4点，当我在蛇口码头购了船票，准备去珠海会友时，被
当局以莫须有的名目扣下，并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我当即绝食
以示抗议，三餐粒米未进。3月7日下午2:30分，北京来了两位警察，
一位姓王，一位姓张，奉命“陪伴”我在两广行走，直至“两会”结
束才能返京。

在特定时期，自由，对于率先追求自由的人来说，恰恰成为最最稀缺
的东西。

3月19日晚上，我回到家中。按照惯例，“两会”结束以后，市局11
处的便衣就撤离，直至5月中旬再来光顾。但是今年却不同。自3月下
旬开始，他们频频出现；5月上旬还反常地不呆在我居住的19楼下，
却在首师大的各个校门口晃悠。我没有把这些不祥的阴云看作是专门
针对我个人的。事实上，春节后不久，他们就驱走了郭宝盛，威胁了
朱锐。“6．4”事件是当局的一块最大的心病，随着“6．4”十周年
纪念日的临近，他们是一定会倾尽全力对各种可能的纪念活动和抗议
活动加以阻遏的。而我的良知告诉我，我们也是别无选择，不管有多
大风险，必须诉诸正义、申张公道、纪念死者、谴责屠夫。

清明前后，我起草了题为《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的告全国同
胞书，提出了八种供普通公民参考的纪念方法（在这之前，已经有许
良英先生、鲍彤先生、吴祖光先生等关于“6．4”十周年的文章开始
传播，丁子霖老师、张先玲老师等“6．4”死难者家属向国际法庭状
告李鹏一事正在加紧运作）。我这篇文章的传播加上全球华人
“6．4”签名活动的展开，使本来就神经质的当局更为坐卧不安，镇
压的阴云开始袭来。

5月7日左右，曹家禾、叶水乔在征集了许良英、王若水等先生的
“6．4”签名后来到我家。我签名后对他们说，在纪念“6．4”这件
事上，我义无反顾，我愿意担任王丹发起的百万华人签名活动的国内
联系人。5月11日，曹家禾突然失踪。5月14日，他再度来到我家时，
已是遍体鳞伤。原来他被当局秘密抓去，关在香山附近的北京市公安
局招待所里，受辱挨打，伤痕累累。5月12日，余振斌又被抓到同一
家招待所里遭刑讯逼供，之后被强制遣送原籍江西。他几年来打工所
得的全部积余被悉数抄走。5月17日下午，他自赣返京后，对我述说
了警察施暴、践踏人权的亲身经历。当时我除了愤慨，还多少有些纳
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撕破伪善，对持不同政见者大打出手的事，
当局已经有些日子没干了。如今签了国际人权公约，却又重操旧业、
凶相毕露，是急了？是疯了？我决定，不管怎样，我还是不卑不亢，
走自己的路。

如今回想起来，5月17日中午，有两名警察来约见我时，就隐隐透出
了无吉有凶的信息。当时我作好了与他们就法轮功问题和科索沃事件
进行交锋的准备，但是他们只字不提这两件事。我将《点燃烛光》、
《五四前夕读报随想》和《就科索沃问题我说三个不》拿出来，他们
不动声色地收下，然却绝口不议。他们“关心地”问，近期是否要到
外地去？我想这是上面交待要问明的。或许是良知未眠，他们的语气
自始至终显得沉重。他们当然知道要对我下手了。不过，透露这个消
息是要丢饭碗的，他们不可能这么做。他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不
会相信，我即便被告知要抓，也不会躲不会走：我没有抓我关我是
“成全我了”的豪迈和归宿感，但有“该坐牢时就坐牢”的底线和公
民心。换句话说，我在轮到我坐牢时决不会缩头，但我也决不会出于
什么动机而“加塞”去坐牢，且宣称“判得越重越好”。当然，被关
在牢里还要与当局套近乎，搞谋合，还要披肝沥胆勤支招的旷世投
机，就更为我所鄙视和不齿了。

5月18日的白天没有任何反常。天放晴了，是初夏时节一个典型的明
明灿灿的日子。上午，我照例大声朗读《英语世界》，读书。下午，
王林海到首师大听进修课，来我处略坐。河南信阳的安均发来传真。
近5点，我去乒乓球室与体育老师打球直至6点。回家路上我特意留心
了一下，未见尾巴。夜幕降临以后,我为常熟、长沙等地的朋友封装
了几篇文章，打算第二天寄出。我还把傅国涌给我邮来茶叶的包裹单
揣在兜里，准备捎带将今年的浙江新茶取回受用。晚上9点多，楚延
庆顺道来我处，在叙谈过程中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电话采访，在
他临走时，我给了他若干份《点燃烛光》。11点左右，我熄灯睡下。

不料，迷糊劲还没上来，就响起了不紧不慢的敲门声。我打开灯，扫
了一眼壁上的挂钟，是11:30。三更半夜来“造访”，必是警察无
疑。果然，叫门的是恩济庄派出所姓高的民警。由于我与家人都习惯
了我被深夜带走的事，我不假思索就打开了房门。谁知一下子拥进来
五、六名警察，且个个都铁青着脸。我顿时明白，来者不善，真的动
手了！我从容穿衣，心中却涌起阵阵别人察觉不到的自责的痛楚：最
近的一本日记已无法转移，这将连累朋友，尤其是连累那些暗中帮助
我们的朋友！我步出房间来到门厅。这时，妻子早已在床上坐起，她
显然看出了事态的严重，就大声发问：“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正想
回答她“不会太久”，却一眼督见近前竟站着女警察。这是要搜查！
这表明，短期内我不可能重返家园！我于是笑了笑，没有回答。我转
过身子，最后看了一眼妻子和已被吵醒的儿子，走出家门。

下得楼来，除了我身边紧围着四、五名警察外，夜幕下，竟黑压压还
站着20多名！我对姓高的警察说：对付一介书生，你们如此兴师动
众，有必要吗？他说，谁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数分钟后，由七、八
辆车组成的“车队”到达恩济庄派出所。在门口我见到海淀分局一处
的头，姓于的处长，而他则装着没见到我。路过刑警办公室，竟见楚
延庆被关在里面！原来一个多小时前，他们先把他抓来了。我被带到
派出所紧里面的一间屋子里。不一会，由姓翟的副所长进来一本正经
宣读拘传票，有四、五名警察开始照相。当镁光灯频频闪亮时，我自
然地露出了轻蔑的微笑。之后由海淀分局一处的宋爱欣进行例行公事
式的“讯问”，而市局11处的人则来回转悠。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被移到刑警办公室，面对两名自称是市局一处
的人。发问的那一位约50来岁，带眼镜，个子不高，头发不多，一副
文人相，说话也显得慢条斯理。我估计他干政治警察这一行已经有些
年头了，刚才一定是忙于翻检从我家中抄来的东西，现在则开始与我
正面接触。尽管我十分鄙视政治警察这个职业，但我对每个与我打交
道的警察，一向都给予应有的对人的尊重，因此我俩之间的答问与过
招，一直进行到天放大亮。

我记得，他首先提到不久前读过我写的《公民运动：通往自由之路》
一文。接着列举了他所读过的我写的其他文章。当他感叹说：“没想
到你显得这么年轻”时，我回答说：“这是不用说违心话的缘故。”
接着我问他，你对我的文章有何看法？他王顾左右而言他，说我学历
高，会用脑，笔头勤，肯定不止写了这么多篇，一定还有许多用笔名
发表的文章。这时，我也给他打了个哈哈。接下去，盘问就一直围绕
着《点燃万千烛光》和李晓平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
变革的几点思考》这两篇文章进行。从他的发问中，我很快就确知他
们拿到了日记。这使我心头发紧，痛楚异常。我只能祈请朋友宽恕我
的失慎和大意。同时，决不能再从我的口中给朋友造成任何新的伤
害！从他嘴中，我也清楚了他的上司对李晓平的那篇“纲领性论文”
十分恼火，曾经下令要把作者尽快“挖”出来。

约摸凌晨2、3点钟，有人招呼他出去“吃点东西”。这时管片民警张
红焰进来，将我的白色茄克衫递给了我，说，夜深天凉了，披上为
好。那位受命诱我开门的高姓民警则面带歉意给我端来了一碗面片
汤。半个多小时后，那位“主审”又进来了，他关注的焦点依旧是李
晓平和“6．4”十周年。他开口道，跟你说实话，我们经过认真研
判，发现你的观点和李晓平的观点极为一致，这不能不让人得出李晓
平就是你的结论，你对此有何解释？我笑了，说：英雄所见略同这句
古语，你难道不清楚？他机巧地接过话题说，你能不能把那位英雄介
绍给我啊？我答：他是人大教授，与我很熟，比我年轻。“那他的真
名是什么？”他紧接着追问一句，他在盼望我口吐真言。我说，他还
想当博导，想出入境自由，所以才用笔名。我和他是好朋友，我把真
名告诉你，岂不坏了他的事，丢了我的人格？我虽然不敢掺乎组党，
但这个底线是一定要守的。我的话他听着不舒服，便马上讥刺我：你
以为你干的事还小啊？为“6．4”，王丹在国外搞百万人签名，你写
文章不算，还挑头当什么国内联系人，办你是不是很正常？我说，纪
念“6．4”我是责无旁贷，这是不是也很正常？守住底线，活人不怕
开水烫。他讪讪地说，你是哲学系出来的，我承认说不过你。后来他
跟我扯起“国外民运人士”的一些“丑闻”，忽然，又提到了在京的
几个与我相熟的已成为“部级领导”的常熟老乡，还一一点出了他们
的名字，并观察我的反应。我心想，这会儿功夫他们连我家里的名片
盒都翻检完了，也真够麻利的。我淡淡地回了一句“人各有志”后，
他又聊起了别的……

迂回盘查不见成效，天色却已微明。这时他不再温尔文雅，有点气急
败坏地说，最后再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怀疑李
晓平是你的笔名，是不是？”第二个问题是：“如果现在让你回去，
你还纪念“6．4”吗？”我分别给予明确的答复：“不是”和“当
然”。“嘿，还想纪念？！”，他抛下这句话后扭头走了出去。

无眠的“5．18”之夜过去了，阳光洒进小院。

约莫10点多钟，审了我一夜的那位进屋对我说：“咱们换个地方再
谈。”于是，我随市局一处的三个人步出派出所大门，上了一辆淡蓝
色的小轿车。轿车发动后，双蹦灯打开了，途经航天桥、公主坟、莲
花池、天宁寺桥，往东南方向扎去。在南二环的一个地方，车子往北
拐入一条单行道胡同，突然，高墙、电网、岗亭映入眼帘！我当即断
定，这里就是所谓的半步桥44号，专门关押大案、要案“犯罪嫌疑
人”的地方。车子从敞开的西大门进去，前行40米左右，停在紧闭的
又高又大的铁门外。铁门上挂着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
所”，另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我在车中
又呆了半个多小时，由一处的人将我带到专供步行出入的小铁门前，
从荷枪实弹的武警的眼皮底下，跨进了完全失去自由的另一重天地之
中。

很快，我被带到一幢楼里二层的一间预审室内。北京市公安局预审
处，也叫七处，就设在看守所内。人们习惯上就用“七处”来代表预
审处和看守所两家。记得94年我被关押在西城拘留所时，那里的在押
人员提到“邮七处”时，往往有谈虎色变之感。我当时呆的那间预审
室不大，显得脏和乱，有一位看上去不到30岁的警察看我，“送”我
来的一处那几位则不辞而别，此后再未露面。我怀着对亲人的思念和
对朋友的惦记，微微闭目，坐定在一把木椅之上。

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那位看我的人问我犯了
什么事进来。我告知是写了纪念“6．4”事件十周年的文章。这时，
我觉得他的神情有所变化。紧接着他说：“说实话，对你们这些为信
念而坐牢的人，我是佩服的，比如象魏京生、王丹、方觉。”他语气
的真诚使我无法怀疑，我只是惊异他的大胆。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却
如此袒露心迹！我对他说：“的确是人各有志。昨天晚上我接受外电
采访时刚刚说过，如果为行使言论自由权而坐牢，我心甘情愿。”接
下去我问他姓甚名啥，他说：“等你出去以后再说吧。”不一会儿，
他给我打来了一盒炒饼和一盒牛肉。我也确实饿了。

下午，我被刑事拘留。

傍晚时分，我的皮带、皮夹、皮鞋被解除，钥匙串和驾驶本被扣下，
然后穿过又一道武警把守的铁门，进入关押犯罪嫌疑人的内院，被送
到三区313室，再一次开始了作为一名阶下囚的特殊生涯。

任何一个刚被抛入看守所的人，都会面临三个问题。一是对付预审员
轮班不分昼夜提审你的疲劳战术。二是学会如何与同号和平相处。三
是设法减轻由于生活状况急剧恶化给身体带来的损害。我当然毫不例
外。不过，我还多了一件事，那就是维护政治犯的人格尊严。

七处有个土政策，规定在押人员被提出监号时，在临出门之际，就不
能抬头平视，且必须双手抱头作猥琐状，直至到达被提讯之处。回来
路上也必须如此，直至跨入监号，铁门锁上为止。5月19日傍晚我进
号后刚一听说，马上感到这种做法不能接受。这项规定有辱任何犯罪
嫌疑人的人格尊严，更不必说纯属受迫害的政治犯了。那天晚上9点
我被夜提时，我决定不守规矩。当时我步出监门，站立在甬道中。看
守（里面称“队长”）锁门后，回头喝令：“手抱头”。我胸有成
竹，面露微笑，平静地对他说：“我是因为写文章进来的，有必要这
么做么？”他轻轻地“唔”了一声，没再言语。

第二天上午，我正式向预审员提出：这种做法有辱人格，且要求他向
管教员转告我的见解。下午王管教提我，说：“你把这件事看得很重
么？”我说：“是，不能接受。”他显得为难地说：“这儿队长挺
多，他们都习惯这么做，我也不便一一打招呼。”我说：“我自有办
法。”此后几天内，我遇到不同的看守，都用上面那句话轻轻化解了
他们的喝令；面熟之后，每次还聊上几句。号内的人都十分羡慕我的
“待遇”，但是，他们不敢尝试那么做。

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我不能干，那就是背诵《监所规则》。七处规
定每个在押人员必须背诵监规，即便是文盲，也要由别人包教包背；
进号一、二天之后，管教就要提你出去检测；每天上午8点（周末除
外），号里还集体大声背诵监规两遍。5月20日，我细看墙上木框内
安放的监规，与十年前我在秦城监狱所见到的，完全是同一个版本。
里面将“拉帮结派”印成“拉邦结派”，将“淫秽”印成“滛秽”，
将“晾晒”印成“凉晒”等误植，依旧赫然在目。而最成问题的，乃
是这个监规是“有罪推定”原则的产物，它将每个在押人员都视作
“犯罪分子”。例如，监规第二条是这样的：“严格遵守学习制度，
努力改造思想，端正态度，彻底坦白交待罪行，深挖犯罪根源，积极
检举揭发违法犯罪行为。争取从宽处理，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我向预审人员提出：“这样的监规早已过时，早应重订。要我背诵这
样的东西，就如同要我吃死苍蝇一样，恶心透了！”预审员说，背不
背你拿主意，但重不重订我们管不着。

我向管教也提出了这一点。王管教说，我们不要求你，但还得要求别
人。从此，每当号中响起象小学生似的背诵声时，我一边双目微闭，
养起神来，一边不由得哀叹国人的奴性：他们还不敢为自己的权利和
尊严往前多跨半步。我想，他们其实都不想背，但又不敢不背。那
么，声音低一点又有何妨？当个南郭先生又有何妨？至少，不必那么
买力，吐词不必那么清晰，不必刻意显出比别人更服从吧？

5月19号下午2点，预审员庞江、书记员宋俊杰奉命到位，以一个轻松
的话题拉开了疲劳战的序幕。

庞江说：“你长得很象汪嘉伟。噢，不，应该说汪嘉伟象你。”我笑
了，说：“相象的原因恐怕是，我们都是南方人，他在上海长大，我
在常熟长大，同受吴越风情的熏陶呗。”他接着又聊了几句我显得比
实际年龄年轻得多等等之后，就沉下脸来，亮出了刑事拘留票。此
后，直至6月26日他亮出逮捕证，我不记得还有什么太轻松的东西。
不过说实话，我认为他人并不坏，左味也不重。然而，他所充任的角
色，决定了我们之间对立冲突的主基调，决定了舌战烽烟必然缭绕不
绝。

舌战的焦点之一是，我是否必须“如实回答”他的所有问话。因为现
行法律规定我有“如实回答”的义务，因此他显得振振有词。我的回
答是：根据人权理念，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他说：我不管人权不人
权，反正法律上并没有这一条。我说：这说明中国法律的落后，必须
修改。他说：现在不是还没改么，就得照办。我说：那得看你问些什
么问题。他说：我知道该问些什么。我说：我在外面所做的一切，都
是行使一个公民的人权，都不是警察该管该问的。他说：你甭管我该
不该，我现在的职责就是问你，你必须回答。我说：“我现在的权利
就是决定什么时候可以理你，什么时候不理你。”

舌战的焦点之二是，涉及别人的事情说不说？我的宗旨是：一概不
说。不知道的不说，知道的也不说。他讥讽说：这是你用来掩护自己
的一个借口。我说：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对我来说，我决不能对不
起朋友。他又进一步刺激：你不见得是真心这样，你是虚伪的。我
说：你不了解我，但我清楚下面这一点，即如果我配合你们说了别人
的事，我的“态度”好了，然而，我会为此付出一辈子良心不安的代
价。你说，这样的事我能干吗？我是不是虚伪，你可以保留，但是有
句话我要你记下来，这就是，我宁可为这种“抗拒的态度”多坐几年
牢。应当肯定的是，他后来对此作了明确的让步和道歉，说：你不是
虚伪的，错怪你了。别人的事你可以不说，那就说说你自己的事罢。

舌战的焦点之三是，光是自己的事情说不说？他的观点是：大丈夫敢
作敢当，既然做了，就敢说出来。我的看法是：这得看对谁说。如果
你们公正执法，我说给你们听，自然无妨；如果你们蓄意迫害，那我
不就是帮着你们来迫害我自己么？你说，我能这么犯傻么？他说：你
做的事情不是没有不可告人的么？既然如此，为何不说？我说：不是
不可告人，并不意味着就得告人。告不告人的关键是，我认为是否必
要，我乐不乐意。在法庭上，我十有八、九会说。他说：那么在这
儿，你就打定主意不说了？我说：日记在你们手里，还问些什么？！
他说：那是两回事。后来在他的软磨硬缠下，我几次心软，把我所写
的署名文章都说给他听了。

舌战的焦点之四是，我能不能马上见律师？5月19日下午，他倒是挺
认真地对我说：根据法律，你现在就有请律师的权利。我当即要过
纸、笔，写下一份全权委托书交给了他。委托书全文如下：兹全权委
托我妻子章虹女士代为聘请张思之、李会更先生为我的辩护律师。我
于20、21日接连追问他，问他将我的委托书送出去没有。他支支唔
唔，不作正面回答。事情很清楚，他们压下了我的委托书！我气愤地
抗议说：你们玩什么把戏？又要践踏人权，又要假惺惺地挂块遮羞
布！他说：依照法律，你是可以请律师，但我们另有规定。我说：你
们的规定是什么？再说，你们的规定也不能与你们的法律相抵触啊！
他说：你不要再问了，再问我也不会告诉你什么。我请律师的权利，
就这样被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违法地剥夺了。

舌战的焦点之五是，他们是“依法办案”，还是搞违宪的政治迫害、
搞文字狱？预审员口口声声说他是“依法办案，别无他求”。若仅仅
如此而已，则他清夜扪心，也就不会有什么愧疚和自责。而如果他是
被用来搞文字狱、制造新的冤案，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作为政治犯，
我本能地要点破这个案子的实质，要回击迫害者。而预审员则是事实
上的靶子，要承受我的批判和抨击。我觉得“文字狱”三个字，最恰
切地点出了这起案子的要害，使预审员和他背后的听汇报者都沉不住
气了。5月21日凌晨，预审员和他的上级当着我的面急了。预审员狠
狠地说：“这次就是要办你！”他的上级更为狠狠地说：“早几年就
要办你了！搞民主党的要抓，你也要抓！在我们这里，没你的言论自
由！这次对你采取强制措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你要放明白点！”我
说：“我一点儿也不糊涂。不过，我已经将近68小时没合眼了。从现
在起，我决定不再回答你们的任何问题！”说罢我闭上眼睛，佯作入
睡状。又听到他们颠来倒去说了些废话后，对我施行的疲劳战术终于
收场了。

我进入313监室时，里面已经关押了21人。我虽然有过被关押在西城
拘留所的经验，但情况并不完全相同。最大的不同点是：七处关押的
人，其案头一般将面临被判三大刑，即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和死
刑的命运。这些人是我人生经历中从未遇见过的。此外，凡是涉及命
案或强奸案的在押人员，其小腿上还被带上四、五公斤重的铁镣，昼
夜不解。与他们同席而眠，共板而食，我是平生头一次。当时313室
中，就有王延、乜品贞、孙宝仓、邹贵根、李海峰、王金明、吕伟、
吴朝阳、刘士海等九个带着脚镣。其中李海峰、吕伟、乜品贞涉嫌伤
害致死，王延、孙宝仓、邹贵根、王金明、吴朝阳涉嫌故意杀人，刘
士海涉嫌抢劫杀人。还有一个高二学生，叫汪辉，涉嫌伤害致死，因
他尚未成年，故没被砸上脚镣。九个带镣的人中，王延还被带上了手
揣（一种紧紧铐住双手手腕的铁制戒具，被带上以后，衣服不能再穿
上，已经穿上的，脱不下来），且手揣和脚镣又被一铁链相连。由于
铁链较短，他根本无法直腰，只能佝偻窃行。这种把人搞成虾状的桎
梏相连的惩处，是最严厉的一种戒具处罚──原因是王延参与了1999
年3月29日凌晨2时许发生在310监室的暴狱事件。暴狱未遂后，所有
参与者被暴打一顿，然后调号关押。事有凑巧，这个313室在1993年
也曾发生过一起严重的暴狱，结果一名暴狱者被武警当场击毙在室
内。至今，留在北墙上的弹痕还依稀可辩。

除了上述十人，号中还有：杨兆秀，涉嫌绑票。陈军，涉嫌抢劫。阿
布里米提，涉嫌贩毒。马会军，涉嫌窝赃。李丹，涉嫌盗窃。赵山
坡，涉嫌贩毒。

另有五人涉嫌重大经济犯罪，他们是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
林、王丰。张黎明和霍海音是313室的正、副学习号，由管教指定对
号内进行日常管理。

作为一介书生、一名思想者，如何与他们安然共处？在链声哗哗中，
我有一种内在的自信，这就是：亮明身分，本色做人，就一定能逢凶
化吉，相安无事。

果然，当我告诉他们自己是因为写了纪念“6．4”十周年文章而被抓
时，他们立即送给我一个豪迈而响亮的称呼：政治犯！被官方“唯心
地”刻意抹煞的东西，在这里得到明确而一致的认同。我体会，这个
称呼含着一种尊敬。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就你不是为钱进来
的！”这个称呼含着一种理解。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总该有敢于
站出来说话的人！”这个称呼含着一种同情。拿他们的话来说就是：
“我们被抓是因为点背，而你是真冤。”

第二天吃饭时，紧挨着我右边的是维吾尔族人阿布里米提（Abli-
mit）。他操着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汪辉跟我说了，你跟我们不
一样，你不是坏人。”

放风时，大家纷纷与我聊。家住崇文区靠摆水果摊为生的邹贵根与我
聊自由亚洲广播电台，他对该台的对方付费电话号码能够倒背如流。
霍海音与我聊巴黎之行，他在那里曾和万润南一家共进晚餐。孙宝仓
与我聊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他们单位曾给学生们送去好几卡车饮料
和食品。马会军与我聊二监，数年前他曾在那里见过王丹。更多的人
与我聊大赦的可能性，他们是真心希望共产党在掌权50周年的时候来
个大赦什么的。而我自然不能蒙他们，当我实话实说“严打有戏，大
赦没戏”时，他们一个个都愤愤然起来，并冷不丁地迸出了一句绝
话：“美国导弹打什么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还不如来个干脆的，打他
妈的贪官污吏大本营得了！”

几天以后，陈军给我谈了我进号时他的印象和想法。他说，他当时见
一个“30多岁”的人昂首进来，以为是穿了便衣的七处警察突然查
号。但马上督见我又随身带了衣服什么的，便又以为是不是当局派来
了一个“卧底”。我问他，你为什么会冒出这些古怪的念头来？他
说，都赖你不抱头、不低头，你要是象我们那样一副熊样，我不就没
别的想法了吗？言罢，我俩相视而乐，大笑不止。

从5月19日开始，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一落千丈式的急剧恶化。

先说吃。在家中，我早餐是泡饭就咸菜，外加一个荷包蛋。午餐是鸡
蛋、西红柿、榨菜汤，还有一大碗切面。晚餐是全家共进，一般是三
菜一汤加米饭，三菜中或二荤一素，或一荤二素，全部由我掌勺。我
有时再来一两浸泡了花旗参的二锅头。可在号里吃什么？早餐是一碗
棒子面粥外加一个窝头，还有二、三片咸菜。中午、晚上各是两个窝
头加大半碗熬元白菜汤，汤面上能见到少许油星子，幸运的话，还能
吃到很少的绿豆大小的猪肉末。每星期二、四、六、日中午是改善，
即将两个窝头换成两个馒头。很明显，这样的伙食还不如十年前我在
秦城监狱所吃到的，更远远低于当今许多猪狗的伙食标准。对于一个
刚进看守所因而未能用自己的钱从其小买部购买食品的人，他所摄入
的热量和营养成分都出现了锐减，这对身体所造成的损害是无庸置疑
的。

再说睡。监室长11米，宽三米，计33平方米。其中铺板长11米，宽二
米，计22平方米，水泥地占11平方米。313室共22人，铺板上睡16
人，地下睡六人。我被安排在铺板上睡。但是，睡眠质量根本无法保
证。首先是两盏灯泡长明不熄。其次是不断有人起夜，动静有大有
小。还有是打呼噜的，此起彼伏，特别是张黎明，鼾声如雷，少有间
断。在安宁、温馨的家中，我几乎从不失眠。然而，突然置身于这样
的环境下，我是辗转反侧，难以安寝。

最后是活动空间。把人关在监号内，就如同把林莽中的动物关在动物
园里，活动空间被极度紧缩，身心俱受严重压抑。我是一个喜爱运动
的人，夏季天天游泳，春、秋、冬三季力争天天打上一小时乒乓球。
有时候，在星期五的晚上，我会和妻子去304医院舞厅跳舞。在儿子
暑假期间，我们全家三口人游历名山大川，去过峨眉山、五台山、长
白山和武夷山，有过三峡之旅和九寨沟之行，访过永定民居，到过渤
海中的菊花岛。如今，我被憋在铁笼子里，一星期最多两次放风，每
次一小时。风圈与监号相接，由一铁门隔断。风圈长5.5米，宽3.5
米，在2.8米高处是一铁栅栏网，让你插翅难越。

几天以后，我就进入了亚健康状态。主要特征是：食欲不振，每顿只
吃一个窝头；便秘，三天解一次大便，还出现肛裂；眼皮终日沉重。
我是一个对坐牢有精神准备的人，但是，身体状况的滑坡还是发生
了。为了尽量减轻由此带来的伤害，特别是不要出现不可逆的不良后
果，我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购买一些补充食品，多少改善一下营养
条件。二是确立“坐牢就是坐牢”因而不以已悲的豁达心态。头十来
天，我每天告诫自己一次：我立身处世既然不因祸福而避趋，就应当
坐得起牢。

后来，痔疮不治而愈；眼皮也不沉重了。10月份开始，每天早餐前练
“哑铃”──大可乐瓶装满了盐，二个月下来，胸肌有了较明显的增
大。由于有了苹果，便秘现象也消失了。每次放风，都练摸高，让腿
部肌肉得到锻炼：我是号里摸得最高的两个人之一。2000年3月，再
看看大腿，没有明显消瘦。3月1日，我洗凉水澡，已经不难受了，无
须再咬牙。只是右边鬓角白发开始明显：缺乏微量元素。特别是眼角
开始出现鱼尾纹。而这些都是坐牢的必然结果，是必须付出的代价。
毕竟，坐牢就是坐牢。在这里，我要按亲人和朋友所希望的那样活
着，睡好每一觉，过好每一天。记得有首歌中有这样的词句：“没有
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后来的事实表明，我做到了这一
条。

我觉得，自己会在313室长期呆下去，直至被解送下狱为止。道理在
于，当局肯定不想让我接触更多的在押人员，因此不会将我调号关
押。我于是沉下心来，开始对同号一一访谈。撇开经济犯不算，其余
的涉案者一般来自社会最下层和最边缘，无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我都有必要好好了解他们，真实地把握他们的内
心世界，听一听他们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受和看法。而他们也乐意和
我对话，利用这个因“缘分”带来的机会，把他们心中的困惑、痛
楚、怨恨和忏悔向我诉说，末了不忘讨论一下如何把官司打好。这种
访谈只能在晚饭后进行，因为这时已不必“按指定位置”坐板了。访
谈之余，我开始参与制作中国象棋。号内已有一副，我搞第二副。方
法是将牙膏包装盒裁成小方块，然后手书汉字于其上──对我来说，
这是拿手好戏。棋盘就画在一小块布料上。过些日子，妻子把钱送来
之后，我花100元订购了一床被褥。6月10日到货后，就将临时占用的
两条公用被子替换掉了。我以为，这次到313室“插队落户”是插定
了。

6月16日下午1点半，监门被突然打开。王管教宣布：除五人外，其余
都收拾东西。五分钟之后，我与张黎明、霍海音、宋世璋、叶林和张
磊匆匆话别，和其余16人一道，拿着行李，走向四区。四区也叫死
区，是专门关押死刑犯的地方，当局把我们弄来，究竟为了什么呢？
走过长长的死寂般的甬道，我们16人分别来到401室至404室的门外。
稍后，我与吴朝阳、刘士海、陈军进了404室。由于室中有同案犯，
陈军随即被转押他处。很快就弄明白了，原来401到404室可以看作是
三区的延伸。404室中的20来号人，就是4月19日从306室整体搬迁过
来的。从405室到414室共十个监号，才是关押死囚的地方，每号大约
关押八至十个死囚，他们被一律砸上脚镣，带上手揣，不管你是暴力
犯，还是经济犯、贩毒犯、人贩子。此外，还给死囚一对一配有陪
号，陪号是刑期较短的已决犯，往往是大案、要案中的从犯或是窝
藏、窝赃犯，以确保对死刑犯的严密控制。我所在的404室，与关押
死囚的405室，真正是咫尺天涯，一墙之隔。后来知道，是七处将313
室改成了未成年号，因此将我们遣送四区，而我，也因此来到了真真
切切的生死墙下、阴阳界旁，并将在这里度过一段永生难以忘怀的时
光。

不出意外，从正、副学习号开始，404室全体对我表示了毫不掩饰的
欢迎和接纳。副号胡学忠，门头沟人，40来岁，长得很壮，涉嫌包庇
被抓。当时，我刚在铺板上坐定，他就大声地和我聊起西单民主墙和
魏京生的事来。他后来于9月29日下午“干起”了。所谓“干起”，
是指未受刑事处罚而获释。七处在押人员中，约有百分之一、二能交
上这种好运。有个叫华岩的，是涉嫌走私爱立信设备进来的。他听说
我在大学里是学空气动力学的，就跟我聊起四川绵阳的国防科工委所
属的29基地，他父母曾在那里工作，他小时候也在那里生活了十多
年，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中心就设在那里。后来他随父母回京，父亲
去了《科技日报》社，因此和孙长江先生相熟。而孙长江老师如今就
住在首都师范大学24楼，可以说是我的邻居。98年夏天，我与丁子
霖、蒋培坤两位老师一起造访过他。王克全是涉嫌合同诈骗进来的，
他曾在307室与方觉呆在一起。他告诉我：“方觉被抓半年后，当局
找他，要他具结悔过，然后就放他。但被方觉严辞拒绝了。”后来当
局另外找辙，以非法经营罪判方觉四年徒刑。正学习号叫铁歧，35
岁，是涉嫌金融诈骗进来的。他语气平缓、字字清晰地对我说：“不
是有言论自由么？怎么说几句真话就给抓起来了？”他说的话和313
室后来调入的张磊所说的几乎完全一样。张磊家住丰台，25岁，涉嫌
伤害他人进了七处。几天前，张磊还对我说过：“其实就数你这样的
人才算有种有胆。我们只会对平头百姓来狠的，而你敢对权贵说
不。”第二天，我对404室的号友介绍了我于6月4日凌晨0点到3点，
站立默哀三个小时祭奠“6．4”英灵的事，还给他们背诵了题为《点
燃万千烛光，共祭“6．4”英魂》的告全国同胞书。听完以后，有好
几个人对我说：“老师，出去以后就跟您当政治犯，行不？”

要说坐班房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也不尽然。对我来说，班房生活
就有四大好处。

一是早睡早起。都说早睡早起对身体有益，但在外头如何做得到？多
年来，我总是晚睡晚起，无法变更。而号里则是一律晚上9点睡，第
二天早上6点半起，人人如此，不得例外。令我窃喜的是，每天中午
12点到下午1点半，是强制午睡时间，这又使我的午睡习惯得以延
续，不至无端心烦。

二是睡硬板。我素来喜睡硬板，但妻子不喜欢，于是选中了“强力”
床垫作为将就。进了班房可就只有硬板，又由于褥子很薄，就成了货
真价实的睡硬板。

三是洗凉水澡。供饮用的白开水由劳动号一天两次送到号中，此外再
无一滴热水供你洗脸或洗澡。春夏秋冬，人人都洗凉水澡。在外头，
洗凉水澡的好处耳熟能详，但有几个真去洗的？即便是大夏天，也是
热水冲澡，水稍凉一点还直叫唤。而这里别无选择。从5月到9月，我
洗得较欢；10月以后到第二年3月，我只能每隔十多天洗一次，因为
七处的水实在太凉，需要咬牙才敢往身上泼。不过，虽说洗的时候挺
不好受，但擦干身子后就爽了，也从没有发生过因洗澡而患感冒的
事。

四是吃不到烫嘴的东西。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喜爱吃烫的东
西，或者叫做不怕烫：我觉得有些东西烫才有滋味。而妻子不赞成我
的这个习惯，理由是容易引发食道癌。她说的道理我当然接受，但在
外面就是不好改。有时舌头被烫木了，就注意一些日子，但不久又忘
了。现在可省心了，熬菜汤从伙房的锅里打到一个个桶里，再运到各
号门口，通过一个特大漏斗倒入号中自备的桶中，再分发到各人的塑
料碗里，经过这四道工序，能温热就不错了，那还有烫嘴这一说？自
然，食道癌之虞也就烟消云散了。

号里常说这么一句话：公安局治百病。这当然是一种夸大的说法，但
是不无道理。我的理解是，对于那些吸毒者，那些嗜烟酒如命者，那
些纵欲过度者，那些起居无规律者，坐班房能有效地根治他们的毛
病。他们中的不少人，由于坐班房，体重真还长了呢。

除了四大好处，我对“求人不如求已”这个道理也有了更真切的体
味。班房坐着，指甲长着，胡子也长着。这指甲长了怎么办？一个办
法是用指甲刀绞。但管教给指甲刀没个准，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回；
来了，20多号人往往没轮遍，指甲刀又收回去了。我们的土办法是：
指甲长了，就往水泥墙上蹭，无伤无痛，三下五除二的事。而胡子长
了咋办呢？总不能胡子拉茬的上法庭吧？那样的话，可就是知我者谓
蓄须明志，不知我者谓号中鼠辈了。总的来说，还是整干净为好。但
是，与指甲刀不同，管教是决不会给刮胡刀和剃须刀的，于是号内就
自力更生，盛行拔胡子。各号都有自制的“胡拔”──用松紧带把两
个牙膏嘴连在一起成镲状，就齐活了。我头一次拔胡子，是由同号陈
连民动手的。由于已有30年胡令，故胡茬较粗，胡子拔出后，根部渗
血成片；尤其是三角形敏感区，根根连心，拔一根胡子，滚下一颗汗
珠，只能咬牙坚持。在这之后，就由自己动手，纤细的新胡子冒头不
久就开拔，痛苦就远为减轻了。这样，除了理发，个人卫生方面的
事，就根本无须求人了。把拔胡子和凉水澡联系在一起，就是下面两
句话：

有边胡子萧萧下，不尽凉水滚滚来。

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宇宙中存在黑洞，黑洞中的东西是跑不
掉的。与黑洞相反，据说宇宙中还存在白洞，白洞中的东西都将跑得
光光的，留不住。所谓权利白洞，就是一种什么权利都留不住的状
态。七处的在押人员，大体上就处在权利白洞态。

先说人身权利。人身自由被“依法”剥夺，自不必再说。那么，人身
不受侵害的权利呢？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保障。应当承认，七处发生看
守、预审打人的事是比较少的。但是，这种少并不是因为打人者虑及
人权，而是已经不再必要。绝大多数关押在七处的人，都曾在刑警队
或派出所、缉毒处因“破案需要”而被痛欧过，并因此留下了相应的
口供。来到七处后，只要维持原来的口供，预审是不会动手打人的。
而一旦改口，预审为了“结案需要”，就该出手时就出手了。象陕西
富平人陈向龙，因为翻供，身上被预审用烟头烫了个够；河南台前人
李济亭，因为改口，预审就用竹条猛抽其后背，直至他又改回去为
止。看守打人之事一般发生在在押人员违反监规之后，如李亚平在监
号卫生间内攀援水管，发现后被看守煽了几十个嘴巴；张铁英捅碎了
窗玻璃，也被狠揍了一通。

再说读书看报权利。号中几乎无书可读，仅有的几本武打小说，是由
劳动号偷偷带进来的。偶尔也有在押人员家属只管将书寄到七处，管
教一时开恩，经检查后允许将书留在号内。一件咄咄怪事是，号内无
任何法律文本，竟然连《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应当公
正地加一句，有《刑法》和《刑诉法》广播讲座。）在通常情况下，
一星期中能看到二至三天的报纸。但是，这中间若有“在押人员不
宜”的版面，管教还得扣下。从1999年10月下旬到2000年1月下旬，
由于当局摆开架势修理法轮功，练功者纷纷被抓被关，号内也因此仨
月不见报纸。与此同时，电视也几乎完全停了。而平时即便给电视，
也只让瞧电影频道，新闻节目极少让在押人员过目。

三说放风权利。20多号人整天挤在一间屋里，汗味、屁味、放茅味，
味味难闻。因此按理说，放风应当是不可忽缺的。而有关法律也规
定：每天放风一小时。但实际上，星期六、日绝不放风，星期一、五
基本不放风，平均说来，每周也就能保证二次，每次一小时左右。这
就是说，七分之五的放风时间给掐掉了。99年12月1日，404室的风圈
门坏了：坏是坏在不能开启，因而我们无法出去放风。解决这件事本
是举手之劳，看守打个电话让修理工来一趟就成了，但却一直拖到12
月16日才叫人来修──这意味着我们的放风权利无足轻重。而如果风
圈门坏在不能关闭，因而出现我们可以自由进出风圈的情形时，号里
人谁都明白，不出几分钟，修理工就将跑步到位，以确保我们履行呆
在屋里的义务。

四说侦查阶段见律师的权利。《刑诉法》第96条明文规定了此项在押
人员寻求法律帮助的权利。但是，99%的在押人员被违法剥夺了这项
权利！而且，剥夺者有恃无恐，满不在乎。

最后，不妨看一看公安部制订的《看守所在押人员行为规范》。那里
面权利部分畸轻，总共43条《规范》，其中“必须”字样出现15次，
“不得”出现12次，“不准”出现37次，“严禁”出现一次。在押人
员甚至“不准”相互之间馈赠财物！为了确保《规范》的实施，每号
都安上了二个监控器，一个安在屋里的喇叭盒内，另一个安在卫生间
的墙上，昼夜工作，从不叫苦。

那么，大体上处在权利白洞态的在押人员，事实上享有什么权利呢？
依我看，他们只享有两项权利。一是接到起诉书后请辩护律师的权
利。二是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的权利。

《行为规范》中出现的一个“严禁”是“严禁吸烟”。所以，当《规
范》颁布生效后，七处从1999年5月1日开始禁烟，在押人员从此不再
“放烟茅”（所谓“放烟茅”，是指放风时站在风圈上面马道上的管
教会将点燃的香烟扔下几颗来，底下的人轮流抽吸，过一把烟瘾）。
同时，这个禁烟也是针对管教、看守、预审和劳动号的。这就是说，
整个七处想成为无烟区。然而，自禁令下达之后，香烟进号就没有停
止过。区别在于，原来是在押人员以市场价购烟后存放在管教处，现
在则是烟价暴涨，在押人员偷偷用鬼子票──看守所自行印制的代币
券──从劳动号手中购买。例如，一包“威龙”烟的市场零售价不到
二元，劳动号竟以50元出手！其利之暴为倒卖海洛因所望尘莫及！
2000年春节，号内人以300元购了六包烟。而好几个从六区调到404室
的人都告诉我，在六区，则是管教干这种营生。一个管教管五个号，
以每号每月八包计，一个月40包，光这一项，就能赚2,000余元。我
太清楚了，对于烟虫来说，为了抽上一口烟，宁可少吃几袋方便面。
因此，令人咋舌的暴利烟交易得以顺利维持，经久不衰。烟进来了，
再用原始办法“搓火”：在棉絮上撒上少许洗衣粉，卷成捻子状，用
塑料鞋底压住捻子在地上快速滚动磨擦，很快，火星、火苗就冒出来
了。这时，烟民们就在监控器的盲点处会聚，美美地、舒心地当上一
回活神仙。

在看守所里，还有一种交易使香烟交易远为逊色、沦为小菜一碟，这
就是“走托”交易。“托”、“走托”、“有托”、“正托和反托”
是号里使用频率极高的几个词。但凡有点可能，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家
人或朋友就会想方设法使出浑身解数去“走托”──找门路行贿公检
法人员，以使官司出现自己所期待的结果。这一条达不到的话，就退
而求其次：能不能使在押者不受皮肉之苦？能不能快点了结？能不能
尽早下圈（离开看守所到服刑场所）？能不能送点吃的？等等。走托
交易的盛行和泛滥，是对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
的公然蔑视和戏弄；在有的地方和有些时候，管用的分明是“以金钱
为依据，以人情为准绳”。

走托交易达至贪赃而枉法，是一种一本万利的腐败交易。从朝阳看守
所邮上来的一位姓梁的人告诉我，他父亲花了六万元走托，由于找的
托硬，结果他干的十多起抢劫“缩水”成了二起。从炮局（公交分局
看守所）邮上来的一个人说，他家花了六万元，但托软了一点，没能
达到不来七处的目的。四川巴中人刘德国告诉我，他的同伙曾经多次
“栽”在朝阳或丰台分局，他们老大花钱找托，如果事情不大，常常
立即获释。密云县人肖海军告诉我，他自己就好几次在密云被抓，都
是家中使钱走托，将他“捞”了出来。

走托交易是一种典型的制度性腐败。它已经远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半
公开、公开地、每日每时地在进行，只要看一看那些随处可见的肥得
流油的办案、审案、判案人员，就什么都明白了。号里人的官司都还
没有了结，因此在走托一事上，嘴都比较紧，尤其是每每花上十多
万、几十万元走托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和毒品犯罪嫌疑人，他们的嘴就
更紧了──我在这里提及的几桩小买卖，可以说连冰山一角都称不
上，真的。

1999年8月8日，立秋，这天我向看守所交了两份报告。一份是求病号
饭的报告：由于出现痔疮苗头，我决定“改善”一下自己的伙食，打
报告申请半个月的病号饭──一种软食，是煮得烂烂的切面，里头有
少许鸡蛋。这份报告很快就生效了。另一份是求书报告，全文如下：

　　宋管教并转看守所：

　　本人酷爱读书，而号里几无书可读。我家中自费订有《方法》、
　　《读书》、《英语世界》等杂志，是否能请家属送来一读？读好
　　书是人生一大乐事，有好书，则窝头胜过馒头。如蒙允准，不胜
　　感激！

　　404室良心犯
　　江棋生

　　1999年8月8日

报告由学习号交给管教之后，似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一个多月后，
宋管教口头答复我，说是看守所正在筹建图书馆，等等吧。这种推诿
式的拒绝并不出乎我的意料，我只是多少有些困惑：你建你的，我送
我的，分明并行不悖；况且又是举手之劳、行善积德之事，为何就是
不为？

求书不得，于是只能打起字典的主意来。好在号内有一本《新华字
典》，我就开始逐字浏览。这样，好多生、冷僻字平生头一次一一打
了个照面。但事后检查，真正记住的只占一至二成，倒是不少以前迷
迷糊糊或知之不确的常识性东西，这下得到了澄清。此外，作为南方
人，我有一个先天的弱点，就是对好多普通话中的口头用语不知晓、
不会用；即使会说了，相关字词也不会认和写，这一回则有了突破性
进展。此外，还顺便知道一些吴语方言也被字典认可了，如：噱头，
打烊，戆头戆脑。

一进看守所，英语的听说读写就全部吹灯了。后来通过关系，从别的
号弄来一本《牛津双解词典》，这样才又稍稍接触一点英语。几个月
后，宋管教终于从别的号给我拿来一本马克．吐温的《汤姆历险
记》，英语功课总算聊胜于无。

1999年12月，王丰父亲从济南用特快专递寄来《三国演义》，而管教
将书又漏进来了，遂使我有机会在30多年之后，得以重读一遍这套古
典名著。不过，毛宗岗父子的批注乃是初次读到。作为传世之作，书
中对世事沧桑、人生历练的描述可说是入木三分，深堪玩味；而毛氏
之评说亦令人叹为观止。看来，中国人对人性中的不少东西是早已悟
到且早已悟透，从中映出的聪明、智慧、狡黠、机贼与圆通自不必多
说。留下我想说的有三点。一是反皇帝不反制度。群雄并起，都想当
皇帝，但制度万万动不得，也没人权什么事，重要的是把专制政治给
玩好。这说明中国人在制度创新上欠缺大聪明、大智慧。二是孙策凭
直觉不信鬼神，且力排众议，当属难能可贵。然而，当今中国依然是
信鬼神者众，我的同龄人中信者亦为数不少。可见鬼神之事，恐怕只
能是各信各的，强求不得。三是“平其气则谋”。这区区五个字，贯
通多少人事！大至国策，小至奕棋，都是这个理。每个打牌、玩棋的
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当由懊丧、激怒或其他原因导致气不平时，
失算、漏算就频频出现，牌越打越糟，棋越下越臭，且难以自拔。总
之气不平时，脑子就不好使。当谨记于心。

如果说，看守所里最缺乏的是自由，那么，最富余的当数时间。官司
未打完时，就没多少好想好聊的；官司打完等着下圈时，就更是无所
事事了。可以说，如果号内没有棋牌，真不知时光该如何打发，又不
知会生发几多烦恼、几多纠葛、几多反常！每天下午5点至晚上9点，
多数人都是在棋牌相伴中将日子打发，这段时光的基调是忘却心烦，
寻乐得乐。当然，乐极生悲也时有发生，这时，有人因赌气争执而打
起来了。

号内的扑克是用公费从看守所小卖部订购的。所谓公费，是由家里来
钱的人按月上交，供购买公用物品，如洗衣粉、洗涤灵、手纸等之用
的一笔款项。一般每人每月交20元，以保证无钱的人也能搞搞个人卫
生。如果家里不来钱，又没有人缘，那就连手纸都用不上，只能水洗
屁股了。

号里人玩牌，一般是玩“拱猪”和“敲三家”。吃完晚饭收拾停当之
后，或结对、或两两搭档在铺板上成一字儿排开。由于水平相当，又
很投入，玩到忘情处，叫声笑声四起，有时竟成鼎沸之状，以致招来
看守踹门示警。

一般情况下，是玩而不赌。但如果刚好白天买了方便面，于是便会赌
面，“拱猪”出局的输家乖乖将面拿出来。无钱的人赌什么呢？他们
赌喝凉水，赌弹脑壳，赌做俯卧撑。

我在外面已经多年不摸牌了。在号里，我有时会玩一下早年就会的
“打升级”，并尽量用心去打。在双方牌况相当的情况下，会有一番
智力和意志的小角逐，打出一些机巧有趣的配合来。冬日的一天下
午，我更是遇上了一个或许可称得上50年不遇的小概率事件。当时我
们打10，我做庄。在摸到的12张牌及另外拿起的六张牌中，竟没有一
张主牌！我以为必输无疑了。然则柳暗花明，否中藏泰。稍一整理，
发现手中竟有11张梅花，只缺梅花2，另外留下了黑桃Ａ，共12张。
我先出黑桃Ａ，第二手就将11张梅花全部摊牌，两手就把对方给
“剃”了。号内人都惊呼，在他们的打牌生涯中，还是第一次遇见过
如此奇特的牌形。

号内的棋类品种齐全。中国象棋、国际象棋、围棋都有，顺便五子棋
也就有了。除曾经提到过的用纸片做成的棋子外，其余则皆由窝头
“面”做成。所谓窝头“面”，是将窝头捣碎后加上少许豆奶粉、棉
絮和成的“面”。维族人赛义德捏出来的国际象棋，在昏黄的灯光
下，几可乱真。我会下两种象棋，中国象棋是从小就会下。我的故乡
──常熟是个琴棋书画都较有名气的江南小城，常熟人惠颂祥曾经取
得过中国象棋全国个人赛第四名的好成绩；象棋大师、江苏省棋院教
练言穆江也是常熟人；我的四弟江华生曾经获得过江苏省职工围棋赛
冠军称号。下国际象棋是90年春在秦城监狱学会的，由同居一室的北
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研究生陈见兴所教。

我在号内主要下中国象棋。近一年来，我花在下棋上的时间，远远超
过了在外面50年中花在棋类活动上的时间。在外面，我只在星期六上
午10:00～11:30看电视直播的象棋快棋赛，此外，每月或每两月与首
都师范大学象棋协会的棋友下一次棋。在“平其气则谋”的状态下，
我的胜率较高，可坐号内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则觊觎者较多，于
是便互相叫板，赌起喝凉水和弹脑壳来。我记得河北饶阳县的人贩子
段兴厂，由于屡屡输给山东人王丰，其额头上鼓起的包，足有半个鸡
蛋大。

1999年6月26日，星期六，我身陷七处已达38天，不管是否下捕票，
谜底都应该在今天揭晓。看守所与外头一样，也歇大礼拜，星期六、
日，在押人员不用横成排、竖成行地坐板，可以在号内自由活动。6
月26日这天，酷热难忍，号里人大多光着膀子，并时不时进水房冲
凉，我和贵州人李刚则铺开棋盘，纹枰对座。大约10点30分，号门被
打开，看守呼名后，我推枰起身：果然不出所料，来提我了！

几分钟后，我在预审室坐定。庞江开了空调，给我倒了杯白开水。我
明白要下捕票了，就静等他开口。很快，他不紧不慢地说，检察院的
批捕决定昨天才下来，因此今天来执行，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
权罪，并问我有什么要说的。我说，我知道要走到这一步，没什么要
说的。我当时凭直觉感到，他们要在预审笔录上做手脚并不难，因此
不想把我的态度留在笔录上。简短的笔录经我签名、摁手印后，庞江
随即拿出逮捕证让我签字。我接过捕票细读了一遍，包括读了上面盖
有的公安局长强卫的大红印章，然后在签名一栏上重重地写下了“文
字狱”三个字，继而在下一行再写上我的名字。庞江在一旁目睹，显
得十分不快，张嘴埋怨我为何刚才不表示态度。我这才笑着说，这是
我早就想好了的，这样的逮捕证或许会在历史上留下点意义呢。我告
诉他，1990年10月7日，我在秦城监狱接捕票时，写下的是一个大大
的“冤”字，那张捕票上，盖的是苏仲祥的章子。当然，“文字狱”
三个字厉害多了，但并不是针对他的，只是由他把这个信号带上去而
已。他无奈地喃喃了几句，将我送回监号。

7月25日，又是一个热浪肆虐的日子。下午2点多，由书记员宋俊杰出
面，问我5月18日安均给我发传真的事。当时预审室内还坐着两个身
着便衣的人，庞江有事外出了。我这才知道，河南信阳的安均也被抓
了，坐在我面前的两个陌生人，便是河南方面的公安。安均由反腐败
到反专制，当局以为把柄在握，就下手了。我由此担心，西安和长沙
两地，是否也有人身陷囹圄？

9月9日下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四区甬道
口，我被告知，我的案子已经由公安局移送到检察院。她还告诉我，
我有“请律师的权利”等。

9月22日上午，我戴着手铐第一次步出看守所大门，上了检察院第一
分院的囚车，到八宝山分院所在地接受检提。提讯室在地下一层，与
地下停车场毗邻。检察官李磊森五十开外，书记员白欣染了黄发。我
坐定后，李磊森让法警除去我手上的铐子，说：“这样来谈，好一
些。”检提所问的几个问题，都是有关两篇文章的事。一篇是96年2
月李晓平写的《关于和平地实现中国社会制度根本变革的几点思
考》，另一篇是99年4月我写的《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
魂》。从其所问，我知道了起诉书将会是什么样子。最后提到请律师
一事时，我当即指控公安局违法剥夺我的权利。李磊森听完指控后面
无表情、不置一词，没有呈现一星半点法律监督的冲动。我明白，这
就是国中老百姓常常遇到的“说了也白说”的情形。我的态度是，白
说也要说，说的人多了，或许就会起作用。我告知李磊森，我全权委
托我妻子为我聘请辩护律师一名；究竟请谁，由她决定。

99年10月11日下午，我在看守所律师楼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他的助手
王刚律师。我以前没有见过莫律师，只知道他曾为方觉辩护过，出于
对妻子的信赖，我毫不犹豫地在委托书上签了字。很快，我发现与律
师的交谈和沟通不存在任何困难。我们谈了情，谈了理，谈了法。我
略带惊讶地知道了两件事。一是我妻子从未接到我被刑拘和逮捕的通
知。二是律师在我的案卷材料中没有见到任何预审提讯我的笔录材
料。好在他们没敢抽换逮捕证，在我所见到的逮捕证复印件上，“文
字狱”三个字象一颗正义的钉子，将捕票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最后，我读了一遍公安局写给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上面建议拿
《思考》、《烛光》两文来给我治罪。而莫律师也已有了他的倾向性
意见：那些“犯罪事实”完全站不住脚，准备为我作无罪辩护。“当
然”，他说，“辩护意见必须针对检察院的《起诉书》才能正式形
成。”

由于我的案子纯粹是当局强加的政治迫害，相应的司法程序实质上只
是过过场而已，因此，请不请律师原是两可的事。再说，我不仅能在
法庭上自己为自己辩护，而且还有能力“自卫反击”──据理申斥文
字狱的制造者。那么，我为什么决定要请呢？我之所以要请律师，主
要目的是想增加当局黑箱操作的难度，使本案有一个比较客观、公正
的历史见证人。说心里话，我并不奢望律师会冒着风险完全实话实
说。因此，那个秋日下午，莫律师用十分平和的语调所表明的态度，
直使我胸中漾起一脉感动和感激之情：莫律师和王律师肯定能从我的
眼神和表情中看出来，尽管我并没有说出来。

10月20日，我通过宋管教向驻看守所检察官递交了控告信，控告公安
局践踏

我请律师的权利、我妻子知晓我被刑拘和逮捕的权利和我妻子代为聘
请律师的权利。

10月21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书记员来到404室门
口，向我送达《起诉书》副本，并告知“十天以后随时开庭”。

号里人浮游尘世，见多识广，但却从未见过针对政治犯的起诉书。因
此我一回号，他们就要过起诉书争相传阅起来，并且马上就议论开
了。

“这算犯的哪门子罪呀！”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写篇文章就给加顶那么吓人的大帽
子！”

“人权人权，连说话权都没有！”

“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共产党还在这样把人往死里整！”

10月29日上午，莫律师再次来到看守所，告诉我11月1日就开庭。当
时我觉得，法院赶在起诉书刚下第十天就开庭，表明当局似乎拿定了
主意，要速判速决。其实，我也希望尽早对簿公堂，一是能见到亲
人，二是能留下一篇经得起检验、无愧于历史的辩护词。

辞别律师回到号内，我就潜心推敲早已打过多少次腹稿的辩护词和最
后陈述来。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自我辩护一定要浩气在胸、正面
迎击；思路清晰、逻辑严密；言简意赅、打中要害。最后陈述要出自
肺腑，有情有义。为了避免被审判长动辄打断，在遣词行文上还要注
意拿捏得当，不能意气用事。

10月30日、31日两天，是休息日。在这两天中，我从容敲定了自我辩
护和最后陈述的最终文本，并决定开庭时不带片纸，以正气和辩才在
法庭上反客为主，将迫害者置于被告席上。号里人则忙着帮我洗衣
裤，还张罗着给我找合适的鞋子，并嚷嚷着要为我制作领带；还有人
主动替我值夜班，以保证我精神饱满、器宇轩昂地拿下这场真正的官
司。

99年11月1日，刚用过早餐，监门就被打开了。尽管我早已穿戴整
齐，但王丰还给我递来了毛背心，张志力为我披上了棉大衣。我高举
右手，向全号打出一个“Ｖ”字，转身迈步出监。

那天，去一中法开庭的有六人。法警将我们带出看守所北大门后，一
个被人称作“老大”、身着皮茄克的人将我单独留下，而让其他五人
上了依维柯囚车。稍后，我被带上一辆警车，看押我的两名法警抱怨
说，为了我的事，他们连早饭都没吃上。他们告诉我，7点不到，公
安局的人马就开到了一中法内外实行警戒，他们也随即集合起来，驱
车来看守所提我。我清楚，当局的政治犯恐惧症又犯了。不一会儿，
“老大”上了警车，坐在驾驶座上。他对我说，他必须万无一失地完
成上头交办的任务。旁边的法警告诉我，“老大”就是他们法警队的
队长，48岁。只见“老大”频频用手机通话，等候出发指令；直到
8:30左右，三辆警车和一辆囚车才鸣响警笛，驶离看守所。由于实行
了交通管制，因此一路绿灯，畅行无阻。在途经的各个路口，都聚集
了密密的车辆和行人，他们因早早亮起的红灯而被迫驻足等候──他
们不会清楚，当局如此劳师动众、草木皆兵，乃是为了对付一个敢说
真话的良心犯！

为了避开早已聚集在法院西门外的关心我的朋友和记者，车队没按惯
例走西门，而是从一中法的北大门驶入，在中央大楼的一道边门处停
下。在囚车上的五人被先行带入大楼之后，我下了警车，被带到楼里
的一间暂押室内，解开手铐。我脱下大衣，一个人在里头慢慢踱步。
尽管很快就要见到亲人，很快就要作为一名“被告”而平生头一次走
上法庭，但我的心绪却出奇地宁静，宁静得连自己都难以相信。

几分钟后，法警打开暂押室的铁栅栏门，传我上堂。法庭离得很近，
我走到门口迈入第一步，就督见了坐在仅有的五个旁听席最右端的妻
子。她带着眼镜，显得瘦削，冲我点了点头。我点头示意后，又扫了
一眼另外四个派来占座的旁听“群众”，微微一乐，径直走向被告
席。这时，审判人员、公诉人、莫律师和王刚律师都已正襟危坐，一
场无奈的、虚伪的“公开”审理就要开张了。

……

约莫二个小时后，当我的最后陈述进入尾声之时，旁听席上突然爆发
出一阵掌声。我确知掌声来自亲爱的妻子。恼怒的女审判长立即指使
法警驱赶她。我转身目送妻子步出法庭后，压住怒火，继续进行陈
述。最后，我对法庭提出强烈抗议，抗议其掏出红牌驱逐我妻子的粗
暴行径。

闭庭之后，我被带到暂押室甬道中，“老大”让我临时占用法警值班
桌椅，以便进行最后一道程序──阅读“法庭记录”。书记员的手工
笔录明显跟不上庭审进度，尤其对被告人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记
得更为简略。我对书记员当面提出上述看法后，给了她一个面子，签
了“大体无误”四个字。而几乎是刚放下笔，就见法警忙着要把我先
送回去。我说：“还有五人没完事，就不等了？”“老大”说：“不
把你先弄回去，这一路上多少警察该吃不上饭！”我笑了，说：“现
在我回去，早过了七处开饭的点，按规矩，来这儿开庭的，一中法都
管饭，这次也得管我的饭呀。”“老大”也乐了，说：“你倒打听得
仔细。得了，给你拿个包子和鸡蛋，优待一下。”

由于路上又是交通管制，两辆警车驶出法院北大门后，如入无人之
境，一路疾行直抵半步桥。很快，我就由法警在四区甬道口交还给值
班看守。走在长长的甬道中，我和看守聊了几句开庭的事，他则叹了
一口气，说：“咳，你真犯不上，民不与官斗么。”我回答说：“什
么时候官不与民斗了，中国才有希望呢。”

我一进404室，已经铺板午睡的号里人可就躺不住了，而我则更是全
无睡意，于是便将开庭情形绘声绘色地详述起来。我告诉他们，搞文
字狱的人有多心虚：一是让我坐警车而不是囚车；不知是怕劫车，还
是怕媒体？二是不进西门进北门，躲开人群和媒体。三是旁听椅给撤
剩了五把，搞事实上的秘密审理。我说，我的心愿是搞现场直播才合
适，才过瘾，而官方却特别胆小，害怕公开，拒绝公开。这时，顺义
人张春华说，他今天与同案人一起去高法接受讯问，在进、出西门
时，见到马路两旁聚集了不少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在同一个地方）。我对他说，那里头一定有不少是我的
朋友。我提到作为公诉人的检察官在堂上一点底气也没有，被我和律
师驳得涨红了脸，相当尴尬；作为审判人员的法官则是例行公事，敷
衍任务；而我的律师则有理有据，声音宏亮、清晰、抑扬顿挫，起诉
书存在的“指控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两大毛病都被他一一揪了
出来。我介绍了自己所作的成功的辩护，并大声复述了部分辨词。我
说，由于审判长多次无理打断，致使我不得不提高语速，从而给一场
事实上的反诉及反审留下了些许缺憾。最后，我谈到了法庭上响起的
令号里人啧啧称奇的掌声，讲完了一个他们从未经历、也前所未闻的
开庭故事。这时，号里破天荒地响起了一片赞叹声、掌声和敲板声！
而这时，看守所的监控室也发现了404室的故事会，只听得甬道中响
起一阵匆匆的脚步声，看守赶来敲门，并打开观察孔对我说：“行了
行了，赶快睡吧。”

由于人满为患，北京市看守所从98年8月23日开始，问朝阳区看守所
借了20个监号，凡是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二分院起诉的被告，就要由
七处解送到那儿关押；等他们接到二中法的判决书后，再押回半步
桥，打二审官司。1999年10月25日，中午时分，404室调进了六个从
朝阳所过来的人犯，其中有个戴眼镜的经济犯，个子不高，胖胖的，
与人相处颇有自来熟的味道。由于很快就午睡了，下午又是坐板，因
此我一直没能和他说上话。晚饭以后，学习号华岩突然高声叫我，说
来了一个人民大学毕业的，是你校友。我过去一瞧，就是那个胖子。
铁窗之下会校友，双方自是一阵惊喜，一阵感慨，接着就坦怀无束地
聊开了。

胖子叫张志力，云南昆明人，89届金融专业毕业硕士生，因为积极参
与学潮，被延期一年毕业。然而，由于档案经好心的老师作了“处
理”，他居然被分到国家旅游局去了。我和他在89学潮中未有接触，
但都认识张洪江──一位学运积极分子，人大硕士生，毕业分回江西
后，因不堪忍受进一步的迫害而上吊自裁！十年之后，不意重提这件
人间悲剧，直令我俩悲愤莫名，长叹连连。胖子当上旅游官僚后，吃
喝玩乐，逍遥自在。几年后，又被派到旅游局下属的一家投资公司，
握有实权。胖子坦率地承认，在巨大的既得利益侵淫下，他从一个对
现行制度进行过批判性思考的青年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维护现行制
度的分肥者。由于胃口越来越大，终于东窗事发：挪用公款1,500万
元且无从追回，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看得出来，张志力属于那种想得开的人。仕途断裂，重刑加身，却照
样能吃能睡，爱玩找乐。他打“拱猪”是一绝，又见缝插针学下国际
象棋。几天以后，他开始白天作“桥牌入门”讲座，晚上指导我们配
对试打。我的全部桥牌知识，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他为官数年，精
于此道，我学到的，当然仅是一些皮毛。此外，他还是一位古诗词爱
好者，常常踱步斗室，低吟浅唱；号内流传“七笔勾”，他见到后，
先是评点有加，后又执笔改写。可以说，这个精力充沛、不修边幅的
胖子的到来，给号内平添了几分热闹、几分情趣。

共同相处增进了我俩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对我
说：“共产党气数已尽。”我感激他对我的信任，但我知道，多年来
他已不读有关理论书籍，这个谶语般的结论从何而来？因此我马上问
他：“此话怎讲？”他说，这来自他亲身经历中的感悟。他告诉我，
他在朝阳所期间，有好几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穿制服的人，请他代写
入党申请书和思想汇报。他雄辩地说，连这些个“积极分子”都如此
看低看贱共产党，以致竟让“罪犯”代笔而亵渎共产党，你看共产党
还有什么气数？

有意思的是，我后来发现，张志力在提到毛泽东时从不直呼其名，而
是带有较浓的个人崇拜的神色和语调。我几次想直言相问：“这是为
什么？”但终于未能开口。1999年12月8日，他离开七处，去大兴团
河的南大楼转运站。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很可能回故乡昆明服刑，并
在昆明开始演绎他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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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七笔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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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九九冬，滞七处，逢江君诸公。言订旧度新，传以乞雅正，然，
乐为之。

张志力

（1999年11月11日）

　　半步桥头，雾霭氤氲煞气稠。
　　獬豸抚角忧，魑魅魍魉吼，千般镣黯锈，咫尺飘尸臭。
　　一入斯门，此生便罢休。
　　因此上，把浪子回头一笔勾。

　　遗恨难休，养育之恩何以酬。
　　却念旧风流，门楣今蒙羞，病榻莫能守，遥拜魂西游。
　　凄凉荒冢，愧疚泪长流。
　　因此上，把孝子贤孙一笔勾。

　　思念佳偶，花前月下相携手。
　　心仪两相印，誓言共皓首，一朝成楚囚，愿她自由走。
　　黄连苦酒，孑然饮已够。
　　因此上，把夫唱妇随一笔勾。

　　伫斜阳久，悄垒河畔青青柳。
　　依依儿正幼，茫茫街孤游，不惧衣单陋，惟有失教忧。
　　子非仲谋，终是父咎由。
　　因此上，把望子成龙一笔勾。

　　义气千秋，披肝沥胆同剑酒。
　　桃园金兰友，今日还在否？不抵威逼诱，奈何他人诟。
　　易水燕侠，作古何悠悠。
　　因此上，把红尘知交一笔勾。

　　年华豆蔻，一任春风拂锦绣。
　　宝马陌上路，飞鹤九洲渡，香歌满画楼，幽欢牵心头。
　　几番风月，可堪叹再有。
　　因此上，把红粉知已一笔勾。

　　丹心白手，天地人鬼尽摹透。
　　悲欢离合苦，进退荣辱愁，青山遮不住，大江奔热流。
　　不入斯门，不经沧海不英雄。
　　因此上，囹圄下
　　把逍遥世外、蹉跎岁月一笔勾。

我在写于1999年5月上旬的《五四前夕读报随想》一文中，提到了4月
25日两万多名法轮功练功者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南海静坐，并且点出了
当局的报复行动：立即收缴《法轮功》书籍。

以后的事态表明，对于民众的抗议行为，哪怕是静静的、无声的抗议
行为；对于民众的不便或不能纳入其控制之下的自组织行动，共产党
至今没有什么新的思维和新的对策，所祭出的，还是它的老套路：打
压。

在国务院信访办出面对法轮功练功者进行了几次安抚和愚弄后，大规
模的、赤裸裸的打压就揭幕了。7月22日，“法轮功”被打成“非法
组织”而遭公开取缔。10月，“法轮功”又被扣上“邪教”帽子而置
于死地。我明白，在看守所里遇见法轮功弟子的一天日益临近了。

1999年11月9日晚上，404室进来了一位法轮大法的信奉者，丹东人孙
巍。一问才知道，抓人的事早就发生了。小孙97年毕业于辽宁大学计
算机系，后在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打工，4月25日参加中南海静坐
后，很快就被刑事拘留，关在炮局（北京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看守所的
别称）。在关满30天时，是办了取保候审出去的。10月底，他从因特
网上下载了一些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复印了200来份，给北京市公安
局和所属的各分局各派出所寄去，也给少数亲朋好友寄了，这一下就
给直接抓到七处来了。

小孙比较瘦小，戴眼镜，面相显善，号里人都叫他“轮子”。大家问
他为什么对法轮功“执迷不悟”。他说，他在辽大读书时患有失眠
症，十分痛苦，经人介绍练习法轮功后，很快不再失眠；进而再读法
轮功的书，里头劝人向善不行恶事，他就把自己偷骑的一辆自行车又
还回原处了。一步一步地，他就对“李老师”（他从不对李洪志直呼
其名）说的越来越信服，认定“李老师”就是比常人要高不知多少个
层次。号里人相信“轮子”说的是实话，但是，他那种对待法轮大法
的痴迷和对李洪志“保持高度一致”的拜服，却让人大不以为然。号
里人一向牛得很，有事没事常拿天皇老子、政客明星开开涮，这次当
然不会轻易买李洪志的账，于是问题就象连珠炮似的射向了小“轮
子”：

◆你们的法轮到底啥模样？几斤几两？
◆李洪志治好罗锅可是真的？
◆能不能让‘李老师’搬运一些肉包子来？
◆李洪志比如来佛层次都高，为什么还要改生日？
◆弟子落难，李洪志为什么不回来搭救？
◆“鲶鱼嘴”对法轮功如此无情，李洪志为什么不发发功，让他10月
　一日阅兵时浇个透？（号里人见江泽民的嘴长得象鲶鱼嘴，因此给
　他起了这个绰号）
◆……

令大家赞赏的是，面对所有这些问题，小“轮子”都讲究真善忍，不
急不恼，语气虔诚地一一给出他的说法。不仅如此，晚上躺下后，他
还对或好奇、或扳杠的左邻右舍不懈地进行传道护法，低声细语说上
几小时。总的说来，“轮子”在号里处得还不错。当然，他被大伙讪
笑的事也有好几桩，这里且举两例。一是他自称能接收宇宙中的高能
量物质，然而又比谁都怕冷，根本不敢洗凉水澡，于是不仅引来阵阵
讥讽，后来还被轰下板来，勒令去水房擦身洗脚。二是他来到404室
后，赶上有几次吃土豆，他端起菜碗，满脸认真地发问：“这土豆怎
么连皮都不削？”大伙一阵哄笑后，对他说：“你再瞧瞧，黑斑都没
去，还给你削皮？”他摇摇头叹息道：“真不讲饮食卫生。”于是，
边吃边吐皮，大家吃完了，他才吃一半。

1999年11月11日晚上，我和“轮子”进行了第一次认真的对话。然而
交谈不久，我调整得很到位的宽和心态就失稳了：由于分歧太大，我
忍不住不时起急。我只得提议只摆分歧不作争辩，并拿起笔记下了15
条分歧，声称各自保留，以后再议。我对“轮子”说：“我不能苟同
法轮功教义中的许多说法，包括那个什么都能忍的‘忍’字。如果有
人践踏你的人权，侮辱你的人格，你也忍？忍有个限度，应当有忍无
可忍的时候，否则就有奴才之嫌了。当然，官方给法轮功扣的四顶帽
子、定的四反结论则完全是枉加罪名、蓄意迫害。法轮功只是忧人
类、忧社会。说它反人类，反社会，这可是弥天大罪，虽纳粹之恶也
不过如此。至于反政府，法轮功还没走到这一步，它只是请原和变相
请愿。而且在我眼里，反政府并不是罪名，而是公民的权利。就连共
产党自己，不也是反中华民国政府起家的么？要说反科学，这有点贴
谱。然而，科学并不享有不受反对的特权，反科学不是罪名。”听完
我的话，“轮子”对我说：“虽然我俩之间分歧不小，但比起政府
来，你看待法轮功的态度要客观公正得多。打压法轮功，肯定是一桩
大冤案，魏公村下6月雪就是明证么。”

在这之后，我与“轮子”还就“法轮功是否反科学”和“法轮功是不
是邪教”分别进行了几次争论和论证。2000年1月12日，“轮子”被
转押海淀区看守所，离别时我俩互道珍重，约定出去以后再好好讨
论。

附：15点分歧

　　孙巍、江棋生


１、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善恶共存
２、意识本质上也是物质倘如此，则物质如何定义
３、植物是比人还高等的生命正相反
４、史前文化存在有可能
５、月亮是史前人类造的痴人说梦
６、进化论是完全错误的进化论有缺陷
７、人类的主要高科技成果来源于人类的发现和发明来源于外星人
８、气功是超常的科学气功是非科学或前科学
９、实证科学的基点是错误的，是特别合理的即观察和实验作为其基
　　点是错误的
10、四维时空以外的另外空间如果存在，只存在于极其是肯定存在的
　　微小的时空尺度之内，与李洪志无涉
11、宇宙的本性是真善忍，迄今为止的证据只支持万事万物先天都具
　　有宇宙的本质是运动，万这个本性事万物都运动
12、比人类更高级很多很可以作这样的猜测多的生命是确实存在的
13、人的特异功能是确实存在的还有待确认或否决
14、人的一生大体上早已被不赞成这种剧本先定的宿安排好，个人奋
　　斗只能命观点、演员观点。改变小的方面
15、实证科学弊大于利利大于弊（到目前为止）

1999年1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3点来钟，号内调进了两个带脚
镣的人，一个来自海淀区看守所，叫刘波，山东威海人，涉嫌杀人、
盗窃，长一身牛皮癣；另一个来自西城区看守所，叫高铄，家住小西
天电车公司宿舍，杀人后用电锯分尸并抛尸护城河。“牛皮癣”和
“电锯”的进号，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骚动。前者让人畏而远之，后者
则令人感到恐怖和好奇。当天下午，还有不少看守赶来404室，站在
门口往里一通瞧，为的是看一看“电锯”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

高铄进号时，身穿一件土灰色羽绒服，寡言少语，目光呆滞。然而，
要说他长得象歹徒，那可是一点儿都不靠谱。他是75年生人，个子较
矮，但脸部白皙，眉清目大，曾在西城一家民办大学读完了大专课
程，案发时在中青旅证券公司上班，收入不菲。我们问他：就是你，
用一把电锯搅动了京城？！他脸无表情点点头，并不说话。几天以
后，他显得较为适应和放松了，慢慢给我们讲了他的事。

由于业务关系，他所接触的，都是远比他富的人。久而久之，心痒难
忍。在发财欲望的烧灼下，他选择了靠山吃山的致富之路：盗卖客户
股票。99年5月，他卖掉了一客户价值20万元的股票，并临时雇人在
西四一家银行将钱取出。岂料雇员见钱眼开，要将酬金从5,000元加
码至五万元。他将雇员带至车公庄二号楼十层的一套住房内，经两天
讨价还价未能了断，遂起意结束对方性命。在雇员于深夜熟睡后，他
恶从胆边生，用铁锤猛击其头部而将他送了终。尸体在屋里放了两天
后，他借来电锯动手肢解。当天晚上10点多钟，他将两条大腿打包，
出门打的去永定门，准备抛入护城河。谁知刚下出租车，就冷不丁地
遇上一伙联防，并被不容分说地带至联防值班室。他说，突然大难临
头惊出一身冷汗后，不知怎么却很快镇静下来了。在几次要他开包接
受检查的危急情况下，他都面不改色地对付过去了，当然，后来想想
还真是后怕。最后，他以“去爷爷那儿取了身分证再回来拿包”为
由，故意缓步走出值班室，上了马路。待拐过一个小弯，他立马撒腿
就跑，跑出大约一站地左右，气喘吁吁地打的回到车公庄，急步上楼
将躯干和头颅打了包，一刻未停就又下楼打的直奔德胜门，总算神不
知鬼不觉地顺利抛了尸。

我们问他，我们听着都觉得瘆得慌，浑身起鸡皮疙瘩，你用电锯锯人
就不觉得瘆得慌？他说，一个人将尸体扛出去，他扛不动；如果叫别
人来帮忙，那就更坏事了。想了两天头都疼了，实在想不出招，就硬
着头皮这么干了。我们又说，那天你走后，永定门联防一旦将包打
开，还不炸了窝？还不惊出精神病来？！他依然脸无表情，轻轻说，
那是肯定的。就这么面对面、眼对眼地听他说了，也问了他了，但我
们却还是很迷惘：人这个东西，真是够你琢磨的。说实话，至今我都
难以把这个脸上没有一丝横肉的小矮个，与丧心病狂残杀同类的恶行
挂起勾来。

后来，我和高铄又单独细聊过两次。他说，他的父母和我是同辈人，
就他这个独生子，他这次出事是对父母的毁灭性打击。为什么图财又
害命呢？他说原因有两条。一条是他信奉拜金主义，自己的心态被追
逐财富的欲念腌制过了。第二是他所见到的“先富起来”的人，大都
是靠巧取豪夺所成，这种不公正的“生态”给了他深深的刺激。他
说，你要写，就把这两条写全了，缺一不可。

2000年1月24日上午，高铄接到了起诉书。不出所料，上面列有“一
特两极”：后果特别严重，手段极为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看守所
里流行一句话，叫做：一特一极，生死难测；二特一极，必死无疑。
他被打上“一特两极”，所面临的，只能是与死神相拥、别无他哉的
命运。

2月中旬，他去一中法受审，他的一个叔叔去旁听；他父母心都碎
了，不想也不敢去见他。3月20日上午，他去法院接一审判决书。行
前，大伙都清楚，他接的肯定是死票。下午，他被破例允许回号收拾
东西时（某看守是他的“托”），已经按死囚待遇戴上了前揣，并将
在“死号”中度过他按月计算的最后时光。我从被垛中抽出他的被
褥，递给了他。当我用目视与他作最后的告别时，他脸上露出了一丝
惨淡的苦笑。

4月下旬高法开庭审理时，高铄使小聪明，当庭“晕”倒在地，于是
被迫休庭。6月14日上午，高法再次开庭，高铄又一次适时“晕”
倒，导致再次休庭。同号郝卫军当天去高法接二审票，与高铄同车往
返。小郝告诉我，高铄被架回“笼子”（法院中的候审室，状如笼
子）后不久就“清醒”了，大呼小喊地说：法官大人，我冤枉啊！在
回程路上，高铄已经一点不晕了，还问小郝“江老师接票了吗？”

7月初，我们知道他已经“晕着”上路了（上西天之路）。

陈向龙，陕西富平人，号里都叫他龙哥。99年12月下旬，他被一审判
处死缓，由朝阳所转来七处，分到404室。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
是我所见到的在预审阶段就不认罪，直至上了法庭依然不认罪的两个
刑事犯之一（另一个是安徽人胡秀朋，也是小个子，脾气倔，外号
“胡一刀”）。陈向龙在98年8月6日被丰台区刑警队抓获，当天，在
刑讯逼供下，曾经供述“杀害同屋人李和平”的事，之后随即翻供并
再未改口。他被递解到北京市看守所后，继续否认自己杀了人。为
此，他受尽虐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七处的预审将他提出去后，竟
然三天四宿不让他回号，这期间，只给他吃了一个油饼和一个鸡蛋！
除不准躺下休息外，他还被罚面壁而立，鼻尖几乎贴至墙面，每次时
间长达六小时以上，不准挪动一寸。他的肩胛处和颈项处，被烟头烫
了数十次。预审不得不将他送回号以后，管教又马上提他，见他依然
不认罪，就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戒具，并交待号里人“想办法让他正
视正视”。而这区区一句话，却又使他不知遭了多少罪！龙哥对我
说，他对死早就无所谓了。他经历了好几次生不如死的折磨，他说，
他事实上已经死过几次了。

几天以后，我问龙哥要过他的一审判决书。我惊讶地发现，没有任何
直接证据证明他杀了人；间接证据只能表明他有重大嫌疑，而决不能
据以认定他就是杀人犯。我认为，如果真“以事实为根据”，这个案
子根本就判不下去。然而，二中法居然照判不误！不过，判是判了，
判官心里并不踏实。因为，如果真是“证据确凿、充分”的话，对一
个如此猖狂地拒不认罪的杀人犯，又怎么能从轻判处死缓、不判死即
呢？号里人见过类似的判例，他们说，这叫保守判决。就是说，给龙
哥留一条命，万一龙哥没杀人，还不至于无可挽回。而我认为，所谓
保守判决违背现代法理，是搞疑罪从有。而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如果
证据不足，就应当放人，不能判个大概其！我对龙哥说：你应当上
诉。他们凭什么定你杀人犯？！龙哥看了看我，翻了翻白眼，长长地
叹了一口气，然后操着陕西话慢慢告诉我：法轮功的人那么善，那么
与世无争，也要被他们抓起来，他还能指望什么呢？他决定不上诉。
他已心冷如灰，说官司没法打，小流氓斗不过大流氓。

2000年2月24日，陈向龙一天只吃了半个馒头，没说一句话。接下来
的25、26、27号三天未进食，不听劝，不说话。28号早、中餐又未
食。28号下午，龙哥被管教提出去，再未回号。大伙都认为，龙哥此
举不象是意识清醒的绝食抗争，而是很象精神病发作。为什么？他四
天粒米未进，脸部明显瘦削，发黑，眼睛深陷，但奇怪的是，却无半
点痛苦表情流露。大伙无一例外地对龙哥心怀同情，同时，胸中也是
悲愤有加：如果是因冤案而使一个好端端的人精神失常，那可真是个
大悲剧呵！

一个人被抛入看守所后，他的通信权利也就随之被剥夺了，尤其是所
谓未决犯，根本不允许向家里写信。唯一能向外界通点信息的，是每
月一次发出一张要款条，向家中或向朋友要钱。而你能见到的全部亲
人信息，不过就是送款条上送款人的签名而已。当然，与外界隔绝音
讯的禁律在“有托”的人身上是不起作用的。“托”可以将口信或书
信作双向传输，这种“托”称为“空气托”（还有“水托”：能将食
品带入或安排会见的“托”：“实托”：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
“托”）。对我来说，既无托可走，又无特异功能，而对亲人和朋友
的思念却萦绕于怀，难于排解。怎么办？还是那句老话，天无绝人之
路。号里人有家住北京远郊区县的，有外地的，他们所收到的钱款，
均由家人或朋友从邮局汇来，看守所设专人将汇款单送到号里，让收
款人签字。绝大多数汇款单的“简短留言”栏中都是空白，但我无意
中瞧见，门头沟人胡学忠的妻子却写下了十来个字，传来了弥足珍贵
的一泓亲情。我突然灵机一动：我不也能试试让妻子寄钱而不是送钱
吗？

1999年12月20日下午，送款的女警官打开监门，呼我和另外两人的名
字。我隔着铁栅栏门接过汇款单，就见“简短留言”栏中写满了密密
的蝇头小字。我扫完一遍，便冲动地、不假思索地将“留言”撕下来
了。待我签上字，将单子交还给女警官时，她皱着眉头说：“怎么留
言栏没了？”不善作假的我，一时语塞。好在同号人挺帮忙，在门口
的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谎称“汇款单送来时留言栏就没了”，将女警官
的追问搪塞过去，遂使留言条得以珍藏至今（以后各次留言皆未能撕
下）。女警官走后，我把条子拿出来，展平后细细重读。留言是妻子
于11月26日汇款时写下的，全文如下：“这个月怎么不见你的要款
条？高墙隔开了我们，但它隔不开我们的心。不管将发生什么，我都
会陪伴着你，直至永远！我们均好。江枫学习也很努力，请放心。朋
友们都想念你。“我刚读完，眼眶里突然泪水涌动，难以自已。坐牢
逾七月，家书抵万金！这份家书，带着发妻的至爱真情，穿过四重铁
门，将两颗隔不开的心紧紧系在一起。那夜，我心潮起伏，无法入
睡。我与妻子相识24年、结婚20年来的相伴相依，滚动映现，历历在
目。

妻子于50年12月出生在江苏常熟。她在学前小学读书时，父母调苏州
工作，于是全家迁往姑苏，住临顿路建新巷29号。66年文化大革命爆
发时，她在苏州市一中读初二，由于父母皆成“走资派”，她只得当
个“逍遥派”。68年，她与同班同学插队于昆山县城南公社团结大
队。72年，她回到祖籍常熟县梅李公社塘桥大队，成了回乡知识青
年。74年底，她到常熟县纺织机械厂当车工，户口仍在乡下，身分还
是知青。75年春夏，经我的中学校友、退伍后在纺机厂工作的陆正芳
的热心牵线，我与她相识了，并开始共同编织了一个曲折的、带有传
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至今，她当年的工厂小姐妹们，如高美华、金雪
英、张敏亚、秦凤英、穆桂英等谈起我俩的事，还依旧津津乐道，如
数家珍。78年春，我作为一名77级新生进了北京航空学院。78年夏，
她从常熟被单厂抽调回苏州，在南门商业大楼工作。

1978年冬，作为一个30岁出头的在校大学生，我的结婚申请报告通过
特批盖上了北航的印章。1979年春节前夕，我们在苏州领取了结婚证
书；80年春节，我们在常熟举行了热烈、欢快、突破俗套的结婚仪
式。在那个年月，通常人们结婚，也就是把亲朋好友叫来吃顿喜酒，
发发喜糖而已。而我俩则另加了不少小节目，直乐得来宾前仰后翻。
此外，还有专人照相，配上闪光灯助兴添彩。有好事者还特意写了婚
庆贺词，先由苏仁炎用普通话朗读，再由沈国放译成英语──满堂宾
客撂杯停箸，洗耳恭听。总之，我俩的婚宴标新立异，效果甚佳。81
年春，她与人对调来京。81年11月10日，我们的儿子江枫来到人间。
从82年春开始，我们朝相伴，夕相守；共患难，同欢乐。工作之余，
她读完了中专，又通过严格的自学考试，获得了档案管理专业大专文
凭。

自结识至今，风雨同行，24年过去了。这24年来，我俩相知益深，情
守愈笃；24年来，我俩形神相随，心心相印；24年来，我俩认朴求
真，生死相许……

2000年1月中旬，我收到了第二份留言，回忆如下：

　　99-11-26的汇款是否收到？我不喜欢冬天，但冬天到了，春天也
　　就不远了。我想念你，更想见到你。朋友们都问你好。家乡的父
　　母、弟妹、朋友都能理解你。

2000年2月底，我收到第三次留言，回忆如下：

　　回家过春节，一切顺利。年初三与游水、居士、刮金等朋友相
　　聚，他们都很关心你、想念你。爸爸行走不便，但头脑清楚，他
　　执意给了我一笔钱。我妈身体还可以，你母亲身体不错。弟妹都
　　不错。02-26江枫将去考TOEFL。

2000年3月底，我收到第四次留言，回忆如下：

　　五件套〔１〕我早就让朋友欣赏了。去年11月10日我给“疯子”
　　〔２〕寄去了一份。近来有人告知了你在里面的情形。我们分手
　　已整整十个月了！

2000年4月29日上午，我见到了莫少平律师和王刚律师。莫律师告诉
我，由于超过法定期限不下判决，他已向一中法递交了书面报告，要
求变更对我的强制措施，改羁押为取保候审。王刚律师则告诉我，江
枫已通过会考，两门“优”，其余是“良”。

4月29日下午，我惊喜地收到了儿子写来的留言，字迹清晰、工整，
回忆如下：

　　爸爸，

　　我已通过会考，正准备“一摸”。春节回老家，亲人很关心你。
　　快一年没吃到我家的传统大餐──西红柿、鸡蛋、榨菜面了，但
　　那味道，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我和妈妈生活很好，很正常，请放
　　心。

　　爸，我永远支持你！

　　儿 江枫 04-17

读完儿子的留言，我的眼眶中又一次泪水涌动，不能自已。儿子对我
的理解超出了我对他的期许，身高1.83米的他，开始展示精神的成熟
和人格的光华，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慰藉。

人说“知子莫如父”，我愧对。我太注重自己的事，对儿子关心少，
操心少，了解少。对他的长处，我能道出三条，真诚，自立，节俭，
其它就不甚了了；对他的短处，我能说上两点，少奋发，欠刻苦，其
它也是不甚了了。此外，我也不甚清楚，他对我的选择，是何看法，
作何评价。我只是相信，我的“落难”会激励他，鞭策他，有利于使
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年以后，他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
这个牢就坐得更踏实了。

１、指我在法庭上的自我辩护等五篇材料。
２、指朱镕基。时有民谣，称江泽民为戏子，李鹏为傻子，朱镕基为
　　疯子。

在所有被关押的人中，政治犯是最踏实的。他不仅心中坦然，而且事
业没有中断。然而，作为一个因身分而受到尊敬，因人品而广结人缘
的人，在继续我的事业的过程中，却时有困惑，时有烦恼，时有孤
独。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察和静思，我确认，症结在于：我是崇尚非暴
力，赞成和平演进的，而我所面对的特定群体，在他们的脑瓜里，却
有着中国暴力文化和共产党斗争哲学的最深积淀！

在号里，你要是谈到官僚风流、名士堕落，你绝不孤独。你要是提及
贫富悬殊、社会不公，你绝不孤独。你要是谴责刑讯逼供、司法腐
败，你绝不孤独。我曾将一首外面见到的《七律．长腐》唱给大伙
听，众皆曰：贴谱。经我略加改动后的《七律．长腐》是这样的：

　　官军不怕应酬难，万杯千盏只等闲。
　　五粮水鱼腾细浪，洋酒龙虾走泥丸。
　　韩国烧烤浑身暖，歌厅包房蓝带寒。
　　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然而，当话题推进到“如何变革中国？”时，我所提出的非暴力主张
立刻显得孤掌难鸣，而七嘴八舌、应者甚众的主张，则是以暴易暴、
造反有理。下面，就是我与他们之间所进行的一场典型的对话。

众：对付共产党，非暴力没戏。
我：那东欧怎么有戏？苏联怎么有戏呢？

众：在中国肯定就没戏！
我：那台湾走向民主又怎么说？

众：那是国民党开明，大陆是行不通的。
我：大陆再来一次官逼民反、改朝换代，有意义吗？

众：甭管有意义没意义，改了再说，换了再说。
我：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是还得面对和平变革制度这件事
　　吗？

众：那让后代去做。
我：为什么不从我们开始？

众：你有文化，能写文章。我们开什么始？
我：在顺从和造反之间，每个人都有事可做。这件事就是：逐步撤除
　　对统治者的支持，使落后的制度越来越玩不转。这叫行使“无权
　　者的权力”。

众：玩不转它不会抓人？
我：搞非暴力少合作或不合作，绝大多数人不会被抓。少数被抓的，
　　应当坐得起牢。

众：他抓你，搞你死他活。而你却动口不动手，这不公平，不带劲。
　　你出去再写《告全国同胞书》，就不能是“点燃万千烛光”，而
　　应当是“操起刀枪斧剑”，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你瞧，根深蒂固的东西，急切难以改变。在号内，武打书流行，武打
片热门，除我之外，鲜有人不读，不看。我以为，嗜血嗜暴的野蛮习
性，长期以来阻遏新的识见的萌生和播扬。“无权者的权力”，对很
多中国人来说，乃是全新的东西，非做有效的启蒙，不会有临界数量
的认同。出去之后，当加紧努力呵！

号里人谈起自己的案子，说得最多的是“点背”两个字。说“冤”的
也有，比如说“量刑过重了，冤”。不过，这种话如果被“二进
宫”、“三进宫”听到了，则往往会招来斥责：你这就冤了？要是搁
在83年“严打”那会儿，你早就被拉出去了！我一点儿也不瞎说，赶
上那会儿，这屋里除了几个经济犯，其余的都得拉出去！“拉出去”
是指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听了不少关于83年“严打”的事，觉得
“二进宫”说的完全是实话。

83年“严打”完全是一场由长官意志主导的人治运动。那年夏天，时
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直接干政，在北戴河找公安部长刘复之当面交
待：三年内要组织三次战役；要严，严就能治住。言出法随，“严
打”很快就拉开了序幕。在那场典型的人治运动中，法律的严肃性和
公正性被任意毁损，法律这根“准绳”被随意胡置，轻罪重判且每每
畸重是普遍情形，刑讯逼供、草菅人命成为家常便饭。时至今日，
“严打”所造成的罚不当罪的冤魂还在呻吟，“严打”所造成的屈打
成招的冤魂还在控诉。

家住丰台的慕永顺告诉我，83年，他把单位的一部旧电话机拿回家去
用了，被行政拘留十五天，作了处罚。“严打”一来，一事两罚，被
逮捕并判刑四年。他说，这种滥抓胡判毁了他一生。郝卫军告诉我，
他见过一个人，83年因偷了一盒价值十多元的电焊条，被判了九年。
他还知道一件事：两人在公园里谈恋爱，被联防队“抓获”，女的由
于不好意思，谎说“被强迫”，结果男的屈打成招，承认“调戏”被
判刑八年。门头沟人胡学忠告诉我，他认识一个人，被怀疑偷了女朋
友家的东西，在刑讯逼供下“招认”后，被判了15年。数年后案情大
白，他被释放回家，但身子骨已经垮了。胡学忠还说，有一人抢了半
平板车黄瓜，结果被毙了！河北固安人尚建国告诉我，83年他在甘肃
省第一监狱服刑，他号里有个人因偷了一只皮夹（里面只有五元
钱），被判刑15年。此外，他还见证了两起改判。一起是强奸案，另
一起是调戏、伤害妇女案，均被判处十多年徒刑，并已服刑四年。
“严打”一来，竟然都被改判为死刑，涉案四人都给拉出去了！

从我所列举的一鳞半爪，可知“83严打”在背离法治精神的路上走得
有多远。从法治角度看，法律会随着时间而有所变化，但法律的公正
性和严肃性不能因时段的不同而不同。面对同一部法律，不能在平时
执法、司法从宽、从轻、从慢，甚至睁只眼闭只眼，等到“问题成
堆、形势严峻”了，就组织战役来个一律从严、从重、从快，整你判
你杀你没商量。此类“严打”不仅不足为训，而且要对其进行深刻检
讨。然而十多年来，对“83严打”的黑幕，官方刻意回避，媒体保持
沉默──完全是自欺欺人。不仅如此，自那以后，还把“严打”当成
了法宝，动不动就祭出来使使。当然，后来的“严打”，的确远不如
83年那样狂热和荒唐，但滥施酷刑继续下来了，行政对司法的干预继
续下来了，有托则宽、无托则严继续下来了。依我看，只要人治的根
子未除，一旦“气候适宜”，碰上“政治需要”，83年那一幕就有可
能卷土重来。

北京市看守所常年保有80名左右死囚的关押量。他们呆的地方，离我
最近处不到0.5米，最远处不足50米。几乎每周，都有人被一审判处
死刑，从而加入死囚的行列；几乎每周，都有经二审核准死刑的人被
拉出去处决。所谓铁打的死号，流水的死囚是也。执行枪决那天，由
于多数情形下不搞公开宣判，一般是在上午8点多钟开门提出死囚，
这与正常的检提、法提、管提和见律师在同一个时间段，因此即使近
在咫尺，我们还是无法知道，某一天是否又有人“上路”了。然而，
如果有一天，在早餐开饭之前，死号的铁门被打开，随即甬道中响起
铁链声时，我们便能断定，今天有人将被处决，而且一定是经公开宣
判再付执行的。1999年12月8日，一个阴冷的冬日，正交大雪节气。
我们刚起床，就听见死号的铁门被打开的声音。很快，甬道中传来杂
乱的、此起彼伏的铁链声，估计至少有六至七人被“点名”叫出去
了。12月13日，刚接了一审票来到404室的密云人肖海军说，他在朝
阳所读到了12月9日的《北京日报》，上面有陈连民等九人于8日被枪
决的消息。而这个陈连民，原来就关在404室，与我紧挨着睡。中秋
节前一天，9月23日上午，他去一中法接一审判决，再未回号。两个
半月以后，魂归西天。

有句老话，叫做隔行如隔山。看守所里，则是隔墙如隔山。除了清晨
链声给我们带来一些信息外，关于死号与死囚，我们几乎一无所知。
而好奇心又常常驱使我们就如下一些问题进行猜测和争论：死囚如何
度过他们的最后时光？让不让死囚提前知道处决日期？临刑前一天给
不给吃特殊的、最后的晚餐？当局怕不怕死囚叫喊？用什么法子不让
其叫喊？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两件事提供了确切答案的话，你就是在
404室再呆上一年，那些问题也依然是个谜。

第一件事是，2000年1月21日上午，我在律师楼的等候处遇见了河北
故城人杨树宾。他因抢劫罪被一审判处死刑，脚上带链，双手带揣，
关在413室。那天出来见律师，是走二审程序，打二审官司。我抓紧
机会，问了早就想问的问题，他则一一作了回答。他说死囚何时被拉
出去是从不提前告知本人的，当然更不会给一顿“改善”了的最后的
晚餐。处决那天上午8点多钟（要进行公开宣判的，则是6点多钟），
监门打开，管教来指名提人，且门外站着法警。死囚一跨出监室，颈
项上就被法警套上绳圈，以阻其叫喊。随后就被带去验血，确认正
身；押到法院后，解揣，五花大绑给绑上，剔除脚镣；法官宣读二审
法院的《刑事裁定书》后，被押赴刑场。他还说，号内的活全是死囚
干，包括给陪号洗衣服。家里或朋友给死囚送的钱，要被陪号“切”
去30～40%。杨说，他的事二审也没戏，二审“拉回来”的只占5%左
右。

第二件事是，2000年6月22日下午，404室调入了一个经济犯李首龙，
他是吉林延吉人，朝鲜族。他在411室当了八个月陪号，前些天打报
告要求回老家服刑，结果就被调过来了。他一来，我们就把杨树宾所
说的与他一一核对，结果他只订正了一条，即现在死囚的钱全都保存
在管教那儿，陪号“切”不着了。他又告诉我们说，他们称死囚为
“重号”，而“陪号”的正式名称叫“监护”。陪号每星期要写一份
“监护报告”，没什么可写，就象小学生那样胡编。411室有七个陪
号，八个重号，基本上都睡在板上。值夜班全由陪号承担，分前、后
夜，各一人当班。与普通监室相比，死号的气氛要沉重得多，压抑得
多。“重号”不准高声说话，不准唱歌甚至不准哼歌。他们也时常反
思，但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点背”，另一条是“对不起家里人”。
对自己的“罪行”，则极少忏悔。这使我想起曾经在313室和404室见
过的准死囚──即自己和别人都认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人。他们是王
延、孙宝仓、吴朝阳、毕大维、陈连民、陈金琰、廖林、李亚平、高
铄、刘波。十人中我只听到孙宝仓一人作过忏悔。而在我所见过的、
交谈过的100来个在押人员中，也只有河北唐山人刘长海和湖北遂州
人张云军作过忏悔。中国人之缺乏忏悔意识，是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死囚，当然还有一些问题。如刑场在哪儿？处决后摘不摘器官？
谁给摘？等等。不过，这些问题难以在看守所里得到答案，只能出去
以后再说。而对搞清楚了的问题，号里人则有两点评述。一是临刑前
不给好吃的，说明共产党不如皇帝老儿慷慨。以前秋决前夜，狱卒还
给死囚送几碟菜，烫一壶酒。现在却是两个窝头、一碗菜汤就给打发
了。二是临刑前不让出声，显见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度。电影里常有
共产党员在刑场上高呼口号的，可见喉管未被割断，或脖子未被勒
紧。如今的死囚却是开不了口，说不了话，彻底歇了菜。

关押在七处的人，对外统一使用“宣武区半步桥44号旁门”这个通讯
地址。而11年前的1989年，我在秦城监狱往家里写条要钱、要衣、要
书时，让用的也是这个地址。当时，我压根儿不知道“半步桥”在什
么地方，“44号旁门”又是个什么所在。如今，当我动手写下这节杂
记时，我在“旁门”内已经生活了13个月又17天，可以说，对七处的
基本布局和其他一些情况，我已经了然于心。

路人走在“半步桥”上，他见到的是七处的西大门。接到通知前来送
钱的家属所到的地方，是西大门的传达室。进西大门直行约40米，便
是七处的北大门。门口挂有两块牌子，一块是“北京市看守所”，另
一块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驻所工作室”。北大门是电动大铁
门，除汽车进出时偶尔开启外，终日紧闭。大铁门旁有一小铁门，供
步行出入，由荷枪实弹的武警把守。进了北大门，是七处的外院，院
内有办公楼，预审楼，律师楼和武警楼。往南偏西方向走100多米，
又是一道武警持枪把守的大铁门。进了这道门是七处的内院，内院中
的主体建筑是一幢外表看来象四层楼的曰字形环楼，是关押犯罪嫌疑
人的地方。环楼看似四层，其实是两层，每层高5.5米左右，在3.0米
高处建有马道，供看守巡视用。环楼内共有七个关押区。一区住着
100多个劳动号。二区专门关押处级（或相当于处级）以上的人，小
号，每号关押四人左右。散区主要关押公提阶段的人，大号，每号20
～30人不等。四区的401室到404室，加上六区和七区，主要关押检提
阶段、庭审阶段及接了判决等待下圈的人。四区是大号，每号20～30
人不等。六区、七区是中号，每号十多人。四区的405室到414室，是
死号，每号十多人，其中一半是死囚，一半是陪号。五区是女区，中
号，每号十多人。在六区辟有传染病区，有三～四个监号。二区到七
区，每区有15个监室。这样，共关押1,500人左右。加上劳动号，共
1,600人左右。七处在朝阳区看守所借了20个监室，以每室20人计
算，共400人。两处共计，约2,000人。整个看守所是一池活水，天天
有进有出。进，主要是从各区、县看守所来；出，主要是去团河南大
楼转运站，由那儿再发往各监狱或劳改农场。此外，傍着四区风场的
南墙，七处盖了一排简易平房，专供监视居住用。在平房和高墙电网
之间，有一小片空地，供被监视居住的人出屋走动。七处内院的四角
各盖有一个岗楼，武警24小时执勤，每隔二小时换岗。404室离东南
角岗楼很近，换岗时的口令声、枪栓声，在夜深人静时，每每清晰入
耳。而白天放风的时候，如果你轻轻跳起往西看，则能见到黄天灰云
之下，万博苑高高的写字楼。我和号里人议论过，出去之后，一定去
次万博苑，为的是登高俯瞰，好好瞧一瞧七处这块在20世纪末还关押
着良心犯的鬼地方。

我吃了一年多牢饭，对七处的伙食状况已经有了充分的发言权。自
1999年12月初开始，每周一到周五，早餐是一个窝头，一碗棒子面
粥，外加二小片咸疙瘩。午餐是二个馒头，一碗菜汤。晚餐是二个窝
头，一碗菜汤。每周六、日，上午餐是二个馒头，一碗菜汤。下午餐
是二个窝头，一碗菜汤。终年是三种当家菜：10月下旬到来年4月下
旬，大白菜；5月上旬到7月上旬，元白菜；7月中旬到10月中旬，土
豆。每年还能吃到十次左右西葫芦，十次左右芹菜，五次左右萝卜。
每年能吃到一次豆制品，在春节期间。每年能吃到一次饺子，在大年
初一。平时的菜汤中，大多数情况下均有少量的肉末。元旦、
“5．1”、中秋、“10．1”，各有一次炖肉，春节期间有二次炖
肉。

七处的食品供应在2000年3月份上了一个台阶。从原来的30多个品种
增加到70多个品种。尽管是将批发价进的货，转手以高出市场零售价
30～80%的价格卖给我们，但号里人权衡利弊后，还是欢迎这种剥
削，认为“剥削有功”：“如果什么都不卖，光吃发的，眼睛早就绿
了！”

七处有四件事遭到普遍的诅咒。一是每周一、三、五上午，喇叭里将
《监所规则》、《行为规范》各播送两遍。这种愚蠢的做法招至大伙
儿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双重拒斥，不仅毫无“正面效果”，而且引得一
片诅咒。二是每年元旦、春节、“5．1”、“8．1”、“10．1”
前，五次例行的野蛮清监。清监当属必要，但是，有什么必要搞得象
鬼子进村、土匪进庄？每次清监，先把号里的人轰到风圈内，然后由
穿着青色大褂的看守、管教等进屋，将所有人的被褥、衣裤、食品、
日用品等胡翻乱搅，搞成一锅粥。与此同时，另有数人在风圈内实施
搜身。20来分钟后，留下满目疮痍的劫后狼籍，扬长而去，其兜里装
的，不是他们想要找到的“胡拔”、我们自制的电视室内天线和我的
《看守所杂记》（他们根本找不到），而是我们刚买未用的崭新的扑
克牌。“政府工作人员”的此种行径，理所当然地被大伙指着脊梁骨
痛骂，连抢劫犯都愤愤不平：“他们和我们有什么两样？！”三是搞
所谓“专项斗争”时形式主义猖獗。如2000年7月3日开始为期两周的
“检举揭发”专项斗争，规定晚饭后也要坐板，且要加班坐到10点。
停开电视，不准玩牌，不准下棋，不准有任何娱乐活动。时值盛夏酷
暑，26人共挤一室，白天坐了一天板，晚上正亟需放松，而形式主义
却漠视这种基本的生理和人道要求，除了使人心烦、遭人咒骂外，还
能有什么好结果？四是中秋节、元宵节不给国人发免费月饼和元宵，
却给洋人发。这种妄博虚名的做法，受到国人众口一词的谴责。中国
人的节日，国人被冷落，受刺激，凭空添堵。再说洋人也未必领情─
─一是他们不过中秋节和元宵节；二是他们知道中国人反而没给发，
心里着实纳闷、不好受。

逢年过节，七处都按共产党的老套路，搞征稿活动和广播座谈，以强
制和诱惑双管齐下的手法，使在押人员公开“表明心迹”。对此，不
少人虽然心里腻味，但行动上却仍然配合。而我一直希望，大家能慢
慢明白，不合作其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你不敢当反抗的斗士，那也
未必就只能当自贱的奴才，可以不卑不亢地说几句，也可以打个哈哈
什么都不说么。不过，听着喇叭里传来的那些奴气四溢、曲意逢迎的
表态，我已经是同情多于作呕。这些在押人员不再是70年代前愚不可
及的小老百姓，他们自己明白，他们在说违心话。同时我听得出来，
他们的自我作贱，也迹近是一种表演，透出浓浓的应付和敷衍。我为
404室只写过一篇稿件，题目是《打架斗殴现象浅析》。由于既无阿
谀之辞，又公然对看守所“打击牢头狱霸”的主旨表达了异议，因而
未被采用。

那么，对于被关押者来说，七处的人和事是否只是令人反感，而从来
不获好评呢？应该说，并非如此。例如，保证供应凉水，招收工人替
代劳动号做饭、发饭，家中或朋友送、寄来的钱能按时发到收款人手
中等等，都能得到大伙的肯定。而有些看守和大夫更是受到普遍称
赞，如王大夫。称赞她的理由很根本，很朴素，四个字：把人当人。

附一：七处简图

半停车场北往滨
步河医
桥西西东院
44大挂两块牌子
号门南


律师楼北大门（铁门、武警）

武
警办公楼
楼
预预预
审审审
岗楼楼楼楼


内门


洗一区、二区（楼下）
衣五区（楼上）医
房管一区、二区放风区务
教室
室
在
押三区（楼下）管
人六区（楼上）教
员看三区放风区室
伙守自行车装配工棚
房室
四区（楼下）小
锅七区（楼上）食
炉堂
房铁栅栏

404室
四区放风区监视居住平房
高墙电网


附二：打架斗殴现象浅析
　
众所周知，牢头狱霸现象曾经是看守所监禁生活中的一种主要痼疾。
它是指监室中存在着不把人当人、称王称霸的个人或少数人团伙，心
存故意地侮辱人、欺负人、虐待人。牢头狱霸行为具有经常性、任意
性、野蛮性甚至残忍性，是一种得到纵容或变相纵容才能有恃无恐
地、长期维持的恶劣现象。现在，由于各项治理和打击措施的有力和
到位，在北京市看守所，此类现象虽时有偶发，但已不再具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目前，对正常监所秩序构成主要冲击和危害的典型不良现
象，乃是打架斗殴现象。

所谓打架斗殴，是指在押人员中两人互欧或多人参与的暴力打斗。它
的发生，多多少少属于事出有因，不象牢头狱霸常常无事生非、无端
发难。同时，打斗双方或多或少都有毛病，都不是善主。相对强的一
方固然恶性偏重，可怜之人亦必有可恨之处，不象牢头狱霸总是恃强
凌弱以恶压善。此外，打架斗殴现象还具有突发性，片刻之间，两人
就出人意料地滚成一团。最后，它还伏有升级隐患，吃亏一方力图寻
机报复，且往往提高强度。

打架斗殴发展成为一种比较突出的常见和多发现象，它的表层起因有
以下几种。一是互不服气、互相叫板。两个人好端端地在下棋，本来
是纹枰对坐的一种高雅手谈，由于互不服气，互相说对方棋臭，结果
拳打脚踢、鼻青脸肿。二是工于算计、占小便宜。一种是双方都是如
此，都想占对方便宜，日久积怨，一朝爆发；另一种是一方觉得另一
方太可恶，尽占便宜，于是忍无可忍，挥拳而起。三是心烦躁动、随
手而为。如起诉书来了，见措词严厉，凶多吉少，心理承受力便徒然
下降，连别人的正常唠叨都觉得无法忍受，因而抬手就打。四是玩笑
过度、恼羞成怒。相互之间扔个花生米，扔个蒜瓣，发展到扔片鞋，
再下去就怒而打斗。五是学习号不够公道，或处事简单粗暴。有些监
室内就发生过此类打斗事件。所有这些打架斗殴基本上都在一分钟之
内就迅速成形：先是一方或双方恶语伤人，导致恶言秽语升级、对立
情绪急剧升温，很快就血脉贲张、黑气上冲，进入自我失控态，于是
拳脚相加、乱揍一气。

打架斗殴的深层原因有如下几条。一是没有确立尊重别人人格的道德
基准。监室中粗话脏话张嘴就来，有辱人格的话语脱口而出，就充分
说明了这一条。二是没有确认尊重别人正当权益的基本理念。刻意占
别人便宜，尽量混得有“面”，决不当号内鼠辈等，均是明证。三是
虚荣过度，妄争脸面。四是崇尚暴力、习惯于暴力相向的劣根性作
祟。

毫无疑问，打架斗殴现象应当引起严重关注，并采取有力的对策加以
治理和遏制。一般说来，看守所的在押人员都是犯了官司进来的，都
有一本难念的经，都心烦。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说是良
知尽泯，都不能说丧失了起码的礼仪廉耻之心。因此，扬善抑恶，防
戒并用，从而形成弃暴从理和平共处的主流氛围、大大减少打架斗殴
现象，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具体说来，可以采取以下几条举措：

１、开展切实有效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在押人员确立骂人可耻、打人
　　违法的文明准则和法制观念。心中有了这样的准则和观念，有了
　　尊重人格尊重人的正当权益的道德基准，导致恶语伤人的粗话脏
　　话就难以出口，而表达体谅、宽容的消气话、暖心话就会自然流
　　露，而小心眼儿、算计别人也会大大减少。这样，怎么打得起
　　来？有些监室已经杜绝了打架斗殴现象，关键就在于这种文明心
　　态得到了确立。
２、多一点公道，给一点台阶。──这是指要求学习号为人处事要公
　　道，批评和纠正别人错失时，方法要得体，要多少给点台阶。
３、快速反应，及时制止。──这是指号内一旦突发打架斗殴，要迅
　　速加以制止，不能再让他们到水房去打个够。
４、分清是非主次，处罚公正严明。──对打架斗殴者，应当在分清
　　是非主次的基础上加以严肃批判，并进行公正的惩戒，达到使其
　　心服口服、真心悔改的目的。

（2000-05-11）

（此文于2000-05-13交给宋管教。）

从26节到37节，是有感而发、一气呵成的随想。2000年2月13日，年
初九，写下以下文字。

１、民主运动

是一个好名称。但在实践上，始终停留在少数人的运作层次上（除了
高潮爆发的短时期内，如89民运的50多天里），民运人士被称为“搞
民运的”，贬称为“吃民运饭的”。这就是说，“民运”被认同感较
差，难以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Ａ、敬而远之──对民运人士表示敬佩的人不算少，但一般都将他们
　　认作是超凡脱俗的，非常人之楷模，因此可敬不可近、可敬不可
　　学。
Ｂ、慎而远之──认为民运人士是具有一定献身精神的人，同时又觉
　　得不能真正把握好他们的动机，或因自身的利益关系而审慎行
　　事，因此稍闻即止，无交往之意。　　
Ｃ、漠而远之──对政治的传统冷漠；在其他领域中投入了过量的精
　　力；拜金主义等。因此连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广播都不
　　听，对搞政治的人漠而远之。　　
Ｄ、避而远之──认为民运人士也是政客，比共产党官僚好不了多
　　少。更有甚者，认为前者还不如后者，因而深具反感。　　

　　民主运动的难有起色，除了官方的打压、中伤和民众被传统理念
　　所束缚等原因外，“民运人士”欠缺民主资质是一个重要原因。
　　“入清扬浊”，从而改善民主运动之声望是一个办法。另行倡导
　　公民运动，传播新的政治理念，又是一个办法。

２、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明确无误地宣示：她的积极参与者不是想翻身做主人，而只
是想昂首做人。她的一般参与者也无须被称作“搞政治的”，而只是
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积极参与者所注重的，不是权力的追逐和
权谋的运用，不是以当“斗士”或“英雄”为急、为荣、为幸。一般
参与者也用不着离开原有谋生行当去为信念献身，他们完全可以立足
本业，通过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来实现自身价值，体现公民精神。茅
于轼、崔卫平、余杰等不认为自己是“民运人士”，别人也不认为他
们是，但是他们的公民行为是显然的，其意义不可低估。“过公民生
活”，是可以向最大多数国人提出的、恰当的和比较切合实际的要
求。“一部分人先过公民生活”，是可以向一部分国人提出的、虽有
风险但不能推卸的底线要求。因此可以预见，与民主运动的名实难副
相区别，公民运动有望成为千百万人的实践和运动。因为，一个人可
以不问政治，但他不可能不问做人；一个人可以莫谈国事，但他不可
能不谈人事。

《北京日报》无法与《南方周末》相比，但号里没有办法，只能见到
前者。然而，就是这份报纸看守所也极少给，自99年10月下旬至今，
大约总共才见了十来天的报纸。不过，说句公道话，《北京日报》也
不全是混话、屁话。1999年7月30日《北京文化杂议》栏中的“智慧
的生活”，更是一篇不错的好文章。

该文引用了一位外国记者的话和一位出版社编辑的感叹，点出了中国
的落后更在于思想的落后，精神的劣势。自然，作者不便进一步点
明，这是由于当权者在思想领域设置禁区所致，但读报的人不难明白
这一点。

那位外国记者皱着眉头对作者方刚说：“我在北京接受不到先进的信
息，买不到自己需要的书，过不了智慧的生活。”

一家学术出版社的编辑在饭桌上对作者感叹：本世纪人类最先进思想
家的伟大著作，因为许多原因中国还没有引进。他说：“我们许多学
者用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孜孜以求的课题，可能早已被西方学者推衍
到了顶峰。”北京一些学者到西方呆了几年回到中国，都不敢再搞学
术了，转而去做生意。“他们明白，这辈子再努力，也不可能在学术
上建树新的高峰，所以不如去做点实事。”

在中国，人们曾经在饭桌上也不敢讲真话。现在，饭桌上讲真话已比
较普遍，这是事实。接下去，要把饭桌上的真话变成报纸上和电视上
的真话──这一步做到了，何愁过不上智慧的生活？

中国人至今难以过上智慧的生活，这主要归罪于统治者，其次也与被
统治者的容忍有关。从整体上说，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一直赶不上物
质追求，且二者之间差距不小，这恐怕是中国落后于东欧、俄罗斯的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2000年2月29日记）

记得鲁迅说过，对中国人来说，只存在两个时代，一个是欲做奴隶而
不得的时代，另一个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我大体接受这个说法。换
句话说，中国人几千年来过的是没有人的尊严、没有人权可言的生
活。而这几千年中，主权却大体无恙，只有很少时段中国人当上了亡
国奴。因此，亦可以这样来概括：一种情形是有主权无人权，当家
奴；另一种情形是无主权无人权，当亡国奴。这两种情形当然有区
别，但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远远及不上有人权还是无人权的区别。有
人权，当为人；无人权，则为奴。在以人权理念为基石的现代文明看
来，一切漠视和践踏人权的主权都丧失了存在的理由，都应被尊重和
保障人权的主权所替代。

李鹏等人宣称主权高于人权，我看根本说不通。那些践踏人权的主权
是邪恶的，应当被埋葬，岂能高于人权？那些保障人权的主权是服务
于人权的，又怎么高于人权？

结论正相反：人权高于主权。

（2000年3月15日记）

英国ＢＢＣ采访者一问捅破窗户纸，而俄罗斯代总统普京亦是快人快
语，说，为什么不能加入北约？！条件只有一个，即北约须成为视俄
罗斯为平等伙伴的政治组织。我认为，俄国已成为民主国家，北约将
其视为平等伙伴，已没有原则上的困难。北约与联合国有一个本质的
区别：联合国是各类国家的“俱乐部”，而北约是民主国家的“俱乐
部”。对民主国家而言，她应当是、也只应是一个政治组织。当然，
俄罗斯加入北约还会遇到一些别的困难，但这是另一回事了。

在我看来，由于地球上还存在专制国家，还存在非要使这个世界“丰
富多彩”而执意保留下来的专制国家，北约应当还是一个军事组织。
她应当回击、制止专制统治者挑起战争的行为；她应当针对专制统治
者在其领地内大规模践踏人权的行为实行军事打击。不能对专制统治
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寄予太多的希望。不能对打着主权幌子践踏人
权的罪恶充耳不闻、视而不见。

北约应当开始考虑接纳俄罗斯，以使地球村中的专制势力更形狼狈和
孤单，更无所售其奸，从而更快地使全球成为一个民主化的、丰富多
彩的人类大家庭。专制制度当然还可以见到，不过是在“丰富多彩”
的博物馆里。

（2000年3月18日记）

台湾问题是因国共内战不彻底所造成的。当初共产党没能用武力“解
放”台湾，而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又一直拒不投降，因此50多年来，
在一个中国的版图内，一直存在两个国号，大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叫中华民国。在联合国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大陆没有收起自己
的国号；在联合国改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台湾也依然飘着青天白
日满地红的旗号。李登辉的“两国论”如果仅限于表达这个事实状
况，那就叫一句大实话。

历史的吊诡之处是：导致中共“解放”梦破灭的第一推动力，却是当
局的把兄弟──朝鲜的金日成政权。1950年6月25日，金日成冒天下
之大不韪，指挥军队越过三八线，全面突袭大韩民国，悍然发动了使
数百万人命丧黄泉的朝鲜战争。后来他被正义的联合国军打得抱头鼠
窜按下不表，后来他把同志加兄弟的大陆中国人深深地拖入战争泥潭
也按下不表，单说他的侵略行径立马就使美国朝野达成了高度共识，
杜鲁门政府迅速决策，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这一来，在金日成
的“统一”梦还是未定之数时，却先把中共的“统一”梦给彻底搅黄
了。台湾人民从此得以免受共产极权之苦，并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经
济奇迹”，创立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成功运行的民主政体。

不难明白，单单出于多年的隔离、隔绝，就可能导致双方感情疏远，
乃至毫无感情可言，更不必说双方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有着根本的分
歧。因此不必讳言，台湾的确存在台独力量，要求脱离中国而独立；
而且，大陆的制度多坚持一天，台独势力就多增长一分。然而，台湾
更存在统一力量，要求全中国统一于民主制度之下，象连战、宋楚
瑜、马英九常常表述的，他们的方针是一国良制，而不是一国两制。
至少到目前为止，这种力量不亚于台独力量。上述两种力量所抱持的
理念，与共产党的统一于专政旗号之下的主张都是格格不入的。大陆
官方口口声声说“统一”是最高利益，为了统一别的利益可以让位，
为了统一不惜一战。而我对此则深表怀疑：大陆当局真的那么渴求统
一？为了统一什么都可以谈，什么都好说，什么都好办？如果真是这
样，则中国统一何难之有？！因为，存在着无须开战就能统一的现实
途径，那就是大陆官方放弃专政制度、皈依民主制度。这么做，只是
既得利益集团失去额外多占的东西，失去早就该被废止的特权，却不
费一枪一弹不死一个老百姓就能实现和平统一。走这条民主、和平统
一之路，台独势力就被釜底抽薪，还搅得了局么？而两岸开战（即使
美国不帮台湾打），台湾被打烂了不算，大陆的京、津、沪、渝、穗
等亦将被夷为平地。以这种生灵涂炭、财富荡涤换来的统一，以这种
使中国人世代结仇、使中国国力大步倒退的办法换来的统一，怎能与
上述民主、和平统一相提并论？姑且认为大陆官方的确是想“统
一”，但它宁采专制武力统一，而拒绝民主和平统一，这就确凿无疑
地表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其既得利益才是最高利益，使他们获得既
得利益的现行制度才是最高利益。

现在，大陆官方开始赤裸裸地对台湾实行威逼：你想谈也罢不想谈也
罢不谈不行；依了我谈成则罢，不依我谈不成即战。这那里还是什么
和平谈判？分明是战争威胁、城下之盟。所幸的是，从全世界来看，
民主力量远较专制力量强大，因而专制势力一方面在威逼看上去比它
弱小的局部民主力量，另一方面又十分顾忌悬在它自己头上的、远比
它强大的全球民主力量。

因此，大陆官方不敢轻易玩火，十年八年海峡无战事也。

（2000年3月18日记）

读了朱鎔基的《答记者问》，我想，凡是经过基本民主启蒙的人，都
能明白：他所抱持的政治理念是何其落后与过时！

德国电视一台记者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点到了共和与民主的真谛。
他谈到在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度架构下，腐败问题能比较顺利地得
到解决。而朱鎔基则“看不出反腐败与一党执政和多党轮流执政之间
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腐败”。这真是无知加
拙辩。

权力趋于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一党执政下，腐败严重、广泛、
公然；反腐败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党政治下亦有腐败，但比较
轻微，并不广泛，绝不公然；反腐败卓有成效，能收遏制之功。

两种结果，孰优孰劣，早有定论。在专制制度下，赃官遍地，出几个
清官，有何鸟用？

150年前的中国，不能靠多几个清官来变弱为强；今天的中国，更不
能靠多几个清官来抑浊扬清。走向民有、民治、民享乃是自由之路，
富民之路，亦是强国之路。

或说朱鎔基肚里明白，是被迫装傻充愣。但我不太相信这一点。70多
岁的人了，如果动辄靠说违心话来过日子，还不如丢了那顶乌纱帽，
通通快快做几天真正的人！

从清官、贪官角度，可以就两种制度的不同写下这样两句话：

专制制度是贪官大量滋生、清官凤毛麟角的制度；民主制度是贪官甚
难得逞、清官稀松平常的制度。

（2000年3月19日记）

朱鎔基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篇标语口号式的、面面俱到的、说了
不少实话然又使图象畸变失真的官方文字。实质上仍是橡皮图章的人
代会不可能对其提出真正的批评性意见，除了一丁点儿无关宏旨的修
改外，可以说是“完全赞成”，所谓政协当然更是如此。

报告提到1999年“经济效益明显提高”。但为什么不给出数据？尤其
是，国有企业的工业效益是多少？非国有的工业效益是多少？公有的
效益是多少？私有的又是多少？这些数据是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结果的
不可或缺的要件。故意隐去不报，图像就畸变了。这是一种比较高明
的愚民手段，目的是将现行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缺陷藏匿，从而逃避
证伪。

国企三年“脱困”，不能说没有意义。但问题的紧要处不在这里。脱
困前，它的效益远远低于非国有；脱困后，将依然如此。凭什么要不
计代价地维持这种低效高耗的经济成分？意识形态的需要加特权利益
的需要就这样压倒经济学的明确结论、就可以和经济规律对着干吗？
既然国企、公企逮不着耗子或不善于逮耗子，它们就不是好猫，而只
是官方的宠物。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民族的将来，应当淘汰宠物。

还有所谓“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的成果”。在反腐败力度与腐败烈度根
本无法相比的情形下，在反腐败斗争以杯水车薪式的徒劳勉强维持的
情形下，说有“新的成果”，无异是一种自欺欺人。

在问题方面，与先前的所有政府工作报告一样，都只作轻描淡写，罗
列一些表层东西，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民怨沸腾、犯罪丛生只字不
提，当然更不会去提政府直接制造的言禁、报禁、党禁，因而国人的
基本自由受到践踏之事。

（2000年3月19日记）

今天，从303室调来了26岁的李济亭，他因协助运输十万元假币而被
判刑七年。李是河南省台前县候庙乡大李村人，他15岁结婚，16岁得
子，至今育有三男一女，最小的女孩是98年生的，二岁。他说，他家
乡还有14岁成亲，15岁育儿的，象他这种15岁成家的，一点儿也不稀
罕，是寻常事。照此推断，他32岁笃定抱孙子！而不少城里人，32岁
可能还没得子哩。此外，李济亭还告诉我，当地一户生育四胎及四胎
以上的，太普遍了。而城里人呢，绝大部分只生一胎。计划生育实践
中存在的这种“一头捏住，一头放开”的情形，有理由认为是全局性
的，它将导致中国的人口结构继续趋于不合理、不健康、不科学。在
官方大言不惭地自吹减缓了全球人口增长的鼓噪下，中华民族正在吞
咽共产党先前盲目鼓励生育决策的苦果，其严重性和危害性还远远没
有完全亮相。

（2000年3月20日记）

十年前，我在秦城监狱读到柏杨写的《中国史纲》，让我耳目一新。
今天，我读李敖的《中国性命研究》，似乎亦有同感。

李敖的名字和概况我早已知晓，但他的文章却是首次品味。我觉得，
直言不讳，见解独到，洋洋洒洒又要言不烦是李敖的特点。同时，我
还倾向于认为，在不少问题上，他的论点和论证基本上能站住脚。

在台湾专制时代，李敖坐过两次班房。所幸的是，曾被他不留一点情
面加以批判的国民党，居然经过痛苦的蜕变，成了一个在理念上、事
实上均认同人权、民主的现代政党，相应地，台湾也初步确立了与国
际社会接轨的民主制度。今日的台湾，已经没有政治犯、良心犯了。

如今，我坐在铺板上，膝头放着《中国性命研究》，以一个所有政治
犯都会具有的豁达心态，边读边想边记：

１、我倾向于赞成他对《易》的见解。不认同把“平易浅近”弄成
　　“高深微妙”。
２、在曲学阿世的文人和逃避现实的文人居大多数的年代，李敖的愤
　　世嫉俗完全是正当的。但他多少有点“亢”，有点不够宽容。例
　　如，琼瑶很可能不是故意逃避现实，而是生性偏好小故事，乐意
　　小世界而已。
３、李敖不信命，我亦然。宿命思想近乎奴才思想。
４、李敖以当“救多数人于永久”的志士仁人自许，以当“天下
　　士”、“千古之士”自许，而我却“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我
　　仅以当一个自尊的人、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非暴力不合作的公民
　　自许。
５、两千年来，独尊孔孟，近亲繁殖，中国人思想侏儒化；今天的共
　　产党独尊马列，控制思想，是千年悲剧的继续，于民族大不幸
　　也。
６、对性的看法，我也反对假道学。当然也不应杯水主义，艾滋成
　　灾。

（2000年3月23日记）

补记：李敖现在说台湾搞假民主，又不敢说大陆是真专制，谢泳先生
说“不读李敖”是很有说服力的。

（2004年4月30日）

在仍与当政者取合作态度的学者中间，吴敬琏不是那种曲学阿世、一
味认同与迎合权贵的人。当执政集团还在坚持计划经济，当吴树青等
“学者”还在大力论证计划经济优越于市场经济的时候，吴敬琏就力
主“市场化改革”，想方设法对当政者进行规劝、诱导和调教。当
然，无庸讳言，他是在对当政者的基本路线、基本原则不持公开异议
的前提下这么做的。

3月13日的《北京日报》上，吴先生发表了《我们的出路》一文。这
是一篇努力说实话、并且比较到位地说实话的好文章。与《政府工作
报告》等用很不到位的实话来扭曲真相的官方文字相比，显然不可同
日而语。在文中，他点出了困扰之所以存在的总的根源：在于效率低
下的国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而出路在于用市场机制去
消解特权，对国企“进行根本的改革和改组”，同时“大力促进非国
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明白人，他应该知道问题并没有点透。但
作为一个高级幕僚，他也知道不能再说下去了。

其实，再往前走一小步，就是困扰之所以存在的真正的总根源。这就
是：效率低下的公有企业却拥有占有稀缺资源的特权，并硬是不通过
公平竞争就厚着脸皮当主体。换句话说，官方所认定的“中国的基本
经济制度”存在内在的根本缺陷；而这个制度为所谓十四大、十五大
及宪法所确认，这种确认的依据是意识形态的公有制崇拜或公有制迷
误，再加上已经到手的巨大的制度性既得利益。出路在哪里？出路在
于取消公有制的特权地位，确立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庆
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个病根不除，中国永远成不了先进国家、发达
国家。

吴敬琏等人的主张，是削弱国有及公有制的特权地位。应当说，这很
可能有利于最终取消其特权地位。但也有可能不是这样。因为在渐进
过程中，与特权共命运的权力什么样的坏事、糟事都干得出来！已经
触目惊心的权力市场化、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等就是明证，而秦晖、
何清涟等学者也早已公开指出了这一点。

不过，我还是不想苛求吴敬琏。毕竟，他与吴树青之间的差别，不可
以道里计。在中国，多一些吴敬琏，要比多一些吴树青强多了。

（2000年3月24日记）

自共产党执政以来，教师的相对社会地位就落到了历史的最低点。以
“科教兴国”为最大任务的朱镕基政府上任两年多来，并没有改变这
一基本状况。

《北京日报》3月22日转载了《广州日报》的一篇报道。报道提到，
去年寒假前，中国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题组对辽宁省168所城乡
中小学的2,292名教师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约有五成的教师存在心
理障碍，高出正常人群心理障碍发生率30个百分点。尤其值得注意的
是，69%的被检测者有较强的自卑感。

自卑感这东西是既蒙不了自己又蒙不了人的一个指标，它真实地反应
了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低下程度。多年来，中国的农民，是自卑感最强
的一个群体；这些年来，蓝领工人的自卑感急剧增大（更不用说下岗
工人了）；1949年以来，教师一直不是共产特权的优惠对象，他们有
较强的自卑感亦不足为怪。这里让人痛恨不齿的，乃是官方的虚伪：
被他们口口声声称为国家主人、土地主人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人，却
是自卑感最强的人，而自谦地称作“公仆”的人，却是最富有自豪
感、最缺乏自卑感的人。虽然近十年来，公仆们在和大款相比时，也
泛起了酸酸的自卑感，不过，大款们中不少就是前公仆，此外，现在
的大款们也还不敢不和公仆们相互惠顾，一荣俱荣。

在受检测者中，被拖欠工资的农村教师达到30%.朱镕基的《政府工作
报告》引用了不少数据，但是，在谈到问题时从来就拒绝数据。这里
的69%和30%两个数据，是尤其万万用不得的。

（2000年3月26日记）

乔宗淮穿着官衣说官话，在今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上讳疾忌医，
矢口否认中国存在“受迫害”的人。眼下本人正坐在北京市看守所
404室铺板上，失去自由已十个多月，是一个地地道道受到政治迫害
的人，是一个因为两篇文章而受到文字狱迫害的人！而类似我这样的
政治犯、良心犯在中国又何止成百上千！他们都是因为行使人权，冲
击言禁、报禁、党禁而身陷囹圄。共产专政国家中如果不存在受迫害
的人，岂非天方夜谭？不信可以问问哈唯尔，问问索尔仁尼琴，问问
普京。不过，要迫害者当时就承认迫害了人，的确也是难事。文化大
革命中迫害人，当时不是叫做“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么？“6．4”血
腥屠城，不是叫做“平息暴乱”么？现在，当局迫害人，不是称作
“惩罚犯罪”么？从来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把“法轮功”打成邪教再加鎮压，就是一个最新最大的例证。在我看
来，“法轮功”是一种愚昧的善教，有权存在，可加批判。但是当局
出于维护特权的过敏，硬是生生地给它扣上邪教帽子，然后痛下杀
手。世界上的确存在邪教。那些邪教教派不仅在教义中敌视人类，而
且搞恐怖活动，组织集体自杀，甚至谋杀教徒。但是“法轮功”不具
备这些特征，怎么能愣将它对号入座？这分明是指鹿为马，蓄意迫
害。

至于有人练习法轮功走火入魔因而自杀，那是另一回事。据此根本不
能论定其是不是邪教。说死了1,400多人，我怀疑，姑且认为是。然
而我要说，谈恋爱怎么样？因失恋而自杀乃至杀人的何止成千上万？
读书怎么样？因读不好书而自杀的又何在少数？难道我们因此就要取
缔恋爱、取缔读书吗？显然不能得出这个结论么！

多行不义必自毙。任何政府侵犯人权、迫害国民均为天理人道所不
容，当然也为国际社会所不容。把搞迫害说成“内政”而拒绝批评，
不仅十分无耻，也决然长久不了。

（2000年3月27日记）

2000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辰花园别墅七号院”
案做出一审判决，并进行了公开宣判，以“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刘
春洋、张芳菁死缓和无期徒刑，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分别判处范少
峰、范培祥、冯军有期徒刑九年、九年、和八年。6月12日，冯军由
朝阳看守所解来404室，使我得以对此案的全貌和内幕有了第一手的
知晓和把握。

冯军今年25岁，毕业于长春建筑工程学院，大专文化，后去长白山当
了一名森林警察。1999年春天，他应表姐刘春洋的召唤，来京协助张
罗设在北辰花园别墅7号院的“高级俱乐部”。为了力求做到名副其
实，开张之前，他们还专门从泰国请来高级妓女，对他们招募来的
“小姐”进行严格培训，以便胜任为社会名流销魂的“高雅”任务。
从1999年3月18日到6月2日短短两个半月时间内，就有数以百计的权
贵富豪、明星大腕争相光顾7号院，荣幸地成为俱乐部的正式“会
员”。生意鼎盛时期的5月30日和5月31日两天，造访者高达80多人，
日创收五万元以上。

身高1.74米、服装模特儿出身的刘春洋深谙“美色对于男性是难以拒
绝的诱惑”这一人性弱点，做成了一把红红火火的高档皮肉生意。
1999年4月下旬的一天凌晨，邓朴方带着三位新加坡客人来到七号
院。邓坐在轮椅上，由随从抬上二楼，在客厅里与刘春洋、张芳菁聊
天，他的三位客人则入室接受小姐服务。由于是电话预约，“俱乐
部”特意留了六位小姐，给每位客人配备二位，名曰“双飞”。每位
小姐开价1,100元，双飞则是2,200元。按惯例，客人还要另给小姐和
服务人员小费。那天事毕后，冯军从邓的随从手里拿到小费500元。
邓小平的一位外甥，则是自己驾着白色大奔去接受小姐服务，冯军则
每次将他的皮鞋擦得锃亮。张芳菁的几位中南海“朋友”，也是自己
驾车前往，而且是晚上不去下午去。关系热络之后，张芳菁曾被邀去
中南海逗留。冯军说，他为之擦过皮鞋的还有昔日的篮坛巨人、年逾
70的电影明星和当今乐坛的走红歌手。同显贵家族和高级公仆一样，
这些人踏入七号院，也冒着不小的风险。因为，按他们的知名度，不
仅冯军认得出他们，其他“俱乐部工作人员”和小姐也都认得出他
们。然而，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下，他们对七号院趋之若鹜，不落人后
（出于宽容，我在这里隐去他们的名字）。作为门童、清洁员和避孕
套发送员，冯军对有些事是不可能知情的。例如，如何提高“俱乐
部”运行的安全系数，他一般并不与闻，他只记得刘春洋对他说过：
“朝阳分局已经摆平了，不用担心了。”

妈咪千虑，终有一失。1999年6月2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13处包围了
七号院。当时在别墅内的所有嫖客和妓女无一漏网，其中包括专程来
京汇报三峡库区工作的某省（四川省或湖北省）副局（厅）长和省政
府秘书长。他们的被抓，导致6月3号听取汇报的朱镕基和有关部委头
头白等了一上午。有个嫖客情急之下跳楼出逃，结果胯骨骨折，未能
如愿。冯军由于熟悉环境，在夜色的掩护下成功逃逸，然后找到当天
没去七号院的表姐，连夜奔走天津。第二天，两人坐火车急赴长春。
几天以后，再转移到吉林市。6月9日中午时分，在吉林市一家宾馆
内，他们被警方抓获。

冯军被递解来京后，关押在昌平县七里渠的13处拘留所。在号里，他
遇见了6月2日夜里被抓的几个人。一位是开着一家电脑公司的北京大
学硕士研究生，事发后被开除学籍。一位是北大方正集团的经理，被
劳教一年半。还有一位是西门子中国公司副总经理。更多的“会员”
则是6月2日以后赴七号院时被蹲守的警察捕获的。其中有刚从天津调
任来京的北京市某局副局长，北京市某区电力局负责人，59岁的燕山
石化公司党委负责人，私企大药商等等（他们的名字且一一隐去）。
当然，多数“会员”漏网了，其中包括每次去都要享用“八飞”，因
而一掷万金极尽奢靡的“黄哥”。还有些“会员”则是网不住的，如
前述邓小平的外甥，与一位姓王的哥们再去七号院时，被蹲守者好言
请其驾自己的白色大奔到“另一个地方说说清楚”。车子进了七里渠
13处拘留所，他勃然大怒，要过电话指名与13处处长通话，话毕驾车
扬长而去，姓王的则留下抵账，被处15天行政拘留。

当今中国，无论是上流社会，还是中下层社会，色情泛滥、暗娼遍地
已是不争的事实。只有正视“色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才能找
到较为可取的办法，用以矫治已然远不可取的现实。

还有一个大的人性弱点是：如果非份之财唾手可得，被追究查处又极
少可能，则试图攫取便成为难以抗拒的冲动。源于这一人性弱点，几
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官吏腐败是久治不愈的痼疾。从王朝初建到王朝
崩溃，其间的贪增现象，与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揭示的封闭系统熵增现
象一样，呈现铁定的规律性。有些出现过中兴的王朝，仅仅是打破了
贪增的单调性，而绝没有逃脱这一大趋势。几千年来，从皇帝到大
臣，从士大夫到平头百姓，在反贪肃贪上可没少想办法，没少下工
夫。从道德批判、道德自律到稽查督责、整肃吏治，从咒贪官、颂清
官到杀富济贫、揭竿而起，这些办法被坚持使用，重复使用，周期性
地使用，然而腐败愈演愈烈、终至无官不贪的大趋势却怎么也遏制不
了，消解不了。最后，在极个别清官的悲鸣之后，便响起了王朝覆亡
的丧钟。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不能说中国人不知道“财欲易于失控”这一人性弱点。但是，中国人
显然对该弱点正视不够，识之不透。理由是，外国人针对此弱点而专
门设计并行之有效的三条反腐防腐举措至今未能在中国得以确认和确
立。

举措之一是三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并相互制衡，这就
根绝了权力集于一身（个人或机构）的现象，使以权谋私的难度大大
增加了，并同时增大了被追究查处的可能。

举措之二是同人办报。民间有权自主地办报、办杂志、办广播、办电
视、办网络，这就使各级官吏被置于空前有效的监督之下，大大缩小
了逃避追究查处的空间。

举措之三是公正大选。自由、公正的大选，既能卓有成�